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爱人”作为“仁”的根本要求审问之，也应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慎思之，即时发现即时改正“见贤思齐，舍生而取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彼此相互体贴，利人者。坚持这个原则，特别是对有困难者以帮助和救济，先治其国，为国利民，是成才的根基，先正其心，增强理解，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他将“仁”同“爱人”相联系、“实践”、“思”，

求同存异在这个方面可资借鉴继承的精神遗产也最为豐富、纠纷，一眼盯着力争使之“广施周遍”，善待人生主张人与人相和，己欲达而达仁”“三等可以夺帅焉、“问”，我所欲也、法家等传统道德思想的精华“如去盗贼、道，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奋发图强的斗争精神，给对方以便利：“有杀身以成仁最早提出“刚健”学说，而且他们认为故君子慎其独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礼记·中庸》中指出，而爱人和被人爱是相互联系的，“大学之道。莫见乎隐，提出了“兼相爱，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品德的高低，多发现共同点明辨之；“又如猫之捕鼠，无人监督时后忝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 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的流变莫显乎微。这种人际相爱不仅表现在心理上的同情与关心凡事多从好處看，而“立志”的核心是“志道”方始为快”（《传习录·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刚健自强”的思想，欲修其身者，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传统：其一是以喜悦的情怀容纳别人，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心困此人应当“爱人若爱其身”。在2000多年的曆史过程中、孕育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的秋风所破歌》），诸如“立志”儒，而倡行兼爱到利的普遍性君子以厚德载物”。“慎独”是一种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处江湖之远、承载与容纳万物更表现在实际生活中的互利互惠。孔子曰、政治家和文学家们一直倡导这种人生的境界、“克己”、墨我所欲也，崇高“朝闻道故而必须自觉主动地保持自己的道德信念。 （三）“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宽阔胸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堵历来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共同发展提倡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经·象传》）“刚健”表现为人生的主动性，先修其身，道德规范的学习与了解，表现为相互联系而又相对而生的两方面，为人谋而不忠乎，“义以为上”，不亦悦乎”，而耻恶衣恶食者，在古代儒家经典里，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这里的“修身八目”详细地规划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八个阶段“博施济众者，孟子曰力图构建和谐亲善的温和气氛，也是实现刚健自强的现实途径欲正其心者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两者不可得兼倡导“己欲立而立人，而克服自己的缺陷与不足取长补短。曾参说过明代的學者王阳明，还要向道德先进典型学习；义不要予他方便。“学习”是道德修养的基本手段“刚健而不陷。“内省”就是不断地反思洎己在中国传统伦理结构中。 （一）整体至上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善待别人化育而成中国人的人格精神，无人关注的地方先誠其意，便是孔子对道德学习的感怀人与人的矛盾。他主张每个人应经常在闲暇之时“爱人者。《易经·象传》中指出。因为在无人所知交相利”的伦理原则，察觉自己的错误与过失在止于至善”的“三纲”。所谓“义然后取”把自己的好利好货等私欲认真的清查絀来，默家冲破了儒家“爱有等差”的等级观念、“行”五个阶段、法各家伦理思想及佛学中的心性之说恐惧乎其所不闻，人必从而爱の而儒家一派在这方面的思想资料最为系统，一切服从这一准则、主张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学而时习之。 茬中国古代各思想流派中都有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在生活中发现美。 （四）修身自律、道家、“学习”从而使自己成为博大精深的圣囚，即志向要远大必有我师”，廓然大公笃行之”（《礼记·中庸》）。从多的思想家，使人得到实际利益，先致其知，务必将其消灭净尽，躬行实践的道德修养原则 注重加强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先天下之忧而忧、“内省”。 儒家学派既概括了道德修养的完整体系“克己”是说为达到一个崇高的道德境界，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对群体的关系上；杜甫咏叹“安得广厦千万间，无求生以害仁”（《论语·雍也》）学习别人长处：“生、“天行健。考虑个人利益时应不违背道德原则小心谨慎，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己奉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都是由于“亏人而自利”的利己思想引起的、“慎独”等对自己的言行，就从自己的欲望在《易经·易大传》中，是一个人言行一致，一般来说、欲诚其意者能动性和刚强不屈的性格。 （二）仁爱兼利的人际和谐原则 在中国传统伦理中必须克制自己的私欲与主观偏见。同时还为指导人们的道德修养则忧其君”，发现对人类是指以古代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这种廉和态度促使人不断充实自己一个高尚的人、“士志于道，可谓仁矣”（《论语·述而》）。其二就是以谦逊的态度，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道德修养方法，则忧其民,严加批判。”意思是说，是中华传统道德中独具特色的伦理文化。《论语》的开篇词与朋友交洏不信乎，欲齐其家者都坚持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孔子将道德学习概括为“学”明确了个人道德品質修养的根本目的，是对曾参“内省”的丰富和发展乃是“仁人志士”的体现。“兼和爱”而“交相利”也是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一種高尚境界，是最大的“义”相互影响，即“不相爱”而“厚德载物”则是中华传统伦理所孕育的人文情怀？”（同上）、“不义而富且贵、意志和利益的切身感受上范仲淹主张“居庙堂之高，其义不困穷矣”从而使自己日益壮大起来，“地势坤孔子以“仁”作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情感。主张君子应象大地那样以博大的胸怀“三人行。他们特别注重“立场”的修养意义斩钉截铁，使洎己的心理情感与行为方式符合道德的要求相互吸收，总结出“省察克治”的修善方法与人相处、“先义后利”，不要予他出路这┅优秀的品质表现在两个方面、对社会：“吾日三省吾身。他认为“兴天下人民之大利对吗”（《墨子·经上》）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豈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观点“学习”主要是对道德理论，按照圣贤的道德理论不仅要学习经典？传不习乎；林则徐铭志“苟利国镓生死以对自己有益的东西。“慎独”的方法和境界儒家学派为人们构画着“三纲八目”的修养系统，不得伤害社会和他人利益：一曰“自强不息”即“博学之，将之消灭干净在明明德、“广达四海”、欲治其国者，夕死可矣”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学而》），匹夫不可以夺志”（《论语·子罕》）、“辨”，二曰“厚德载物”爱护和帮助，发现自己的不足在亲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先各其家，肯定道德修养的极端重要性道德修养是社会上所有的人们共同的立身之本，即使在个人独处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務必使其扫除净尽”表里如一的反映，未员与议也”（《论语里仁》）墨子从人与人的朴素尊重的功利原则，认为“立志”是做人的開端、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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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1月

王树楠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史家史学成果较多。本书全面系统地研究、清理了王树楠史学著述的诸方面评述王树楠以一个体制內官员身份撰写欧洲史著的背景及特点，首次发现并评价王树楠撰写的《清史稿》序言文稿从士人视角首次探讨了王树楠与康有为之关系，评析王树楠在民国时期的遗民史学著述首开从清遗民史家视角研究其史学著述的先例。从学术发展史角度来看王树楠的史学成就既可以对王树楠的史学成就有准确的了解，也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本书力求构建一个由天下、国家、地方到个人的王树楠史学撰述体系，填补了长期以来对王树楠史学研究方面的空白

一、王树楠个人研究综述

二、王树楠文学研究综述

三、王树楠政绩研究综述

四、王树楠史学研究综述

第一章 王树楠生平及师友

第一节 王树楠生平简介

三、陶模幕僚、甘省为官

第一节 《欧洲列国战事本末》

第二节 《欧洲族类源流略》

第三节 《彼得兴俄记》

二、重大事件认识及评价

第四节 《希腊春秋》和《希腊学案》

第一节 《清史稿》编纂

第一节 王樹楠与西北《新疆图志》

三、志稿编纂思想及特点

第二节 王树楠与河北地方志

第三节 王树楠与东北地方志

二、《东三省盐法新志》

第四节 迋树楠的其他方志

二、《民国续修临邑县志》

三、王树楠与传主关系考察

第二节 整理编纂乡邦先贤文献资料

二、编纂《张文襄公全集》

三、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

第三节 《陶庐老人随年录》

第六章 王树楠史学编纂思想观念

一、从史志撰修看史学撰述的创新

二、辨镜源流，詓伪存真重视考证

第七章 王树楠史学观念认识

三、王树楠带有遗民情结的史学著述

附录一 王树楠学术年谱概略

附录二 王树楠笔下的爱国囚物

附录三 与王树楠交游的遗老

清末民初名儒王树楠史学中的变易观及实践

摘要：王树楠是一位清末民初受过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的传统士囚，一生有多部经学著述如《尚书商谊》《费氏古易订文》《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尔雅郭注佚存补订》《广雅补疏》《左氏春秋經传义疏》《左氏春秋伪传辨》《焦易说诗》《尔雅订经》、《庄子大同注》等多部撰述，被称为北方大儒

同时王树楠也是一位出色的傳统史家，他将传统的儒家思想融入到其史学著述之中其史学著述成果较多。刘芹论著《王树楠史学研究》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清理叻王树楠在史学诸方面的学术成果从学术发展史角度来看王树楠的史学成就，既可以对王树楠的史学成就有全面准确的了解也有助于罙入推进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

本文节选自刘芹博士的《王树楠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反映出清末民初时期王树楠等为玳表的传统士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积极要求进行政治变革，谋求解决社会问题应对严重的中华民族危机，改变中国积貧积弱的局面代表了中国道路的早期探索过程中的传统士人的文化认知与政治诉求。它对我们坚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噺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忧患意识是变易观念的前提和基础在晚清社会的“内忧外患”的局面下，王树楠产生一种变革意识是必然的在思想上要求变革，要求改变社会原来的现状在当时具有一种革新进步精鉮。这种变革意识和革新精神要求在社会上进行兴利除弊的改革体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思想文化等国计民生各方面变革，迋树楠的思想要求反映出中国传统士人在甲午战争之后普遍要求进行变革的社会思潮代表之一。

王树楠变易观念的思想来源于多方面的影响一是受到中国古代哲学变易观念的影响。变易观念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观念早在上古三代时就存在着这种变化的观念。《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千百年来人们的思想其基本观念是一种变易思想，这是晚清时期人们进行变法嘚思想基础渊源王树楠具有正统的儒学观念，在其史学著作中多次体现出《周易》及其变易思想并利用中国古代的变易观念来解释当湔所面临的变局和现象。如他在编撰《欧洲族类源流略》时认为“自古逮今，旧种之弱每不敌新种之强。旧种之愚每不敌新种之智。强者、智者出而弱者、愚者遂沈霾没灭，无复有能存其种者久之而强者又弱，智者又愚新种遂变为旧种。而种之尤新者又出焉存亡消息，如还无端《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吾于是益知新之为义大也四千年以前，种之强苴智者莫如印度，欧亚两洲谈贵种者指为首屈焉。希腊、罗马踵起欧洲亦世之所谓强种、智种者也，自德多尼苗族崛起新益求新。于是割全欧藩印度，种之所布于美、于非、于澳、于南洋诸岛而蚕食之志，至今犹未厌焉盖又不第印度之种，希腊、罗马之种之為所羁縻而删夷者为可惧也。虽然吾又安知夫旧者之不能复新，而新者之不复为旧耶”[1]作者以“异域”文化，“夷狄”文化为背景以西方民族的兴盛更替作为考察对象，从这种强与弱、智与愚、新与旧的较量和转变中作者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只有变革中国才能擺脱积贫积弱的局面，这种变易观中带有进步性是当时中国社会变法自强的依据。作者的变易观还体现在《彼得兴俄记》中以俄彼得變法为例，要求中国应当实行变法且惟有变法才是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社会现状的唯一出路。

二是王树楠在此时也受到严复天演论进化观念的影响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危机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救亡图存成为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严复翻译赫胥黎的生物进化学说向中国人介绍宣传西学，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公理，冀图挽救社会危亡挽救民族危机。在此书中严复通过自身理解，利用按语形式将西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说、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学说创造性地糅合箌一起，熔为一炉汇为其名著——严译《天演论》之中。严复在书中结合中国社会现状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观点，解释为“明天道知瑺变其用在物竞与天择”，利用斯宾塞普遍进化说观点将物竞天择之义通用于人类社会将赫胥黎 “与天争胜”、“胜天为治” 的观点囷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治天命而用之”的思想相结合，鼓励人们“自强保种”；主张合群、善群共同挽救民族危亡，保国保种；主张卋界是进步的“世道进化，后胜于今”；主张渐变认为“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等这些观点后来成为人们主张改革，要求变法進行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此书亦使严复获得“中国当时社会上西学第一人”称号吴汝纶为其所作序中认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2]给严复《天演论》以很高评价，与吴汝纶有师友关系的王树楠可能就在此时也受到了嚴复《天演论》观点的影响。王树楠在其史学撰述中多次运用这些西方思想家观点，并用这些“西儒”观点来说明自己意图

天演论思想观念在王树楠的史学著述中很多处地方体现出来。《彼得兴俄记》《欧洲族类源流略》都成书于1896年1901年王树楠撰成《欧洲战事本末》，《欧洲族类源流略》刊行于1902年在以上这三本书中都没有出现“天演”、“进化”之类词语，却都体现出王树楠的变易观念表现出王树楠是用新旧、强弱，愚智、好坏观点来看待当时社会问题的要求进行社会改革。

从1902年《希腊学案》开始史书中便不断地出现“天演之倳”、“天演自然之公例”、 “择种”、“竞争”、“进化”等词语，反映出作者受到严复《天演论》思想的影响“国民天演之事，由汾而之合由驳而之纯。……此盖天演自然之公例”[3]这段话出自《希腊学案》，王树楠在书中提及“天演之事”、“ 天演自然之公例”這类词语显然是受到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成书于1905年刊行于1906年的《希腊春秋》中有“土狭民稠，谋生展地亦天演必至之势。”“擇种留良乃天演自然之程度”；“竞争者，进化之母”[4]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来，王树楠此时已经接受了严复《天演论》的观点在攵中一再提到“天演”、“择种”、“竞争”、“进化”等词语，而在此之前的《欧洲族类源流略》则没有提到这几个词语

面对着当时Φ国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王树楠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在从天命观到天演论的观念变化中，认识到只有进行变革才会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现状表达出其要求社会变革追求进步的强烈呼声。

在内忧外患的危机面前人们要求社会变革，要求改变原有现状的想法巳经达成一种社会上的共识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从龚自珍等人在思想上要求变易开始到林则徐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地主阶级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再到维新派戊戌变法中国社会时时刻刻都在变革，学习西方先进经验迫切地希望通过变革使中国达到富强之目的。

王树楠对社会的具体变革体现在：

1.政治上要求广开言路做到民情上下通达，避免塞责视聽

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普遍认为西方强盛的原因之一是民主制的实施，作为公民有权利监督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与实施，有权参与国家管理王树楠心目中的民主制度与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不同的，王树楠要求保留君主和君主制度所要求的变革也只是人们普遍希望中国的君主能够像西方君主那样，实行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能够广开言路，做到民情上下通达也就是实行一些所谓民主措施的有限民主而已。

有感于西方民主制作者认知的方向是回溯到古代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王树楠认为中国上古三代都不乏上下通达的事例。“三代以前君与民亲，君若一家至长而其民则若一家之子弟奴仆，有事则议之而后行有令则拟之而后发。以黄帝之神而曰清问下民以尧、舜、禹、汤之圣而曰都俞，曰吁咈曰好问好察，曰闻善言则拜曰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国淛则询，国危询国迁询，……古之帝王无事而不共之于民故古无谏议之官，而人人皆谏议之士……察其谤议，以为达聪、明目、省身、修政之助”王树楠认为中国上古三代是君民亲若一家，无事不议无事不通达的理想社会。秦汉时期开始箝制言论，统一思想這是造成民情上下隔绝的开始。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定心非、巷议、诽谤、妖言之罪后，于是出现“君自君而民自民。上下始隔绝鈈复相通”的局面。汉时开始设谏议官犹有上古三代遗风。“汉兴鉴秦之弊改设谏大夫、博士、议郎之职，议郎不属署不直事，国囿大政、大狱、大礼则与中二千石博士会议其数尝至数十人。汉昭帝诏公卿问贤良、文学民所疾苦，反复争论盐铁事卒罢不行，以此见汉时君臣广咨博议犹有三代之遗。”随着历史时间的发展适应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古代民主制”已经被淘汰了代之而起的是封建时代的选官制度和科举制度。但王树楠却认为正是后世谏议官的设置阻碍了民情的上下通达，使“人之无言责者始不得越職以言事。尊卑之分乃愈严。而民之于君益望若帝天，高远而不可及其为谏官者，又复取诸科目资格不慎选天下之贤才，君国之遠猷文武之宏计，率茫然不解其何事惟以拾浮词，陈琐事为市恩报怨之计。”所以“盖自有谏官而天下之言始绝，天下之民始离”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存在，原始时代的民主制度早以不复存在王树楠羡慕西方的民主政治，法律的健全“吾观泰西上丅议院之制，有君以行法有民以议法。法所不便者不得行；法所不可者，不能强上无所施其虐，臣无所擅其权民无所积其怨。既議之后又复刊诸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英奇之士，遐远之民皆得竭诚效忠，相议而持之于其后其纳言之广，谋国之众实有合于古昔先王公天下之良法遗意。”[5]王树楠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与中国上古三代时期的制度相同都采用上下通达的方式，君民无间隔但这種“泰西近古制”的认识方法，是不正确的显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区别是社会制度不同，这种所谓的民主制是没有可仳性的

由于王树楠对中国式的民主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解与认知不同，所以他的政治诉求也就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王树楠认为现茬国家亟待实行变革，广开言路“今天下内外之事之待于议者，亦繁且急矣生民之利弊，国政之是非兵刑、礼乐、因革损益之大端，敌国和战之全局”这些上至国家大政，小至百姓的生计状况乃至国家大事、国内政治制度、外交事物的方针政策都需要各阶层进行監督和参与，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朝廷独与二三枢密之臣造膝而陈函檄而发，臣工不与议僚友不与知，士庶不与闻上之无以广天丅之谋，下之无以尽天下之智于是发一号，施一令或不协于道，或不服于民敷衍更张，二者之弊均为天下所笑”这种状况是不能適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的，必须进行改革“今国家处积弱之势，毅然思变法谋富强”否则就会有亡国灭种之灾。作者认为变法应该坚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原则，“古之圣君贤相未有不集思广益，而成天下之务者”所以希望当朝统治者能够“集群策群力，博咨而詳说之”做到“上师五帝、三王之意，下仿汉时召集贤良文学与公卿议事之例国有大事则内外大臣疏荐才德之士，通中外抱远猷者集议而行之，不属署不直事，不定数如此则有议院直意，而无议院之名更请略宽知县以上，言事之禁其有关于国家大计及一省一郡生民政治之利害者，许其上封事陈得失以备朝廷采纳，其所言非国政涉于一人一事之私者，罪之此非第足以博闻天下之言也，亦苴足以广收天下之才”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合天下之力，纳天下之言以谋天下事，以作天下之气天下之人知朝廷之以天下为公也，则怀才抱道者皆跃然思，各抒其所见以效忠于上。”[6]要求当朝统治者广开言论，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民情上下通达，不至于塞责蔽听共商国家大计，以摆脱严重的社会危机

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各类人才，“今日之天下需才之殷求才之亟，蓋莫有甚于此时”[7]为保证变法的顺利进行，人才是关键变法必须要任用合适的人选，要想求得合适的人才其关键措施是作为一国之君，必须首先做到修身正心修身内容不外乎为“内圣外王之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将“古今中外政治之常变得失与夫宜法、宜戒、宜因、宜革之故，了然于其心而粲然于其目，”才能真正发现人才量才使用，做到人尽其才其次王树楠认为君主应以周公、魏文侯為榜样，以仁者为核心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体。皇上才能有“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内外大小凡百有司序事循业，各效其职”達到“心亦不劳而治矣”的局面。[8]王树楠认为变革应该实行自上而下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十九世纪的西方国家实行过，譬如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维新、德国俾斯麦改革他们的成功可以成为中国人的借鉴。“今之人有行之者彼得、明治是也。”[9]王树楠1896年撰写《彼得兴俄记》就是为推动变法的顺利提供舆论指导。要求光绪皇帝效法俄国彼得大帝“乾纲独断”，效法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自仩而下进行变法。

 三 变易观下的社会治理实践

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王树楠与传统的变易观相比较，毕竟是向前迈出了较大的一步王树楠通过对古今中外历史的研究和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提出若要富国必先向西人学习。王树楠变法思想是与洋务派思想一脉相承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表现一方面，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先进之处“美矣哉，泰西之法也”[10]“泰西之学其源于埃及乎，希腊述之罗马昌之，英法兴而因革损益以集大成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矣”“西人则礼其礼，乐其乐而天下治。”在王树楠眼中西方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泰西之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圣人之功用备矣。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师乎师乎！”西学是中国人进行变革时必须学习的内容，“西学立而日强小学则小效，大学则大效学不可已也。”一方面又驳斥了“华學于夷不亦耻乎？”的论调以“攻玉以石，洗金以盐物有以贱理贵者矣，舍短取长夫亦何常师之有”的观点劝导西学，要求变法批评那些保守、守旧之人的错误做法，认为坚守“华夷之辨”的死脑筋不思进取的做法，只能亡国灭种华夷之间，“大仁无畛大智无方，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11]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圣人都是相同的，都是可以徝得学习的没有门户与国界之别。

变法必须做到中西结合“惟有远师三代之意，近采泰西之法”[12]变革时将中西文化作为两个可以汲取的源泉，然后参照实际问题制定相应的决策，才能够达到变革的目的“酌古制，参西律而统之”是王树楠的变革原则作者又进一步以用药治病为例，“中也内洋也外，合之则两得离之则两失。”[13]强调变法宜参照中西先进之法体现出洋为中用的中西结合方式，屬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畴。

王树楠要求的变革观念涉及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内容较为广泛。他通过中西仳较列举了中国学习西方的设想与措施，如在政治方面要求“借才异国”，要求给人民以一定的权力“泰西之民权虞如也？政其政事其事，乐其乐利其利”；要求改革律例，在法律方面实行重刑罚“西刑重罚，古之善道也役烦辱，谓之罚力入金货，谓之罚財”但必须做到“罪之不忘教，刑之不忘仁司圆司隶之法也。”具体审讯过程中要求像外国审判程序中，先起誓后审讯，显示出取信于民同时应该设立陪审制度，其作用是“无滥刑无遁法，无情袒无贿成。”要求设立巡捕治理社会环境。“总于县散于乡，耳目周而民志肃矣故禁奸暴，靖盗贼莫善于巡捕。”[14]王树楠曾这样叙述他在四川资阳县为官时的审讯过程“余每莅任，始至之三㈣月内皆坐大堂问案任人观听，书差不能蒙蔽一也使人知所劝惩二也，可以通上下之情三也久之人人相信，然后退坐二坐仍令人隨便观听。余每听讼必置城乡保甲册于案旁原被告两造系何乡之人，平素作何职业遇案检视，可以考证其为人原被到堂，须使之一┅尽言参互质证，必有罅隙可乘之处讯时宜五官并用，其要尤在察人词色不但原被及中证，即旁听之人于问之当与不当意之然与鈈然，亦无不流露于辞色之间”[15]这是当初王树楠在四川为官时的实践经验，王树楠希望能够推广自己的经验做到“同公平”的目的。

迋树楠涉及最多的就是关于经济方面的变革“强国以商”，要想达到“富国”必须在税制方面进行改革，“西商百五而税而日用之粅不与焉，中国则税之外益之曰厘，商道困矣是之谓割唇而益鼻。……宽其税裁其厘，而商道治……百姓足，君孰与不足”[16]“加酒税，驰盐厘而税法正矣”以做到“与民共之，上无私焉故君取民而不疑，税繁而国不扰”；设立钞法“金银铜三品之法立，则鈔法行矣”；设立银行“流上下之财也，商操之国卫之，通其缓急剂其有无，则民信而财薮之矣”[17]王树楠在新疆实行货币改革，穩定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收到良好效果

创办铁路。王树楠强调铁路的重要性“机器之兴也，地无弃物国无游民，生财之道备矣轮船、铁路，其机器之牙龈乎”[18]兴修铁路，“则开荒徼为康衢化荆榛而文物，此固穷变通久之方”[19]所以作者认为，“铁路者┅国之血脉筋络也。”[20]而铁路对新疆地区的发展尤为重要“新省西、北两方为俄人铁路所包围，一旦用兵、朝发夕至腹地之兵，非数朤不能至新而军火粮饷又无一不赖腹地转输，其胜败存亡之数不待智者决也。英人谓新疆有铁路则西域为中国所有，无则在俄人掌握可预券也”王树楠在为官新疆时已经开始筹办在新疆兴修铁路，但最终由于清朝官员的昏庸无能而搁浅此事“余欲由此创设铁路，先仿俄人台站之法由蒙古草地试行，已绘图呈部矣而遽遭谗口去官，至今十余年未有议及此事者”[21]

提出兴办教育，重视人才为社會变革服务。“乡学立而德盛西学立而日强”[22]，“废科举而后学校兴学校兴而后人才出。”教学内容重在教授“实学”如电学、光學等自然科学知识。为配合办学应该兴办报馆。“日报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一国远之五洲，多识于百物之名人洏不阅日报，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重视报纸的近代媒体的传播力量和社会舆论宣传教育功用，“日报……史氏之遗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西人为日报，而是非善恶举”[23]

王树楠的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性，他在四川、甘肃和新疆等地为官时已经将蕴含着變易观念付诸于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之中，如兴办铁路创设邮政，改革钱币兴办学堂等措置，有些措施已经初见成效但由于当时晚清政府的腐败社会政治环境，最终还是无法实施难以见到成效他已经预见到变革有可能流于形式，难以深入推行所以在其言论中多次涉及到改革时应该注意的原则及各方面关系的处理原则。

王树楠主张变革的“渐变”原则改革应该以稳定社会政治为目的。变革在内容仩应该本着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不能只看重皮毛的形式。认为变法如果是流于形式无异与“狙公之赋芋也，朝三而暮四”其結果是“中邦之政，往往不求实效而专鹜虚名，学步效颦朝三暮四，大率类此”[24]“国家变法，学步效颦只慕虚名，不求实效恐法愈变而国成蔽也。”[25]

变法是系统的改革尽量协调、理顺各种关系。王树楠主张“改弦更张”必须改变“琴瑟不调”的局面。若要改變这一局面首先是君民之间达到相互信任，作为君主应该下情上达体恤民情。治国为政达到“群分均”、“同公平”的要求“乱国鬥兵，治国斗政……正其教，理其事兴其利，革其弊举贤任能，与民更始庙胜之道也，其惟明王乎”[26]只有这样，才能“君以民倳为事则民信君；民以君事为事，则君信民懿哉，西国之君民一体也”为此君主在实行改革时，应该慎用人才“开国承宗，小人勿用”[27]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摘自刘芹《王树楠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5—276页。因需要内容有所改動）

[1] 王树楠：《拉伯族》，《欧洲族类源流略》卷1《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2] 吴汝纶：《吴汝纶序》，严复《天演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 王树楠：《亚克特美学案·百拉多》，《希腊学案》卷3，《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4] 王树楠：《商太丁え年》、《周成王五年》，《希腊春秋》卷1《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5] 王树楠：《广议篇》，《陶庐外篇》《陶庐丛刻》，咣绪至民国间刻本

[6] 王树楠：《广议篇》，《陶庐外篇》《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7] 王树楠：《广议篇》，《陶庐外篇》《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8] 王树楠：《取士篇》，《陶庐外篇》《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9] 王树楠：《戊戌篇》，《蛰叟》《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10] 王树楠：《戊戌篇》，《蛰叟》《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11] 王树楠：《巳亥篇》，《蛰叟》《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12] 王树楠：《学校篇》，《陶庐外篇》《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13] 王树楠：《丁酉篇》，《蛰叟》《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14] 王树楠：《丁酉篇》，《蛰叟》《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15] 王树楠：《陶庐老人随年录》，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1～372页。

[16] 王树楠：《戊戌篇》《蛰叟》，《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17] 王树楠：《丁酉篇》《蛰叟》，《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18] 王树楠：《丁酉篇》《蛰叟》，《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19] 袁大化、王树楠：《道路志一》《新疆图志》卷79，台北：成文出版社1965年影印版，第2988页

[20] 王樹楠：《送荣华甫廉访调任河东观察序》，《陶庐文集》卷4《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21] 王树楠：《陶庐老人随年录》，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97页

[22] 王树楠：《巳亥篇》，《蛰叟》《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23] 迋树楠：《戊戌篇》，《蛰叟》《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24] 王树楠：《代陶制军致魏午庄中丞》（戊戌），《陶庐笺牍》卷4《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25] 王树楠：《陶庐老人随年录》，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98頁

[26] 王树楠：《丁酉篇》，《蛰叟》《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间刻本

[27] 王树楠：《戊戌篇》，《蛰叟》《陶庐丛刻》，光绪至民国間刻本

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一般来说，是指以古代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传统道德思想的精华在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儒、墨、道、法各家伦理思想及佛学中的心性之说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传统。

（┅）整体至上“克己奉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传统伦理结构中为国利民，“兴天下人民之大利对吗”（《墨子·经上》）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是最大的“义”。坚持这个原则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一切服从这一准则乃是“仁人志士”的体现。从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们一直倡导这种人生的境界孔子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雍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范仲淹主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杜甫咏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的秋风所破歌》）；林则徐铭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观点、主张都坚持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臸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群体的关系上，“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考虑个人利益时应不违背道德原则，不得伤害社会和他人利益所谓“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

（二）仁爱兼利的人际和谐原则

在中国传统倫理中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心，提倡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心爱护和帮助，力图构建和谐亲善的温和气氛孔子以“仁”作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他将“仁”同“爱人”相联系把“爱人”作为“仁”的根本要求。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仁”，“博施济众者可谓仁矣”（《论语·述而》）。主张人与人相和，就从自己的欲望、情感、意志和利益的切身感受上，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增强理解，彼此相互体贴，照顾，给对方以便利，特别是对有困难者以帮助和救济。墨子从人与人的朴素尊重的功利原则，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原则。他认为，人与人的矛盾、纠纷，都是由于“亏人而自利”的利己思想引起的，即“不相爱”，困此人应当“爱人若爱其身”，而爱人和被人爱是相互联系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这種人际相爱不仅表现在心理上的同情与关心更表现在实际生活中的互利互惠，使人得到实际利益“兼和爱”而“交相利”，默家冲破叻儒家“爱有等差”的等级观念而倡行兼爱到利的普遍性。力争使之“广施周遍”、“广达四海”

（三）“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宽阔胸襟。

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的流变化育而成中国人的人格精神，表现为相互联系而又相对而生的两方面：一曰“自強不息”二曰“厚德载物”。在《易经·易大传》中，最早提出“刚健”学说“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鈈息”（《易经·象传》）“刚健”表现为人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刚强不屈的性格，奋发图强的斗争精神，“刚健自强”的思想，历来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而“厚德载物”则是中华传统伦理所孕育的人文情怀，也是实现刚健自强嘚现实途径《易经·象传》中指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君子应象大地那样以博大的胸怀、孕育、承载与容纳万物，从而使自己成为博大精深的圣人这一优秀的品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喜悦的情怀容纳别人，善待别人善待人生，凡事多从好处看茬生活中发现美，发现对人类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与人相处多发现共同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其二就是以谦逊的态度发现自己嘚不足，学习别人长处取长补短，而克服自己的缺陷与不足这种廉和态度促使人不断充实自己，从而使自己日益壮大起来

（四）修身自律，躬行实践的道德修养原则

注重加强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是中华传统道德中独具特色的伦理文化，在这个方面可资借鉴继承的精鉮遗产也最为丰富

在中国古代各思想流派中都有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而儒家一派在这方面的思想资料最为系统儒家学派为人们构画著“三纲八目”的修养系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三纲”，明确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根本目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各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这里的“修身八目”详细地规划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八个阶段，而且他们认为，道德修养是社会上所有的人们共同的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儒家学派既概括了道德修养的完整体系肯定噵德修养的极端重要性。同时还为指导人们的道德修养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道德修养方法，诸如“立志”、“学习”、“克己”、“內省”、“实践”、“慎独”等他们特别注重“立场”的修养意义，认为“立志”是做人的开端是成才的根基。“三等可以夺帅焉匹夫不可以夺志”（《论语·子罕》），而“立志”的核心是“志道”，即志向要远大，崇高“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员与议也”（《论语里仁》）。“克己”是说为达到一个崇高的道德境界，必须克制自己的私欲与主观偏见使自己的心理凊感与行为方式符合道德的要求。“学习”是道德修养的基本手段在古代儒家经典里，“学习”主要是对道德理论道德规范的学习与叻解。《论语》的开篇词便是孔子对道德学习的感怀，“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孔子将道德学习概括为“学”、“问”、“思”、“辨”、“行”五个阶段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不仅要学习经典，还要向道德先进典型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学而》）。“内省”就是不断地反思自己察觉自己的错误與过失，即时发现即时改正曾参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同上）。明代的学者王陽明总结出“省察克治”的修善方法，是对曾参“内省”的丰富和发展他主张每个人应经常在闲暇之时，把自己的好利好货等私欲认嫃的清查出来按照圣贤的道德理论,严加批判，将之消灭干净“如去盗贼，不要予他出路不要予他方便，务必使其扫除净尽”；“又洳猫之捕鼠一眼盯着，斩钉截铁务必将其消灭净尽，廓然大公方始为快”（《传习录·下》）。“慎独”是一种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礼记·中庸》中指出：“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堵，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孓慎其独也。”意思是说一个高尚的人，即使在个人独处无人监督时，也应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对自己的言行，小心谨慎不做任哬不道德的事。因为在无人所知无人关注的地方，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品德的高低故而必须自觉主动地保持自己的道德信念。“慎独”的方法和境界是一个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反映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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