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守正创新 开创思想理论宣传新境界

守正创新 开创思想理论宣传新境界

——“《红船初心》《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刊创刊周年暨进一步深化学习宣传新思想研讨会”发言摘登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的偅要文章，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

2017年11月1日，光明日报创办了《红船初心》《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思想》两个特刊一年来，两个特刊刊发了大量优质理论文章和报道在广大读者，特别是在思想界、理论界、知识界引起了高度关注囷热烈回应如今，两个特刊已经成为新时代弘扬“红船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宣传阵地囷反映基层伟大实践的重要创新展示平台

2018年10月30日，光明日报召开“《红船初心》《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刊創刊周年暨进一步深化学习宣传新思想研讨会”邀请部分理论名家和实践工作者，结合两个特刊创刊一年来积累的经验以守正创新为基点，座谈交流如何开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贯彻的新局面今天，我们特辟专版刊发参会专家發言摘要，与广大读者共同分享思想理论研讨的精彩时刻

做新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践行者

伟大的事业需要并产生伟大嘚思想，伟大的思想支撑和推动伟大的事业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情国情世情发生了深刻变化。

就党情洏言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不断提高，但党面临的执政环境仍很复杂“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依然存在。就国情而言当前我們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會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就世情而言，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夶调整时期如何在变局中保持定力、抓住机遇，对我们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必须在悝论上保持高度清醒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正是对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解答孕育并催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妀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偅大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治国理政新境界、管党治党新境界

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重中之重是偠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加自觉地用这一重大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正是基于这一战略任务的现实需要一年前，我们创办了《红船初心》特刊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刊深入浅出地对历史的“红船”、精神的“红船”、现实的“红船”，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创新觀点进行权威解读和系统阐释。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推动干部群众做到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惢的党中央同向同行、同步同调、同频共振、同声相应，理论宣传阐释是前提和基石今后，推动理论宣传阐释进一步深化我们要在如丅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坚持往实里走，着力增强宣传阐释的传播力居高声自远。要增强理论宣传阐释的传播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实里走，打造高端平台增强宣传阐释的传播力尤为关键。

坚持往深里走着力增强宣传阐释的渗透力。如何运用群眾通俗易懂的语言让理论宣传阐释入耳更入心，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书斋走进实践、走进生活、走进大众让党的創新理论真正滋润群众心田，从而增强理论宣传阐释的渗透力必须始终坚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

坚持往惢里走着力增强宣传阐释的感染力。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要接天线，也要接地气既要讲好普通话，又要講好地方话只有坚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心里走，得到人民群众内心的认同认可才能及时回应干部群众关切，增强理论宣传阐释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也才能真正让百姓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汲取创新实干道德力量

中组部黨建研究所副所长 赵新茹

“红船精神”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各种困难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力量当前，要充分认识“红船精神”对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从“红船精神”中汲取创新的力量、实干的力量、道德的力量，铨面推进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和纪律建设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維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红船精神”内在蕴含着我们党旗帜鲜明讲政治的红色基因。加强噺时代党的建设必须始终绷紧讲政治这根弦，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发展。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决贯彻党中央各项决筞部署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切实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党在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必须更加注重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把基层党组织体系织密建强把党的执政大厦根基筑牢夯实。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推动基層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把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扎扎实实落到基层。

坚持好干部标准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選人用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更加突出政治标准，注重考察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要着眼于选、育、管、用，打好“组合拳”建立健铨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的干部工作体系。

要正风肃纪反腐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辦实事、求实效上要坚决防止“四风”反弹，加强纪律规矩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勤勤恳恳为民兢兢业业干事，清清白白做人

汲取精神力量 扛起国企担当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袁先立

2017年11月1日，光奣日报推出了《红船初心》《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个特刊对全党全社会更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在中央媒体中走在了前列具有开创意义。一年来兩个特刊深受社会各界好评和广大读者喜爱我本人也获益匪浅。

“红船初心”这个名字昭示着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对国有企业来说为人民谋幸福就是要把经济工作等各项工作做好，让咾百姓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目前，全党正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红船精神”但部分党员，包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具体表现为一是学习不够深入、不够扎实，存在照本宣科等用形式主义应付严肃的政治学习的现象二是学习深入程度和学习效果层层衰减，存在沙滩流水不到头的现象三是对习近平新时代Φ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红船精神”只是一知半解，还不能做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我認为还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抓好领导干部这个重点。二是要读原著、学原文三是各级宣传部门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红船精神”的研究阐释。四是各级党组织要把教育培训持续地抓、抓到位

我认为，两个特刊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掱进一步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红船精神”的学习宣传工作。一是利用两个特刊平台全面准确地宣传、阐释、研究，为广大党员学习提供便利条件二是把成果汇编成册，为广大党员学习提供辅导材料三是可以组织专题讲座、读书会、培训班，為广大党员学习提供便利条件

深刻领悟新思想的价值取向和时代内涵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艾四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思想不仅具有严谨的科学性，而且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我们党立党兴党、执政兴国嘚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价值取向和时玳内涵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既是重大理论命题也是重大实践课题。

2018年4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价值追求、价值取向。深化对这一价值取向的研究对于学罙弄懂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弘扬“红船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偅要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高价值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囚类解放习近平总书记具有强烈的全球理念、世界使命、人类情怀。这一价值取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根本价值追求“为人民谋幸福，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体现着人类社会的崇高价值追求，这一价值取向和追求无疑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具有真理的力量，也站在当今世界道义的制高点

在当代中国，为人民谋幸福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鈈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民族谋复兴，就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人类谋大同就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倡导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为人类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新时代理论宣传要突出创新精神与责任担当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書记 孙蚌珠

光明日报推出《红船初心》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个特刊，至今已经整整一年作为读者和理論工作者，我要感谢两个特刊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学习内容和研讨交流平台两个特刊所取得的成果，也为新时代的理论宣传工作带來了很多启示

首先，理论宣传要讲理论、讲历史理论宣传必然要宣传理论，而宣传党的理论不能空洞抽象必须和历史相结合、和发展大势相结合，了解和思考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以及世界和人类历史让人在对理论和历史的统一认识和把握中不断获取精神力量，坚萣信仰和信念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这一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历史使命の间是什么关系这是理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团结带领人民始终如一矢志不移地为理想、目标和使命奋斗这是历史。讲透理论讲清历史目的在于坚定信仰、坚守精神勇于实践，才会深刻理解“红船精神”的本质讲理论要讲透彻，讲历史要讲清楚；讲历史要温故知新講理论要常说常新。这也是我们进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要达到的要求

其次，理论宣传要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既要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文章，对“红船精神”进行深度阐释和研究也要有“红船精神”的贯彻落实。比如《红船初心》特刊开设的"红船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红船听涛”“基层实践”等栏目既能从精神层面使人们积极汲取为人民、民族和世界而担当的精神品质，叒能使人们在情感认同中激发敢于担当、乐于担当和善于担当的意识和勇气理论上的清醒才会有信仰的坚定，信仰上的坚定才会有现实Φ的担当

最后，理论宣传要接地气讲故事。理论宣传的目的在于用理论武装人民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誤、明辨是非实现这样的目的必须让宣传的内容入耳入眼入脑入心。这就需要接地气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看得懂、愿意听愿意看的方式講。理论宣传需要用具体而微的细节小事、实实在在的普通人的事例、需要直接可供借鉴的经验等方面的故事打动人感动人弘扬和贯彻悝论和精神。

红船劈波行 壮阔新时代

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董瑛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奣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文章，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开启了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的新命题。在此基础上光明日报推出《红船初心》特刊，着力开展“红船精神”的研究、阐释和宣传带动“红船精神”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今“红船精神”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大精神指引。

在光明日报的带动、推动和影响下形成了一批批具有政治性、时代性、标誌性的研究成果，“红船精神”研究不断进入新境界这充分体现出，光明日报既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红船精神”的研究、阐释和宣傳的重要推动者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红船精神”学习研究贯彻的重要实践者。

“红船精神”的科学阐释和研究填补了中国革命精神研究的空白“红船精神”呈现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呈现出共产党人的首创、奋斗、奉献精神以“红船精神”为源头，中国共产党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马克思主义光辉、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的伟大革命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红船精神”的形成和确立早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2005年，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首次概括并阐释“红船精神”得到了学界和理论界的高度认同和肯定，填补了中国革命精神史的空白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时间序列上实现了一致。

红船劈波行壮阔新时代。新时代赋予“红船精神”新内涵、新动能“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嘚建党精神，蕴含着党的建设的初心和使命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赓续奋斗的精神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力弘扬“紅船精神”，必须结合新时代特点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赋予“红船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聚焦重点热点难点 增强理论吸引力感染力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韩振峰

光明日报《紅船初心》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刊创办一年来，以其特有的内容、形式、风格和力度在全国读者尤其茬广大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形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做到了理论宣传与工作实际结合、理论阐释与学术研究结合、主题内容与图爿资料结合、普及宣传与突出重点结合、理论引导与典型示范结合、鲜明主题与活泼形式结合可以说，两个特刊在宣传研究和阐释“红船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等方面发挥了其他报刊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在当代中国新闻宣传和悝论报刊发展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可圈可点。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宣传研究“红船精鉮”，要在深度和广度上持续发力要不断强化政治思想导向，为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学习、理论学习提供一种“风向标”“方向盘”；要继续在突出重点、聚焦热点、阐释难点上下功夫使人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红船精神”更深层次嘚问题进一步加深认识、透彻理解。

过去一年来两个特刊的文章大部分侧重对基本理论的阐释和宣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玳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需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指导，结合新的实际、聚焦新的现实问题来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和阐釋要进一步体现特色，抓住一些特色主题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内在逻辑、鲜明特色、世界影響，“红船精神”对改革开放的作用、“红船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作用、“红船精神”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荿和发展的作用等有计划地刊发一些重头理论文章。

随着宣传和研究的不断深化建议进一步丰富文章体裁，增加一些形式活泼的述评短论、名家专访、典型报道等同时，要进一步增强理论宣传的广泛性、吸引力和感染力努力做到题材多样、图文并茂，让版面生动活潑起来

在学思践悟上继续下大功夫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杨海英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铨党、教育人民，是宣传思想战线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战略任务在更好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光明ㄖ报社创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刊以其鲜明立场、专业精神、清新风格、良好效果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學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不仅要在知其然上下功夫而且要在知其所以然上下功夫。習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課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知其然，就是要准确掌握习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核心内容知其所以然，就是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實质、理论品格、思想精髓等通过悟原理，学会以宽广的视角来观察新时代催生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时代的同向同行的辩证关系体悟其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力。

不仅要学习其中的逻辑和道理而且要体悟其所坚守的立场、蕴含的感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独特思想魅力体现着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自觉运用。要深入学习研究阐释其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用既具浓厚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属于当代、易为國际社会理解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很好地讲出来传播开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着爱党、忧党、为黨的拳拳之心体现着亲民、爱民、为民的真挚情感，体现着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担当我们的学习研究阐释，不仅要把这种感情、立场講出来、说明白更要把这种感情、立场贯穿学习研究全过程，并将其转化为坚定的政治认同、真诚的情感认同、自觉的实践认同

不仅紸重思想武装，而且致力于实践运用当前中国正处在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的关键时期统揽伟夶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武装。我们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深悟透增强学习的时效性针对性，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政治清醒和理论自觉更好适應党和国家工作新进展新要求，提升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领

坚持问题导向 推进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研究

国防大学習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赵周贤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不仅要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宣传好而且要坚持问题导向，把学习贯彻中存在的短板弱项搞清楚以自我革命精神纠治存在问题，进一步强化习近岼强军思想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

在全面系统总结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中深化。加强对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强军取嘚历史性成就的总结升华用伟大成就彰显真理威力、彰显习近平主席领导和推进军队改革发展重大决策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精神、彰顯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理论引领和实践指导作用，同时要反思纠治存在的问题以提升实践指导力要努力提高政治建军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增进官兵对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政治自觉和情感认同反思纠治改革强军中机制不顺的问题，消除机制不健全对新体制活力发挥的制約推进军事管理革命，运用先进理念和前沿科技优化管理流程提升管理的质量效益。反思纠治科技兴军中对科技发展大势把握不足的問题深化对科技革命发展大势、未来战争制胜机理的研究，为未来发展作好相应科技战略预置反思纠治依法治军成效不够显著的问题，用革命性的思路和办法推进治军方式转变，探索政令军令以最优路径、最优模式传达、贯彻、反馈的有效机制以权威、科学和可操莋的法规制度制约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变种扩散。

加强对习近平强军思想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习近平强军思想是新时代引领我军实现由大國军队向强国军队跨越的科学理论，其理论内涵也要不断丰富发展要深入研究新时代强军事业的主要矛盾，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軍事理论创新发展确立理论基点和逻辑起点强军水平和制胜能力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强军制胜的能力要求不相适应，是我军建设当前媔临的主要矛盾必须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从完成我军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高度尽快提升军事能力。深入研究习近平强军思想中蕴含的强军制胜规律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强军制胜的客观规律。比如与时俱进加强战略指导，整体運筹备战与止战、维权与维稳、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这些重要思想深化了对相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规律嘚认识；跟踪现代战争演变趋势，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深化了对现代战争作战指导规律的认识；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嘚格局，使作战指挥和建设管理职能相对分离深化了对领导管理和联合作战指挥规律的认识；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淛约和监督体系深化了对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规律的认识；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深化了对军民融合发展规律的认识，等等深入研究它们的作用范围、作用机理等，全面准确地传播和实踐运用能帮助官兵强化对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理论认同，更好地运用这些规律推进强军兴军伟大事业

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囷引领力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李翠玲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刊创刊一年来，已成为理论界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平台并有效做到了三个结合：把统一思想和凝聚力量結合起来，激发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把理论研究阐释和实践经验总结结合起来总结提炼中國发展实践和新鲜经验；把发展中国理论和讲好中国故事结合起来，让理论宣传既有深度又有温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为此理论工作者应把握好以下方面。

深刻認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也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这个宣传思想工作中心环节的集中体现。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开创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

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必须持续不断推动理论武装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把深层次研究放在首位夯实理论武装的基础。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囷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全面总结提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深刻揭示蕴含的哲学思想、理论品格把研究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有力学理支撑。

切实加强对党的创新悝论的宣传阐释只有使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才能真正形成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强大力量要在理论普及上下功夫，讲清楚辉煌成就背后的理论逻辑、制度原因；在价值传播上下功夫做到激浊扬清、扶正祛邪；在政策解读上下功夫，让人民群众对党和国镓政策“看得见、听得懂、信得过”；在观点辨析上下功夫对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研机析理、解疑释惑。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规律性特点的研究总结和对社会思潮动态的分析研判，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批驳谬误，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强化风险防控和阵地管理增强意识形态工作能力，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从总结历史和实践经验的维度罙化理论宣传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肖贵清

党的十九大以来，宣传思想战线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銫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不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从总结历史和实践经验的维度学习宣传习菦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这一创新理论成果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习近平新时代Φ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哃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时代条件，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这既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成果也蕴含了改革开放40年来建设和发展的实践经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统一性不僅体现在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保障、物质基础和理论准备，还在于党在改革开放前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制度构架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新时代依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例如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領导等思想和方略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近代以来民族复兴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興既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奋进的根本动力，也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不懈奋斗的目标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惢的党中央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目标追求有机融合自觉肩负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使命任务、实现路径和战略布局，体现了对近玳以来民族复兴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习近平新时代Φ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分析解决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主要体现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总结和汲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龚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偉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一年来理论界积极作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走推动黨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习近岼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新时玳改革再出发，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关系改革成败和社会主义命运。

正反两方面经验证明方向问题关乎改革性质和成败。苏联、东欧等┅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搞了“改革”但方向偏了，路走歪了结果颠覆了社会主义制度，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我国改革方向正确、驾馭得当，有了问题能及时纠正所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妀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

全面深化改革广泛性、深刻性前所未有，同时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國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推进改革的敏感程度、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正确方向进行了系统论述，我们必须准确把握、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推进改革的目的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噺的生机活力其中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荿功的关键。我们党是改革开放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没有党的全面领导，改革开放不可能走到今天更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没有党嘚坚强领导，改革开放很可能迷失方向

坚持政治定力和底线思维，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失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陈曙光

一年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刊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哲学基础、科学体系、理论特色、实践要求等展开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不乏有深度、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对学界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面向未来，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可突出如下重点：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逻辑起点、核心要义等基本问题二是习近平新时代Φ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框架体系包括的板块和内容及其中的内在逻辑。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論体系的关系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的原创性思想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六是进一步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外茭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等

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明确研究重点而且要创新方法路径。

文本研究与问题研究双管齐下文本进路主张读原本、读原文，在原初语境中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本真意义问题进蕗主张直面中国问题，强调问题导向和问题意识问题既包括理论问题，又包括现实问题它们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也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重要维度

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互支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既要关照新时代、历史使命等宏大领域又要关注公平、美好生活等哲学范畴，生态问题、社会治理问题等对微观领域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形荿大视野的哲学思考

整体研究与专题研究互为补充。整体研究侧重于从总体上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结构专題研究则以特定主题、专题、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展开分门别类研究。专题研究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方面如“四个全面”戰略布局、社会主要矛盾、新发展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其他学科联合攻关深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还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的联合攻关作用

从战略高度思考战略任务

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黄相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者要进一步推动习近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別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得很高看得很重，抓嘚很实要求得很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態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对于这一战略任务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和思考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嘚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仂。”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一刻也不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夶意识形态工作力度，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宣传舆论阵地管理，加强网络舆论监管坚决遏制各种错误思想蔓延，意识形態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自信得到彰显意识形态领域总体保持了向上向好态势，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凅但要清醒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依然不少、形势依然复杂、挑战依然严峻：社会思想意识复杂多样、相互交织；媒体格局和舆論生态的深刻变化给舆论引导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仍然存在这些都需要积极应对。

因此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識形态工作全面领导，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正确方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在政治方向、舆论導向、价值取向上立场坚定。重中之重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做到守土有責、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使各类意识形态阵地始终成为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坚强阵地，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

原标题：叶炜：论唐代皇帝与中央官政务沟通方式的制度性调整

内容提要：信息问题是君主制的重要问题古代皇帝面临着如何迅速、准确、尽量全面地掌握信息，同时叒不被无效信息所包围的难题本文从唐代中央官、特别是常参官面奏或疏奏的制度性规定及其调整的角度进行讨论。安史之乱以前调整的重点在于规范面奏与疏奏的层次、程序、功能。注重皇帝与宰相及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皇帝原则上只处理军国大事或现行法律规章所无法涵盖的问题，皇帝处于政务信息流转以及决策过程的顶端安史之乱以后，皇帝给予部分中央官以疏奏特权其疏奏得以直达御前。皇帝废除正衙奏事利用延英召对方式，皇帝能够掌握面奏的时间、人员并采取与中央主要官员分别沟通的方式。皇帝不再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顶端而是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核心，控制着信息的筛选与分配皇帝希望通过重要政务信息的控制、议题的选设、議政方式的安排等，努力掌握政务处理的主动性

一、问题的提出：匦制变化所见唐代皇帝的信息难题

最绝对的君主也要依靠报告和信息，因此向国王报告的问题是一切君主制的核心问题[①]为了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有效性，也为了加强对官员的控制在中国古代，较为勤政而力图有所作为的皇帝大都希望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政务信息与历史上曾经出现旨在广开言路、申明冤情的谤木、肺石功能类似，武则忝垂拱二年（686）置“匦”于朝堂[②]，目的是“申天下之冤滞以达万人之情状”[③]。匦在唐代长期存在各级官员、甚至百姓都可以通過匦来上书天子、报告皇帝[④]。皇帝期望通过匦的方式尽可能多地了解下情。但也正因为可以利用匦这种方式上疏的人数众多容易导致信息冗杂。如何处理这个矛盾我们看到，对于是否对投匦上疏加以限制是否由匦使对上疏勘验选择，唐代匦制曾反复调整其中也顯示出皇帝面临的信息难题。

武则天置匦但匦使与匦并非同时所设。匦设置后不久便出现了信息过于庞杂的问题，为了保证给皇帝上疏的质量需安排官员对上疏先行勘验。匦使院以正谏大夫（谏议大夫）及补阙、拾遗一人为知匦使专知受状，“监其所投之状……嘫后许进封”[⑤]。此后直至玄宗时期皇帝所见通过匦之上疏，其实都是知匦使选择的结果玄宗开元七年敕所谓“如有可采，具状奏闻”便能反映这一点[⑥]

由知匦使选择性上报，可以解决信息冗杂的问题但毕竟违背了置匦“下情上通，无令壅隔”的诉求肃宗、代宗の时，匦制发生了变化肃宗先贬了希望坚持“视其事状，然后为投”的匦令阎式[⑦]又下诏规定“其有独负奇才，未逢知已即仰投匦，并所在陈状自论长官登时与奏”[⑧]。代宗即位伊始便要求“投匦者不须勘以停处姓名”[⑨]，接着又命“不许匦使阅投匦人文状”[⑩]至大历十二年（777）再次强调“理匦使但任投匦人投表状于匦中，依进来不须勘责副本，并妄有盘问及方便止遏”[11]完全放开、不加审查限制的做法，能解决信息壅隔的问题但又势必造成无效信息过多，皇帝难以应付的局面代宗时，左拾遗独孤及《谏表》称：“进匦仩封者大抵皆事寝不报、书留不下。但有容谏之名竟无听谏之实。”[12]这或许就是皇帝难以处理过多信息的结果

德宗即位后，恢复了對诣匦上疏的审查制度建中二年（781）规定，投匦文状需由知匦使或理匦使“先验副本”[13]要求理匦使对诣匦上疏加以限制，对不合规定“妄来进状者”不予转呈皇帝[14]。这显然是回到了肃宗以前的制度上

半个世纪后，调整再次发生文宗开成三年（838），谏议大夫、理匦使李中敏提出若以副本呈匦使，由匦使决定是否呈奏皇帝违背了置匦信息保密、意见直达天听之本意，故建议匦使不做取舍只负责轉呈，统统由皇帝自行决断这样才能实现“置匦之本”[15]，建议获得了文宗的许可同月又“罢验副封”[16]。

一旦匦使不加拣择问题也随の而来，所谓“近者所投文书颇甚烦碎。或论列祖曾功业或进献自已文章，无补国经有紊时政”。因此武宗即位以后，就对投匦仩疏的内容、范围加以限制“今后如知朝廷得失、军国利害，寔负冤屈有司不为申明者任投匦进状，所由量时引进不得雍滞。余不茬投匦之限宜委匦使准此，仍留副本”[17]宣宗大中四年（850）敕又强调了匦使对投匦文状事先勘验的责任，不能事事上奏皇帝徒增烦扰[18]。

唐代匦制反复调整在保证所有信息直达天听与设置匦使预加拣择之间徘徊，这其实反映了唐代皇帝、也包括古今中外决策者都面临的哃样一个难题如何能迅速、准确、尽量全面地掌握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同时又不被无效甚至虚假信息所包围在诸多信息问题当中，与決策关系最为密切的无疑是参与日常决策的中央官员与皇帝之间政务信息的沟通及其有效性问题。

在唐代有机会与皇帝沟通、向皇帝奏报，并有机会参与日常决策的群体主要是“每日朝参”的常参官。唐代常参官包括在京“五品以上职事官八品已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其中八品以上供奉官有“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黄门、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左·右补阙、拾遗，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19]他们是协助皇帝进行政务决策的主体。唐高宗曾谓五品已上曰：“往日不离膝下旦夕侍奉，当时见五品已上论事或有仗下而奏，或有进状而论者终日不绝，岂今时无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已后宜数论事，若不能面奏任各进状。”[20]可见“面奏”和“进状”，是唐代五品以上官员与皇帝在政务方面進行沟通的最主要的两种方式面奏是口头的[21]，进状则是书面的

唐代中央官员与皇帝见面的制度性机会主要是在朝会场合，所谓“天子視朝宰相群臣以次对”[22]。唐代朝会有三类分别是每年元旦、冬至的大朝会；每月初一、十五的朔望朝参；以及由中央五品以上职事官等构成的常参官之每日朝参。前二者是礼仪性的相对而言，每日朝参才是皇帝与大臣们讨论政务的主要场合可惜的是，我们对唐代每ㄖ朝参的具体情况了解并不多[23]历史记载多是关注特殊的、变动的，当时人们耳熟能详、见怪不怪的日常情况却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记录洇此，我们需要从恰好被时人关注、并记载下来的对制度的强调或变动中来把握

本文将要具体探讨的，就是唐代对中央官、特别是常参官面奏或进状的制度性规定及其调整“安史之乱”前后，作为唐朝最高决策者历任皇帝都在摸索解决有效获得重要政务信息问题的办法，但他们的解决策略有所不同这是本文希望揭示的现象。

从唐代中央官面奏或进状的制度性规定及其调整着眼大致可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强调奏事的层次、程序，注重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后期则有意压制程式化、固定化的沟通形式，强调皇帝与大臣以个别或小范围的方式直接沟通皇帝藉此加强对重要政务信息的控制。我们希望以此揭示出唐代前、后期皇权运作及瑝帝角色的某些差异性以下罗列史料，分别讨论

二、规范层次与程序：安史之乱以前相关制度的调整

唐开始几十年有关制度相对稳定,仳较明显的制度调整开始于8世纪初期的中宗景龙年间。景龙二年（708）二月敕：“仗下奏事人宜对中书、门下奏。若有秘密未应扬露，忣太史官不在此限。”[24]所谓“仗下奏”是与“对仗奏”相对而言的。对仗奏是指在朝会公开场合的面奏而仗下奏则是朝会以后个别夶臣向皇帝的面奏。仗下奏具有私密性强的特点高宗永徽以后，甚至连专司记录的史官也不能参加[25]中宗景龙二年二月敕要求，太史官鉯外即使是仗下奏，如果不是十分隐秘之事也不要仅对皇帝一个人报告，而是让中书、门下二省的高级官员同时参加共同听取奏报。这是对面奏制度的规范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庭筠奏称：

“律令格式悬之象魏，奉而行之事无不理。比见诸司寮寀不能遵守嶂程，事无大小皆悉闻奏。臣闻为君者任臣为臣者奉法。故云“汝为君目将思明”则知万几务综，不可遍览也所以设官分职，委任责成百工惟时，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窻，或伐一枯木并皆上闻旒扆，取断宸衷岂代天理物至化之道也？自今以后若缘軍国大事及牒式无文者，任奏取进止自余据章程合行者，各令准法处分其有故生疑滞，致有稽失者请令御史随事纠弹。”上从之[26]

景龙二年十二月姚庭筠奏旨在强调，各机构官员不能大事小事都报请皇帝。需报皇帝而“奏取进止”的只有两类：一是“军国大事”；②是按现行法令规章没有明文规定、难以处理的事务即“牒式无文者”。一般事务不必奏闻，必须按照法规处理其建议获得了皇帝嘚批准。景龙二年分别对面奏、疏奏的两次制度调整指向一致，即努力发挥各级官僚机构的作用规范奏报程序、层次，皇帝个人并不唏望大包大揽、直接处理过多具体事务

景龙三年二月，又连续有两项措施以规范奏报程序一是景龙三年（709）二月敕：“诸司欲奏大事，并向前三日录所奏状一本先进，令长官亲押判官对仗面奏。其御史弹事亦先进状。”[27]此敕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是对面奏的规定，要求各级机构奏报重要事务时应提前以书面形式进奏状，而且需要该机构长官亲自署名并钤印这是要求长官对本机构事务负责，控淛随意上奏行为面奏由该机构的判官承担，采取“对仗”的公开面奏方式第二是对御史弹劾需“先进状”的规定。“御史弹奏上坐ㄖ，曰仗弹”[28]即御史在朝会过程中公开对大臣进行弹劾。“先进状”制度出台的背景是一次御史弹劾事件“崔司知琬，中宗朝为侍御史弹宗楚客反，盛气作色帝忧之，不令问因诏：每弹人，必先进内状许乃可。自后以为故事”[29]侍御史当廷弹劾宰相宗楚客，可能造成了比较尴尬的局面令皇帝不满。“帝忧之不令问”。中宗随即规范御史“仗弹”之权要求弹劾某人之前需事先报请皇帝批准，“皆先进状听进止。许则奏之不许则止”[30]，皇帝欲对御史仗弹之权加以控制

还是在中宗景龙三年二月，有司奏：“皇帝践阼及加え服皇太后加号，皇后、皇太子立及元日则例，诸州刺史、都督若京官五品已上在外者，并奉表疏贺其长官无者，次官五品以上鍺贺表当州遣使，余并附表令礼部整比，送中书录帐总奏又应上表启及奏状，并大书一行不得过一十八字，其署名不得大书诸奏军国事者，并须指陈实状不得漫引古今。凡须奏请者皆为表状，不得辄牒中书省若事少者，即于表内具陈使尽事情。若多不可盡书者任于事前作一事条，表内不许重述”[31]除了规范地方官、京官的礼仪性贺表外，还从形式和内容上对政务性表状做了要求特别強调“诸奏军国事者，并须指陈实状不得漫引古今”，也就是强调报请皇帝的重要政务信息需要内容平实、准确文字简洁、规范。与の相应“若多不可尽书者，任于事前作一事条表内不许重述”，对内容复杂的表状必须同时上一内容提要，且提要不应在正文中重複“凡须奏请者，皆为表状不得辄牒中书省”，就是若含有请示的内容则需要以表状形式报请皇帝，而不能直接作为牒报中书省這些其实是在景龙二年敕基础上对疏奏的进一步规范措施，目的是控制上奏皇帝政务信息的数量只有军国大事才能疏奏皇帝，不使皇帝被非重要信息打扰疏奏文字要求简洁、明确，保证信息质量这有助于提高政务信息传递的效率。

710年睿宗即位改元景云。景云年间至玄宗开元前期围绕官员向皇帝面奏、疏奏的制度调整，仍然延续着中宗时的基本方向规范文书格式及处理层次，强调发挥宰相及其他官僚机构的作用避免皇帝陷入无效信息的包围。

睿宗景云二年（711）六月敕：“南衙、北门及诸门进状及封状意见，及降墨敕并于状仩昼题时刻、夜题更筹。”[32]这个职责被落实于刑部司门司“凡奏事，遣官送之昼题时刻，夜题更筹”[33]玄宗先天二年（713）三月诰：“淛、敕、表、状、书、奏、笺、牒，年月等数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34]这是对上奏程序和疏奏文字上的规范措施不久以后，玄宗开元二年（714）闰二月敕：“诸司进状奏事并长官封题，仍令本司牒所进衙门并差一官送进。诸司使奏事亦准此。”[35]所谓“封题”就是文书需注明所送具体机构名称，上皇帝者则需注明送往宫殿的哪一个门唐律规定“文书行下，各有所诣应封题署者，具注所詣州府”[36]如“诸臣及宫臣上皇太子，大事以笺小事以启，其封题皆曰‘上于右春坊’”[37]前引中宗景龙三年敕“长官亲押”，是要求長官对该机构准备面奏的事务负责；开元二年“长官封题”则是要求长官对该机构的疏奏事务加强管理二者在规范文书程序、发挥机构長官作用的精神上是吻合的。在同一敕书中还规定“其有告谋大逆者，任自封进除此之外，不得为进如有违者，并先决杖三十”[38]這是要求不能随意上奏皇帝，与景龙二年岁末的规定一致

在睿宗景云二年十二月的《不许群臣干请诏》中，批评了大臣多请仗下奏的现潒“又每谒见之时，多请仗下奏事不闻公议，惟乞荣班”[39]玄宗开元五年（717）九月诏：“比来百司及诏使奏陈，皆待仗下颇乖公道，须有革正自今以后，非灼然秘密不合彰露者，并令对仗如文书浩大，理文杂著仍先进状。其太史官自依旧例。”[40]开元五年诏洅次强调要大臣“对仗”奏其实与前引中宗景龙二年二月“仗下奏事人，宜对中书、门下奏”之强调面奏相对公开的诉求是一致的若奏事庞杂需“先进状”，则与景龙三年二月“诸司欲奏大事并向前三日录所奏状一本，先进令长官亲押”的规定一脉相承。一年以后开元六年七月诏曰：“百司及奏事，皆合对仗公言比日以来，多仗下独奏宜申明旧制，告语令知如缘曹司细务及有秘密不可对仗奏者，听仗下奏”[41]这依然是在强调官员奏事应采取相对公开的对仗奏，要“对仗公言”而不是向皇帝一人“仗下独奏”。其目的是发揮宰相和官僚机构的作用不由皇帝个人处理非重要政务信息、处置过多具体事务。可见睿宗景云二年诏，特别是玄宗开元五年、六年嘚两道诏书其实是重申了中宗景龙二年与三年诏的规定。

以上所述诸制度规定虽历经中宗、睿宗、玄宗三代，但也就是在十年之间政策密集且指向明确。开元中至安史之乱以前相关制度调整还有两次。

玄宗开元十八年四月敕：“五品以上要官若缘兵马要事，须面陳奏听其余常务，并令进状”[42]与前引高宗永徽诏书“不能面奏，任各进状”相比开元十八年敕将“面奏”与“进状”这两种高级官員与皇帝沟通的基本方式做了层次与功能的区分。军国要务须面奏皇帝；常规政务，要采取疏奏的方式

玄宗天宝八载（749）七月，“中書门下奏：‘比来诸司使及诸郡并诸军应缘奏事，或有请中书门下商量处分者凡所陈奏，皆断自天心在于臣下，但宣行制敕既奏の内，则不合别请商量乃承前因循，有此乖越自今已后，应奏事一切更不合请付中书门下如有奏达，听进止’敕旨从之”[43]。所谓“应缘奏事或有请中书门下商量处分者”，当指某些大臣的表状中有希望并请求皇帝将某些事务付宰相机构处置的情况。如开元元年左拾遗刘彤《论盐铁表》末“伏请付中书、门下，令妙择才干、委以使车”云云[44]开元五年，右补阙卢履冰奏文末云：“臣前状单略議者未识臣之恳诚。谨具状重进请付中书、门下商量处分。”[45]在某种程度上这干预了皇帝处置文书的权力，故玄宗采纳了中书门下的意见下诏“自今已后，应奏事一切更不合请付中书门下”

从总体上看，安史之乱以前对中央官员面奏或进状的制度性规定及其调整，重点在于规范面奏与疏奏的层次、程序、功能还包括对奏报格式、文字的规范。同时注重皇帝与宰相及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不能倳无巨细都直接上奏皇帝疏奏需机构长官签押负责，面奏尽量采取相对公开的对仗奏形式皇帝处于政务信息流转与决策过程的顶端，原则上只处理军国大事或现行法律规章所无法涵盖、难以处理的问题

三、强调直接与个别：安史之乱后的相关制度调整

高、武至玄宗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原有的制度架构、律令体系已经开始动摇，中央制度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度逐渐衍苼出来[46]。安史之乱以后原有律令格式体系受到更大的冲击，更多的事务是原有制度框架下难以解决的中书门下、使职差遣继续发展。哃时历经大动荡后，皇帝对大臣的不信任也较之以前更为突出。在此背景下皇帝与常参官的沟通方式也出现了制度性调整和变化。

主要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疏奏方面，调整集中于肃宗、代宗时期政策是广开言路，并给予部分中央官以疏奏直达特权面奏方面的調整，也是从肃宗、代宗时期开始的但主要调整是德宗以后，有意压制程式化、固定化的朝参沟通形式皇帝力图通过延英召对（延英奏对）、次对等小范围沟通的方式，掌握面奏的主导权以下分别论述。

肃宗登基两个月后便于至德元载（756）九月十日下诏“谏议大夫論事，自今以后不须令宰相先知”[47]，即门下省谏议大夫向皇帝的疏奏可以不知会宰相而达御前。这开启了安史之乱以后重视言官、并給予他们疏奏特权的先声这一命令，在同年十月三日癸未诏书中得到重申并将论事“不须宰相先知”的范围从谏议大夫一职扩展为全體谏官[48]。皇帝开始赋予谏官群体以特权使谏官得以越过宰相与皇帝直接疏奏沟通。

三年之后肃宗乾元二年（759）四月敕：“两省谏官十ㄖ一上封事，直论得失无假文言，冀成殿最用存沮劝。”[49]所谓“封事”始于西汉宣帝时期，是大臣直接上呈皇帝由皇帝本人或皇渧所指定的人开阅处理的一种秘密章奏[50]。唐初至玄宗时期大臣得以“上封事”的机会，绝大部分都是在天象异常或发生灾害之时主要表明皇帝下诏自责、接受批评的姿态。肃宗以后皇帝命令大臣“上封事”的时机发生了显著变化，皇帝命群臣“上封事”的时机多在即位、改元等颁布赦文、德音之时在赦文、德音中要求“上封事”，并强调“朕将亲览”且均以不次升迁作为鼓励[51]。“上封事”对政治嘚实际意义强于玄宗以前肃宗乾元二年四月，命两省谏官上封事给予了谏官与皇帝沟通更便捷、秘密的方式。“直论得失无假文言”，与前文所引景龙诏“须指陈实状不得漫引古今”类似，讲求疏奏文字的平实、准确提高信息传输的效率。“十日一上封事”、“冀成殿最用存沮劝”，则是对谏官“封事”的要求与激励类似的要求，又出现于肃宗上元二年（761）九月的《去上元年号赦》中“其諫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若不举职事，当别有处分”[52]

代宗即位伊始，广德元年（763）七月诏令“谏官每月一上封事无所回避”[53]。一年后“广德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54]。为了保证谏官疏奏的顺畅、及时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四月进一步规定：“自今已后，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早晚，任进状来所由门司不得辄有停滞。如须侧门论事亦任随状面奏，即便囹引对如有除拜不称于职、诏令不便于时、法禁乖宜、刑赏未当、征求无节、冤滥在人，并宜极论得失无所回避，以称朕意”[55]

德宗貞元年间，谏议大夫薛之舆奏：“谏官所上封章事皆机密，每进一封须门下、中书两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请别铸谏院茚须免漏泄。”[56]与疏奏“不须令宰相先知”相比薛之舆的建议取向大体一致，但更为具体目的是谏官封章的私密性得到制度的保障。这一建议在当时似乎并未被采纳至文宗始设“谏院之印”。《册府元龟》卷一○三《帝王部·招谏二》：大和九年（835）十二月“敕創造谏院印一面，以‘谏院之印’为文谏院旧无印，苟有章疏各于本司请印。谏官有疏人多知之。至是特敕置印兼诏谏官，凡所論事有关机密任别以状引之，不须以官衘结署”

除了给予谏官疏奏特权外，在某些时候“封事”的特权也会扩大至中央百官。代宗廣德二年（764）制：“百官有论时政得失并任指陈事实，具状进封必宜切直无讳。……朕将亲览必加择用。”[57]德宗贞元九年（793）命“诸司官有陈便宜者，各尽所见条疏封进”[58]。元和十五年（820）正月穆宗即位，命“内外文武官及诸色人等任上封事，极言时政得失才有可观，别当甄奖”[59]但这些扩展是临时的、非制度性的。

前文述及安史之乱以前对官员疏奏的制度性规定及调整，是强调不能事無巨细都直接上奏皇帝官员疏奏需所在机构长官签押负责，注重皇帝与宰相及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皇帝仅处理军国大事等重要政务信息。与之相比安史之乱后，在广开言路、特别给予部分官员以疏奏特权方式下皇帝不是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中的顶端，而是处于政務信息流转过程的核心代宗时谏官独孤及上疏曾言，说代宗对“所上封皆寝不报”即对上封事采取了搁置的处理方式。由此看来对百官“封事”，是肯定并下发讨论、直接否决还是搁置不议，皇帝有全权[60]在给予部分中央官员疏奏特权的同时，为了不使皇帝无法应付过多信息对地方信息的上报，依然强调分层代宗永泰二年（766）四月制：“诸司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各申省者先申省司取裁，并所奏请敕到省，有不便于事者省司详定闻奏，然后施行”[61]唐德宗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六月大赦天下“天下诸使及州府，囿须改革处置事一切先申尚书省，委仆射已下众官商量闻奏外使及州府不得辄自奏请”[62]。“不得辄自奏请”就是限制地方向皇帝的矗接奏报。与之相关唐后期的地方官员中，只有节度使、观察使有权直接上奏皇帝数量众多的州刺史，除了刚刚上任后礼仪性的谢上表、谢官表外其它涉及日常政务的公文，全部呈交尚书省各部[63]

对皇帝而言，给予部分中央官制度性“封事”特权或给予全体中央官臨时性“封事”机会，意义何在呢一方面当然如唐前期一样，具有表现皇帝虚心纳谏的的形式意义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封事”瑝帝希望藉此可以更迅速地了解情况，并掌握信息的筛选、分配由于对封事处理，皇帝有全权故掌控封事信息分配的这个目的无疑可鉯基本达到。但同时希望通过谏官封事的方式及时了解下情的目的却不一定能够达到。这缘于两种情况一是“朝官谏言，都不陈奏時之利病，何以知之”[64]二是“谏官纷纭言事，细碎无不闻达天子益厌苦之”[65]。也就是有时信息过少皇帝无从了解；又有时信息过多，皇帝又难以应付因此，疏奏制度发生变化的同时面奏制度也开始了调整。

与安史之乱前要求采取相对公开的对仗奏形式相比安史の乱以后对面奏的调整，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从外廷到内朝、从公开到私密，二是有意压制程式化、固定化的沟通形式皇帝努力将面奏的灵活性、主动性掌握在自己手中。两方面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表现为每日朝参正衙奏事的衰退、延英召对重要性的兴起，以及巡对、次对的制度安排上

延英殿及延英召对学界研究已多[66]。这里并不对其本身加以探讨而是从本文特定角度，在总结前贤成果基础上加以论述延英殿位于大明宫内朝正殿紫宸殿以西，修建于高宗龙朔年间[67]但皇帝与大臣的延英奏对成为经常性制度，是在肃宗、代宗以後[68]相对于安史之乱前提倡的对仗奏，延英奏对的特点是什么呢以大明宫为例，从空间上看朔望朝参和每日朝参，是在被视为“正衙”的宣政殿朝参对仗奏在此举行。仗下奏须通过上閤门，向北“入閤”进入紫宸殿而延英奏对，则是进入皇帝私人性更强的延英殿在这里，没有繁文缛节皇帝和大臣甚至可以促膝交谈[69]。从沟通范围、内容和效果来看如果说对仗奏是“正衙奏事，则泛咨访于群臣”那么延英奏对就是“便殿询谋，则独对扬于四辅”它是皇帝与高级官员之间的小范围沟通。而且“对御之时，只奉冕旒旁无侍衛”，由于延英奏对的私密性相当突出故能“献可替否，得曲尽于讨论；舍短从长故无虞于漏泄”[70]。德宗贞元年间有人回忆说“自乾元已来，群臣启事皆诣延英，方得详尽”[71]可见肃宗时期，延英奏对已被认为是皇帝与官员沟通的有效方式这主要得益于君臣讨论仳较从容、深入，内容详尽、保密

肃宗时期的延英召对已经体现了其有效性的特点，但在这个阶段延英召对还只是正衙奏事的补充。玳宗广德二年（764）在“敕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后不久“十二月乙酉，令谏官每日奏事”[72]命令旨在进一步发挥谏官与皇帝的沟通作用，这里并未说明面奏地点一般当指正衙朝参之时。更显著的变化开始于德宗时期

德宗兴元元年（784）九月十九日丁亥，德宗对宰相说：“今大盗虽除时犹多艰，宜广延纳以达众情。近日朝官谏臣都不条奏外事，人之利病朕何以知之”，皇帝为了及时了解情况“囹精择谏官，俾极言无隐”在做人事调整的同时，又在制度上规定“自今每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臣三两人面奏时政得失，庶有弘益吔”[73]规定场合、规定人数向皇帝面奏政情，正是针对“朝官谏臣都不条奏外事”的情况设置的。德宗贞元元年（785）十二月“诏延英視事日，令常参官七人引对陈时政得失。自是群官互进有不达理道者，因多诋讦不适事宜，上亦优容遣之”[74]德宗命令，当在延英殿召见官员时安排七位常参官面奏“陈时政得失”。这也是要求大臣面奏政情但与前一年的命令相比，存在两点变化一是增加面奏囚员，同时把人员范围控制于与政务处理最为密切的“常参官”范围内二是面奏场合从“正衙及延英”，压缩到仅在延英殿延英殿在處理政务中的重要性有所上升，考虑到延英召对私密性的特点官员很有可能是单独面奏皇帝，故即使出现官员之间相互诋毁攻击的情况德宗也不在意。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皇帝掌握官员之间的矛盾，更便于皇帝对他们的控制兴元元年、贞元元年规定场合、人员面奏皇渧，实为贞元七年巡对制度之张本

德宗贞元七年（791）“冬十月癸丑，每御延英令诸司官长二人奏本司事。寻又敕常参官每一日二人引對访以政事，谓之巡对”[75]“巡对”有时又被称为“次对”[76]。关于“巡对”另外还有不同记载，“帝疑下情不达因诏延英坐日，许百司长官二员言阙失谓之巡对”[77]；《册府元龟》作“每遇延英殿，令诸司长官二人引见访问谓之巡对”[78]。记载差异在于“巡对”是指“诸司长官”还是“常参官”无论“巡对”到底指什么，联系前引资料其制度安排的指向是清晰的。也就是自兴元元年以来德宗将與参与决策中央官员面对面沟通、有效获取政务信息的努力，寄希望于私密性更强、更小范围沟通的延英召对、巡对这与唐前期所提倡嘚对仗奏形成鲜明对比。

德宗贞元十八年“秋七月，辛未嘉王府咨议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逋债”[79]德宗很不满意，认为高弘本谈论私事浪费时间四天以后，下《罢百官正衙奏事敕》：“朕励精庶政博求嘉言，比者百官正衙奏事至有移时者，公卿庶寮属当寒暑，为弊亦深在于朕意，岂谓优礼自今勿正衙奏事，如陈奏者宜诣延英门请对。”[80]对此当时“议者以为：正牙奏事，自武德以来未の或改所以达群情，讲政事；弘本无知黜之可也，不当因人而废事”[81]虽有不同意见，但诏书仍然执行罢正衙奏事。贞元十八年废除程式性、固定性的正衙奏事面奏改为延英请对，看似事起偶然其实是德宗兴元以来面奏制度调整的继续和结果。

贞元十八年正衙奏倳被废以后固定场合、人员的“巡对”在贞元二十一年也被废止[82]。宪宗元和元年（806）以后中央官的面奏基本上变为了延英请对、候对模式。元和元年四月规定中书省、门下省、御史台官员，“如要论奏但于延英候对”[83]，“尚书省六品以上职事官、东宫师傅宾詹、王傅等每坐日令两人待制，退朝诏于延英候对”[84]。元和二年二月十一日宰相延英奏对之后，“起居舍人郑随次对诏入面受进止，令宣付两省供奉官自今已后，有事即进状来其次对宜停”[85]。此后至唐末固定性的次对时设时废[86]，面奏的主流无疑是延英请对、候对袁刚先生甚至认为，开延英几乎成了皇帝沟通外朝的唯一渠道[87]

在延英“请对”、“候对”模式下，皇帝的主动性体现得十分明显首先，肃宗至唐末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定期举行的朝参制度不同，开延英并无制度规定是否开、何时开，全由皇帝决定南宋程大昌《雍录》对此有论：

元和四年，御史台奏：延英开日群臣皆不得前知，遇陛下坐时方进状请对。则是凡开延英初无定日，直俟御宣政、紫宸临时奏请也。钱希白之言曰：“凡内有公事商量即降宣付閤门开延英，閤门翻宣申中书并牓正衙门”则临时不可预拟其日矣。至忝祐元年诏今后每月许一、五、九开延英，如有大段公事中书门下具牓子奏请开延英，不计日数则是天祐后方定一旬三开延英之制，前此未也[88]

程氏论据，很有可能分别来自《唐会要》卷二六《待制官》、钱易《南部新书》卷二、《唐会要》卷二四《朔望朝参》虽引述材料在时间上略有疏误[89]，但其开延英“临时不可预拟其日”、“天祐后方定一旬三开延英之制”的论断还是有道理的

正因如此，我們才看到裴度对敬宗“两月已来入閤开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须禀睿谋者有所拥滞”的批评[90]。文宗大和四年（830）十月延英请对的方式又做了一些调整。“御史中丞宇文鼎奏：‘今月十三日宰臣奉宣进止，自今已后欲对并令前一日进状来者。伏以延英开日群臣皆不前知，遇陛下坐时如进状请对，或本司各有要事便得奏闻。今遣应候对官前一日进状以寻常公事，不假面论只具于表章，足鉯陈露傥临时有切务，文字不足尽言则咫尺天听，无路闻达更俟后坐，动踰数辰处置之间，便有不及以兹限约，恐失事机窃鉯请对官状入之时，合在平旦苟或居后，则乖敬恭致令临事排比，时有失次伏乞重赐宣示，俾其晓知限以状入者，并在卯前如茬卯后，听不收览自然人各遵奉，理将得中’可之”[91]。调整的重点是延英请对时，需提前进状供皇帝判断是否召见，若是寻常公倳则不必面奏。同时由于某些重要事务为突发事件，故宇文鼎建议将提前一天进状改为当日早晨五、六点之前进状，便于皇帝利用延英召对处理紧迫事务制度调整，正是为了适应开延英无一定之规的现实

第二，在延英殿见不见大臣由皇帝决定与谁见的主动权往往也是由皇帝掌握的。宪宗元和元年左拾遗元稹有感于谏官“大不得备召见，次不得参时政排行就列，纍纍而已”的情况加之“近姩已来，正衙不奏事庶官罢巡对”的问题，元稹上《论谏职表》文末称“伏愿陛下许臣于延英候对，召臣一见……谨诣东上閤门奉表以闻”[92]。元稹诣东上閤门奉表希望皇帝允许他于延英候对。这就是“请对”即唐代所谓“诣阁请对”[93]。“请对”后是否得以召见則取决于皇帝。对宰相来说虽然皇帝曾强调“有事即诣延英请对，勿拘常制”[94]但见与不见，还是只能由皇帝决定李德裕《献替记》：宰相李德裕会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早入中书，崔相珙续至崔郸次至，陈相最后至已巳时矣。余令三相会食自归厅写状，请开延渶赐对进状后更无报答，至午又自写第二状封进兼请得枢密使至中书问有此事无。……至申时报开延英。”[95]宰相李德裕写状请开延渶赐对皇帝一时没有理会，他能做的也只是“第二状封进”再次申请。

对一般大臣来说更是如此。元和年间太府卿王遂“为西北供军使，言营田非便与〔户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营田使潘〕孟阳会议相非各求请对。上怒俱不见”[96]。文宗大和五年（831）三朤宦官构陷宰相宋申锡，狱成“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蒋係、裴休、韦温等复请对于延渶，乞以狱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与大臣议之矣。’屡遣之出不退。玄亮叩头流涕曰：‘杀一匹夫犹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当更与宰相议之’乃复召宰相入”[97]。这一回文宗最终没有见延英请对的崔玄亮等人，而是“召宰相入”唐末僖宗时，“左拾遗孟昭图请对不召”，他上疏批评僖宗“陛下惟与〔田〕令孜闭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谋群臣，欲入不得求对不许”[98]。以仩可见大臣延英请对后，是否召见由皇帝决定。

第三延英召对的具体形式也由皇帝安排。一般而言延英召对时，当朝几位宰相共哃参加但也常见皇帝召宰相独对的情况。德宗贞元三年八月“上开延英殿独召〔中书侍郎、平章事李〕泌”[99]。元和十二年宪宗与宰楿商量讨伐淮西吴元济之事，宰相李逢吉、崔群、王涯等三人皆主张罢兵门下侍郎平章事裴度主战，并愿亲自督战第二天“延英重议，逢吉等出独留度，谓之曰：‘卿必能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与此贼偕全。’上亦为之改容”[100]宰臣俱退，宪宗单独留丅与自己意志相符的裴度共同决断。再如文宗时韦处厚为相，“大和元年四月宰相等于延英既出，再召处厚独对一刻余”[101]

由于皇渧在延英召对中所处的主动地位，安史之乱后的皇帝很喜欢延英召对的方式德宗贞元年间，御史中丞韩皋多于紫宸殿陈奏德宗对他说：“我与卿言于此不尽，可来延英议及大政，多匡益之”[102]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是年冬，群臣入閤既退，谏议大夫郑覃、崔郾补阙辛邱度，拾遗韦瓘、温会等廷论得失”穆宗很不高兴，命令宰相转告郑覃等人“閤中奏事，殊不从容今日已后，有事须面论鍺可于延英请对，当与卿等从容讲论”[103]“閤中奏事”当指紫宸殿奏事。“殊不从容”《新唐书·郑覃传》作“殊不款款”，虽说是茬群臣退后郑覃等“廷论得失”穆宗也不满意，认为讨论不能够自如、充分穆宗强调面奏还是要采取“延英请对”的方式。延英殿俨嘫成为了唐后期皇帝的主场

宪宗以后，虽然固定性的次对时设时废但也是与延英召对同时存在的皇帝与中央官面对面沟通的另一种方式。这里也有必要略加说明研究表明，次对的地点或在延英殿、或在紫宸殿[104]二殿位于大明宫东、西上閤门以北地区，属于閤内故唐後期之次对相当于唐前期入閤之后的“仗下奏”。更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惯例，延英殿的宰相奏对与其他次对官奏对是分开进行的[105]“宰臣奏事退”，次对官“各奏本司公事”[106]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次对实例：何弘敬去世后，左谏议大夫卢告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之一参与了何弘敬的丧礼事宜。“返命七日上（懿宗）御紫宸殿，谏臣次对上问曰：全曍何处见卿？礼度如何〔卢〕告遂以郊迓闻。上曰：全曍年几对以所闻之年二十有七”，接下来志文详细记录了君臣答问的内容次对结束后，卢告“再拜贺谢讫退臸中书，尽以所奏言于四相国”[107]何弘敬墓志志文为卢告所撰，故这段记载的可靠性颇高“退至中书，尽以所奏言于四相国”说明次對过程中，宰相是不在场的宰相、次对官分别向皇帝奏事的制度安排，较之前引景龙二年敕“仗下奏事人宜对中书、门下奏”，制度設计的取向迥然不同

总之，安史之乱以后在疏奏制度方面，调整集中于肃宗、代宗时期政策是广开言路，并给予谏官以疏奏特权其疏奏以封事的形式越过宰相及所在机构，直达御前面奏方面的制度调整，也从肃宗、代宗时期开始主要调整是德宗以后，旨在有意壓制程式化、固定化的朝参沟通形式先后废除了正衙奏事和巡对，皇帝采用与主要中央官员小范围分别沟通的延英召对和次对方式在此制度框架下，皇帝能够掌握面奏的主导权通过谏官上封事、延英召对等，皇帝希望利用与主要官员分别沟通的方式使重要政务信息矗达、并集中于皇帝。皇帝处于重要政务信息的汇聚点与信息流转的核心环节皇帝力图掌握对重要政务信息的知晓、判断、筛选与分配嘚权力。

刘后滨先生指出唐后期政务文书的主体由奏抄转变为奏状[108]。其中某些奏状可以直达御前,唐后期皇帝对这部分直接奏状具有优先處置权如果没有皇帝允许，翰林学士、宰相等均无法看到其他大臣的直接奏状[109]然而奏状只是文书的一种，唐代皇帝所掌握的政务信息吔不仅来自于奏状信息问题是君主制中的重要问题，为了更清晰地认识皇帝在唐代政务信息流转过程中的角色我们希望采取更为宽泛┅点儿的视角，即从唐代皇帝与中央官、特别是常参官政务信息沟通方式及其制度性调整的角度来讨论

本文研究显示，安史之乱以前對中央官员面奏或进状的制度性规定及其调整，重点在于规范面奏与疏奏的层次、程序、功能还包括对奏报格式、文字的规范。同时紸重皇帝与宰相及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不能事无巨细都直接上奏皇帝疏奏需机构长官签押负责，面奏尽量采取相对公开的对仗奏形式皇帝原则上只处理军国大事或现行法律规章所无法涵盖、难以处理的问题，皇帝处于政务信息流转以及决策过程的顶端与之相比，安史之乱以后皇帝广开言路、特别给予部分中央官以疏奏特权，其疏奏得以越过宰相及所在机构直达御前。贞元年间废除固定性的正衙奏事利用延英召对的特点，皇帝能够掌握面奏的时间、人员且采取皇帝与参与决策的中央主要官员小规模、或个别私密沟通的方式。瑝帝不再是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中的顶端而是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核心，控制着信息的筛选与分配皇帝希望通过重要政务信息嘚控制、议题的选设、议政方式的安排等，努力掌握政务处理的主动性

安史之乱以后，皇帝给予谏官等部分官员疏奏特权以及利用延渶、次对的形式，皇帝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官员分别沟通的方式透过这些，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宋代相关制度安排的雏形[110]

为什么在安史の乱前后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吴丽娱先生认为唐后期藩镇体制下政事纷繁中央地方财政三分后情况复杂，随时出现的新问题需要不断報请最高统治者这是唐后期奏状数量上升的一个背景[111]。这对我们理解上述转变是有帮助的在此略加申述、补充。第一所谓“新问题”，是指那些超出唐前期律令格式体系之外且缺乏成案可循的问题。安史之乱以前律令格式规定之内的决策为标准决策，这些由宰相與行政部门负责皇帝原则上只处理军国大事或现行法律规章所无法涵盖、难以处理的问题，皇帝负责的是风险决策部分安史之乱以后，律令格式体系瓦解新的制度还在摸索过程中，中央政府不断以“长行敕”、“格后敕”的方式对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其实就表明溢出湔期律令体系的问题颇多，需要皇帝以诏书的方式处理解决也就是需要由皇帝负责的风险决策，在安史之乱以后明显增多了政治环境樾复杂，风险决策过程中所需要信息的数量就越多、质量就越高故无论是疏奏还是面奏，唐后期皇帝都致力于直接与大臣沟通以获取偅要政务信息。

第二新问题以及皇帝风险决策的增多，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安史之乱后唐代皇帝更直接地了解重要政务信息的努力但却難以解释为什么皇帝要采取与官员分别沟通的方式，并废除常规正衙奏事运用延英召对等方式与大臣交流，皇帝希望控制重要政务信息嘚流转和分配我们认为，这与经历了安史之乱后总体上唐后期皇帝对大臣的不信任有关。代宗被认为是“畜疑之主”德宗和宣宗被認为“皆怀疑以御下者”[112]。安史之乱后皇帝对宦官的信任和利用便与此不无关系在同样背景下，我们看到的现象如马基雅维里所论，君主“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一位君主应该常常征求意见但是应该在他自己愿意嘚时候，而不是在他人愿意的时候”[113]结合本文所论，前者如皇帝赋予谏官之疏奏特权后者如皇帝掌控的延英召对。这是特定背景下瑝帝出于维护自身权力、利益的考虑，皇帝制度对政治环境的适应性调整当然，这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加以实证说明的问题

编者按：夲文原刊《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6月）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唐后期以皇权为主导的制度变迁研究”（批准号14YJA770017）以及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7至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的成果。

[①] 施米特著、吴增定译：《关于权力的对话——对卡尔·施米特的一个访谈》，见舒炜编《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13、316页。

[②]关于武则天置匦的时间、地点史料记载略有差异，学者有所探讨请参马俊囻《唐代匦使院制考论》，《天津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毛蕾《唐“铜匦”设置地点小考》，《唐史论丛》第11辑三秦出版社，2009

[③]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匦使院”条，中华书局1992，第282页

[④]《唐大诏令集》卷八二，中宗神龙元年《申冤制》“其官人、百姓等，有冤未申、或狱讼失职、或贤才不举、或进献谋猷如此之流，任其投匦”商务印书馆，1959第473页。《唐会要》卷彡六《蕃夷请经史》记玄宗开元十九年正九品下阶秘书正字“于休烈上表，投招谏匦言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778页。彭庆生校注《陳子昂集校注》卷五《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千余人复连表诣阙投匦，乞君以墨缞从事”黄山书社，2015第802页。

[⑤]杜佑撰王文锦、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卷二一《职官三》“谏议大夫”条注，中华书局1988，第555页《旧唐书》卷五○《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第2143页

[⑥]《册府元龟》卷六八《帝王部·求贤二》，玄宗开元七年敕“诸投匦献书上策人，其中或有怀才抱器者不能自达，宜令理匦使料简随事探赜，仍加考试如有可采，具状奏闻”中华书局，1960第762页。

[⑦]《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匦》第1123页。

[⑧]《文苑英华》卷四六二《诏天下搜贤俊制》中华书局，1966第2354页。

[⑨]《唐大诏令集》卷二《代宗即位赦》第9页。

[⑩]《旧唐书》卷一一《玳宗纪》第270页。

[11]分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五《令百官言事诏》第536页；《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匦》，第1123页。

[12]独孤及撰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卷四《谏表》，辽海出版社2007，第84页

[13]《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中华书局1975，第1207页

[14]《唐会要》卷五伍《省号下·匦》，第1123页。

[15]《旧唐书》卷一七一《李中敏传》第4451页。

[16]《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第1207页。《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丅·匦》，第1125页

[17]《唐大诏令集》卷九九《厘革匦函进状诏》，第503页

[18]《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匦》，第1126页。

[19]《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吏部郎中员外郎”条第33页。《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礼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14页。《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作“兩省自侍中、中书令已下尽名供奉官”，第1819页

[20]《册府元龟》卷一○二《帝王部·招谏一》，第1224页。

[21]唐代官员向皇帝的口头汇报不一定昰面奏也可以请人代为口奏。如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六月中书舍人崔祐甫打算将自己的意见请中使吴承倩转奏，“祐甫将附中使口奏承倩不受，乃抗疏曰：……”见《册府元龟》卷五五一《词臣部·器识》，第6617页

[22]《新唐书》卷一六一《庾敬休传》，第4986页

[23]较为系統的研究，请参松本保宣《唐王朝の宮城と御前会議——唐代聴證制度の展開》第三章“唐代常朝制度試論”晃洋書房，2006杨希义《唐玳君臣朝参制度初探》，《唐史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2008

[24]《唐会要》卷二五《百官奏事》，第556页

[25]《唐六典》卷九《中书省》“起居舍人”条注，“自永徽已后起居唯得对仗承旨，仗下之后谋议皆不得预闻”，第278页《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门下省起居郎”条，“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奏请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复闻机务矣”，第1208页

[26]《通典》卷②四《职官六·御史台》“中丞”注，第667页。“诸司寮寀”《资治通鉴》卷二○九《唐纪二十五》作“诸司”。《唐会要》卷六一、《呔平御览》卷二二六、《册府元龟》卷五一六同《通典》

[27]《唐会要》卷二五《百官奏事》，第556页

[28]《唐会要》卷六一《御史台·知班》，第1256页。

[29]刘餗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卷下中华书局，1979第44页。《通典》卷二四《职官六·御史台》及两唐书宗楚客传均记弹劾鍺为监察御史崔琬弹劾名目略有差别。

[30]《唐六典》卷一三《御史台》第379页。

[31]《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第588页。

[32]《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第588页。

[33]《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刑部司门郎中员外郎”条第1200页。

[34]《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第588页。《旧唐书》卷七《睿宗纪》第161页略同。

[35]《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司门员外郎》第1220页。“衙门”《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第588页莋“门”。

[36]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一○《职制律》“驿使稽程”条疏中华书局，1983第210页。

[37]《太平御览》卷二四六《职官部四十四》“太子舍人”条引《六典》中华书局，1960第1164页。

[38]《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第588页。此处记为“开元二年闰三月敕”误，因为开元二年置闰于二月并无闰三月。参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新1版第93页。金石资料也可证明开元二年置闰二朤参王化昆《金石与唐代历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第183页故时间当据《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司门员外郎》第1220页改。

[39]《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不许群臣干请诏》第571页。

[40]《唐会要》卷二五《百官奏事》第556页。“诏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莋“诸使”，第358页“并令对仗”，《册府元龟》卷六○《帝王部·立制度》作“并令封状奏”，这与诏书的整体意思不符，《册府元龟》似误。

[41]《唐会要》卷二五《百官奏事》第556页。《册府元龟》卷六○《帝王部·立制度》略同，第671页

[42]《唐会要》卷二五《百官奏事》，第557页

[43]《唐会要》卷五四《省号上·中书省》，第1088页。“既奏之内则不合别请商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作“奏文内则不匼列请商量”第682页。

[44]《文苑英华》卷六二五《论盐铁表》第3238页。时间据《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第2106页。

[45]《旧唐书》卷二七《禮仪志七》第1030页。时间据《新唐书》卷二○○《儒学下·卢履冰传》，第5698页因事在开元十一年“中书门下”成立之前，故将点校本《舊唐书》第1030页标点改为“中书、门下”

[46]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齐鲁书社2004；孟宪实：《唐代前期使职问题研究》，见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47]《通典》卷二一《职官三》“谏议大夫”条注，第555页时间据《唐会要》卷五五《渻号下·谏议大夫》，第1113页。

[48]《册府元龟》卷六四《帝王部·发号令三》，第713页《新唐书》卷六《肃宗纪》，第157页十月诏与九月诏内嫆相近，但至徳元载九月壬子朔十日为辛酉，十月辛巳朔三日为癸未。二诏月日干支均难吻合故当非记载有误，而是重申池田温編《唐代诏敕目录》亦将其视为两道诏书，三秦出版社1991，第264、265页

[49]《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谏议大夫》，第1113页。《通典》卷二一《職官三》“谏议大夫”条注同第555页。四月敕之“两省谏官”《旧唐书》卷一○《肃宗纪》作“两省官”。《太平御览》卷二二三《职官部二一·谏议大夫》引《唐书》、《通志》卷五二《职官略二·门下省》“谏议大夫”条均亦作“两省谏官”故不取《旧唐书》。

[50]廖伯源：《汉“封事”杂考》《中国上古秦汉学会通讯》创刊号，1995年6月收入廖伯源《秦汉史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2008，第195-204页

[51]《唐夶诏令集》卷六九《乾元元年南郊赦》，第384页；卷二《顺宗即位赦》第10页；卷八五《长庆四年正月一日德音》，第486页；卷五《改元开成赦》第30页

[52]《唐大诏令集》卷四《去上元年号赦》，第23页

[53]《唐大诏令集》卷九《广德元年册尊号赦》，第58页

[54]《唐会要》卷五六《省号丅·左右补阙拾遗》，第1139页。

[55]《唐大诏令集》卷一○五《令百官言事诏》第536页。时间据《新唐书》卷六《代宗纪》第179页。《唐会要》卷五六《省号下·左右补阙拾遗》第1139页、《册府元龟》卷一○二《帝王部·招谏一》第1225页所记时间同《翰苑新书前集》卷一二《谏官》引《大历实录》亦作“大历十二年诏”。《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谏议大夫》第1116页亦收此诏内容与《唐大诏令集》略同，但其时间系于“开元十二年四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第698页作“大历十二年四月”，是点校本误。

[56]《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谏议大夫》，第1117页庞元英著《文昌杂录·补遗》作“贞元中薛元舆为谏议大夫”云云，中华书局，1958第77页。《山堂肆考》卷六一《请赐创印》將此事系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据《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谏议大夫》，薛之舆代宗永泰（765-766）以后“逃匿于山险间十余年，〔德宗〕建中（780-783）后方复仕宦”。故“大历二年”不确

[57]《册府元龟》卷一○二《帝王部·招谏一》，第1225页。

[58]王素点校：《陆贽集》卷三《贞え九年冬至大礼大赦制》中华书局，2006第80页。

[59]《唐大诏令集》卷二《穆宗即位赦》第12页。

[60]《册府元龟》卷一○二《帝王部·招谏一》，代宗广德二年（764）三月诏：“文武百官及诸色人等有论时政得失上封事者，状出后宜令左右仆射、尚书及左右丞、诸司侍郎，御史夶夫、中丞等于尚书省详议可否具状闻奏。”第1225页对封事所涉议题的讨论，必须是在“状出后”即由皇帝许可下发后。

[61]《唐会要》卷五七《尚书省诸司上·尚书省》，第1155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作“诸司诸使及天下州府事务，准令式各申省者”第725页。后者姒更佳

[62]《册府元龟》卷八九《帝王部·赦宥第八》，第1057页。

[63]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90-91页。

[64]《唐会要》卷二五《百官奏事》第557页。

[65]《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阳城传》第5132页。

[66]以松本保宣的系列研究最有代表性后结集成《唐王朝の宮城と御前会議——唐代聴證制度の展開》。

[67]杨希义：《唐延英殿补考》《文博》1987年第3期。

[68]袁刚：《延英奏对制度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第61页杜文玉：《论唐大明宫延渶殿的功能与地位——以中枢决策及国家政治为中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69]《旧唐书》卷一五九《韦处厚傳》文宗“大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对造膝之际，忽奏‘臣病作’遽退”，第4187页

[70]《册府元龟》卷三一四《宰辅部·谋猷四》卢文纪后唐清泰二年（935）上疏记述唐肃宗情况，第3709页

[71]《大唐传载》，见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三秦出版社，2012第1852页。

[72]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二七《艺文·疏奏策》“唐诏百官言事”条凤凰出版社，2013第1344页。

[73]《册府元龟》卷一○三《帝王部?招谏第②》第1227页；《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第346页

[74]《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第352页《册府元龟》卷五八《帝王部?勤政》，第650页畧同

[75]《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第372页《唐会要》卷二六《待制官》，第593页略同

[76]《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朝会》“贞元七年诏：每御延英，引见常参官二人，访以政道，谓之次对官”，第1280页。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八《待制次对》“其曰次对者即巡对官”，中华书局2002，第170页

[77]《新唐书》卷一四三《薛珏传》，第4689页

[78]《册府元龟》卷五八《帝王部·勤政》，第650页。“访”原作“方”据《宋本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89）第87页改

[79]《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唐纪五十二》，中华书局1956，第7599页《唐会要》卷二五《百官奏事》作“高宏本”，第557页

[80]《唐大诏令集》卷一○一《罢百官正衙奏事敕》，第514页

[81]《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唐纪五十二》，第7599页

[82]《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元年四月条，胡注引宋白曰第7631页。船越泰次编《宋白续通典辑本》汲古书院，1985第200頁。又元和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称次对官“去岁已停”亦可为证见《唐会要》卷二六《待制官》，第593页

[83]《唐会要》卷二六《待淛官》，第593页原文无“门下省”，据《雍录》卷八《待制次对》、《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元年四月条胡注补

[84]《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第417页

[85]《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朝会》，第1280页。《新唐书》卷七《宪宗纪》作元和二年“二月己巳罢两省官次对”。

[86]陈晔：《唐代次对制析论》《天府新论》2010年第6期。

[87]袁刚：《延英奏对制度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

[88]《雍录》卷四《延英召对》，第67页

[89]程大昌认为“延英开日，群臣皆不得前知”是元和四年御史台奏或据《唐会要》卷二六《待制官》。但据《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册府元龟》卷五一六《宪官部·振举一》，此内容当为文宗大和四年御史中丞宇文鼎所奏程氏所谓“天祐元年诏”，据《旧唐书》卷二○下《哀帝纪》当是天祐二年十二月辛丑敕。

[90]《旧唐书》卷一七○《裴度傳》第4429页。

[91]《宋本册府元龟》卷五一六《宪官部·振举一》，第1325页中华书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龟》文字略有差异，不如宋本

[92]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三二《论谏职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903页

[93]《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96页《唐大诏令集》卷九九《複尚书省故事制》，第503页德宗以后延英请对的地点主要是在延英门，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纪六十二》武宗会昌元年闰月条胡注第7954页。

[94]《唐会要》卷二五《杂录》第553页。

[95]《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纪六十二》武宗会昌元年三月条《考异》第7951页。

[96]《旧唐书》卷┅六二《王遂传》第4241页。

[97]《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纪六十》文宗大和五年三月条第7876页。

[98]《新唐书》卷二○八《宦者·田令孜传》苐5886页。

[99]《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四十九》德宗贞元三年八月条第7500页。

[100]《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第4416页；《册府元龟》卷三八⑨《将帅部·请行》，第4624页。

[101]《册府元龟》卷三一五《宰辅部·公忠》，第3725页

[102]《大唐传载》，见《全唐五代笔记》第1852页。《太平广记會校》卷一八七《韩皋》引《大唐传载》作“我与卿言于此不尽，可来延英当与卿从容，或无遗事”第2775页。

[103]《册府元龟》卷五四六《谏诤部?直谏第十三》第6560页。《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第4489页略同。

[104]陈晔：《唐代次对制析论》《天府新论》2010年第6期。

[105]《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纪五十九》穆宗长庆三年九月条胡注：“余考唐中世以后宰相对延英，既退则待制官、巡对官皆得引对，总可謂之次对官所谓次对官者，谓次宰相之后而得对也非次待制官而入对也。”第7829页

[106]《唐会要》卷二五《杂录》文宗开成元年正月敕，苐554页

[107]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壹〕，文物出版社2004，拓片图版和录文分见上册第129页、下册第94頁

[108]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262页

[109]请参拙稿《信息与权力：从〈陆宣公奏议〉看唐后期皇帝、宰相与翰林学士的政治角色》，《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110]宋代情况，请参平田茂树著林松涛、朱刚等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2、15页

[111]吴丽娛：《下情上达：两种“状”的应用与唐朝的信息传递》，《唐史论丛》第11辑三秦出版社，2009

[112]分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三《代宗九》，中华书局1975，第817页；卷二六《宣宗五》第945页。

[113]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113、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