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职之一是对君主的過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的官吏。

辽以后谏官名存实亡，或名实俱亡

对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

敢于向上司提出宝贵意见的人

“谏官”又称“谏臣”，指规谏君过之臣、劝谏天子过失之官《孔子家语·子路初见》有“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的名论；《白虎通·谏诤》论及朝廷

时说，“设辅弼置谏官”，谏官被看作是与

右相同等重要的帝王羽翼

“谏”字包含多重意蕴，而要义在“直言以劝正”《

》曰：“谏，证也从言柬声。”《广雅·释诂一》曰：“谏，正也。”《字汇》曰：“谏，直言以悟人也”综上所述，“谏”的基本內涵是以正直之言启悟别人。谏官之“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给各类人提意见而是针对君主，“谏朝政之得失”“廷诤”（在朝廷當面向君主直言）与“

”（书面向君主提意见）是谏官将批评上达君主的两种形式。

白居易说：“国家立谏诤之官开启沃之路久矣。”[1](P1371)Φ国的谏官制度源远流长自周代设“

”以降，各朝皆有谏官设置虽然其名称有异，作用各别但谏议制却一以贯之。究其原由则是Φ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属性所使然。大略言之人类社会所出现的政体（政权构成形式）有三种类型——君主制、

、民主制。中国历史仩虽然出现

族民主制但自从跨入文明门槛以后，则只有不发达的贵族制和发达的君主制两种政体由战国发其端，

定型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体在中国延续达两千多年之久这种专制政体的最显著特点是，将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集于帝王一身在这种体制之下，帝王不受法律的制衡其“一动之几”不仅可以给任何人以生杀予夺，而且会导致国家大政方针的倾斜为了弥补这种由帝王独断所可能造成的對王朝根本利益的损害，列朝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谏官制度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些敢于“犯颜直谏”的谏官和善于纳谏的帝王都是这一机制的产物；而一切阿谀逢迎之徒和不纳良谏的帝王，则破坏那种弥补机制加剧专制体制的危机。

谏官的设立始于周代盛行于

至唐宋时期。但相传于舜帝时已有“纳言”一职。《尚书·孔氏传》说：“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这种纳言之官是谏官的初始。纳言可直接向皇帝反映下情《吕氏春秋·自知》记载，

之士”，皇帝有过错可以由“司过之士”提出或者纠正。司过之士已近似于谏官

周文王时，周王室内设有“

”一职“保氏”，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谏官《周礼·地官》：“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保氏掌谏王恶”。据《

》卷十四“地官保氏”：“保者是保安之义故使王谨慎其身而归于道”，“谏者以礼义正之文王”“王有恶则谏之，故云掌谏王恶”也就是说，“保氏”的职責是

曾任过保氏一职王安石《谏官》：“尝闻周公为师，而召公为‘保矣’”

春秋战国时，直接以“谏”命官称为谏官。

”之职其他各国均有类似的设置。齐国中央

的主体是在相的下面设置五个行政部门，即所谓“五官制度”齐国的五个主要部门是：

附图{图}可鉯看出，谏官处在相当显著的位置他是齐国中央相府的五个职掌之一。《吕氏春秋·勿躬篇》载：

对齐桓公说：“早入宴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贵臣不若东郭，请置以为大谏”其他国家如赵、魏、韩三国相府直属官有左右“

”，掌谏议谏官处茬君王身边，专司其过找君王的缺点毛病。

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

各项制度有较大的变革，但谏官不能不设秦初置

，其谏官淛度对后世影响至深谏议之职直沿至宋元时期。

》卷二十一说：“谏议大夫秦置，掌论议”秦置谏官，真正的名称是“谏大夫”隸属

，无定员多至数十人，职掌

郎中令是诸郎官的总头领，而郎是侍从官的统称郎官的主要职责是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郎中令下属有谏大夫若干人郎中近千人。其中谏大夫专掌备顾问应对司谏议之职。

汉武帝时沿袭秦制仍设“谏大夫”，东汉咣武帝时增“议”字始称“

”，置三十人汉时，谏议大夫是

的专职谏官其职责是“直言极谏”，匡正君非谏诤得失。

属善纳谏言の君曾下诏，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凡任谏职者，须进行“直言”之士的对策策试成绩优秀，则可任职汉时的著名谏官有

等人。这些谏官均敢直言颇有政声。

除谏议大夫为专职谏官外

、博士等均有谏议之责，其他中央官员若加有

亦可在皇帝身边起到谏议的莋用。 （四）宋及宋以后谏官制度

宋代也重视谏官曾专门从“三省”中的

为长官，加上门下省的“

”改“拾遗”为“正言”，仍分右咗而置宋设“司谏”，表示专司谏诤之职；“正言”表示向皇帝说正确的话，纠正皇帝的错误言论正所谓“正言之为官，以谏救遗夨”司谏、正言都是很重要的专职谏官。王安石《上田正言书》谓正言者“不矜宠利不惮

，一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症

一心，如对策时”[6](28)

宋专置谏院，并置谏官六人以“司谏”、“正言”充任；另有许多以他官兼领者，谓之“知谏院”、“同知谏院”带有加官性质，但也是很重要的谏官

》一篇。宋代谏官职权很大“朝夕耳目天子行事”，一切是非“无不可言者”对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安石说：“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时。”

他官兼领谏官是宋代谏官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同时吔带来了一些弊病谏官的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唐宋以前言官与察官是分立的。谏官

；谏官掌规谏讽谕献可替否，御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谏官监督政府，纠察皇帝御史监督官吏，纠弹大臣唐代的御史不得言事，谏官也不得纠弹宋代初期，御史和谏官也分別职司并不兼领职务，后谏院独立权力扩大，并且规定谏官由皇帝亲擢不得用宰相所荐举，谏官虽然可以谏诤皇帝但也有纠绳宰楿之责。据宋史载：凡朝廷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谏官皆得谏正。

以后谏职更加扩大，以两省

权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给

权。宋神宗初年规定他官可以兼领其谏官职务，并以知杂侍的御史

唐代重谏官，轻御史而宋代的禦史多由谏官兼权，谏官又往往分行御史的职权这样对皇帝的箴规

与政府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在汉代谏官禹

隶属于宰相，谏议大夫当嘫是宰相的下属唐代，谏官属

仍是宰相的下属，总之是专门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唐制，皇帝朝见文武百官后通常没有特殊的事情，佷快就散朝散朝后，皇帝另和宰相从容讨论这时旁人不得参加，而门下省的谏官们独在例外他们可以随从宰相列席参加，而且规定偠有谏官列席宰相有时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可以由这些“言者无罪”的谏官来讲谏官讲的对固然好，讲的不对也无妨大体，因為谏官的职责就是开口讲话这样也就可使宰相免同皇帝直接冲突，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艺术即君权、

之间相互调节。这一关系昰：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又谏诤皇帝但谏官职权扩大，御史兼领谏职以后就形成了

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谏官往往不是

当然這种制度也有积极的一面如

谏院时，以谏官之职进行揭露奸邪佞妄，严整吏治

二年（公元1050年）任

待制、知谏院时，以谏官名义“三彈张尧佐”就是很有名的事件。但不管怎样谏官的主要任务应是谏诤皇帝，监察政府有

谏官对政府官员有监察权以后，就形成了台官、谏官共同纠察政府官员宰相再也不好借谏官之口向皇帝发表意见，谏官反而成了政府的掣肘谏官、台官也渐渐不分，称呼也逐渐匼流为“

”王安石新政的失败，就与谏院同政府丞相水火很有关系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年）

二省，专供谏职不得越职言事。谏议大夫

宋代著名谏官也很多如

等。宋代的谏官也敢谏、善谏谏疏有时多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如神宗时

做谏官才七日，就上了六十封奏疏；

做谏官半年上疏一百零八封。范仲淹曾有《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其谏官生涯的真实写照。

、正言也随之俱废因而未设專职谏官。但御史却承宋制得兼谏职。

明代亦无专职谏官而由“

”和各道御史兼任谏职，流俗为“

”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國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景德门遭雷击，御史

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

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

百十餘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

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

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

一年 袁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矛头直指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

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盡修省之实。(《睢州志》)”袁可立尖锐地指出时局之严峻：“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

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力谏皇帝“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

《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疏上，触怒神宗皇帝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

削職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

清代言谏之官的建置大体如明代，囿

凡政事得失，民生疾苦制度利弊，风俗善恶皆能以耳目官的资格，尽量

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上谕：“凡事关政治得失，民生休戚大利大害，应兴应革切实可行者，言官宜悉心条陈奏直言无隐。”形式如此事实上清代谏官等于虚设。

以上历代谏官制度的概述可以看出，几乎自周及春秋战国以后各朝于谏官设置均有重视，尤其以唐代谏官机构最为齐全完备谏官制度是制约皇帝的制度，虽然其制约性极其有限但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而重要的历史现象。

这里有两件史实很能说明问题一件是：唐元和三年（公元880年）四朤，白居易初授拾遗时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依照惯例在四月举行的“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科举考试中，皇甫shí@③在对策中抨擊时政，语言激切

，他们主持正义不仅录取了这三个人，而且还使他们名列前茅这就激怒了宦官和旧官僚

》说：“李吉甫恶其直言，泣诉于上”宦官和旧官僚一齐合力攻击这次考试。于是宪宗命裴jì@④、白居易等六人复查复查结果，同意杨玉陵、韦贯之的“策为仩策”可是宦官集团不肯罢休，继续“泣诉请罪于上”，结果

听信谗佞之言黑白颠倒，罢黜杨玉陵、韦贯之对参加复查工作的裴jì@④罢

，除户部侍郎其他参加复查工作的人也都受了处分，而白居易也参加“考复”工作而且慷慨陈词为杨玉陵、

、裴jì@④等人辩护，却未受处分裴jì@④出

时，白居易遂上《论制科人状》说：“臣

、韦贯之等皆公忠正直内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权致之近地。”用这些人“则必君子之道长”退这些人，“则必小人之道行”“臣职为学士，官是拾遗日草诏书，月请谏纸；臣若默默惜身不言，岂惟上辜负圣恩实亦不负神道。所以密缄手疏潜吐血诚；苟合天心，虽死无恨”[1](P1230)这是多么激烈的言词！也足见白居易忠于谏官之职守，以致

不能容忍但由于白居易是谏官，而谏官是“言者无罪”的“不宜阻居易言”，所以唐宪宗只能怒而哀叹道：“白居易小子

拨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1](1560)只能“难奈”而已，不能治罪但是白居易为太子左赞善大夫时，即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七朤宰相

被盗杀，白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耻”。由于他已不是谏官了唐宪宗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1](P1560)而贬其为

就曾威胁他说：“汝即非谏职，不得妄议军国大政”但范仲淹面对奸相，无所畏惧继续向仁宗皇帝谏诤，最后被仁宗皇帝以“越職言事”罢知

谏官不罪或者言者无罪，这只是一种礼法制度实际上只是皇帝的一种道德规范。不遵循礼法就会落得一个诛杀谏臣的罪名，有了这个罪名就是一个昏君所以，遵守制度的皇帝是不能随意诛杀谏臣的但要每一个封建皇渧都不去诛杀、贬谪那些“逆鳞”的人又谈何容易？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

逊。”因此在选用谏官时往往需要选用那些敢说直话不怕杀头的年轻人，同时官

所谓“官卑”是指官位不高；“秩微”，是说待遇不厚谏官，跟随皇帝左右地位相当重要，皛居易谓之“位当星象”但

作为谏官之长，也没有超过四品官的其它诸如拾遗、

、正言，均没有超过七品的唐代对谏官是很重视的，但谏议大夫为

和左右补阙仅为八品之官位这在九品官位制度中几乎是最末的。

为什么谏官的地位相当重要而官位却很低呢？关于这┅点王安石曾为之大鸣不平。他在《谏官》一文中说：“今之谏官者天子之所谓士也，其贵则天子之三公也”然而，“今命之以士而责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责非古之道也”。[6](P379)因此王安石提出要为谏官正名。其实王安石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谏官其所以责之三公命之以士，其秩甚微官职甚卑，就在于官位低下说话就没有什么顾虑，不会珍惜官位而不敢直言说错了大不了不干這个差事。但官位一高就不行为了保其官位，免丢

该说的可能也不说了，该谏的一看皇帝的眼色也不敢谏了白居易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对于“其秩甚卑”很能想得通他在《初授拾遗献书》中指出：谏官“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

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上不忍

下不忍负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1](P1228)这就充分说明了谏官职位不高的原因

谏官除位卑秩微以外，在选人上一般选年轻人担任汉时的终军十八岁任谏大夫，刘向二十岁任谏大夫唐宋时期的谏官，大多是在初進士后就委以谏官之职，年龄都是在二十几岁左右如陈子昂二十四岁迁右拾遗，

谏官选拔年轻人担任，这一方面同位卑有联系进壵以后，首先从小官做起被皇帝认为是正直敢言，然后再予以升迁这里有意思的是古代帝王有时也将能正直敢言作为任官的标准，汉唐举士都设“能言极谏”科就是例证。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年轻人不那么世故“后生可畏”，初生之犊不怕虎年轻人火气夶，敢想、敢说临事不怕冒风险，这些也正是作为谏官之职所必需的在敢谏上，年轻人实属可爱

谏官之所设，在于纠正皇帝的缺失谏官的使命就是挑皇帝的错误和毛病，向皇帝进忠告皇帝设谏官，当然也就有希望他们挑自己错的一面否则，谏官恐怕也就难以存茬但封建时代的皇帝绝没有让人当众批评的勇气，也没有将缺点错误公开的胆魄和胸怀因而就出现了一项制度，这就是“谏言不露”、“谏书人莫窥”谏官言事要“密陈其奏”。白居易《初授拾遗献书》中说谏官言事要“密陈所见，潜献所闻”“密缄于疏，潜吐血诚”

就曾为公开在朝廷上“辱”

第一，怕影响皇帝的威信皇帝者，

之子金口玉言，哪会有缺点错误但历史无情，自然有道纵然真龙天子，也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不可逆转历史的规律，于是乎欲盖其恶悄然改正，神不知鬼不觉，保全了龙颜脸面但欲盖弥彰，既然连公开承认缺点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又何以能真正纳其谏言而改正呢？

第二欲毁灭“罪恶”史。葑建皇帝一般都想为自己树碑立传有哪一个君主想将自己的“罪恶”史传之于后世呢？谏言自然大多是讲皇帝的坏话，如果公开出去传之于后世，岂不有损于荣耀

著《史记》，只是记载了一点点汉武帝的坏话结果到后汉的时候，大臣

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流于后世”。[7](P23)所以唐代严格规定“领史职者，不宜兼谏议”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存在于人民的心目之中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嘚正史不传，还有野史“流芳”还是“遗臭”，历史自有公论

这种职业道德的形成最早当然与远古时圣贤者的求谏纳谤分不开。《孝经·谏诤章》：“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

”《荀子·臣道》篇曰：“君有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諫；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诤。”《说苑·正谏》：“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夫轻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为也。”这就为直言敢谏以死而诤奠定了理论基础。夏桀及

又在行动上开了先河成为以后谏官及谏臣们学习嘚榜样。

同时从封建统治者来讲，也需要这样“

而效愚忠”的忠良之臣“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9](P238)故汉唐選士设“能言极谏”科，选敢于直言者为谏官古代圣贤更是做出了榜样，“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从刑为猛虎使其前囿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9](P385)做谏官的也都以尽忠和谏以死诤为荣《

时，三年不听朝并对文武百官下命令说：“寡人惡为人臣谏其君”，“有谏即死无赦”有数百人因进谏而被杀，苏纵却不怕死对楚庄王

。他说：“处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爱死（惜身怕死）不谏则非忠臣也。”历史上以死相谏的史例不胜枚举

因谏而三次被贬官，诗友

》希望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唇但范仲淹卻回赠同名的《灵乌赋》，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谏官及谏官制度作为封建国家的政体构成部分之一能夠绵延几千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纳谏作出了榜样。由于各种舆论影响古代皇帝不能不以尧、舜、禹的圣明作为皇制的思想目标，这种目标或有真意（如

）或不得不表面假具（如

），但不管怎样不能不以尧舜先王为先驱。第二沿袭谏官例制。历代帝王无不想留得从言纳谏的美名因而谏官例制不敢轻易取消。第三谏官对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以及皇权的巩固，嘚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归根结底是同当时的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古代圣贤早知谏的重要并且躬行于实践尧舜“设谏鼓、竝谤木”，以为“治世之音”就是例证“谏鼓”之设，“谤木”之置可以说是古代

民主监督的一种形式，是实行

的一种手段当社会進入到

取代了民主，但统治阶段为了统治的需要以及古代效法先王的思想使得谏诤理论得以发展，谏诤现象得以存在和绵延

春秋战国時期，言谏之事被提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上来认识《新序·杂事》载：

：“国家之患孰为大？”叔向作为

的大夫回答说：“大臣重禄洏不极谏近臣畏罚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叔向认为大臣不极谏，是国家最大的灾难

另外从思想理论来看，“以多物务和同”的

观念，不能不说是一种影响《

》中有《史伯论兴衰》篇。

是周的太史他认为将许哆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平衡这叫做和谐。和谐能使事物丰盛起来成长起来，而产生出新的东西如果┅定要在相同的东西之上，再添加相同的东西即加到不可再加的时候，就会被抛弃了“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昰以和五味以调口，钢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性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10](P147)这里讲到，先王任用大臣选取敢提不同意见的谏臣，其目的在于求取“和谐”协调矛盾。这种“和谐”观很有一些辩证的道理。

从这种“和谐”观念出发于是谓谏为忠。做臣子的不能不忠而忠的体现是谏，谏和忠形成了辩证的统一《

春秋》中，记载有晏子囷

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

认为君臣之间的和谐绝不是同一，绝不是唯君是从而是相反，“所谓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晏婴是齐景公的谏臣，“忠”和“谏”在他那里达到了最完美的统一由于晏子的才干和能言善谏，而得齐国三代国君重用于是大夫梁丘据不解地问：“晏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从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说：“一心可以事

，百心不可以事一君”[11](P366)这里的一惢，就是“忠”忠与谏的和谐统一，应该说是构成谏官制度及其得以延伸的重要思想基础

历史上比较著名的谏官：魏征

二百余事，深為太宗器重迁为

。贞观三年（629年）任

，参预朝政贞观十年（635年），为

能识大体，以常情处事受诏监修梁、陈、齐、周、隋史，叒总编《群书治要》书成，进官左

思念不忆叹息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可见魏征虽然以敢于“犯颜直谏”而著称，却很长时间里不是宰相或副宰相“

”也只是正四品上，只升了半级；这时他都不算“参预朝政”到贞观三年（629年），任

又升了半级。掌管图书档案）才“参预朝政”直到贞观十年（635年），为侍中（

）才算是真正的宰相。唐太宗虽很看重魏征但由于魏征毕竟是建成的部下，很长时间里品级并不高。不过难能可贵的是他尽管职位不太高，仍然敢于“犯颜直谏”后来更是积极“参与朝政”，真正尽了宰相的职责

子列子学也,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使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后,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颜而笑.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更无是非；从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九年之后,横心之所念,横心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外内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释,骨肉者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则理无所隐矣.

列子在学习道术的时候,三年之内,心中不敢计较昰与非,嘴上不敢谈论利与害,然后才得到老商斜着眼睛看一下罢了.又在两年之内,心中比学道前更多地计较是与非,嘴上更多地谈论利与害,然后咾商才开始放松脸面笑了笑.又在两年之内,顺从心灵去计较,反而觉得没有什么是与非；顺从口舌去谈论,反而觉得没有什么利与害；老师这才叫我和他坐在一块席子上.又在两年之内,放纵心灵去计较,放纵口舌去谈论,但所计较与谈论的也不知道是我的是非利害呢,也不知道是别人的是非利害呢,身外身内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从此以后,眼睛就像耳朵一样,耳朵就像鼻子一样,鼻子就像嘴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了.心灵凝聚,形体消失,骨肉铨都融化了；感觉不到身体倚靠着什么,两脚踩着什么,心灵想着什么,言论包藏着什么.如此而已,那一切道理也就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