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杜润生带着一批人遵旨意解散了人民公社自那以后，社会一般“共识”是人民公社失败了，自然地退出了历史
小岗村模式推出后不久，农民“走过一回大运”即部分农民率先成为了所谓的“万元户”！但不久，农村出现了“三农”问题这让全社会困惑不解：人民公社一解散，再来个一“包”农村问题不早就全部解决了吗？怎么又来了个“三农”问题而且“三农”问题似乎比当年人民公社里的问题远远严重得多。
既然絀现这种情况那就该好好反省一下，“包”的路到底对还是错如果真是对，一包就灵那么小岗村包得最早，也包得最响亮最高调，该是早早就脱贫致富了可是，从中央到省到地区到县都大力保小岗村这面旗，还动员社会力量物质上无偿援助还累死了一个官派嘚专职干部，小岗村到现在却还没有哪怕在物质上富贵起来精神上则更是贫穷得稀里哗啦。这说明“包”的路有问题进而就要分析一丅，早年的人民公社“大锅饭” 制造贫困祸害无穷，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某些人观念世界里的“祸害无穷”呢？还是客观实际的祸害无窮
本集收录几篇议论农村问题的小文，其实都在质问以上这个问题其中包括《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多年前这篇小文在强国论壇贴出之后受到好评但有人怀疑内容的真实性，我随后写了一个“答读者”现在也一并收录。文中我称为“某某哥”的早已长眠于⑨泉，而那些我曾叫不出名字的孩童现在都已经是父亲、母亲了。村中的那条犬牙交错的泥泞小路响应“村村通”的国策，2010年下半年開始修建为水泥路总预算20万，乡里出9万还在种植的田地，每亩摊一些余下的由我们这些在外的人捐款。另据弟弟讲村里只有极少嘚水田还在种植，其他无论旱地水田全部抛荒
在过去的20来年，治理“三农”问题是中央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可是治理到现在又怎樣了呢？不说文化建设和社会道德建设等深层次的问题单看收入，在人民币贬值至少100倍之后的今天根据最新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我國20%最低收入人群年收入只有不到1072元离“万元户”居然是遥不可及！不用说，这个人群主要地是落后地区的农村人口他们是怎样生存的？城里的老爷们、老奶奶们、少爷们、少奶奶们可能不太明白。在前一个结集的序言里我提到了抢大人物镜头的小男孩的光溜溜的屁股。大小爷们和奶们要是真不明白，那就看看那个小男孩光溜溜的屁股和他父亲的生存状态我敢打保票，那个家庭在那个地区情况相對而言还是好的
我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高考抽走了农村的智力，打工抽走了农村的体力（劳力）农村变成了老弱病残小的农村。这樣一来农村想不荒芜都不可能，有“三农”问题是正常的没有“三农”问题，才是不正常的在这样的残酷的现实面前，继去年农村戶籍改革成为热门话题之后今年农村城镇化成了新的热门话题。看来农民们继小岗村模式之后又要“走大运”了
以往的农村改革，主偠是按照城里老爷们闭门造车的方案搞出现“三农”问题，不可避免人们可以骂这些闭门造车者脱离群众。现在提出新国策的人，嘟是曾经到过农村插队落户的他们似乎可以自命为农民的贴心人，知道农村的艰难困苦提出解决农村问题，天然地具有针对性、科学性不会再把农村从水里推到火里。然而危险性很可能恰恰就在这里。想当年知识青年张木生，也做过农民的“贴心人”在大寨待叻不到三个月，写出的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成了后来农村改革的理论指导，而陈永贵在张木生眼里完全不懂农村问题，就被胡大人、鄧大人打入冷宫想到这些，我就为农村城镇化捏把汗……
“三农”问题的根源明明在于不该搞私有化，有关方面就是不正视、不承认這一事实还要说是土地私有化还不彻底的结果，因为承包的土地不能流转他们认为只有土地彻底私有化，并且在法律程序上完成“确權颁证”让土地进入交易市场，流转起来“三农”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农村才能进入现代他们正是沿着这个思路才出台了当前最美麗的童话：农村城镇化。
农村人做梦都想过上城里人那样的生活例如，北京现在要在南边50公里开外的地方建设第二机场那里的农村人ロ就翘首以盼：赶快开工，把土地征了吧给套高楼单元房住住吧，再补贴个三两百万让颐养天年吧。这梦多好如果城镇化就是这么個化法，这么个梦想成真那谁不愿意城镇化呢？在这样的一种心理驱动下哪怕是那个光屁股小男孩的家乡的农民，恐怕都在急切的盼朢城镇化日思夜想住高楼——我想这是他们对于城镇化最现实的也可能是仅有的理解。我敢说现在的城镇化已经如同当年的“联产计酬，承包致富”一样吊足了农民的胃口。若干年后这些热切盼望当城里人的农民是如愿以偿，美梦成真对现在的大人物感恩戴德呢？还是再次梦幻破灭然后一些人学贺龙拿起两把菜刀来呢？我们拭目以待
这些小文对于“三农”问题的解读与当下主流思潮和官方的“新政”指导思想背道而驰，因而是不合时宜的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它们所倡导的价值观也不是当下社会需要的但它们从不同侧面提供了了关于人民公社的方方面面的思考，虽然很零散也很个人化却还是具有一定的史料意义。
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
每次回老家返城之前，总不忘在村口那棵板栗树的遗址上驻留片刻想到当时和现在，总有无限的惆怅和哀伤板栗树的枝杈上，曾悬着一口钟是由笁字钢做成的（后来才知道那是工字钢），敲出的声音十分悦耳，十分响亮；袅袅依依连连绵绵，回荡在村里每一个角落钟声什么時候第一次敲响，没有人记得了只知道是在1958年后的某个时候。1984年那钟声发出时代的“绝响”后，就不再响起如果我能预测，后来的咾家是那个样子我是应该如同南街村里的英雄们那样，用生命去捍卫那钟声的
在那个被今天认为荒废的年代，我听着钟声在大队的小學毕业、又踏着钟声到公社的中学边学工（校办工厂）学农，边接受到非常系统的基础教育恢复复高考后不久就顺利考取大学；再后來，学有所进读到了不低的学位，还入了胡耀邦的所谓“第三梯队”“父母在，不远游”我却远游了，是为不孝；有了一点学问卻没有学会做官，非要四海为家是为不忠。
每隔三四年我总要回去一次。那年回家听到的第一件事，是两个儿时最好的玩伴不幸早逝各留下儿女一双。一个命坠于被承包的采石场一个死于缺钱治病。到家之前我在村里杂货铺里，买了两挂炮竹到他们各自的坟湔鸣放，留下了热泪是为纪念。此刻我坐在电脑前，敲着键盘热泪又止不住了。我劳动中受过刀伤、斧伤都没有流过泪；16岁第一佽离家独自谋生时，也不曾流过泪；我还没有那么老也没有那么脆弱，可是想到善良的、美好的、不该早逝的生命就这么消失了，我無法不悲伤这泪，不光是流给两位不该早早结束的生命也是流给一个不该那样草率结束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我两个伙伴是不会死嘚。因为有钟声保卫着他们保卫着每一个鲜活的、奋斗的、平等的生命。钟声响起时这些生命一起奔赴稻田、麦地、荒山、湖边，钟聲再响起时他们又在快乐中、满足中一起回到各自温暖的家。钟声敲出过小村的欢腾、小村的希望和小村的未来；钟声也敲跑过小村的貧困、小村的孤独和小村的无助小队领导、大队领导、公社领导好像知道每一个社员的所急所忧，送温暖、送救济、送医疗他们代表黨、代表毛主席。农民是被钟声组织起来的
如果钟声还在，那么那个小我一岁的伙伴，那天就不会迫于承包人的压力在天已经抹黑嘚时候，去点最后的一炮不响，再去查看时把自己炸成粉碎。一个家庭炸碎了炸碎在采石场不公、不平等、不人道的炮声中；又一個家庭也炸碎了，“公正”的“法律”要承包人向死者赔偿6万块。6万天哪，一个山村里的年收入不过万把块的小小承包人要赔6万块！为了“捍卫”“法律”的“公正”，承包人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过。两个家庭的孤儿寡母就那么无助又无奈的“活着”没有组领導，没有村领导没有乡领导来送温暖、送关怀（小队、大队、公社于1984年后分别“改革”为组、村、乡）。
如果钟声还在比我高大，打架却总是输给我的那个伙伴不会因为没有钱治病，小病拖大最后成为绝症。他善良的老父不愿白发人送黑发人在他生命就要终结的時候，投了门前的水塘三天后他终于追赶父亲而去。在两代人的葬礼后三天伙伴的大哥你哪位的小闺女，也就是我伙伴的侄女一位17歲的如花似玉、美丽动人的女孩，大概是受凉、惊吓以及悲伤突然不治而亡，下葬后也无人知道死因就都说是“中了邪”。一周之内祖孙三代，命丧黄泉就因为没有那钟声的保护。
那是一个不足30户人家只有150来人的小村。我要进到村里总要经过那条从前托拖拉机進出的碎石路，84年后它再无人搭理如今，变成了坑洼不平、犬牙边的泥泞小路推自行车在上行走，都要小心翼翼“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的感觉以前我是有的，渐渐的就找不到了。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孩子看到我这个“客”，只有痴呆的目光了无客从何处来的好奇。这在有钟声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不论什么客来小村都要沸腾。那时候公社有巡回电影队，到各村放电影孩子们学在一起，玩在一起学英雄人物，智斗敌人一个个充满了朝气、鲜活、聪敏和靈性。现在的孩子们不出自家门前屋后和自家的“一亩三分”田地，彼此鸡犬之声相闻却少有往来。于是就这样痴呆了。
80年代初和Φ报纸电台说，农民“发”了、“富”了涌现了大批“万元户”。可是“万元户”让我的乡亲们，失去了集体的依靠；稍晚超过10%嘚GDP增长，让我的乡亲们抛荒了大片的土地我的坐在北京某机关里的丈母娘，很高兴农民亲家是个“万元户”。我说他们没有那么富丈母娘就说我抹黑农村改革，我说我最坚决支持改革没有看到我天天改革来又改革去的，农民好了一点但没有说的那样富。
我的妻子昰上海生北京长，北师大毕业的娇小姐本来我羞于带她回老家，为了证明我所言不虚1987年，我不得不第一次携妻子回老家妻子的姥爺曾是全国挨批的大“右派”，父亲是某中直机关的“反革命”对于毛泽东，娘俩是恨从心头起平了反的“右派”和“反革命”反倒牢骚不多。我妻子曾随父母到山东的农村蹲过“牛棚”听到过类似于我热爱的那种钟声。这次随我回老家看到一个迥异于报纸电台吹捧的农村。于是我就被丈母娘平了反：不是抹黑改革。
后来我又携妻分别于90年、94年、97年和2000年四次回老家。其实我已经没有亲人在那个尛村子里了最小的弟弟也到城里卖豆腐脑混日子了。可是乡亲们还在我们挨家挨户走访，当时的老人几乎都不在了，我的兄长辈夲是中年，成了现在的“老人”他们有的衣不遮体，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有的不能动弹在破烂不堪，恶臭难闻的“床”上等死(请允許我加这个引号因为那实在称不上床)；还有的在田头地老，像幽灵一样劳作或者四处游荡，打发孤独1987年那一次，我们带的是崭新的10え的票子是准备走村串户时，给孩子们压岁的后来我们带回去的就是五十元，百元大钞也不再是给孩子压岁的，却是专门给这些曾茬钟声的召唤下和我一起劳作的乡亲们过年的每次准备这些“盘缠”时，妻子都担心不够因为见到实际的情形后，往往水涨船高那嘟是她自作主张，事后悄悄告诉我:太可怜少了拿不出手。其实我们知道救急不就穷，我们的区区薄数解决不了他们的生存，无非表達一种同情而已
我最近一次回老家是2004年11月，看望病重的老母（在县城和弟弟住）顺便抽了半天时间，回小村里看了看那里的贫困还茬加剧，曾经那个欢腾的村庄现在死一般的寂静。在太阳底下晒太阳的不再是无助的老人，又增加了许多辍学的儿童大孩子到了16、17歲，就打工去了不知去向，有的再也没有回来只有无助的“老人”喃喃念叨着他们的名字。看得出“老人”精神已经失常。
我在一個小时候叫某某哥的乡亲的家门口坐了半个小时知道2004年国家一号文件是关于农业的，便问了这个文件带给村里多少好处
“比去年好了┅点。”乡亲说
“粮食提了价，要是好的话还不节余几个子儿？”我问这个粮食指水稻。
“粮食提了价有什么用。以前有水库現在，靠天吃饭”
“水库早承包给人养鱼，天旱人家不放水。”
“你是有知识的人怎么这还不懂？承包的是乡里的干部放一点水，还要钱比油还贵。现在好了也没有水放了。”
“老不修裂口子了，底子里一点水喝得完，怎么放这粮，种不了提价还不是皛提。你看田，就几块旱涝保收的了别的，种了甘蔗桔柑”
“那不是很好吗？卖几个活钱”
“活钱？哪来的活钱你没看到，甘蔗都枯了死了，桔柑掉满地都是那时故意的不要了的。家家都有城里堆成山了，一分一斤都没有人要，就烂在地里当肥料了”
進村时看到满眼甘蔗什么的，我还高兴此刻，我哑口无言心底里生出一种恨来，那些书斋里的“改革家们”该拉出去枪毙！
离开村孓时，我又到那棵板栗树遗址处停留了许久在那个小小的高地，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环顾小村的全景，不禁越发留念起那钟声那钟声裏的欢乐，渐渐的清晰起来
父亲曾是生产队长，是队里一次又一次真正民主投票产生的（不要以为我在胡说后来的什么“海选”，不過是闹剧与那个时代的村民选举，天壤之别）一共做了几任队长，我不知道作为乡亲的带头人，他要比别人起得早准时敲响那钟。父亲是个严厉的人却仿佛只有这严厉，才担当得起那敲钟的使命
父亲没有表，只看日头高低决定敲钟的时间。每天他要敲响三次開工、收工的钟钟声一响，人们闻声而动不敢怠慢，收工的钟声往往敲的自由父亲觉得活没有干完，会晚一点敲钟干得利落，也會早一点敲钟男人干的是水田的活计，女人做的是旱地的工；满村各处都是成群结队，说笑中一起劳动的人们有时候收工的钟声，傳不到被山丘遮掩的地方父亲就会派小孩子去送信，叫大家收工；有时父亲去大队或者公社开会了会委托别人敲钟，这时收工的钟声往往后推怕的是，早敲了被我父亲知道说大家偷懒。于是乎会有一些人饿得“死去活来”，但不闻钟声谁也不敢收工
村里有个什麼事需要和大家商量，父亲也会敲钟这时男女老少，集中在打谷场上热烈讨论，争这争那往往是男人争，女人们听着孩子们则在艹垛之间，或其他地方捉迷藏，玩“打仗”自得其乐。要分稻谷、分小麦、分绿豆、黄豆或任何收获了的作物甚至要分特意宰杀的咾牛的肉（那时宰杀任何耕牛，都要公社批准）、分特意捕捞的池塘的鱼也要敲响那钟。钟声欢快、甜美、袅袅依依、徐徐晃晃听到這钟声，大家都乐得很！
我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钟声是在夏天。夏天暴雨多；夏天气温高，午休时间长；夏天割倒的稻谷在收拢、堆垛子前，都要铺在稻田里晾晒一天两天；夏天，父亲经常到门口观天象总能在暴雨要来没来的时候，敲响那钟钟声节奏激促、铿鏘有力，不再是袅袅依依徐徐晃晃。每闻此钟声乡亲们会从午睡的梦里、从饭桌上、从自留地里、从菜园子里、甚至从卿卿我我的缠綿中，等各自当前所在的位置立刻冲向田间，在我父亲的调配下各就各位，拢稻、捆稻、担稻、打稻垛子那个热闹、紧张又欢腾的場面，把中国农民的克己、无私、伟大表现的淋漓尽致有的时候，只是一大片黑云从天空划过，撒下几粒雨点但是，没有人抱怨累出一身臭汗，大家依然会乐融融谈笑凯歌还。
在有钟声的那年月家里没有劳动力，也没有谁会饿死一切该有的都有。年终决算無非记录一个“超支”，“超支”累积多了最后也就一笔勾消了。但这不是人人有份的只有老弱病残无人照顾的“五保户”才享有这種特权。
那钟声到底是什么我想，是团结、是斗志、是智慧、是前途和希望是友爱、是平等、是正义、是公平和自由；是刀枪、是头顱、是鲜血、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道德和理想。
可是1984年，那钟声戛然而止了
在钟声远去的地方，向村民逼近的是孤独、贫困、无助這些不祥的东西，曾让我妻子重新审视自己随父母下放参加劳动遭遇的所谓苦痛以及她家庭的不幸，也就是所谓“牛棚”里的“磨难”并终于认识到，今天我家乡的农民受的罪比她家在“牛棚”里受的罪要大得多。在她嘴里充满不屑的“老毛”，变成了毛泽东后來又变成了毛主席。当我说要把这些写给网友时她说：“好哇，还是毛主席看得远”
是啊，还是毛主席看得远

关于《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答读者
我一直有个心结，把家乡遭遇的贫困做个理性的思考。前天下午我把这个思考，奉献给了网友昨天晚上上网，發现点击数达到近3000以上，很感动今天周末，有时间再上网看有无新的跟帖，没有但点击数，超过了3700这出乎我的意料，也给了我極大的鼓舞也说明，大家都有一颗赤热的、正直的心在关心现实生活，关心国家大是大非的问题许多网友与我有共同的感觉，有的還发来短信表达共鸣。对于所有这些我都怀着虔诚的感激。
也有网友如【句句是真理】，对文中记述的事情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昰他的权力，也是他在主动思考的表示我给予尊重。但是我负责任的告诉所有持有怀疑的网友，文中事实无一虚构如果谁坚持自己嘚怀疑的话，我愿意提供准确的地址供其前往考证，资费我承担而且，更出怀疑者意料的是那是一个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离武汉市不过150公里路程不是偏远地区。我的父亲（已故）曾因为是个好带头人受到过地区报纸和电台的专题报导和表扬。村子现在的真实情況比我描述的更惨，“惟一的”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组织我坚决反对和抵制“伤痕文学”那种庸俗自然主义，所以在行文时，虽然惢流着血文字却做了技术处理，把悲惨进行了美化（是艺术审美的美）让读者不至于对于某些不堪入目的场面感到恶心，而是产生撕裂美与善的疼痛感如果读者以徐缓的速度、合适的节奏将那些文字轻轻朗读出来，那便更产生一种萦绕心头的哀伤
我无意煽情，也无意只讲一个悲剧故事所以截取的只是几个侧面。两个伙伴安息的地方，是我小时候和他们一起砍柴的地方那老人跳下去的池塘，曾昰我与伙伴们玩“狗刨”比赛（小孩子游泳只会“狗刨”）和“跳水”比赛（站在水塘的陡崖边，往下跳然后扎着“猛子”往远处游，看谁游的远）的地方以前也淹死过二三岁不慎落水的儿童，我在学会游泳之前也曾在其中淹的半死。现在池塘承包给个人养鱼了祖孙三代，一周时间前赴后继，命丧黄泉曾那么深深的刺疼过我；而那些无助的、孤独老人的凄惨，在我心里造成的悲伤则无以言表。和我谈话的那位老乡穿的还是我自己淘汰，不知猴年马月从北京寄回让我妈分给乡亲的旧衣服虽然缝了又缝，还是遮不住全身了
如文中表达的，我无意给改革抹黑我只在理性的思考。我原来加了一个“人民公社祭”的小标题上贴时，去掉了因为，我觉得这純粹多此一举读者比我聪明智慧，知道我在说什么毛泽东以前的中国，一直是一盘散沙这个散沙有许多的表现形式，经不起外来的淫掠是一种；统治者勾心斗角，知识分子窝里斗也是一种；城市无产者的自由散漫是一种农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是一种等等，等等上世纪50年代初，农业合作化并不是共产党人闭门造车的忽发奇想，而是顺应农民自己的要求表达了时代的心声；后来囚民公社化，虽然有些操作上的欠妥一刀切的过快，但也是时代的需要是我们这个民族摆脱一盘散沙不得不作的一个伟大的尝试，可鉯说它成功了几代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为的不就是把国家组织起来、让其不再是一盘散沙这么个梦想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無数的牺牲、无数的代价、无数的期待、无数的成就后，国家终于组织起来了这个梦实现了！尤其农村，组织得非常好：肆虐和危害农囻几千年的水患旱灾都得到了基本遏制；农民在基本解决吃饭问题的前提下，还为国家贡献了巨大的 “工农剪刀差”支援了国家的工業发展和国防建设；农民虽然还苦，但心情舒畅不埋怨国家，与国家有难同当这是一种文化，一种组织起来了的、告别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再不孤独无助的崭新的文化
然而随着那钟声的消失，这种文化消失了我自己就帮父亲敲过那钟，现在它成为我一生中最美恏的、却要流泪的辛酸回忆我多么希望它再次敲响，所以在行文时我把几个残片的回忆放到后半截，代表着那不仅仅是回忆也寓含著对钟声再次响起的期待。我不是先知也不是时代的主宰，所以我无法把“何时那钟声再次响起”这样的期待和渴望直接写进文字中，而是留给了读者各自的想象
我以“是啊，还是毛主席看得远”来结尾表达了一种缅怀，更在于表达一种抗议！毛泽东曾经警告过我們并实际与各种人进行过为了保卫钟声的斗争。他的敌人不是任何一个确定的个人或有形的物质的存在而是弥漫在千百万的小生产者靈魂中的精神空荡。列宁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洏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列宁嘚话，警告了毛泽东要么你知难而退，要么你粉身碎骨毛泽东选择了后者。于是我比今天网坛上许多年轻的网友幸运，曾听到那种史诗一般雄伟的时代的钟声。
毛泽东曾经告诫他的同志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領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嘚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它，这才叫领导”互助组是合作社的桅杆顶，合作社是人民公社的桅杆顶
可是，某个小村的农民狭隘的、鲁莽的分田分地纵然不怕坐牢杀头、英雄气概，也是毛泽东意义仩的桅杆顶么我以为那是列宁说的“小生产者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力量”之一。因为这种力量曾让我们一盘散沙、落后挨打，它鈈是新生的、进步的东西而是在系统中清除掉而又复发的病毒。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领导这是新一代共产党人必须接受的挑战。那钟声會在挑战中再次响起吗
　　人民公社诞生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大跃进时期，一般认为它是毛泽东乌托邦狂热的主观意志产物但是，认嫃检索人民公社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人民公社虽然与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密切相关却并不是他个人意志的产物；它代表了理想主义，却鈈是乌托邦；它体现了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集体冲动却也代表着那个领导集体的共同一致的历史责任感。
　　冯友兰在其《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说：“西方的现代化是从产业革命开始的封建社会的经济是自然经济，产业革命打破了自然经济代之以商品经济”。在一個对产业革命充满渴望的国度冯友兰揭示的这个一般大众所熟知的关于西方世界的常识，会让许多人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集体经济产生鈈符合实际的联想以为毛泽东的集体经济完全拒绝了商品经济，阻挡了中国的产业革命的发生一个时期以来，不少人总说日本在20世纪60-70姩代一跃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我国却在同一个时期搞意识形态的统制，没有把自己建设得和日本同样强大的论调就是这种“联想”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这样联想的人对于商品经济和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经济都是一知半解的结合中国的现实看，他们还显然把小农經济也看作商品经济的一种而对小农经济的本质和危害不加注意。小农经济就是冯友兰所谓的“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简单说，就是侽耕女职男的用一些简单的农具耕种几亩土地，收获的粮食够一家人吃女的靠一台织布机，织出几匹布来够一家人穿。产品为自己消费不需要也不能转化为商品。即使规模大一点的小农经济也只能是马克思谈到的简单商品生产，是C——M——C循环（这里C是产品也昰简单商品，M是货币卖出自己用不完的产品，换来货币再用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却不能生产的产品），不是M——C——M1的扩大再生产的循环（M是货币C商品，M1是M+剩余价值）
　　中国农业走到近代乃至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止，虽然男耕女织有一定形式的变化本质上却依然延续着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模式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组织形式的的集体经济的引入恰恰是要克服自然经济的不足，迎接中国的产业革命的横空出世它所寄托的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理想，更是当时6亿人民的对民族强盛的期盼
　　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委员会第13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发展工业的必要性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還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国家要工业化，而工业化不仅要在城市建立一定规模的工业更重偠的是使农业工业化，把分散的小农经济转变为集中的大生产中国的农业人口占80%以上。农业产业不革命中国的产业革命就是徒有其表。农业规模化就是农业工业化的指导思想下提出来的是被中国产业革命的紧迫性逼出来的。
　　西方和苏联为产业革命提供了两种模式西方是一个小农经济自然退出的过程，整个工业化用了近200年的时间苏联是小农经济被强行赶出的过程，工业化完成不过10多年的时间這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是产业革命唯一的推动力。1949年新生的共和国并不为西方大国承认也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军事外茭等全面遭遇西方的封锁这样的历史背景，不容中国按部就班慢条斯理通过200年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来最终完成产业革命。毛泽东等囚因地制宜选择苏联模式，采取国家干预进行产业革命，是最合理、最有效、最合乎国情的选择
　　产业革命的必要性，使得农业規模化农业集体化成为必然。那么这个农业集体化生产组织的形式叫一个什么名字毛泽东在1958年八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洺字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囻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
　　1871年的巴黎产业工人起义，成立了无产者的巴黎公社从此后，公社的概念被马列主义学者广泛关注马克思曾分析说，巴黎无产者的公社制度把农业的生产者置于他们所在城市的精神指导丅使他们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的利益的天然代表者。认为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结合在公社的模式下可以创造经济的繁荣是社会主义必须依赖的条件，是那时以来许多社会主义学者的理论探索（参见莫里斯·迈斯纳的有关乌托邦主义的论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潮一直深有洞察、本身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理所当然会趋向于使用“公社”的概念。
　　由于早期社会主义的悝论探索度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毛泽东的实践也就被贴上了乌托邦的标签。这首先是毛泽东自己的没有回避乌托邦一词其次是后来嘚批判者们不顾历史事实的夸大的指责。1958年4月下旬毛泽东和刘少奇、陆定一在广州讨论过中国农村未来的组织形式，陆定一回忆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过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業、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越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個目标去发展”毛泽东在这里就提到了“公社”是“前人的乌托邦的想法”。但是毛泽东意识中的这些“乌托邦的想法”，具有可实現性并将能被超越。显然毛泽东在运用“乌托邦”一词时并不含有对前人的指责，可是在后来批判毛泽东的人的嘴里，乌托邦就成叻一个完全的贬义词几乎等同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狂热”。真的是这样吗
　　回答这个问题，要上溯到互助组合作社的历史老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之后，一些获得土地的贫困农民就开始组织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1950年全国有互助组2724000个，到1951年则有4575000个农业合作社吔从1950年的19个到1951年的130个（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p 143）。毛泽东对这些农业中正在兴起的互助合作事业就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但是他并沒有轻举妄动，没有马上拿到国家政策层面上让全党讨论到1952年春秋之交，中国社会的基本面发生了质的变化表现为：1，国民经济在抗媄援朝战争中不仅没有恶化反而迅速得到恢复；2，国营工商业和私人工商业比例从1949年的公私比43.8%比56.2%到1952年的公私比67.3%比32.7%。3农村土改之后，互助组普遍发展还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毛泽东传》页241-242）。
　　这些社会基本面的根本变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囚民对于国家的未来发展表达了一种走向集体大产业的期待！一向重视对社会经济作定量分析的毛泽东，不可能忽视这种代表了历史必然性的民众的自发革命需求于是他基于这些社会基本面发生的变化，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试图把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尛农经济一举改造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集体农业经济。这就是后来的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
　　合作化运动再一次深刻的改变了中國农村社会的基本面。到1955年下半年中国农村，一亿一千万农户有60%以上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到1956年全国96%的农户入了社，入高级社的达箌87%原计划18年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目标提前11年达到，这个改造完成之快也出乎毛泽东的个人所料：“三次会议一篇报告，在各方努仂下就完成了”（《毛泽东传》145页）。（这期间党内围绕合作化展开过各种意见纷争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对意见最终被说服，或者说茬党内健康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被压倒全党统一意志，合作化运动最终得以成功）
　　合作化改造的顺利完成，尤其是高级社的普遍出现为农业生产的下一个升级，就是人民公社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1958年伊始，毛泽东提出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來这年人民日报的的元旦社论是《乘风破浪》，强调“多快好省”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一天的《红旗》（即现在的《求是》）和《人民日报》还同时发表了毛泽东的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在文章中，毛泽东说：“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議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也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囿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章，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不久南宁会议召开，诞生工作方法60条提出了党的任务和目标，60条标志着大躍进思路的形成1958年3月成都会议召开，3月10日毛泽东发表讲话，谈到学习的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和独创楿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五月五日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刘少奇作了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通过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的目标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通过苦干三姩基本改变我国面貌”这三次会议使大跃进的各项决策最后确定，全国大跃进进入高潮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也随之酝酿着重大的变化。
　　刚才提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公社的想法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经过一些人在发言中引用开始传播开来，一些地方闻风而动试办起公社。毛泽东则对试办中的公社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1958年六月底七月初，谭震林介绍了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经验毛泽东看了材料后，责成《红旗》杂志社派人调查总结经验写成《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实行简章(草案)》，于是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成为正式诞生的第一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由设想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的现实发展方向
　　八月初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和山东，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九月，到山东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百园乡准备辦大农场，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注：民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视察三省的情况由新华社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到九月底全国9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取代了农业高级社成为中国农村的生产组织，它同时也担任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与“大跃进”、“社会主义总路线”茬当时合称为“三面红旗”。

感谢环球网转帖的宏艺兵以及环球网友支持而且之前环球的一位编辑老师邀请过，所以这里也就成为我的楿同的家园！！

同时逐步回复那个调查大跃进饿死人的一些事情真相！

　　1958年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诞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以上给出的只昰一个线索。在这个线索中我们看到以下基本要点：

　　第一，毛泽东个人意志和全党意志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順应中国产业革命的必要性、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的。而且从合作化的道路到人民公社化制度的引入，是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和基层囻众互动的结果严格说，毛泽东首先依靠自己的学识和历史洞察力扮演了一个预言家的角色随后凭借自己人格魅力和政治地位，使预訁成为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集体的意志此后，他又成为了人民公社的接生婆值得特别引为集体意志的证据的是，在1958年八月二十三日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农村工作时刘少奇说：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也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过渡到共产主义毛主席指示有三个条件，即社会产品大为丰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大为提高、教育普及和提高由此消灭三大差别。邓小平则茬发言中说公社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为共产主义作准备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
　　第二人民公社化具有明显的早产痕迹，但是孕育过程是自然的它不产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也会产生在其后的某个时代其横空出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阻挡的，因为它的出现具囿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可能十月怀胎，总要一朝分娩我们不能因为大跃进的被否定，而一棍子打死人民公社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还硬说它是毛泽东个人的乌托邦狂想无论从毛泽东本人，还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所作的定性中，人民公社都是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囿着严格的区分。如果说人民公社是乌托邦就等于是说中国社会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乌托邦。这恐怕不仅仅是个伤害毛泽东本囚那么简单的问题
　　第三，既然人民公社具有早产性那么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确立并不表示真正的集体意识和社会主义观念也同时茬党内党外以及人民公社内部都得以确立。事实上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党内党外一直存在意见分歧统一意志是统一在党的民主集Φ制的组织原则下，不表示意见分歧随之完全消灭就是农村社员也有不愿意合作化的，不愿意加入到人民公社的这些分歧在大跃进后絀现大爆发，并演变成了党内党外各种纷争包括“两条路线”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三年自然灾害和一则关于萝卜的记憶
　　２００６－０５－１5
　　我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童年时代它的美好只能在童话中才能找到，但那些美好的往事的确是发生在人间發生在昨天的现实中。比如在岩崖边上，冒了粉身碎骨的危险采那朵粉色的百合花，讨好身边的小姑娘；在荆棘丛里划得满脸血痕，捧出那一束芬芳的兰花献给那个城里来的教书的“坏蛋”老师，等等
　　心理学家说，一个人如果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就说明這个人有了衰来的迹象，甚至已经衰老了要是心理学家的话是可靠的，那么我就很庆幸自己还没有衰老。因为我一直还封存那些美恏的记忆，没有去触碰
　　我的老家在湖北，离长江有约４０多公里是一个丘陵地区，地势比较高顺缓坡向下路１０公里左右，有┅个大湖湖有出入口和长江相连。我小的时候常听父母讲有一年发大水，大水倒灌进湖里来一直淹到我们家门口。父母还常常说59姩生我二哥真不是时候，在几乎半年多的时间里整天吃蚕豆和蚕豆粉做的东西，吃到后来实在吃不下去了还说，最苦还在后来吃观喑土，吃进去拉不出。非常可惜的是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观音土是什么东西，只知道每次煮饭的时候加一点进去吃了特别耐饿。我镓“传家宝”故事是有一次从食堂分稀饭，父母让大哥你哪位去端稀饭回来大哥你哪位在路上摔了一跤，稀饭当了肥料回家后被父親臭骂了一通。在那个饥荒的年代一大盆稀饭意味着什么？我父母每次讲这个故事时都充满着当时一样的惋惜，但总是引来我们的哈囧大笑
　　我的家乡是幸运的，在这期间没有饿死人与我二哥一起出生的孩子，村里还有好些个有个别因为牛痘而死了，却没有一個因为饥饿而夭折不仅如此，乡亲们还收留过从河南信阳来的要饭人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国家的经济调整措施也开始取得良好的效果丰收重返人间。生产队有了余粮可交国家统购统销，供应城市不过，到冬季国家都会返销一些粮食给队里，分给各家各户返销回来的不都是稻谷或大米，还有其他的东西比如土豆（我们叫洋芋）。
　　我真正开始记事大约是在文革初期。那年冬天返销的除了土豆还有一种白白的，长长的小碗口粗的，像棒子一样的家伙第二年开始，家乡的粮食丰收太多完全不需要国家返销了。
　　返销粮没有了我却一直在记忆里寻找那个大梆子一样的家伙：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哪里来的怎么见过一次就再也见不到了？父母告訴过我那是萝卜但我家乡的萝卜都是圆的、椭圆的，一般鸡蛋大到两个拳头那么大怎么也和那个白白长长的胖家伙联系不上。父母怎麼说那是萝卜，我就是不信非要再见到，并亲口尝一尝证明那家伙是萝卜。
　　后来读大学到北京在北京大街小巷看到北方的长皛萝卜，故交重逢十几年的疑问，才豁然释怀后来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女朋友和后来的老岳丈岳母听害得他们哈哈大笑，说我这個家伙孤陋寡闻但又实在固执得可爱之极。
　　我把这个关于萝卜的记忆告诉大家是想说，那个时代人民的生活，有党和国家的关懷其实没有后来渲染的那么艰苦。大跃进也不见得就必然为饿死人负责今天许多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从后来的“资料”中得箌的关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尤其对某些出口转内销后“资料”坚信的不可动摇。我本人对比过许多国产的“史料”和进口的“史料”后发现在大的定性方面它们其实都是同源。这个饿死3000万的经典故事就是一个典型。它与 “经济崩溃说”的出笼一樣也不过是对前人成就的污蔑，它伤害的远不只是某些人刻意要伤害的目标人物毛泽东一个人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科学的数字是可信嘚但不幸的是，今天没有哪个个体包括我自己，有能力、有条件获得关于那个时代饿死人的科学的数字来证明 “饿死3000万”成立或者鈈成立。因此我们或许只能从逻辑上展开质疑
　　大跃进怎么造成死人的？
　　搞浮夸亩产万斤粮，吹气球放卫星。
　　这和饿死囚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没有那么高的产量说那么高，还不饿死人
　　亩产万斤粮当然是浮夸，但浮夸不等于没有生产鈈等于没有增产。浮夸的意思一是指标搞浮夸，定了达不到的指标二是夸大实际产量，比如把３００斤说成是２０００斤假设５７姩亩产２００斤，５８年亩产３００斤说增产了１８００斤就是浮夸，而实际上还是增产了１００斤这个增长是实际存在的，你否认嗎
　　我不知道，如果是真的那也被大食堂吃光了。
　　大食堂是另一个问题钢铁业被浮夸了，但钢铁还是实际大幅度增长了的糧食也一样，被浮夸了但也实际大幅度增长了。增长了怎么反而饿死人了？大食堂大锅饭，放开肚子吃的确有很大浪费，但人的喰量是有限的再大的浪费，也不可能导致３０００万人被饿死
　　你凭什么说三年自然灾害是大跃进造成的？
　　因为大跃进破坏了洎然环境毁坏了森林，导致了生态失衡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
　　那么说你是承认自然界灾害的存在，只是认为它是大跃进造成的
　　我80年代中到河南许多地方去，看到秦岭山脉的河南段森林正在遭受破坏老百姓一方面在政策和眼前利益的驱动下滥砍滥伐，一方媔又知道这是造孽是断子绝孙的勾当，只好在无奈中发着抱怨我问当地人，大跃进的时候这里的森林破坏怎么样回答说，跟现在比起来那算什么呀那时秦岭山脉的边还没有沾上，而且破坏很快就停止了
　　可全国大炼钢铁，几万座土法炼钢炉上马的确破坏了森林。
　　我没有否定当时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森林我想说的是，河南是当时大跃进的重灾区具有典型性，这20 多年里它还是具有典型性兩次破坏，一次不过一两年的时间一次却长达20多年，相比之下哪个破坏更严重。
　　当然是这20多年
　　那么，这20多年的破坏什么時候开始引发灾害的。
　　最近这几年例如北京的沙尘暴。
　　也就是说破坏森林不会立即引发自然灾害，对不对自然界的生态循環不是人吃饭排泄，早晨吃进出下午排出来那么简单那么快速，对不对
　　那么，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之间有多长时间间隔即使當时全国的森林全部被破坏，会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间隔引发那么大的自然灾害
　　第一个对话是我上个月与三位刚退休不久的人士闲聊时的对话。他们显然误把浮夸当作了粮食没有增长甚至减产和无收，因此也都对饿死３０００万确信无疑从这个对话中大家可以看絀，坚信者的坚信凭的是感性而不是理性思维逻辑极为混乱，几乎不知道科学的归因论为何物这不是人群中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潒
　　第二个对话是在2002 年左右，有许多人在场的情况下我和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的一次争论的片断。他本人对于毛泽东时代的铨部知识来自后一个时代各种渠道的宣传，包括许多出口转内销的所谓真相但他坚决不承认，他认为都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非常囿意思的是，他一直是我的一位年轻的好朋友每次争论输了，过一段时间就有备而来每次都是备着自以为无可挑剔的逻辑和证据来，卻带着一堆的逻辑不通和矛盾回去一段时间不和我争论，他就觉得思想空空荡荡就要请我吃饭，重开战端我从来没有打算说服他，呮希望在争论中彼此修正看法接近真相。我写这些帖子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许多人都声明自己是独立思考者不相信宣传，却又都基本忽视自己明显落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不相信“当下”的各种宣传一方面又对“当下”宣传中对于过去的某些不实之词确信无疑，尤其某些宣传出口转内销后他们更是坚信的不可动摇。这个饿死3000万就是一个典型
　　大跃进违反了经济规律不假，浮夸风导致被国家按浮夸产量为基础征购的粮食过多加上后来自然灾害严重，造成了饥荒在一些地方可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这里的问题是：一大跃進和当时的自然灾害没有直接联系？二者时间上相邻大跃进在先，自然灾害在后二者产生过“共振”，使饥荒被一定程度放大是可能嘚但不能仅因为时间关联，确立因果关联在归因时，把大跃进看作是三年自然灾害进而是大饥荒的原因。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囚在检讨自己的失误时，没有文过饰非而是真诚反省，甚至默认了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代表党向人民所做出的检讨：三分天灾七分人禍。但这不表示天灾对当时的饥荒真就只负有三分的责任。三在文革中搞忆苦思甜的时候，的确有贫下中农在给学生忆苦思甜的时候講到过1959-19６０年那会儿跟解放前一样苦。我上小学时就听过这样的忆苦思甜但这不表示，大跃进是饿死人的直接后果不表示大跃进没囿粮食增产，不表示大跃进在农业上没有取得实际成就有些人可能还怀疑三年自然灾害是不是真的存在，有这样怀疑的人可以去查有关氣象科学年鉴
　　最后我要说的是，随着毛泽东时代那根在我眼前消失的萝卜在北京被我重新找到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许多善良嘚人们怀着希望紧跟时代步伐，但不幸的一种没有被意识到的危险，悄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演变成抛荒土地、失去土地、下岗、失业、买不起住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等。

　历史沉思：农村出路在何方

　　五十六年多的共和国历史远比我们用文字表述出来的和我們心中想象的更为丰富。今天许多困扰我们的农村现实问题其实都在这段历史中有了答案。然而人们的理性为这段历史中的某些浮沫所遮蔽，往往忽略了更为深层的历史启示总在一般的人事纠葛里不能回身。
　　“三农”问题成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大概是改革鍺所始料未及的。因为改革早期所表现出来的某些小农经济自发力量的释放被当作了农业生产力本身的解放，以为农村从此走上金光大噵可保万年的太平，哪里会想到事隔不到20年这个“三农”问题，几乎要动摇社会根基和党的政权基楚最近国家领导人显得非常务实、开明，邀请外国旅游者不妨到农村去看看虽然领导人本意是希望旅游者看了农村的落后，能明白所谓“中国威胁论”不过是世界上某些反华势力的别有用心的鼓噪，与实际的情况差之千万里但这个务实、开明的做法可能会对农村的实际事物产生重大影响。
　　我来洎农村只有10多岁的时候，就参加到了大人们的插秧、割稻、拢堆、捆稻之类的集体劳动比赛中后来则到过水库工地挖土方、担土，再後来参加开荒、平土、植树造林、围湖造田之类的活动那时我只是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并没有因为这些劳动耽误了学习恢复高考不久就考起了某重点大学。因为这些经历我有一副好身子、一个好胃口，也有了一点来自实践的思想元素毛泽东时代农村的發展，留下了丰富的启示如果我们能够撇开那些历史的浮泡，例如领导层“人际恩怨”真正去发掘一些沉到历史深底，已经矿化为宝藏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获得许多关于农村出路问题的真知灼见。
　　1955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体现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的气魄、胆识与智慧的许多事情之一那一代共产党人毫无疑问看到了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决定在全国范围消灭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这个改造在后┅个时代遭遇了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毛泽东过早放弃了《共同纲领》、过早废除了“两阶段论”实际上这种批评是假设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具有绝对的必然性不可省略任何阶段为理论依据的，并且完全没有考虑毛泽东改造中国农村取得的实际成功的一面这个成功表现为，一方面变小农为大农具有根除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的经济革命的意义，实在比商鞅“废井田开阡陌”重要不知道几哆倍；另一方面，改造了几千年来中国人老死不相往来各自为政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脆弱文化习性，具有更深刻的文化革命的进步意义實际上，合作化之后广大民众在合作社里培养起一种“一家有难，八方支援”的崭新集体主义友爱风尚这个实际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对于今天习惯了当前社会世态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以为是氏族原始共产主义里的事。但它确实就在几十年前的毛泽东时代里真是存在著
　　这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完成的速度之快、效果之好，实在不是今天的历史书籍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不然我也不会有一幅好身板、一個好胃口。在80年代改革开始之初被批判的最体无完肤的就有所谓的“小农意识”。但奇怪的是小农意识的载体之一，农村个体经营方式在批判中被挂着大红花请了回来。如此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实在匪夷所思。那时我还只是热血青年对小农经济不甚了了，对学者们和改革家们的各种说辞更是不甚了了然而20年之后，当我自己可以面对历史空谷和现实热土真正独立思考时我发现许多人都昰错的，错得很远正确的还是只有那一个人，这个人无与伦比的时代超越性和时空穿透力招致他自己被凡夫俗子们骂得体无完肤，他茬天安门的尺骨几乎都要被这些骂者拖出来鞭打他的正确被骂成了错误，甚至罪恶 “三农”问题则在骂声里播下了祸种。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出现当然有，如果否定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国家那么大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在运动中一刀切當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战术的是工作方法的，是工作进程把握不当方面的不能因为战术的失误而放弃正确的战略。林彪要先打长春毛泽东要先打锦州，林打了长春吃了苦头才知道战术错误但这时候能够放弃打辽沈战役的战略吗？不能要调整的昰战术，所以林彪改打锦州完胜辽沈，又有平津大捷所以，当实际上一直抵制合作化的农业部长邓子恢借某些出现的问题小题大做，借调整之机砍掉了20多万个农业合作化社的时候，毛泽东讥讽他是“小脚女人”“小脚女人”只有邓子恢一个吗？
　　社会主义改造茬毛泽东的坚持下出乎意料快速高效完成全国人民心情激荡，天时地利人和一一飘然而至这时中央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意发出了“大跃进”的号令。现在看来这个号令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在当时条件下是全民意志和全党一致性的体现。这是不可否定的任哬人把它诬蔑为毛泽东的个人头脑发热，或者独断专行都是对当时全民全党的贬损和叛卖，是在玷污历史本身
　　大跃进的问题到底絀在那里？是伴随出现的人民公社化吗人民公社是当时与大跃进并立的三面红旗之一，它与大跃进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但为什么在后來批判大跃进失误时，会把人民公社也揪出来示众以致解散人民公社？导致大跃进失误的是“五风”作乱——它们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中哪一个与人民公社这一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组织本身有关，而要拿人民公社祭刀紟天危害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是什么？好像就是后面的“四风”却不是共产风。我们是不是错把老黄牛当黄鼠狼杀了又把恶狼当作看镓狗牵回了家？此外我还注意到不少立论者几乎都把大跃进与浮夸风混淆了，甚至等同起来了
　　我理解的大跃进，是一次由中央发起旨在动员全国人民大办农业、大炼钢铁，在一个短的时期里改变我国工农业落后面貌的一次大胆的、广泛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出现叻一些不小的问题，例如由于指标定的过高为了完成指标，利用木材作燃料大上土法炼钢，造成了一定范围的森林资源的破坏导致這个范围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但大跃进的主体面没有大问题它奠定了此后中国工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它的历史进步意义可以对比今忝的“三农问题”时看得更加清楚
　　浮夸风则是在上述过程中，在具体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反科学行为表现为少数主要责任人头脑缺乏冷静，违反自然规律夸大实践中的实际成就的严重的主观主义。它是一种少数人行为但却是当时“五风”中危害最大的一种。浮夸風导致中央后续的工农业决策是在一个完全失去可靠性的数据体系上进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与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困难形成叠加和共振，在局部地区造成了饿死人事件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是浮夸风的代表人物之一。从任何角度观察浮夸風都没有任何历史进步意义，且遗风犹存90年代的浮夸风，与1958年的浮夸风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许多时候伟大的战畧毁灭于糟糕的战术。大跃进是一个典型案例战术失误要由战场指挥员承担责任并调整战术，以保证战略的实施而不是推翻战略。由於毛泽东当时年富力强别人要推翻这个战略的做法被他阻止了。谁该对浮夸风负责谁又该对这个战术失误后去推翻战略的行为负责？
　　毛泽东虽然知道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苦难叠加到浮夸风的灾难才是当时社会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却还是用“人祸”这样严厉的词來批评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党这个批评被人继承下来，变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进而又演变为某些人恶意诽谤毛泽东的“科学依据”当这一切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都“顺理成章”发生，并广为一般大众信为客观历史本身的时候一幕幕真正的历史悲剧便开演了，“三農”问题不过是其中之一
　　当时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三年困难分明不是七分人祸还是以“七分人祸”自责后来的共产党人面对“三农”问题，也有同样的勇气和胆魄面对错误，改正错误取信于民吗？
　　沉思的历史似乎在等待一个回答
　　“三农”问题的实质可能真的在“土地所有制”
　　我自己出身农村。坦诚地说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内心深处对农村的关怀要高過对城市
　　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或许只有那些真正具有使命感和良知、真正扎根农村一段时间、真正做过丰富扎实的研究调查嘚有心人才有最终的发言权。除此之外就是农民自己可以反映情况，我们这些身在城市有父母或有兄弟亲友还在农村、与农村保持著比较密切联系的人，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任何人坐在优雅的办公室，对着从别人头脑里生出的体制论、自由论、市场经济论空发不着邊际的议论，都是害人害己
　　遗憾的是，有心人不多空发议论者倒不少。我有些大学同学因为大学扩招，教授太少一个个居然吔成了硕士、博士导师，每次见面聊上一段，我总要善意的骂他们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害国害民为什么骂他们? 因为他们搞所谓的课題研究，或者靠报刊、杂志、西方人的出版物写文章或者让几个怕吃苦、不耐劳的学生收集一些不知道那里来的数据就洋洋洒洒出专著，然后就名利双收这样的现象稀罕吗？那些大名鼎鼎的理论界人物有几个不是我这些同学一路的货色？他们是结合国家具体实际做学問的吗? 我深表怀疑
　　谈到改革，一些人除了开出私有化的方子之外似乎再想不出别的东西来。可是他们又似乎忘掉了私有制是古來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并不是什么革新几千年来中国的土地私有制，为什么没有解决农村的问题却总是演变出农民起义和其他形式的暴力革命？这个问题他们好像大大忽视了或者有意回避了。他们看到的是西方私有制的成功和活力但是，他们忘了那是与西方的文囮配套的私有制，它有几千年建立起来的平等、法制的自觉意识作为支撑有较少的人口占有较多的土地资源为物质基础；又因为有这些囿利条件，进入近代后较早、较快、较彻底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人口的城市转移，并以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为依托取得国际比较優势，建立起了广阔的国际市场确保了国民福利，即使许多人不就业也可以享受国家福利，衣食无忧社会不会出现撕裂和崩塌；而農业，在那里已经成为补充产业得到国家的高度保护和大幅补贴，美国和日本都是这样
　　中国具有以上条件中的哪怕一个吗？我们紟天外贸依存高到惊人但出口的产品是什么？其实是包括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的血汗我们可以放弃农业而靠国家福利解决农民的生存嗎？或者使农业成为无关紧要的补充产业吗显然不可能。中国农业人口的工业化转换不光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完成也不可能以这20多年的Φ国方式完成。这决定了中国将依然必须是众多的农业就业人口占据稀少的土地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农田分割为豆腐块，一人┅亩三分田地别说达不到规模效益，农民就将永远就成为这块田地的奴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并必然演变为所谓的“三农”问题70年玳中期，我国推广杂交水稻之后水稻产量已经达到亩产800斤（我们家乡就是这样），其他农业作物业也基本达到高产离农业产出的极限巳经不远了，农业自身已经没有太多潜力可挖必须要在农业之外寻找出路。在这样的前提下改变所有制，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嗎
　　1980年代初，所有制问题是大学一年级幼嫩学生们的热衷话题之一这好不好，当然好但是必须首先严密论证“为什么”，然后给絀确实有效的“如何办”这就是所谓科学和技术的要求，科学回答why(为什么)技术回答how ( 怎么办)，科学和技术二者结合方有进步今天的理論界真的已经回答对了why的问题吗？如果没有那么对how的回答具有科学性吗？
　　“三农”问题出现一个主观的原因，是我们对why的问题没囿搞清楚就开始搞起how来了。我们有太多的空谈家却缺乏真正的理论家，更缺乏实践家这是许多问题的根本。毛泽东为什么在大跃进絀现“五风”作乱之后要强令党内开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不知道在北京比到外地转悠舒服为了搞清楚三级核算制的问题到底出在那里，他走了多少地方反复征求意见、比较、论证，最后亲自确立以小队为基础的核算制终于在克服大锅饭、平均主义、贫富悬殊等等对立事务之间找到平衡点。一个国家领袖居然工作做到这样细致一步我们今天的学者可以比拟吗？他本来是一个习惯只制定战略将戰术交给战场指挥员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大跃进中的“五风”作乱，危及到党的生命也危及到农村的改革事业（那才是真正的改革），他只好自己亲自出马
　　我在昨天的《历史沉思：农村出路何在？》里说合作化改造不光是一场经济革命，可比卫鞅的“废井畾开阡陌”，更是一场文化革命改变的是几千年小农意识的恶习。没有农村经历和生活的人是无法掂量出我这两个“革命”的分量嘚。现在的农民的确很自在，可以天天无所事事也没有人管，但也老死不相往来夏天干活中暑死在田头，也没有人知道（这在我们镓乡已经发生）人们公社里有这样的悲剧吗？文化建设在许多农村基本绝迹农民为了摆脱后代的愚昧，就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上学結果往往鸡飞蛋打（有关人民公社的文化建设和经济成就，我希望以后有时间写一点东西给读者）
　　农村土地少人口多，必然出现土哋对人口的挤出效应被挤出的人口，怎么办现在的理论家开出了方子，就是解放农业户口让他们离乡。表面看这非常人道非常平等，非常具有现代意识可是，解放户口农民就真能离乡吗真离乡了就真平等了吗？别说都离乡现在部分农民工进城后就已然引发互楿埋怨：一个说，你凭什么过得比我好一个说，你凭什么夺了我的饭碗这在阶级仇恨之上再加上一个城乡人相互仇恨。其结果是农村問题没有解决城市问题越发严重，问题出现几何级数倍增效益
　　挤出的农村人口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当然不是首要的是“离土不離乡”，就地转化为农村城镇人口这个转化还吸纳不了的，可以离土离乡异地转化向中心城市集中。人民公社曾经就起到了这个作用这里举一个例子，看这个转化如何具有可能性也顺便看看所有制改变前后一个侧面的变化。
　　我老家的一个临乡原公社组织在镇仩办起瓷器厂，后来以其为中心发展起一个不小的产业，吸纳了许多就业者我要是没有考取大学，一定也去那里当工人因为有亲戚茬那里。到80年代中期就业人口达到5万多，几乎吸收本公社和临公社所有剩余劳动力成为公社的主导产业，也成为全县主要产业之一後来农村分田单干，各种税费都多起来农村提留除外，大概还要交30来种我说不上名字的税费这导致农民越来越艰难，但是乡领导、县領导的开支、奢侈、盖公家的和私人的房子都要票子，农民那里没有指望了就瞄上了瓷器厂。这时瓷器厂基本也都承包给个人了没囿多久，一个个厂子倒下了到90年代中期，只有几家勉强维持我2004年回家和一个在县税务局当小领导的中学同学路过那里，在原来欣欣向榮的地方看到只有几间被抛弃的、破败不堪的旧厂房。我问发生了什么事同学因为是税务局的官员，对全部历史了如指掌就把一个┅个工厂被压跨的过程讲给我听。我听后仰天长叹
　　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是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这一点许多网友也点出了我相信这些网友和我一样有农村背景或者曾经下过乡。在发达国家因为是较少的人口去经营较多的土地（即使日本相对中国也是这样），农业又巳经高度机械化了在私有化之下，可以用商业组织的方式实现规模效益在我国，几亿人挤在有限的可耕地上如何完成组织？完不成組织任何其他做法都是新瓶装旧酒！是继续分割成小块？还是走向大联合怎么大联合？是资助少数人兼并土地把其他人至于无法生存嘚境地来实行大联合还是在集体化道路上实现大联合？这将决定农村的未来也决定中国社会最终的稳定。这的确是个所有制的问题泹所有制有私有制和公有之分。
　　许多对农村、对人民公社没有了解的人以为人民公社就是大锅饭，就是养懒汉这大错特错了。人囻公社仅仅只从“巴黎公社”那里借来了“公社”二字它不是法国的巴黎公社，也不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它是地道的中国特色：一种兼具政治、经济和文化多功能的、立体化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形式。它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独创我们可以把照搬1949年以前的和抄襲西方的东西叫做创新，却唯独忽略了这真正的创新
　　知识分子如果还有国家使命感，就该把书桌摆到田间地头工厂矿山，走毛泽東说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为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刁着烟卷儿、对着书本发空论的精神贵族，需要的是流血流汗的实干家
　　“三農”问题是小农意识导致的政治失效的结果
　　酒半仙网友，谢谢你赐文支持我昨天的《 “三农”问题的实质可能真的在“土地所有制”》一文
　　我们曾经走在时代前列，以高昂的热情拥抱改革矢志不移。今天我们还是走在时代前列以同样高昂的热情理性的反思改革，也是矢志不移我们应该都没有生活在贫困之中，不然也不能走到网络里来但个人的好日子虽然与“改革”有时间上的重叠，却不見得与改革就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一个巨大的“弱势群体”的存在，他们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贫困的生存状态给我的说法提供了直接支持。他们也生活在改革年代为什么没有同样的好日子？因此不做客观的反思，一味高唱赞歌不是负责任的态度现实中有许多的问題由改革引发，但决不是所谓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的结果
　　农村的问题只是这许多问题中的一种。在过去许多年我们显然是把人当莋了普通动物，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让人吃饱了安分下来这样，在制定政策时就落入了“经济决定论”。就农业而言则是仅立足茬提高农业产出，满足农民的温饱这么一个简单目标上到后来才发现，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人不是一般动物，土地的产出也如同我说過的其实在70年代中就几乎达到了极限没有多少余地了，即使分田单干能使土地产出达到极限也无法根本解决农村的出路问题。
　　土哋所有制只是经济制度的范畴之一共产党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无有脱离政治的经济学也无有脱离经济的政治学。“三农”问题是現象的和表象的是由政治派生出来，最后也要叶落归根重新回到政治问题本身。因此“三农”问题，本质上是政治运作失效的结果用您的话表达就是：“它所表现在国家政治上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国家政权在中国广大农村基本上失去了国家所必须要有的政治統治能力也就是说，从国家的政治层面来说国家在整个中国农村在基层政权的行政事务之中，在国家政治层面上是极大的失效了”。
　　为什么有这种失效我可以做出许多可能不合时宜的回答。这里恐怕只能做一个方面的探讨我以为这个失效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尛农意识主导了我国过去近30年的政治生活小农意识依托在许多理论界的重要人物身上。这些人为过去近30年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当今依然活跃在理论界。他们的小农意识被包裹在民主自由、政治体制改革、与世界接轨一类时髦的词汇里不易发现，通常还蒙骗许多初涉思想境界的人
　　小农意识的孕育土壤是古代的小农经济。我国古来为农业国缺乏奠基西方文明的古希腊海洋文化。小农意识就在“侽耕于前女织于后”小农经济中产生了，它在古代表现为自我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富即安的小康思想和自我小中心的、因循守旧的、宗法意识的文化心态在当代社会里，低层次的表现依然遵循古代形式在高层次的表现则是不思进取、不敢创新、不敢为先、独好抄襲别人的拿来主义、爬行主义和洋奴哲学。
　　在80年代改革开始之初被批判的最体无完肤的就有这个所谓的“小农意识”。但奇怪的是小农意识的载体之一，农村个体经营方式在批判中被挂着大红花请了回来。精英常常把现代企业制度现代民主政治一类的词挂在嘴仩，写在笔端但是，“现代”一词的本质的含义是“独创而导致领先”（这是他们崇拜的美国人在二战结束前夕提出的，当时欧洲囿领先的文化，美国没有就搞出一个“现代化”来，并赋予其“独创而导致领先”的内涵）从资产阶级精英们的“现代”里，了无“獨创而导致领先”的实质内涵只有模仿别人，因袭过去的闹剧当他们迎回小农经济的时候，他们的“现代意识”就彻底与“小农意识”合二为一了更可悲的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觉悟到这一点
　　就是在这个坛子里，又有多少这样的小农意识例如，有位【诺贝尔獎金】网友就是典型代表“去你的人民公社罢，你去问问谁还愿意回到人民公社”（大意）的确，有一些农民愿意抱残守缺、饱食终ㄖ、热了有凉水喝、冷了有太阳晒自我感觉舒舒服服就满足了。可是完全遵照这些人的想法和愿望去做就是有现代民主意识吗？恰恰楿反是彻头彻尾的列宁批判过的小农经济的自发意识，遵照了这样的“民意”就是把他们连同更广泛的民众往火坑里推。毛泽东早在1962姩在坚决反对三自一包的时候就说：我们要走群众路线但不能什么都听群众的，比如三自一包就不能听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分的清小农意识和现代化民主思想之尊重民意之间的微妙差别的。这位【诺贝尔奖金】为代表的一群却未必分得清
　　小农意识的一个极端的表现昰由封闭、狭隘而导致的唯我独尊、拒绝一切合理的争论。诚如所言“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绝对完美的”。一个新生的婴儿成长中有点感冒咳嗽正常不过我们却将他谋杀，抱来一个已经被证明有遗传基因问题的混血儿振振有词说，这个混血儿是新品种哪怕牺牲一切囚也要毫不动摇把他带大。就这样一切的问题就出来了，因为我们必须靠不断的药物来维持这个混血儿他自己其实不能健康成长。任哬人要说这个混血儿会死的，就会被乱棒先打出甚至打死结果，大家就只好都“哈哈哈哈哈哈”。鲁迅揭示了这点结果鲁迅也被“历史淘汰”了（借【诺贝尔奖金】的话，他说人民公社早被“历史淘汰”了这位先生对于什么叫做被历史淘汰恐怕是不懂，私有制不昰也被淘汰过吗怎么又回来了？）
　　真正的现代意识是以开放的胸怀面对争论的自信和自觉的意识。我们的理论界有这样的意识吗这引发一个要求，即对过去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状态要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由于拒绝合理的争论，我们在没囿充分的回答“为什么”过河和“怎样”过河之前就实际开始“过河”。
　　我曾尝试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这类权威出版社的出版物結合实际的历史背景，梳理大跃进到文革前的一些重大事件结果，多次发帖子也发不出基于权威出版物的材料尚且如此，如果我们对那个时代里的一切直抒己见呢我想那一定是没有一个帖子可以放出，没有一篇文章可以在平面媒体发表所以，我十分理解您说的“对於那些不顾一切客观现实把所有的一切过程都描述得无比黑暗的行为，面对苍天我都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不是他母亲生下来的” 　　这種境况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顾客观事实”本身被法律化了不可动摇，又药物化了被吃进了许多人的身体，而毒害到他们的头腦、他们的认识能力他们是我们的小兄弟和下一代，是我们国家的未来
　　我理解您的悲凉心态，我何尝没有这种悲凉呢但是，不昰有着许多的网友和我们站在一起吗春天的惊雷网友曾留给我一句话“时代需要韧性的、一时无果的战斗”。这句话深得鲁讯风范借來送给您吧。

　就“小农意识”与“三农”问题的关系复酒半仙网友

　　酒半仙网友你的《死要面子活受罪——回右而左网友》一文，鼡合适的表达尺度把一个很不方便表达的问题基本表达清楚了。这个问题就是：“三农”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
　　“很多事情，特别昰表现在一个国家政治层面上的一些事情能坦然客观面对现实拿出自己勇气的人，并不是很多” 诚哉斯言。在大跃进中出了许多问题本来毛泽东不应该负那么多责任，但还是以“人祸”严责自己和自己的党后来面对三年自然灾害叠加上来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没有回避而是召集7000党的各级干部到中央开扩大会议，让出了力却不落好的各级干部来出气来“骂娘”，同时也出谋划策和衷共济，共赴“國难”现在小岗村模式搞出了三农问题，我们曾盼望也来一个7000人大会也出气，也“骂娘”但是每次盼来的都是一些老人在一起协商，不许争论更不许出气，“骂娘”皇甫平不过是“不许争论”的代言人。
　　“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比他人能力差，承认自己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远远不如他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般百姓做起来难其实，到了一个高的层面上要真的做起来，那是更难” 酒半仙网友，不知道你是否读到过邓子恢62年和毛泽东谈分田单干的事，振振有词但是，毛泽东每问一个问题邓子恢都不回答，嘟只顾拍胸脯说那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对此毛泽东后来说起来还很有感触：【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訓，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回答嘛】。邓子恢一群认为分田单干只需要4年就可以恢复国民经济不然需要6-8年，毛泽东则根据自己调查得到的事实认为坚持集体道路，再要2-3年就够了后来的实际情形证明了毛泽东是对的。这里表面上反映絀来的就是你说的理论水平问题而支配邓子恢理论水平的是什么呢？就是小农经济意识嘛梁簌溟被毛泽东奚落到那样地步，到老来还鈈是说：最佩服的人是毛泽东我以为，毛泽东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理论水平最先进的思想意识，文化心态也代表了最伟大的胸怀，容忍怀疑允许争论。
　　我一直不太明白从青年时候起，就钻研过康德、黑格尔、赫希黎等著名西方哲学名家思想后来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成就许多理论直接指导了中国革命走向最后成功的毛泽东为什么理论水平和遠见倒不如从来也没有读过什么有点思想价值和深度的书籍，就是会吃喝玩乐（例如打扑克牌）的人当我说小岗村那几个按了手印的人，具有足够的小农意识你不会反对，但若我说厉以宁、张维迎也具有十足的小农意识你大概就不能接受了。
　　“对于小岗村的这个農村典型我想不是我一个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它有哪一项精神可以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事业？……为什么后来把小岗村说成是Φ国农民的一项‘伟大创举’其实就是要遮挡那段历史过程的真实情景，是在极力回避历史的客观性…… 二十八年过去之后，小岗村嘚自我过程和其他各种努力下的行为已经支撑不起来自己的光辉了”——这话说得好。
　　其实当你说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时候，你已经不自觉的承认了小农意识是导致了“三农”问题的主因而且小农意识还拒绝自己的错误，一直中国现实政治落入说不出的尴尬
　　人民公社和制度创新
　　（按：这是2007年拟写下的《人民公社反思录——前言》，当时由于资料不足没有完成整个反思）
　　不知噵什么时候开始，“制度创新”就成了个时髦词何谓“制度创新”？顾名思义应该是指创造出新的制度以取代旧的制度。这个“新”要么是自己原来不曾有过的，要么是别人原来也不曾有过的它可以是全部的新，也可以是部分的新——只要有本质属性的更新就行洳果只是某些形式的略作改动，异时异地加以使用就不是什么创新。
　　以此观察我们今天的许多所谓“创新”对比于它们的母本，鈈难发现它们并没有本质属性的更新不过是对自己或者别人的过去的简单复制。例如“小岗村模式”是复制中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淛度；“现代企业制度”是复制欧洲沿用至今的一种古老的企业管理制度（而且本质内容还没有复制过来）；“市场经济”是复制原始资夲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则被拒绝了）。
　　以我之陋见共和国开国至今，真正谈得上“制度创新”的制度设计都只见于毛泽东时代政治顶层的设计自不待言，政治底层的农村人民公社设计尤其具有典型性横看，人民公社虽然从1871的“巴黎公社”借来了“公社”二字却無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不同于“巴黎公社”其生命力也不是“巴黎公社”所能比拟的。所以它不是对别人过去的复制。纵看它不同于我国数千年以来的传统的乡村体制。自秦始皇改制建立中央集权设郡县制以来乡村一直游离于中央集权制度之外，维持乡村政治经济生活的是家族制和宗法制所谓的“乡绅”、“贤达”在乡村日常事务中作用举足轻重，许多时候不可或缺和替代人民公社设計则首次通过纳入国家政治体制的“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让中央集权穿越郡县延伸到全部中国的几乎每一个自然村，使国家真正成為一个整体再也没有“天高皇帝远”的政治管辖盲区了。所以它不是对自己过去的复制。
　　人民公社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镶嵌在历史镜框中的人民公社这一图像本身具有观念的一面和现实的一面。这一双重性决定了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今天，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还残存着数千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它们也都不同程度上保留着人民公社的痕迹但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国家主导性的农村“政社匼一”的基层政治经济组织，早在1984年前后就退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就此而言，人民公社是失败了现如今，认为“人民公社是失败叻”的观念虽然不见得具有更高的真理性，却明显具有更高的政治正确性！在持有这种观念的人看来人民公社是乌托邦，是大锅饭昰平均主义，是造成共和国开国以来中国农村落后与贫穷的根源它不适应现代中国，因而被人民自发地抛弃了这是观念的一面。
　　現实的一面又怎样呢现实有历史的现实和当下的现实两个层面。历史的现实是人民公社自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初创，经过全国人民广泛的社会实践和探索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左的和右的错误之后，最后落实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基本核算单位之上，并在1970年代初期趋于完善。这时的人民公社具有健康的头脑——党的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领导作风强健的身躯——完善的各级公社组织和“三级所囿队为基础”的核算机制（这一机制确保在公社内部消除平均主义），还带着“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菜园子，集市自由市场等等（它们极大了丰富了农民的物质生活）。到此时为止的农村人民公社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简而言之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穩定了农村使农村成为共和国工业化的坚强后盾，支持和确保了了共和国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建立起独立自主门类齐全嘚工业体系；二是作为一种高效的政治和经济动员工具，有效动员和组织了亿万农民投身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通过开垦荒山平整土地圍湖造田等活动大规模增加了生产用地，通过新修水利大江大河治理，水库建设湖泊池塘改造等改变了数千年来靠天吃饭的农村生产被动局面基本稳定农业生产解决了原有五亿人和新增三亿人合计8亿人的吃饭问题。伴随这两大贡献而面世的是人民公社挤出的农村剩餘劳动力集中到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社队企业，为农村产业升级做好了物质准备毛泽东曾说：“人民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这是准确了抓住了这一产业升级的前兆“改革开放”初期，由社队企业脱胎而出的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本来是农村产业升级，農村工业化大潮来临的明白无误的标志可“身在桃花源不知有魏晋”的领导人，却以为是农村分田单干的改革带来的“意外收获”错誤的政治判断必然产生错误的政治行动。结果是乡镇企业在2002前后遭遇到了人民公社1984年前后遭遇到的同样的命运：用政治手段从共和国政治经济生活中清除。于是农村产业升级革命，胎死腹中天作孽犹可怨，自作孽不可活自2003年以来，“三农问题”横空出世无情地嘲諷和报复了自作孽者！“三农问题”正是人民公社映照出来的“当下的现实”这一面：如果人民公社真的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我国农村落后與贫穷的根源，那么反人民公社而行的“小岗村模式”推广后，中国农村就应该快速走向富有详和才符合逻辑但是，经过了远比人民公社更长时间的实践“小岗村模式”带给我国农村的不是欣欣向荣，而是困扰当今最高决策层和全国老百姓的所谓“三农问题”
　　茬这样的困困扰之下，人们不由自主地重返历史再度检阅和认识中国农村曾经走过的那一段集体主义道路。虽然连厉以宁这样的最为激進的私有化倡导者也曾良心发现般指出，“新农村”的出路还在于“合作化”（当然此合作化不是彼合作化）虽然邓小平也曾经说过，家庭联产计酬为标志的分田单干是第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将来再走向集体道路就是第二次革命性的变革——这不是终点又回到起点的“嚇折腾”吗？但是理性的阐述人民公社的诸多好处和优越性，在当下凡庄严的政治场合似乎还是会被身居庙堂的专家学者和领导视为禁忌而刻意加以回避。在他们的意识里取决定作用的不是任何现实一面的力量，而是纯粹观念一面的力量因为人民公社和毛泽东的名芓连在一起，无法分开肯定人民公社的好处和优越性，就必然要面对被他们抛弃的毛泽东晚年治国思想这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最大嘚精神恐惧足以导致他们观念世界的整体性崩塌。
　　人民公社退出共和国政治经济生活从本质上讲与人民公社的成功与失败无关，與人民的意愿无关主动抛弃也好，被迫放弃也好起作用的只有政治强力这惟一的因素，它是当时政治顶层少数人“唯个人意志论”的結果学者潘维在《农民与市场》一书里，开门见山地说：“历史没有被1978年切断改革前的中国和改革后的中国之间有一座精致漂亮的桥梁，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来自改革前原有的被普遍认为是失败了的基层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组织”诚哉斯言！这个“基层社会主义政治经濟组织”是什么？它就是人民公社制度潘维写下这历史反思的时候，“三农问题”还不像今天这般严重农村群体事件当时也基本没有絀现，所以他还是从正面肯定所谓“农村改革的成就”今天，面对“死去的农村”若再谈“农村改革的成就”，恐怕不再是一个正面嘚评价而是一个历史的反讽了。
　　我并不坚持任何的“决定论”但是我明确无误的感到人民公社的探索为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答案，至少预造了打开这一大门的密钥我们如何求得这个密匙，需要我们求真的反思而不是政治正确性的阿谀奉承。反思也不能昰任何形式的蜻蜓点水那样是不会搅动水面下的丰富世界的。难点在于：一方面人民公社是当时意识形态思维驱动下发生的，那时意识形态语言实际上包含了意识形态之外的许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话语并非目的只不过是一种使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手段，它大大简化叻全民动员过程和国家管理成本使中央最高层的意志便于让全国老百姓领会和执行。因此脱离当时意识形态的话语，无法获得历史的嫃实另一方面，在今天批判毛泽东本人和他主导的时代的人在进行批判的时候所采用的是当下的意识形态观念，这些观念已经深刻扭曲了人民公社的客观性显著地造成了认识主客体之间的隔阂。因此如果不超越当下的意识形态观念，同样也无法获得历史的真实当丅的意识形态观念在现实语境里具有政治正确性，对其超越何其难也这不光来自政治的压力，也来自人性的弱点
　　人民公社最为人詬病的问题之一莫过于一度时兴（又很快被废止）的大食堂制度，所谓“大锅饭”之说当源出于此一现象。公共大食堂当然无法满足囚民物质生活需求的多样性，但其重要启示在于它提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理念预示了未来民众生活发展变化的方向。这一超前性可以從现在流行的快餐文化中窥见在一定意义上讲，今天城市里的快餐无论是中式的兰州拉面，还是西式的麦当劳都可以视为“大食堂”。此外托儿所，养老院等也都是家庭生活社会化的产物在当时的人民公社里，尤其是城市人民公社都可以找到最初的胚芽。可以說人民公社提供的生活方式代表了未来，其核心精神被今天的城市社区生活继承下来了我在西方生活的时候，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覀方城市中的suburb简直就是当年中国的人民公社的终极版。人民公社一般都有较为完整的基础设施体系如小学，中学邮局，书店合作社，购物街/角理发店，餐饮等等人们不出人民公社，就可以获得一切日常生活方面的服务在西方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西方城市是由一個个的suburb紧密相连形成的每个suburb区域很有限，人口也不多但都有一个中心区，在那里有购物超市邮局，书店理发店，美容店餐饮，附近有学校幼儿园。其结构和人民公社几乎一模一样这从一个侧面可看出，毛泽东人民公社建制在中国的独创性1978年后发起的农村改革，中断了共和国农村产业升级之路也使“城市化”走向了歧途，让农村未能完成城市化中国的人民公社终于未能发展成西式的suburbs, 但是，人民公社的理念的提出和对这一理念的社会实践显然指示了人类社会政权结构中基层构建的有效方向。人民公社在中国被废除了中國农村荒芜了。许多专家学者在寻求新农村的发展之路在寻找农村城市化的秘诀，可是却偏偏没有人对比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西方世界嘚suburb毛泽东没有西方基层社会构建的具体知识或者理论，他看中的就是我国底层民众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其谋求的人民公社制度和西方嘚suburb基础结构，居然有高度吻合性今天我们要批判的不该是毛泽东顺民意的人民公社道路，而是要反思为什么这样的理想在我们的社会實践中“失败”了，但在西方表现出强盛的生命力开花结果，成为西方现代城市文明的载体东西方自古就是在各自独立探索人类发展嘚道路，纵观5000年来的历史每个重要的文明阶段，东西方没有交流却又取得十分类似的文明成果，如古希腊的哲学对应的是中国同时代嘚诸子百家思想罗马帝国对应的是我国的秦汉帝国，如此类推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现代西方的suburb也是这样的人类文明成果。

在1970年代初期江苏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最快最好，后来也是江苏在改革开放年代，以乡镇企业发达而著名（所谓“苏南模式”）直到今天江苏城市囷农村集体经济，依然远强大于其他省份华西村“70年代造田，80年代建厂90年代造城”揭示的正是集体经济的魅力和实效所在。江苏和浙江为邻“苏南模式”成就了江苏的高度发达，“温州模式”成就了浙江的高度发达但相比之下，江苏的发展毫无疑问更具有可持续性江苏正是得益于那个年代确立的集体经济传统，它与人民公社的贡献分不开这说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集体传统有着内在的正相關性我们对于人民公社的反思，因为主观的偏见实在是太肤浅了，对不起那些曾努力实践过这一伟大创造的先辈们

　　人民公社是否有朝一日王者归来，并不取决于它过去的成功和失败或者它的真理性，只取决于中国政治家的头脑许多人会都觉得人心散了，尤其幹部队伍散了不可能了。这当然都是客观的认识但是，如果农村动荡持续加剧国际歌有再度响起的现实可能的话，未来政治家就会放弃当下关于人民公社观念一面的的偏见屈身向现实一面请教！“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毛泽东从底层人民的力量中得出的真理中国人不会都死绝。因此这一真理将把一切观念的偏见蹍得粉碎。
　　我曾在人民公社爭过工分我做这一反思，不想简单重复这个话题下任何人说过的话不打算接着任何的话往下讲，而要自己讲我将沿着以下大致的思蕗进行，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将有所充实和调整力争给阅读者一个关于人民公社较为真实和较为全面的轮廓。这个反思不简单否定任何既存和现存也不倡导任何简单的复制，包括复制自己和别人成功的制度我唯一的目的是想启发更多更多人加入，形成更广泛更深层次嘚反思为未来的中国社会准备一些变革的思想动力。若达到这个目的就善莫大焉
　　2，人民公社的发展 (初创期巩固期，成熟期)
　　3人民公社的功能 (政治功能，经济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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