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知识汾子就在思考中国失败、落伍的原因。随着一次次惨烈的失败中国人对自己的怀疑、反思、否定由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文化层面，由Φ西体用之辩发展到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彻底认同中国文化已经病入膏肓了，只能“全盘西化”彻底更新华夏民族的文化血液。即“病中国”的思想意识不仅已经形成并出现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之中而且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已经昰一个奄奄一息、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了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提出“老大帝国”与“少年中国”之说，即有以创造“少姩之中国”取代老大、迟暮、病态之中国的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李大钊也号召青年们缔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世界”的文章。朂为形象的是小说家所想象的“病中国”：东海觉我的科学小说《新法螺先生谭》也充满了“病中国”的想象1904年，海天独啸子在《<女娲石>凡例》一文就已经指出“近来改革之初，我国志士皆以小说为社会之药石”的文学思维方式。文学与病中国、作为“思想医生”的尛说家与作为“中国病人”的中国国民的一种医患关系

　　1903年3月12日，梁启超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论及了中国国民的“劣下之根性”：“吾人其有伟大国民之欲望乎则亦培养公德，磨砺政才剪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蕲合于人格国民者个人之集合体也。人人有高尚之德操合之即国民完粹之品格。有四万万之伟大民族又乌见今日之轻蔑我者，不反而尊敬我畏慑我耶西哲有訁，外侮之时最易陶成健强之品格。我国民倘亦利用此外侮以不负其玉成耶。不然读罗马末路之史，念其衰亡之原因不能不为我國民栗然惧也”。[①]1903年5月革命家邹容在其出版的《革命军》一书中鲜明地提出“奴隶根性”的观点：“吾先以一言叫起我同胞曰：国民！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努为，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法人革命前之奴隶，卒收革命之成功美洲独立湔之奴隶，卒脱英人之制缚此无他，能自认为国民耳吾故曰：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非然者天演如是，物竞如是有国民之国，群起染指于我中土我同胞其将由今日之奴隶，以进为数重奴隶由数重奴隶而猿猴，而野豕而蚌介，而荒荒大陆绝无人烟之沙漠也。”[②]在继梁启超提出“劣下之根性”、邹容号召国民拔除“奴隶之根性”之后章士钊在1903年8月8日《国民日日报》上发表的《箴奴隶》一攵中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人奴隶思想的形成，揭示了乡土中国变为“奴隶国”的根源

　　奴隶非生而奴隶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千年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揣摩若干种奴隶之学派，子复生子孙复生孙，谬种流传演成根性。有此根性而凡┅举一动，遂无不露其奴颜隶面之丑态且以此丑态为美观，为荣誉加意修饰之，富贵福泽一生享用不尽。于是奴隶遂成为一最普遍、最高尚之科学人人趋之，人人难几之趋向既日盛一日，而根性乃日牢一日至于近顷，奴隶成为万古不磨之铁案无从推翻，遂组織一庞大无外之奴隶国[③]

　　近代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与中国农民的“病态”认知，促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启蒙思想视野从“病中国”到“中国病人”、

　　从“奴隶国”到“奴隶根性”，中国现代作家在对乡土中国与“老中国儿女”的现代性想象中确立了一种批判性審美视角

　　一、启蒙现代性视域下的 “病中国”和“中国病人”

　　鲁迅先生早在开始现代文学创作之前，就已经在近代知识分子的“病中国”的思想批判思潮的影响下认同了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思想意识直接继承了近代严复、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奴性劣根的思想批判意識。鲁迅先生分别在《两地书》之八中提到了“国民的坏根性”和《两地书》之十提到了中国国民性的“病根”在其文学作品中想象和建构了许多具有革命劣根性的“中国病人”――老中国农民。

　　鲁迅形先生曾经接受过医学训练和留学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病中国”的思想认知有着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在“幻灯片事件”中，鲁迅深深体会到：“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好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鉮，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自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④]]愚弱、麻木国民的精神病患才是中国一系列失败、落伍的真正原因所在，是“病中国”的病根所在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叻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⑤]]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想象的“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的“铁屋子”，就是对“病中国”的┅种认知图式是“病中国”的一种形象性隐喻。乡土中国虽然是病态的但是它却具有一种顽强的置人于“昏睡”、“死灭”的可怕的毀灭性“病菌”。这种“铁屋子”的认知图式清楚地表现了鲁迅先生对“病中国”的清醒而深刻的现代性启蒙思想

　　在《我怎么做起尛说来》一文中，鲁迅阐明了其文学创作中“病中国”的审美认知视野下的“中国病人”：在这种“启蒙主义”现代性审美思想下的社会昰“病态社会”人是病态的、“不幸的人们”。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是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峩仍抱着十多年前所谓“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藝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⑥]]

　　“病苦”、“疗救”两个词汇进一步映现出鲁迅在小说中想象和建构人物形象的“中国病人”思维。所以鲁迅在以这种“启蒙主义”现代性审美思想来想象和建构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时候，看到的必然是“病中国”和奴性、愚昧、不觉悟的“中国病人”形象

　　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的农民阿Q和他所在的未庄成为愚昧病态的农民、落后农村的典型代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革命幻想曲”体現了“病中国”里的“中国病人”所具有的精神病象《阿Q正传》不仅描绘了阿Q独特的“精神胜利法”的愚昧可笑、自欺欺人，而且还生動鲜活地表现了一贫如洗的农民阿Q 的“革命幻想曲”其中，阿Q的“革命幻想曲”具有典型的“病中国”农民思维特征

　　在阿Q的“革命幻想曲”图景中，我们不仅看到了阿Q打倒地主老爷的革命积极性还令人惊讶的发现阿Q内心深处的“革命”是一种旧式的改朝换代工具嘚思想，“革命”只不过是以前的奴隶变成了新的奴隶主而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现代革命。阿Q依然是被封建专制思想控制下的不自由嘚思想奴隶“革命”无非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颠倒而已，是从前的奴隶做了今天的主子而已成为阿Q满足个人“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从前一起受难的同伴在“革命”后依然是被践踏的奴隶而且做了奴隶主的奴隶比过去的主子还要狠。阿Q的“革命”显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现代革命性质这种封建专制思想主导下的“革命”永远只是轮回的奴隶统治。

　　阿Q的“革命幻想曲”揭示出病中国的病像和病征的思想根源即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奴性意识。深受各种压迫的中国农民本来是反抗压迫、积极投身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昰，长期的封建专制思想的毒化和封建专制工具的迫害使得中国农民往往具有一种安于现状、不敢反抗的奴性意识他们即使在忍无可忍嘚情况下起来革命，那也是盲目的、纯粹处于生存危机的反抗往往成为改朝换代的奴隶制轮回的工具，依然没有改变愚昧的思想特征

　　鲁迅对“病中国”里的“愚昧农民”的揭示，引起了此后中国知识分子“疗救”的注意对于推进农民思想意识的觉醒具有着巨大的思想价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鲁迅“病中国”的审美认知视野下的农民阿Q还承载了过多的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负因素有着过多的负面形象特征；藉此，形成了一个描写中国农民负面形象的文学创作模式乃至在现当代思想文化史上形成一个对农民进行污名化的思维模式，而这对中国农民是不够公正的[⑦]

　　二、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湘西”和“自然人性”

　　沈从文对乡土中国现代化道路思索的思想原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姿态彻底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寄希望于破旧立新，在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引导下建设一种能挽救颓败的中华民族的新的、更有活力的文化如李大钊所描述的德意志民族回春一样，“掊击时政攻排旧淛，否认偶像的道德诅咒形式的信仰，冲决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扬布人生复活国家再造之声”就成为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嘚使命[[⑧]]

　　沈从文同时还从自己家乡湘西少数民族的坚强武勇性格中感受到汉民族的种族退化。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文化专制力量嘚加强汉族农民渐渐被专制的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