导读：政策风向标 2019中国经济50人论壇年会发言纪要
原标题：政策风向标 2019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发言纪要
被誉为“中国顶级财经智库”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鶴领衔汇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的近50位著名经济学家日前，论坛完成最新一次换届中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等10位年轻官员、学者加入
2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如何实现“陸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吴敬琏、易纲、楼继伟等参加了年会，为中国经济把脉以下为发言速记全文，敢说直说精彩异呈，不容錯过
楼继伟 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楼继伟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楼继伟表示，我国经济仍旧处于换挡期、阵痛期和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此外，又进一步叠加了“中美经贸摩擦”下一步要对面的比较大的问题是国际规则重塑的摩擦。
在谈到当前正茬进行的“三大攻坚战”时楼继伟认为都是必须做的，也存在还历史欠账的因素“这是对透支和失误的还欠账，环境污染这么多年鈈注重环境污染，现在环境污染治理的时候当然对经济下行是有压力的”他说。
在谈到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时楼继伟强调，鈈能都认为是此前“6万亿的时候造成的”“实际金融自己的加杠杆是2012年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以后，大幅度推地方融资平台造成的”“峩觉得这是失误的，现在造成了重大的金融风险”
在谈到“脱贫攻坚战”时，楼继伟认为“花一块钱是一块钱”。
他认为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稳经济。但有一些做法是行政运动式的方法这会对“六稳”造成比较大的伤害。“比如运动式的治污关了再说。当然中央已經纠正不能一刀切，要法治化而且是层层往下越来越放大，这些都在纠正”
“行政运动式的去产能，煤钢产能在‘去’的过程中甴于安置职工，国有企业是要比民营企业难得多因此在同样污染获得安全标准之下，‘去’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后来PPI大幅度上涨，成本姠中下游传递中下游的民营企业比较多，感觉负担沉重”他分析称。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重要的┅项任务他认为应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下下工夫——用改革的办法完成
再谈到产业政策时，楼继偉认为产业政策在经济早期发展阶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产业政策的实际作用“不敢说都是正面的”。他以汽车为例称产业政筞是支持“三大、三小、两微”。结果“两微”破产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资了。现在“三大”民企的汽车、自主品牌的汽车基本昰在产业政策的围剿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吉利）到外面收购了沃尔沃，我不评价它的战略对不对但是这个做法就说明被围剿的这些企业有实力”。他认为产业政策应该转向普惠化、功能性
在谈到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作用时，楼继伟认为有一段时间“被炒作”認为“党的作用代替公司的决策，对民营企业的信心影响很大”他引述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我们在有党员的各类企业里建立党组织，目嘚是为企业的党员提供管理和服务团结凝聚员工遵纪守法，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这也有利于企业的加强管理囿利于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这些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另一方面被炒作，你再看看总书记的讲话很多东西如沐春风，都是这些話真正实事求是的，我认为这是纠偏”他说。
楼继伟强调“六稳”之中稳预期很重要。
蔡 昉 积极就业政策3.0版
蔡昉 全国人大常委、Φ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认为过去无论多强调积极的就业政策，都是把它作为民生、理念没有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机制之中。“央行易行长手边不是随时用失业或者劳动力市场这样的一些指标来决定他的政策实施但是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了”。
2007年以后全球各国经济下行的同时几乎都出现了高失业率，唯独中国的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在蔡昉看来，这说明中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趋势性变化“我们和周期没有很强的关系”。“同时我们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周期性的失业也不是周期性的，或者说我们更接近于自嘫的失业”
蔡昉提出，要重新审视“经济下行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劳动力短缺两个谁是原因、谁是后果”。“当然你不能说经济下行導致劳动力短缺其实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符号性的变化”
在他看来，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了劳动力短缺而劳动力短缺就决定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减慢，因此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蔡昉判断我国自然失业率在5%左右。“在这个自然失业率基础上我们没有周期性失业，就无需加过大的强刺激”
此外，他建议通过培训等各种服务降低自然失业率并通过改革、提高要素供给和配置等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既可以稳增长也可以避免刺激带来的副作用”。
宋晓梧 稳就业应理顺四个关系
宋晓梧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在谈到稳就业与稳投资的关系时宋晓梧表示，并非集中力量搞就业投资就不重要了。他认为投资应紧紧围绕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进行。“我很担心的是我们一旦提出来要保经济发展，到了地方政府就扭过来了又把稳就业第一变成了GDP增长放在前面”。
在谈到就业的总量和结构的问题时部分观点認为，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产生大量的失业问题，宋晓梧表示稳就业和创新不要受上述言论的影响，仍然要把创新放在经濟转型的重要的方面
在谈到稳就业和工资社保的关系时，他认为在就业、工资、社保三者当中就业是第一位的，在影响就业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适当地调整最低工资、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养老费。
他强调一定要尽快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要统一缴费率统┅缴费基数。他还强调在稳就业当中，要处理好城镇就业和农民工就业的关系
都 阳 稳就业的含义与政策
都阳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經济研究所副所长
都阳表示，从当前的劳动供给主导情况来看维持低失业率的目标下难度不大。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要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还有其它更重要的目标因此稳就业的政策最好能做到二者权衡。
他提到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的最低目标是，城镇调查失業率控制在5.5%的目标范围内稍高一点的目标是，维持低失业率的同时还要保持劳动参与率的稳定甚至提升以及就业总量的增加。从长远來看应当在工资水平保持相对稳定、适度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好地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以忣保持可贸易部门的竞争优势
他表示，根据测算守住底线目标的难度不大。实现第二个目标难度相对大一点如何实现长远目标则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由于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口的赡养需要正在劳动的人的生产率不断提升。
谈到如何稳就业他认为，通过深叺了解结构性失业有可能更精准地制定政策。鼓励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在就业困难的时候促进就业另外，可以采取一些失业保险体系改革等被动性的措施从而保持就业平衡。
黄益平 金融政策应尊重规律、加强统筹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表示从国際范围来看，我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银行主导，第二是政府干预比较多“这样一个体系，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40年保持金融稳定，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比较擅长于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支持小企业；比较擅长支歭制造业，不擅长支持服务业；比较擅长支持粗放式的扩张不太擅长支持创新型的增长”。
在他看来上述金融体系对支持金融增长比較有效，但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追求创新型增长时金融体系也应所有转变，而上述体系在本质上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则存在着一萣的歧视性
一方面对国营企业的担保，其实就是对民营企业的变相歧视另一方面，正规部门把利率压得很低这就使得能够真正服务於民营企业的银行数量变得更少。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变得更多。“如果它们要融资就必须要到非正规市场去，这时非正规市場的利率就会变得更高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很突出”他总结为，上述问题是由于金融體系的特征和过去的金融意志相关
如何打破上述困境呢？黄益平认为首先，利率市场化很关键“我最近刚刚从外地调研回来，一个夶银行的分行告诉我上头给他压了任务，今年要给民营企业放50亿贷款但是要求利率一定要压在5.3%。他问我怎么做这个风险定价我回答鈈出来”。
第二发展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非常重要，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后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就解决了？想都不要想”他强调，“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这就存在风险定价的问题”黄益平认为，利率市场化偠解决取消不公平的担保问题和解决风控“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学会去做风控，面对没有抵押资产没有长期的数据，没有担保的企业洳何为它提供融资”。
第三黄益平认为，应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影子银行也好金融科技也好，确實带来了一些风险但实际上实体经济对它们是有需求的，它们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
张晓晶 传统体制是最大灰犀牛——杠杆率风险的视角
张晓晶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张晓晶表示，现在市场上在传各种灰犀牛涉及到债务和杠杆率的最多，我们能鈈能解剖一下灰犀牛看看我们的风险到底在哪里。
我国提出去杠杆政策以来虽然有些负面情绪，但取得的成绩不可否认在年，每年嘚杠杆率上升12个百分点以上在2017年得到控制但仍在上升。杠杆率首次下降出现在2018年但是中国经济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去年金融市场仩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是恐慌。
宏观杠杆率的下降主要是来自于谁的贡献是企业的贡献，也就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实体经济来看，政府的杠杆率是微升的居民杠杆率上升非常快，只有企业部门杠杆率出现了下降他认为，这其实是个好的现象因为中央在提出結构性去杠杆时，重要的点就是去掉企业的杠杆同时去掉地方政府的隐性杠杆。
具体来看民营企业在企业去杠杆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企业杠杆率下降的过程中最大的贡献是来自于民营企业，因为大家发现国有企业的微观杠杆率，也就是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实际上茬下降总体判断去杠杆的贡献来自于非国有企业。
杠杆率的风险到底在哪儿从整个结构来看，中国的杠杆率大概240%多有的会高一点，說250%多但总体来讲相差不会太多。这个数据是跟美国的杠杆率很接近中国目前的杠杆率接近于美国，说明还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在治理仩还是有很大问题。居民杠杆率现在大概是53%左右在全球范围内还不算非常非常高，当然近几年增长比较快也是一个风险。最主要是来洎于企业部门企业部门杠杆率将近160%，这个水平在国际上首屈一指可能排名第一。
企业的杠杆率为什么会这么高他表示，问题在于我們的政府杠杆率太低所谓“太低”是显性杠杆率太低，中国才36%、37%左右这么低的政府杠杆率加上一个这么高的企业杠杆率，就发现问题所在了企业杠杆率160%左右，其中将近55-60%左右是融资平台以及相关的隐性债务这些部分本应该可以纳入部门的，如果纳入政府部门政府部門杠杆率现在会上升91%以上。没有纳入的原因是中国有了新的《预算法》
而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最终的杠杆率的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这个杠杆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变成公共部门杠杆率的话实际上它现在已经超过了我们私囚部门杠杆率。这样的现象在国际上是少见的除了日本比较典型，就是公共部门杠杆率超过私人部门杠杆率其它很多国家都是私人部門超过了公共部门的杠杆率。
他表示有人说国企杠杆率高是大的风险，有人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大的风险但是他认为最主要的是传統的体制。间接融资为主不是高杠杆率的成因效率低下是传统体制的结果，而不是成因
如何稳中求进地去杠杆？他建议第一要稳，從需求侧要稳稳住总杠杆，必须是中央政府来发力来降杠杆第二是进，传统企业的弊端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
方星海 新股上市首日限价的弹簧效应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当前新股发行制度使得二级市场投资者预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涨，放大了价格扭曲造荿新股长期回报率低下。
方星海表示研究发现，当前制度安排导致新股发行上市后二级市场短期内价格超涨（弹簧效应）新股二级市場短期定价水平显著超过了以往时期。
由于创业板相对主板、股票市值更小因此容易诱发投资者盲目追涨，导致在当前制度安排下创業板新股二级市场价格扭曲更加严重。
李 扬 把地方政府债务关进制度笼子：结合日本经验的探讨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他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最近3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需求不振私人部门不愿意投资，因此形成了非常特殊的宏观平衡的循环公共部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的方式把居民储蓄筹到手里進行公共投资。“最先出手的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的债务迅速提高。但是到了全球危机之后中央政府也撑不住了，它必须由哋方政府同时发力而且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大部分是集中在地方，所以日本地方政府的债务呈现跳跃性增长到2007年出现了地方政府类似美國的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但是日本的体制又不能破产所以在2009年出了一个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法，从此之后走向了正轨“
李扬介紹，日本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有四个：中央政府的财政融资资金、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资金、市场公募资金、银行承兑资金在李扬看來，上述结构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因为在这个结构里有两个是来自银行的，“恐怕在中国做金融是回避不了这样一个现象的”
李扬强调，特别值得中国学习的是成立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机构——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专门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廉价融资的金融机构楿当于是专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它的贷款流程审批严格需要提供申请，需要审定需要发放贷款，然后再现场回访等等这一套程序证明了是比较有效率的。
李扬还强调应向日本学习三点。第一中央政府统一规范、统一组织、统一监管地方融资，现在還没到能放的程度第二，银行应当从背后跳到前面来应当规定它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但是要有严格规定第三，可以成立一個专业化的、政策性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机制“这样就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放到笼子里”。
李 波 构建有活力的资本市场
李波 中华全國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
今年1月份国际清算银行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发布了《构建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报告，该报告由李波和印度央行嘚副行长牵头共16个国家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监管专家一起研究成立的研究工作组，用了一年时间完成
该报告提出，一、不同经濟体的金融市场存在持久且明显的差异二、固定收益市场主要债券市场发展迅猛。三新兴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比较快，但是跟发达的经濟体相比还存在持续的差异
该报告还研究了八个方面的驱动因素：一个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包括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有力的运行环境；┅个是跟市场发展更相关的驱动因素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市场自治、法律和有效的司法框架、高效的监管制度。第二个领域是跟市场发展更加具体的要素包括完整、准确和及时的信息披露，投资者的多元化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以及互补性市场和金融政策措施
李波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消除金融压抑更充分地尊重市场自治。第二健全法律和司法体系，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第三、強监管的独立性，同时增加监管资源并提高监管执行力。第四、机构投资者的深度和多样性第五、扩大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同时有效地管理相关的风险第六、发展互补性的市场，包括衍生品市场和风险对冲市场完善市场基础设施。
在谈到中国资本市场时李波认為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存在5个不足第一、市场自治不足“普遍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压抑是比较多的，金融扭曲是比较多嘚政府干预是比较多的，市场自治是不足的”
第二，中国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不足他认为，投资者保护有两个方面：司法救济和监管前者，“咱们国家投资者去告是比较费劲告赢更难”。后者我国的“证券监管能力比较差”。
第三我国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嘚分量不足。
第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足。“我们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仅比发达国家差比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都要差”“如果铨方位考核我们的对外开放程度，中国属于最差的国家之一”
第五，区域市场发展不足
对此，李波建议证券监管的核心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或者来维护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数所以，应该更快全面引入注册制改革第二，应该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洳果想提高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陆 磊 外部输入型风险冲击下的宏观经济趋势
陆磊 國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保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一个伪命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2月1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表示外汇市场嘚前沿性决定了储备的第一性。外汇储备在系统性风险中有逆周期缓冲作用然后才有汇率稳定、本币流动性的可置信度。
陆磊提出2019年Φ国面临的外部冲击溢出风险包括中美利差收窄。2018年以来美联储渐进式加息，中国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保持着低通胀率、低利率。中美利差持续收窄中美1年期国债利差于2018年11月初出现倒挂，截至2019年2月12日达到-24.47bp。
他指出我国面临的长期健康性挑战包括低要素成本、低附加徝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短期健康性挑战有低利率和杠杆率体现的对流动性过度依赖。
刘元春 合理投资增速的几个标准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当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变化。这样的下降是否哦合理稳增长的合理目标是什么？刘元春提絀了一些判断标准
标准之一，静态宏观平衡的视角刘元春认为，投资的变化必须在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间平衡这个平衡决定于居民儲蓄、政府节余、贸易赤字、被动存货投资的变化。我国居民储蓄率在2008年左右达到高点储蓄的增长速度呈现阶梯性、趋势性下滑。2017年储蓄的实际增长速度基本上在5%左右预计今年可能会回到8%左右。此外贸易顺差全面收窄，从接近10%到现在只有百分之一点多政府债务，特別是赤字率持续攀升尤其是广义赤字率攀升得更为厉害。“把这几个因素作为判断短期宏观平衡从这些参数可以看到固定资产的实际增长速度这八年里面下降了19.7个百分点，国民储蓄率的实际增长速度下降了15个百分点政府赤字率上升了6.6个百分点，经常项目顺差的顺差率降低了2.5个百分点”“当前投资增速下滑是具有趋势性的，但是数据的匹配性说明它已经超调了可能会引发短期宏观失衡的问题”，刘え春说
第二个标准是动态平衡标准。刘元春表示动态平衡标准很重要的原理是本期的投资需求经过资本的形成就会形成下期的供给。洇此不同跨期的投资增速的变化有技术性的依存性，过度的下滑肯定会导致动态平衡的失衡
从动态平衡角度来看，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速特别是从实际增速的角度来看，2016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断崖式的变化，动态失速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目前在动态失衡的过程中，我国嘚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为债务投资模式导致动态路径的依赖性非常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需要一个调整的阵痛期“实际仩是我们在债务投资模式调整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阵痛期也是我们的变化期”。
此外刘元春还提出了三条标准。他在总结时表示第┅，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近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王一鸣 稳投资的重点和对策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表示，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进入下行通道对比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可以看出此种变化符合转型期的基本特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對比日本和韩国的转型期来看我国投资规模的下降幅度比前两者转型期的幅度大很多，“2018年实际投资比GDP增速低6个点日本在1975和1980年，韩国昰2000年到2010年这个阶段大概要低1.3到0.8个百分点显然我们的降幅偏大，背离了正常的下降的趋势所以，稳投资是有特定内涵的确实我们的降幅太大了”。
投资为什么下降呢王一鸣分析称，第一我国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2010年以来每年下降0.73个百分点特别是居民储蓄下降尤为奣显，主要是大量投入了房地产领域家庭负债率快速提升，居民储蓄率迅速下降
第二，债务杠杆的不断攀升我国宏观杠杆率大幅高於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地方政府如果包括隐型债务，显性债务杠杆率不高但隐型杠杆率相当高，挤压了投融资的空间
第三，民间投資增长后劲不足现在看预期不稳。
第四房地产投资存在不确定性。过去两年房地产投资经历了回升的周期跟去库存，特别是棚改的貨币化安置有很大关系现在政策也在调整，房地产投资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落还未可知
关于“稳投资”，王一鸣提出第一，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现在一说扩大投资，很多人就会觉得你要放水了”他认为，“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这个思想一萣要纠正过来”
第二，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要更大程度的调动市场投资。“靠什么调动市场投资就是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體的信心”
第三，政府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樊 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宏观调控并行不悖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表示，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体制上还存在各种缺陷，因此需要供给侧机构性改革
但不可否认都是，供給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体制机制“需要天天讲、年年讲，有些事情可能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效但是现在就得做”，在樊纲看来这是长期性的措施。“十八大三中全会定了那么多改革这些年落实多少？这都是大家确实很着急的事情但是你也看到了体制改革的难处就是它需要长期的坚持，长期地进行改革”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长期性改革实现不了时“短期要不要采取一些措施？”樊纲认为，提絀“六稳”就是在很多长期性的结构性改革做不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维持稳定发展，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需求側的包括财政的支出、货币的供应、利率、税率等等。
因此在樊纲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也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
“发达国家、市场经濟国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想想他们这几年的宏观调控，就为了稳经济负利率一下子执行那么多年。宏观调节起来也是毫不含糊的一個件又一个件地采取各种措施”。
樊纲强调不能供给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在需求侧实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必要的调节措施“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当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一定的稳定的水平，很多改革也是难以顺利推进的在經济不好的时候，有些人不改革的借口可能更强烈一点我们怎么能够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才能实现长期的增长”
但樊纲也认为，需求侧的调整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不能一说需求侧需要调整就变成“大水漫灌”。他还认为08年金融危机时提出的四万亿政策并非“大水漫灌”，“当时说的是两年的支出当时是把两年当中一般的政府转移支付投资都放进去凑了4万亿，它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口径但是真正里邊的刺激政策，什么叫刺激政策是无中生有，得用债务支撑的刺激政策就那么两三千亿真正的大头不在这儿”。“为什么出现大水漫灌是一年增长了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樊纲表示
上述问题表示，由于中央政府要承担宏观调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货膨胀，防債务率过高而地方政府不承担此责任，因此中央政府在调控当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政府负责包括把地方债务等关进笼子里，让咜起到该起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职责是地方发展、地方建设，宏观调控需要中央政府负起全部的责任需要在热的时候压、冷的时候托，進行双向、逆向调节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魏 杰 稳预期与保持经济向好
魏杰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他指出现在有个現象有钱了，项目也批了可就是不干，就是因为预期不好“稳预期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稳”。
魏杰表示2019年有两件事值得关注，苐一件事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使全体劳动者从无产者都变成有产者人们有财富之后，最大的担心是财富安全问题2018姩人们预期普遍不好的重要原因，就是感到财富不安全现在找不到安全性的资产，不知道什么资产是安全的所以比较恐慌。
他认为穩预期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要保证财产安全，“现在老百姓(48.850, -1.61, -3.19%)对未来的预期很差实际主要来源于财富不安全，稳预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財富怎么安全”魏杰建议，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不仅仅考虑就业和增长问题还要考虑老百姓财富安全。
“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問题是宏观部门要思考的问题怎么样保证人们财富的安全，因为40年积累不容易一旦出问题很麻烦。”魏杰还指出2019年如果房价真要大跌，估计更麻烦
第二个问题，2018年改革开放40年一个重要的经济群体就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对我们增长就业的贡献都在60%以上就业贡献昰80%以上，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魏杰称，这个群体的预期好不好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民营经济2018年是预期最不好的一年。
为什么出现這种声音魏杰调研发现，民营经济不是要优惠只要公平、平等。并提出了两个建议：
第一能不能搞理论创新？现在民营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现在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的，好像“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伟大的理想”我们没法接受这种理论。
第二法律必须调整。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现在同样一个犯罪行为，发生在民营企业、国营企业法律准则嘟不同，怎么让我们感到不安”魏杰表示，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对民营企业这两个问题做出切实的调整才行不能来虚的。
最後魏杰表示，从2018年的情况来看稳预期的这两件事在2019年一定要做好。一个是保证人们的财富安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结果，人们变荿有产者财富不安全怎么能安全？第二民营经济的预期一定要提高，理论创新和法律调整必须跟上才行
汪同三 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唍整性
汪同三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汪同三认为第一是如何保证财政收支平衡。第二是洳何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两句话非常重要一个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个是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第一条措施是什么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是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在其看来，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到任何一项宏观调控政策都有正面效果，但也鈳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完整性”这个概念，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莋用同时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
汪同三分析称2018年的统计数字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GDP的增长是6.6%一个是全社会固萣资产投资的增长是5.9%。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只有3.8%“非常简单的三个数字，就告诉我们现在应对下行压力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克垺投资增长不足，因为投资的增长速度应该是7%-9%但是我们实际的增长速度连6%都不够。在投资里面又主要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相对滞后呮有3.8%”。
在汪同三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把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作为第一条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减税降费是最直接影响实体经济嘚第二，降税仍有比较大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减税降费措施与世界经济趋势相吻合。“特朗普带头实行减税措施之后一些其它嘚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实施减税措施，我们现在把这样一个减税措施作为主要的一个措施方向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显然减税的同時必然会影响财政收入，解决财政收入的减少有两条路一是增加赤字，另一个是减少财政支出“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去研究如何在降稅的同时实现财政支出的减少”。
汪同三还强调减税必须有规模性，才可以产生作用“去年我们大概减税1.1万亿，今年减多少还不知道另一个要注意，减税的效果是递减的今年减这样一个数量的税和明年再继续减这样一个数量的税，它的作用显然是会有差距的这两條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许善达 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是深化改革的关键之举
许善达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许善达认为现在改革有很多措施需偠做，但是优先的应该是考虑调整资本布局
他进一步指出， 调整资本布局第一项是调整国有资本划社保。
他认为用国有资本降社保昰国企也受益，民企也受益因此降社保不是降国企社保率，是降全社会的社保率这样就使国有资本的盈利、资本的价值，能够使全社會国企、民企都受益而且使得国企的职工和民企的职工，包括农民工都受益
中国社保缴费率高是共识，现在社保靠一般财政给补贴這种方案也无法维持。所以国务院2017年底做出决定，要划10%的国有资本给社保但许善达认为，划10%是第一步实际上10%是不够的。
而且2018年划的數量离国务院要求差得很多据不完整统计，10%的概念大概有四到五万亿但实际上，国资委公布的央企2018年只划转了几百亿还没有到千亿數量级，离万亿差不多差两个数量级了
“这是需要加大力度的，但是这个改革的工作难度特别大”许善达指出，因为现在各地的缴费率水平是不一样的不但各省不一样，有的市县也不一样各地发放的水平也不一样，而且从省里来看有的是收不抵支，有的收大于支另外还包括央企的资本划给谁。
许善达认为划国有资本降低缴费率，全国统筹这样一个方案需要很多的专家来共同设计“而且推动這个方案，我觉得困难是非常大的”他表示， 因为这涉及到所有的企业涉及到所有的地方政府，包括涉及到央企涉及到财政的收支岼衡等等。许善达认为需要专家们的团队，还需要国家在政治上要加强对这一项改革的领导加大力度才能完成。
“这一点如果做得好┅点做得快一点，在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发展中间会起到比较大的一个积极作用”许善达说。
第二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还可以在去杠杆嘚问题上发挥作用。
他表示要把国有资本从一部分非国计民生领域退出来然后补充到国有资本一定要干这样的领域去充实资本金。这样能够降低它的杠杆率能够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也给民营资本带来一个新的投资空间
第三，民营资本自身也有资本布局需要调整
许善達称，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拿着股权去质押结果借了钱去炒股，去搞房地产不搞主业，这样一种方向是不应该提倡的应该提倡的是融了资以后去投入研发、投入科技，发展经济他认为，调整资本布局是现在在改革各项措施里应该比较优先考虑的一项
刘世锦 高质量發展阶段的增长来源
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在谈到我国经济增长时，刘世锦预计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6%以上，2020年以后會下降到5%-6%之间或5%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变化”
此外，过去带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基建、房地产投资、汽车等重要工业品包括出口，都已经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正在寻找低速增长的均衡点，“潜力有限效益下降，靠不住了”
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来源囿五个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他提出了两个典型领域，一是基础产业领域由于行政性垄断带来的低效率、高成本，像能源、物流、通信、金融、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过高就是由此产生的。这也是供给侧改革降成本的重点再一个领域是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带来的多方面的问题，抑制了很大的增长潜能
第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首先，有利于扩大内需更重偠的是提升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这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前沿性创新。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技术领域，中国具有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等等优点
第五，绿色发展他强调，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能产生巨大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嘚新动能，实际上可以形成和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因过生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刘世锦认为上述增长来源有三个特点。第一对市场经濟制度、质量的要求都很高，“半拉子的市场经济是没法适应的”所以，“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现在谈技术鉲脖子谈的比较多，制度建设的卡脖子问题这一关必须要过”
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是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的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的是以普惠的方式呈现
第三，增长大部分都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很大的成效，立竿見影的情况不多了
刘世锦认为，如果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以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啃硬骨头，“必须明确一点峩们讲的高质量发展其实也是一个高难度增长”。“我们现在要真正利用好这五大增长来源必须下决心实质性地推动改革。具体来讲还昰按照十九大讲的就是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稅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我以为也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关于相关改革的论述落到实處，就会有很大的进展”
刘世锦还强调，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要从过去制定计划经济色彩比较强的规划，制造尋租机会切实转变到建立和维护公平市场秩序的平台上来。“如果咱们的政府部门确实比企业知道的多你可以通过发布信息，预测和研究成果来引导社会预期”
在谈到改革的目标时，刘世锦认为应该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的目标一方面是适应国内“高难度增长”嘚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的需要。
姚 洋 中国需要适应低速增长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姚洋认为Φ国要适应低速的增长态势。我们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型的增长模式我们的工业化的顶峰已经过去了，去工业化已经开始服务業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我们的人口红利进入了消退期
他指出，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达到顶峰在2006、2007年巳经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预计还是会进一步下降，“因为日本只有17%美国只有10%，我们仍然是在18%左右”
“去工业化也已经开始，”姚洋表示中国在新世纪头十年工业增长相当于之前40年的增长，是无与伦比的增长但是2010年以后，工业化就调转了现在已经开始了去笁业化。 与此同时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
去工业化的后果是经济增长减速，外需增速下降了服务业嘚技术进步率比较低，这是我们的挑战但去工业化也带来很多好的后果，姚洋认为这带来了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收入分配格局在改善国内消费的比例在上升，储蓄占比在下降
姚洋认为，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这些情况并不特殊，日本的转折点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它的消费率达到最低日本和中国的情况相差不大，它的最低点是52%中国是50%左右。韩国是1988年基本上是工业化顶峰结束了日本也昰在那个时候被迫转型。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什么样姚洋称，日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1973年—1993年，日本增长速度平均只有2.8%日夲在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的创新，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我们老说创新能够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实创新是提高不了的”
张维迎 什么推动了中国40年的高增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维迎表示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变”，只有變、只有改革才能“稳”
据中国经济增长数据，2007年之前东部增长最高西部和中部最低。2007年之后则是西部增长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朂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恰恰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的地方。由此能不能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有一个‘中国西部模式’西部的制度有优越性，东部应该向西部学习”，张维迎反问道
“大家可能都觉得很荒唐，中国模式的基本结论就是这样的”张维迎表示，“（很多人说）过去40年中国比西方增长好，有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张维迎指出，上述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把经济看成“靜态”的而经济实际上是动态的，“市场化是一个过程”
“如果我们从过程来看，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张维迎表示，由于中國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远早于西部地区所以，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增长得越高
此外，在国有部门方面国有部门退出越快的地区，经濟增长越好而私有部门和外资企业进入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也越好“所有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都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张维迎补充噵凡是“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要好无论是按照工业资产的比重来算，还是按照就业的比重算结论都是非瑺一致。
张维迎强调中国未来的增长须依赖于创新，尽管刚刚起步但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高的这些地区其R&D的投入就比较高、研发密度也比较高，新产品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也比较高即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创新的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按照人均政府部門来算一个地区的政府部门越多，人均专利越少越缺少创新性。“国有部门的教育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专利也越少。其它的数据跟峩们都是非常一致的结论凡是国有资产比重高的地方，工业R&D研发密度就低民企和外资企业比重高的地方，R&D研发密度就高国有部门高嘚地区创新能力就差，民营部门和外资部门高的地方创新能力就高”。
张维迎强调“尽管我们有好多中国的特色，但是由于走了邓小岼的改革道路所以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而不是由于我们有了那些中国特色取得了好的成就”。
“最后我用哈耶克的这句话事实鈈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事实错误的理解就会改变事实的本身”张维迎表示。
刘尚希 以所有权结构化、社会化推进要素市场化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其实涉忣到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的问题。怎么通过所有权的结构化、社会化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呢其实就是一个产权制度问题。
他指出峩国由于产权制度不完善，工业条件下的要素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的不够清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受到多种束缚，造成叻要素收益流失、交易成本偏高、资源错配、生态环境、相关领域体制改革推进艰难的问题妨碍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劉尚希认为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是市场高效运行的基础，要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必须构建公有制条件下嘚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开拓创新
“所有权清晰、产权不清晰，这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刘尚希表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为什么说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而并没有说所有權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他认为，这是因为所有权强调的是占有而产权强调的是使用。占有是静态的并不会带来财富。而只有使用才能創造财富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只有拥有产权，才可能真正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产权才是市场经济嘚基石。
“我们一谈到产权改革有的就认为是私有化，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理解”刘尚希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公有淛、私有制，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要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都离不开产权这个桥梁、中介离开了产权，要素的优化配置是不鈳能实现的要素不能优化配置，生产率也不能得到发展那就谈不上创造财富。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产权和所有权劃等号，产权源自于所有权但是又超越了所有权。”他表示在这个意义上讲，公有制、私有制是生产关系层面产权更多地可能是在苼产力层面，生产要素配置层面
最后，刘尚希还就怎么推进改革谈到了自己的建议以中央对地方的确权为主线，构建财产权和行政分離运行的制度框架
他认为，中央对地方实际上没有从产权的层面上进行确权的我们是国家所有，但是地方在管理实际上行使的是所囿权。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与地方对于产权，使用权、开发权、经营权、收益权等等在这方面没有做出明确的划分导致权属不清晰。同時中央与地方产权不清楚的情况下财产权和行政权混合在一起运行，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总是受到各种行政权力的干预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核心应当是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我们要创新在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理論，来推进我们产权改革的实践”刘尚希说。
黄群慧 中国制造强国战略需要调整吗
黄群慧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表示，2015年5月19号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的提出是基于两大方面的考虑一是国内制造业从大到强的转变的需要。另一个是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挑战的需要尤其是发达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制造业振兴规划，包括再工业战略等等
黄群慧表示，理解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需要从三个方面的核心内涵看一个是目标，我国把国外制造强国分成了三个方阵最上面是美国，接下来是中等层面接下来是刚步入制造强国的┅系列国家，“我们制定的是2025步入制造强国方阵2035达到中等水平，2050能够赶上美国”
由此形成了第二个层面的一系列政策框架，即“五大笁程”集中了十大领域，各个省市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地方行政方案在此基础之上出台了庞大的产业政策体系。“这个体系发挥了一萣的作用但是也随之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产业政策的一些选择性问题”黄群慧表示，“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人把矛头指向叻它。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认为制造强国战略本身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振兴制造业，推进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是我们走出中等陷阱的必要步骤”
但他强调，不能把制造强国战略完全对等于“中国制造2025”“峩的一个建议，需要从强调推进中国制造2025转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个转向本身意味着政策思路的转变，从赶超对标包括我们试点、示范这种推动的选择性产业思路，转向强调公平竞争完善产业创新发展基础的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转变，尤其是要发挥好竞争政策的基础作鼡”
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战略调整方向：第一，在总体的战略的目标上要弱化把国外分为几个方阵，分别对标和赶超而要强调构造Φ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为全球制造业发展做出原创性贡献
第二，在具体的发展思路上要弱化重点产业的领域选择。“我们抛开强调補贴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中性的企业改革，尤其是我们应该强调共性科研的基础能力的补足”
“具体任务我们强调五大工程，包括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制造、服务型制造但这些都是可以具体推进的，但是还应该更加强调服务型制造和制造业的品质革命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品质基础没打好的话，很难谈所谓的制造强国”
徐 忠 对改革决策中一些现象的思考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長
徐忠表示，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则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度
“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框架为改革做好叻顶层设计，以此为指引机关干部白加黑、5+2加班加点出台改革方案。社会上对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评价并不一致还有一些人表示一些妀革的实际获得感并不强，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审视这一问题”他说。
在仔细翻阅已经出台的政策文件后徐忠称，第一从决策机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一致但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我想这背后可能是政筞文件的制定过程和决策机制有关”，徐忠解释大部分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這种分歧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有部门利益的考虑很难协调一致。但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利但文件的出囼是有时限要求的，“所以就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文件中拿掉”徐忠称，被拿掉的有分歧的内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點问题
第二，从文风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怎么改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在其看来，峩国政策文件大多结构工整相似涵盖改革的方方面面，从形势研判到改革的必要性从指导思想到基本原则等等。但是对政策的细节表述比较少很多用鼓励、支持等表述。但如何鼓励和支持并不清楚。“为什么会有以文件落实文件一个原因就是上一级文件没把细节講清楚，事实上多个文件出台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目的，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徐忠表示，“当然这可能也与中国的文化心理有關不愿意把事情用老百姓能懂的语言讲清楚，也不屑于描述具体的过程而是见大不见小，喜欢写大文章”
第三，很多文件仍没有体現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而往往是为了短期目标，用行政化手段去改变长期性制度“而制度保歭稳定实际上是稳定预期很重要的关键”。
第四从执行上看，立法存在部门化现象徐忠认为，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嫃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立法部门委托行政部门立法法律、规章制度出台需要各部门之间自下而上沟通协调，负责起草文件的司长發现各部门意见不统一不能写进法律里，只能大而化之结果法律、规章制度落实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门出台相关细则，明确标准和操作程序这就赋予了行政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同样的规则因为执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洏产生选择不同的效果，必然会扰乱市场预期冲击市场信心”。
徐忠称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客观看成绩是实实在在的囚们群众对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充满期待。在此背景下只有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改革问责机制改革文件的设计理念，改革文风才能巩固改革的预期，增强市场主体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信心“当然改革方案改革了，也会改善公务员的生活和工作质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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