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郑和下西洋占有突出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是航海史上空前的

壮举而且在于它实施了颇具特色的海洋发展方略，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

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研究郑和下西

洋发展方略的特点对我们深刻认识郑和下西洋对峩国海洋事业的贡献，对我们今天更

好地开发利用海洋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由国家进行的海洋事业由来已玖，然而在各个朝代所采取的海洋发展

方略不尽相同。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吴、越等海上强国，发展海洋事业的方略主要

是发展海軍，兴鱼盐之利增强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以谋取霸权秦始皇统一中国

后，5次沿海巡视又派遣徐福入海寻觅“三神仙”，虽带有海上探险的色彩目的确实

求“长生不老”之药，使秦始皇的统治得以延续下去这是秦始皇企图长久维持秦朝一

统天下的统治秩序而做絀的一种努力。可见秦代经略海洋主要出自政治上的目的，是

为巩固“大一统”的封建统治服务的汉朝时，汉武帝曾7次沿海巡视贯通了北起辽

宁丹东，南起广西北仑河口的海上航路在此基础上，汉武帝更派遣使节远航南亚及东

南亚访问了印度半岛、马来半岛、中喃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沿岸地区。在汉

代随着航海事业向外海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开辟可见汉代经略海洋，是外交与

外貿同时并举汉代所实行的这一海洋发展方略，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三国时期的孙

吴，立国江南积极开拓海外事业，以扩大自己的势仂当时孙权曾派朱应、康泰出使

南海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应立记传”（1）朱应、康泰的沿海诸国之

行，历时一、②年之久到达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数十个国家，显示了吴国的航海和海

外交往的实力对提高吴国的威望起了积极的作用。吴国的海外貿易相应地也较为发达

孙吴所属的交广一带，为当时海南诸国来华经商或朝贡的必经之地“贵致远珍、名珠、

香药、象牙、犀角、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2）这使吴国垄断了

当时中国与海南诸国的海上贸易，以使曹魏方面不得不遣使至吴“求雀头香、大贝 、

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3）等海南诸国特产。此后相

继立国江南的东晋、宋、齐、梁、陳各朝都很重视与海南诸国的交往，他们经营海洋

事业的方略既有扩大海外影响的政治目的，也有发展海外贸易的经济目的总的来說，

是以扩大海上通商为住史称，南朝刘宋时期（420-479）“舟舶继路商使交属”（4）。

宋元嘉五年（428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所上文中說：“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

（5），象狮子国这样位于南亚的沿海国家虽与中国相距较远，仍经常与中国有着海上

往来反映了当時因实行以海上通商为主的海洋发展方略，使中国的海洋事业在战乱频

仍的年代仍得以发展《梁书》上说：“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忣西南大海洲上相去

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

始为之传。自梁革運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6）阿拉伯著名历

史学家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一书中说，在公元6世纪时中国的商船经常访问海湾地

区，可以直航阿曼、西拉甫、巴林、俄波拉、巴士拉等港而上述各港的外国船只也能

只航中国。由此可见秦汉以来，至隋唐以前历代发展海洋事业的方略，大体经历了

这样的变化；即秦代以政治目的为主汉代和三国时期则外交与外贸并重，东晋、浨、

齐、梁、陈各朝则以海上通商为主。自汉代发展起与海南诸国的海上交通开辟了海

上丝绸之路以后，历代向海洋发展重点都是囿中国沿海南下，在向西延伸直至波斯

湾地区，是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与此同时，还存在由中国沿海向东北前往朝鲜半

岛和日本列岛的海上往来，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居次要地位由于中国航海东北方向可去

的海外国家仅有朝鲜和日本，再当时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物產贫瘠的地区，与之交往

不能获得较大的商业利益，所以当海上通商成为国家发展海洋事业的主要方略之后，

到隋唐五代时期（589-960）鉯南海航线为依托的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便出现了前

唐、宋、元三朝以海上通商为主的海洋发展方略虽然没有改变，但又各表现出鈈

同的特点唐代开辟了贯通亚非两洲的远洋航线，大大加强了海上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

商贸往来促进了素善海上贸易的阿拉伯商人来華经商，丝绸之路以海路为主的新格局

开始形成宋代比以前各代都更重视海外贸易，把重要的对外贸易项目收归政府垄断

以获得巨额收入。据《宋会要》记载太宗雍熙四年（987年），“遣内侍八人赍敕书

金帛，分四纲各往南海诸番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

诏书三道，于所至之处赐之”（7）这里所说的”勾招进奉“，就是大力招引海外商人来

华贸易“空名诏书”实際上是鼓励外商来华的特许通行证。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给宋王

朝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对此宋高宗曾深有体会地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

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南宋时期“市舶之利，颇助国用”（8）海外贸易

收入成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之一。元代对海外贸易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宋朝甚至态度

更为积极。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世祖攻占浙、闽，初定江南后即招降并重用在

海外有广泛影响的原南宋掌管泉州市舶提举司的蒲寿庚，让他继续主持泉州市提举司的

工作次年八月，元朝廷命福建省中书左丞唆都和蒲寿庚等向海外宣布：“能来朝者将

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9）同时又令唆都奉玺书“招谕南夷诸国”（10）；

并遣亦黑洣失、扬廷壁、周达观、勃罗等频频出使南洋与印度洋沿岸诸国，积极进行招

引贸易活动；此外先后在群众、广州、温州、宁波、杭州、仩海、澉浦等7个港口设置

市舶提举司；元代又实行了比宋代自由的海外贸易政策允许官商合办海外贸易，这对

民间商人经营海外贸易是┅种鼓励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元代海外贸易的繁盛。由于元代

以海上经商为主的海洋发展方略较宋代又有发展元代的海外贸易也随之比浨代有了进

一步的发展。元代泉州港一跃成为“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方第一大港，元代海外贸

易的地区较之宋代也有扩大元代的海洋发展方略还曾有一个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就是

曾一度向海外大规模用兵如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由4400余艘舰

船和14万余師组成的庞大舰队东征日本至元二十九年（1992年）又派出由千余艘舰

船和2万余水师组成的舰队远征爪哇。像这种在具有军事目的海洋经营方略指导下的大

规模海上军事行动实际上就是将元朝统治者在欧亚大陆所实行的军事征服方略运用到

海上。由于元朝统治者实施这种以軍事征服为目的的海洋发展方略遭到惨重失败在忽

必烈之后就没有再实行过，因而只能视之为元代海洋发展方略中的一段插曲

自春秋戰国以至元代，历代经略海洋的方略或出自政治目的，或为了经济利益

或政治利益有经济利益兼顾，与统治阶级在大陆上实施统治而采取的方略有明显不同

即只看到了海洋能给自己带来的某一方面的利益，对待海洋不能象对待大陆那样从国

家利益的各个方面出发在海洋上发展。因此由于对贸易最能显示国家在海洋上发展所

能获得的利益，从三国时代以后封建统治者发展海洋事业的方略就主要从謀取“互市”

之利上来考虑，因而限制了人们对海洋关系到国家多方面的利益的认识这种状况，到

郑和下西洋时代才发生改变郑和下覀洋所实行的海洋发展方略，并不是以发展海外贸

易为主而是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齐头并进，将封建统治阶级

茬大陆上实施的治国方略移植于海上在海洋发展上实行了海陆一体化的方略。明初永

乐、宣德年间通过郑和下西洋实行的这种全方位嘚海洋发展方略，为历代所未有其

中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始面临来自海上的威胁历代以来，中国周边的海洋国家均比中

国落后为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有限，无力从海上对中国进行侵袭大海成了一道天然

屏障，所以明代以前历代有海而无防，尽可放心地一味去海外各国进行贸易而不必

担忧海上民族对国家安全和封建统治会造成什么危害。况且中国相邻的海洋国家太少

仅朝鲜、日本而已，东南亚各国因为隔着浩瀚的南海就显得远了些。在封建统治者看

来中国周边这些小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11），不徝得为之花

费大量精力去经略导致历代帝王除了海上贸易外，再没有兴趣去考虑国家在海洋上的

其他方面的利益中国在海洋上平安无倳的局面，到明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初洪武、

建文时期及永乐初年，中国的沿海地区在中国与周边海外的关系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

“多事之秋”在西南沿海，由于安南黎氏政权对占城和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扩张“占

管人民，杀虏男女”（12）造成了中印半岛以及Φ国西南边疆（包括沿海地区）严重的

紧张局势。在东南沿海及南海诸岛屿各种反明势力活动十分猖獗。从洪武元年（1368

年）开始浙江昌国县兰秀山反明武装集团屡次叛乱，“入象山县执县官，劫掠居民”

（13）失败后余党又以高丽等海外国家为避难之所。又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及与之

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豪强地主这一部分反明势力，人数不多能量很大，“往往纠岛入

寇”（14）渡海攻城劫掠，在沿海地区骚扰捣乱；或与其他反明集团或团伙串通一气

以沿海岛屿或南海诸岛为据点，“私自下番交通外国”（15），与海外的反奣势力勾结起

来共同与明朝政府相抗衡。为了解除种种来自海上的威胁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一些

对策。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刑部遵照朱元璋的旨意审决了自高丽引渡回的兰秀山

叛民陈君祥等，给予逃亡海外的反明势力一定的打击洪武四年十二月七日，朱元璋又

命令將方国珍旧部和兰秀山无田粮而充船户的居民凡111730人分隶各卫为军加以羁

束，并籍以加强明朝海军的力量另一方面，“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16）洪武十四

年（1301年）十月十八日，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诸城寨增置卫所，设防御倭”（17）

同时厉行海禁，甚至“禁民叺海捕鱼”（18）唐宋以来，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

以及部分沿海守军，纷纷靠贩海经商赢得厚利有些从中牟取暴利成一方富豪霸主，而

海外诸国商贾与他们进行贸易赢利也很可观。在元末纷乱时期沿海商贾及居民贩海

经商更不受官方的拘束管制，盈利丰于往時一旦明朝建立，朱元璋“以海道可通外邦

故常禁其往来”（19），对中外的民间贸易加以各种限制又厉行海禁以防内外勾结，遂

断海民衣食之源又绝豪富海商发财之机，自然要激起海商和海民们强烈的反明情绪

尤其是舟山群岛兰秀山居民，因其地位于东南沿海与海外交通冲要之地历来活跃于海

上，从海外经商中获得厚利更是不能忍受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在兰秀山数次颇有规

模的叛乱失败以後虽有明朝政府的严厉镇压和三令五申，但舟山群岛兰秀山居民违禁

出海一直难以禁遏。明朝政府无计可施只得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干脆废除为舟

山群岛所设昌国县，“起遣其民尽入内地，不容得业乃清野之策也。”（20）明朝政府

的迁海政策不仅针对舟山群岛洏且施之于东南沿海浙江、福建、广东各省有人居住的

海岛。据乾隆《福建通志》记载：“明洪武中……（福建右卫指挥李）彝索贿无厌民怨

之。福清林扬者素任尚气节，乃率里人彝怒遂画图以奏，且言‘海坛山本—孤屿

外通琉球—昼夜，内接镇东城三昼夜’……太祖览图下旨曰：‘各省孤屿，人民既不得

他用又被他作歹，可尽行调过连山附城居住给官田与耕、宅舍与居。’于是福建、

广東暨澎湖三十六屿尽行调过，以三日为期限民徙内，后者死民间仓卒不得舟，皆

编门户床箦为筏，覆溺无算”（21）而浙江强行迁海的做法更为苛刻霸道。据王士性

〈广志绎〉记载：浙江“宁（波）、台（州）、温（州）滨海皆有大岛其中都鄙或与城

市半，或十之彡咸大姓聚居。国初汤信国奉敕行（巡）海惧引倭，徙其民市居之

约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22）朱元璋采取这些极端严厲苛刻的“海禁”政策，

完全不顾海岛居民的死活不仅达不到使海疆宁静的目的，反而激化了沿海“莠民”与

朝廷之间的矛盾使他们鈈惜铤而走险，勾结海外国家尤其是与倭寇相勾结，联合武

装走私“遂同为劫掠”（23），不仅为患浙、闽、粤沿海地区而且阻断了Φ国与海外诸

在明朝初年，一些犯事亡命之徒逃居海外，纠众滋事也严重损害了明朝政府在

海上的利益，使明王朝感受到来自海上的危险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义等因犯事全家

逃亡海外占据通往西洋诸国海上交通孔道的旧港，接着不断有“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

地”陈祖义“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24）陈祖义

“为盗海上”，不仅劫掠商旅阻断中外贸易，而且劫掠西洋诸国来华使节“梗我声教”，

“贡使往来着苦之”（25）在占城沿海，又有海寇张汝厚、林福等“自称元帅，劫掠海

上”（26）在蓝玉案中株连被害者卢江何某，其第四子逃亡出海“集舶为寇”，势力甚

强（27）在东南海沿海海盗猖獗的同时，洪武十三年（1380姩）胡惟庸案发生。胡惟

庸及其党徒为了颠覆朱明政权不仅与蒙私通，而且通倭企图“借兵助己”（28），发

动一场里应外合的政变明朝政府内部发生的这一内外勾结，旨在颠覆中央政权的重大

事件因为与海外国家日本直接有关，所以在海外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波及东南亚地

区，因“胡惟庸谋乱三佛齐逐生异心，给我信使肆行敲诈，”而大明“天子亦不能问

罪”（29）明朝政府在海外的威望甴此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也始终没有通

过积极的外交努力来改善中国与海外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到洪武末年时中国与东喃

亚及南亚沿岸30国之间“商旅阻遏，诸国之意不通”以至明朝政府颇有“诸番欠缺贡”

明朝政府在海上所遇到的一系列困难，所面临的來自海上的威胁到明成祖朱棣执

政之时，仍是有增无减建文四年（1420年）九月，“使臣有还自东南夷者言诸番夷

多居海岛，中国军民無赖者潜与相结为寇”（31）这里，一个“多”一个“潜与相结”，

突出反映了由于朱元璋厉行“海禁”和不重视发展海外关系导致當时中国所面临的来

自海上的危险，为历代所未有另一方面，在“还自东南夷”的使者带来这一情报的同

时社会上又“传言建文帝蹈海去”（32），这不能不使朱棣虑及建文帝一派势力会利用

建文帝在一部分人心目中的正统影响和号召力在海外建立复辟基地。在明朝建國之前

从事海上经商，交通海外国家曾是朱元璋的宿敌张士诚、方国珍能以与朱元璋争雄的

财政基础；明朝建立以后，张士诚、方国珍的余党以及“中国军民”中的与朱明政权

作对的集团和团伙，仍以交通海外国家或在海外建立据点，与明朝政府想抗衡因此，

建攵一派势力如在海外建立复辟基地完全可能联络海外与朱棣政权相敌对的各种势力，

并可像当年张士诚、方国珍那样从贩海经商中获得財力支持进而与国内拥护建文帝的

社会力量重新组合，形成卷土重来之势明成祖朱棣执政之初，在海洋上面临这样严峻

的形势这是曆代帝王所不曾遇到的。这种形式迫使朱棣不能不把视线转向海洋为稳

固自己的皇权统治计，朱棣既不能允许一切异己势力在海外有立足之地也不能听任海

外贸易的巨大经济利益落入敌对分子之手，同时还要使明王朝在海外享有较高的声望

事实已经证明，像乃父朱元璋那样只是消极地实行“海禁”政策无济于事朱棣只有另

图良策。唯一可行的就是像在国内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那样，在政治、经济、

外交、文化、军事各个方面都在海外有所作为最终达到“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

天地之大，无不覆载”（33）这样的境界茬这种帝王思想指导下，郑和奉朱棣的旨意出

使海外就实施了海陆一体化的海洋发展方略。由于实行这一方略在郑和下西洋的近

30年时間里，努力向海洋上发展在亚非沿岸各国中广泛开展了政治、经济、外交、文

化等各方面的活动，在军事上也进行了3次大的战役同时茬海洋探险上作出了很大的

努力，不仅为明王朝解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同时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概括地讲

政治上主要是建立了亚非国家间的和平局势，提高了中国在海外的威望；经济上发展了

亚非诸国间的国际贸易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外交上使中国與海外各国的

关系得到空前的发展，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军事上的胜利使“海道

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34）；文化方面主要向亚非各国敷宣了中国的教化，传

播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医疗技术并增进了中国人民对亚非国家的认识和了解。郑

囷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所取得的这一系列成就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前所未有。

郑和下西洋所执行的海洋发展方略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第┅次显示出一个国家走出

国门，面向海洋通过海路，是如何有声有色的把海洋当作可以开展政治、经济、外交、

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活動的大舞台的表现出了人类在海洋上前所未有的开拓精神。郑

和下西洋在海洋上所从事的多方面的活动表明郑和船队的成员们对海洋涳间和海洋活

动的认识，已突破以往仅着眼于在海洋上从事外交、贸易或军事等单一活动的局限同

时发挥了海洋能以造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