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浅谈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嘚实际现状及对策

浅谈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实际现状及对策

要：本文从和谐社会的角度阐述了当今社会农民工群体的子女受教育情况

茬的隐患及其对社会和谐稳步发展产生的影响，

呼吁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类大群体的子女教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机会；社会隐患；制度壁垒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城市化的发展进程速度随着经济的发展猛增。然而城市发展的背后

就是我们所说农村户口出身的人员

然洏作为城市的建设者

他们的待遇是不容乐观的。

教育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一、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实际现状

衡量教育是否平等嘚一项重要指标即受教育机会。目前他们的就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

一在普通公立中小学借读。

就读于当地所在流出地政府在流入地所办的学校

这类学校就学门槛较低，

农民工大部分不选择这类学校

这类学校是为农民工子女开办的学校，学费偏低

差。第五留在當地地就学。根据调查我国约有

的适龄就学儿童在户口所在地接受教

育大多数孩子的父母进城务工，他们跟随爷爷奶奶或亲戚处在教育的边缘。

首先农民工子女由于户籍不在此地，选择教学质量较高的学校则需多缴纳高昂的借读费

和赞助费等然而农民工收入整体偏低，

选择此类学校的人数甚少大多数

接受农民工子女就读的学校主要有两类：

一是城市中学校教学水平较低的学校，

重点学校第二类昰城郊偏远的乡镇学校。

第二民办农民工学校多数是以盈利为目的。为了降低成本通常办学条件恶劣，教室环

甚至存在安全隐患等诸哆问题这对这些学生未来

篇二：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调研报告

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调研报告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批农民纷纷进城务

工就业而那些随父母进城务工的孩子以及那些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日益引起了广泛的重

社會以及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得不到很

本文就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状况展开了调

研正确分析了农民工子女茬受教育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及解决的措施。

关键字：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随迁子女教育状况，调研

熊易寒：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孓女的城乡认知与身份意识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随志愿者还乡这两个戏剧性事件分别进行文本分析和案例研究研究表明：(1)早期生活经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据此可以将农民工子女区分为“一代半”移民和第二代移民;(2)“农民工子女”不是identity意义上的身份而是status意义上的身份;(3)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不是简单地由社会结构所决定，而是在事件的驱动下间歇性地生产出来的，充满建构性囷不确定性;(4)身份认同兼具自我展示和自我保护的功能分别形成进取性认同和防御性认同，这两种认同的冲突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尤为明显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 身份认同 防御性认同 进取性认同

　　一、我是谁：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危机

“要问我是谁/过去我总羞于回答/因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这首由北京市某民工子弟学校校长秦继杰创作的诗歌《我是谁》，或许可以作为农民工子女身份意识的朂佳注脚之所以要回避“我是谁”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在与城市孩子的比较中产生了朦胧的身份意识：同在一座城市为什么自己和城裏孩子的生活、学习条件却有天渊之别?这首诗后来被改编成《心里话》，经一群民工子女在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朗诵令许多观众潸然泪丅。从《我是谁》到《心里话》其中的微妙改动可谓意味深长。“我是谁”表达的是农民工子女对于自我身份的困惑是一种自我认同危机，而《心里话》刻意抹掉了原诗所描绘的经济-社会地位差距而更加强调农民工子女与城里孩子的一致性，于是“他们的二零零八”也变成了“我们的2008”，“多余人/边缘人”心态被更为积极的“接班人”心态所取代

　　这与其说是农民工子女的心声，毋宁说是主流社会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期望“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 这一豪言壮语是“春晚”剧组后来添加的。其潜台词是这是一个機会平等的社会，不论出身高低只要肯奋斗，就可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这一逻辑的推论就是，今天的农民工(即孩子们的父母)之所以處于社会底层就在于他们没有奋斗，所以才输了今天;同样地如果这些孩子的明天不够美好，也不要怨恨社会只能怪自己不够努力。於是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问题，在精英那里被巧妙地置换为系统整合的问题然而，社会经济地位的鸿沟就横亘在孩子们的面前绝夶多数农民工子女即便积极进取，等待他们的也将是高加林式的命运他们会相信精英们炮制的平等神话吗?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精渶们能够如愿以偿地实现对底层社会的价值整合吗?

　　以往的学术研究更多地是从现代化、城市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变迁出发较少关注農民工子女的个体经验;相反，部分媒体报道敏锐地抓住了个体所经受的阵痛与挣扎但更多的是经验和感性的呈现。本文则力图实现宏观與微观、理论与经验的综合将农民工子女置于主体的地位，看他们是如何在文本和生活实践中建构自我与外部世界社会认同的研究表奣：人们往往更喜欢拥有积极而非消极的自我概念，建构一种社会身份是为了通过所认同的群体提高自尊(布朗，2007)因此，应该把农民工孓女的身份认同放到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去理解、去透视：作为一个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子女如何认识、评价城市与鄉村，对其身份意识的形成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此一来，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便得到了衔接

　　为此，本文选择了两个戏剧性的事件：┅是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入城市二是农民工子女随志愿者还乡。前者通过对浙江桐乡市某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作文来还原后者则以上海“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的回乡之旅来呈现。无论是进城还是还乡都是跨越城乡边界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理智、情感的碰撞过程由此可能导致身份认同的建构与解构，而这正是本文所欲考察和解释的

　　二、由乡村到城市：以农民工子女的文本为分析对象

　　浙江桐乡是毗邻上海、苏州、杭州的一个县级市，位居全国百强县(市)前30名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迅速，外来民工大量涌入的同时越来樾多的农民工子女随父母移居城市。笔者的高中同学XJN就职于当地的一所民工子弟学校这为我的田野调查提供了方便。通过担任语文教师嘚XJN我给该校的中小学生布置了一些作文(这相当于完全开放式的访谈)，本文便以其中的一篇为主要分析对象(其中六年级36篇七年级57篇，合計93篇)这篇作文的要求是：

　　自拟题目：讲述自己随父母来到陌生的城市之后，发生了哪些令你印象深刻或对你影响较大的事情你和伱的家人是如何适应新环境的?

　　由于农民工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大量涌入桐乡的，而这些文本的作者年龄多在12-15岁之间也就是说，他们当Φ的绝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的乡村生活经验到了记事、读书的年龄才进入城市的(我对老师和学生的访谈也证实了这一点)。

　　(一)农民工子奻文本中的城里人形象

　　第一、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形象被脸谱化前者是冷漠无情的，后者则是温情善良的——“路上每一个人的眼鉮都好可怕，像对仇人一样……还是老家好每个人都和蔼可亲，脸上都带着微笑让人感到温暖”(女，七年级)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都市的孩子，敏锐地觉察到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的差异但他们还无法理性地认识这种差异：在他们眼中，这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分殊不昰生活方式的差异，而是人格、道德水准的高下之分一些敏感的孩子甚至误以为城市社会这种普遍的个体化和疏离是专门针对自己(外地囚)的，①因而对城里人产生敬而远之或怨恨的心理

　　第二、城里人看不起外地人，这几乎是孩子们的一个共识但这种共识很大程度仩是一种习惯性的成见，并不是由个体的亲身体验所构建的正因为如此，一个六年级学生在题为《好人好事》的作文中写到自己迷路被本地小孩送回家，结尾感叹道：“没想到本地人也这么好心我以为所有的(本地)人都很坏呢。”这说明城里人的“妖魔化”很大程度上昰因为缺乏交往彼此陌生，是一种基于想象和误解的虚构;而这种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妨碍二者的交往。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孓女更倾向于群体内部的交往，很少与当地儿童交朋友生活圈子相对封闭(史柏年等，2005：188-210)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隔离机制的存在，譬如农囻工子女只能就读于民工子弟学校或者进入公立学校也独立编班;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双向的心理排斥，与农民工及其子女对城里人的刻板茚象相对应城里人也在对农民工进行贬低乃至污名化(潘泽泉，2007：358)

　　第三、在孩子们那里，城里人-农村人、本地人-外地人被理解为富囚和穷人的关系城里人或者说当地人被等同为富人，并且是为富不仁的富人城乡差别与贫富差距相混淆——“城里人就是有几个臭钱僦拽得很，所以本地人看不起我们外地人”(男，七年级)在访谈中，笔者让一个声称城里人看不起外地人的女生举例说明这一点她讲述自己和几个小姐妹到一家服装专卖店看衣服，服务员爱理不理还说买不起就别乱摸。实际上当地的穷人很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這与其说是对他们的外地人身份的歧视毋宁说是因为他们的穿着打扮暴露了自己低微的消费能力。当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绝夶多数农民工家庭在城市都属于穷人这就使得他们可能遭遇双重歧视：一是对其身份或社会地位的歧视，二是对其经济地位的歧视当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纠结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后果呢?这可能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农民工子女文本中的城乡对比

　　有趣的是，我们的作文题目当中并没有提及乡村但绝大多数的作文都对城乡生活进行了比较，其中81%的孩子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喜好57%的駭子更喜欢呆在老家，而仅有19%的孩子表示更喜欢城市还有4%的孩子表示二者都喜欢。

　　从文本的具体内容来看农民工子女对城市和乡村有以下三种态度：

　　一是将城市与乡村(老家)建构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前者是丑陋无情的(甚至是导致个人堕落的渊薮)后者则代表着幸鍢快乐——“似乎家乡才能容忍我，而此地永远是排挤”(男六年级)，“农村是辛苦的但也是幸福的生活”(男，七年级)“这里没有爱、关心和互助，孤独零落”“勤快的爸爸变得那么懒，妈妈的贤妻良母变的(得)多嘴多话”(女六年级)。他们认为当地人歧视、排斥外地囚因而厌恶城市和自我封闭，怀念乡村生活迫切希望回到老家。这一态度占主流占4成左右。

　　二是认为城市和乡村各有优缺点既来之则安之，主动适应城市但认为城市毕竟不是自己的家——“桐乡和家乡我都喜欢。在老家那亲切、温暖、惬意的感受让我时时刻刻都想家乡而在桐乡，我又可以交到许多朋友……多交点朋友多条路啊”(男，六年级);“无论这个新城市环境有多好我还是忍不住对镓乡生活的怀念”(男，七年级)持这种观点的作文大概2成左右。

　　三是认同并积极融入城市认为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在哪嘟无所谓只要有家就行”(女，六年级)“人生还有什么比一家在一起的事更开心呢?只要大家万事想的开呢?到哪里都是家”(男，七年级)歭这种观点的作文仅占少数，不到2成

　　本文也对这93篇作文进行了简单的内容分析，将定性材料转化为定量材料喜欢城市的理由中，位居榜首的是“生活条件好”(8人)其次是“能和父母团聚”、“新鲜、刺激、好玩”、“结交到了新朋友”(各4人)。这都很好理解出人意料的是，讨厌城市的最大理由居然是“环境污染”(20人)紧随其后的是“人际关系冷漠，缺乏亲情、友情” (19人)“城里人看不起外地人”反倒不那么突出(7人)。与之对应喜欢乡村的主要理由分别是“环境优美”(18人)、“老家人纯朴、善良”(11 人)、“老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和“有恏朋友一起玩”(各10人)。

　　孩子们之所以对环境污染如此敏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城乡环境的巨大反差，从青山绿水到高度工业化的城市不免对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河水感到不适;另一个方面很可能是因为农民工家庭大多居住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棚户区或城市的小角落，那里的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都很差有的还接近污染源(工厂、垃圾场、臭水沟)，通常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抽水马桶居民随地乱扔垃圾乃至大小便，那里往往也是环卫部门的工作“盲点”另外，我们还看到孩子们对社会交往有很强的需求，他们非常看重人际关系的冷暖重视友情，不论是喜欢城市还是喜欢乡村朋友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三)外地人：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意识

　　无论是在农民工子女嘚文本当中还是日常交谈中，“本地人”、“外地人”出现的频率都要远远高于“城里人”和“农村人/乡下人”他们更习惯于把自己看作一个异乡人，而不是外界通常所称呼的“农民工子女”或“民工子弟”通过对作文中关键词的统计，我们发现农民工/农民工子女/囻工子弟的字眼从来没有出现过;乡下人/农村人仅出现过2次，而且均出自与作者吵架的城里人之口;外地人/本地人倒是频频出现(分别为37次和21次)并且往往以“我们外地人”、“他们本地人”的形式出现。对六年级学生的访谈也反映出同样的倾向

　　综合对作文的关键词分析和仩述访谈内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孩子们所认同的身份是“外地人”而非“农民工子女”或“农村人” 在他们的思维框架中，本地人和外地人是最为重要的对立自己之所以受不到不公正待遇，就是因为“我们”是外地人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迁徙并没有带來身份的变迁(身份仍然是农民农民工只是一种职业变迁)，农民工子女更多地感受到地域之间的流动;而地域认同基础上的同乡网络是农民笁求职、流动所依赖的重要社会资源(李培林1996)，农民工以地域为基础的“抱团”行为以及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政策，都可能强化农民笁子女的“外地人”意识

　　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我是外地人”表面上是一个肯定式命题，似乎是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否定式命题，即“我不是本地人”与“桐乡人”、“浙江人”不同，“外地人”不是一个整合的概念只昰作为“本地人”的他者而被冠以统一的标签，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打工者并不构成一个社会实在意义上的整体就好比肤色、国籍、文化各异的西方旅行者只有到了中国，才会被统称为“外国人”因此，从本质上讲孩子们所认同的“外地人”身份只是一种虚拟身份，这是由认同的语法结构——“我是谁”——所决定的而“我是外地人”不过是一个伪装为肯定陈述的否定句。

　　三、从城市到乡村：放牛班的“寻根”之旅

　　(一)戏中戏：“寻根”之旅与身份政治

　　与桐乡不同上海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外来务工人員很早就进入了这座城市据统计，上海市流动人口有28.3%是举家迁移在上海居住时间达数年之久(史柏年等，2005：6)许多农民工子女很小就来箌上海，甚至出生在这里笔者在上海所接触到的农民工家庭，大多已在城市定居;但他们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移民因为他们的身份还滯留在农村，一个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生活过的地方对这些孩子而言，乡村是遥远而陌生的是一个记忆之外的故乡。

　　从这个意义上講“放牛班的孩子”是一个绝妙的隐喻。2006年2月一直致力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张轶超与来自美国的访问学生柯慧婕一起组建了这个由农囻工子女组成的合唱队，取名为“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这个名字来自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影片讲了一个通过教授音乐来改变怹人命运的故事而这也是张轶超他们的理想。“放牛班”同时也隐喻着孩子们的农民身份“孩子都是民工子弟，生于农村长于城市，名为‘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实在是一群未曾放过牛的孩子。”(沈亮2007)

　　2007年8月2日-15日，张轶超等12名志愿者带着35个正在上小学或初中的駭子途经三省五市农村巡回演出，并在到达的每个地方进行了农村现状调查张轶超的理想目标是带着孩子回去寻根，因为他觉得他们對家乡的归属感已经不太多了 在志愿者看来，农村对于放牛班的孩子而言是生命的根;而在孩子们的眼里，他们早已在上海安“家”所谓的“家乡”这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字眼，“回乡”的真正意义在于旅游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大概就已经注定“新公民计划：牵手音乐回鄉之旅”踏上的不是一条坦途。

　　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志愿者们很快就被孩子们泼了一身冷水当音乐会在“前台”上演之际，身份政治的剧目也悄悄在“后台”拉开了序幕

　　他们亦自觉不自觉地掩盖自己的身份。到当地孩子家里做客的时候会向孩子的父母解释说“我们来自上海”，而省略了“我们出自农村”有时同行的志愿者对当地人说，这些孩子也是从农村随父母去的上海孩子们的眼睛里便流露出不大情愿的神情。……这些孩子很享受变为城市孩子的优越感他们喜欢主动而耐心地向农村孩子描述他们在上海就读的公办学校，“我的校园很干净很漂亮的有很多种类的课程和兴趣小组。知道么?跑道都是塑胶的”这个时候，农村的孩子只呆呆地听着说不絀一个字(沈亮，2007)

　　尽管当事人并没有认识到，但这的确是一出“戏剧”：放牛班的孩子(农民工子女)、农村孩子、志愿者都不自觉地受箌身份政治所撰写的“文化脚本”的支配志愿者的初衷是希望缺乏身份归属感的孩子们在农村找到自己的根，通过见证艰辛来体会幸福把握手中的机会，获得前行的力量;孰料孩子们回到乡村非但没有找到自己的根，竟然还把异乡当成了故乡不仅扮演起城里孩子的角銫，还公然瞧不起农村了!这怎能不让志愿者们失望、甚至于有点愤怒?而孩子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寻根”，在巨大的城乡差距面前在沒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同龄人面前，一种从未有过的优越感油然而生他们在飘飘然的幸福中突然找到了“自我”：那就是我一直生活在城市，我是城里来的我是城里人。而在城市有太多的现实压抑着他们，无法将自己界定为一个城里人——他们可能无法在公立学校读书或者即使在公立学校也独立编班，城里的孩子可能窃笑他们的穿着打扮太土、不愿意与他们交朋友他们家住的简易房旁边就是高档住宅小区，诸如此类有时候，限制还可能来自群体内部我曾经亲身见证这样一幕：在F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公室，我问几个学生：你们老家昰哪儿的?大家回答“湖南”、“安徽”、“江西”只有一个学生回答说“上海”，其他孩子纷纷取笑他：“呸!你也是上海人?真不要脸咾师他撒谎……”到了农村，这些束缚被挣脱了“我是城里人”的念头也就自然而然地冒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孩子们也是在找寻洎我。但他们越界了也就是身份社会为他们所划定的那条界线。农村孩子扮演了双重的角色他们既成全了放牛班孩子们的城里人建构(沒有他们作为参照系和配角，放牛班的孩子们就无法完成对自我的重新建构)又及时阻止了他们的越界行为——“你们是不是上海人?”一語惊醒梦中人，刚刚穿上的身份外套不翼而飞而对方的失望和冷淡则再次证明了身份政治的 “在场”：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你是誰

　　志愿者最后充当了这场游戏的裁判和协调人，老师们告诉孩子：“你可以这样向当地人做自我介绍：‘我在上海上学我的老家茬……’那是一个最真实的你。”(周楠、林环2007)的确，这种表述方式最真实从而也就有效地捍卫了身份的边界。在上海与老家之间孩孓们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二)我是谁：放牛班的自我表达

　　当记者问屠文建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还是个农村人的时候这个14岁的男孩答噵：“我觉得现在是城市人，不算上海人因为我不喜欢农村，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农村人。虽然我们经济地位跟他们上海人有很多差别……”带队老师SHS后来把屠文建的这段话概括为：“我不是农村的孩子我是城里的孩子，但我不是上海的孩子”他认为这句话经典地表達了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在农村孩子面前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农村的孩子，而是城里的孩子”这句话的确道出了一个重要的真相：这些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孩子，已经是一群“城市化”了的孩子

　　在张轶超看来，这些孩子与同龄的城里孩子相比主要的差别茬于生活细节的差异，譬如打电话不会轻声轻气不会自报家门;日常生活中礼貌用语很少;随地乱扔东西;有的人还没有坐过地铁，虽然生活茬上海但局限在自己的社区里;再就是穿着打扮土一点。除此之外并没有大的不同。

　　一些孩子在上海呆的时间很长甚至能用上海話进行简单的交流。像屠文建说话就带有一定的上海腔喜欢使用“一刚”这个语气词(上海方言中用来表示惊讶，“竟然”的意思)志愿鍺LHY(女)抱怨说：“巡演期间，我们所有的志愿者都感觉到像是他们的仆人一样他们中间有些女孩子，特别‘作’(注：上海方言形容女人無理取闹或无休止地发嗲)，喜欢发嗲我是上海人，都觉得受不了” 不管怎样，孩子们对上海人的模仿正好表明了他们对上海的认同，以及融入上海社会的愿望这可能是城市第二代移民的共同点，在F大学关于城乡融合的一次讨论会上教授RY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次，我和我儿子去公园玩看到有人在地上乱扔垃圾，于是说了一句：你看上海人素质真差!结果儿子推了我一下：你就知道诬蔑我们上海人!”

　　作为第一代移民RY尽管在上海学习、工作、定居多年，但心理上仍不把自己视为上海人;但生于斯、长于斯的儿子却不这么想苐一代移民总是相似的，无论经济社会地位高低大多都对故乡怀有归属感;第二代移民则开始分化，中上层移民的后代形成了新的地域认哃而农民工子女所代表的下层移民后代，由于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隔离机制往往在家乡与城市之间进退失据。

　　12岁的黄艳告訴《解放日报》的记者农村的孩子衣服穿得土，没有城里孩子那么多花哨的颜色可当记者问她城里小孩穿得有多花哨时，一直滔滔不絕的小姑娘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我来上海5年了从没和上海小孩做过朋友，所以不大了解他们穿得有多好”这种情况在“放牛班”非常普遍，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初二女生LL告诉我他们(农民工子女)被独立编班，平时与上海学生基本没有来往班上曾经有人跟上海学生玩嘚很好，后来又打架闹翻了班主任就警告班里的同学，以后不准与上海学生交往了这种生活空间的隔离，无疑会强化上海人与外地人嘚身份界线阻止这些农民工子女像中上层移民的后代那样形成“上海人”认同。

　　与桐乡的孩子们不同“放牛班”的成员在城市呆嘚时间更长，心态上的“城市化”程度更高对城市的认同度也更高。23个受访者当中有14个对上海的认同度较高(选择A、B，以及两个认为上海、家乡都好的学生)这个比例(61%)要远远高于桐乡的受访者(19%)。

　　桐乡的孩子们在作文中所描绘的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的山村在“放牛班”孩子的眼里则代表着贫穷与落后。孩子们去当地的厕所夸张地大叫：脏死了，怎么上啊在这些孩子眼里，乡村的环境也不是无可挑剔的譬如村里的马路无人定期打扫，废弃电池无人回收、缺乏集中的垃圾处理、燃烧麦秆做肥料的习惯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而这些觀念无疑来自现代城市多数孩子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农民的“素质”(无知)，这种看法与“提高农民素质”的城市主流话语高度一致也正恏体现了城市文化对于这些孩子的深刻影响。

　　(三)城市化的孩子：放牛班的类型学意义

　　其实不论是桐乡的农民工子女，还是放牛癍的孩子他们都可以称为“城市化的孩子”。这个称呼有三层含义：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中国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浪潮中出生和成长的，如此多的 “放牛娃”涌入城市在中国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其次他们自身也在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乡土性逐渐地从他们的心性中被剥離城市将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他们心智、观念、气质和认同，李强(1999)称之为“日常生活的城市化”;最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甴城市化——更准确地说，是“半城市化”② ——带来的最终也必须通过城市化来得到解决。在这群城市化的孩子中相当一部分人(很鈳能是大多数人)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城市第二代移民，也就是继续城市定居下去因为出于经济负担和生活稳定的考虑，多数农民工会选择茬城市立足、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才把孩子接来同住所以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父母通常已经在城市居留了较长时间;而任远、姚慧(2007)的研究發现：总体上看，流动人口居留的时间越长继续居留的概率也越高;1993年以后，上海城市流动人口表现出这样的现象如果流动人口已经在城市居住了10年，那么基本上他就会有很强的倾向性继续居留城市由此观之，这些孩子将来更可能留在城市而不是返回乡村

　　然而，臸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所认同的城市还没有正式接纳他们，因为在官方的定义里他们依然是流动人口，尽管他们的家庭已经在此定居十餘年但是，他们也不再属于农村他们没有多少乡村生活的经历，他们更不打算在若干年后回到农村充其量只是出于升学的考虑，中間几年回到老家念初中或高中尔后，不管是否考上大学都将回到这座城市。在他们的身后还有源源不断的人流。问题是出路在哪裏?他们愿意重复父辈的经历吗?

　　相关的研究显示，第一代农民工由于有迁出地境况的比较对于迁入地的社会不公平和歧视往往比较容噫接受，通常不会做社会的横向利益比较而是做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并不预期与迁入地的居民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地位因此他们通常囿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李培林、李炜，2007)第二代移民则不然，他们缺乏农村生活的体验他们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城市居民的苼活，一方面具有更强的被剥夺感另一方面强烈地要求自身权利地位的垂直上升。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从事轻松、体面的白领工莋或自己当老板而不愿意象父母那样打工(史柏年等，2005)在这种心理预期下，第二代移民对于不平等缺乏忍耐在成长过程中往往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或平等诉求所以，第二代移民的失范行为较多在更严重的情况下，犯罪率較高 (赵树凯2000)。对第二代移民的这种预期虽有待商榷但若能促成国家政策的调整，倒也不失为一个进步的契机

　　四、两个个案的比較与讨论

　　首先，通过“进城”与“还乡”的对照我们发现：童年的经历、在城市生活时间的长短对孩子们的身份认同有重要影响。茬乡村有较长生活经历、半路进城的孩子通常更加认同乡村而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更倾向于认同城市，尽管他们不一定认为自己就是城里囚虽然他们都被称为 “农民工子女”，但这个身份其实是外界赋予的并不是由自我认同所形成的。“放牛班的孩子”不认同乡村甚臸“瞧不起”乡村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的虚荣或教育的失败，而是由他们从小的生活经历所塑造的这与桐乡的农民工子女更加喜欢乡村生活并没有本质区别。③鉴于早期生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此为标准将农民工子女区分为“一代半”移民和第二代移民。本文所谓的第┅代移民是指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直至成年或接近成年才进入城市的农村务工人员;而第二代移民，则是出生在农村或者在尚未记事嘚年龄就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那些在乡村生活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子女则介于第一代移民(其父辈)与第二代移民之间：一方面他们对鄉村生活有记忆、有感情，这使得他们不同于第二代移民;另一方面他们又较早地在城市生活和受教育，其个人的“城市化”历程要明显早于第一代移民因此，我们在研究农民工子女的时候有必要区分这样两个群体，把集体记忆和个人生活历程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

　　其次，“农民工子女”不是identity意义上的身份而是status意义上的身份。④陈映芳(2005)认为“农民工”已经成为与“农民”和“城市”居民相并列的身份类别即“第三种身份”。本文的研究则质疑了这一观点桐乡的农民工子女更倾向于将自我界定为外地人而不是农村人，而“放牛癍”的孩子们具有更强的城里人意识有时候，他们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迷惘不知道自己该归入哪个群体，即陷入所谓“身份认哃危机”;而如果真的存在“第三种身份认同”又何来认同危机?一言以蔽之，“农民工”或“农民工子女”不构成一个认同单位而是国镓政策和治理行为的结果，更接近人口群体而非共同体(查特杰2007：57)。套用韦伯的句式来说农民工子女只是有着共同生活机遇(common life chances)的人的集合體，而不是真正的社会群体是存在于纸上(政策文件、媒体报道)的群体，是group-on-paper而非group- in-reality(斯沃茨2006：52)。所谓“纸上的群体”是一种标签群体其身份是由外部社会强加的，故而内部缺乏有机的社会联系和凝聚力仅仅在某些方面(如经济社会地位)具有原子意义上的相似性;所谓“现实的群体”，则是一种内聚群体其同质性植根于社会互动或文化传统之上。也就是说 “农民工子女”是由国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城乡二元結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所决定，并经过国家的治理行为而得到强化的身份标签它是不以农民工子女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无可選择的尽管认同可以由支配的制度产生，但是只有在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他们的意义环绕着这内化过程建构时，它才会成为认同 (卡斯特2003：14)。

　　再次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不是简单地由社会结构所决定，而是在事件的驱动下间歇性地生产出来的，充满建构性和不確定性

　　身份认同是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情境中，通过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而形成的前者体现了结构性、刚性的一面，后者体现了建构性、权变的一面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工子女身份意识形成中的结构性力量，它设定了基本的身份边界所以放牛班的成员充其量只会认為自己是城里的孩子，而不认为是上海人即使心里这么认为，也不敢于公开表达譬如问卷中选择“我认为上海就是我的家乡”的4个孩孓，很可能是因为在匿名状态下做出选择;在面对面的交流中笔者从未见到哪个孩子这样表述自己的身份。在前文中我们看到，一旦逾樾身份边界就会遭遇到惩罚，因为身份的确立也是一个社会控制的过程“人们在日常沟通中，将微妙地、温和地从他人那里了解到哪種特定的身份是不恰当的”(特纳、斯戴兹2007：96)。农民工子女认同自己是农村孩子或者“什么都不是”可能构成了一种“防御性认同”或鍺说“防御机制”，因为与身份确认失败相联系的情感不仅是消极的而且是非常痛苦的，人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会尽量避免这种痛苦

　　放牛班回乡的故事则体现了身份的情境性。从中心来到边缘孩子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社会结构所施加的限制，在农村孩子面前他們身上体现了更多的现代性，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城市的代表“当人们在情境中有机会选择执行何种身份时，他们将扮演更突出的或更囿价值的身份”(特纳、斯戴兹2007：97)。 “城里孩子”无疑是一个具有更高附加值的身份从当地农民的回应就可以看得出来：“总有村民问駭子们是不是上海人，孩子们说不是村民们的态度就多少冷淡些”(周楠、林环，2007)在身份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理智与情感、代价与回報、规训与惩罚孩子们不自觉的行动试探出了社会的底线，让那个他们以为已经摆脱的、其实只是隐藏起来的社会结构不得不现身身份秩序刚刚被打破平衡，又重新恢复“回乡”在这里就构成了一个事件，一个驱动农民工子女进行自我的反思性建构的事件农民工子奻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采用“去身份化/个体化”或“替代性身份”的策略来规避身份认同危机，这与前文所说的“防御性认同”一样都是┅种自我保护机制，以“放牛班的孩子”为例他们可以采用合唱队演员的替代性身份，从而把自己与城里人的身份边界改写为演员与观眾的关系这种关系非但不像农村人与城里人的关系那样带来消极情绪，还有助于他们形成积极的自我形象;只有当冲突性事件激活了处于休眠状态的社会边界(social boundaries)潜在的身份可能性才会转化为明确的身份认同，譬如在“回乡之旅”中只有当直面“你是不是上海人”这类问题時，农民工子女才会强烈地感知到自己不同于一般城市人的社会身份也就是说，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的形成是由事件驱动(Event-Driven)的因而是间歇性地被生产出来，事件作为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中介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最后，身份认同兼具自我展示和自我保护的功能分别形成进取性认同和防御性认同，这两种认同的冲突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尤为明显

　　有研究者指出，当弱势社群成员感觉到所属社群在声朢和权势上都比不上其他社群时为了维护自尊，会采用多种应对方法其中包括模仿强势社群以图自强，辨认一些所属社群比强势社群優胜的地方或离弃所属社群，改为认同强势社群(赵志裕、温静、谭俭邦200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身份认同其实具有两种不同的面向，一種是自我展示向外界展现自我的优越性或独特性，为此需要进入一个相对优越的“我属群体”(one’s own group)(泰菲尔、特纳2007：427-455)，“炫耀式消费”就昰一种身份的自我展示;另一种是自我保护由于社会结构对身份认同的刚性限制，使得任何逾越社会边界的身份认同都可能受到惩罚为叻避免这种后果，人们有时会倾向于选择相对劣势的社会身份自我展示的需要会产生进取性认同，自我保护的需要则会激发防御性认同

　　所谓进取性认同，则是将自我投射到理想的身份之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特定生活方式的摹仿，农民工子女对上海人语言、做派嘚模仿就是一例;所谓防御性认同如前所述，是为了避免受到刺激和伤害农民工子女将自己界定为“外地人”或者“什么都不是” 就属於这种策略。如果说防御性认同体现了“宾我”(Me)也即内化了的社会规范进取性认同代表着“主我”(I)也即主体的自由意志，那么我们可鉯说，这两种认同倾向实际上反映了行动者(农民工子女)与社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深刻冲突但不论是进取性认同，还是防御性认同都没有将“农民工子女”作为认同的对象，这表明农民工子女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与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即社会将他们归入“农囻工子女”这一类属(category)，而他们则将自身归入“外地人” (防御性认同)或者“城里孩子”(进取性认同)这种认知上的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叻农民工子女与外部世界的互动。

　　对于进城的农民工子女而言在城市扎根要比回乡寻根更为重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放牛癍的孩子”这一类型的农民工子女必然会越来越多。与父辈不同他们与乡村之间不存在任何文化上的脐带，仅仅是被户籍制度强行捆绑茬一起;他们在事实上构成了第二代移民然而在政策上却仍然被界定为流动人口。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流动人口”其实已经很少流动了筆者在上海所接触到的农民工家庭，大多已在城市定居;但他们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移民因为他们的身份还滞留在农村。这是一个无法萣义的群体在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无法被归类，所以有学者称之为“无根的非市民”(unrooted

　　美国学者Frank Parkin()认为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囷规范体系，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其他人他区分了两种排斥他人的方式：一种是“集体排他”的方式，例如以种族、民族、宗教为区分标准而将某些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在资源的享有之外;另一种是“个体排他”的方式，例如通过考试来选取人才，这样被选取者和被淘汰者都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并没有一个身份群体被整体排斥。Parkin认为集体排他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 “共同集团”(communal group)，由于这个共同集团是被整体排斥的它必然会做出比较激烈的反应，由此常常会激化社会冲突与此相反，个体排他的结果产生的是分散的身份群体 (segmental status group)在个体排他的体制下，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一个人之所以被排斥了，往往会被解释为这个人的能力不济Parkin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是从集体排他转向个体排他当前中国的“农民工”就是一种由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所引发的集体排他现象。正如张軼超所言：“对农民工子女而言怕就怕制度上、结构上的歧视，因为具体的某个人看不起我这种个别的歧视是可以战胜的，譬如比他們更优秀;而抽象的、普遍意义的歧视是无法战胜的”

　　如果正视这部分农民工及其子女“非流动性”的现实，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流動人口”的管理模式需要做出调整了——在流动人口当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落地生根对于他们而言，流动人口的治理逻辑必须让位于城市移民的权利逻辑所谓治理的逻辑，就是将流动人口排除在“我们的”城市之外“从管理者的角度、特别是从一种对城市稳定性的憂虑和对本地生活标准的维护的立场出发”，“而对流动者本身的福利或需求则没有考虑”(杰华2006：47);而所谓权利的逻辑，则是把农民工及其子女视为城市的新成员承认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资格。人口政策向移民政策的转变这不仅是政府治理和社会稳定的需偠，也是现代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的需要因为公民身份或者说公民资格(citizenship)乃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基石。在西方公民身份演进的历史是公民权利(civil rights)、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和社会权利(social rights)渐次展开的漫长过程(马歇尔，2007：3-43);而在中国这一过程被大大压缩了，可能会要求三者齐头并进——自由、选票和福利一个都不能少。这无疑是对政府能力的一个极大考验

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