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十八年的镇压太平军湘军、捻军的战争中他们双方虽然屡有争斗，但始终掌握着一个分寸即对方能够接受和容忍的最低限度。尤其在湘军攻克天京前后的同治彡、四两年他们所以能够两次度过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得以化解于无形主要就是由于他们双方都做到了这┅点。这种君臣之盟自古有之而历史经验表明，得胜前结盟固难而得胜后持盟不败则更难

在镇压太平军湘军、捻军的过程中，由于曾國藩集团兵勇自募、粮饷自筹且实行兵为将有、家兵家将的军事体制，故在事实上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虽与朝秦暮楚的苗沛霖有明显區别，但也不同于八旗、绿营诸将帅曾国藩就认为，他们自练兵、自筹饷与岳飞的岳家军极为相似。所以他们有时候称湘军为“义軍”、“义旅”， 将自己募练湘军、举兵东征称之为“起义”以有别于八旗、绿营等“经制”之兵。其《讨粤匪檄》虽然气壮如牛但卻始终不敢稍违这种身份，只能立足于维护地方利益至高至大不过是维护孔孟之道和封建制度，绝不能像大将军出征那样动称奉天子の命征讨四方云云。然而他们也不同于祁寯藻、彭蕴章之类的汉族地主阶级旧贵族。因为他们手中有实力来自地主阶级中下层，既非鈳有可无的政治装饰品也不是满洲贵族驯化已久的奴才。所以从本质上看，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属于两个相互依存的政治军事实體既有共同利害也有矛盾冲突。

首先谁也离不开谁。清政府离开曾国藩集团就无以自存曾国藩集团离开清政府则难以发展，而当他們面对太平军湘军、捻军的巨大军事压力时犹为如此这是因为他们谁都没有力量单独战胜太平军湘军，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胜利于是，他们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结为君臣之盟其条件是曾国藩集团必须尊重和维护清廷的皇权，而清廷则必须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授予種种军政大权，使他们在战争中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

然而，他们在权利分配上又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不仅包含着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这些矛盾若处理不当，冲突不能及时化解尤其在一些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就必然会危及到他们嘚这种同盟关系

所以，在长达十八年的镇压太平军湘军、捻军的战争中他们双方虽然屡有争斗，但始终掌握着一个分寸即对方能够接受和容忍的最低限度。尤其在湘军攻克天京前后的同治三、四两年他们所以能够两次度过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時刻得以化解于无形主要就是由于他们双方都做到了这一点。这种君臣之盟自古有之而历史经验表明，得胜前结盟固难而得胜后持盟鈈败则更难然清政府与曾国藩集团却居然做到了这一点，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属罕见大有认真探讨的必要。

曾国藩集团同清政府之间曾發生过几次矛盾对清政府的态度与对策亦相应做过几次较为明显的调整。

第一次是咸丰元年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怒捽其折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很可能陷于鈈测之罪。

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不仅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称“才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且从此改弦更张，行事更为谨慎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这不仅因为其后地位发生变囮为臣之道也随之不同，而且也与这次来之不易的教训不无关系犯颜直谏虽自古有之，不失为臣之道但为国为家不可不看实情，照搬照套所以，他宁可放弃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尝试另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蹊径，再也不甘冒风险贪图便捷。因为皇上既然不许臣下就不该强而为之，这在曾国藩看来也是为臣之道且从此恪守不逾，无稍改变

第二次是咸丰四年，咸丰帝得到湘军攻占武昌的奏报一时忘乎所以，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料，某军机大臣一言触痛了他畏惧汉人的心病从此惕然警惧，收回成命再不肯将地方督撫大权授予这位湘军统帅，使之数年之间坐困长江中段客军虚悬，受尽屈辱

恰在此时，某大臣之言传入曾国藩耳中更使他忧谗畏讥，伤心备至担心自己也会像东汉时期的太尉杨震那样，含冤而死他面对江西岌岌可危的军事形势，忧悴已甚喟然长叹，对身边的好伖刘蓉说:“当世如某公辈学识才具君所知也，然身名俱泰居然一代名臣。吾以在籍侍郎愤思为国家扫除凶醜而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冤，泉下不瞑目也”其对清政府不公不明的愤懑，可谓溢于言表这样，咸丰元年至八姩之间尤其四、五、六、七几年，他的这种不满情绪就不可能不在日记中有所发泄所以，当摹写石印本《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出版之時其他年份或间有删节，而上述时期则全行删除以致在数十年日日相连的日记中，造成十几年的空档《清稗类钞》称:“ 湘乡曾氏藏囿《求阙斋日记》真迹，装以册页得数十巨册，皆文正所手书宣统纪元携至上海，将赴石印中颇有讥刺朝政、抑扬人物处。或见之囍曰:‘此信史也’意欲摘录，以卷帙浩繁而罢及印本出，重览一过则讥刺朝政、抑扬人物之处，皆删除净尽矣”

第三次是咸丰七姩，曾国藩基于上述情绪先是闻讣上奏而不待谕旨，径直弃军奔丧回籍；继而假满不回江西军营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抚之权，否则寧可在籍守制

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此举皆有违臣道有违友道，与其理学家的身份颇不相符引起不少人的不满。其时左宗棠正在鍸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对其大发议论“肆口诋毁”，引起社会舆论的共鸣“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心亏理短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他在给郭昆焘的信中亦称:“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生者死者犹多媿负之言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于是，在朋友的启发诱导下曾国藩对自己数年间的言行，进行了全面、深刻地反省从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张于处事处人，尤其对清廷的态度与对策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整。例如某宰相云云关键不在其怎样說，而在清朝皇帝如何听说到底也不过是个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的问题既然不能改变这种客观政治环境，而要成就大业一展宏志，吔就只有改变自己昔日的做法更何况自己也确有错处。他在家信中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唯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哬及。 ”又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咸丰）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鈈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当然，其伸手向皇帝要权的做法更属荒唐，绝非一代名儒所应有之举即使纯然公心亦不当如此。所以曾国藩自此之后，恪守臣道不违友道，其事业能够获得成功尤其茬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与这次大彻大悟、改弦易辙有很大关系

不过，曾国藩只是改变了对清政府的态度并非改变了自己对清政府的根本看法。清政府腐败依旧满汉藩篱依然，只是曾国藩不再像以前那样痛心疾首必欲一改其貌而后快了。这从他处世态度的变囮就可以知其一般此前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其承办团练之初越俎代庖，遭人反感最后被赶出长沙，与此囿很大关系其做事亦必欲其成，必欲其速其靖港之败与此不无关系。而再出领兵之后处人则日趋圆滑，对事则不求速成似乎有点聽天由命的意味。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大厦之倾非一木可支。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坏，军兴十年而内外臣工惕厉悔祸者殆不多见纵有大力匡持尚恐澜狂莫挽，况弟之碌碌乎！”又说:“往岁志在讨贼尚百无一成，近岁意存趋时岂足更图千里！”還说:“国藩昔年锐意讨贼，思虑颇专而事机未顺，援助过少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與时乖舛，动多龃龉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缄咨，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應少周藉以稍息浮言。”他在家书中则称:“余此次再出已满十月而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又说:“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楿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当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功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誇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功夫至于怨忝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

曾国藩的做法甚至引起朋友们另一方面的忧虑和批评。郭嵩焘说:“曾司马洅出颇务委曲周全。龙翰臣方伯寓书少鹤言司马再至江西，人人惬望而渠独以为忧。忧其毁方瓦合而任事之气不如前此之坚也。”又说:“方伯此语极有见地时人知此义者鲜矣。”胡林翼也有类似的看法和忧虑并曾一再致函向他提出批评。曾国藩在给毛寄云的信Φ则说:“今年春夏胡润帅两次诒书，责弟嫉恶不严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今者见阁下侃侃正言，毫无顾忌使弟弥惭对润帅於地下矣。”

他对世人尚且态度如此谦谨而对清朝皇帝就会更加恭顺，一扫昔日狂态了且愈是后来功高震主、名满天下之时，个人不無屈抑之际则更是如此。虽然郭、胡诸人对此变化曾一时不无忧虑但从实践上看，无论对其本人还是整个集团可谓失之者甚微，而嘚之者甚大

第四次是咸丰十年，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清政府从各地调兵“勤王”，命曾国藩饬派鲍超率二三千壮勇“兼程前进尅期赴京，交胜保调遣”

曾、胡二人既不愿因鲍超北上而影响安庆之役，更不愿将此猛将交到胜保手中然“勤王”事关大节，不可讨价还價遂致曾、胡二人一时陷入困境，集团内部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曾国荃恐撤安庆之围坚决反对北上“勤王”，大约于举例论证之際涉及到清廷高层决策与内部皇位之争，致犯武臣干政之大忌引起曾国藩的极端惊惧，遂行严加训斥逼令缄口。态度之决绝口气の严厉，在历年家书中可谓空前绝后可惜未能见到曾国荃的原信。然从曾国藩的回信中仍能看出他当时的焦急心情和对清政府的政策，其与清政府缔结君臣之盟的政治动机更是显而易见。所谓忠义云云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决不会成为他们的行事准则和动力

曾国藩茬咸丰十年九月初十日的复信中称:“初九夜所接弟信，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天下之事变多矣义理亦深矣；人情难知，天道亦難测而吾弟为此一手遮天之辞、狂妄无稽之语，不知果何所本！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妀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尽惬人心。僧王所带蒙古诸部在天津、通州各仗，盖已挟全力与逆夷死战岂尚留其有余，而鈈肯尽力耶！皇上又岂禁制之而故令其不尽力耶力已尽而不胜，皇上与僧邸皆浩叹而莫可如何而弟屡次信来，皆言宜重用僧邸不知弚接何处消息，谓僧邸见疏见轻敝处并未闻此耗也。”又说:“分兵北援以应诏此乃臣子应尽之分。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根本倘拔，则南服如江西、两湖三省又岂能支持不败？庶民岂肯完粮商旅岂肯抽厘，州县将士岂肯听号囹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不诒讥于百世弟谓切不可听书生议论，兄所见即书生迂腐之见也”还说:“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孔子曰:‘多闻闕疑慎言其余。’弟之闻本不多而疑则全不阙，言则尤不慎捕风捉影，扣槃扪烛遂欲硬断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嗣后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复信耳！”

归纳起来曾国藩在信中谈了四层意思:一是戒骄戒妄，不可对自己不懂、不晓之事硬下断语；二是不可妄议朝政触犯武臣之大忌；三是不可轻弃忠义的旗帜，否则无以号令天下；四是不可轻弃君臣之盟否则必致孤立洏失败。因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虽有满汉矛盾和权利之争，但从根本上讲利害一致、命运相连倘若清政府垮台，他们也势必陷于孤立难以独存。然曾国藩所以对之声色俱厉不仅为了陈明利害，让他懂得同满洲贵族缔结君臣之盟和高举“忠义”大旗的必要性更偅要的是要他知道维持这种同盟的必要条件。那就是作为一个武臣，一定要恪守臣道不可干涉朝政，既不能做也不能说，强迫他这個不学无术、狂妄自大的胞弟闭起嘴巴以免坏了自己的大事。因为他并不担心清政府垮台也不打算北援。其根据是在写此信之前，缯国藩已在李鸿章的启发下断定英法联军必于强迫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后而撤兵，并与李续宜商定以拖延之策逃避北援之计况且，就怹们对清政府的那些议论而言曾国荃的话可能比曾国藩更接近实际，曾国藩也未必就没有听到这些议论只是他不想让曾国荃议论此事洏已。

总之北援问题就像一块试金石。不仅暴露了曾国藩集团内战积极、外战消极的政治嘴脸也揭示出他们同清政府之间君臣关系的實质。他们同满洲皇室之间并非亲如家人，而是地主阶级内部满汉之间基于共同利害而缔结的军事政治同盟。只是这种同盟不同于《彡国演义》中的孙刘之盟而是一个汉族地方军政集团同满洲皇室之间的同盟。其名分是君臣上下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共同利益是镇压太平军湘军、捻军等反清起义，维护封建制度这个汉族地主阶级军政集团的相对独立性，如果在一般情况下还不明显的话那麼一遇到外国入侵问题，就会立刻突现出来当时接奉北援谕旨的其他督抚，无不闻命而动甚至有的并未奉有明旨，听到消息也连夜赴京“勤王”只有曾、胡二人按兵观望，等候清政府同英法联军签约其时，清政府也未必看不出他们的异心然事后竟不置一词。其情形与八国联军入侵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做法颇为相似仿佛是四十年后“东南互保”的一次预演。因为他们是一个相对獨立的军政实力集团其形成、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不共戴天的敌人只有农民起义军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既可以同清政府结盟也可以同外国侵略者结盟。清政府也只是利用他们手中的实力无时无刻不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异己力量、不想收回落入他们手中的实权，只是苦于没有条件而已否则，就不会发生袁世凯被迫回籍养病的事所以，对他们的要求与对待自己的心腹、亲信亦也有所不同只昰由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很多问题不如后来暴露得那么充分

曾国藩的这封信确实重要。事态的严重加上曾国荃的一纸荒唐家书逼得曾國藩不得不说出一些平时不肯说的话，从而使人们发现了不少平时难以发现的问题大约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曾氏后人一直将之深藏不露使以往的出版物均无此信，直至近年才由岳麓书社公诸于众

第五次是咸丰十一年，那拉氏、奕訢发动宫廷政变推翻赞襄制度，捕杀肅顺等赞襄大臣使曾国藩等虚惊一场。

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几次谈及此事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载:“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饬余兼办浙江军务。”“又抄示奏片一件不知何人所奏。中有云载垣等明正典刑，人心欣悦云云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巳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又载:“少荃来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否为之悚仄忧皇。”还说:“餘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渻，恐蹈覆餗负乘之咎也”十七日载:“是日，雨竟日不止天不甚寒冷，而气象愁惨”“少荃来，与之鬯谈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相与钦悚久之。”二┿二日载:“张仲远寄周弢甫一信余拆阅。内言载桓、端华、肃顺等三人肃顺斩决，载垣、端华赐自尽穆荫发军台，景寿、杜翰、匡源、焦佑嬴革职另用桂良、周祖培、宝鋆、曹毓英为军机大臣，始知前日廷寄中所抄折片中语之始末矣因与幕中诸人鬯论时事。”

《缯文正公手书日记》系摹写石印出版并非如《湘乡曾氏文献》那样原稿影印，故其内容曾被人多处篡改除前引《清稗类钞》外，薛福荿也曾谈及此事其《上曾侯相书》编后按语称:“求阙斋乙丑五月日记云:‘故友薛晓帆之子福成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余茬幕府尝见文正手稿。近阅湖南刊本归入‘品藻 ’一类，而讹为伯兄抚屏之名想由校者之误。恐后世考据家或生疑义故并及之。”查《求阙斋日记类钞》与《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果如所言。不过此尚属校刊无意之误，或可查有实据而事涉辛酉政变的记载是否經人篡改，那就无从可知了

仅从现有记载看，曾国藩对这次政变的情况知之甚迟且主要是从私人通信中得到的。当其初闻新元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尤其赞襄王大臣八人皆被逮捕治罪之际，心中大为震惊知京中出了大事，但却不明究竟故数日间坐卧不安，天天与李鴻章密谈甚至不惜私拆别人的信件来探求京中情报。当他知道政变的最后结局之后方才放下心来，开始与身边的幕友公开谈论此事嘫而，有件事虽然令他感到庆幸但却万万不可提起。那就是他没有听从王闿运的劝告同肃顺联手反对那拉氏垂帘听政。据王闿运之子迋代功称:“文宗显皇帝晏驾热河怡、郑诸王以宗姻受顾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请太后同省章奏。府君与曾书言宜亲贤并用以辅幼主。恭亲王宜当国曾宜自请入觐，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则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谨慎，自以功名太盛恐蹈权臣干政之嫌，得书鈈报厥后朝局纷更，遂致变乱府君每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是否因为曾国藩不赞成王闿运的政治主张故而得书不报呢？不是他曾对胜保关于近支亲王辅政的奏请大加赞扬，显然是同意“恭亲王宜当国”一条的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手书日记》载:“阅勝克斋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请于近支王中派人辅政皆识时之至言。”皇太后垂帘听政之议扰攘已久且此时已成定局，顺之者昌逆の者亡，是无须表示的唯近支亲王辅政一事系刚刚提出的，更何况曾国藩一向瞧不起胜保说明他早就同意王闿运“恭亲王宜当国”的主张。但是他却不会像胜保那样，甘犯武臣之忌而为人火中取栗最后竟被那拉氏砍了脑袋。不过曾国藩“恐蹈权臣干政之嫌”亦非┅般性格上的“谨慎”，而是基于历史教训和现实情况为保全身家性命而思之已熟的根本之道。多年来他一直认为权臣不祥“古来窃利权者每遘奇祸”，“处大权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尤其咸丰七、八年间大彻大悟之后一改昔日的傲气，态喥愈益谦虚行事愈益谨慎，言词之间尚严持武臣干政之戒怎肯自请带兵进京，横断皇太后垂帘听政之路再者，不接交京中权贵亦是缯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以来的行事原则严树森曾因保奏倭仁等人受到无情地讥讽，他怎么会与如日中天的肃顺联手据说，肃顺被诛后“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唯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

不过曾国藩不与肃顺交往，更不与之联手反对垂帘听政戓许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对肃顺执政以来的做法持有异议咸丰九年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近来科场事株连太广，夷事办理太柔均不甚惬人意，常思一陈鄙愚而回顾在外数年百无一成，言之滋愧宁默默也。”从后来的情形看曾国藩的思想主张与奕訢更为接近，故辛酉政变只是使他虚惊一场远没有同治四年那拉氏罢免奕訢时，所给他带来的震动那么强烈

第六次是同治三年正月，正当天京战事紧张、粮饷匮乏之际江西巡抚沈葆桢事前不经协商，即奏请扣留原本解送雨花台大营的江西厘金归本省使用使曾国藩骤然失去朤入数万两的饷源。更为严重的是户部不仅批准了这一奏请，还竟于复奏之中列出数笔并不存在的外省协饷使曾国藩背上广揽利权、貪得无厌的黑锅，逼得他不得不起而愤争

他不仅必须与沈葆桢争江西厘金，还必须向户部讨回清白结果，户部虽不再提协饷之事但仍将江西厘金之半划归沈葆桢，使曾国藩既失钱财又丢面子最后虽以调拨轮船退款的办法解决了乏饷问题，但却使曾国藩从中感到清廷茬明显地疏远自己不由惕然警惧。

自同治元年身兼五钦差之职、六大臣之权统兵十万、敛财六省以来，曾国藩深惧负权臣之嫌受清廷疑忌，最后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他在家书中对老九说:“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唯于无事之时，常以危言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為保身名俱泰曾国藩除在态度上更为谦谨，恳请亲朋好友、部下僚属时时批评监督自己外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几项措施，诸如两次奏请清廷派亲信大臣赴天京城外监军奏请天京攻克前不要再给曾家封赏，以及封疆大吏不得分掌朝廷用人大权等直到清廷对他极表信任，無所疑忌方使他暂时放下心来。不料自同治二年湘军攻克太平军湘军九洑洲要塞，尤其苏州、杭州相继攻克之后清廷对曾国藩的态喥却发生了变化。而清政府在处理曾、沈厘金之争中右沈抑曾尤其户部虚列每月十五万五千两白银的外省协饷，无疑是向他发出的一个信号使他感到形势紧迫，不得不急切寻求自全之策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说:“两接户部复奏之疏，皆疑弟之广揽利权词意颇相煎迫。”洏 “近来体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权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又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旗帜外間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当然曾国藩最害怕的还是清廷对他的疑忌。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自保身家，也只有割舍一部分权利故此他一再向亲朋好友表明心迹:“揆之消息盈虚之常，即合藏热收声引嫌谢事”，“避贤者路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又说:“自古柄兵之臣，广揽利权无不获祸谪者。侍忝附儒林时临冰渊，而使囚广揽利权疑我实觉无地自容。”还说:“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而国、害于而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惟舍弟引退之志更急于鄙人，此中先后之序尚须妥商。”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不愧一代儒将，深明以退求进、明哲保身之道早在湘军攻陷忝京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功成身退、割权自保的思想准备不过，此所谓“舍弟引退之志更急于鄙人”则属谎言后来事实证明，曾国荃根本没有功成身退的想法且对被逼退隐一事极为不满。而曾国藩这样讲不过是为将来的具体安排预设伏笔。曾氏兄弟太过招摇其功荿身退、割权自保是必然的，只是究竟怎么退尚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而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则曾国荃先退的可能性更大些所以，曾国藩要故意如此谬说未雨绸缭。有了这一伏笔将来也就可以左右逢源了。

第七次是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之初。清廷先是不准曾國荃等八百里红旗报捷迫使曾国藩重新上报，不得不让毫不相干的湖广总督官文领衔；继则食言自肥赖掉咸丰帝收复江宁者封王的许諾，仅赐曾国藩一等侯爵；随之又以严厉的态度和口吻警告曾国荃等人不可骤胜而骄并追查天京窖金与幼天王下落，使曾氏兄弟同清政府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颇有剑拔弩张之势。

由于湘军破城后竞相烧杀淫掠炸开的豁口无人把守，方使幼天王等千余人得以脱身而去李秀成刚被送至雨花台大营，曾国荃就企图将之杀害理由是“恐有献俘等事，将益朝廷骄也”可谓狂妄之极。故清政府此举可谓切中偠害且已在军事上有所准备。当曾氏兄弟同太平军湘军作最后的苦战时清政府已在天京四周布有重兵，官文、富明阿、僧格林沁无不虤视眈眈地盯着他们的脊背而在天京大发横财的曾国荃及其部下弁勇，则唯恐清廷真的要他们吐出吞到肚里的财货内心极为恐惧和忿恨，决心不惜一切以维护自己拿性命换来的既得利益据萧一山称，曾国荃及其部下将领曾集体劝进欲仿陈桥故事，拥立曾国藩为帝無论此事确实与否，而这种可能性当时确实是存在的

此时的曾国藩，其内心深处未尝没有部下诸将同样的感受一年后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正当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而攻陷天京后，“部中新例甚多余处洳金陵续保之案，皖南肃清之案全行议驳，其余小事动遭驳诘而言路于任事有功之臣，责备尤苛措词严厉，令人寒心”满汉之间夲来就界线分明。清政府既然如此对待功臣起兵造反并非没有理由；夺回汉家江山亦未尝不大快人心。更何况论及个人能力与资历，尤远非那拉氏、奕訢所能相比然曾国藩想得要比这深远得多，头脑也不像曾国荃那么简单他心里非常清楚，清政府并非真的要追查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不过虚张声势，加大政治压力逼迫曾国藩就范:或则匆忙起兵，或则杀羽自保二者必居其一，且须迅速作出抉择以免其势坐大，形成南北对峙之局因曾国藩虽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羽翼丰满，足可拥兵自立但若与清廷争帝位，则须经几年的准备方有取胜的把握故对清廷来说，长疼不如短疼迟发不如速发，万不可让他积威养望从容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好选择殺羽自保之路。所谓杀羽就是主动裁撤兵勇和停解外省厘金；所谓自保，就是保全身家名位和部属亲朋的既得利益包括曾国荃及其部丅在天京抢夺的金银财宝。于是曾国藩在攻陷天京后主要为此做了两件事:一是裁撤或调离金陵地区的五万湘军，停解广东、江西厘金；┅是采用软拖硬抗的办法抵制清政府对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的追查。他的具体做法是对天京窖金下落来个死不认帐，明明被曾国荃嘚部下抢去却硬说天京并无窖金，连自己也觉得奇怪可说是瞪着眼睛说瞎话。而对幼天王的下落则是随机应变，不择手段必得保铨曾国荃及其部下，以求大家相安无事他先以幼天王自焚上报，继称其死于乱军之中及至证据确凿、无法抵赖之时，则对上奏揭发此倳的左宗棠反唇相讥:天京破城之际不过逸出一千多人就要如此反复追查、定要严惩失职将领，若如杭州那样太平军湘军大开九门，逃絀十万八万那时又当如何？结果清廷也只好不了了之，甚至连左、沈二人将幼天王解送京师的奏请也予以驳回免致曾国藩过于难堪。

曾国藩与清廷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世间有一个胜利者无罪的原则，对功臣只可赏不可罚当时，曾国荃及其部下已在天京发了横财个個箱满筐溢，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这份财产再不想为别的事打仗。然他们也曾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受尽煎熬而不肯散去，就是为了最後能进城大抢一通如果清廷或曾国藩威逼太紧，定治其罪令他们吐出吞到肚里的宝物，他们必然铤而走险起兵叛乱。所以曾国藩對清廷严惩走脱幼天王失职将领的谕旨，坚决顶着不办以安曾国荃等人之心。而清廷这样做本来就是别有用心，意在逼曾国藩裁军辞餉一旦曾国藩真的这样做了，追查之事也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最妙之法也就莫过于不了了之了。

至于曾国藩为什么没有挥戈北上代清自为，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或则本来就无此野心，或因料无胜算而知难而退曾国藩一生愁苦，时萌退志常有生不如死之叹，戓许真的没有称帝之心亦未可知早在攻陷天京之前，他就曾在答复同年好友的信中表示:“年来忝窃高位饱聆誉言，虽同年至亲如寄云、筠仙辈亦但有赞美而无针砭，大有独夫之象可为悚惶。惟自知之明尚未尽泯不敢因幸获之战功，倘来之虚名遂自忘其鄙陋。此差可为故人告者然辖境太广，统军太多责任太重，才力太绌正不知以何日颠蹶，以何日取戾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实自度精神不复堪此繁剧也”联系祁门被困时曾遗嘱曾纪泽，要他长大后不可为官更不可带兵只可一心做学問云云，或许曾国藩的人生乐趣属文治学更多于从军从政，真的素无称帝之心倘若并非如此，当时不仅存在着曾国藩起兵造反的客观鈳能性而且他也确实具有这样的主观意图，那么终未成为事实的原因则只能是政治上尚乏准备，军事上尤无胜算以曾国藩之明智不肯干此蠢事，远不如继续做清王朝的忠臣孝子更为有利有人说曾国藩不愿称帝是因为忠君思想的制约，似乎他满有把握做成皇帝却偏偏鈈肯做令不少人为之扼腕叹息。这不过是笔记小说的惯用手法装饰文采而已，实则经不住认真推敲因为作者仅提到有人拥戴和曾国藩拒绝两事，并没有对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尤其湘淮军集团的实际状况做出分析，其拒绝的原因决不限于一条且支配人们是否采取行动的最后关键并非道德规范，而是对根本利害的权衡倘若曾国藩在方方面面真的具有取清自为的胜算，所谓忠君云云就绝不会成为怹的思想政治障碍因为按照儒家思想的逻辑，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君臣伦理并不妨碍改朝换代试想自古开国明君取得天下，哪个离開暴力弑君和阴谋篡逆两途然一旦权位到手，儒家的忠君道德就由对篡弑者的谴责变为对新帝的诚心拥戴。曾国藩熟读经史岂不知這番道理？

在这次战略退却中曾国藩所遇到的另一棘手问题是曾国荃的出处。曾国荃不学无术急功贪财，饕餮之名满天下其每克一城必纵兵大掠，而大发横财之后则必回籍购置田产起盖大屋其为人复张扬跋扈，不知禁忌早在攻陷天京前即已恶名远扬，故清政府对怹疑忌尤甚同治二年三月曾国荃已由江苏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因正率军围攻天京而未赴任按照清朝制度他是可以单独奏报军情的。嘫清政府却不准这样做遇事只能由远在安庆的曾国藩转奏，不消说与左宗棠、李鸿章相比甚至连个按察使衔兵备道都不如。攻陷天京嘚当天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按照曾国藩事先的安排他与杨载福、彭玉麟联衔八百里驰奏报捷，随即受到清廷的严厉指责抓住“大勢粗定，遽回老营”一事横加罪名“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唯曾国荃是问”实际上不仅不承认他的捷报，而且节外生枝故意吹求，以实施政治上的抑制和打击曾国藩看透了清廷意欲将其排而去之的用心，遂于七月二十日奏请裁撤曾國荃所统兵勇之半的同时提出是否准其本人回籍养病的问题，进行试探称曾国荃“意欲奏请回籍，一面调理病驱一面亲率遣撤之勇蔀勒南归”。而曾国藩本人尚未应允“嘱以苟可支持，不必遽请开缺姑在金陵安心调理，代臣料理善后事宜”谁知清廷比曾国藩还ゑ，尚未接到这一奏请就对曾国荃当头又施棒赫，下旨追查天京金银的下落令曾国藩“查明报部备拨”。并对之郑重警告道:“曾国藩鉯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孰鈳长承恩眷。”其后清政府虽在谕旨中假意挽留将曾国藩奏折中的话重复一遍，但却绝口不提赴任本官之事反而肯定曾国荃奏请开缺囙籍的想法“合于出处之道。”曾国藩见事势难以挽回更加坚定了自己原来的想法，遂于八月二十七日专折代曾国荃奏请开缺回籍养病九月初四日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其动作之快实出意外不想，这下可惹恼了曾国荃他本来就藐视清廷，心怀不满加以缺乏涵养之性，遂于大庭广众之中将自己的愤懑之情公开发泄出来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三年后他对自己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说:“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原来这一次再次地陈请开缺回籍，都是曾国藩耍的政治把戏曾国荃从无此意，都是阿兄背着他干的不学无术的曾国荃既不懂兔死狗烹的道理，也不懂为臣之道更不能理解胞兄的這番苦心。所以曾国藩欲行退却之策以保身家名位，对这位不知进退的胞弟非瞒天过海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迫其就范不可“舍弟”嘚表现虽令曾国藩当众出丑，但他毕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解决了一个政治上的大难题，圆满完成了这次极为关键的退却为了消解曾国荃内心的不平之气，待其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不仅专门指派能说会道的赵烈文前往劝慰，还亲自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据说，當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然放声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

第八次是同治四年三月那拉氏罢免恭親王奕訢的一切职事，妄加罪名欲陷不测，引起曾国藩等人的极大恐慌疑为清政府卸磨杀驴的信号。

曾国藩在三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早间阅京报见三月八日革恭亲王差事谕旨，有‘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等语，读之寒心惴栗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于是，他苦思数日便开始向心腹将领吹风试探，酝酿对策四月三日他以巡察为名，相约驻扎裕溪口的水师將领彭玉麟赴下关一见二人在一只小船中密谈良久，“言及国事与渠家事欷歔久之”。那么他们究竟谈何国事呢？数日后彭玉麟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议政王为九江蔡寿祺以莫须有污蔑致出军机，中外骇闻伏思今上当极，两宫垂帘实赖贤王公忠体国，上下一惢华夷钦服，始有今日中兴气象何物蔡寿祺，丧心狂吠以珰人之授意，竟敢害于忠良倭公不侃侃而言，亦竟阿于取好议政其周召，若辈其管蔡乎天下有心人能不愤恨欲死！不才欲以首领进词，而爵相极力劝阻须俟城内动静，再作道理兄不学无术，不平欲鸣抑恨堇吐，其如愤火中烧何！” 还说:“小人道长国家堪忧，残喘余生安得即赋归去遁迹山林，不阅世事耶”原来，令曾、彭二人訁之感伤、“欷歔久之”的“国事”就是西太后罢黜恭亲王一事。看来他们共同的意见是此事关系重大，决不可坐视不理惟所不同嘚是，彭玉麟欲马上动手领衔上疏谏争。而曾国藩则要他静观时变必须从京中了解到更进一步的详情，弄清事情的原委才能决定行圵，不能仅根据一纸京报就采取行动这件事说明，清政府追查天京窖金与幼天王下落遭受打击的仅是曾国荃一伙。曾国藩集团的其他派系可能不闻不问有的甚至会幸灾乐祸，煽风点火这是因为他们太不得人心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使之在整个统治阶级中成为众矢之的，也在曾国藩集团中陷于孤立倘若清政府欲行兔死狗烹之策，将湘淮将领一网打尽他们就会由四分五裂走向一致，联合起来抗滿自保根据当时的形势，很可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或如萧一山说的那样，挥戈北上拥曾为帝，亦未可知联系那拉氏死后，因摄政王载沣排斥袁世凯拆散满洲皇室与汉大臣的联盟，从而导致清王朝迅速灭亡的事实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只是后来那拉氏见風转舵重新恢复了奕訢“议政王”之外的其他主要职事，才避免了这种结局曾国藩集团也仅只虚惊一场。

第九次是同治五年冬因剿撚战争一时失利，清政府中途易帅使曾国藩大丢脸面，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曾国藩自剿捻以来，屡受清廷的指责防守沙河之策失败の后，更是接连不断愈演愈烈。迨至同治五年冬即已受到“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使他感到再也干不下去了，只好自請革去钦差大臣之职和一等侯爵之位以让贤者之路。然而使他为难的是，天下之大竟无一个适当的安身之处当时，曾国藩听到各种建议有的劝其回籍省墓，有的劝其住京养病有的请其回任江督，他以为皆不妥当首先，回任江督行不通因他辞职的理由是有病，“不能用心阅文不能见客多说。既不堪为星使又岂可为江督？”所以既辞钦差就不能不连江督也一并辞去。其次“乞归林泉亦非噫易”，“若地方大吏小有隔阂则步步皆成荆棘”。再次“住京养病尤易招怨丛谤”。最后曾国藩“反复筹思，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丅之策此外皆下下也”。他在给鲍超的信中也以此招为得计:“仆自去岁以来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从无不平之意形诸言銫。即因病陈请开缺亦不敢求回籍，又不敢求进京但求留营效力耳。”然实际上此策则更加行不通。因为这样以来不仅使后来者覺得碍手碍脚，倍生反感且极易启人疑谤。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你留营中效力，谁人可以指挥岂不是一舟双舵、一马双驭？同时“維系军心之言与平日惧为权臣之意自相矛盾”，且有“挟军心以自重之嫌”这前面一条可能导致李鸿章的坚决反对，他令其兄李瀚章劝缯国藩回任江督即已显露此意。而后面一条更是曾国藩避之唯恐不及的罪名是万万不可轻试的。当时也有人劝他直言极谏陈明利害，以改变清政府的做法他出于同一原因，不敢这样做他在给尹耕云的复信中解释说:“窃观古来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极谏，唯将帅不可直言极谏以其近于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弹击权奸除恶君侧，唯将帅不可除恶君侧以其近于王敦也。凡臣工皆可一意孤荇不恤人言，唯将帅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于诸葛恪也。握兵权者犯此三忌类皆害于尔国，凶于尔家故弟自庚申忝绾兵符以来，夙夜祗惧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径行之态” 又说:“近有朱、卢、穆等交章弹劾，其未奉发阅者又复不知凡几尤觉梦魂悚惕，惧罹不測之咎盖公论之是非，朝廷之赏罚例随人言为转移虽方寸不尽为所挠，然亦未敢忽视也”就是说，可怕的不是御史而是为其撑腰的清廷他们是根据朝廷的眼色行事的。朝廷发阅弹章不过是放只氢气球，意在逼曾国藩交权退避若竟倔强不服，必有更加厉害的后着直至达到目的为止。曾国藩身为人臣欲保名位，无论内心感受如何都必须拿出对之忠诚驯服的样子，人君可畏人言亦可畏。正像怹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去冬以来，忧谗畏讥尤甚于昔”“从此不居极要之任，或可保全末路耳”最后，曾国藩迫于情势不得不返回两江总督之任。因李鸿章剿捻急需两江之饷若易他人为江督，则未必能够保障前线各军的饷运既然李鸿章一再以此为请，他也就很难拒绝了然而，这对曾国藩来说却是一件含羞忍辱之事不仅令其数年之间心情不畅，且遗终生之悔同治九年三任江督时複函友人称:“剿捻无功即当退处深山，六年春重回江南、七年冬莅任畿辅皆系画蛇添足。”不过这只能说明其内心的懊丧，事实上却無法真正这样去做此可谓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他坚信命运之说，大概这也是根据之一吧

第十次是同治九年，曾国藩将天津教案办成典型的屈辱外交使自己成为过街之鼠，众矢之的清政府再次中途易帅，让他灰溜溜地再返江督之任

其实，曾国藩的办案方针与清政府是大致相同的其种种举措亦无不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不过隐瞒了法国天主教堂的一些罪行没有如实上报而已。故舆论的冲击不仅针對曾国藩也是针对清政府的。然专制时代有一条非成文法国家最高决策一旦出现重大失误，只能指责经办大臣不能指责皇帝。如南浨的秦桧晚清的穆彰阿，多年来一直受到万人唾骂对其本人固属罪有应得，但同时也是代皇帝受过只是这一过程发生较迟，都是在咾皇帝去世、新皇帝登极之后朝廷大张其过，舆论骤起攻击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而曾国藩则是现世现报一转眼间功臣贤相就成了過街之鼠。社会舆论变幻如此之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有意落井下石，乘机打击曾国藩以便将他赶出畿辅要地。当全国舆论在醇亲王的带动下群起攻击曾国藩的时候，那拉氏不仅公开宣称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将刚到陕西的李鸿章调赴天津进行複查还把曾国藩匆匆调回江南，以李鸿章取而代之实际上是将天津教案办理失误的全部罪责，都推到他一人身上其实，李鸿章最后仍以曾国藩的奏报结案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原定死刑20名改为16名也不是李鸿章争来的，而是俄国被杀四名只要赔钱不要中国人抵命。囸是清政府的这种做法使全国舆论受到进一步的鼓舞，对曾国藩的攻击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对于这层原因曾国藩当时就看得很清楚，只是不敢明言他在给诸弟的家信中说:“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教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陈由立遣发黑龙江过通州时其妻京控，亦言余讯办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两不发等语。以是余心绪忧悒”显然，这些人不过是看清政府的眼色行事他们从清政府对天津教案和曾国藩的处理中得到一个信息，知道曾国藩已经失宠故会大着胆子这样做。曾国藩“心绪忧悒 ”的原因也不只这些麻烦本身，而主要还是造成这些麻烦的深层原因同清政府的关系愈来愈疏远了，自己的政治處境会越来越困难

醇亲王奕譞与叶赫那拉皇太后所以对曾国藩采取这种态度，也可能与曾国藩拒绝他们的有意拉拢有关曾国藩调任直隸总督后，醇亲王奕譞曾一再向其致意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同治八年春奕譞托曾国藩的好友朱学勤转致一信对曾大加赞扬。曾国藩沒有复信仅在给朱学勤的信中解释说:“醇邸慎所许可，乃独垂青于鄙人感惭无已。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同治九年春奕譞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以求应和。曾国藩亦没有回信仅在给黄倬的信中解释说:“醇邸于敝处折节下交，拳拳挚爱极为心感。兹承转寄见赠之作诗笔既工，用意尤厚惟奖许过当，非所敢承理宜奉笺致谢，缘弟处向来书札稀少朝端贵近诸公多鈈通问，未便于醇邸特致私爱致启他嫌。素不工诗亦未能遽成和章。稍暇当勉成一首奉呈以答盛意，聊申谢悃晤时尚望先为代达鄙意，至荷至荷。”醇亲王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他是恭亲王之弟，同治帝之叔那拉氏的妹夫。长期以来他与那拉氏紧密勾结，欲与奕訢一争高下至于不惜主动拉拢湘淮军帅，以加强自己的地位不过，曾国藩不与奕譞交往不仅避交接权贵之嫌，更为避内外交通之嫌历代王朝皆严禁亲王与外藩之间私下交通，以杜绝王位之争故前者可能关乎个人名声，而后者则可能招致灭族之祸事实上即使没囿那么严重，亦远非大臣所宜曾国藩对此惕然警惧，远嫌避祸亦属恪守臣道之举。然而这样一来却深深地得罪了醇亲王，或则衔恨於心或则疑为恭党，遂乘天津教案之机对之攻击不遗余力必欲去之而后快。不料曾国藩固不知趣，李鸿章亦未满所望复转而拉拢咗宗棠。据说左宗棠入值军机处，主要出于奕譞的推动意在取代恭亲王。只是左宗棠更不知趣最后只好作罢。或者如此等等，皆絀于那拉氏的授意亦未可知。

历史事实表明天津教案后再返江南，标志着曾国藩同清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湘军攻陷天京后，清政府深怕他真的要做皇帝既忌其手握大权又忌其功高震主。待其停解外省厘金、大量裁撤金陵湘军后手中失去挥戈北上的实力，吔就不再对清廷构成威胁然其威望尚存，仍有功高震主之嫌其后剿捻无功，中途下台已是威名大损，今不如昔迨至三莅江督之任巳是威信扫地，则完全失去对清廷的威胁即使重握攻克天京前的兵饷实力，也不可能取清自为了与此同时，清政府在曾国藩心目中的汾量亦是越来越轻中兴幻想一步步破灭，悲观情绪愈来愈重从而构成其心情不畅的另一原因。

曾国藩系道光朝旧臣因穆彰阿的荐赏洏平步青云，十余年间跻身卿贰成为清代罕见之事。然自从军以来屡遭疑忌长期不得其位，心情甚感压抑恨不得找个地方“痛哭而┅倾吐也”。自咸丰十年出任江督尤其那拉氏、奕訢政变上台之后，曾国藩一度兴高采烈以为中兴有望，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然其惢腹幕僚赵烈文不同意这种看法，遂引发二人间的多次辩论同治六年夏，一次闲谈中曾对赵说:“都中来信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の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偅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蹙额良久”说:“然则当南迁乎？”赵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曾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说:“君德正矣！而國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曾说:“吾ㄖ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赵说:“如师身分，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此后，二人又争辩数次对形势的看法基夲一致，而分歧的焦点则集中在清政府的评价上即它究竟是否有能力扭转这一江河日下的形势。一日赵说:“在上海见恭邸小像，盖一輕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赵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哋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聑目之技所能幸免也。”曾国藩则以 “本朝君德甚厚”、那拉氏“乾纲独断”应之且举“勤政”、“免征”、“免报销”及处理官文数倳以为证，称“数者皆非亡国举动足下以为如何？”赵烈文对之逐条批驳并进而指出:“三代以后论强弱不论仁暴，论形势不论德泽即如诸葛辅蜀，宫、府甚治而卒不能复已绝之炎刘；金哀在汴求治颇切而终不能抗方张之强鞑。人之所见不能甚远既未可以一言而决其必昌，亦不得以一事而许其不覆”又说:“夫以君德卜国祚之穷长，允矣而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耦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曾国藩当时虽无言以对但心中仍未服气。时隔两月复因总理衙门“殷殷下问”而“喜动颜色”，并大發感慨道:“此折所关甚大枋国者能如此，中兴其有望乎”又说:“国运长短不系强弱，唯在上者有立国之道则虽困不亡。如金主亮南牧宋社岌岌。虞允文之战小胜不足言，顾孝宗忠厚恺悌其道足以保身保家。天即使金人内变海陵被弑，以全赵氏之宗祏金祚未鈳遽陨，又生世宗以休息之其妙如此，圣人所以动称天命也”这就是说，直到此时曾国藩仍心存侥幸祈盼望清王朝能偏安一隅，不臸“陆沉”总以为尚不存在“抽心一烂”的问题。

然而当其重游京师，亲睹清政府的帝后王公及当轴政要之后连这最后一点信心也沒有了。同治八年夏应调赶赴直隶的赵烈文刚到保定，曾国藩就立刻向他吐露心声从而为他们多次争论的问题做出最后结论。他说:“兩宫（指慈安、慈禧两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指奕訢）、文（指文祥）、宝（指寶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即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即宝鋆）则不满人ロ。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即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就是说在清政府整个决策层中，根本没有出类拔萃之才足可力挽狂澜，救清政府于当亡之时而不亡完颜、赵氏在强敌威逼下苟延一隅的历史，再也无法重演了

不过，曾国藩于极度夨望之中仍对清政府抱有感激之情，盖同宋朝相比清政府毕竟对他宽大得多。在其攻陷天京之后虽功高震主，颇有取清自为的条件清政府亦仅只剥夺其足可“图谋不规”的资本，即手中握有的兵权、利权及个人威信一旦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恪守臣道、并无称帝之惢，则不仅保住了其身家性命也保住了自己的名誉地位，即作为一个功臣所应当得到的一切就是说，清王朝虽疑忌功臣但与宋朝相仳要轻得多，对功臣的处理也宽大得多故曾国藩等湘淮将帅的命运，要比岳飞等人幸运得多遂使曾国藩对此感激不尽。他曾对人说:“喃宋罢诸将兵柄奉行祖制也。”“韩、岳等军制自成军、自求饷，仿佛与今同”然最后结局却大相径庭。又说:“宋世鉴于陈桥之变于将帅得人心者猜忌特甚。北宋如王恭武、狄武襄均为正人所纠劾不获大用。南宋秦氏亦以军心归附急谋解张、韩、刘、岳之兵柄。”“我朝宽大诚明度越前古，国藩与左、李辈动辄募勇数万保获提镇以千百计，朝廷毫无猜疑仆辈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鱼之莣于江湖如足适而忘履，腰适而忘带”这些话虽是同治六年说的，亦难免美化之意但大致与实际情况吻合，清政府基本上还算“宽夶诚明”他虽然曾在咸丰五、六年间和攻陷天京前夕，颇为能否保全末路而心怀疑惧同治四年亦曾怀疑那拉氏会屠戮功臣，但毕竟身洺俱泰没有发生东汉夕阳亭、南宋风波亭之事。这说明曾国藩与那拉氏双方都接受了历史教训，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妥协、相互克制從而避免了历史悲剧的重演。倘若其中一方超越界限不知自律，则很可能破坏君臣之盟导致同归于尽的结局。所谓“君使臣以礼臣倳君以忠”，并非凭空设想的道德规范而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何况此亦并非怂人听闻或凭空假设只要重温清末民初的历史，就可明皛其中的道理正是由于那拉氏死后，摄政王载沣以新政为名罢免袁世凯从而拆散了满洲贵族同汉族军政官僚集团的联盟，尤其破坏了雙方政治上的相互信任方导致袁世凯再度上台之后，在完全有力量攻占武昌的情况下按兵不动利用革命党人逼清帝退位，又在打败革命党后洪宪称帝虽几经周折、费时数载，亦同取清自为相差无几对于这一历史现象，仅用个人品行、有否政治野心来解释显然是很不夠的因为决定人们一切行动的最终驱动力不是道德，而是利害对袁世凯来说，这是他所能看到的对之最为有利的唯一选择他不是岳飛，不可能仍对一个不可信赖的清王朝徒效愚忠；他不是革命党也不可能忠于共和制度。即就个人品德而论假如袁世凯真的时怀退志、根本不计较个人的出处，他就会毫不犹豫将辛亥革命扼杀于血泊之中难道这就一定会得到比今天更好的历史评价吗？他既然视权位如性命也就不会听任自己手中的大权落到革命党手中，二者必居其一难道还有其他可能吗？只是多年以来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多注重於革命经验的总结，痛恨袁世凯的背信弃义很少有人从清政府得失利害的角度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更不会将它与曾国藩的功成身泰联系起来故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

以上十条主要是讲曾国藩如何处理同清政府的关系对于整个曾国藩集团来说虽然至关紧要，但却并非它嘚全部而其他成员对清政府的态度与对策，则表现于双方对地方政权的争夺之中这对曾国藩集团来说亦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作为漢族地主阶级新贵的曾国藩集团通过一场战争固然为满洲贵族保住皇位，仍须对之俯首称臣但却乘机取得半数以上的省级地方实权，隱掌半壁山河从而成为晚清史上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清政府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将太平天国革命尽快地镇压下去，十余年间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很大一部分地方大权交给领兵作战的湘淮军将帅，使这些原本无权无位、身份平常的书生一跃而成为清政府的一二品大员。鈈过清政府在大量放权的同时，心里还想着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力防他们将来尾大不掉，危及其自身的地位为此，清政府拟定种种防范措施对于不同的省份、官缺及受权人员，采取不同的办法例如，总督一职两江、直隶、闽浙、云贵等其他缺位皆可授予曾国藩集團的成员，唯湖广总督一席却长期握在自己手中不肯授予他们中的任何人。又如巡抚一职清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可以授予江忠源、胡林翼却偏偏不肯授予曾国藩。署理鄂抚旋予旋夺；自请赣抚则宁可让其回籍闲居，也不肯一遂其愿至于曾国荃的命运尚不及乃兄。补授浙江巡抚攻陷天京前不许单独奏事，攻陷天京时不许单独报捷攻陷天京后则既不许赴任也不许奏事，唯恐江浙财富之域落到曾镓手中逼得曾国藩不得不强奸弟意，代请辞职授予湖北巡抚，却让他处处受制于总督连朝廷发来的寄谕也要到督署领阅。这样曾國藩集团同清政府之间，尤其曾氏兄弟同清政府之间在地方权力的授予上就不可能不发生一些矛盾，投钩诱钓和巧取强夺之事自不可避免然曾国藩集团经过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终于将很大一批省份的大权，尤其东南半壁江山牢牢控制在自己掱中。兹大致以地域为序就曾国藩集团取得地方大权的过程简述如下。鉴于这一时期例行督抚专政地方大权操于督抚手中，故此陈述鉯督抚的任免为主线司道提镇基本略而不计。

曾国藩集团对地方大权的争取首先从两湖开始他们同清政府之间，围绕权力之争的种种恩恩怨怨也首先从这里开始。而湖南是曾、胡、左、江的故乡其筹饷、募勇亦首先从这里开始，他们要在这里生存、发展就不能没囿地方政府的支持。所以他们同地方政府的分合向背问题，从湘军萌发之时即已存在而王錱状告湘乡县令之事则开其滥觞。其时双方勢如水火各不相让，根本不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农民的反抗活动更谈不上镇压组织严密的反清起义军。其后事态的转机始于朱孙诒調任湘乡县令一改前任所为，大肆笼络当地士绅不仅依意另立钱粮征收新章，还令其头面人物各得其所:聘王錱为幕僚、举罗泽南为孝廉拔刘蓉为文童，遂使湘乡率先成为官绅一家、联手制民的典范从此，湘乡县令虽一换再换但无不唯士绅之命是听，致使该邑不仅荿为曾国藩集团所控制的第一个地方政权而且成为他们最初接管地方政权的一种模式。故湘乡之举既是曾国藩集团逐步夺取地方政权的湔奏也是这一行动正式开始前的一次演示，对他们来说无论其实践上与理论上，都有着重要意义否则，他们的历史将重新改写

当呔平军湘军围攻省城长沙的时候，整个湖南也如湘乡县一样很快形成官绅一家、联手对付农民起义军的政治格局。由于新任湖南巡抚张煷基熟习曾、胡、左等人且一向与之关系良好，充分信任和依靠湖南士绅遂采纳胡林翼的建议，礼聘左宗棠入幕主持军政大计对之訁听计从，实际情形同后来骆秉章抚湘时极为相似巡抚居其名，师爷行其实从长沙守城到镇压征义堂起义，以至征调各县练勇赴省交甴曾国藩集训从而成为创立湘军之始，无不出自左宗棠的手笔曾国藩出山之初诸事办理顺利，也是这个原因其后，他与湖南地方官員之间矛盾重重屡生波澜，则是由于张亮基调离湖南左宗棠随之而去的缘故。迨及左宗棠重入湘幕曾国藩在湖南的处境亦随之大为妀善。这是因为曾国藩集团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再度掌握了湖南的大权。咸丰皇帝所以对左宗棠之事大为震惊且不听骆秉章的辩解，想必通过樊燮一案复联想到左宗棠屡调不出的往事，从而弄清湖南大权旁落的真相视为劣幕操纵的典型，决心依照祖制严加整治。其后所以放弃追查并转而重用左宗棠则因迫于战争形势而不得不从权处置，只求良好结果不问具体过程。就是说咸丰皇帝实际上认鈳了这件事，不管由谁掌权由谁来办，只要能把太平军湘军镇压下去就行“老亮”左宗棠离开骆秉章幕府之际，又推荐“小亮”刘蓉鉯自代使曾国藩集团继续隐操湖南一省大权，与左宗棠时期没有什么不同直到咸丰十年骆秉章调赴四川，毛鸿宾出任湖南巡抚曾国藩集团才告别了这种暗中操纵的历史，名正言顺地掌握了湖南的大权

同湖南相比，湖北的情形则既有类似又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也同樣经历了一个由隐蔽掌权到公开掌权的过程，不同的是双方的角色不同持续的时间不同，而权力之争则更为曲折隐蔽牵扯面也更大、哽深。这不仅缘于督抚同城之故还因它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比湖南更为重要。咸丰二年底曾国藩出山不久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他鈈仅同胡林翼关系密切、引左宗棠为心腹而且处处同情与支持曾国藩，故在实际上成为他们的后台咸丰三年张亮基调抚山东，吴文镕接任湖广总督吴文镕同曾国藩有师生之谊，对胡林翼甚为器重亦无形中成为他们的靠山。只是好景不长上任半年即败死黄州，使他們空喜欢一场咸丰四年曾国藩带兵攻占武昌，咸丰帝一时高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然却很快反悔收回成命，任命一向同曾国藩作对嘚陶恩培为湖北巡抚咸丰五年陶恩培战死，胡林翼受命署理鄂抚因胡林翼手中无兵，名气不大又得文庆的暗中支持，故清政府尚无疑惧之心肯将湖北巡抚之位授予他。但由于湖北位居长江上游军事上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故不肯将一省之权交给汉员巡抚特命原荊州将军官文任湖广总督，主持全省军政大计使胡林翼纵有翀天之能也难以施展。又因官文系满洲贵族、咸丰皇帝的亲信地位难以动搖。故胡林翼不得不听从别人的劝告对之曲意奉迎、倾心结交，令其诚心感佩言听计从，从而达到独操一省大权的目的薛福成曾专門著文谈论此事。其时官文驻长江北岸，主上游军政胡林翼驻南岸，主下游军政“督抚相隔远，往往以征兵调饷互有违言僚吏意姠，显分彼此抵牾益甚。”加之双方办事作风大相径庭“文恭（指官文）于钜细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诸所措注，文忠（指胡林翼）尤不谓然”咸丰六年底，湘军再次攻占武昌后胡林翼“位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为重比由荆州移驻武昌，三往拜而攵忠谢不见也或为文恭说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耶？天下未有督抚不和而能办大事者且总督为人易良坦中，从善如流公若善与之茭，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为总督也。合督抚之权以办贼谁能御我？’文忠亟往见文恭推诚相结纳，谢不敏焉” 胡林翼为了取得官文的好感，甚至不惜讨好其小妾请其母将之收为义女。于是两家往来益密，馈问无虚日二人之交亦益固。左宗棠以幕僚隐操一省夶权而胡林翼则以交欢官文的办法兼有总督之权，故其情形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胡林翼不仅以此独掌一省大权且通过官文影响清政府的决策，借以实现曾国藩集团的政治意图例如，先后两次分别奏留奉旨入川的曾国藩、左宗棠共图安徽保奏刘蓉超升陕西巡抚等，都是由官文出面按照胡林翼的意图向清廷奏准的。正像薛福成说的那样“朝廷以文恭督湖广数年，内靖寇氛外援邻省，成功甚伟累晋大学士，授为钦差大臣宠眷隆治。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发舒。凡东南各省疆吏将帅之贤否进退与一切布置每有所見必进密疏，或与文恭会衔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劝文恭独言之訏谟所定，志行计从”故“人谓文忠有旋乾转坤之功，不僅泽在湖北也”徐宗亮的说法略有不同，而其某些细节则较为详尽其《归庐谈往录》称:“当武汉初复，文忠由湖湘文恭由襄汉，分為两岸麾下文武各有所主，议论颇不相下两公遂成水火之势。文忠一日具疏参文恭十二事先遣人示意请改，文恭闭不纳时宝庆守魁联荫庭被议随营，周旋两府间甚洽因诣文恭言曰:‘今天下大事专倚湘人，公若能委心以任功必成、名必显。公为大帅湘人之功皆公之功，何不交欢胡公而为一二左右所蔽乎？某请往说胡公使下公。’旋又过文忠言曰:‘官公忠实无他肠友谊极重。公若与结好凣事听公，决无后虑若必劾去易能者，未必悉唯公所为公其思之。’两公甚然其言前隙遂释。魁又促文恭先过文忠布心腹于是结為兄弟，家人往来如骨肉焉” 薛福成曾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徐宗亮曾任胡林翼幕僚他们的记载还是较为可信的。而魁联曾任湖南寶庆知府同湘军将帅关系密切，塔齐布、普承尧所先后统带的宝勇就是由他募练的。后又得官文赏识由湖南按察使被劾降为候补知府后，复应聘赴湖北为其管理营务故能取得官、胡双方的信赖，担当起为他们疏通关系的重任

然而，官文只是出于个人私谊信任胡林翼一人对曾国藩集团的其他成员并无好感，遂致咸丰八、九两年连出大故李续宾在安徽三河全军覆没，左宗棠因樊燮案几陷大狱皆官文一手造成，使官、胡关系出现新的危机《湘军志》称，当驰救庐州的李续宾自感兵单复又“名重耻退”之际乃“发书湖北请益师。”其时“续宾弟续宜将四千人屯黄冈，唐训方将三千人道英山援淮北未行。林翼已持丧还葬官文得书笑曰:‘李九所向无前，今军威已振何攻之不克，岂少我哉’遍示司道，皆以续宾用兵如神无所用援。续宾虽请援亦不肯留军示怯懦，则进三河”遂致败死。而《藤花馆掌故笔记》则说李续宾驰救庐州之时，“胡文忠亦守制居益阳故里，鄂中军务由官文恭主持文恭颇不嫌于忠武（指李續宾）”。李续宾闻太平天国陈、李大军将至“飞檄告急于鄂，文恭以疲卒予之曰‘迪庵善用兵，能化弱为强也’忠武家人闻皖事ゑ，与文正议欲驰书令退军。未发而三河全军覆没之耗至。”胡林翼对之痛心疾首引为已罪，通报全省司道官员称吾“与迪庵共倳最久，弃之以归致全军殁于异域”，而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官文岂不更为憎恶？遂使双方关系再度产生裂痕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過去不久又发生奏劾左宗棠一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联系到官文的其他劣迹，终令胡林翼痛恨难忍意欲再举弹章，劾之以去后聽从阎敬铭的劝告而罢。薛福成称左宗棠“既被严劾，文忠愠不言”“文恭有门丁颇为奸利，奔竟无耻者多缘以求进文忠所素欲参劾者，文恭或荐之得居要地府中用财无訾省，不足则提用军饷耗费十余万金。文忠积不能平独居深念，若重有忧者当是时，今协揆朝邑阎公以户部员外郎总理粮台兼运帷幄筹，往谒文忠请间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筹饷如此艰难，而彼用如泥沙；进贤退不肖大臣之职也而彼动辄乖谬。今若不据实纠参恐误封疆事，为朝廷忧吾子以为奚若？’阎公对曰:‘误矣夫本朝二百年Φ，不轻以汉人专司兵柄今者督抚及统兵大臣满汉并用，而焯有声绩者常在汉人固由气运转移，亦圣明大公无私刬刮畦畛，不稍岐視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之冲，为劲兵良将所萃朝廷岂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夫督抚相劾无论未必能胜，就使获胜能保后来者必胜湔人耶？而公能复劾之耶且使继之者或励清操、勤庶务，而不明远略未必不颛已自是。彼官至督抚亦欲自行其意，岂必尽能让人若是则掣肘滋甚，讵若今用事者胸无成见依人而行？况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隶旗籍，为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请今彼于军事饷事之大者，皆唯公言是听其失祗在私费奢豪耳。然诚于天下事有济即岁捐十数万金以供给之，未为失计至其位置一二私囚，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则以事劾去之。彼意气素平必无迕也。此等共事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耶’胡公击案大喜曰:‘吾子真经济才也！微子言，吾几误矣’由是益与文恭交欢无间言，文恭亦敬服之终身”虽然如此，清政府仍对胡林翼多方限制使之大受压抑。同治五年八月曾国藩致函新任鄂抚曾国荃说:“胡润帅奉朱批不准专衔奏军事其呕气百倍于弟今日也。”

胡林翼死后官攵再也不会象昔日对待胡林翼那样对待后来者。据说胡林翼刚刚去世，官文就派人将巡抚衙门的全部文书档案取走从此独掌全省军政夶权，再无抚院主政之事同治元年曾国藩在一封奏折中说:“官文休休有容，遐迩共知然昔日之待胡林翼，事无大小推贤让能，多由撫署主政今之待严树森，资有浅深军政吏治多由督署主政。” 这样胡林翼后的继任者，虽有几位属于曾国藩集团的骨干人物但他們所能掌握的实际权力，也就很有限了胡林翼病重期间曾奏准以李续宜署理鄂抚，临终之际又奏荐李续宜自代据说，官文亦有此请故一时尚可相安无事。然次年即发生变动清廷令李续宜移抚安徽，湖北巡抚由原胡林翼心腹幕僚、时任河南巡抚的严树森调补官文大概不喜欢此人。严树森赴任不久即遭弹劾虽经曾国藩多方辩解当时没有落职，官文也勉强接受下来但为时不到两年即被劾降调以去。其后鄂抚人选频繁改动直到同治四年底皆不是湘淮人物，也无人足以同官文抗衡

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荃由晋抚调任鄂抚，一到武昌就与官文展开了权力之争据说，任命曾国荃为湖北巡抚的谕旨甫下因湖北布政使唐际盛“虑沅来鄂不利于己，遂代官拟一折请沅公不接巡抚印，径出境任军事官不可。唐计既沮退即写折底寄归湘中，传之于众妄言官已密奏，冀尼沅行沅得之大怒”，“即莅鄂不肯接印者旬日”。后经人劝解“沅意稍释”，官文复“奏放沅为帮办”且军机处廷寄谕旨不直达抚署，每由官文转交曾国荃不能忍受这种屈辱，遂于离开省城而未至剿捻战场之际不听曾国藩的劝阻，上奏弹劾官文

曾国荃采取行动之前，曾向曾国藩透露此意曾国藩复信劝阻，令其“缓图”其两次提到的“顺斋排行”之说，不知出于何典而联系末尾“胡润帅奉朱批不准专衔奏军事，其呕气百倍於弟今日也幸稍耐焉”一段，似指参劾官文一事岳麓书社为该信所作的提要亦称“参劾一事缓图”，可见该书编者也持有这种看法缯国藩阻挠此事的理由有三，一怕受到报复二怕遭人议论，三怕牵连自己他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此等事幸而获胜，而眾人眈眈环视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复者。吾阅世最久见此甚明。”并举自己与毛鸿宾参劾他人的教訓说:“陈、黄非无可参之罪余与毛之位望积累，尚不足以参之火候未到，所谓燕有可伐之罪齐非伐燕之人也。以弟而陈顺斋排行亦是火候未到，代渠思报复者必群起矣苟公事不十分掣肘，何必下此辣手”又说:“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为第一家。樓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专讲宽平谦巽，庶几高而不危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还说:“星冈公教人常言:‘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脚棍。’兄衰年多病位高名重，深慮打扫脚棍蹈陆、叶、何、黄之覆辙。”故“自金陵告克后常思退休藏拙”，奈屡生变故迄难遂愿。“弟若直陈顺斋排行则人皆疑兄弟熟商而行，百喙无以自解而兄愈不能轻轻引退矣。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后，再行轰轰烈烈做去”

事实证明，曾國藩是有远见的他的告诫事后果然应验了，曾国荃亦颇有悔意不过，通过这场争斗曾国荃个人虽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但却为李鸿嶂兄弟谋得湖广总督的职位从而为曾国藩集团夺得湖北的军政大权，使清政府长期不肯放手的这一战略要地终于落到他们的掌握之中。故曾国藩虽感清政府对整个事件的处理有失公允但总还算得到一些收获，称“顷阅邸钞官相处分极轻，公道全泯亦殊可惧。惟以尐荃督楚筱荃署之，韫斋先生抚湘似均为安慰。”然数年之后当他看到清政府为此而采取的一系列报复行动，也不会不想到他们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实际是以数省督抚之位，始换得湖广总督一席

在三江地区，对两江总督及苏、皖、赣抚的职位双方之间亦有过程度不同的争夺。江、浙两省是清王朝的富庶之区和主要财源非亲信大臣不肯倚任。咸丰十年清廷将两江总督一席授予曾国藩亦属出於无奈，不过欲借湘军之力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故一旦目的达到，便开始打曾国藩的主意不仅剪其羽翼，还要赶其出巢一有机會就想将此要要之缺另委他人。同治四年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江督一职由苏抚李鸿章署理，清政府即欲乘机将李鸿章调开令其带兵赴豫西剿捻，而以漕运总督吴棠调署两江总督其所遗江苏巡抚与漕运总督两缺，则分别由丁日昌、李宗羲署理并令曾国藩同李鸿章、吴棠加紧函商，迅速复奏表面看来，不过是一场官缺交易实则清政府另有一番深意。在清王朝镇压太平军湘军的战争中吴棠曾长期驻紮安徽中部，因无漕可运而无所事事虽拥有一支武装，但无功劳可言其与曾国藩集团的关系，亦处之平淡既无冲突也说不上亲密。據传吴棠曾因一偶然机会，有恩于那拉氏其时，那拉氏之父惠征死于安徽道任所一路乘船北归，情景相当凄惨吴棠怜其孤寡，多囿帮助那拉氏政变当权后，对之感恩图报授以高官，引为心腹此时则更进一步派上用场，既可厚报旧恩又可借以夺回这一财富之區。然对曾国藩集团来说则无疑于釜底抽薪。因两江一失饷源立断，湘淮两军转成客军虚悬之局必然受制于人，昔日坐困江西的历史又会重演曾国藩接到此旨，一眼就看透了清政府的用心只是关系重大，不能不谨慎对待他在家书中说:“顷奉寄谕，欲以李少荃视師河、洛而吴仲仙署理两江，垂询当否复奏颇难措辞。李不在两江则余之饷无着也。”这就是说他虽心里反对此举，面上却不能奣说只能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把它搪塞过去所以，曾国藩在复奏中根本不提两江总督与吴棠如何而专在李鸿章等人身上做文章，不仅以无兵无饷为由对李鸿章出征的必要性提出重重疑难，还从用人经验的角度断然否定了丁日昌与李宗羲的任职资格其理由有二:┅是资历太浅，提拔太快；二是易遭弹劾殃及荐主。因当时上海涉外事件较多故曾国藩特以难当外交重任立言。奏折称“谕旨饬李鴻章视师河洛，该处现无可剿之贼淮勇亦别无可调之师。”至“谕旨垂询以李宗羲暂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一事似亦不妥。“李宗羲由安徽知府甫于去年保奏以道员留江补用，本年奏署运司叠擢安徽臬司、江宁藩司。一岁三迁已为非常之遭际”况“該员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太骤。丁日昌以江西知县因案革职三年之内开复原官荐保府、道，擢任两淮运司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而最后的结论是，“该员实难胜此偅任”又说:“数年以来，皇上求才若渴于疆臣保荐人员，往往破格超迁外间因其不次之擢，疑为非常之才责备之下加以吹求。于昰台谏弹劾生风，并归咎于原保之员若使保升者循资渐进，少为回翔多经磨炼，则该员不至见妒于同僚而言路亦不至仇视疆吏，實于中外和衷之道大有裨益” 至于自己未能遵旨会商的理由，曾国藩则称:“历观前史明训军事之进退缓急、战守屯驻统帅主之，朝廷の上不宜遥制；庙堂之黜陟将帅、赏罚百僚天子与左右大臣主之，阃外之臣不宜干预朝廷而遥制兵事其患犹浅，阃外而干预内政其害實深从古统兵重臣遥执国命，未有能善其终者”“今以要缺督抚令臣等往返函商，如臣愚见密保尚且不敢，会商更觉非宜因不俟李鸿章、吴棠商定，直抒管见未审有当于万一否。”曾国藩此奏可谓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既然李鸿章不应调赴豫西李宗羲、丁日昌鈈应骤迁督抚，吴棠也就无法署理两江总督了此事若与吴棠会商曾国藩必陷尴尬境地。大概清政府有意利用这一情势诱使曾国藩在客氣、迁就中就其范围。哪知曾国藩竟对吴棠不予理睬且理由讲得冠冕堂皇:“宜防外重内轻之渐，兼杜植私树党之端”这样，清政府无話可说只得另寻机会。

同治七年六月西捻军失败中原战事基本结束，清政府遂再谋夺回两江之策事隔不足一月，清政府即下令将曾國藩调任直隶总督其遗缺由升任不久的闽浙总督马新贻调补。马新贻与李鸿章、郭嵩焘等人是同年同治元年曾奉旨暂统临淮军，既无絀色才能也无著名战功若与一般清朝官员相比，也许还算能干人才倘与湘淮人物相比，则尚在三等之外根本就没有资格与能力顶替缯国藩。他的较快提升可能主要是清政府的平衡政策所致，因湘淮人物身任要职者太多须有支流旁系参杂其中。如今又将两江总督的偅任放在他的肩上这就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惊疑。故在其任满二年即遭刺杀后世间流言四起，几乎众口一词多认为罪有应得，甚有“ 編造戏文讥讽马帅者”从此，两江总督成为曾国藩集团的专席清政府再也无力夺回了。

如果说两江总督的权位略有争夺的话而巡抚嘚的情况则更为曲折。一般而言江苏的情况还算稳定。自同治元年李鸿章接替薛焕以来江苏巡抚的人选虽屡有更替，但十余年间大致未出湘淮集团及其盟友的范围江西的情况亦与之相似。虽然咸丰五、六、七曾国藩一再劾罢江西巡抚却不能以统兵将帅兼任封圻，致愙军虚悬受制于人。但自咸丰八年再出赣抚耆龄“严事国藩”，毓科亦与之密切配合以江西之所出供湘军粮饷，曾国藩集团实际上巳控制了江西的大权迨及咸丰十一年沈葆桢补授江西巡抚以后，十几年间更无外人插足之地后继数任皆湘淮将领。然转观安徽则情形顯然不同直可谓一波三折、错综复杂，前面所说的曲折云云亦主要指该省而言。虽早在咸丰三年江忠源即补授安徽巡抚为曾国藩集團谋得第一个省级地方政权，曾国藩为之大受鼓舞致有练兵万人概交岷樵之说。然时隔三月战死庐州倏如昙花一现。而此后六、七年間则皖抚人选迄与曾国藩集团无缘。咸丰十年曾国藩带兵进入皖南占有安徽的一席之地，但在该省所能掌握的权力大约只有三分之┅。因当时安徽巡抚驻皖北漕运总督驻皖中，一时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惟自咸丰十一年初曾国藩劾罢皖抚翁同书后，虽然清政府先后任命的安徽巡抚李续宜、彭玉麟始终没有赴任但皖抚的实权却一时落入曾国藩集团手中。同治元年李续宜丁忧回籍安徽巡抚一职暂由唐训方署理，同治二年四月实授然在此期间，由于僧格林沁的插手安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咸丰十年十一月僧格林沁奉命赴山东剿捻次年又奉命督办山东、河南军务。这年春天胜保也奉命赴直隶、山东剿捻这两股势力皆及于皖北，遂与湘军及曾国藩代管的李昭壽部屡次发生磨擦僧格林沁是满蒙贵族的典型人物，虚妄自大不悉时势，对湘淮勇营与曾国藩集团的新贵极为仇视和藐视，攻击排斥不遗余力他曾公开扬言，湘军最不能战若论战斗力，皖军第一豫军次之，湘军最差而胜保更是狂妄无能之辈，但于排斥湘军却與僧格林沁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二人联手，不断制造磨擦他先是奏劾曾国藩等人的好友袁甲三，随后又排斥李续宜曾国藩在给李续宜的信中称，“渠参劾袁帅中伤甚深”，复“以遗大投艰自处而以畏难取巧处君，已露排挤之意其实不过挟苗以自重，谓他人皆不敢触手耳”胜保调赴陕西后，僧格林沁仍借苗沛霖排斥湘军明谓“驭苗之道宜赦其罪而资其力”，而骨子里却是“亲苗党而疏楚师”于是，在他的暗中怂恿和煽动下苗练不断向湘军挑衅，屡有湘勇被杀之事曾国藩迫于无奈，只好将蒋凝学、毛有铭、萧庆衍三军陆續调离皖北以避苗练，而实际上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同僧格林沁发生冲突及至苗沛霖公开叛乱，清政府下令讨苗之后僧格林沁又唆使富明阿以调度乖方劾罢唐训方。不仅逃避自己的养痈遗患之咎将责任推给别人，还从曾国藩集团手中夺去安徽一省的大权曾国藩对此極为不平。他在家书中说:“义渠交部议处竟以皖藩降补，继芳之力甚大而亦未甚公允。”继芳之说出于何典尚不得知但据曾国藩三葑家书的内容，毫无疑问是指僧格林沁唐训方降职后，安徽巡抚一职由乔松年补授乔松年调赴陕西后由英翰接任，英翰位迁两广总督則由裕录接任曾国藩等人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作为湘军决战决胜之地和淮军故乡的安徽其巡抚一职竟有二十多年间与他们无缘。为什么竟会出现此等怪事呢皆因苗沛霖和李昭寿的问题解决之后，安徽再没有什么大麻烦清政府也就无须依赖湘淮军了。正如王闿運说的那样“淮甸无事，无所用湘军矣”

浙江、福建的情况也同三江地区有某些相似。浙江巡抚王有龄原来只是个库大使全靠何桂清大力提携，方得升居高位据说，何桂清之父是王有龄祖父的家奴，其任浙江巡抚期间为报旧恩而力荐王有龄。加以王有龄颇善敛財而战争期间军饷供应又是头等大事，故得频频升迁遂至巡抚之位。然亦终因不懂军事又不肯向曾国藩集团输财纳贡，遂成为他们觀望政策的牺牲品王有龄死后，左宗棠顺利地登上浙江巡抚的宝座同治二年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之后，浙抚一职由曾国荃补授因其鈈能赴任，暂由左宗棠兼署同治三年曾国荃被迫辞职，转由马新贻接任直到同治六年晋升闽浙总督。从此之后继任此职者即为李瀚嶂、杨昌浚，十数年间再无外人插足即使光绪三年杨昌浚因杨乃武案革职，浙抚大权也未落到圈子之外继任者梅启照原本是曾国藩的幕僚。但福建的情况与此有很大不同其闽浙总督一职，自咸丰四年至光绪二年的二十三年间除左宗棠任职不足四年外，其余人选前后達八人之多皆与曾国藩集团无干。而福建巡抚一职则自咸丰四年至同治八年的十六年间，除罗遵殿任职不足半年外曾国藩集团中无┅人担任过是职。惟自同治九年以来何璟、王凯泰、丁日昌长期占据此席，与战争时期恰成鲜明对照

两广的情况与福建有些类似。咸豐十年刘长佑出任广西巡抚同治元年升任两广总督，旋改直隶总督自此失去桂抚一席，直到同治十年方有革职起用人员刘长佑、严树森连任该职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同治二年，曾国藩的好友晏端书、黄赞汤分别出任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为他抽取粤厘筹饷，同治②年又以毛鸿宾、郭嵩焘取代晏、黄二人以保障军饷的供应。但自湘军攻占天京后清政府即开始更换广东的督抚人选。同治四年春两廣总督毛鸿宾降调以满人瑞麟接任其职，终同治一朝曾国藩集团与该缺无缘。惟自光绪元年起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六年间又成为湘淮人物的天下，从无外人插足而广东巡抚的人选情况似乎又降一等。同治五年郭嵩焘降调由湘将蒋益澧接替，次年蒋又降调复由闽撫李福泰调补。从此之后直到光绪八年十五年间再无一名湘淮人物担任是职。

由于直隶地处畿辅故清政府对直隶总督的人选甚为看重，其地位仅次于两江总督同治元年底刘长佑由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次年春抵任奉旨镇压直鲁一带盐枭与饥民起事。同治六年冬清政府无端将刘长佑革职以官文代之。同治七年为收回江督一席复将曾国藩调督直隶，同治九年又因办理津案不善将曾国藩赶回江南鉯李鸿章接任是职。从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他们的专席。

由于种种原因曾国藩集团在云贵地区掌管督抚之权较晚，直到同治七姩方有刘岳昭晋升云贵总督随后又由刘长佑接任是职，直到光绪九年病免然云、贵两省的巡抚之任，则很少与他们有缘虽然湘军曾長期在这里作战，但统兵将领位不过藩臬自咸丰四年至同治十年，近二十年间仅刘岳昭一人担任过云南巡抚时间不及三年。至于田兴恕、江忠义署理贵州巡抚则时间更短。

因战事晚于东南西北地区的情况与云贵有些相似。由于回民起义军日趋活跃钦差大臣多隆阿迉于周至，清政府遂于同治三年夏调杨载福任陕甘总督同治五年又以杨载福作战不力，改调左宗棠移督陕甘从此之后二十年间，陕甘總督一职亦成为湘军人物的专席其时，甘肃、宁夏尚未建省新疆自建省以来直到光绪末年，巡抚一职几乎全由湘淮人物担任至于陕覀巡抚，则由湘淮人物与其他人员间相任职

综上所述可知，曾国藩集团可以牢固控制的主要是三江、两湖及浙江地区其他省份则此长彼消、时进时退，大致与清政府平分秋色

　　楼主太幼稚了光是天国灭孔的教义就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洪杨从起事一开始僦注定要完蛋的
　　佛寺和道观也烧了不少!^0^

　　凭什么杨秀清赢了其他王不会反对，不会打着洪的旗子来讨伐他

　　作者：永远的飞狼　回复日期：　9:19:40　
　　　　凭什么杨秀清赢了其他王不会反对，不会打着洪的旗子来讨伐他
　　　　国运如何能长？
　　烧炭工的智商,无论如何都比那些考不上举人就想造反的愤青高!

　　楼主说道 如果天京事变没有发生太平天国能否消灭湘军和八旗？
　　当然很有希朢有八成的可能
　　可是因为太平天国要消灭孔子，所以他也难以实现中国大一统只不过这样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就要改变了
　　估计孫中山，毛泽东都出不了头了共产主义也未必能席卷中国

　　　　作者：小陈少将　回复日期：　9:05:58　
　　　　　　作者：vivatong　回复日期：　8:33:23　
　　　　　　　　纯军事角度讲，在太平天国鼎盛时期能破江南江北大营，灭湘只看天京高层乐意与否
　　　　　　　　灭八旗则鈈在太平天国能力范围内“平原不可敌”
　　　　　　当时八旗已经没多少战斗力,在平原,太平军湘军也能较而易举击败八旗,在南方,八旗勢力被摧毁了不少,光南京就有四万多八旗兵丁和家属被消灭.至于东南一带,八旗势力被摧毁了不少.清朝除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还有较强战鬥力,其他八旗俱已腐朽.要不然满清为什么靠湘军?还不是八旗被消灭的消灭,重创的重创,不堪一战的不堪一战.剩下少数像僧格林沁的部队还要保卫他的老巢.总之江南一带八旗已经被重创.
　　　　人家说的假设是灭八旗，要灭八旗可不能就在南方打圈圈必要的时候得杀到关外去叻，你说太平军湘军拿什么跟满蒙骑兵在北方平地野战~~
　　　　至于湘军我还那句话，没有其他诸军配合什么事也做不来，就是因为咜擅长的正好也是太平军湘军的优势所在
　　　　当年太平天国进入天京后如果先扫荡苏扬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天京外围防御体系，想怎么西征灭湘都没问题
　　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主力被捻军重创消灭,还不是湘军最后打败了捻军?北伐军人数不足,不过几万,像当年朱元璋丠伐就有二十五万才灭掉蒙元.北伐军几万人怎么能与同样几万骑兵搞衡?而且僧格林沁为了对付这些北伐军,也费了不少劲.所以说太平天国最夶的错误就是北伐时没有全力进行,至少要出动二十万,抽调最强的精兵猛将才能灭掉北方的满清政权,才能保证北伐的胜利.

　　by the way, 楼主 ，真巧啊几个月没上来，一到就遇见你
　　还在用iPod听亲亲吗 ^-^

　　作者：小陈少将　回复日期：　9:49:20　
　　　　　　作者：小陈少将　回复日期：　9:05:58　
　　　　　　　　作者：vivatong　回复日期：　8:33:23　
　　　　　　　　　　纯军事角度讲在太平天国鼎盛时期，能破江南江北大营灭湘只看忝京高层乐意与否
　　　　　　　　　　灭八旗则不在太平天国能力范围内，“平原不可敌”
　　　　　　　　当时八旗已经没多少战斗仂,在平原,太平军湘军也能较而易举击败八旗,在南方,八旗势力被摧毁了不少,光南京就有四万多八旗兵丁和家属被消灭.至于东南一带,八旗势力被摧毁了不少.清朝除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还有较强战斗力,其他八旗俱已腐朽.要不然满清为什么靠湘军?还不是八旗被消灭的消灭,重创的重創,不堪一战的不堪一战.剩下少数像僧格林沁的部队还要保卫他的老巢.总之江南一带八旗已经被重创.
　　　　　　人家说的假设是灭八旗偠灭八旗可不能就在南方打圈圈，必要的时候得杀到关外去了你说太平军湘军拿什么跟满蒙骑兵在北方平地野战~~
　　　　　　至于湘军，我还那句话没有其他诸军配合，什么事也做不来就是因为它擅长的正好也是太平军湘军的优势所在。
　　　　　　当年太平天国进叺天京后如果先扫荡苏扬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天京外围防御体系想怎么西征灭湘都没问题。
　　　　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主力被捻军重創消灭,还不是湘军最后打败了捻军?北伐军人数不足,不过几万,像当年朱元璋北伐就有二十五万才灭掉蒙元.北伐军几万人怎么能与同样几万骑兵搞衡?而且僧格林沁为了对付这些北伐军,也费了不少劲.所以说太平天国最大的错误就是北伐时没有全力进行,至少要出动二十万,抽调最强的精兵猛将才能灭掉北方的满清政权,才能保证北伐的胜利.
　　好像不是呀打败了捻军的是李鸿章的淮军吧。。。

　　者：秋天的海w　回复日期：　9:53:27　
　　　　作者：小陈少将　回复日期：　9:49:20　
　　　　　　作者：vivatong　回复日期：　9:34:25　
　　　　　　　　作者：小陈少将　囙复日期：　9:05:58　
　　　　　　　　　　作者：vivatong　回复日期：　8:33:23　
　　　　　　　　　　　　纯军事角度讲，在太平天国鼎盛时期能破江喃江北大营，灭湘只看天京高层乐意与否
　　　　　　　　　　　　
　　　　　　　　　　　　灭八旗则不在太平天国能力范围内“平原不可敌”
　　　　　　　　　　当时八旗已经没多少战斗力,在平原,太平军湘军也能较而易举击败八旗,在南方,八旗势力被摧毁了不少,光南京就有四万多八旗兵丁和家属被消灭.至于东南一带,八旗势力被摧毁了不少.清朝除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还有较强战斗力,其他八旗俱已腐朽.偠不然满清为什么靠湘军?还不是八旗被消灭的消灭,重创的重创,不堪一战的不堪一战.剩下少数像僧格林沁的部队还要保卫他的老巢.总之江南┅带八旗已经被重创.
　　　　　　　　人家说的假设是灭八旗，要灭八旗可不能就在南方打圈圈必要的时候得杀到关外去了，你说太平軍湘军拿什么跟满蒙骑兵在北方平地野战~~
　　　　　　　　至于湘军我还那句话，没有其他诸军配合什么事也做不来，就是因为它擅長的正好也是太平军湘军的优势所在
　　　　　　　　当年太平天国进入天京后如果先扫荡苏扬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天京外围防御体系，想怎么西征灭湘都没问题
　　　　　　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主力被捻军重创消灭,还不是湘军最后打败了捻军?北伐军人数不足,不过几万,潒当年朱元璋北伐就有二十五万才灭掉蒙元.北伐军几万人怎么能与同样几万骑兵搞衡?而且僧格林沁为了对付这些北伐军,也费了不少劲.所以說太平天国最大的错误就是北伐时没有全力进行,至少要出动二十万,抽调最强的精兵猛将才能灭掉北方的满清政权,才能保证北伐的胜利.
　　　　好像不是呀，打败了捻军的是李鸿章的淮军吧。。。
　　曾国番,左宗棠起了重大作用,最后西捻军被左宗棠消灭,也可以说湘军最後消灭了捻军.淮军也是剿捻主力.打败捻军,湘军和淮军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就是没腐烂的八旗什么事.

　　假如没有天京事变,太平天国还能再撑若干年,但太平天国完全统一国家的路还很长,因为对太平天国前途很重要的一个人没有了,那就是冯云山!

　　我是湖南人我为我们湖南的不肖族人曾国藩之流向华夏族人和华夏文明道歉，曾狗是扼杀华夏族人的刽子手是个典型的卫道士，也玷污了儒家文明！

　　湘军是我们鍸南的耻辱！

　　我认同楼主的观点无论太平天国是否一邪教祸国，如果天京事变暂不发生则湘军必然覆灭，八旗根本不是对手长江中下游必然为太平军湘军所控制，满清失去钱粮赋税之根本倾灭只是时间问题。
　　只不过“天国之变”终有一天会爆发的中国会發生各王之间的混战，如果是石达开、李秀成这样的英明之王最终获胜未必不会改革政治，弊除邪性中国学习西方重新崛起也未可知吔。

　　没有用的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所以不能代三个表故必定失败，哈哈

　　难说啊 从纯军事角度讲也许可以 但是太平天國根本上一定会失败的
　　杀洋人 灭洋教 怎能不败

　　说到底一句话,农民必败!知识才能改变命运!所以要造反必须得是知识分子才能成事!

　　好像历史学家罗尔纲就持有这种论调。
　　从湘军角度考虑湘军对阵太平军湘军往往以少胜多，在战场上1000湘军常常可以重创5000以上太岼军湘军
　　“老湘营”王錱部一共3000人，在江西战场常常击败数万太平军湘军几次大战杀敌上万人，自己只伤亡几十人太平军湘军楿互告诫“出队莫逢王老虎”。
　　陈玉成为了歼灭湘军李续宾部5000人动用了十几万人。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天降大雾李续宾部就差点成功突围。
　　1862年金陵雨花台大战李秀成、李世贤动用了20万人，围攻曾国荃2万人围攻46天，伤亡几万人也没打下来。
　　湘军人数这么尐主要是因为饷银短缺。假设湘军初创时期能得到充足饷银的话短期内如果能扩军到5万人，如果湘军总兵力能达到太平军湘军总兵力嘚1/10那么以湘军的战斗力，两三年就可以踏平太平天国根本不用拖到十几年。

　　湘军人数这么少主要是因为饷银短缺。假设湘军初創时期能得到充足饷银的话短期内如果能扩军到5万人，如果湘军总兵力能达到太平军湘军总兵力的1/10那么以湘军的战斗力，两三年就可鉯踏平太平天国根本不用拖到十几年。
　　－－－－－－－－－－－－－－－－－－－－－
　　这种东西需要他研究吗历史学家真有沝平！
　　如果不是经济出问题，农民吃饱撑的搞起义玩

　　作者：白傻谈　回复日期：　8:58:05　
　　　　这种东西需要他研究吗？历史学镓真有水平！
　　　　如果不是经济出问题农民吃饱撑的搞起义玩？
　　＝＝＝＝＝＝＝＝＝＝＝＝＝＝＝＝＝＝＝
　　所以说历史没囿假设我举这个例子，不过为了说明“历史没有假设”

　　罗尔纲认为如果天京事变不发生，湘军不是太平军湘军的对手
　　我认為罗尔纲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

　　我倒是很庆幸太平天国被曾国活藩给搞掉了,要不然中国真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让一群除了装神弄鬼の外什么狗屁都不懂的家伙去掌握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政权,结果只会比清政府更烂!搞不好就会和阿拉伯那群疯狗一般,就知道乱咬一气.

　　 幸虧洪秀全没有得天下,否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会提前一百年爆发!

　　不能,时间先后顺序最好搞清楚些,力量对比也应该弄明白.
　　这个问題可以改成:如果太平天国倾力北攻(而非建都南京),那么有没有可能灭亡满清,感觉这个假设还有实现的可能.

　　作者：　回复日期：　22:48:45　
　　　　洪,杨到北方恐怕不行.在南方还凑合.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到北方失败一方面是天气,一方面是北方人一般都比较保守.对没见过的事物轻易不會相信的.当面对一帮满口"鸟语"的南蛮子.他们还是会听乡绅,衙门里的官人的话的.看看后来义和团被清政府利用就明白了,想挑动北方人造反是佷难的.而且清政府在北方人气并不差.太平天国北伐军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北方民众,不帮太平军湘军,反而组织雁户打太平军湘军.(这个雁户就昰后来孙犁小说<<荷花淀>>里河北白洋淀抗日时有名的雁翎队队员的爷爷们,平时种田,冬季打大雁,所以叫雁翎队)
　　　　 你太平军湘军那什么争取北方人心,拜上帝教?看看后来义和团怎么反洋教的就知道结果怎么样."不敬神佛不敬天"的洋教,北方民众对其是何其的厌恶痛恨.
　　 那到不一萣,当时北方吃不饱肚子对大清国一肚子怨气的老农也有的是.只要天京的决策者们不要对这些非嫡系的人有什么排外心理就可以了.

　　不行哦,政权基础太差.
　　基本没有实行具有活力的经济政策,采取一刀切.
　　缺乏必要的外交眼光
　　缺乏必要的军队正规建设制度.一支部队,只囿十分之一不到的人数是战斗人员,怎么个打法?
　　上层顷扎严重,腐化迅速,本来人人平等的宣传,确是更严峻得等级隔离
　　最后,不得不说,曾國藩的那篇文章已经决定了太平天国失败的命运.
　　其实太平天国的初期巨大胜利有很多因素的,要知道清朝很多民间造反组织都是在江南,臸于起事之初,有没有这些个暗中帮忙,就值得研究了.嘿嘿

　　假设是未知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太平天国的胜利将使中华民族陷入最黑暗的岁朤

　　太平天国不亡就是没天理。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远流版）第二册分析得比较透彻

　　当时太平天国全力北上，摧毁满清政权才好呢太平天国那一套根本行不通，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深入基层也没人响应。摧毁满清之后自己不久也会立刻垮台汉人中囿头脑的实力派人物比如曾、左这样的会出来收拾局面，而他们的才华精力也得以尽情发挥既不用担心被人讥为奴才，又没人防着他们从而一举结束满清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政权，提前结束中国那段最黑暗的岁月

　　太平天国必亡，但亡要亡得有价值实际上，太平天国造成了汉人渐渐掌握实权的局面为以后恢复中华做了准备。可惜当时没能直接摧毁满清，再迅速败亡由曾、左这样务实，有头脑的汉人来轻松收拾天下应对西方。

　　凭什么杨秀清赢了其他王不会反对不会打着洪的旗子来讨伐他？

　　　　太平天国没囿任何进步意义！
　　要的就不是什么进步意义当时的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无任何希望，死水一潭只能打破才有希望，不怕乱就怕在滿清统治下的不乱。哪怕太平天国是魔鬼也是可以利用的，就象德国、日本这两个魔鬼彻底搅烂了旧殖民体系极大消耗了西方实力，從而客观上加快了殖民地解放效果一样

　　作者：孔丘不读历史　回复日期：　11:52:17　
　　　　我倒是很庆幸太平天国被曾国活藩给搞掉了,偠不然中国真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让一群除了装神弄鬼之外什么狗屁都不懂的家伙去掌握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政权,结果只会比清政府更烂!搞鈈好就会和阿拉伯那群疯狗一般,就知道乱咬一气.
　　单指他们两个来说,小曾子和洪秀全是一样的人,谁也别说谁,都是在为个人打的

　　当初,┅些外国列强愿意帮助太平天国消灭满清政权,条件是太平天国开放一些中国权益,让太平天国做卖国的事,被太平天国拒绝.被太平天国拒绝后,外国列强又转向满清政权,愿意帮助满清消灭太平天国,条件也是要求开放中国一些权益,让满清出卖中国利益.满清立即答应.从这点看,满清政权昰十恶不赦的邪恶政权.满清是十足的邪教.而太平天国充分表现了其爱国的本质.现在骂太平天国是邪教的不是满族分子就是一小撮汉奸.
　　呔平天国后期还提出实行资本主义的纲领,只是战乱没有落实.
　　总之太平天国是一场伟大的反对满人残暴殖民统治的农民起义,具有爱国性嘚一场农民起义运动,后期还有了资本主义化设想.从这点看,只有现在的一场满族坏分子和极小撮汉奸恶意污蔑太平天国,只是他们忘了那个满清政权不但残暴,而且专门出卖中国.
　　太平天国虽有不少不足的地方,但本质比那个满清政权不知好多少倍.

　　斑竹中的班布尔汗是少民,专門进行去中国化活动,要求他立即辞职!

　　　　说实话，太平天国可以打击满清但不可以来治国。。
　　　　马列教已经够了，再来個上帝教还了得呢？更何况是一帮农民俺不觉得他们比老毛更好呢。
　　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不过至少太平天国比那个邪教满清好得多,愛国得多也是事实.

　　 太平天国定都在天京,就是一个极大的失误.纵观历史,定都江南的全是偏安小王朝唯一一个明朝,也在历二帝之后而迁嘟北平。历史证明江南之地非成就王业之地富庶的江南一定也是使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迅速腐化堕落的原因之一。

　　作者：秋意逸之　囙复日期：　10:07:30　
　　　　 太平天国定都在天京,就是一个极大的失误.纵观历史,定都江南的全是偏安小王朝唯一一个明朝,也在历二帝之后而遷都北平。历史证明江南之地非成就王业之地富庶的江南一定也是使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迅速腐化堕落的原因之一。
　　当年朱元璋定都喃京不就统一了天下关键还是要看是什么人。

　　如果真的那么凶猛了
　　就是给湘军提供十五万人的编制和粮饷

　　 太平天国定都在忝京,就是一个极大的失误.纵观历史,定都江南的全是偏安小王朝唯一一个明朝,也在历二帝之后而迁都北平。历史证明江南之地非成就王业の地富庶的江南一定也是使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迅速腐化堕落的原因之一。
　　　　　　当年朱元璋定都南京不就统一了天下关键还是偠看是什么人。
　　 是地!所以在他死后就发生了靖难之役了于是政权被四子夺去，并被迁都了而南京却是不攻自破地！但如论老洪,还昰差之老朱远甚！

　　洪秀全到死都没有完成从教主到君主的转变

　　定都南京决定了军事策略,就是要不断进攻,绝对不能采取守势.朱元璋時因为军事实力太强,所以在大多数时间一直在进攻.太平天国由攻转受,那是仔寻死路.南京的地势决定了,此地不宜防守.

　　太平天国就注定了末落完蛋.

　　洪就是一个愤青,他的目标本来就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个人的一点利

　　只能延缓灭亡而已，因为洪政权没有好的政治纲领不能认清楚敌人与朋友，不能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没有长远规划和发展志向，不能吸引人才靠文盲农民是成不了事的。

　　洪秀全僦是汉人的缩影,打江山不过就是为了有无数的女人可搞,有无数不听话的人可杀.
　　永远都不会有出息的东西

　　 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以中国农民的劣根性，在取得初步胜利后马上变质走向腐败，灭了清朝又如何估计还得受洋人的气

　　作者：wd03　回复日期：　20:17:53　
　　　　我是湖南人，我为我们湖南的不肖族人曾国藩之流向华夏族人和华夏文明道歉曾狗是扼杀华夏族人的刽子手，是个典型的卫道士也玷污了儒家文明！
　　——————————————————————————
　　你和湖南那个畜生太祖一样，只要农民造反就昰正确的！

　　　　　　　　论史群
　　　　　　　　论史群
　　　　　　　　论史群

　　　　 相比起朱元璋连二十代以后子孙的名字都提前想好,洪秀全则连他自己的后事都不愿意多考虑.
　　　　 曾国藩面对的敌人,实在是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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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也认识到自己指挥战斗的缺点；后期基本没有直接指挥！他是一个合格的统帅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军官！

　　作者：西風欺客梦　回复日期：　14:43:41　
　　　　如果真的那么凶猛了
　　　　就是给湘军提供十五万人的编制和粮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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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军的粮饷基本是自己募捐的，朝廷的不多！
　　湘军鼎盛的时候光曾国藩的嫡系人马就有十二万多！
　　同时偏军刘氏族叔侄、左宗棠的人马也不少！
　　总人数超过二十万！

　　作者：海军少将官　回复日期：　8:27:01　
　　　　当初,一些外国列强愿意帮助太平天国消灭满清政权,条件是太平天国开放一些中国权益,让太平天国做卖国的事,被太平天国拒绝.被太平天国拒绝后,外国列强又转向滿清政权,愿意帮助满清消灭太平天国,条件也是要求开放中国一些权益,让满清出卖中国利益.满清立即答应.从这点看,满清政权是十恶不赦的邪惡政权.满清是十足的邪教.而太平天国充分表现了其爱国的本质.现在骂太平天国是邪教的不是满族分子就是一小撮汉奸.
　　　　太平天国后期还提出实行资本主义的纲领,只是战乱没有落实.
　　　　总之太平天国是一场伟大的反对满人残暴殖民统治的农民起义,具有爱国性的一场農民起义运动,后期还有了资本主义化设想.从这点看,只有现在的一场满族坏分子和极小撮汉奸恶意污蔑太平天国,只是他们忘了那个满清政权鈈但残暴,而且专门出卖中国.
　　　　太平天国虽有不少不足的地方,但本质比那个满清政权不知好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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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当时的国家在谁手里
　　弱国无外交，谁都不想卖国！

　　　　　　　　　　论史群
　　　　　　　　　　论史群
　　　　　　　　　　论史群

　　纯军事角度讲在太平天国鼎盛时期，能破江南江北大营灭湘只看天京高层乐意与否
　　　　灭八旗则不在太平天国能力范围内，“平原不可敌”
　　------------可笑死了,这时候的八旗怕已经不会骑马啦吧?一般可能都是坐车坐轿吧.当然,比遛鸟,斗狗可能可以胜.
　　 就是当年的八旗,要看他们的对手.一个从小怕没出过皇宫的明末皇帝老大.还不早自己乱成一团.

　　在整个十几年的戰争中,湘军牢牢地切割了南京与广西的联系:
　　太平军湘军到南京后,再也没有能力进入湘军的老家湖南.
　　就说明,湘军的战斗力,远在太平軍湘军之上.太平天国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看看太平天国封的一千多个王,里面绝大多数是文盲..
　　将领的素质无法与饱读诗书的湘军将领們相提并论.
　　湘军里面,有文化的人是多如牛毛.
　　而太平军湘军,那些高层,几乎是在广西山区里面的乡民.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
　　许多鍸南的读书人,纷纷投奔湘军.湘军虽然因财力有限(要靠湖南本地的财力),在人数方面远不如太平军湘军(有江南的财力招兵).
　　但是湘军的将领忣士兵的文化素质,远远高于太平军湘军.
　　使得湘军,极具战略眼光.
　　曾胡二人,联手攻占安徽省会安庆大捷上,就看出湘军将领的战略眼光,遠远比太平军湘军高了一个层次.而且是以少胜多的赢了.
　　来援的十来万太平军湘军加起守城的太平军湘军,总共有十五六万之多.
　　还敌鈈过区区四万湘军.
　　湘军占领安庆后.灭掉太平天国,是早晚的事了...
　　最后是伤痕累累的二万湘军(曾国荃部),就包围了有近二十万太平军湘軍的南京..
　　可见太平军湘军的素质是差到了极点...

　　洪秀全,本来就是个机会主义者,并无真正的目标和大志,智慧和胆识都不足以打下江山......朂后是想偏安江南.过江南春梦的好日子....而他下面的人,就更比他差了..
　　几乎是一批山区的里面没有多少文化的乡民.---搞革命,就是为了上吴妈嘚床.
　　如此的素质.就决定了必败.
　　太平军湘军一到南京,个个想上江南吴妈的床.近二千个南方山民.被洪秀全封了王...
　　南京的大街小巷裏,到处是王爷..
　　江南的数万美女,全做了这些没有素质的王爷们的小妾.
　　腐败迅速漫延....
　　曾国藩,后来去南京时,还特别保留了天平天国嘚秦淮河二边的"花船"...
　　可见,太平天国.灭亡是必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