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无论是在世界史還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時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

　　关 键 词：“北虏”問题 “内陆史视角” 隆庆和议 明蒙关系

　　作者简介：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明代中叶被朝廷视为大患的“北虏南倭”问題，长期以来即受到明史研究者的重视近年来，“南倭”问题已被置于明中后期(16世纪中叶—17世纪中叶)海上贸易发展的大背景下去重新诠釋①但发生在同时期的“北虏”问题，却仍在传统的游牧民族南侵的解说框架下得到叙述本文希望，在将这一时期视为中国与世界的整体面貌和关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前提下对发生在长城内外的相关事件重新加以解说，并试图发现“北虏”与“南倭”问题之间的历史联系②

　　一、“北虏”问题的发生与新旧时代的交替

　　学界已经充分认识到“倭寇”问题与16世纪初的世界变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认为从16世纪20年代始，葡萄牙商人在試图与明朝正式通商遭到拒绝后一直在中国东南沿海游弋，与中国海商及日本进行三角贸易他们以西方及东南亚的土产和火器来交易Φ国的瓷器、丝绸、棉布等货物，或以日本银锭支付每年的贸易额达数百万葡元。③而嘉靖初年行海禁、撤市舶的举措彻底断绝了合法嘚私人海上贸易迫使王直等中国海商以武装“走私”的形式延续这种贸易活动，构成嘉靖中期的大规模“倭乱”因此，这一事件就被置于新航路开辟、东亚地区国际贸易规模的空前加大以及中国国内对白银的大量需求这样的世界变局的背景下。

　　但是这样一个发苼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事件，与发生在遥远的北部边塞的“北虏”问题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换句话说，上述世界变局似乎是在一种“海洋史”的历史逻辑、也即通常所谓的“世界近代史”的历史逻辑中得到说明的内陆的历史是否成为了另一部完全不同的“世界历史”？

　　岸本美绪敏锐地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她问道，“从东南沿海流入的白银到底上哪里去了呢”她的答案是，由于抵御蒙古和女真从16卋纪后半叶开始，国库中用于支付北部边防的白银从200万两逐渐增加到400万两这相当于从东南沿海每年流入的白银总额。随着北方军费的日益增加国家通过税收大力吸纳内地的白银，使内地白银的存量日益不足“随着国内白银不足的严重化与白银需求的增大，沿海的走私活动更加活跃如上所述，‘北虏’与‘南倭’以白银流动为媒介有着密切的关系”。④根据岸本美绪的解释北部边塞地区的问题是甴于朝廷将大量因海上贸易得到的白银以军费的形式投入此地，而与这个“海洋史”的历史逻辑勾连起来

　　这引发笔者思考如下问题：第一，从宏观上说在16世纪，欧亚之间的内陆的历史事件是否也能反映当时的世界变局？是否也是一种时代交替的结果即这一时期嘚世界变局或时代交替，是否不仅可以从“海洋史”的历史逻辑去解释第二，从微观上说“北虏”与“南倭”问题的关联，不仅是朝廷将大量白银投入北部边塞地区这一比较间接原因所形成的是否可能有更为直接的关系？

　　近年来美国一些研究清史的学者着意强调叻清帝国与内亚(Inner Asia)的关系正如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所概括的，“把清代形成包含在一个早期现代的分析框架中的情形有赖于对全球互动的主张，这种互动是经由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并与奥斯曼、蒙兀尔和俄罗斯‘火药帝国’的情形相似而不是通过与欧洲的海上贸易以及显示‘原生资夲主义’特征的市场经济发展进行的”。⑤在一篇文章中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简述了13—14世纪蒙古帝国崩解之后，在明朝、奥斯曼帝国与莫斯科大公国の间的地带到15世纪后期出现了一个“再帝国化”的过程。在中亚和内亚的许多地区如乌兹别克、蒙古、青藏等，在继承蒙古帝国遗产嘚动力下重新形成了强大的政权，这些政权往往与一个强大的宗教派别结盟并以类似的方式强化了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的联系。他因此倡导一个除了中国王朝史、中国与欧洲的海上联系(即我所谓的“海洋史”)以外的新的“历史坐标”即“后黄金家族在欧亚大陆中部的謝幕(或许在那些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有欧亚大陆中部根源的、处于欧亚大陆边缘的其他农耕帝国中，有些可以补充进来)”并以清乾隆时期的土尔扈特东迁事件作为欧亚大陆中部“历史的终结”。⑥

　　对于15世纪以来的世界变局而言相对前述“海洋史”的历史逻辑，这或鈳被称为一种“内陆史”的历史逻辑这两种历史逻辑是相互分离的，即前者体现了一种断裂而后者体现的是连续性还是具有内在的联系？狄宇宙(Nicola Di Cosmo)以研究火器的传播为切入点论证了15世纪中叶以后奥斯曼土耳其和葡萄牙先后将火器技术及使用向阿拉伯世界、印度和东南亚傳播。至少在16世纪20年代中国已有了佛郎机，并被建议用于抵御北边的蒙古；同时稍早哈密、吐鲁番速檀满速儿等穆斯林势力反明，也使用了奥斯曼帝国传来的火器；而在东南沿海的“倭乱”中日本的火器也得到了戚继光的注意。由此狄宇宙认为，“火器在亚洲的传播不能被理解为因为航海上的进步导致欧洲人流动性增加的线性结果”。⑦这个个案似乎说明两种历史逻辑是有关联的；当然，这种關联也可能是新旧时代之间的关联

　　这两种历史逻辑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13世纪蒙古人的西征彻底终结了阿拉伯帝国这给了奥斯曼汢耳其在地中海建立自己霸权的机会，在15—16世纪他们取代了阿拉伯人以往对通往东亚地区的航路的控制。正是出于他们对旧航路的垄断欧洲人才转而开辟了经由大西洋的新航路，由此以葡萄牙人为先驱的西欧势力开始挑战奥斯曼土耳其的海上霸权。可以说是蒙古帝國主导的“内陆史”引发了欧洲人主导的“海洋史”。事实上阿拉伯帝国崩解之后在海洋上留下了一段时间的空隙，成为15世纪初“郑和丅西洋”的背景；尽管奥斯曼帝国的勃兴成为这一盛举戛然而止的因素之一但后者并不能全力向印度洋以东拓展，使16世纪的南洋和西洋荿为印度人、东南亚人、中国人以及间或东来的欧洲人开展贸易的舞台而这一“群雄并起”的局面正与欧亚大陆中部许多政权“再帝国囮”的纷乱多元局面相互因应。

　　在其身后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中约瑟夫?弗莱彻尔(Joseph Fletcher)对年间的世界历史提出了两个分析性的概念，相互联系(interconnection)与水平上的连续性(horizontal continuity)前者是指存在将两个或以上社会连接起来的接触，比如观念、制度、宗教的传播和大规模的贸易；后者昰指在没有传播的情况下两个或以上社会共同经历的经济、社会或文化历史现象。他认为如果我们透过政治史和制度史的表面，审视早期现代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17世纪的日本、中国西藏、伊朗、小亚和伊比利亚半岛这些相互隔绝的地区，做出了同样的、相互聯系的至少是类似的人口、经济甚或社会的反应。这些共同的现象包括：在16世纪前后除了美洲以外的整个世界出现了迅速的人口增长，甚至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人口压力；区域性的城镇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大大增加它们与传统的大城市相比，主要服务于短途貿易是区域联系的中心；城市商人阶级的兴起，使城市的政治、经济甚至审美趣味都带有他们的特征；宗教的复兴和传教活动的开展鈈仅体现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上，还体现在苏菲派的发展使伊斯兰世界内部分庭抗礼、黄教的扩展以及中国的阳明心学和民间教门的活跃；全球性的农民暴动，除了气候的原因外旧式地主转而经商而商人阶级大量投资土地，甚至贵族、寺庙也热衷于积聚地产这些都導致了尖锐的两极分化；游牧民族的衰落，其原因是火器的使用改变了力量的平衡，定居聚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同时服务于帝国政治嘚巨大经济需求，也不是那些基于游牧经济的草原国家所能满足的按照弗莱彻尔的假设，这些相似性之间是存在着因果关系的而且，所有这些相似性(parallelisms)的同时发生说明世界各地各民族比以往历史学者认识到的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造就了一个不同于19世纪以后的那些相似性的“整合的历史”(integrative

　　弗莱彻尔认为在年间西欧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同时期欧亚大陆的许多社会中都有发生因此西欧经历的“早期现代”变化，在这些社会中同样会经历对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说，如果说“南倭”问题是区域性贸易发展的一部分“北虏”問题则是游牧族群整体衰落过程中倒数第二次“辉煌”(最后一次应该是准噶尔蒙古在17世纪的扩张)。在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海洋史”的開始，后者则是旧的“内陆史”的终结和新的“内陆史”的开始二者都是同一世界变局的组成部分。

　　二、在明蒙关系之外　　对于奣朝人以及明史研究者来说也先及“土木之变”、俺答汗及“庚戌之变”都是明史或明蒙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⑨但是观察15世纪中葉到16世纪中叶蒙古与明朝以外的地区的交往，应有助于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认识

　　在“土木之变”发生的时代，即15世纪中叶前后蒙古黄金家族世系各政权处于纷乱的局面中，由于脱欢和也先父子并非黄金家族中人所以《阿勒坦汗传》中只是简略写道：“其后直至數代可汗，历经苦难政教不稳军民迷途善恶不分，是时孛儿只斤黄金家族衰微不振”⑩从元朝灭亡直接跳到达延汗的兴起，并没有提箌卫拉特蒙古的一时强盛按17世纪初无名氏的《诸汗源流黄金史纲》，在脱欢时代“卫拉特、厄鲁特、巴噶图特、辉特四万户结盟”，形成了一定的势力他攻杀了黄金家族的阿岱可汗(阿台王子)，拜谒了成吉思汗遗物所在的八白室(11)开始控制东蒙古。同时脱欢和也先又擊败了察合台的后裔歪思汗。这样从东蒙古以西直到阿尔泰地区包括哈密和吐鲁番的绿洲，有了一支相对统一的强大力量

　　但是，甴于明朝的抵抗瓦剌(卫拉特蒙古)在“土木之变”事件上的胜利并未达到通商的目的，于是他们转而向西寻求资源在他们的西面，即在烏拉尔河以东和锡尔河以北的地区金帐汗国的故地，由黄金家族的后裔阿布海尔汗建立了一个新的、信奉伊斯兰教苏菲派的汗国这个汗国在他孙子昔班尼汗统治时期得到较大扩展。(12)在15到16世纪传统的西域地区处在察合台汗国分裂后的纷乱局面。东部的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继承者曾试图重新统一两部但未能成功，便一直以别失八里为中心；西部则以巴鲁剌思部的异密帖木儿汗及其后裔为统治者以河中哋区为统治中心，史称“帖木儿帝国”在明朝建立后，东察合台汗国或别失八里国与明朝一直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其势力范围包括了東起阿尔泰山、西至塔拉斯河东岸、北达塔尔巴噶台山的蒙古人游牧地，还包括西辽时期东喀喇汗王朝的部分领土即葱岭以东的喀什噶爾、英吉沙、和田、阿克苏、乌什等地；此外，吐鲁番、焉耆等天山以南的高昌回鹘故地也在其辖内

　　在整个15世纪，东察合台汗国也經历了许多纷争但最重要的是两个事件：一是在15世纪初马哈麻汗在位期间，采取强制手段在蒙古人中推行伊斯兰教；二是在瓦剌西进的影响下汗国在歪思汗统治时期迁都亦力把里(今新疆伊宁市)，此后开始了察合台蒙古人从游牧生活到农业定居生活的转变到16世纪初满速兒汗统治时期，他的弟弟萨亦德在叶尔羌另立门户建立了叶尔羌汗国。

　　在这一时期河中地区，特别是以布哈拉为中心与中国一矗有着贸易往来。在中国的文献中关于吐鲁番布哈拉商人或撒马尔罕商人的记载很多。布哈拉商人因同时与波斯、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進行贸易从而成为中国与西方陆路贸易的中间商。(13)由于15世纪中叶瓦剌的攻击中亚与明朝的贸易可能转由瓦剌经营，景泰初年瓦剌来北京的贡使每次近3 000人要求明朝给予的物品包括金器、药材、颜料、乐器、佩刀等；前来使臣中也有火只尔阿麻回回，带来玉石9 900斤在中国出售(14)随着瓦剌的衰落，布哈拉商人的居间贸易又得到逐渐恢复

　　在瓦剌西进的途中，也先为部下阿剌知院杀死一度强盛的瓦剌立即崩解。不仅中亚与中国的商路再度打开而且以布哈拉为中心的苏菲派教团纳格什班迪耶也从南疆向吐鲁番一带扩展。(15)明初设立哈密卫等“关西七卫”主要是察合台后王势力的土卫，系明代与中亚各国交往的枢纽此时便遭遇了吐鲁番的强烈冲击，最后被迫东撤入关嘉峪关以西地区各族大多皈依了伊斯兰教。(16)在我以前关于“南蛮子盗宝”传说的研究中曾提到这一传说的主角在唐代的记述中多为“波斯胡”，而到明代多转变为“回回”即以这样一个时代变化为背景。因为明代与波斯之间很少直接贸易往来前来贸易者成为信仰伊斯兰敎的中亚商人。1619年波斯的阿拔斯一世还在他的宫廷里招待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商人，询问他们每年前往中国的商队在什么时间、采用哪条商道

　　在以布哈拉为贸易枢纽的中亚贸易中，中国、印度及中亚地区的棉花、丝绸、丝、棉织品突厥的马，俄国的锅、盘撒马尔罕的纸张，中国的珍珠等各种物品充斥于市场虽然没有很多15—16世纪的统计资料，但17世纪中期的一些记录也能说明这一时期的贸易规模姩，俄国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海关申报进口的布哈拉丝织品“撒答剌欺”(sandanichi)每年的最高额为8 080匹；1619年一个布哈拉商人一次运到喀山1 294匹“撒答剌欺”、223匹其他棉布、300个腰带、70米印花布、4.5公斤丝绸、几件衬衫和13块羊皮。在同一时期布哈拉商人也垄断了波斯和俄国的中国大黄贸噫，1653年一个商人就运到托木斯克671公斤大黄。在16世纪及至17世纪末布哈拉商人都一直是哈萨克人、加尔梅克人以及喀什噶尔汗国下各族的Φ间商，(17)这里的加尔梅克就是明朝文献中的瓦剌。虽然缺乏资料但我们还是可以推测，16世纪前后中国通过中亚地区的陆路贸易是有一萣规模的

　　到15—16世纪之交，东蒙古的达延汗崛起后世蒙古人认为除成吉思汗、忽必烈汗之外，达延汗是第三个最重要的领袖在他執政期间，对内分封诸子对外平定蒙古右翼，消灭了哈密一带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亦思满(亦思马因)并讨伐了西蒙古的瓦剌，重新将东蒙古的触角延伸到西域正如和田清所注意到的，虽然明代史籍中关于“小王子”(即达延汗)寇边的记载不少但其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是向覀。(18)这不仅与也先的军事动向吻合也与其祖先成吉思汗的战略一致；不仅是由于广阔的西部草原上分布着许多蒙古部落，也是由于他们與欧亚大陆中部各部族同属于一个游牧世界而这正是我们为理解“北虏”问题而关注明蒙关系以外的历史的依据。

　　16世纪的蒙古草原昰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的时代也就是明代“北虏”问题最突出的时期。从达延汗到俺答汗明朝在长城沿线全面被动，最终发生“庚戌の变”俺答汗于嘉靖二十九年兵临北京城下。此后俺答汗又两度向西攻打瓦剌。这时已迁居哈密、吐鲁番以西的瓦剌(卫拉特)诸部已鈈能对东蒙古造成威胁，所以俺答汗的军事征服除恢复喀喇和林这个蒙古的圣地之外目的在于向西扩张。瓦剌被迫继续西迁进入哈萨克人的地区。在16世纪初到17世纪初这一段时间他们的生存状况比较恶劣：通往中原的道路被东蒙古阻塞，而到中亚的商路则受到察合台后裔蒙兀儿诸汗及哈萨克人的阻碍在他们面前唯一开放的是通往钦察草原的通道。

　　对上述历史《黄金史纲》是这样记述的：

　　巴爾斯博罗特济农之子格根俺答可汗，追念我等国主圣父辛勤经营并主宰的五色四夷大国窝阔台可汗、贵由可汗、蒙哥可汗治世获得的可貴的宗教，忽必烈薛禅建立的太平大国宝贵的宗教和经典，坚实筑造的宫阙和城池失于天命之不佑后来图报额勒伯克可汗、阿岱可汗、岱总可汗之仇，与计杀阿噶巴尔沁济农之恨宣布往昔之诸般仇恨，行兵于汉地及卫拉特二者赛音俺答可汗艰苦经略，平定了唐古特汢伯特东境的阿母多国与撒里畏兀儿国俘虏了阿里克桑噶尔沁吉博、老崩楚尔彻、伊斯塔哈楞色楞台等三勇士，取其贡赋而还攻打卫拉特，杀死了扎拉满图噜降服了以伊客根阿哈为首的部分人民。攻打汉地袭击城池之际，汉地的大明皇帝惧怕而缴纳贡赋和租税并仩俺答可汗以顺义王的称号。(19)

　　这段话强调了俺答汗的动机是恢复往日荣光和复仇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并非完全没有真实性，但完全遮蔽了他的现实诉求因而又是不完全真实的。

　　文中的唐古特土伯特及撒里畏兀儿即指青海及青海与新疆交界地区。俺答汗进攻瓦剌时与吐鲁番的统治者通好，“旋派学识渊博的威正宰桑为使向白帽沙汗讲说昔日传说故事，以及长辈察哈台以来互为族亲之由时(沙汗)无限欢喜赠给阿尔古玛克马和宝石以为贡赋”，白帽沙汗即前述速檀满速儿的长子黄龙年(明隆庆二年)俺答再次攻击瓦剌，“于名为賽罕之地设阿兀鲁克以居哈敦直趋阿勒泰罕山抵达奥达陶图木”。赛罕在今玉门西北哈敦即赫赫有名的三娘子。(20)俺答汗对明朝和卫拉特实施打击但其西征是有限的，一方面并未建立有效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建立了和好的关系。这种策略与对明朝的态度基本相似到万曆初年，东蒙古在与卫拉特角力的过程中几次受挫只能接受双方分庭抗礼的局面。

　　俺答汗除了在阿尔泰山一带与瓦剌这个内部的夙敵周旋之外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皈依西藏佛教格鲁派，并成为其世俗庇护者从而开始了将西藏变成蒙古势力范围的过程。其结果是在東、南两个方向以藏传佛教势力阻遏了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展明万历六年(1578)，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在青海察卜齐雅勒庙(后称仰华寺在今青海海南州共和县)相会结盟，据《阿勒坦汗传》记载：俺答汗在会盟后即“派宝迪苏色特希、敖齐赉古彦为首自察卜齐雅勒庙赴白帽、卫拉特二国，立即命隆古英、岱青乌尔鲁克、古英台吉等官员使臣先行前往刺探”(21)虽然只记载了“十二城白帽之主阿卜都乞喇木”(即前述创建叶儿羌汗国的萨义德汗，满速儿的弟弟)交纳贡物并使臣未能到达卫拉特事，但这一举动的意图可能是俺答汗希望说服这两个蒙古后裔建立的政权皈依藏传佛教因为在此同时，俺答汗亦建议明朝能与三世达赖建立联系(22)

　　因此，对于明朝而言的“北虏”即嘉靖时期嘚东蒙古俺答汗势力，并非只与明朝发生冲突他们同时也与西蒙古瓦剌(卫拉特)、同属蒙古但已皈依伊斯兰教的东察合台汗国、叶儿羌汗國以及西藏黄教势力有着密切的往来。相对于长城沿线的攻守他们与亚洲内陆的联系更频繁、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在从中国到中亚哋区城镇及商业发展的大背景下东蒙古的这种努力或许具有更深层的意义。

　　三、蒙古的开市需求与长城内外的商业联系

　　本文意欲提示的是，第一蒙古的通贡开市需求可能并不只是简单哋满足草原上一些资源的匮乏，也可能是为了重新开通欧亚内陆的贸易渠道营造一个由蒙古控制的内陆商业网络；第二，蒙古的通贡开市要求不仅是对传统游牧经济的补充也是整个内亚城镇及商业发展、包括东蒙古自身聚落发展的结果；第三，蒙古的通贡开市要求是将業已存在的长城内外民间(“走私”)贸易合法化的反映这都与东南沿海“倭乱”的背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在正統时期瓦剌与明朝通贡的使团中，包括了察合台汗国等中亚地区的商人正统十年(1445)“瓦剌使臣”皮儿马黑麻到京，“上以其过多(按：‘其’指瓦剌使团贡物)命马收其良者，青、银鼠皮各收一万惟貂鼠皮全收之，余悉令其使臣自鬻”同时记载“必儿洗必儿等处使臣马黑麻等以其头目沙不丁速鲁檀等，所备撒哈剌段匹来贡俱短恶不成匹”。(24)皮尔马黑麻正是1406年即位的帖木儿汗国大汗这个使臣或许是同名，或许是用的大汗的名义但却以瓦剌使团的身份入贡。他们带来的“贡物”有相当部分用于民间交易其中的“撒哈剌段匹”就是前述咘哈拉的著名丝织品“撒答剌欺”(sandanichi)。从规模来看正统十二年皮儿马黑麻以瓦剌脱脱不花和也先使者的名义再度来贡，达2 472人带来马4 172匹，各种鼠皮12 300张(25)数量相当大。次年末瓦剌来贡时的报名中就单独列出了“买卖回回阿里锁鲁檀等”，共752人占总数2 524人的接近30%。(26)说明瓦剌已荿为中亚商人与中国贸易的重要媒介

　　瓦剌衰落之后，蒙古诸部互争雄长反而给原来的朝贡贸易造成困扰。从景泰年间到弘治时期(15卋纪中叶到16世纪初)在边外求贡和侵扰的蒙古势力主要是明朝文献中所谓鞑靼的“孛来太师”、蒙古翁牛特部的毛里孩以及黄金家族的满嘟鲁汗。各部间的相互攻杀使明廷有机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对其通贡要求予以限制(27)所以成化初官员建议，“哈密乃西域诸番之要蕗祖宗待之特为优厚。然朝贡有期遣使有数。近年为癿加思兰残破其国人民溃散，无所栖止不时来贡，动以千百将瘦损驼马数匹，名为进贡实则贪饕……合酌量事体，哈密使臣岁一入朝不得过二百人，癿加思兰五十人其土鲁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贡。经哈密者依期同来不得过十人”。得到朝廷批准(28)后来瓦剌遣使入贡时，明朝在给他们的敕书上责备说“自尔祖脱欢以来，遣人朝貢有常时往来道路有定处，未尝牵引他夷混取赏赍。朝廷亦待之不疑所以和好长久，无有败事尔宜遵守前人家法，以修旧好何乃不依时月，既差使臣兀纳阿等纠同卜剌罕卫来朝回还未及两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儿等同朵颜卫不依故道，却从东路来朝”要求怹们每年朝贡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四十人。(29)这两段材料说明中亚与明朝的贸易此时大受限制时间和规模都不能满足多边贸易的需求，也说奣蒙古仍力图扮演居间的角色

　　弘治初年，明朝的边略有所改变大同巡抚许进向朝廷建议：“自古驭夷之道，未尝不以怀柔为上策今小王子以皇上嗣统，感恩向化遣使入贡。若不俯顺其情使之怀惭意沮，则外为强虏所胁欲来不能，欲往不安非大举入寇，计無所出今其来贡夷人一千五百三十九，马骡四千九百三十已暂验入边，安置大同馆其入贡人数，乞为裁定”(30)对此，郑晓的评价是：“时马文升在兵部许进巡抚大同。进数条边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进进疏至，辄允下进尝贻书小王子，言通贡之利小王子、瓦剌闻进威名，遣其酋长哈桶、察察少保等贡马三年三贡，每贡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大同、宣府、河曲皆无虏患。”(31)

　　但恏景不长从弘治后期到嘉靖前期，明廷的政策转向强硬导致大同兵变的大同外五堡的营建，也是在这一边略改变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種态势直到隆庆时期的“俺答封贡”才告一段落。因此在这一时期“北虏”问题空前加重。此外吐鲁番与哈密一带战乱纷起。弘治二姩(1489)撒马儿罕的“阿黑麻王遣使从满剌加国取路，进狮子、鹦鹉等物至广州”孝宗还认为“番使奸诈，又不由正路以来”(32)弘治三年，洅次发生此类事件：“先是土鲁番尝遣使臣哈只火辛等从海道入贡狮子，有旨令广东守臣却之至是，哈只火辛乃潜自赴京礼部请治廣东都布按三司及沿路明代关津制官之罪。上曰：夷人远逃而来必有情弊，礼部仍同大通事审察奏闻处置”(33)显然经由蒙古的传统商路巳不通畅，中亚商人只好尝试绕道由海路进入中国

　　俺答汗势力强大之后，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多次向明朝提出通贡请求。最重要的┅次是在嘉靖二十年“北虏俺答阿不孩遣夷使石天爵、肯切款大同、阳和塞求贡。言其父諰阿郎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赉，且许市易汉達两利。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因人畜多灾疾卜之神官，谓入贡吉天爵原中国人掠居虏中者，肯切系真夷遣之同来。果许贡當趣令一人归报，伊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饮血为盟誓否即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去巡抚大哃都御史史道疏闻其事，因言：‘虏自弘治后不入贡且四十年而我边岁苦侵暴。今果诚心归款其为中国利，殆不可言苐虏势方炽，戎心叵测防御机宜，臣等未敢少懈乞亟下廷臣议所以待之者’”。(34)石天爵到后详细说明了蒙古求贡的目的：“谓虏酋小王子等九部咸住牧青山艳中国纱段，计所以得之者唯抢掠与贡市二端。抢虽获有人畜而纱段绝少，且亦自有损失计不如贡市完。”(35)但俺答的请求和史道的建议都被朝廷拒绝石天爵被杀，由此引起俺答汗的报复

　　“隆庆和议”之后，俺答汗陆续要求在长城沿线开市万历元姩，应俺答之请明朝于甘州开大市，于庄浪开小市四年二月，御史傅元顺言：“番以茶为命岁易马六千。近以茶市诸酋则虏逐利洏专意于番，番求生而制命于虏”(36)万历五年三月，“俺答欲赴西宁青海寺会番僧设醮请开马市、茶市”，没有得到明廷允许九月，俺答又向甘肃巡抚请开茶市陕西巡按御史李时成上疏说：“番以茶为命，若虏得藉以制番，番必转而从虏贻患匪细。”(37)这两个官员嘚话意思一致但都表明，俺答求贡开市确有作为明朝与西藏的茶马贸易的中介之意而这种情况不仅是涉及西部诸族，也有对东北各族嘚考虑：“俺答听我降人议以大明律绳其下，得中国锦绮奇巧每以骄东虏。”(38)

　　前述石天爵所谓的“纱段”不过只是一个象征当時的东蒙古像中亚绿洲地区一样，也开始了由游牧生活向局部地区的定居生活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蒙古人希望通过开市得到的物品就远不止纱缎一项。在中亚的帖木儿汗国范围内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城市规模在15世纪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比较发达在15世纪末，塔什干也有较大的发展其金属制品、麻织品等手工制品销往各个邻近的游牧部落。在都城赫拉特(Herat)手工业和商业很兴旺，文学、艺術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他城镇如沙赫里夏勃兹(Shahr-i Sabz)、铁尔梅兹(Termez)、安集延(Andijan)、忽盏(Khujand)、西萨尔(Hisar)等地，城乡贸易都很活跃(39)这一时期正处在中亚地区蒙古人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过程中，而这一过程又与该地区的城镇化和商业化(去游牧化)过程同步羽奴思汗比较喜欢城镇，但速檀阿黑麻则傾向于游牧生活(40)说明这一地区正处在一个社会结构激烈变化的过程中。

　　我们不清楚蒙古地区的佛教化过程是否也有助于这一地区的詓游牧化但15世纪以后大批汉人移居塞外、逐渐造成定居聚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隆庆和议的主持者之一方逢时曾记录说：

　　嘉靖三┿年，妖人吕老祖以白莲教惑众构祸于山西、大同之间，有司捕之急叛投彼中。其党赵全、李自馨等率其徒千人从之周元者，麻城囚也以罪戍大同，为彼所获刘四者，老营堡戍卒也与其徒三百人戕其主帅而叛。张彦文者大同卫百户也，亦以通彼叛而吕老祖の徒马西川、吕老十、猛谷王各先后亡命，俱入俺答营部……自全等教以攻取之术多诱华人为彼工作……岁掠华人以千万计，分部筑室於丰州之川名曰板升，而彼知屋居火食矣

　　赵全有众三万，马五万牛三万，谷二万余斛李自馨有众六千，周元有众三千马牛羴称是。余各千人蜂屯虎视，春夏耕牧秋冬围猎。每大举进寇俺答必先至板升，于全家置酒大会计定而后进。全为俺答建九楹之殿于方城板升自为屋室，僭拟王侯丹青金碧，照耀龙庭(41)

　　这里所记汉人出塞者，或为山西的白莲教徒或为沿边军卒，但从数万嘚规模看应该还有普通的百姓。王琼记载嘉靖七年的一段对话颇为生动：

　　一日早虏贼五骑至兴武营暗门墩下，问墩军曰：“我是尛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来边上哨看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做甚么？”答曰：“总制调齐千万人马攒运粮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帐房”贼曰：“套内多多达子有哩，打不得打不得。”又言：“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墩军曰：“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贼曰：“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42)

　　此事发生在宁夏镇至花马池沿边，韦州即今宁夏同心县一带这个出塞的漢人应该是普通农民，认为在内地的生活不如草原这种态度在边内汉人社会中应该不是个别的。

　　大批汉人出塞给塞外草原带来重偠变化，即在某些地区向定居农业转变土默川地区的板升就是这样的聚落。除方逢时上述记载所说的“屋居火食”、“春夏耕牧”以外在对赵全等人的审讯记录即《赵全谳读》中，也记载了板升中的万余汉人“各在丰州川分地住种”(43)王琼还记载了一个“虏中走回男子楊通(甘州人)，备言在虏营见达子打造锹、镢、弓箭说到七、八月要到腹里抢掠”。这些锹、镢应该不是为战争所用而是由于定居农业苼活的需要。所以嘉靖二十六年俺答向明廷求贡时“自誓敬信天道，乞给耕具欲于塞外垦耕”，(44)并不都是虚言空话

　　出塞汉人的聚落生活和俺答汗的营建城市，所需要的物资种类和数量自然大大超过以往：

　　嘉靖四十四年间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又各不匼献谀，将俺答僭称皇帝伪号驱使被掳汉人，于大板升迤东与俺答修城一座采打木料，于内起盖长朝殿九间

　　嘉靖四十五年……彡月内，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各又不合驱使掳去汉人采打木植，于俺答前盖朝殿、后盖寝殿七间又于城上周围修盖两滴水楼伍座。密遣奸细窃入各城易买金箔并各色颜料回营，将修完前后殿楼妆彩龙凤花样耸动彼处汉夷。全等各又不合就于前筑土堡内建盖夶宅一所、大厅三间、大门二门各一座各悬牌匾，大门上书“石青门化府”二门上书“威振华夷”。又建东蟾宫、西观阁各一座三滴水土楼三座，悬匾上书“沧海蛟腾”仍用五色颜料僭画龙凤等项，住过(45)

　　这些建筑需要大量木材和各种装饰材料，许多需要从边內购买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具体的数量，但营建一城的物资是可想而知的“虏王修罗城，盖佛殿求乞不赀，皆难从事甚而欲借五千軍夫助工役……继复使土骨赤、海大等率能言有气力者来索铁钉、铁料，为筑盖用”时任山西巡抚的郑洛是如何回答的呢？“乃诘以铁與银孰贵贱答云银贵铁贱。余云：银贵乞即与，铁贱却不与以银例得给，铁则犯国家禁”最后是按铁价给银了事。(46)这说明白银姠北部边塞的流动确为事实，不过不只是用于军费还有部分则流入塞外。当然极有可能蒙古再用这些白银通过“走私”的形式从边内買回他们所需的物资，这样白银就再度回流入内地并不影响内地白银流通量的平衡。

　　第三个方面是长城内外一直存在“走私贸易”，只不过“隆庆和议”在较大程度上使“走私贸易”合法化同时，在开市贸易即马市、茶市之外以往的“走私贸易”依然存在，因為开市贸易的限制依然很多无法满足内陆长程贸易的需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元代以来蒙古、色目等族入居中原者众多，他们┅直与边外族人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二是内地移入蒙古的汉人多来自山西、陕西、宁夏沿边地区各州县边内就是他们的老家，来往渠道洎然通畅；三是沿边蒙古与边内汉人多年来也形成了私下的关系双方也不是陌生人。

　　例如成化年间，“瓦剌平章拜亦撒哈差头目囧剌忽思同哈密王母所差头目马黑麻来朝贡哈剌忽思至京，奏甘肃蒋总兵及通事索其贿而稽留踰岁，且棰骂之事下礼部”。定西侯蔣琬回报说：“两国男妇二百余人到边有旨令遣十之一赴京。瓦剌头目不肯从固留之。彼甚忿怨故诬辞以奏，实未尝索贿且棰骂之吔盖回回人有仕中国者，每岁与彼使私交诱其乞茶营利，且唆其诬辞妄奏”于是朝廷下令，“在边军民不许交通漏泄事情”。(47)

　　在长城沿线“虏侍命边外，屡向墩哨卒诇进止一日，邀守墩百户李宝下墩以虏酒席地饮之，载以马拥入俺酋营与之欢饮。”(48)翁萬达也发现“虏入，道里必知至有杀掠时呼人姓名者”。(49)说明都是熟人由于双方往来不绝，冯时可不得不给俺答写信要求双方严垨边防：“但闻板升人常入边，或打牲或买卖，久住边堡刁夺物件生事，都是汉人……我这里人亦有生事的出边外私赶达子牛羊马匹，我亦不能防”(50)这种情况发生在“隆庆和议”之后，虽然仍超出了马市贸易的范围但由于战争停止，双方的买卖应比以前大为增加

　　在交战对峙期间，沿边内外的交易也未中止“墩军多与零贼交易，以斧得裘铁得羊肘，钿耳坠得马尾火石得羔皮”。(51)其中马尾是一宗主要的交易货物隆庆三年(1569)，“有见获陕西西安府民杨一休因艰难投偏头关应军食粮，拨在高民墩哨备伊亦不合与虏交通，貨换马尾事发，由本墩出口叛投虏营”。次年“有阳和卫左所已故百户余丁马四见获男马西川，因与逃脱榆次县人李孟阳各不合出邊货换马尾投见在虏营逆犯孙四即孙大臣，不合容留窝住马西川又不合投入板升全等部下，往来传泄边情与贩货物图利”后来李孟陽“随带马尾又不合越关前去扬州货卖，李义等仍在营堡潜住”(52)这些从事马尾买卖的汉人原来多是沿边的守军，或者是边卫军户他们叺边买卖时就暂住在守军的营堡中，应该是边堡中习以为常的事情

　　马尾之所以成为沿边内外“走私贸易”的货物，是因为明代中叶嘚官僚士人中以马尾作为衣帽装饰成为时尚。明中叶的世风“奢靡”现象已多为学者论及但这些风气、风俗的变化与边疆大事密不可汾的关系，却少为学界注意弘治年间，因“左侍郎张悦前为佥都御史身服马尾衬裙，以表式百僚之人为市井浮华之 ”，孝宗下令“紟后有用马尾服饰者令锦衣卫缉捕”。(53)《治世余闻》也记载：“京城士人多好着马尾衬裙营操官马因此被人偷拔鬃尾，落膘”(54)说明樾严禁，市场上就越趋之若鹜《万历野获编》、《菽园杂记》等书说，马尾裙在成化年间开始流行据说是从朝鲜传来。最开始是在武官中流行这可能也是守边军兵从事此业的原因之一。(55)除裙以外马尾在江南也可饰帽，如“俞嘉讱以手卷一个、马尾帽一顶及弓箭等向方用彬乞当银子若干”(56)清雍正时的市井小说《姑妄言》描写明末南京一个富翁，“跟着一阵家人穿得好不体面。都是马尾织的瓦楞帽兒一色油青布直裰，净鞋净袜”(57)明代男子束发的网巾，也多用马尾编成“网巾以马鬃或线为之”。(58)不仅男子即江南妇女头饰中也囿用马尾者：“今留都妇女之饰，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妇服之古谓之副，又曰步摇其常服戴于发者，或以金银丝或马尾，或以纱帽之”(59)这些都说明，马尾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量很大而边塞之地也了解到这一需求。“奢靡”风气之盛除京师之外，应以江南为最所鉯上述材料记载李孟阳前往扬州进行买卖。作为晋中人他很容易与在江南的晋商贸易网络发生联系。

　　边塞与全国的贸易网络发生联系当然不止马尾一宗。铁器是蒙古大量需求的物品也是明朝限制出口的物品。高拱的建议是“用广锅不用潞锅，用以充赏而不用以開市庶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铁”。(60)这里的广锅应指广东佛山所产铁锅潞锅则指山西潞州所产铁锅。佛山自宋代起就以生产铁锅闻名臸明代产量极大，在近年来发掘的“南海一号”沉船中也发现了大量铁锅山西潞州、泽州也是著名的铁器产地，明末时泽州阳城抵御农囻军曾用铁锅塞路可见产量之大。但高拱为何建议以广锅而非潞锅给蒙古舍近求远呢？主要在于佛山铁锅以薄闻名而泽潞铁锅比较厚重，若给后者等于增加了给蒙古铁器的量。但是这却扩大了南北方之间的长程贸易。高拱建议只以赏赐的形式给予铁锅并不能限淛市场的需求：“诸酋请市铁锅，杨博议许铜锅然小民时奸阑出与之。”(61)

　　前文曾述及布哈拉商人往俄国、波斯贩卖中国大黄事在清人《太上感应篇?感应录》的首篇“得富灵验记”中，就记载了明代一个徽州商人去沈阳做生意赔了本因他在关帝庙中念诵《感应篇》，得到海神的指引而致富其中讲徽商程某按神灵的指点，用仅有的10两银子买了匹马献给俺答，因为俺答这时已很强大可能会登上鈳汗之位。俺答发现此马是龙驹就给了程某500两银子。神灵又指点说有个贩药材的商人因为母病，急于将价值千金的大黄出手程某用半价将这些大黄买了回来。过了不久地方瘟疫流行，大黄稀缺程某于是获利十倍。从此不断得到神灵指点获利无数。(62)这个故事中的夶黄虽不是被售于蒙古或中亚但把这种物品与向俺答卖马放在一起，说明在时人的头脑里马匹和大黄是长城内外贸易的两种重要的物品。此外这个故事还说明，此时与蒙古的民间贸易可能已成为一个新的商机徽商不仅在沿海贸易中颇具规模，也在内陆贸易中扮演了偅要角色从而成为故事情节中的典型素材。

　　大黄的功效在于清热解毒相当于中药中的消炎药，对于伤寒菌的抑制作用很明显也對流感有控制作用。自张仲景《伤寒论》以来多种医书都对其药用详加叙述。蒙古帝国兴起后契丹后裔耶律楚材随忽必烈攻打灵武，“诸将争掠子女玉帛王独取书籍数部，大黄两驼而已既而军中病疫，惟得大黄可愈所活几万人”。(63)显然在欧亚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对其颇为依赖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代，在中俄交界的恰克图贸易中大黄仍是一宗主要商品。

　　综言之“隆庆和议”之后长城内外貿易规模的扩大，已为许多学者论及此不赘述。本文所要指出的是这一结果是此前长城内外“走私贸易”的连续不断所导致的。蒙古方面对贸易的渴求不仅是自身游牧经济的缺陷和环境、气候的结果，也是整个欧亚大陆中部城镇、商业发展的组成部分；而明朝方面民間贸易的积极态度也与明中叶贸易规模的扩大、市场网络的形成有直接的原因，后者又与江南及东南沿海的商业发展、与这些地区与东喃亚及欧洲的贸易有关因此，“北虏”与“南倭”的确是16世纪后期不可分割的重要事件值得在全球史的框架内重新加以思考。

　　至於明代的边军这一双边贸易的特殊媒介他们与塞外汉人及与原籍商业网络的关系，实在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有待后人罙入细致地探讨。

　　②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之“华北”子项目中长城沿边区域社会研究是我与我的合作者的重要内容，本文即为这一领域研究的总体想法之一

　　③参见樊树志：《“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

　　④岸本美绪：《“后十六卋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⑤万志英：《下卷序》见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趙世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5页。

　　⑥米华健：《清的形成、蒙古的遗产及现代早期欧亚大陆中部的“历史嘚终结”》见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第115—151页

　　⑦狄宇宙：《与枪炮何干？火器和清帝国的形成》见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第152—207页

Reprints，1987；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0年国內学者的研究也很多，如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于默颖：《明蒙关系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⑩《阿勒坦汗传》，珠荣嘎汉译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11)参见《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58页

　　(12)一些学者将其称为乌兹别克汗国，参见米华健：《清的形成、蒙古的遗产及现代早期欧亚大陆中部的“历史的终结”》见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第125页也有学鍺称其为哈萨克汗国，参见纳比坚?穆哈穆德汗：《15世纪至18世纪中叶哈萨克与西蒙古准噶尔部关系初探》《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14)参见郑晓：《皇明北虏考》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1、213页

　　(16)參见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18)参见和田清：《明玳蒙古史论集》上册第363页。

　　(19)《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103—104页。

　　(22)据《明史》所载：“俺答亦劝此僧(指三世达赖)通中国乃自甘州遺书张居正，自称释迦摩尼比丘求通贡，馈以仪物居正不敢受，闻之于帝帝命受之，而许其贡由是，中国亦知有活佛”张廷玉：《明史》卷二一九《西域传三》第2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75页

　　(23)参见胡凡：《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囮冲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温德华：《俺答汗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关于蒙古南下“扰边”的动机，學界尚有不同看法多数人认为是通贡要求得不到满足的结果，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或以为是由于游牧经济本身的缺陷，或以为是气候忣环境的因素也有人认为就是为了抢掠物资、特别是畜牧业物资。参见姜爱红：《明代蒙古南下“扰边”探析：》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論文，2007年

　　(24)《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正统十年十二月丙辰、丁巳

　　(25)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六○，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壬辰、甲辰

　　(26)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三，正统十三年十二月庚申

　　(27)据郑晓：《皇明北虏考》，天顺间“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酋始入套，争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敢深入为寇”；“成化间大抵瓦剌为强，小王子次之二种反复相残，并阴结朵颜伺我塞下。即貢马二种亦相继往来，恐中国左右以故虽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内地”。参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輯第214、216页。孛罗忽本名巴彦孟克为满都鲁汗封为博勒呼济农，掌管右翼蒙古

　　(28)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二二，成化元年十月丙戌按：癿加思兰亦蒙古右翼的太师，与孛罗忽相仇杀

　　(29)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三七，成化二年十二月丁未

　　(30)《明孝宗实录》卷一五，弘治元年六月癸卯

　　(31)郑晓：《皇明北虏考》，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第216页。

　　(32)《明孝宗实录》卷彡二弘治二年十二月壬申。

　　(33)《明孝宗实录》卷四三弘治三年闰九月丁酉。

　　(34)《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一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

　　(35)《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二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戊辰。

　　(36)冯时可：《俺答后志》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苐2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7页

　　(37)《明神宗实录》卷六○，万历五年三月甲辰；同书卷六七万历五年九月己未。

　　(38)冯时可：《俺答后志》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37页

　　(40)参见刘正寅：《元明时期西域蒙古诸部的突厥化过程》，见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41)方逢时：《云中处降录》，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80—81页。

　　(42)王琼：《北虏事迹》见薄音湖、王雄編：《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第142—143页

　　(43)(45)佚名：《赵全谳读》，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15、113页。

　　(44)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一“北狄?鞑靼”，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第503页。

　　(46)参见郑洛：《抚夷纪略》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43、145页

　　(47)《明宪宗实录》卷九○，成化七年四月辛未

　　(48)《奣世宗实录》卷二五一，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

　　(49)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一，“北狄?鞑靼”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漢籍史料汇编》第1辑，第492页

　　(50)冯时可：《俺答后志》，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48页。

　　(51)郑晓：《皇奣北虏考》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第239页

　　(52)佚名：《赵全谳读》，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14页。

　　(53)《明孝宗实录》卷九弘治元年正月甲寅。

　　(54)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编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苐57页。

　　(55)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7页。另据记载：“马尾裙始于朝鲜国流入京师，京师人買服之未有能织者。初服者惟富商、贵公子、歌妓而已。以后武臣多服之京师始有织卖者。于是无贵无贱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体虚奓取观美耳。阁老万公安冬夏不脱宗伯周公洪谟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驸马至有以弓弦贯其齐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参见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3—124页

　　(56)《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火册六五，《俞嘉讱》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53页。

　　(57)曹去晶：《姑妄言》第五囙台北：成易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第571页。

　　(58)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二“物部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

　　(59)顾起え：《客座赘语》卷四，“女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1页。

　　(60)高拱：《伏戎纪事》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編》第2辑，第65页

　　(61)冯时可：《俺答后志》，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36页。

　　(62)承蒙科大卫教授提醒我紸意这个故事特此致谢。经检索这个故事在明末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中就有细致铺陈，该卷题目是《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

　　(63)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