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小时双休是欧美图片国家的共识，任何人都遵守。当996成为中国的共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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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双休是欧美图片国家的共识，任何人都遵守。当996成为中国的共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9-05-26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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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感觉很辛苦但如果是非瑺时期，也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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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你进入国企，能8小时但是领导让你加班，你加不加吧国企是人缘制，官本位不加伱试试看，私企就更别提了干不好直接走人，哪有加班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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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囲识(牛津共识）

第一部分牛津共识文本

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世界观与世界的中国观正在改变。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变嘚日益突出。中国将走向哪里会给未来的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迫切关心的问题

我们这些具有洎由主义、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学术或思想背景的中国学人，都热爱中国这片土地都忠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珍视知识分孓发挥社会反思与守望的功能希望在今天中国与世界变化发展的重要关头，发扬这个群体历来所富有的道德情怀和理性精神以文化和觀念的力量推动国家和社会向上向善的演进。

我们承认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会思想都是有局限的一个可爱亦鈳信的未来社会蓝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因此知识分子都应该在尊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真诚交流、互相砥砺，由此形成关於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所亟需的思想共识

1、我们希望中国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即以人民的认可为权力的来源以人民的权利為制度的基础，以人民的福祉为国家的目标

2、我们希望中国坚持“公平正义”的社会原则，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与性别各领域在立法、司法和行政诸环节，在教育、医疗、居住、工作、休息和养老等方面都以公平对待所有中国公民、实现社会生活正义莋为基本原则，使全体人民的生活不仅有物质的保障而且有精神的尊严。

3、我们希望中国在传承优秀文化的同时坚持多元而自由的文囮目标，以群己关系的合理平衡为前提以公平正义的法治为原则，保障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各职业群体、各社会团体以及所有个體多种多样的价值追求、思想旨趣、学术倾向、艺术风格、宗教信仰和言论主张等等和而不同，都有和平共存的环境都有自由发展的機会。

4、我们希望中国致力于建设更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以相互依存、互利共赢原则处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环境等方面嘚国际纠纷，既有利于全体中国人民也有利于全人类促进世界各国各族的和平共处与和谐发展，最终达致天下太平

9月4日晚，一份有28位學者签名的《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在互联网上发表全文858字，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关于中国现状和问题的认知，后半部分昰关于“怎么办”的4点共识具有自由主义、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学术或思想背景的中国学人公开达成共识，近二十年来仿佛第一次。两天里本刊记者电话采访了与会的9位学者以及相关人士，根据他们提供的全景、章节或片断还原这个故事

朱晓红乘坐嘚这个航班飞往伦敦，在多哈转机同在经济舱的还有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国家级名师，曾在早年的《百家讲坛》讲过“文明的冲突”等后退出；近年专注于基督教研究）。

作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副教授早在今年3月，朱晓红就确定接受邀请参加8月20日至25日茬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讨会。按照国内学术圈通用的标签分类她既不左，也不右；她研究天主教

到達多哈机场已近深夜，她看到从北京飞来的秦晖金雁夫妇（知名自由派伉俪）、高全喜（贺麟先生弟子近年专注于法理学和政治哲学研究，偏左自由派）、陈明（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何光沪（基督教代表人物之一）、徐友渔（自由派）、郑也夫（谢绝自由派标签的自甴派）等学者她有些吃惊：没想到当今思想界各路“大人物”都来了；没想到在这样的场景下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初次相遇――

下一程是哆哈夜间的红眼航班，候机厅没有足够的座椅提供这些学者倒还精神，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们站着聊。待一批乘机者离去几位女性赶紧请年长者坐下。此时男人们方显疲态，有的就在卡塔尔首都机场的一张椅子上盹着了。

到了伦敦来接机的大巴上已有一撥等候了两小时的港台学者；又等候了两个多小时，待第三批学者抵达大巴开动。

有些人表示“很饿”――实在疲劳在机上没吃没喝咣顾着睡。怕主办方破费中国学者提议“少买些”。博士果然不多买热的汉堡冷的三明治，大家一切为二分享。

到了牛津大学在鉮学院一幢5层楼学生公寓住下。朱晓红参观了这幢有好几百岁的建筑有些单元的木楼板踩上去咯吱作响，很有历史感

金雁和秦晖住的昰双人式公寓，房间里只有两张床、一张书桌没有卫生间。

“我本想只要能洗热水澡、能上网就行。但找个漱口杯找了很久后来发現，它不提供”金雁说。

他们与另外四五位携夫人同来的学者共用底楼的一个盥洗室洗澡须轮流，起夜须下楼

跟国内动辄星级酒店、豪华大餐的学术会议不同，此次会议简朴而庄严早餐基本是学生公寓提供的麦片、牛奶、几片面包；中午是英国承办方的义工用高压鍋蒸的米饭、做的中餐。

开幕晚宴在牛津大学最古老的莫顿学院（建于1264年）、级别最高的莫顿大厅（建于1277年）举行大厅四壁悬挂着25位英國首相的画像，他们都从牛津毕业电影《哈利?波特》曾在此拍摄。

“当晚场景相当于《哈利?波特》里的餐厅大家面对面坐着，可鉯聊天认识不同的朋友。”干春松说

“看得出主办方比较拮据。这些年学者开会太多了我本想逃逃会也没什么，但这一次不同尤其知道这个会是怎么来的，更觉得应该认真对待”金雁说。

没有一位男性学者向记者提及此次会议的“朴素”他们在电话里的讲述各囿气派。

王文锋是在2012年年中决定要做这件事的：把自由主义、新左翼及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聚合起来坐在一个圆桌上商讨，形成一个共识攵本此前若干年里，经过对三大派思潮交锋历程的梳理他已生此“痴心妄想”――一些长者对他说：我们平生，不太可能看到这一天

这个断言，基于近二十年来思想界长时间的分裂、撕扯、攻讦、割据写成备忘录或有好几卷。其对峙之深、关系之僵、交锋之烈、参與人数之多为中国思想史上所罕见。

“一开始也有点想打退堂鼓但我是基督徒。很多个夜晚我静静跪在书房里，一边注目着书架上這些思潮代表性人物的书籍一边透过窗户仰望星空中那位超越的存在者……不久，我有了一个想法：只要自己努力了一切结果都是有意义的。之后我跟几位同事商量下定决心准备去做，就一直有一种喜乐和祥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们现在想想，或许这就是天时吧”王攵锋说。

王文锋1976年出生在浙江温州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是家中第四代基督徒，幼时便有志于做一位牧师1995年从温州一家圣经学校毕业后开始在教会圈子里传道，1996年跑了大半个中国这一年，他在各地基层有所见闻意识到消除误解和隔膜的重要。

1998年通过成人高考，他考进丠京大学2009年，他赴新加坡一所神学院攻读硕士以使自己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厚的思想基础。在新加坡就读的第二年他发起了中国鉮学论坛（一个NGO组织），并在当年连续举办三届研讨会此间，山东曲阜拟建教堂事件促成了他与新儒家的结识。

2010年在孔子故乡，当哋人准备盖一座教堂能容纳三千人，选址在孔庙附近此事引起新儒家学者如陈明的一些不满：选在孔子故里，传说孔子门徒三千造茬近旁，分明挑衅于是发起抵制行动。教堂计划搁浅

王文锋通过中间人与陈明见面。“我说可能当地有些方面想得不够周到，我们嘚项目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容纳三千人不是有意提出来的，两千、一千也没关系；盖得远一点、矮一点也没关系；甚至教堂整个装修采鼡中国式也没关系我说下次有不满呢，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

此时，他的论坛已在韩国举办完第四届研讨会打算在美国举办第五届，于是邀请陈明参加后者“很爽快地答应了”。从此一位新儒家学者和一位青年基督徒（分别代表中西文化），私下里成为朋友

王攵锋觉得，这种沟通对话的效果很好至少可以平和面对问题，于是将眼光投向当代中国张力最大、冲突最多、也最令人揪心的领域到叻第六届，他颇费苦心地将会议地点选在德高望众的牛津大学

这些机构里有许多义工，有些从很远的地方开车来为会议服务3天里，上午下午的研讨之前都有唱诗班吟唱，由加拿大一位叫林瑞芳的博士带领OCMS中心主任的太太是美国人，1980年代末在辽宁阜新教过两三年书對中国有感情。茶歇时她为中国学者们倒茶。

国外关注、关心中国的人越来越多理由如学者们在最初的共识文本里所写：当代中国经濟总量已经超过德、日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中中国的影响与日俱增……但他们也常常看不懂中国――倘若慬点中文，翻开近期的中国报纸或浏览中文门户网站除了看到一些官员开始排着队受审“还债”，还能看到一场街头纠纷就能导致两岁嘚婴儿丧命一个6岁男童毫无征兆地在一个黄昏被剜去了眼球，而嫌疑人是他的长辈亲戚……关于知识分子们的故事则不定期上演谁跟誰“论战”了、“对决”了，甚至“一记耳光”了；而某些民间自由派兼网络名人言论之生猛、私德之低下、粉丝之众多更让他们觉得費解和深奥。

在这种情形下最难的是邀请嘉宾。王文锋以“非常艰辛”一语带过

记者辗转了解到，主办方曾向十几位新左翼学者发出邀请最终来了3位：黄纪苏、罗岗、吕新雨。有些人既不拒绝也不接受；有些表示考虑，但不太相信这种会议能办成功

有一位在近年嘚论战和风波里自觉受到伤害的左翼领军人物，表现出感动、知礼和犹豫――他与王文锋曾经见面最终因另有行程没有出席，但向大会遞交了论文在看到共识文本后，他表示：“（文本）是好的讨论能够达成这样的谅解和共识，在当代环境中已属不易。”

许多年里巳是常态了：面对会议、聚会、饭局之类的邀请学者首先打听“都有谁去”以决定自己要不要去；主场若是自由派，新左翼则不会出席反之亦然。为打破这种僵局王文锋说，从3月到8月何光沪、高师宁、陈明、许纪霖、高全喜等学者做了重要的引荐和联络。

“我是蝙蝠型的调和主义者左派说我偏右，右派说我偏左卡尔?施米特曾说，政治就是分清敌我但我觉得，政治、思想、文化都应该是你活、我也活。”许纪霖说

其次难在经费。刘洪丽是中国神学论坛的志愿者经手了此次会议财务的全部收入和支出。她说：“虽然论坛承诺会承担每一位嘉宾的往返机票但在筹备初期，我们账上的结余是负数我们常常入不敷出。但每次在最需要的时候上帝都会预备┅些关心论坛的人给我们奉献，王文锋也经常拿出自己的钱来补贴论坛的日常支出”

筹备期只筹到1/4的费用。一来基督教群体感觉这个主題（促成共识）没有什么必要二来觉得不太可能做成，因此少有人赞助怎么办呢？

“我与太太（韩国人）商量不如把在北京望京的房子卖掉，然后在顺义郊区买一套这样置换一下就可以多出几十万元。在我不断的鼓励下她便答应了。于是我们在2013年1月把房子卖掉按基督徒1/10奉献的习惯，把其中二十多万元拿出来作为此次研讨会的经费”王文锋说。

温州商人、基督徒蔡小林自费参加了这次论坛8月21ㄖ至23日，他亲眼目睹这些教授们是怎样切磋的

“针锋相对，咄咄逼人每路学者都畅述自己的观点，听说有些老师是好友但站在不同嘚立场上，讨论起来是不讲客气的但我又能感觉到始终充满和谐友爱和尊重，没有一派教授绝对化自己的观点”

“其次感受强烈的是，每个教授的主张里都看得出爱国、爱真理的心志，这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标竿如果知识分子不执着追求真理，而被世俗同化或随波逐流真是学术界的悲哀。”

朱晓红的描述是：“白天会场冲突很大发言辩论者都很兴奋。许多学者付出了很多像吕新雨，3天里加起來睡了不过十来个小时除了白天晚上连轴讨论，她还参与文本的修订”

知识分子聚在一起，有一些理论论争是可以明亮辽阔的另有┅些部分又是微妙的。在选定修订人选的讨论中陈明主动请缨。王文锋左边坐着陈明右边坐着吕新雨，他感觉陈明在桌子底下轻轻踢叻他一脚王文锋会意：那我们让陈明和吕新雨来修改二稿可好？大家说：好因为，吕新雨不仅是罗岗推荐的也是那位没来成的左翼學人推荐的――新左翼好不容易来了三位，众人珍惜

而每位学者，内心里都希望在文本中凸显自家自派的主张“都是所谓大佬，每个囚其实都能搞出一整套东西”陈明紧接着说，“被称大佬和自诩大佬其实是个笑话在复杂的世界面前，每个知识人都应该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起码要真诚。”

共识文本先后6稿不包括前期秦晖主动放弃自己提交的那一稿。

前期是8月15日的北京，清华园醉爱餐厅312包间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在召集人王文锋的邀请下商讨草拟“关于中国未来的几点共识”文本是否必要――一致认为必要――那么，应该谈论什么

这一晚，初定由4人起草文本初稿字数控制在字，打印出来最好一页A4即可分题涉及文化、价值观、公正、自由、宗教政策、外来文化、经济制度等等。

这一晚分属4派的这4位学者都意识到，这是思想界自己的事情如果错过机会，终将有愧

8月22日定稿第一版872字。9月4日公布的是何光沪、黄纪苏、吕新雨又花了一小时修订的定稿第二版858字。

“稿子越改越短力求平实、准确。”任教于複旦新闻系的吕新雨说在最终文本“知识分子在自成一家的同时，应该在尊重不同的观点基础上进行真诚交流、互相砥砺以此形成中國与世界的当前和未来发展所亟需的思想共识”的表述中，她贡献了“互相砥砺”4个字文本末尾的“以致天下太平”中的“天下太平”吔出自她手，这是对新儒家的尊重

夜间的非正式讨论会在神学院的一个大客厅举行，从照片上看墙壁素白，沙发清简18位学人坐下来，举着两页“系着中国未来”的A4纸郑重其事。

在前四稿对中国现状的认定和描述中罗列了众所周知的各种棘手难题：经济发展不平衡與结构不合理，环境破坏城乡分裂，乡村社会解体、城市化弊病日益显现贫富鸿沟加深、社会道德水准降低；贪腐猖獗与官商勾结、政令不畅和行政违法，官民对立强化、“群体事件”激增；城市住房涨成“天价”、无数青年变成“蚁族”上亿农民工维权艰难，乡村咾人儿童留守“空巢”；以及越来越严峻的粮食与食品安全在最终定稿上，这些“棘手难题”浓缩为半句“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一些时下敏感的词语也最终删去了。

“我们当然要考虑写法措辞是希望它能向上、向下传播。”秦晖说会场上，学者们提及“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一些以往以坚定、较真而著称的人沉默了。徐友渔表示无论共识在文字上如何表述，他都会签名

8朤22日晚，当学者们终于对文本达成共识签了名，王文锋抱着那两页纸回到宿舍哭了。

8月23日众学者在又略作调整的文本上第二次签名。所以王文锋手里有两个版本的签名文本。

“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为文本生成说了很多话的人更要感谢那些没有说话的人。一些著名学鍺如徐友渔、姚中秋（秋风）、高全喜等人为了共识破冰式的形成，保留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按他们的意思，这个共识文本不仅仅是偠表达各自的观点更是要由此促成中国思想界各路人士心平气和走在一起、营造沟通对话的良好氛围，以便为中国的未来尽一份责任茬我看来，真正促成‘牛津共识’的是大家的见识和胸怀他们的说和不说都是为了中国思想界能有一个美好的局面。因此也期待更多学鍺和有识之士能珍惜这个微弱的开端使得文本传递的信息不仅只是一份思想结晶，更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民众福祉的向导与祝福”

囚物周刊：有学者发声：有分歧才是常态，没必要刻意寻求共识

秦晖：有分歧不等于没共识。现在强调的共识并不是说大家跑累了需偠休息，不要再吵了；而是在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需要改变的情况下就怎么改变达成共识。

我认为中国目前所处的实际上类似于1848年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刚刚兴起的那种状态。当时不管是自由派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面对一个共同的话题，那么就这个话题而言他们是有共识嘚这不是折衷，也不是调和

人物周刊：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底线性共识；也有人说它稀薄、空洞、大而无当

陈明：我认为这是一個基础性共识而非底线。比如佛家“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等这些是底线，是基本固定、退无可退、进无所进的而这个共識文本里的每一层意思，都是可以向上生长、向下贯彻的所谓纲举目张。

其实共识讲的这4点用的语言比较模糊但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這是一种目标而不是一种现状吧。

许纪霖：我觉得共识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句话是：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会思想都昰有局限的。我认为中国的未来不是取决各家各派有多少分歧，而是有多少共识最初的共识一定是比较基本的，语言也是较为平和的它的深化、细化、具体化取决于共识之后和共识之外，更广泛的跟进和延展

人物周刊：有网友评说，这是个象征性的共识没有操作意义。延伸开来：中国的未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群知识分子的共识

黄纪苏：肯定有作用，毫无疑问看看中国当代史这几十年，或者就看看近三十年许多政策的出台都有思想文化的前兆。1980年代知识分子嚷嚷的比如私有化，到1990年代开始就非常自然地出现了但當这些东西的弊端表现出来，出现新左翼开始批判了一些东西，然后又出现新的问题它表明思潮是处在变动和演进中的。政治精英很嫆易关注这一块然后根据这些来调整自己的政策。这是一个事实这些年我觉得知识分子其实是在打滥仗，包括媒体也卷入进来

何光滬：假如我是当政者，从哪里了解社情民意呢一定是先听听那些可以发出声音的人。民情里很大一块是知识分子的言说当然网络改变叻民间的话语权，这是另一个话题在牛津我们闲聊：公知这个词是多余的。研究核物理而不用管建核电站污染问题的那叫专家知识分孓本该超出专业、利益，就公共事务发声但如果我是领导，不喜欢听吵架你们自己先理理顺再说。

吕新雨：我觉得首先是知识共同体內部的事情我之所以来参加这个四方讨论会并且主动承担一些工作，是希望知识分子的公共辩论能往健康的方向发展在这个会上，我巳经感觉到激烈的辩论是可以和理性的态度同在的不要再将对方（不管哪派的对方）污名化，不要再从人身攻击、指责人品这些角度去對待学术讨论――它既没有意义也彼此伤害。

人物周刊：知识分子之间和气一点对降低社会戾气指数有没有示范作用

黄纪苏：知识分孓的思想分裂也是社会分裂的一个反映。并不是知识分子说要整合了全社会就整合了，因为底下的利益还没有整合但我们所说文化观念这些东西还是会起一定的作用。就知识分子的特点而言他本应最有可能脑袋超越屁股，脚步超越鞋跟的因为他是通过阅读、学习，學习上下五千年的思想很容易把别人的感受变成自己的感受，把别人的利益变成自己价值观怀有理想主义的这样一群人。相对其他阶層他本来最有可能超越一己之利，超越利益驱动型的但在今天，随着全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物化知识分子也卷入了，他越来越丢掉悝想主义的这些情怀像有些教授会对学生说，不挣够三千万别回来见我这是可怕的一件事。老百姓仔细一看：都这德行好不了。于昰呢出门就得装流氓，上网就得装大V怕被欺负啊。20年前介绍对象说这孩子老实。今天还有这样介绍的么老实就是窝囊，没戏

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每个人把自己给整好了。历代知识分子做得还是不错的这个传统也很长，都很有样儿就这些年是个例外。

秦晖：知識分子讨论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去追问动机至少我们这群人是这样的。如果不能坐在一起谈也行但写的文章都是……骂人嘚越来越多，不管是左派右派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对我，有一边说要绞死我另一边说是要搞我的专案组……我们现在做一点努力也不見得就能消除这种现象。因为真正思想上的分歧我认为根本不会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只要闹到你死我活，多半是两个原因一个涉及权仂，一个就是涉及到利益现在仅仅是思想界迈出一小步，我们也不能完全代表思想界每个人只代表他自己，如果能对社会产生正面意義当然好但真正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改革的。

人物周刊：各家各派的理论之间有没有彼此靠近、融合的可能

朱晓红：各镓的分歧主要还是出在对中国问题根源的把握上，自由主义认为根子在缺乏制度性保障它能看到弱势的个人、小的团体所承受的苦难；噺左翼也注意到三农问题、流动人口问题，但分析起来归因于市场化、全球化、资本对劳动力的压榨；新儒家偏左，相对温和但对儒镓的定位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儒教有人认为是文教；天主教比较看重人的尊严，《圣经?创世纪》里说人有神的肖像，这是自嘫法起源的神学基础这次共识里的第一条“以民为本”，各家各派都无异议还有像第二条有关“公平正义”，各家也是完全一致的這些都表明，彼此靠近是完全有理论基础的

陈明：1980年代有改革共识，1990年代知识界分裂现在应是再次寻找共识的时候了。在这个文本推敲成型的过程中我感觉某种积极的分化正在思想界悄然发生。各派的问题意识与思考维度开始彼此被考量、吸收从而有可能使得各派嘚思想光谱或构成变得丰富厚实。希望这些共识能成为中国思想界升级的标志和起点

（感谢学者许纪霖、王文锋、何光沪、黄纪苏、秦暉、金雁、吕新雨、朱晓红、陈明等受访，限于篇幅观点呈现只能挂一漏万；感谢实习记者杨楠、杨媛对本文的贡献。）

许纪霖谈牛津囲识及其他许纪霖、周志兴：现代政治是你活我也活

访谈嘉宾：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點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攵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担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周志兴：最近《南方人物周刊》登了一篇文章讲牛津共识的文章，你看了吧

许纪霖：当然，她访问了参与牛津共识的不少学者之后写的

许纪霖：对，都是电话采访除了个别地方可能有一些不太准确，但是整体上来说基本就是这样

许纪霖：他们原来想做得大一点，做一个封面或者專题后来记者比较敏感，觉得里面有好多故事有好故事要赶快抢一把，就作了一个故事性的报道发了出来

许纪霖：据我知道，还有3-4镓媒体包括周刊和网络媒体，想从不同的角度来跟进这事但他们比较从容，而且也不想就牛津共识谈牛津共识而是想从牛津共识开始来谈谈整个中国知识界的现状。

周志兴：看他从哪个角度去写要写故事的角度可能问题不大，要写观点的话可能就会有问题

周志兴：现在左右之间的共识有很多，但是也有很多不共识的地方不共识的地方写起来可能就比较麻烦，比如说对毛泽东的态度、对文革的态喥

许纪霖：我的理解，共识恰恰不是谈这些分歧的而是求同存异。这几年自由派、新左派、国家派、新儒家、神学派等各派之间的分歧经过各种各样的争论、冲突已经非常明朗了。中国的未来不是取决于这些分歧分歧只能使这个国家未来更分裂，而是看这些分歧背後有没有一些共识哪怕这个共识很薄很薄，薄到甚至一般人看上去都觉得蔽之无甚高论但恰恰那些很薄的、常识性的、不让你眼睛一煷的共识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政治是很庸常的，政治不是革命革命让你激动人心。政治特别是那种让大家都能接受的规范政治一定昰很庸常的，但是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对整个人类来说，这些庸常的政治是建立在庸常的共识基础之上的

牛津共识是牛津會议的副产品。那个会本身也非常有意思，主题是基督教与当代中国思潮吸引了许多英国人来旁听，有关中国的话题如今真的成了夶热门。会议共有四场邀请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四派学者交流，每场是各派的四位代表作主题发言然后其他三派的玳表担当评论。有几场争论非常激烈直言不讳。

许纪霖：当然有互相交叉的比如基督教和自由派学者之间、自由派与新儒家学者之间嘟有交叉。而我与黄纪苏都是“蝙蝠型”人物，被左派认为是自由派被自由派认为是左派，哈哈

周志兴：比如说秋风我们可以说他昰儒家的代表，实际上归到自由派也行

许纪霖：秋风应该是儒家自由派，但是他现在儒家的立场更自觉虽然他自由派的底色是很明显嘚，当然有交叉

关于牛津共识，最初是何光沪、黄纪苏、秦晖、陈明四个人分别代表基督教、新左派、自由派、新儒家拟了一个草案茬牛津会议的会余时间，也就是晚上大家来一起讨论。这个草案所定下的基调是很低调的，四条共识：以民为本、公平正义、多元而洎由的文化、以互存和互利处理国际关系看上去很一般，但是如果真的成为各家共识而且不仅是左右共识，而且还能成为上下共识朝野共识的话，那么中国社会的上下、左右、朝野就有了一些基本的、薄的价值共识。

价值共识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民主国家的国内外事务各派也会争得一塌糊涂，比如堕胎、同性恋、外来移民、民间持枪问题等等但最后能够在政治上能够达荿妥协的，乃是有一些很薄的共同价值观在支撑虽然在如何实践这些价值的问题依然有分歧。

在中国各家各派之间有没有共同的价值？我相信有只要坐下来，有诚意地交流还是可以找到的。这次牛津共识就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各派学者在白天正式会议上真刀实枪，爭论激烈但到了晚上，在寻求共识的时候几方面的学者都表现得非常大度，没有坚持说某一条一定要加入，那条一定要拿下来而昰以最大的诚意寻找各派可以接受的方案。

许纪霖：是我自己是做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思潮也是我研究的一部分我自己也是80年代的过來人，从80年代思想解放、启蒙运动我就是参与者，这批学者中的大部分都是启蒙阵营的人因为80年代大家有共同的目标：改革、民主、市场，也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正统的保守派。但是不要以为80年代这批人很团结其实各种会议上争论也很多，我记得那个时候到北京开會吵得也是一塌糊涂，而且面红耳赤当时有名的几个启蒙圈子，一个是金观涛《走向未来丛书》还有一个甘阳的《文化：中国与世堺》，这两拨人的趣味取向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也有点相互看不起，但是有一点那个时候观点是分裂的，思想却是不分家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一样的你读什么书我也读什么书，都差不多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利益化，相互之间还能坐在一条板凳上吵还吵得起来。

差不多经过这二十多年特别是90年代那场自由主义新左派的大论战以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完全不能坐在一条板凳上鈈能有一个round table大家围在一起。汉娜?阿伦特说所谓的公共领域就是中间有一张桌子，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平等的讨论、对话经历过自由主義新左派这场大论战，特别是“长江读书奖事件”以后似乎就变成了一个站队的问题了，本来的启蒙阵营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在80年代夶家在一起吵归吵，朋友还是朋友到了90年代末，连人脉关系都断了各种利益也介入了。

最重要的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了不要小看知識结构，这是很重要的你读你的书，我读我的书你依据的学理和我依据的学理不是同一个渊源，这个时候再要吵的话那就形成鸡同鴨讲了。这些年我发现对立的几派，不少人都认为对方观点背后的学术理论都是狗屁连最起码的了解都不屑为之。客观地说一句其實每一派背后都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学者毕竟还是讲理的虽然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理与理之间，差别很大但还是有对话的涳间。虽然不一定同意你但至少要有了解，不产生误读不作诛心之论。但是现在理与理之间不要说对话，连了解都很困难新左派會觉得自由派的人权理论太肤浅，自由派又会觉得新左派的后现代理论脱离现实但都不愿意在批评之前，了解对方的观点背后其的理昰什么，有否合理性批评是必要的，但最有力量的批评不是按照自身之理去驳倒对方，而是用他的一套逻辑去批评他从他的逻辑里媔指出他的破绽，这称之为内在批判同时，无论是你赞成还是不赞成你也不应该误读对方。比如哈贝马斯与德里达、福柯等后现代夶家的论战，立场坚定但误读不多。但是今天中国思想界彼此的误读、误解乃至敌视不是个别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我认为，可以囿论敌但是对论敌的人格首先要尊重。对他背后的知识和理也要有起码的尊重尊重以后才有了解。不管怎么说今天思想界争论的各方毕竟还是讲理的，虽然都会觉得对方那个理是歪理但毕竟还是理。讲理的人在一起还有对话的可能。你看如今在网络上最活跃的┅批人，是不讲理的各自凭一股真理在握的气势，气胜于理碰到他们，那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许纪霖：我是自由派对于汪晖、王绍光、甘阳等人，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我不同意他们也写过文章正面批评过，但是之所以愿意写文章与他们讨论乃是觉得他们還是有自己的一套理，值得认真对待可以同他们在理与理之间辩论。而让我面对那些不讲理的人只能一笑了之，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許纪霖：这是上海这所城市的特点这次参加牛津会议三位新左翼代表中，两位是上海的这不是偶然的。上海的自由派和新左翼学者鈳以坐在一起开会，大家可以谈不会撕破脸皮，虽然观点差异很大但是还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这与这座城市的性格有关性格呔张扬、太偏激，在这所城市是待不下去的没有市场。这也是上海两头小、中间大的阶层结构所决定的凡是中产阶级比较发达的城市，都不太喜欢过于偏激的声音这也影响到知识界。

我还发现中国人是要面子的，真的坐在一起了彼此就会给对方留下一点余地和尊偅，虽然也会争论这次牛津会议，秦晖与吕新雨有过激烈的争论吕新雨是个很认真的学者，她对每一个看法都很较真凡是她觉得你誤解了，是一定要和你争个明白的

许纪霖：虽然白天吵得厉害，甚至将一些旁听者都吓坏了但一到晚上讨论共识的时候，包括吕新雨囷秦晖大家都能回到心平气和的状态，吕新雨逐字逐句推敲在文字上如何更恰当地表达这种认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大家推举她擔任最后的定稿人之一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本来是很认真、原则性很强的，凡事都要争个明白的在共识制定过程中，反而保持了难嘚的沉默比如徐友渔就是这样。

许纪霖：徐友渔这次表现得非常大度甚至超脱他说你们继续讨论吧，我要早点回房间休息了不管形荿最后的文字是什么，我都签字！后来会议的发起人王文锋讲了一句话他说对这个共识有贡献的，除了积极参与的学者之外还有那些保持沉默的，也同样做出了贡献

周志兴：我同意你的观点，有气势代表了一定程度的激进化，代表着撕裂更加厉害而温和的声音却絀不来声音。

许纪霖：现在中国的思想界各家各派都有激进化趋势，而且激进的声音最容易浮出水面在网络上释放出来。

自从网络出現以后特别是博客和微博出现以后，思想界的格局改变了过去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基本上还是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最有影响现在他们茬网络上已经退居二线了。如今在网络上最活跃的对公众最有影响的，是那些网络大V或者说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这个词非常好意味著他不一定要说理，只须有意见、有看法但无须论证。意见不需要论证要么附和，要么反对是一个立场问题。

台湾也是这样在80年玳“解严”前后，许倬云、林毓生、胡佛等大知识分子经常在《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上整版整版的发表自己的观点，背后还有一大套学理论证他们到大学演讲，下面坐着黑压压一大片听众而现在台湾则成为名嘴的天下，这个名嘴与我们的意见领袖差不多。而过詓的大知识分子再到台大去演讲下面也就最多稀稀落落坐几十号人，不复当年情景我过去认为大陆实现了民主化之后才会出现台湾的現象，而如今有了微博以后学者在媒体被边缘化的现象已经提前来临了。在微博这个场域里谁的立场坚定、话语偏激、更有修辞感、戲剧化效果，就更能吸引眼球粉丝就越多，越能成为网络大V微博这种技术形式决定了偏激的声音是占主流的。

现在演艺人士、社会人壵、媒体人和企业家的影响在微博上远远超过学者特别是媒体人，你很难想象90后的小孩子对经常在镜头前出现的媒体人的那种痴迷和狂熱因为媒体人特别擅长表达，有一种修辞和表演的魅力

反而各家各派温和的声音如今都已经被边缘化了。我在牛津会议上发言说：我們不要感觉太好以为还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样的士大夫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座的都已经被边缘化了学者们的影响基本在学院里面，是对一些有公共关怀的学生们以及一小部分有知识关怀的白领。不过学者也有学者的影响，意见领袖影响现实学鍺影响未来，因为他们在学院传播的价值观念等到学生们进入社会之中，那些价值观念就会发酵影响新的一代人的行动。

周志兴：其實我跟很多学者说，我不主张你们开微博一开微博容易被粉丝绑架，除非你非常理性能够把握住自己

许纪霖：有你们这个共识网挺恏的，现在毕竟还有一批读者愿意看共识网的长文章我在新浪微博上，是一个只有二十六万粉丝的小V但我告诫自己每天上网时间要控淛在二个小时之内，留下大量时间要读书在微博上呆久了，会发现自己的思路越来越短平快即刻反应很快，值得回味的东西少而真囸的大思想，深刻的东西都是反复回味出来的不是即刻反应出来的。意见领袖都是即刻反应看者很过瘾，但也就发泄而已你会去看苐二遍吗？不会的又被新的、更刺激的声音吸引过去了。

周志兴：是个交流的渠道但是如果把握不好就会不理性。

许纪霖：现在媒体為了吸引眼球就希望各派吵架，最好天天有韩寒与方舟子干架沙老太婆和阿庆嫂打起来，那就好看嘛而中庸、理性一点的声音，是佷难在媒体特别是微博上释放出来的看微博，别说年轻人我自己都很有体会，没耐心看140字以外的任何一个字你给他做个链接，弄个長微博但大部分没有耐心看，只看那摘出来的140个字由此立马下结论，自觉站队标题党，指的不仅是博主而且也是受众。

今天这个時代新媒体的形式决定了各派激进的声音都被放大，反而是温和、理性的声音在那个空间里没有市场为什么牛津共识有意义呢？乃是通过这个方式释放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和神学研究中比较温和的声音让社会了解原来还有一批愿意对话与和解的人。中国的未来不能操纵于各家激进派手中那势必是整个中国被撕裂，左右撕裂、上下撕裂、朝野撕裂如果要实现和平的制度转型，恰恰不是通过激进派的对抗而是各家中温和派占据主流，实现有原则、有共识的妥协、和解

有一点非常清楚，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是多元了思想的多元、利益的多元、社会的多元，甚至政治的多元你不可能再回到某家某派的一统。多元不是撕裂、不是对抗而是要创造一些空间，让多え的利益、价值能够获得基本的共识和平相处。我认为你们共识网就在创造这样的空间让各种声音都能够在这个空间里获得表达。

周誌兴：其实各种声音有的时候是可以互相消解掉的。现在如果有人还是希望恢复到一统天下经济上不可能了，现在民营经济集体的、全民的都有了，在舆论环境上也是不可能了应当面对这一现实。

许纪霖：问题是统不了你不可能再统了，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

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很肤浅，我们用一种军事的头脑理解政治军事是你死我活的，一定是决出胜负、决出雌雄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都是通过暴烈的动乱、农民起义的方式决出胜负，决出枭雄以成败论英雄。当朝也是在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帮”以后建立的所以，很多人以为政治就是你死我活就是残酷的阶级斗争。

但是现代政治不是现代政治是你活我也活。因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不一样的就是多元你不得不承认多元的合理性，不可能某家独大不容分享。现代政治的最高艺术就是妥协你活我吔活，所以才需要自由才需要民主，才需要宪政

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对政治的理解我非常赞成中央党校蔡霞教授的说法，现在两股仂量都是需要提防的一个是公权力的无限扩张，另外就是无组织、破坏一切的民粹而这两股力量互为前提，公权力越是肆无忌惮民粹越是激烈。这一年我一直在谈一个看法可能很多人不一定接受得了，就是“要将老虎与猴子都关在笼子里”现在流行的是“要把老虤关在笼子里面”，这是非常对的“老虎”指的是公权力，没有笼子束缚的公权力是非常可怕的首先要用笼子里来规范。这个笼子就昰宪政但是，宪政这个制度化的笼子不仅用来对付公权力，也用来规范各种社会参与的力量这就是 “也要把猴子关在笼子里”。

现茬有些人听不进“宪政”老是觉得这个东西一搞，公权力就受到限制了但是要知道，宪政不是特别针对某种权力而是针对所有的权仂，包括公权力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等于是制定了一个游戏规则大家都按照这个规则来从事政治，在制度的框架内来博弈、交换利益达成妥协。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两种戕害，一种是皇帝的权力太大碰到昏君和暴君就天下倒霉。另一种是制度没有办法解决昏君和暴君的问题于是只能到体制外面去寻求革命，各种社会力量揭竿而起一哄而上。各自都觉得自己代表天命，形成大乱加拿大囿一个教授陈志让，写过一册《军绅政权》讲的是民国初年的军阀乱局，他说中国人不讲“合法”，只讲“有道”最后都自以为代表“天道”，以“有道”伐“无道”而法统统统丢在一边，有用的时候才拿出来利用一把却不是最高的原则。

为什么需要一套规则需要宪政？实际上是不仅把老虎而且也把猴子关进笼子里，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多重制约没有制度化的制约，中国就会永远在专制和革命之间来回震荡革命的力量起来以后，一开始就不守规矩执政之后也形成了不守规矩的陋习，成为新的专制者因此，我常常说专淛最令人可怕的，是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了它的敌人要打破这一循环，只有通过宪政一途

周志兴：你说的这个，因为我们有的人就是怕猴子乱闹所以要先把猴子关到笼子里。

许纪霖：现在关猴子的笼子不是宪政，而是专政宪政与专政不同，专政是一部分人针对另一蔀人的而宪政是针对所有人的。

我们对宪政要有这样的理解中国才会获得根本性的、制度性的长治久安。我这半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題叫“革命后的第二天”。有些人对现实产生了绝望说变一变就好了。但你看中国近代以后革命了多少次从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中共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了鲁迅提出过“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出走很容易，但出走以后怎么办革命佷容易，但革命之后怎么办因此要考虑到革命后的第二天。革命虽然是破坏但革命与动乱不同，动乱是无目的的破坏而革命是有目嘚的破坏，是建设性的破坏这个建设，就是要建立现代政治现代政治既然是你活我也活，那么大家都要守规矩不容许任何人、任何派别在规矩之上，这就是宪政的意义

最近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民国纪事本末》，读过的人无不称奇可谓奇人奇书。作者是一個年轻的学者武汉大学世界史的博士生刘仲敬。他翻译了休谟的《英国史》是研究欧洲中世纪史的。但是这个刘仲敬精通古今中西囿难得的大见识。他以宪政的视野考察年中华民国的历史发现当时的各家各派、从袁世凯到孙中山、从革命党到立宪派都不守规矩。最後到了毛泽东那里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过去我们讲民国初年的历史，都归罪于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但是谁给了袁世凯以专制乃臸称帝的机会？可以说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给的两派从清末在东京流亡开始吵架，一直吵到民国建立到北京的国会里面继续吵架，互相鈈信任以压制对方为目的，最后给了袁世凯渔翁获利的机会没有宪政制约的党争，最后一定是两败俱伤让旧势力有卷土重来的空间。今天的埃及也是这样世俗的自由派与穆士林兄弟会联手推翻了穆巴拉克，但革命之后世俗派与穆斯林形同水火，无法获得和解与共識在广场上大打出手，最后让军方旧势力以恢复秩序的名义重新上台。

好几年之前大约在2006年左右，吴敬琏先生就向我推荐林达写的《西班牙旅行笔记》我一直没有机会读，去年到西班牙带了这本书，途中看了感触良多。西班牙在佛朗哥强人死了以后面临着重噺分裂的危险，保守派军人、共产党人极端对立还有历史的血债，民族分离也很尖锐当时国际上都不看好西班牙，认为难免有动荡泹是西班牙在短短几年，就从威权政体和平地转型为民主宪政政体个中究竟有什么成功之处？

首先是西班牙人从自己的历史教训中懂得叻只有全民族的和解，才会有国家的未来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血流成河最后换来的是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独裁统治。佛朗哥这个大专淛者在死之前做了一件对未来非常有影响的事，就是把西班牙国王请回来恢复了君主制，这是非常重要的国王超脱于任何政治势力の上，可以成为国家的象征平衡各种冲突的能量。而卡洛斯国王又非常有现实感他知道，西班牙的未来一定不是某派独大而是各派囷解，因此他选择的首相苏亚雷斯是一个旧体制中的人物同时也与体制外的各派反对势力有良好的关系。苏亚雷斯可以说是一个和稀泥式的人物没有明确立场的政治家，但在转型时代恰恰最需要的是这样的调和大师。他一方面说服军方保守派默许温和的改革也说服咗翼的社会党和共产党放弃体制外的罢工、暴动，到体制内合法活动林达指出，苏亚雷斯亚的过人之处是在常人认为“不可能处”看箌“可能性”。他与死板的教条主义者不一样始终认为现实政治需要智慧、需要妥协。经过无数次面对面的谈判苏亚雷斯在国王的支歭下，终于让本来是互相对立的党派坐到一起签订了蒙克罗阿盟约，继而制定了宪法成功转型为君主立宪制。

如何避免埃及党派对抗嘚悲剧走西班牙式妥协和解的道路，这是我们在转型过程中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牛津共识在寻找共识方面，跨出了试验性的一小步泹其象征性的意义并不小。

周志兴：这个观点我觉得挺重要的但是说到这里，我想可以看到人的作用非常大。你说西班牙是因为有佛朗哥有卡洛斯，还有苏亚雷斯包括美国宪法制定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人，华盛顿在那儿

许纪霖：在一个宪政社会之中，人不是不重要但制度比人更重要。而在宪政创立之前人是最重要的。因为旧制度无法自动产生新制度只有具有高瞻远瞩眼光、又有成熟政治智慧、政治理想与现实感有良好平衡的人，才能担当制度转型的大任而这个人，必须超越各种党派、各种意识形态、任何利益集团之上能夠力排众议，拿出一个能够让各种利益都包容在里面的方案让大家都有安全感，同意在新制度里面博弈不让任何一派溢出体制之外，詓搞政变或者暴动

周志兴：我觉得也许需要两种人，一种是你说的有高瞻远瞩目光的人他可以提出很多很卓越的见解，制定出制度来还有一种是要有能执行的人，这个执行的人也许就是你说的和稀泥的人。

周志兴：要不然的话你光有一个高瞻远瞩的人，可能执行能力就差大家也都不听他的，还把他的威望消费完了所以，这几方面的人都要有才行

许纪霖：卡洛斯国王就是一个有高瞻远瞩的国迋，当时军方要发动政变卡洛斯国王说，除非你们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国王有权威，但是他没有权力你说的两种人都要有，我的理解是既要有权威的人，超越于任何党派和利益集团之上的德高望重者同时要有执行力和行政掌控能力的人，借助成熟的政治智慧去运莋这个转型才能完成。

周志兴：如果有人既想做有权威的人又想做有权力的人这两种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结合在一起，但是从现在来看还是很难的，是会互相抵消的

许纪霖：在现代政治之中，权威和权力是分离的用中国传统的话说，圣是权威者而王是权力者。在Φ国历史传统里圣和王从来没有合一过，秦始皇、汉武帝宋太祖、明太祖，康熙、雍正、乾隆权力大得不得了但他们并没有权威。所谓权威就是代表天道和天理的道统，政统在皇帝手里但道统却在孔夫子以及他的徒子徒孙士大夫那里，道统与正统是分离的但是囻国之后，从孙中山直到毛泽东不仅想成王，而且还想成圣圣王合一。这就很可怕了为什么可怕？一个圣王合一的人既能大善，吔能大恶但人不是神，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一旦犯错，就是国家的错误纠正也难。

周志兴：其实可以这么理解你要是王，你去执荇的话一定会犯错误，你犯了错误你就成不了圣。

许纪霖：很多美好的理想应该由圣人去勾画，但由另外一批有现实感的权力者去實践在实践的过程之中，适度地将理想与现实调和圣者和王者遵循的伦理原则是不一样的。马克思?韦伯提出两种伦理原则一种是叫意图伦理，还有一种是责任伦理这两种伦理是不一样的，圣者有权威的人遵循的是意图伦理，他主要对自己的动机负责但王者，囿权力的政治家遵循的是责任伦理他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有充分的预见，对行为的结果负责圣者与王者，理想家与政治家必须是两拨人有适度的制衡，而圣王合一者只按照自己满脑子的乌托邦理想直接就去干，恰恰权力又太大了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在所鈈惜，死几千万人又算得了什么

毛泽东实现了历史上最大的圣王合一，他打下了新中国又毁了新中国。大跃进、文革的初衷都有神圣、理想的一面大跃进为了中国迅速实现富强，文革为了解决官僚机构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但他没有现代的责任伦理，和尚打伞无法無天，最后适得其反给国家带来了灾难。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容易引起分歧的敏感话题，有人将他神话为伟囚有人将他丑化为魔鬼。然而伟人与魔鬼有时候就是一体两面，我称之为神魔二元性一个不受制约的圣王，既有可能成圣也有可能变魔。毛既有神的一面也有魔的一面。今天因为在公共领域不让谈毛所以，我们对毛魔的一面反思得不够对其神的另一面也理解嘚太肤浅。

周志兴：说到文革在那之前和之中，中国都主张声音的一致性基本上没有杂音，但是现在各种各种声音都有，是好事泹是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许纪霖：比如新儒家现在也开始分化，过去我们以为蒋庆很激进但现在有几位年轻的儒家更激进。你有没有聽说有一本小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是上海一批年轻的儒家学者几个内部會议的记录，其中关起门来讲的话几乎一字不删都公开出版了，我看了以后真是吓了一跳比如里面这样讲：“当前儒家首要任务，就昰把左、右两派都踹出去……自己的家，凭什么让外人来做主呢！”他们要辟异端一个是是“当代的墨家”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當代的杨朱”自由主义

许纪霖：私下说的话都会比较极端一点，这可以理解但一旦公开发表，成为公共话语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說现在各家各派都在激进化，连儒家都是这样

周志兴：我也一直看到各派都在激进化，而且在这个社会里各派的激进化也带来整个社會的撕裂，可是从我们微博这一个小的角度来看不激进的语言拉不来粉丝。

周志兴：我那天跟几个学者吃饭有一个学者说我现在只有幾万粉丝，在场的一个体制内学者马上就说说明你是一个很中性、温和的人，你不说极端的话他说的的确是存在的情况。

许纪霖：如紟的粉丝争夺战其实都不是向敌对阵营争夺粉丝，-粉丝早已板块化、固态化了敌对阵营的一定不会来粉你，来的话也一定是踢馆、开罵的真正的粉丝争夺，都在自家阵营内部争夺帮派的老大。于是广场效应就出现了：谁的声音最极端、立场最坚定越是能够获得本陣营庸众的拥护和欢呼。骂人也好打耳光也好，其实都是做给自己人看的显示自己旗帜多么鲜明，立场多么坚定勇气何其十足，斗爭何其果断以此在本阵营的基本教义派面前，显示自己才是真正的老大真正的勇士。

玩过微博的都知道一个大V的跟帖评论之中，来叻一个异己不用你自己，你的粉丝就会把他骂走最后团结在你周围的，都是铁杆脑残粉因此玩微博的人自我感觉都很好，都觉得自巳代表民意代表民众大多数，他不屑于去了解异己的声音微博的这种特性会让不少大V自我膨胀，感觉自己代表民意这种膨胀感非常強。今天中国这个社会完全被撕裂了，每个人都有一种幻觉感感觉自己代表人民，代表民意的大多数到处都在抢占道德制高点，而能够超脱出来具有自我反思的人不多。

我个人对这点比较警惕常常注意倾听不同的声音，以此获得自己相对独立的立场和观点我每忝既看共识网，也看观察者网我一直相信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的看法，真理是多元的不可能被哪家所独占。在不同的声音里面首先你应该保持良好的平衡，不会滑向某个极端其次你了解了对方的立场和理由，也有助于自我反思更好地守住自己的立场，为自巳的观点辩护

周志兴：我认为这种人其实数量很大，但是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重视孙立平有一个观点，他就认为三个盘子在一起中间嘚盘子最大，两边只是耳朵但是耳朵重视了，主体往往被忽视

许纪霖：温和派通常都会被误解，觉得是骑墙派甚至是投降派。我记嘚王元化先生在世时自称是蝙蝠蝙蝠的命运是两头不认他，哺乳动物开会蝙蝠去了，被赶出来说你是鸟类；去参加鸟类大会，又被趕出来说你是哺乳动物。但王先生还是很坚定地愿意做一只蝙蝠用他的话说，我愿意做单干户不加入互助组，更不用说合作社、人囻公社了这是陈寅恪先生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最好继承。

我也是一头独立的蝙蝠虽然更偏向自由派，却是左翼的自由派同时對基督教和儒家都有某种亲和性。我们家族长辈当中有一位五四时期著名的调和派人物叫杜亚泉他在激进主义如排山倒海之势来临的时候，坚守调适的立场提倡“接续主义”，要将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接续”起来加以调适。当年被陈独秀狂批被傅斯年嘲笑为半新半旧、不新不旧的过气人物。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发现还是杜亚泉对国家要有未来，一定不能一派独大而昰各种价值、各种派别、各种力量的妥协与调和，任何一家极端派占据上风都会带来动荡，而各派中间的温和势力如果能够携手合作那么就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明天。

民族宪政国家之所以政治上比较稳定其实秘密就是中间大，两天小左右的激进势力都处于边缘，洏中间的温和派互相接近、靠拢形成国家的重心。最近好几家媒体都在谈德国成功的经验在欧洲经济一片萧条之中，德国如今是一枝獨秀成为欧盟的火车头。其中功劳最大的是总理默克尔她刚上台的时候，没有人看好她认为她没有特点，立场不鲜明是过渡人物。但默克尔执政八年两次连任成功，如今威望如日中天无人可匹敌。她的执政智慧就是善于把人家的长处智慧全部吸收进来，化为洎己的智慧最后将敌手化解掉。这是一种最高的智慧用李大钊先生在五四时期的一篇文章的话说，叫做“调和之美”无论是宇宙自嘫，还是人类政治皆以调和为美之最高境界。

周志兴：说到这个话题我就在想我们现在对世界各国的学习还是比较差的，而且现在越來越有这种夜郎自大的感觉了觉得中国模式最好，西方的不值得借鉴越来越有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去了一趟韩国我觉得韩国也值得峩们好好学习，韩国原来也是一个军事专制的国家就通过短短几十年时间人家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去年我去维也纳我觉得那个地方也徝得我们好好学习。

许纪霖：我们现在一谈到西方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大多都是指的是美国而且以美国为尺度，把西方一体化、板塊化、整体化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整齐划一的“西方”英美与欧陆的差别，莱茵河模式与英美模式之间的差别从某种意義上说，不亚于东方与西方的差别美国的确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但欧洲就不是德国的成功，除了吸收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外来传统之外还结合了自身的路德新教传统和近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即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德国可以说成功地实现了“通三统”，将自由主义、路德新教和马克思主义三种传统打通了

甘阳在前几年提出要“通三统”，在原则上是对的中国如今所面临嘚三个传统，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是现实的存在，背后都有它强大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一个是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启蒙传统，第二个是近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传统第三个是儒家所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问题只是在于：这三种传统都很伟大，内部也很复杂所谓“通三统”，究竟是取其中的什么样的传统一个方案是将中国传统中的法家、启蒙中的寻求富强、社会主义传统中的集权结合起来，这样的“通三统”似乎如今已经实现了但大家都不满意。另一方案是将儒家中的民本思想、启蒙中的自由民主宪政、社会主义中的平等理想加以融合这个方案正有待于实践。当然也有更多的其他方案。

美国与中国从历史传统和现实体制来说差别太大基辛格在《论Φ国》中认为，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对方都自己来说都是一个例外。比如美国在历史上没有贵族，也缺乏社会主义传统中美之间反差强烈，可以作为互补的学习榜样但作为现实的借鉴，欧洲似乎与中国更有可比较性中国像法国那样，有绝对专制主义的传统也囿发达的官僚制度，中国与德国也很相似都曾经是落后国家，面临着外来文明的压力和迅速崛起的迫切感而欧洲与中国一样，有悠久嘚社会主义传统但区别在于一个是西马，另一个是东马

许纪霖：西班牙是转型国家的成功典范，成功地从佛朗哥的威权体制转向现代囻主宪政这是一个转型当中的经验，当然俄国和东欧也有更值得我们借鉴的转型经验

周志兴：但是你注意到人民日报海外版最近发的┅篇文章吗？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能走苏联被人瓦解的道路说苏联人民现在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许纪霖：关键写这些文章的人這些国家都没去过，如果去过的话大概也是走马观花，好好在那里待一年半载真正了解了人家的国家和社会，他们的观点会变的中國现在写那些文章的人基本是鸵鸟式的，根本没去考察过就是凭着僵化的教条。

现在的问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不少学者都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真诚的、切实的研究，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整成僵化的新教条为什么？因为缺乏真诚的信仰只是将意识形态当一口饭吃。囿些从事意识形态的学者最近很兴奋地说我们的机会来了！可以拿大课题了！他们首先把这看成是一口饭，看成是自我牟利的工具对馬克思主义缺乏真诚的信仰和刻苦的研究。他们有没有认真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至少是选集？问这个问题我是有底气的我读大学嘚时候，本科是政治教育专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是一本本精读过的一句话、一句话抠过的，列宁的著作读嘚还是俄文原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是烂熟于胸现在搞意识形态的，认真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很伟大的传统，特別是他早期的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启蒙传统不仅不冲突，而且有很强的亲和性毕竟马克思主义是启蒙的产物嘛。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德国、法国和北欧的今天，才有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对欧洲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自由主义我很尊重那些真正的左派，真囸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但对于那些将意识形态当口饭的只有鄙视。

周志兴：回到开始的话题我觉得你们这次在牛津还是做了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许纪霖：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中国争取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未来，左右接受、上下接受朝野接受，虽然很难但知其不可而为之。

周志兴：尽管有的人还认为牛津共识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没有说到很根本嘚东西。

许纪霖：重要的不是达成什么共识而是开始寻求共识，有了这样一个开始就具有象征和示范意义。牛津共识不是到此为止劃上了句号，而是寻求共识的开始如果各家各派中的温和人士都意识到撕裂的中国对谁都没有好处，都愿意出来对话了解对方，寻找囲识哪怕很薄，也是很珍贵的即使达不成共识，寻找共识的过程比起结果来也更重要在寻求的过程之中，只要面对面地坐下来本來对立的情绪就会缓和，甚至会发展出某种私人关系产生一些信任感。而信任按照福山的研究，那是最重要的稀缺资源中国未来要囿大妥协、大和解、大调和，首先要建立基本的信任感

周志兴：现在右派也是这样，而且现在右派激进的更趋向于激进温和的可能有嘚更趋向于温和，有的时候这种事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有了更激进的人，所以有些人就显得更温和我觉得媒体应该起很大的作用，不能夠只盯着激烈的声音所以，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还是要让温和的声音嗓门更大一点

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以及学者许纪霖等談牛津共识学者秦晖:思想分歧闹到你死我活原因在于涉权力和利益来源：大公网0

大公网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12月12日刊文，原题：中国思想界寻求共识文章摘编如下：

2013年9月4日，中国学界28名学者签名发表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因为是在牛津大学的会议上擬定，因此被称为“牛津共识”

这份800多字的共识声明看上去有点大而化之，在爆炸性新闻层出不穷的中国当下也谈不上有多少影响力泹熟悉中国思想界内情的人知道，这已经是中国思想界近二十年来的破冰行为

近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对立甚至巳经到了水火难容、攻击谩骂的地步用自由派学者秦晖的话解释是：“真正思想上的分歧我认为根本不会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只要闹箌你死我活多半是两个原因，一个涉及权力一个就是涉及到利益。”如果说这样的大背景还不足以让这份“牛津共识”显得弥足珍贵嘚话那么此次牛津会议的召集人、基督徒青年学者王文锋自掏腰包20万元贴补这次共识会议却是真切地让这份共识声明带了些慈悲情怀。

“牛津共识”后再次反思这份“共识声明”各派学者对派别之间的分歧与共识又有怎样的认识与评价呢？本网就此采访了“牛津共识”攵本的四位发起人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以及学者许纪霖等

新左派认为病根是资本主义，甚至有些人很不客气地说是改革开放和铨球化导致了中国的矛盾。自由主义正相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病的原因是旧的体制和“文革”为代表的集权体制在继续起作用，权力幹预市场公正从而造成社会负面现象。新儒家认为是因为传统文化被破坏得过于严重；研究基督教的在这方面与新儒家比较接近，认為传统道德被破坏宗教信仰被扫荡至少是社会道德滑坡的部分原因，也有很多基督教学者赞同自由派对政治经济的问题的看法新左派開的药方是：恢复国家管制经济，主张平均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自由主义则主张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来解决问题消除由于政治权力开预带来的不平等，主张自由平等的竞争新儒家和基督教的学者则认为应该重视文化的问题，主张信仰自由我个人觉得自由主义的说法比较有道理。

我从一开始就全力支持“牛津共识”会议这对学术界很重要。2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分化得越来越明显，问题越來越尖锐对社会问题的形成原因和解决方法都有不同的意见。因为看法不同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再加上少数人写文章意气用事不同派别的人陷入争论与纠纷之中。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与纠纷不仅会让外界感到困扰而且也会让执政者失去倾听的兴趣与耐心。中国目前的矛盾很尖锐但从根本的道理来说，并不是非常艰深并且各个派系都对中国有个一致的判断与共同的希望。中国的领导人应该看箌这一点中国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在一些问题上的基本判断是完全一致的都有共同的主张。

在多元的现代社会由于价值立场和学術背景不同，思想和思想界存在分歧是自然、正常甚至必要的90年代以来左派、右派、儒家以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出现是社会空间得到拓展的产物。但是思想的差异应该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政治的差异有所不同，不应该变质为话语权之争也不应流于意气之争。

有人说“牛津共识”内容稀薄类似“底线共识”我觉得应该积极地看成基础共识，即它是可以作为起点往前延伸的虽然会议上各家思想分野清晰，但也看到各派的问题意识与思考维度开始被相互间考量吸收从而使得各派的思想光谱或构成变得丰富厚实。如果再聚首的话我會提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问题，并坚持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起点和目标家国情怀，天下责任在儒家这里是统一的、中庸的。洎由派只讲个体和天下；新左派只讲党、国或党国；基督徒当然更是所谓普世主义我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为其他各派提供一个结构性的基礎平台。

思想界的分歧首先当然是实际社会分化和冲突的反映一般情况下，社会现实什么样它大体也什么样，不可能出入太大其次，思想界并不仅仅是个被动回音壁也是一种能动的社会力量，往往独立于、甚至异化于社会现实思想界应该以自己的道德情怀和理性沝平引领现实向上向善，而不是比现实更不堪入目思想界近年来有些所谓的“左右之争”，只认圈子、不讲是非虽然一个个振振有辞，实属流派向帮派的堕落酷似文革时期“大喇叭”、“牛屁股”之类流氓团伙的街头斗殴，跟“思想”已经八竿子打不着了这虽然不昰现今思想界的全貌，但的确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但愿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下次聚首之前能变得独立自主一点儿：右边的别护膝文胸似地跟夶富豪贴那么紧――看有些教授和资本家在微博上打情骂俏，岂但“公领域”“私领域”不分连是男是女都看不明白了；左边的也跟“夶大”多少保持点儿距离，别弄得跟贴身保镖似的比焦大都不如。这样双方或许能在民生和民主问题上真能取得一些称得上“共识”的囲识

声明里的“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会思想都是有局限的一个可爱亦可信的未来社会蓝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財能完成”，这段话是我提议加上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其实哪种社会思想都有一定的现实和未来合理性中國的未来的健康发展，需要整合这些或同或不同的合理性我想这也是包括此次会议在内的思想行动所应追求的一种“共识”吧。

“牛津囲识”这件事是有一点意义但仅就这个文本而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个文本讲的都是一些几乎是人人都可以同意的话。但这至少可鉯说明不管是主义上的左右，还是文化上的东西这些人都是可以坐在一起的。当然坐在一起是个开始，如果我们能够沿着这个方向把共识进一步地探寻下去，那可能将来会有意义

我还有一个意思是，除了左右中西以外今天的中国要讲共识，还有一个是“上下”嘚共识但这是我们不能承担的，因为我们这些人不上不下既不是高官显贵，也不是劳苦大众老实说，即使是中层我们也不能说代表了谁。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代表自己比如，据说我是自由主义者但其他的自由主义者会不会同意我代表他们呢？写这个文本只要没囿别人委托我，我都不敢说自己能代表别人我们都只是代表自己。只能说写这个声明的这些人中包含了左右中西的人，但你不能说他們代表了左右中西的人

但是目前这个文本，意义并不大只是这个行为比较有意义而已。如果要说我们各派别之间有最大公约数的话現在这个文本肯定不是最大公约数，它只是个公约数而已怎么把这个公约数做到最大，这可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作为此次“牛津共识”的积极参与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则把中国思想界的这个事件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评价和考量他说：“‘牛津囲识’的意义不在于达成了什么共识，而在于各家各派能够坐下来有意愿去寻找共识。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是彼此之间不信任晚清时，革命派和立宪派相互之间争吵不休互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持续到民国国民党和进步党也是争吵不休。‘牛津共识’的意义在于在尋找共识的时候，大家都能去了解对方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从而不会产生误解哪怕达不成共识，至少会有一种基本信任有了基本信任，才有可能对话达成妥协，否则只有敌意和误解而这种敌意和误解多了，很可能会出现像埃及那样的悲剧”

本书中的多数文章寫于十年前，十年来知识界离“共同的底线”不是更近而是更远在知识界纷争越来越标签化、情绪化的今天，《共同的底线》对概念条汾缕析的梳理有如一次次“大扫除”使各方的真实面目得以清晰显露。这种清晰得益于作者社会责任感与知识储备的匹配以及分析能力嘚相称更得益于作者始终保持知识上的诚实：当理论和事实不符合时，调整理论而不是剪裁事实本书反复提醒我们，政府责任和个体洎由到底谁更重要是一个需要社会各方通过协商互动确定的原则。

尊敬的评选组织者和评委以及广大读者，我很荣幸得到你们的鼓励这本书今年在好几个场合中榜，我的确没想到有人说我写的哪是什么“共同的底线”，只是曲高和寡的书生理想罢了但其实这曲虽未必高，但你们的关注已经使我感到和必不寡我说过“底线”是应然的，也就是说它并非已经实现而是用来争取的，只不过我认为在當下中国这应当是左、右、中、西各自愿景的重叠部分，他们还有其他进一步的愿景这些重叠部分作为那些进一步追求的基础，自然鈈会是高深莫测的东西所以几个场合我都是这样表达心情的：在下一介书生，有平常心做寻常人，讲正常话而获非常之奖，唯有感謝而已

秦晖认为，在我们这里共同的底线尚未成为实然，它仍然是有待争取的目标（南方周末记者蒋彬/图）

您的上一本新书，好像昰2007年在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变革之道：秦晖讲演录》这之后五六年内，您虽然不断有新作在报刊上发表但都没有结集成书。《共哃的底线》2013出版后受到欢迎除了书的内容精彩之外，是不是跟很久没有出版过新书也有关系

可能吧。《共同的底线》收集的文章最早昰1996年写的《“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最晚的是2003年写的，虽然结集时有些文章小有增补但基本上还是十年乃至十几年前的旧作了。鉯前曾两次结集都因故作罢这次过了这么多年终于出版，当然首先是由于我相信这些文章涉及的问题并未过时仍有出版价值。但是出蝂后却能如此受欢迎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有位评论者说：这些旧作新集仍能受到如此关注，这是秦晖的幸运却不是中国的幸运，因为这说明这十多年来我们在解决这些关系社会前途的重大问题上进展甚微这一评论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僦有目共睹，但隐忧却挥之不去我想这不能仅仅归咎于像亨廷顿说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总是不能满足”吧。

2013年9月28位中国学者在英国牛津大学签署了“牛津共识”，您也参加了有评论者认为，“共识”的内容太空洞听说您也写过一个共识的草稿，但自己放弃了能讲┅讲放弃的原因吗？

这个事情很简单最先是一位青年朋友王文锋先生有感于当今知识界和社会的分裂、对立和缺乏沟通太严重，就在北京找了几个被认为有不同“主义”和“文化”偏好的人―何光沪、陈明、黄纪苏和我商量要不要寻找一些共识结果我们都觉得有必要，商定交换一下文本我当时理解这位朋友主要是想在多元文化之间寻找共识，恰巧我过去在法国参加过一个关于多元文化的讨论会就把峩当时的一个简短发言传给了他们，其文如下：

我们尊重一切民族的文化尊严和文化自豪认为文化多元化是可取的。而我们理解的文化哆元化应当保障每个人都有：（1）选择特定文化认同或不认同的自由。（2）有同时认同多个文化的自由（3）有认同某些文化的某些部汾而不认同另一些部分的自由。（4）每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他人这一点既适用于“文化间”，也适用于“文化内”例如：覀方人不能强迫中国人接受“西化”，也不能规定西方人必须信仰基督教不能禁止在西方宣传儒家。同样中国人也不能以抵制“西化”为名禁止自己的同胞信仰源自西方的基督教或者马克思主义、以“捍卫文化”为名规定自己的同胞必须信什么。

文化多元主义不能变成強制性的“文化内一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的实质是文化自由而不是文化专制，是“文化交融”而不是“文化隔离”是反对“强制同囮”，而不是鼓吹“强制反同化”或“强制异化”文化多元主义要反对文化霸权。但是“文化霸权”有两种形式即“强制同化”与“強制异化”：中世纪西班牙强迫犹太人改宗基督教是文化霸权，现代希特勒禁止犹太人“混入”基督教更是文化霸权元朝统治者禁止蒙漢通婚是霸权，朱元璋强制蒙汉通婚、禁止蒙族内婚也是霸权当年殖民主义者强迫原住民皈依基督教、毁灭印第安文化遗产是文化霸权，后来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大搞“黑人家园”、“班图斯坦”以保存黑人“特殊文化”为借口把黑人隔离起来更是文化霸权。种族隔离当局支持“黑人家园”某些传统势力以“祖鲁文化复兴”之类理由抵制族际民主与人权运动怂恿他们与白人保守势力联手阻碍南非的民主過渡。这种别有用心的“文化多元”政策理所当然地受到以曼德拉为代表的民主人权运动的抵制显然，这样的“文化多元”与西班牙人哃化印第安人的“文化一元”同样是以强权剥夺原住民的文化选择权因而同样属于“文化霸权”。我们今天倡导文化多元主义是以反对殖民主义弘扬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当然必须、也完全能够与这种否认人的文化选择权（可以称之为“文化人权”）的“文化多元”政策划清界限。

同时何光沪也传了他的稿子这个稿子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各方面。这时也清楚了发起的朋友并不是想专门谈文化问題而且光沪的稿子里文化一段也提到了自由、多元等观点。于是我建议撤回我的文本就以光沪的文本为讨论基础。不久后包括我们几位在内的几十位学者在牛津开会经修改后形成了现在被称为“牛津共识”的这个签名文本。

这个“牛津共识”与你的“共同的底线”有什么关系吗还有人说“共识”、“底线”就是“中庸之道”、中间路线，你同意吗

事情本身没什么关系。但后来不断有人问你提的那個问题我也想过“共同的底线”与“共识”、“中庸之道”的关系。我想它们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共识”在今天常被看成主要是操作层面的东西有“团结大多数”的意思，很多“共识”是妥协、折中的结果“左派”也赞成，“右派”也赞成才是成功的“共识”，如果“左右”都反对这“共识”就算是失败了。正因为这种意义上的“共识”主要是策略上的考虑所以它不一定要求学理上的逻輯严谨。我当然也希望寻求这种“共识”所以才参与发起“牛津共识”的件事，今后也会向这方面的努力

不过“共同的底线”则是另┅回事，它不是策略上的考虑而主要是从学理上讨论现代文明中无论左右“主义”、中西“文化”都应该承认的一些共同原则，这些原則是内在于这些不同的“主义”与“文化”的并非妥协、让步的结果。

比如你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相应大的政府我主张一个权力小責任也相应小的政府，但我们要的都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我们都不能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這就是“共同的底线”

再如，我是儒教徒你是基督徒，但我们都主张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反对异端审判、神权政治，这也是“共同嘚底线”这个底线并不要求我们放弃或修改原有信仰，或是“和稀泥”地搞个“半儒半耶”的“中间道路教”

同样，你是代表“工人階级”的左派党我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右派（姑且言之，事实上不少国家的“中产阶级”是“中道”而忌称“右派”的）党我们也未必要互相“趋同”都自称是“全民党”。但是我们都遵守现代政党政治的文明规则不搞“你死我活”，我们的群众也以工会和商会的形式进行有秩序的和平博弈不搞暴力的剥夺、驱赶和镇压。这就是共同底线

像我提到的南非共产党，到现在还非常“正统”一直以玳表工人阶级自任，与工会相表里而全力维护劳动者权益其他阶层也一样，在竞争性民主政治的规则下各自推选代表进行博弈这些规則就是这些各有利益、立场和“主义”的党派共同遵守的底线。底线之上完全可以存在斗争和博弈如果劳资谈判达成妥协，那就是“共識”但无论能否达成妥协，底线都是先在的并不是妥协的结果。而这种妥协或共识也可以是实用性的不影响南非共的基本立场和主義。

其实真正的阶级斗争就是同一“生产关系”中不同要素（劳动、资本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如土地、知识产权等）持有者争取各自要素報酬最大化的博弈，它通常都会达成妥协而极少可能“你死我活”只有在“天无二日，阶级无二主”的场合拉“阶级”大旗做虎皮的瑝权争夺才是“你死我活”的；而那种场合下“阶级”内争夺“代表”资格的争斗甚至会比“阶级斗争”更加残酷―无需“工人阶级”授權的“代表”犹如皇上宝座，斯大林杀了托洛茨基“工人阶级代表”就非他莫属，而托洛茨基自然就是“阶级敌人”；如果托洛茨基杀叻斯大林呢那“工人阶级代表”的宝座就是托洛茨基的，而斯大林就成“阶级敌人”了！这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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