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长時段历史可知一个有创造力、充满道义担当精神、能够深深植根于人民中间、谦逊且又甘于付出的精英群体，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偠动力；而精英群体的堕落和自负是社会凝聚力下降、国家内部裂痕迭现的关键原因。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卡普兰教授反思近年来美國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尖锐地指出，上述精神品质在美国精英群体中已经成了匮乏品超级大国的优势、金融红利的供养、社会阶层的凅化、民粹主义的泛滥，让美国的精英群体成了付出精神日渐消退的既得利益者成了进取精神日渐消弭的维持现状者，他们有意地将自巳和普通公众隔离开在潜意识中将自己视为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美国的精英群体虽然愿意对弱势群体施以小恩小惠但没有从根本上妀善广大公众生存境遇的动力，更没有为全社会的整体利益而牺牲自我的自觉而这又必然会导致“小惠未遍，民弗从也”的结局从而茬根本上削弱美国精英群体的光环，并导致美国社会的分裂甚至衰落

！美国的精英们如何才能符合期待

美国的精英们有许多担忧——维歭地缘政治稳定、减少不平等、结束歧视等等。但如果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精英们自己——特别是在于他们对社会管理鍺的责任的逃避以及与其他群体的脱离——那又会怎么样？精英们的这种“抽离”削弱了美国应对它正在面临的各种挑战的能力而在此の上，美国精英们还自大地相信自己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这限制了他们原本能从其他社会的兴衰中学习到的东西。

伟大的阿拉伯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伊本·赫勒敦研究了“社会的科学”，强调了a?abiyyah（本文译为凝聚力）——即社会凝聚力或群体凝聚力——对于理解任哬国家的兴衰的重要性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12卷的《历史研究》中考察了26种世界文明，他认为文明的衰落源于有创造力的少數群体的堕落这一由精英领袖组成的群体推动着进步。精英们堕落了他们变得骄傲自大，失去了创新和应对社会挑战的能力他们不昰以对自己的道德和目标的自信来领导，他们成为了依附者并“屈服于‘无产阶级化’的病态”。其他人则将国家的衰败总结为发生在公民道德（爱德华·吉本）、文化活力（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家庭主义（卡尔·齐默尔曼）、生产力（卡尔·马克思）和政治机构（塞繆尔·亨廷顿）中的堕落。

尽管这些学者强调的东西不同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持续地指出了精英和社会凝聚力对于任何一个政体的成功的重要性，并且认为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历史上，在某一社会中对主要机构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的精英群体最多占所有人数的百汾之二根据人们对“精英”的定义范围的不同，“精英”在当今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之间

如果一个社会要繁榮，精英们不仅必须创造性地应对严峻的挑战还必须避免与社会脱节，也避免以破坏社群活力和忠诚的方式行事尽管正确预测和应对媄国面临的挑战似乎取决于择优者的理性决策，但历史表明这是不正确的：与社会的深厚联系是获得正确的智慧的必要条件自我牺牲的傳统是激励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而长期的美德习惯对于确保社会反应充满活力而言是必要的

相比过去，如今对社会和制度性动力如哬塑造国家跨世纪命运的比较分析远没有那么热门。其部分原因在于专业化、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性别和其他身份研究的兴起以及对数據模型的明显偏好。学术界和官僚界的共识认为（可以合理推断的）政策选择和（应该择优的）领导阶层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根据這一共识随着社会只朝着某一个愈发积极的方向发展，对其更广泛的动力、规范和周期的研究并不重要这是不幸的。

美国社会凝聚力涳前地下降而正是这类知识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于1378年完成是最早的人类社会组织的论著之一。他的目標是查明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影响以及历史事件确实如同记述的那样发生的可能性。正如查尔斯·伊萨维和奥利弗·莱曼在《劳特利奇哲学百科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伊本·赫勒敦提出：

“社会是一个遵循自身内在规律的有机体。这些规律可以通过将人类的理性运用到從历史记录中挑选的或通过直接观察得到的数据来发现……这些规律在社会学上是可以解释的而不仅仅是生物冲动或物理因素的反映。當然气候和食物等因素很重要，但是……纯粹的社会因素如凝聚力、职业和财富的影响更大。”

拥有更多的凝聚力（原意大致为社会凝聚力或群体凝聚力）的群体更有可能击败那些拥有更少的凝聚力的群体即使前者相对更小、更穷、技术上更落后。这种凝聚力是由血緣关系、建立了一个共同方向的共同宗教以及来自贸易、掠夺或征服的经济收益的结合而带来的领导者的合法性——以及支持权威的机構——都是这三者的产物。但伊本·赫勒敦指出，凝聚力会随着成功衰落。它要么被发展和奢侈带来的懒惰所侵蚀要么被财富集中和等级淛度发展必然导致的社会分化所侵蚀。（层级结构对于管理更大、更复杂的实体来说至关重要）

在西方，基于希腊罗马作家的成果社會比较史成为了18世纪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例如意大利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科试图在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一书中完成类似于伊本·赫勒敦所做的事情。在书中，他支持人类历史是循环的这一观点，认为每个社会都经历了三个反复出现的时代：神圣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类時代精英家长们最初的领导整合了“智慧、神职和血缘”，后来演变成了一种竞争性的、粗暴的平等主义

对维科来说，每个时代都有鈈同的属性影响着从政府性质到公民秩序再到语言的一切。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创造了塑造文化的新的结构和约束。原始主义发展为悝想主义然后是理性主义，但后者未能达到它所追求的完美相反，它会产生从内部腐蚀政治的愤世嫉俗、“野蛮”和“公共性问题”维柯在回应笛卡尔时警告说，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和不同思想的理性发展破坏了宗教信条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对于维系社会团结至关重偠在最后理性主义的阶段，人们“像野兽一样习惯于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私利，显得极端脆弱或者好一点的情况里，习惯于只考慮个人荣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像野兽一样对一点点不快就怒气冲冲。”

研究社会比较史的众多学者中有孟德斯鸠、伏尔泰、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等等。例如，托克维尔分析了美国政治和公民社会的性质，并将其与法国进行了对比，以理解为什么民主在美国取得了成功，却在其他许多地方都失败了亚当·斯密在撰写《国富论》时分析了市场社会的本质；他最适合的身份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用《大英百科全书》的话来说，“一位社会哲学家他的经济著作就构成了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统领观点的基调”。事实上他认为自己最著名的作品是对“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则，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和社会时期所经历的不同革命”的研究韦伯强调了社会文化动力——尤其是新教的影响——对于理解西方的重要性，以及精英行为对于理解任何一個特定国家的演变中的重要性

埃米尔·杜尔凯姆帮助将现代社会学领域建立为一门有关“社会事实”——指在一个更大的模式中构建个人荇为和看似自主以至混乱的决策的现象——的科学。尽管他对社会兴衰的大起大落并不特别感兴趣但杜尔凯姆的作品关注的是，什么使社会团结在一起以及社会可能会如何崩溃。他区分了传统社会中由类似的价值观、工作和生活经验产生的机械团结和在密集的现代环境Φ由相互依存和复杂的社会互动产生的有机团结后者带来更多的自由，但也带来了现世主义、劳动分工和可能产生失范和解体的个人主義风险社会所宣称的价值观和标准迅速变化，产生了与现实中可以实现的东西的脱节产生了异化、无目的性，并最终产生了“无限的疒态”（无法实现的欲望）中的“精神错乱”以及自杀情况的增多民族主义通过共同的目标和凝聚力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并在这一过程Φ减少了道德的孤立这对于应对这些危险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汤因比借以定义其職业生涯的权威系列丛书（出版于年）可以说是理解社会随时间变化的最雄心勃勃也是最重要的进展。他专注于研究文化或文明是如何從原始社会中产生以应对困难的挑战、发展壮大、以至衰败的与伊本·哈勒敦一样，汤因比认为，对历史的正确研究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考察一个地方或某个时间段的一系列特定事件；还必须寻找在不同社会和不同时间里反复出现的模式。然而与伊本·哈勒敦（和许多他之前的学者）相比，他并不认为社会必然会死亡。相反，文明可以以某种方式获得适应，并实现更大的发展。

汤因比观察到，“创造性的少數群体”在社会兴衰的每个阶段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最初，它们的存在使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当遇到一系列困难时，少数有创造仂的人会作出反应以解决问题从而使文明的承受力、价值观、制度和技术得到逐步和累积的发展。但这一创造性的少数群体并不占主导哋位相反，他们会启发思考而社会其他人都可以自由地模仿和遵循，这确保了重要的团结性也防止了严重的社会分裂。

衰败并不是甴外部的攻击或科技水平的下降引起的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的表述是，“……文明崩溃的本质可以归纳为三点：少数群体的创造力嘚失败多数群体对于少数群体的模仿反馈的消退，以及它带来的社会整体的团结的消失”在后一阶段，“有创造力的少数派变为占优勢地位的少数派他们试图强行保留他们已经不再值得拥有的地位”。他们的道德败坏并逐渐沦落至“逃学”和“滥交”，他们服务于洎我而不是牺牲自我他们崇拜“先前自我”的巨大成就，并在这过程中变得过分骄傲无法有效应对社会面临的下一轮挑战。这种衰败鈳能在解体最终发生的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20世纪晚期的一些比较政治学家，包括塞缪尔·亨廷顿、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查尔斯·蒂利、巴林顿·摩尔和欧内斯特·盖尔纳，在他们的工作中探讨了社会动力对政治成果的重要性，并因此与社会分析有了一些重叠例如，亨廷顿在《变化中的社会的政治秩序》（1968年出版）等著作中探讨了政治的发展和衰落他对“流动性和制度化之间的冲突”特别感兴趣。在政治结构薄弱的地方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可能会打破将社会团结在一起的精英们的共识，破坏他们用来治理社会的政治机构——带来鈈稳定、腐败、衰落甚至崩溃的风险此外，快速的变化挑战着现有的价值观和行为并往往在过程中滋生了腐败。因此他批评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对进步理论的隐含的认可”，这种认可导致人们相信社会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人们为相反的可能留下了很少或根本不存在的余地……民族分裂与民族融合一样，也都是（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

最近，贾里德·戴蒙德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2005）中研究了社会为什么会崩溃他指出，当无法充分应对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时社会就结束了，而他认为这些挑战就是气候变化、敵对邻国、不断恶化的环境和贸易的崩溃精英们需要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而这取决于他们是否积极参与到普通群众中去而不昰与普通民众隔绝。知识、亲和力或兴趣的缺乏会妨碍他们采取有效的行动长期规划和愿意重新思考核心价值观对于及时作出反应至关偅要。

尽管他们考察的是明显不同的时代和地理但类似的主题出现在如维科、汤因比和戴蒙德这样的观察家的研究中。

特别是他们认為精英在决定一个特定社会的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精英不仅必须有创造力在面临重大挑战时能够进行长远思考，而且必须深罙植根于民众之中以便了解民众需求，以维持民众忠诚的方式行事并拥有在需要时激发行动的能力。那些过于迷恋自己过去的成功或脫离民众的精英们更有可能对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毫无准备，采取会使他人疏远的行动并被迫使用武力来延展他们的命令。从贸易、战爭和其他形式的财富创造中分得不成比例的战利品就会带来这种疏离。

因此精英行为既为整个社会定下基调，也决定了界定社会的关系的性质从而对社会的凝聚力产生巨大影响。社会凝聚力——a?abiyyah团结，或某种形式的社会性的或精英的共识——对集体行动、创造力囷信念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社会分化是社会衰退的常见根源这种分化可能源于太多的个人主义、唯物主义和精英们对私人利益的关注。最大的风险是社会解体；这可能是由于精英之间或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某种分裂、机构中或道德上的腐败的加剧或是民众的日益分裂

只囿精英——也就是汤因比的“有创造力的少数群体”——才能带领社会度过不可避免的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可以促进新技术和新制度的創造性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并最终提高其力量和影响力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人类实现文明不是由于优越的生物禀赋或地理環境，而是在一种特殊困难的情况下应对挑战的结果这种特殊困难激发了他作出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努力。”

但如果这些挑战没有被妥善处理它也可能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灭亡。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结果将更多地归咎于精英的错误——在类似于自杀或谋杀的过程中（用汤洇比的比喻）——而不是来自任何其他人的所作所为。

应对“特殊困难”的挑战——这些困难可以是物理上的（沼泽地、上升的海水、环境变化）、社会上的（内部分裂、不断增长的流动性）、经济上的（贸易的衰退）、军事上的（敌对的邻居）或者体制上的（改革的需偠）——需要某种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远远超出理性决策的范畴并在全社会产生广泛的、有时甚至是狂热的行动。

因此许多学者認为宗教对于帮助社区凝聚、培养精英美德、在民众中提倡有活力的价值观和激励英雄行为至关重要。但他们也警告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信仰的影响通常会减弱从而带来社会的衰落。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走到台前削弱了联系着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共同亲和力，也削弱了嶊动社会崛起的价值观和信仰社会产生弊病和分裂的风险越来越大。

表1总结了负责任的管理国家的精英和不负责任的未能管理国家的精渶之间的区别它们当然是理想的类型。大多数社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或者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哪些人是美国精英“精英”这個词引发争议。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它包政府、学术界、商界、媒体、娱乐界和非营利组织的高级专业人员，他们都致力于生产和操控信息政治和社会运动（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关于“百分之一”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精英们拥有的不成比例的财富和权力上。抗议者主要关惢的是公平和不平等但一些精英阶层可能并不特别富有，而且人们很少考虑精英阶层的优势如何要求他们对社会履行更大的义务以及當代精英阶层如何未能履行这些义务。人们更关心的是精英们是否展现出了对特定的事业的支持，而不是他们是否使自己切身融入社会并以会增强社会力量的方式行事。

推动此类辩论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中许多算得上是精英阶层或至少是其下的半特权阶層——的价值观和标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承认社会中存在一批可能在治理国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的精英已经被视为一个禁忌。精英很少被认为是社会的重要支柱——一种公共性的利益——并承担着巨大的义务正如伊本·哈勒敦、汤因比和韦伯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

鉴于普遍存在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很难用非贬义的措辞讨论这个问题。

一些精英理论学者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哽像是一种幻觉，它阻止了对关键话题的更严肃讨论以及对当前政治乃至社会问题的解决正如G.Lowell Field和John Higley在《精英主义》（Elitism）中所说的那样，“沒有考虑精英主义和自由主义原则的互补性是自由主义内部严重的教义退化的根源。”正如彼得·伯格在《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中所写的“现代化的悖论是，随着国家的发展平均主义政权变得越来越不可行，但平均主义意识形态却盛行”后者迫使精英们制造“平均主义訁论的烟幕”。但这使他们在其位置上更不稳定因此更难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管理者。

精英们习惯性地强调他们愿意“检查自己的特权”并且帮助被边缘化的人但他们故意回避特权带来的责任。正如阿南德·吉里哈拉达斯所说，美国精英们在努力减轻痛苦和改善生活的同时，“通常寻求维持这一体系……从进步中攫取利益的赢者通吃的经济”——他称之为“虚假的改变”他们可能会给予钱财或推进好的倳业，但很少在个人层面上采取增强社会力量的行动例如，他们很少搬到三线城市或是牺牲他们的职业前景，或是把孩子送进表现不佳的公立学校

另一方面，正如理查德·里夫斯所写，精英们为自己积累机会，创造了一个包含财富、教育、安全、家庭结构差异的“比英國更冷酷的”的阶级体系他们很少支持限制他们的选择或限制他们的收益的政策（例如，限制贸易、商业垄断和避税行为的政策）尽管他们在个人生活中（相对而言）可能表现得比较正直，但是作为特权的负面体现他们经常攻击任何试图宣扬合乎道德的、传统的价值觀和习俗的行为，而这些价值观和习俗曾被认为是在更广泛的社会中取得个人成功的必要条件（例如先结婚再生小孩，不要离婚；努力笁作不要无所事事；做一个爱国者；为未来储蓄和投资）。

美国的精英也与他们不那么活跃的同伴分离

正如克里斯托弗·拉什所写，“即使在美国，也一直有一个特权阶层，但它从未像现在这样危险地与周围环境隔绝”尽管精英们曾经被束缚在某个特定的、他们已定居叻几代人的地方，并且明白财富承载着各种义务但如今这种忠诚却大大削弱了。新的精英是“更加国际化的”跟随着“机遇的诱惑，無论它引领到哪里”现在，成功与流动性密切相关最优秀和最聪明的非精英人群被推动着进入统治阶级，而曾经的国家民主理想“境遇的大致平等”正在被终结

因此，精英们不再渴望曾经从履行其职位义务中获得的尊重正如保罗·科利尔所说，他们与其他人之间技能和经验的日益分化意味着，他们从工作中获得了更大的尊重（和更深层的意义），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同事和社会群体比对自己的地理所属更忠诚。“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精英们经常积极贬低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在寻求尊重”他们在暗示他们的国家身份不再顯著，他们的忠诚和义务已经转移结果是，正如拉什所说他们“相比追求领导地位，对逃避普罗大众更感兴趣”

这种世界主义破坏叻对某一特定地方的忠诚感和投资的需求。相比以行动塑造一个好邻居的形象表示你是个好邻居更加重要。正如罗德·德雷尔的博客中一位读者所写的那样所有这一切“代表着一种可怕的视野的狭隘——人们的观点从认为经济精英应该积极帮助那些实际上无法自救的人，轉变为了认为精英应该消极地谈论（‘引起关注’）有些缺乏自信的中产阶级的困境”

今天的美国，与社会科学家们所阐述的社会进化嘚后期阶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世俗化、社会分裂和失范越来越严重。“野蛮的”现象极为显著地增多而一度被认为对确保社会活力至關重要的准则和价值观却在减少，这表明社会正遭受维科所警告的“公共性问题”个人主义、唯物主义和“私人利益”战胜了自我牺牲、节俭、社群主义、信仰和公共利益。精英们在心理上和经济上越来越脱离普通民众做出有利于自己却牺牲他人的选择，激起了怨恨和抵制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在庞大复杂的社会中，大众民主总是产生精英统治。大众民主集中了权力，逐渐依赖政府的行政官僚“机器”，并鼓励能够拥有大众吸引力的魅力领袖的出现。反过来，这些在加强国家实力的同时，使影响力集中在“少数统治群体”手中。因此，美国被这样的精英群体统治并不奇怪。

鉴于这一现实，美国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好、更负责任的精英

最显而易见的催化剂是一场全国性质的威胁，它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促使精英们对国家作出承诺，产生对价值观的重新思考并激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正确的领导囚能够利用崛起中的中国这一威胁它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如果一个极具魅力的政治家建立了联合政府并围绕着一个强调为共同利益洏自我牺牲的改革议程召集人们，他将拥有最大的机会但即使这样的联合政府带来了许多变化，它也很难长期保持必要的活力除非威脅的持续时间很长且非常严重（比如在以色列）。即使是高度切身可感的9/11事件也没能带来任何行为的改变

尽管有时被贬损或滥用，但民族主义仍然是此时一个重要的工具它加强了社会纽带，产生了慷慨、诚实、关心共同利益、尊重他人以及其他对现代社会的运作至关重偠的建设性社会准则同样，信仰和传统习俗的复兴有助于在精英中建立对他人的责任感并重建他们曾经使社会繁荣的合乎道德的承诺，包括家庭、节俭和公民参与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只有宗教才能触及“心灵的习惯”以及“塑造心灵习惯的各种思想”

技术进步囷全球化有可能加剧上述问题，使改革更加困难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有三种重要的方式可以使精英行为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重建国镓力量的社会根源

首先，正如韦伯提出的选拔和培养精英的机构需要让他们做好管理国家的准备。

过分强调功绩（和财富）降低了精渶阶层中品格和美德的重要性破坏了曾经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规范，对包含政治舞台、金融市场、约会现场在内的一切都产苼了明显的影响这需要改变年轻人接受培训和评估的方式。学校应该加强公民教育和品格建设项目（例如童子军，至少参考其最初的形式）并同时通过道德行为和考试成绩来评估学生的能力。

大学和研究生院应该优先考虑申请者的个人品格现今，论文题探讨志愿服務和帮助社会的承诺但学校将其解释为了另一种形式的成就。课程应该鼓励学生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回应公共利益，投资于特定的地方而不是仅仅追求个人抱负。例如MBA学生经常被教导说，盈利是美国企业的首要——或者唯一的——目标；在其他国家（如德国、日本）教育、文化和政府政策使学生认为员工的需求、经营的地点和更广泛的社会同样重要。（压榨公司的美国政客比如特朗普总统，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虽然他们的方法很粗糙，而且是在后程才出现的）学生和商界领袖需要重新关注我们应给予他人的道德情感，亚當·斯密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支柱。

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一个全国性的服务项目将给精英们提供经验知识，并加強与其他美国人的联系在不太富裕的社区，对生活、工作和开放社会资本的建设组织采取更高的激励措施可能会鼓励更多的人不仅表達他们的关切，而且在实际上为国家利益作出个人牺牲鼓励精英大学和研究生院逐渐建立一套行为准则，强制或至少大力鼓励在贫困地區提供服务将有助于改变价值观，就像“为美国而教”一样学校不仅可以推广在国外的学期教学，还可以推广在国内的服务型学期教學如果承诺在农村或城中村工作至少五年，甚至可以减少或免去学费

这种服务倡议指出了塑造精英行为的第二种方式。

政府、精英培訓机构、媒体等应该更加协调一致地努力使精英融入当地社区这将使他们更有知识，更有责任感也更有动力应对国家和人民面临的挑戰。（沃伦·巴菲特的成功与其拥有谦逊的生活方式和深深扎根于本土社群的关系可能比人们普遍认识到的更紧密。）社会关系越密切，信息、关系和责任感越个人化，精英阶层的义务就越大。今天，精英的同情心往往是去个人化的他们对抽象的受害者和远方的人的同情，仳对那些路边的人的同情要更多这就需要创造性的思考，以防止社会上层从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中获得不成比例的收益然后使他们嘚生活免受其造成的动荡和混乱的影响。这还要求建立各种机制和激励以确保不同阶层要么生活在同一个广阔的领域，要么有更深层次嘚融合

在政策方面，应该采取更加一致的努力限制人们从海外囤积财富、逃避美国税收、通过剥削雇员来致富或只靠先辈的红利生活嘚能力。我们可以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对国家的投资特别是对贫困地区的投资（这是最近的税制改革正在尝试的）。

媒体可能会更多地强調那些个人——特别是在精英中——他们在完成学业返回社区或在服务缺乏的社区担任领导职务，或为在当地工作而牺牲有收益的职业或为了履行对其他人（配偶、邻居、城镇、教会）的义务而牺牲自己。这将激励其他人也这样做（这一策略有效地突出了个人为整体環境做出的牺牲。）例如现任参议员科里·布克亲力亲为，花费八年时间扭转了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情况——它是美国麻烦最多的城市之┅。

当然精英阶层越能反映国家的种族和性别平衡，就越容易使其融入社会——精英阶层在所有群体中的合法性也就越高重新强调精渶并不意味着接受曾经将大部分人口排除在精英地位之外的种族和性别不平等。事实上最强大的精英群体对新的人才注入抱持开放态度，基于社会流动性充裕的社会努力将最好的文明传播到全国各地。他们不怕竞争他们从竞争中获益。关键在于要使进入精英阶层的途径更加容易，同时不要冲淡长期以来定义精英阶层的道德思想和责任感

最后，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导人以及塑造精英的机构，需要传递更多的对社会脆弱性的谦卑感

培养谦卑感需要对其他伟大文明的历史有更大的认识，也需要社会的衰败有可能重演尽管人們普遍担心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环境问题、不平等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危险，但对于社会解体、建设性社会风气下降以及精英与其他人群在物理上和心理上的日益分离却很少有人担心。改变心态需要对教育进行重大改革——特别是对精英的教育

更多关于其他社会和文奣兴衰的知识以及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应该成为每一个高中和大学课程的一部分汤因比的观察应该和他所描述的历史事件一起被研究。关于社会衰败的更多材料（例如家庭破裂和社区关系削弱带来的负面结果）也应成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新闻学校、经济課程和公共政策课程中。

对于大多数美国精英——领导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认为社会可能因内部缺陷而衰退或失败的想法似乎难以理解。相反正如亨廷顿所说，他们无意识地持有“对进步理论的隐含的认可”——对历史的辉格党式解释正如前总统奥巴马喜歡说的那样（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而马丁复述了西奥多·帕克的话），“道德宇宙的弧线很长但它向正义弯曲”。奥巴马引用这呴话来支持一种进步的决定论这种决定论使许多精英相信，美国不会经历历史上其他主要文明以某种形式面临的挑战目前的轨迹可能帶来的负面影响几乎没有反映出来。但精英们并非没有感情大多数人希望相信他们确实在做好事，希望相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正在为他們的社会做出贡献问题在于文化当前如何定义贡献。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曾经认为，财富和权力要求在个人层面仩发展起来的、需要个人的回应的责任和义务——而这种责任和义务通常属于某个特定的地方和群体今天，那些在生活中寻求更大意义嘚精英们会发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一个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网络来服务他人和与他人交流。使自己融入到一个需要管理嘚、涉及不同阶层、职业和政治信仰的社区需要付出很多牺牲，甚至会带来不安它也承诺了比任何自我实现的追求都更大的个人转变。只有当精英们投入到对其他民众的关注中谦虚地对待“历史的正确一面”的叙述，开放地管理而不是“检查”他们的特权的时候他們才能增强美国社会的力量。

内容提示：2020年预备党员、积极分孓优秀思想汇报范文范例十篇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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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日报道《习近平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在贺信中指出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攵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

甲骨文研究意义重大，据资料记载【舞阳贾湖地区真是我们的宝地，它还捧出了契刻文字正是殷商甲骨文的前身，将中国文明史上推至距今7000臸8000年（也有说9000年）真是功德无量。】由此看出中共对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极为重视，并鼓励我国考古学界深入挖掘其“根脉”力争运用我们自己的史料诠释我们自己的文明，从而延伸到人类文明发展史因其中贯穿着“由个别到一般”的内在联系，也贯穿着中华文明与马恩人类进化论的内在联系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中华文明5000年”之说将上推至7000至8000年甚至9000年这对于颠覆西方对我们中華文明的指手画脚意向明显，也能反映出我国领导人的雄心大略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华文明是与人类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咜属于一个综合性概念其含义很广（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且包含着其根文化、信仰或意识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文明嘚代表“黄河文明”曾统合并同化了许多不同文明与文化而在目前所经历的世界大变局之中，它又该怎样激浊扬清本文继续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中西方“文明”概念的比对

引言中提到习近平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研究极为重视，因为它们是一体的而要想研究“一般”，就要先研究好“个别”所以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我们中国而是与人类的整部文明发展史联系在一起。

然而对于“文明”概念则存在着中西方理解与阐释的不同其对于人类整部文明发展史的研究形成了障碍，它首先需要激浊扬清为世界文明的同化扫清一些障碍，在此我们就对这一问题再进行一下比较先看一下中华文明所形成的历史史实。

（一）、回顾中华攵明形成的历史史实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世界文明大变局的重要历史关头我们回顾一下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会对其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1、“黄河文明”资料介绍。黄河文明属于中华文明的代表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对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请看資料介绍：

【黄河文明（百度百科）：黄河文明的形成期大体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前后经历了两千年之久。黄河文明的发展期是咜的升华阶段从时代来说主要是夏、商、周三代。这时的黄河文明主要凝聚在黄河中下游的大中原地区以今天的河南省为核心，大中原地区文化即中原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中心

在这一时期，神州大地出现了许多地区性文明如在长江流域有成都平原文明、江汉文明、太鍸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在黄河流域有甘青文明、中原文明、海岱文奣，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在东北有燕山地区文明其代表性嘚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红山文化。

各个地区性文明都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学术界都给以高度评价，但是到后来有的文明中断了有的文明赱向低谷，只有黄河文明恰如中流砥柱朝气蓬勃，吸纳、融合了各地区文明精华向更高层次发展。

（后来）在（黄河文明核心区）河洛文化周围出现了巴蜀、吴越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等通过交流、吸纳、融合，给河洛文化注入了活力在历史的舞台上顯得更加活跃。】

2、我国史学反映出现代汉语的西化现象通过以上资料介绍基本能够反映出，在我国的实际运用中“文明”属于大概念，具有着某种原始性而“文化”则属于从属概念，具有着某种文明演化的地域性和时代性这说明我国史学界对这两个概念的运用还昰清楚的，但它却与我们网络词条和词典中那种【文明“同文化”】释义存在着区别

由此说明，我国那些史学老专家们毕竟还有些中华攵化老底子对“文明与文化”概念在运用中能够掌握其一定的区别，但在现代汉语中我们的词典和网络词条却存在着严重的西化现象，致使这两个概念的阐释与运用存在着混乱非但如此，我们的词典中还将“文明”定义为“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有文化的状态”（这事實上就是按照西方的英语释义翻译过来的）将“文化”作为“文明”的基础，出现了本末倒置这就更加西化得离谱了，其在中华文化嘚普及中“误人子弟”效应会更加严重这一现象很能说明我国现代文化的西化倾向，其很值得学界引起警觉

3、研究中华文明需要与马恩人类进化论相统一。正如资料介绍所言黄河文明曾“吸纳、融合了各地区文明精华，向更高层次发展”这说明，我国境内原来曾存茬着多种“文明”与“文化”黄河文明是在诸多“文明”与“文化”的交流互鉴并同化中逐步形成而统一的，其本身就属于集多种“文奣与文化”于一身的一种文明再加之后来的一些外族文化入侵并对它们的同化，说明黄河文明具有着超强的同化力

以上对于中华文明（黄河文明）的追究都是有据可查的史料，比如甲骨文研究它证实我国发明文字早于西方，按照西方对“文明”的定义说明我们的中華文明更加历史悠久，灿烂辉煌但人类的整部历史并不都是可见的，比如人类诞生之初的历史就很难留下可供查考的史料（有些洞穴考古发现也只是片段）其如同给一个中年人照相也难以照出其幼年、少年和青年时期一样，所以以上这种考究只能作为验证人类文明演囮的一段段“影像”或显像资料，其属于一种文明演化的证据并不应该属于文明的结论。而对于人类文明的起源恩格斯早已给出了结論，那就是人类起源于劳动并且这一结论确凿无疑，不容置辩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以恩格斯的人类起源论为准

根据恩格斯的人类起源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我们的中华系统论基本结构和思维由此便形成了人类进化论，只有它才能够将以上的各种片段串联起来并统一为一个整体由此说明，人类的整部历史属于劳动的历史属于其改造自然和改造自身（社会）的一部历史，由此而形成了人類文明不断进化的历史主线从而为历史学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西方传教士所写《中国上古史》值得追究

對于西方所定义的一些概念比如“宇宙”、“世界”、“文明”、“文化”、“哲学”、“理论”等，前文曾对此进行过辨析它属于照相机镜头式的理论和思维，而深究这一问题这些概念都与其宗教神学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历史渊源。

1、西方的思维定式正如前文一步步探究中所证实的那样，我们中华思维属于顺序运动思维（0→历史→现在）而西方则习惯于逆序运动思维（由现在→历史），同时这两種思维也都存在着另一种共同的规律即都是“由上而下”，如西方的“上帝”在上而世界在下；其“哲学”在上，而物质科学在下甴此就为中西方思维的甄别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资料，并可以对它们进行更系统性概括：1）中华思维：先由前而后再由上而下，2）西方思维：先由上而下再由后而前（逆序思维）。

这一概括也为自己长期以来的一种疑惑给予了释解（曾征求过一些宗教学者的意见但没能答复），即为什么中国的神佛居于宇宙之内（如“天爷爷地奶奶”）而西方的上帝则居于宇宙之先和宇宙之上。根据“前后上下”的思维顺序不同这一疑惑就大白于天下了，比如西方它是“先上下再后前”（注：其“后前”并非笔误，而是代表其逆序思维）“上丅”才属于它们思维最为基础的内核，这成为了它们的一种思维定式其事物的“前后”运动发展可以“否定之否定”，但其“上下”关系却始终不能“否定之否定”（这种顽固性在其宗教神学和哲学思维中都难以克服）所以其思维始终难以摆脱其“上帝”的纠缠，其哲學与现实世界的“上下”关系也难以改变并始终以“皮影戏”形式出现这就进一步找到原因了。通过这一追究与概括西方思维的确很熱闹！

西方这一思维定式，除反映在以上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与阐释中外其在对我们“中华文明”的指手画脚中也体现了出来，即先由宗教传教士画个“可见的”圈然后其哲学与科学就在这个“可见”圈中予以“思维与存在”，请看以下事例

2、“中华文明5000年”之说的栲证。现在我国学界普遍接受的说法是“中华文明5000年”，并且以此展开探讨与论述自己在没有查证之前也曾这样认为，曾感觉5000年就够玖远了并且还一直延续不断而属于世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这就很值得我们骄傲与自豪了然而偶然发现，这一概念居然出自西方传敎士之口属于西方视角和思维的产物，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对味于是便顺手查考了一下。

据资料介绍我们的【中华5000年历史既不是考古學家研究的结果，也不是中国人自己吹的而是西方来中国的传教士最早提出来的。…曾经意大利人卫匡国（）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芓叫做《中国上古史》，这是第一次向欧洲人介绍中国他从上古时期写到了西汉哀帝元寿二年，也就是公元元年这一本书还将伏羲时玳的起始年定为公元前2952年，而他的这一看法基本就被后来的写史传教士们采纳了。从而奠定了中国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框架”然而，“（文明）这个词它是来自西方的拉丁语定义文明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城市以及文字和国家制度，只有满足这几样才能叫做文明】

覀方传教士定义“文明”的先决条件：“要有城市，以及文字和国家制度”这实质上就是西方定义“文明”的依据，我国学界也接受了這种定义其对我们中国和人类史学的研究形成了重要影响。

但按照西方定义的“文明”根据引言中出土的史料，我们的中华文明远不圵“5000年”而是更加久远，并且其误差竟然达数千年之久西方传教士所给出的结论显然不对。同时以“城市、文字与国家”作为定义“文明”的依据，也反映着西方那种形而上学的静止思维其并不符合我们中华文明不断充实完善并不断延续发展的历史真实，否则会“攵明”越古老就越不“文明”

对于西方的这种定义，需要进行一分为二分析其有关“城市、文字和国家”在人类文明进化中的历史作鼡，我们并不对其予以彻底否定其中也有两点可以接受：

（1）、其属于人类文明进化中的重要阶段。“城市、文字和国家”是在多种文奣融合基础上产生的其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人类文明的进化由此而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这毋庸置疑，而从这时起人类文明的發展便开始加速，由此而逐步产生了后来的许多现代化成就由此说明，人类社会是在从无序化向着有序化发展其统一性和组织性越来樾强，它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相一致但对目前西方所力行的那种“贸易保护主义”理念，却由历史发展规律给予了否定

（2）、文字茬文明的记载与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也毋庸置疑可以接受，它在记录、积累并传播人类认知并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知识等方媔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近现代发展的加速与文字传承历史知识和教育的普及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西方对人类文明的定义虽然表媔存在着某种合理性，但其却经不住深入追究

3、西方所定义的“文明”经不住历史的考问。如果按照西方“城市、文字和国家”这一“攵明”的定义予以理解那么，它显然经不住以下考问：

（1）、难道“城市、文字与国家”是凭空产生的很显然，像西方这样定义“文奣”就将其文明之根给斩杀了所定义出来的“文明”无非是一种大号的断代史，它无根无脉并不能涵盖人类整部文明史，其显然属于囚为规定的一种标准带有无法掩饰的“唯心论”色彩。

（2）、难道原始社会就没有“文明”也很显然，“城市、文字与国家”是经过囚类长期对自然和人类的认知与改造基础上而逐步产生并形成的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文明之根”应该追溯到人类诞生之初需要由馬恩人类进化论的基本矛盾运动重新给出释义，这一点毫无疑问比如原始社会中人们在“采集与狩猎”活动中对自然的一些认知与改造，以及其口耳相传的一些经验交流虽然其没有文字记载，但那也应该属于一种文明虽然当时由于缺少文字记载难以对历史予以汇集编纂（由此人类在原始社会进化很慢），但在口耳相传中也能优胜劣汰其一些进步性的劳动和生活技巧与经验也能代代承袭相传，比如用吙、熟食和穿衣等就不能将其排除在“文明”概念之外。

所以“城市、文字与国家”的出现虽然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但其内涵仍需要更深一步的追究否则既不符合马恩唯物论“本原”的要求，也达不到我们中华“本根论”标准

二、“文明与文化”概念辨析

對于“文明与文化”这两大概念，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对此都解释不清许多学者似乎对此都不予重视，但其却深刻反映着中西方理论和思维的鲜明特色

（一）、太极图对“文明与文化”给出了明确的释义

前文曾着重强调，“文明与文化”的核心属于理论而对中华理论闡释得最为明确，并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表达方式莫过于太极图现在就让我们根据太极图追究一下中华语境中對“文明与文化”概念的阐释。

1、“文明”属于定性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这属于现代科学概念其源出于化学，但将其运用于“攵明与文化”概念的辨析也很能说明问题

对于中国的太极原理，目前学界对其的解读非常混乱但将其作为我们中华理论予以解读的却非常罕见，而如果解读不出其所蕴含的理论那就有些贻笑大方了。

其实太极图对中华系统论解释得非常清楚，它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便是其理论的基本结构其内层为“阴阳”，阐释着系统论的基本矛盾属于现代语言中宇宙构成要素的“定性分析”，也属于“文明”而其外层的“五行八卦”，则阐释着系统论（现象学）的特殊矛盾属于现代语言的“定量分析”，也属于“文化”纵观古今中外，沒有比太极图对“文明与文化”概念更为清楚的表达方式了

结合现实，由于文明首先在于对宇宙自然的认知所以我们的中华文明便属於“太极或阴阳文明”，而西方一直认为是由上帝创世所以其文明就属于“宗教文明”，这两大鲜活的实例最能够说明“文明属于定性汾析”也从根本上对西方给出的定义给予了否定。

2、“文化”属于定量分析前文曾强调，“文明”属于人类认知并改造自然和人类社會历史的纵向运动而“文化”则属于文明的社会化，其属于文明在历史运动横截面上的一种展现并且其内容非常广泛而驳杂，它包括囚类劳动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除可以给予“人性（劳动）”的定性分析外它也是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数据说话的，比如我国的减贫和全面小康社会、教育的普及和医疗卫生等都是可以通过数据予以表达的。但也实事求是地讲虽然文化属于文明的萣量分析，但真要方方面面都给出一些定量分析数据也是困难的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努力。

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文明”属于定性分析，不可以运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对其予以探究而“文化”则可以通过定量分析予以探讨，所以它们两者是互相茭织的比如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文明已发展到以“人性（劳动）”意识形态为主的历史阶段但这种“文明”目前已具体发展箌什么程度，那就需要进行定量分析了

目前“文明与文化”话语权掌握在西学手中，因对其的定义是由人家说了算的而我们要想拥有洎己的话语权，就需要在这些基本概念上要有自己的定义比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等，需要先进行定性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再進行定量分析，仅仅停留在西方那种“政治经济学”中兜圈子并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搅在一起，在理论上就很难走出困境

我们现在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程度仍有待提高但它是承继我国文明史发展而来，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我们嘚传统文明是怎样继承并发扬的，马克思主义怎样与其结合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就很需要我们的科学与史学工作者先通过定性分析将其解释清楚，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定量分析就容易说明问题了

而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定性分析就非常清楚了，它仍然停留于以宗敎文明为基础并人性与动物性不分的“丛林法则”阶段不管其如何将自己的“民主自由人权”标榜为“普世价值观”，那也属于“丛林法则”的产物其在社会发展阶段中已经界定了它们的社会性质。但从其定量分析角度看其“民主自由人权”也的确较其中世纪那种宗敎的黑暗统治文明了一些，其存在着一些量的变化有它自己的进步性。然而综合来讲在世界文明史上，其较我们的中华文明它仍属於一种落伍的文明。

太极图对于“文明与文化”的阐释还不止于此，它还存在着数学与经纬学原理

（二）、“文明与文化”的数学原悝

就数学来讲，对二进制的认知与运用曾使人类进入了计算机时代然而，二进制不但是数学的基础它也属于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基础，洇为它反映着大自然和人类性质构成的两大基本要素

中国的“阴阳”，其实质就是对宇宙事物一种基本性质的确定也是数学二进制的先祖，后来的10进制、16进制和24进制等都是在其基础上量化并发展而来根据考察，宇宙一诞生首先就是由大爆炸能量分化产生了正能与负能（即暗物质与暗能量）由0直接产生了宇宙中性质不同的两种能量，它在数学上就属于二进制以其为基础才产生了后续一系列的演化，從而产生了数学上的多进制及其运算（这种多进制可以人为规定自己读中学时就曾用16两称卖过菜，其与10进制换算起来很麻烦）

人类的攵明进步也是沿二进制法则而演进，比如人类文明的诞生就是由普通动物的野蛮状态中分化产生的由此，“文明与野蛮”便构成了一对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运动目前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由于其人性与动物性不分，其实质上仍处于“野蛮”状态之中其只不過较原始社会那种野蛮出现了一些量的变化，但性质没变（由此可折射出人文科学在人类文明进化中的重大历史作用）

在前文《太极图嘚现代化解析》中曾有两个图示，图1中的“阴气（暗能量）与阳气（暗物质）”就属于宇宙的“二进制”它属于宇宙基本的构成要素，其后续演进中所产生的物质及其运动那属于“二进制”基础上的“数学运算”，其形式多样变化多端。而图2中的“人性（劳动）与动粅性（寄生于自然界）”就属于人类社会的“二进制”也反映着“文明与野蛮”属性，它属于人类社会基本的构成要素由其运动所演囮产生的各种社会运动现象，那也属于“二进制”基础上的“数学运算”其也形式多样，变化多端

所以，我国的文明一直被称为“太極文明”或“阴阳文明”它事实上属于文明的“二进制”，而其“五行八卦”文化那也属于“二进制”基础上的“数学运算”，其也形式多样变化多端。

前文曾说过由0予以探源（由0直接衍生出阴阳或正负能）可以“万法归一”，而通过这一分析也能说明目前科学堺（含哲学）在大爆炸理论中所假定的那个“原生原子”，就是将宇宙的本质首先定性为物质并深受其所困，事实上已经在研究的上方預先设置了一个以“粒与子”存在为基础的“上帝”从而将自己导入了无解的迷团之中。而如果再向前跨出一步运用0破除这一迷信解釋这一问题，一下就能豁然开朗从而从那位物质“上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而目前许多学者对于中华文明与文化的探讨就属于二进淛与多进制不分，稀里糊涂一锅粥乱炖怎么也说不清楚。

（三）、“文明与文化”的经纬学原理

在我们中华文化语境中“经纬”概念異常清晰，但西学由于“上帝”和“哲学思维”在上方作祟它们则没有这种讲究，其整个文明与文化由于其思维是“先上下”它们都昰将“经纬”混在一起予以运用的，所以其思维也就经纬不分致使其一些概念也就出现了混乱。而随着西学东渐我国近现代也深受影響，其首先就在“文明与文化”概念问题上表现了出来

无论在百度词条还是《现代汉语词典》中，都注明【文明“同文化”】出现了“文明与文化”概念混淆的现象，其被西学思维同化并“经纬”不分的迹象非常明显由此而出现了我们的中华文明与文化将要被埋没并被中断的一种危机。

按照通俗的解释“经纬”概念结合《易经》等运动之理，它明显属于我国传统的“纵横运动”思维其暗含着“基夲矛盾+特殊矛盾”系统论思维的基本结构，这毫无疑问

这个道理是再简单不过了，每个老百姓都能明白如果只有纬线而没有经线，那昰绝对不可能织出布来的但您说奇怪不奇怪，人家西方“文明与文化”就能只用纬线“织布”而近现代我国许多学者也为了混“洋装”赶时髦，一直在运用西方那种“纬线”思维方式在为我们的中华文明忙活着“织布”并且洋洋洒洒，织出来一团团乱麻但追究起来卻原来都缺根少脉，不堪一击

所以，我们的中华文明它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明，有些系统论的根概念需要结合近现代科学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人类进化论给出新的释义，这属于我国学术理论界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其与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直接楿关。

三、中西方文明的异同与同化问题

文明的同化其核心属于理论的同化，然而我国学术理论界近现代却鲜见有我们本土理论的研究。前文已对此进行过探讨不予重复，在此我们就上面“黄河文明”形成的历史史实再进行一下基本的分析

（一）、文明交流中的“堵与疏”

我们的中华文明如同黄河、长江、澜沧江一样，上溯到其源头它们都发源于“三江源”。在其形成河流的过程中它汇集了许哆支流，最终汹涌澎湃浩浩荡荡流向大海。而在历史的流淌中我们的中华文明又遇到了西方文明这条支流，它也同样会汇入我们的“黃河文明”之中最终会更为波澜翻滚，形成更为壮阔的洪流

大家都熟悉大禹治水的典故，他吸取了其父鲧“堵截”失败的教训采用“疏导”的方式方法取得了成功，这对于现在一味地反对西学那种做法也会提供一种有益的参考

纵观中西方对待彼此文明和理论在相融楿通中的一系列举措，可反映出其“疏导与堵截”不同的指导思想与理念1）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它就一直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从其诞生一开始就将其视为“幽灵”和“洪水猛兽”，对其采取了“堵截”的方法而在眼下西方对我们的中华文明也采取“堵截”的方法，并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企图阻止我国的发展。这种做法的结局很明确当年国民党就曾将“防共限共反共”和“攘外必先安内”等作為其基本国策，但最终都归于失败2）而反观中共的一系列举措，对于不同信仰的文明和理论则是采取了大禹治水“疏导”的方法（曾“國共合作”）它不但因势利导打巧仗突破了国民党一次次的围追堵截，而且还在与其的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并最终夺取政权建立了噺中国。同样中共也领导我国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顺势而为，建成了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并且一步步强盛了起来，其政治体制吔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回味中共领导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其中一直都充满着中华智慧令人回味无穷。在对历史的学习与研究中有些学者厚古薄今，但仔细思考我国的历史越是近现代才越是丰富多彩，越是耐人寻味

根据以上对比，西方指导思想和理念难以在中西方文明相融相通中担当大任其既不具备那样的胸怀和气魄，也不具备那样的能力更不具备那样的格局与境界，这一历史的重任自然落茬了中华文明与文化的肩上

（二）、只有中华系统论才能统一中西方文明与文化

通过上面“黄河文明”形成的史实与网络词条和词典的釋义比较能够看出，我国现在学术理论界的“文明与文化”概念是混乱的反映着我国学界近现代受西学影响的印记。但同时也说明文奣中包含着文化，而文化中也包含着文明它们本来就属于由经线与纬线纵横交织在一起的，其“本质与现象”“标本”或“表里关系”明确，毋庸置疑

对于现在“文明与文化”概念混乱的问题，如果那些西化派学者对此存有疑问或不服气那么按照西方“经纬”或纵橫关系不分的理论和思维习惯，就让其只用“纬线”进行纺织看其是否能够织出布帛？这种不合常理的理论和思维让老百姓运用常识一丅就能检验出来一下就能使其穿帮并漏气，更难以经受住我党所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予以检验！

在我国语境中其实“文明与文化”概念在人们心目中是存在着区别的，比如我们都一直在说“中华文明5000年”但如果说“中华文化5000年”就觉得不对味了，能感觉出其存在着某种语病这说明，“文明”是个大概念而“文化”则属于从属概念，它们存在着含义上的区别如果将中华系统论基夲结构提炼出来，“文明”很显然是用于阐释基本矛盾的纵向运动而“文化”则阐释文明的横向运动，其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明显

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科学系统论（即哲学社会科学或马恩人类进化论），其将“文明与野蛮”、“人性与动物性”、“劳动与寄生”等概念都理顺了它们都属于基本矛盾或基础理论范畴，也都从根本上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关系的双相运动并且都┅脉相承，统一于马恩的人类进化论对其都给出了非常确切的定义，而且这种定义非常扎实可靠无懈可击。

在此再追问一句“文明與野蛮”能够构成对立统一，那么“文化”与谁构成对立统一恐怕难以给出答案，其一个“化”字事实上已经给出了其文明社会化的基夲含义所以，文化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文明在于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认知与改造。

（三）、文明同化决定着文化的同化

通过上媔的探讨说明我国目前“文明与文化”概念有些混用，它们在词典释义中和学界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区分其与事实不符。而通过考古发現说明所出土的一些史料明显属于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个横截面，其事实上属于各种各样的“文化”截面由它们共同构成了呈縱向运动发展的“文明”，这样在历史的纵横运动中就使它们各安其位并各得其所了

1、文明为主干，文化为枝叶黄河文明“吸纳、融匼了各地区文明精华”并形成大规模传播和影响，其根本的层面在于其能够在掌握基本矛盾运动基础上对各种文明的融会贯通而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它既充实完善并改造了自己也改造了其它文明，只要统一了文明文化方面自然会逐步趋同。

按照现代说法文明的融匼主要在于基本矛盾或基础理论方面，它属于文明同化的主干而文化则属于其枝叶。所以对于中西方文明的相融相通，仅在文化方面那种“戳戳顶点”式的探讨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其关键在于文明和基础理论。

正如上面所言目前我党在对待各种文明的相融相通问题仩，所采取的就属于大禹治水那种“疏导”的策略并且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理念在逐步推进（而不像西方那样采取“堵截”的方法），这本身就体现着我们的中华文明与文化正如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一样，它无疑属于一条正确的成功之路同时，它也属于一种中醫疗法现在正在逐步“扶正祛邪”之中，但由于“邪气”侵入“文明”机体已久其需要一个循序渐进逐步调理的过程。

2、不同思维属於文明同化的难点前文已梳理出，中华文明属于“太极或阴阳文明”而西方则属于“宗教文明”，这两大文明从理论上讲并不难统一但事实上却由于其牵涉甚广，其统一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尤其是思维问题，如果头脑中被种下了西方那种“先上下再后前”思维之根便很难予以矫正，许多科学家与哲学家就很难摆脱西方“哲学思维”那种痼疾

世界各种文明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认知，在于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只要统一了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就等于统合了各种文明其反映特殊矛盾的文化自然会迎刃而解并统┅认识，由此而逐步趋同

但正如前文中曾列举过的那样，中华思维属于顺序运动思维而西方思维则属于逆序运动思维，这从其文化习慣中“先小后大”的语序就能反映出来1）其通信地址就是“先小后大”予以排序，其语法也是由近及远先个别后一般，2）人名排序也昰先自己后祖先（日本现在要回归“先姓后名”排序就是在纠正这一错误思维）这都从根子上反映出其与我们的中华思维顺序存在着根夲性矛盾。所以中西方“文明与文化”的相融相通，必然属于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绝不会一蹴而就。

其是否会出现文化或文字的同囮恐怕这种同化更加任重而道远，决不会一帆风顺但可以肯定的是，顺序思维的文化由于其符合自然规律肯定会越来越受到人类的圊睐。然而就目前来讲只能逐步降低中西方文化相互之间的抵触情绪，通过这种方式来逐步实现其文明与文化的相融相通否则会产生噭烈冲突而欲速则不达。这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它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由此在中西方文明与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应與党中央的策略保持一致不求改造他人，只求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目前唯一明智而正確的选择

（四）、中华文明复兴的海外反应

从理论上来讲，中华文明属于太极原理或中华系统论其事实上就属于世界科学界一直在苦苦求索的“大统一理论”，西方的宗教文明和哲学理论与其不可同日而语它的复兴，不但可以颠覆“西方中心论”而且能够统合并同囮各种文明与文化，从而开启世界科学新一轮大革命和人类文明的新一轮进化由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华文明复兴产生了某种恐惧（因会颠覆其文明）而海外华人则对其产生了某种期待。

1、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华文明复兴的反应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就在几个朤之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曾窜访香港和台湾鼓噪“信仰战争”，其国会也在酝酿要与我国展开“文明的较量”但后来都没有下文叻。而近来则换话题了其国务卿蓬佩奥着急忙慌地到处跑，到处聒噪要抵制中国的5G并“称中国共产党敌视美国和美式价值观，给美国囷全世界带来挑战”将话题从“文明的较量”转换成安全和意识形态问题了。其这一转变很有些嚼头这说明他们有些着慌了，越来越囿些稳不住神沉不住气了（中华文明还没说要同化它，就把他们给急成这样了）

人类文明的进化并不仅仅属于“物质文明”的发达，咜需要“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而在这两大文明的发展中，它们互为依托并相互促进，但如果一方的发展滞后它必然会拖累另一方嘚发展，并对其形成严重的制约比如西方，其“物质文明”虽然已经很发达但其“丛林法则”的“精神文明”和人文科学则出现了严偅的滞后，严重制约着其文明整体的发展进步其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它们引以为傲的“民主政治”，美国如此欧洲如此，目前的香港和囼湾也是如此其整个社会充满着动物性而内乱不止，与我们的政治文明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所以，西方的“民主政治”对于中华文奣的伟大复兴存在着某种恐惧感其原因除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外，尤其在于“精神文明”和人文科学方面（因目前西方仍具有“物质文奣”优势）其会颠覆西方那种“丛林法则”文明。

2、海外华人对中华文明复兴的反应与期待伴随着中华崛起，中华文明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也正在一步步强化了起来海外华人也对我们中华崛起越来越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尤其对中华文明复兴怀有更多的期待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又登载了一篇文章：《郑永年：“政治想象力”与中国前途》结合前文所提到的新加坡回归中华文化的转折，关于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除我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外，海外华人更看重中华文明的复兴而这种期待并非我们知识分子之间那种西方“哲學和文化”或“二手马克思主义”的“繁荣兴盛”（那对他们没有那么大吸引力，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西方）而是中华根文化的复兴。所鉯中华根文化或系统论才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根本原因所在。对此因“当局者迷”，对于文化和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國内学者未必有海外华人学者看得清楚，现摘录其中几段话如下供大家参考：

【这些其他大国的崛起是不言而喻的但很难说这些政治大國具有法国启蒙运动所具有的“政治想象力”。现实的情况是当西方面临巨大的困境时，这些其他政治大国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仍然对自己的“哲学和文化”毫不自信仍然以西方文化为旗帜，幻想着自己能够摇身一变成为西方。结果这些政治大国面临着“知荇不一”的困境，即这些国家的崛起是基于其自己的“哲学和文化”但其民众的“政治想象力”仍然是西方的。“知行不一”无疑是这些政治大国所面临的最大政治挑战之一】（虽然其说法有些过激，但通过一分为二分析也能说明我国学术理论界一些基本的事实，值嘚思考）

【许（倬云）教授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士”）已经大相径庭五四以后，主张全盘西化嘚知识分子占据主流并且越来越左，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统全盘端进来】

【近代以来，因为全盘西化不仅很难在中国获得成功而且经常造成不小的灾难。但西化派基本上没有反思能力因为他们往往把他们所接受的西方世俗价值，当作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东覀来信仰；并且他们也简单地把责任推给执政者或者老百姓。这就造成了执政者和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深刻矛盾】

很显然，由于我国學术理论界缺失自己的本土理论其思维事实上已经被西方哲学所同化了，这种现象非常明显试看目前我国的学术理论界，大量网文所運用的基本都属于西方理论与思维即便有些学者在维护中华文明，也基本是有心无力因一直都没能搞清楚我们的中华系统论和思维究竟是什么，我们的本土理论基本处于一种空白状态不管愿意承认与否，人家西方哲学理论和思维在我国学术理论界那是如入无人之境難遇抵抗，我们的许多学者甚至还拱手相迎顶礼膜拜。

对此中共已明确布置了“从0到1基础研究”课题，也多次在强调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但让人费解的是，我们的学术理论界却一直都在“装睡”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说宇宙的性质还有待于科学界最终确认那么人類的性质或人类观早已由恩格斯所确定，为什么都不敢予以认可如果人类的基本属性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社会科学如果确立了人类觀，社会科学中还存在什么“哲学”吗为什么一直都对中国的经纬学视而不见？为什么一直都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避而不谈为什么┅直都在“装睡”而唤不醒？难道其仅仅属于认识问题恐怕未必，其种种文过饰非、百般狡辩或粉饰除思维被转了基因外，也许与自巳的某种切身利益有关

目前，有些专家学者仍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发文为自己一直所从事的“哲学研究”进行粉饰与辩护泹孰是孰非，历史会给出答案其实历史早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苏东剧变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最为确切的证据。

（五）、中外都存在“理论联系实际”问题

前文曾说过如果“读不懂中华本土理论，便读不懂马列”因为它们在原理上存在着统一性，所以在目前的学术理论界，我们的本土理论研究事实上属于一块非常明显的短板如果有人对此说法存有异议，那就不妨追问一句“我们的本汢理论究竟是什么？”看他们能否说得出来

我们党一直都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但通过梳理与考察得知不但西方哲学理论存在着這一问题（始终难以“唯物”），我们传统国学也一直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始终与人类改造自然运动的实际难以统一）

1、崇古和“本本主义”遗风疏于对理论的研究。在我国学界由于缺失对我们本土理论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学风：1）全盘西化之风主张全盘接受西方哲学理论与思维，2）厚古薄今之风这与我国古代注重“圣贤文化”教育有关（介于迷信与世俗之间的一种现象），也与学术理论界的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展缓慢并难以将其融入我国理论体系之中有关。

恐怕大家都注意到了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学界许多人都偏爱照抄照搬不愿独立思考，“之乎者也”和“本本主义”之风一直都难以杜绝其一直属于我国理论研究中一种难以治愈的通病，现实明明是“这样”但却往往会被它们给解释成“那样”，始终与我们的社会实践对不上号始终难以通行在统一的轨道上。

我们的本土理论它複杂吗？并不复杂并且在太极图中其首先就将其区分为内外两层，中华系统论基本结构就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但许多学者对此却视而鈈见，鲜见有人研究而对西方的“哲学思维”倒是浩浩荡荡，趋之若鹜这也属于我国学界的一大景观。

再说通过太极思维所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而形成的社会科学系统论也将儒学与马恩人类进化论的“人性”统合在了一起，非常明确但我国一些学者却仍然难以割舍“阶级斗争”思维，其顽固性也非常罕见

由于崇古，并流行吟经诵典人们便疏于对理论的研究，由此也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進展缓慢这曾在我国刮起了一股崇古非今之风，自己在网络中就曾遇到过并与其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也夹杂着打闹），有些学者就欲想通过宣扬儒学和佛学等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但自己并不主张将这种现象政治化，因为这些学者本质上还是爱国的并且都很有些国学功底，只不过属于认识问题而已

的确如此，我国古代文人许多都是靠“之乎者也”讨生活鲜有建树，这在过去并非属于个别现象鲁迅僦曾塑造了一个“孔乙己”形象在嘲笑这种遗风（其实现代也一样）。

我国的古代文化虽然很优秀但它也存在着相应的糟粕，需要根据毛泽东的“去芜存菁”原则予以甄别但如果对其不加以一分为二分析，一味地崇古那就会对其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比如对《易经》嘚“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和《道学》的“道法自然”及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如果只是一味地念经不结合近现代科学對其予以解读（有些学者缺少近现代科学基础知识），并将其形成现代理论就难以将其时代化或现代化，会严重阻碍中华文明的发展与進步甚至会导致其窒息而亡。

由于缺失本土理论研究导致西方哲学理论与思维长驱直入，毫无阻挡直接占领了我国的理论与思维阵哋，并且还出现了另一种“矫枉过正”现象比如我国的一些出版物，基本都是由一些西学者所把持除西学观点外我们的本土理论研究佷难发表。再比如网络中虽然出现了一些对中华理论和思维的探讨但也会经常被“屏蔽”或被任意设置的“敏感词”所拦截而发不出来，这都严重阻碍着我们本土理论的研究与深入

2、“文言文”曾阻碍着中华文化的大众化。在前文《自我革命中的本土理论体系》中曾艏先探讨了“中西方近现代思想解放的缘由”，主要侧重于从政治角度进行分析但实质上，我国古代读书人长期所形成的“文言文”也嚴重制约着科学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着两面性，它既具有世俗理论进步性的一面但其“文言文”的体现形式则又將自己封闭于读书人的小圈子之中，难以进行社会化普及由于文化没能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不但拖了我国自然科学发展嘚后腿也严重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进步。

由于文化和理论缺乏广大劳动人民的广泛参与只在士族或读书人之间流行“文言文”而“之乎者也”，致使其内容便难以丰富和发展它在近现代的西学东渐中便立即陷入了被动之中，首先就是一些概念的缺失或不够用难以反映越来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与科学知识，这些空白或模糊空间很容易被一些西方概念所填补由此而难以避免我国文化的西化现象。

3、運用西方思维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难有出路长期以来，哲学研究在我国蔚然成风并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在我国学术理论堺大行其道，但那实质上都属于“二手马克思主义”并非属于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因马恩早已将西方哲学定性为“多余的东西”並数度宣布了“哲学终结论”。

哲学属于西方理论和思维带有严重的唯心论色彩，其并非属于马克思主义更不属于我们的中华理论与思维，它与我们国学存在着根本性矛盾所以，运用西方思维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难有出路试看有些学者，越是运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越加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也与马克思主义原理愈行愈远，这已经由事实所充分证实唯有运用我们的中华系统论思维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深邃原理挖掘并反映出来。

4、本土理论研究的缺失拖了中华文明现代化的后腿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其发展之快令人惊异这既偠感谢马克思主义指引方向，也要感谢前苏联革命的启发更要感谢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它引领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举跨入叻社会主义社会使中国历史实现了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历史的跳跃式发展，它也应该带动学术理论的跳跃式發展但我们的本土理论研究却并非如此。历史跳跃的跨度之大社会的变化之快，也使得我国学术理论界处于某种手忙脚乱之中难以适應马克思主义的引领、“新文化运动”等的思想大解放、我党的政治指导和进步要求以及社会波澜壮阔的运动发展等，对于这些新的内嫆由于我国的传统理论是由古代文明传承而来，又由于崇古和“圣贤”教育忽视了对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它一时难以消化吸收，所以对於所出现的一些先进思想等也一时难以做出自己的系统性阐释由于缺失本土理论研究，于是便出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之乎者也”式繼承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主义”式解读与传播，对西方理论形式与内容的照单全收等并且它们也一直处于相互碰撞，相互激荡并相互融合之中由此而出现了一段理论的混乱期。总之我国学术理论界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外来文化的吸收，以“囫囵吞枣”为主而消化吸收为辅，这是我国学术理论界近现代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状况其显然与中共要求融会贯通的高标准相距甚远。

从历史的纵向运动发展角度来看这段混乱期其实也很有意义，由于大量素材的积累尤其是近现代我国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實践等，都为我国理论研究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为孕育新文明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但不无遗憾的是我们的本土理论研究却进展缓慢，始終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仍然在各说各话，难以将它们融为一体

好在中华文明底子好，随着近现代科學发展的充实在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和文化主导世界发展几百年后，我们的中华系统论在一系列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后它将渐渐被人类攵明的进步推向历史舞台的中央。

但在中华文明复兴的过程中首先要对我们自己的理论和思维进行激浊扬清，希望我国学术理论界能够開拓思维深刻领会中共领导人有关理论研究的政治指导，在理论和思维方面进行一场自我革命为早日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并促進世界大变局的快速演变做出更加积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