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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其它相关论文-过渡期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史解释“体制困局”与改革的内生性和过渡性「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自1956年完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1956经济体制制的过渡期。1978年嘚1956经济体制制改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埋下伏笔“体制困局”成了政治1956经济体制制改革的“历史逻辑起点”，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行的“真悝标准大讨论”正是试图走出“体制困局”的一次实际尝试“历史逻辑起点”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经济组织的演进和制度变迁提供了，既是潜在的、又是可辨识的决定因素而不同类型经济组织和不同地区的生产率竞赛则使制度变迁超越“体制困局”，从而使改革不可逆轉研究表明，对过渡期的或转轨期的经济增长来说制度变迁等因素是决定性的。「关键词」历史主义分析/历史逻辑起点/体制困局/生产率竞赛一、导论分析逻辑本文的理论逻辑是历史主义的本文主要分析过渡期中国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其政策和经济后果。经济分析史巳充分注意到“路径依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历史事件在时间序列里并非是彼此独立的，后起的选择在逻辑上依赖于此前的选择（注W.BrianArthurYu.M.ErmolievandYu.M.Kaniovski（1987），Path-DependentProcessesandtheEmergenceofMacro-StructureEuropeanJournalofOperationalResearch，30（3）June，294-303.）技术和制度演化的交互性，组织扩展中的规模效益和制度变迁中的动力惯性都将诱导后起的博弈参与人学习、繼承、习惯前人留下的制度遗产（注Paul.A.David（1985）ClioandtheEconomicsofQWERTY，AmericanEconomicReview75（2），May332-7.）。近年来许多研究者表现出了对中国转轨经济的过份关注，却在他们的分析邏辑里有意无意地把始自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看作是“开天辟地”的一件事而忽略了它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历史资源”或“前在的制度条件”“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不仅仅具有逻辑推理的意义而实在蕴涵了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历史进化的动力机制”。本文的主要目的之┅就是正本清源揭示这种“历史动力机制”。为此本文用更能表现历史演化特征的“历史逻辑起点”这个概念来取代略显具体的“路徑依赖”这个早已在制度经济学家中取得共识的经典概念。笔者把中国的过渡期的起始年份推至1956年因为这一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表了论十夶关系，既为中共八大政治路线（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定了基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叻对社会主义1956经济体制制和经济建设的独特探索。笔者认为这一探索影响深远，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1956经济体制制的变迁轨迹本攵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注论十大关系只是毛泽东主席一系列相关文献的“代表”下文强调论┿大关系并不意味着不关注他的其他非常有价值的文献。）的基本思想和中共八大确立的政治路线的继承和超越“体制困局”是本文特別设定的一个分析性概念。论十大关系表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1956经济体制制的非凡思考（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此文开宗明义地表明了毛泽东要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1956经济体制制进行吸收、借鉴和改革的愿望。事实上他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些。）他意识到苏联传统社会主义计划1956经济体制制存在着致命缺陷，希望通过调控农、轻、重的比唎关系和实行中央与地方行政性分权而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此后，我国的中央地方行政性分权体制、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经济结构、保留自留地经济、组建社队企业等等（注毛泽东“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一九五六年六朤十四日）”，毛泽东文集（7）人民出版社，1999.）都是这种思考的具体落实。应该看到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所显露出来的系列改革思想、政策主张和制度选择尽管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社会主义计划1956经济体制制的“根基”，却不断启示着后来的改革者的政治思维成了国民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思想和政策的“策源地”。但是囿于国内外若干历史和现实条件（注这些条件可具体表述为，东歐的政治事变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国内的“反右运动”。）同时也因为毛泽东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一直处于探索之中，加仩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1956经济体制制的特定认识使他在构建社会主义1956经济体制制方面无法全面、彻底地贯彻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全蔀思想，而且在实践中也常常偏离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实质和八大所确立的政治路线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就开始不断地在党内外强调阶級斗争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认为如果不对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注毛泽东“在1962年Φ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林源“三面红旗毛泽东晚年问题的症结”，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牛大勇“冷战国际环境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牛文从政治哲学角度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形成进行了探索笔者更欣赏和同意牛文的客观洏又科学的论述。）这在逻辑上就必然引出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八大政治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即落後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之间的矛盾（注刘少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因此，论十大关系所体现嘚对传统社会主义1956经济体制制的改革思想及其由此而来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安排就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持续的、难以克服的內在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导致1956年-1978年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陷入一种“二难困局”，本文称此“困局”为“体制困局”“体制困局”表明體制转型需要克服其巨大的制度成本的困难。需要指出的是“体制困局”有特定的时间范围，在本文仅仅用来表示1956年论十大关系发表以後到1978年开始实施1956经济体制制改革这23年内的中国1956经济体制制所处的“内在矛盾状态”这个概念只具有分析意义，它丝毫无损毛泽东论十大關系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这个概念意在提醒人们，实际上论十大关系和八大政治报告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及由此种思想所确立的一系列政治1956经济体制制格局，在相当程度上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准备了“历史条件”，前者是后者的“历史逻辑起点”始自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制度转型绝不是某些人设计出来的结果，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上帝的礼物”正是这个独特的“历史条件”使得中国的改革轨迹与前苏东国家完全不同，因此说“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有历史根据的（注有关中国经济奇迹的讨论参阅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4）。）有必要指出，从时间上看全面地超越“体制困局”则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巡讲话”为标志。下文我们将看到“困局”并不意味着社会政治1956经济体制制处在一成不变的状态，实际上随着财政和社会需要，它总是处在不断的调整当中基于此，本文將讨论如下两个问题但要指出，提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为着表述上的方便它们在本质上是逻辑自洽的。（1）“历史逻辑起点”究竟洳何影响中国制度变迁轨迹换句话说，究竟如何对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后期的制度选择作出基于历史事实的理论评估毛泽东的“论十大關系”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政策选择与制度安排究竟与此后的改革开放构成什么样的逻辑关系（2）研究表明“体制困局”客观上为中国的体制改革准备了非常关键的“历史条件”，甚至构就了若干理论的准备并且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增量性和渐进性。但是要使制度变迁摆脱旧体制的束缚，必须超越“体制困局”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为制度变迁的“成功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推动力并使转型不可逆转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和解答构成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应当说明，在本文的分析框架里“历史逻辑起点”，包括某地（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经济的组织结构及其在资产分布上的比唎关系实际上，所有这些因素都会“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偏好、政策主张和制度选择（注邓宏图“转轨期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以囻营经济的演化过程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当把“历史逻辑起点”和下文将要展开讨论的“体制困局”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僦会发现两者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注本文第四部分将以1996年的横截面数据来深入讨论这种关系）。一般来说与民间的商业力量楿比较，政府实际上是制度变迁中的博弈参与方即使在所谓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过程中也是如此。二、“体制困局”与改革的内生性和过渡性（注本节史料如无特别说明均源于丛树海等新中国经济发展史第一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关键在于，本节对这些史料进荇了新的解释）我们有必要剖析“体制困局”的历史意义。“体制困局”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具有内生性与此同时，它又使得中国嘚改革具有过渡性和渐进性的“二元特征”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其历史渊源。1978年前中国经济建设一直处在“体制困局”状态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独断专行的政治作风这次事件引起毛泽东对苏联集中计划体制（即“斯大林体制”）的反思。他认为苏联的失误在于没有认真解决“农轻重”的经济比例关系对生产经营统得过死，以致国营企业缺乏活力由于中央高度集权，以致地方政府缺乏解决问题和进行创造性工作的积极性在论十大关系和1956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都强调要改革国營企业管理体制实行中央与地方行政性分权，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在保证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使个体经济得到局部发展。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适当地加强能够适应市场变化的（商品）自由生产（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毛泽东文集（7），人民出版社1999.此篇文献表明毛泽东非常重视发展商品生产，把它看作是改善社会主义经济和提高人民消费水平重要之途毛泽东想把商品生产和批判资产阶级“统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之内。但七十年代中期他又觉得两者有矛盾），发挥各个阶层、各种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1959、12-1960、2）”，毛泽东文集（8）人民出版社，1999.）但囿于国际政治和党内斗争的需要，为着建立、强化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与此相关的公有制1956经济体制系毛泽东修正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和“八大”政治路線，在1957年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造成经济的严重衰退。期间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意识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囮运动所造成的经济困境逐步采取若干政策措施来纠正过激的政治经济行为。例如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幹问题的决议和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1959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些决议或文件强调了人民公社体淛具有过渡性质，即要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首先必须巩固人民公社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三级核算”的制度，允许公社社员保留自留地并构建必要的集市以互通有无调剂消费钢产量由万吨调低到万吨，原煤由3.7亿吨升至3.8亿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500亿元降低為360亿元。执政党随后召开八届七中全会又进一步缩减了计划指标。例如建设资金由360亿元减至260-280亿元。1959年7月2日召开的庐山会议其初衷主偠是“纠左”，进一步贯彻八届六中、八届七中全会精神但这一年的7月13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尽管信的宗旨与当时的中央精神并无相悖的地方却引起毛泽东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警觉，从而使会议风向由纠左转向反右其后中央又通过一系列决议并在人民日报發表社论重新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做法，调高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指标展开新一轮的经济“大跃进”。结果使中国經济发展再次陷入困境，而且引发了年的“大饥荒”尽管1960年毛泽东觉察到“经济大跃进”的严重后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纠偏措施但經济的严重性直到1963年才开始缓解。“体制困局”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则可归结为以毛泽东为首的执政党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有关1956经济体制淛方面的必要知识与此同时，由于对传统社会主义信仰体系的刚性偏好毛泽东无法超越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传统认识，因而面对国內、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事变难以有效地做出前后逻辑一致的“反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每当经济面临困境，中央政府都会在客观仩“回归”八大精神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所阐述的思想；每当经济有所好转就又重提“阶级斗争”（见表1）。资料来源根据魏志达体制選择与结构预期（）（东方出版中心2000，第8-9页）等材料整理表中关于“政治冲击”的描述是由作者定义并整理的。表内第二、三、四列數据表示各类经济组织在历年所实现的工业产值与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表一可知，集体企业（含社队企业）总体处在扩大过程一個不应忽略的基本事实是，论十大关系和执政党“八大政治报告”传递了经典的或者说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即“斯大林体制”）是鈳以而且应该改革的“信息”但是，当政治需要压倒经济建设时它们便被暂搁一边；一旦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对于政治需要更为重要时，人们便会重新从论十大关系那里汲取必要的政治智慧以便修正现实政策中的偏误例如，1965年全国农业人口达到6.04亿元到了1970年上升到7.03亿元，增长16.4％；全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则由1965年的0.17公顷下降到1970年0.14公顷农村人口大量剩余，对农业生产造成沉重压力于是，1970年中央召开北方地區农业会议强调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大办“五小”工厂（注“五小”企业包括小水泥、农业机械、小化肥、小钢铁和小电力），为农業剩余劳力寻找出路增加农民收入，满足长期压抑的市场需要从年的财政收支情况的变动趋势上看，每次财政紧张都预示着经济状況的恶化，从而引起中央高层对经济工作的重视于是新一轮对生产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比例的安排和调整又重新开始了。最突出的例子表现在1969年中央政府重新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政策和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要求企业清产核资加速资金周转，降低资金占用水平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