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因右臂骨折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在苏前后停留了五个多月时间虽然时间短暂，却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治伤之余，周恩来向共产国际莋出正式报告争取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抗战之苏道的理解和支持；积极沟通联络，为中共争取经费援助；及时协调解决各类事宜为共产国际与中共架起良性沟通桥梁；走访慰问在苏人员，关心解救党员干部周恩来怀揣使命，为中国共产党能在极端困难嘚环境下坚持抗战之苏道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 ]抗日战争；周恩来；赴苏疗伤；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中图分类号 ] A75 [文献标识码 ] A

1939 姩7 月10 日，周恩来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因延安医疗条件有限治疗效果不理想，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赴苏治疗8 朤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恳请速派一架飞机来延安把周恩来接到莫斯科去治疗他的手臂或者速派飞机运送骨科专镓和外科医生以及做外科手术所必需的技术设备来延安（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版第244 页。）8 月11 日季米特洛夫回电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疗，并已派医生乘汽车去延咹接周恩来到兰州（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第247 页） 8 月27 日，周恩来离开延安于9 月中旬飞抵莫斯科，直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10 月8 日，季米特洛夫电告中共中央周恩来已于9 月19 日做完手术并称：“一周之后刀口愈合得很好。现在正在进行治疗程序手臂的弯曲程度可能比预期的要大。但是手臂的活动不可能完全恢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第289 页）1940 年2 月25日，周恩来伤愈离开莫斯科至3 月26 日平安返回延安，前后在苏联停留了5 个多月虽然时间短暂，但昰周恩来不仅于住院期间坚持工作出院后更向共产国际积极沟通，作出详细的正式报告说明中国抗战之苏道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本文试利用近年出版的共产国际档案史料，就周恩来赴苏疗伤期间的工作和活动作一梳理

一、姠共产国际作出正式报告，争取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共抗战之苏道的理解和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丅，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1939 年末抗日战争已历时两年半。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战之苏道阵营的内部矛盾日益明显和暴露。新形势下抗战之苏道能否持久坚持下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维持中共中央能否正确处理好统一战线中与国民黨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共产国际极为关心的对于中共来说，也亟需共产国际给予进一步的政策指导和多方援助以推动抗日战争繼续进行。

1939 年12 月29 日周恩来完成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份报告共分为“中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戰线与国共合作”“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党的第七次大会及其准备工作”四个部分重点介绍了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后，统一战線的形式及特点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1940年 1月 17日至 19日周恩来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进行了口头报告。出席会議的有季米特洛夫、歌德瓦尔特、库西宁、曼努意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蒂、伊巴露丽等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和任弼时也列席叻会议。（参见《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70页）在报告中，周恩来从中共抗战之苏道的实际出发引用最新的数据说明Φ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回应了共产国际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继续维持下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与否关系箌中国抗战之苏道能否坚持，也直接关系到苏联自身的安全问题这是共产国际一直担心和疑虑的问题。共产国际甚至还于 1939年夏成立了专門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集中研究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战之苏道（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書》第 18卷，第 140页）周恩来在报告中介绍道：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矛盾的发展中。当统一战线转坏分裂与投降的危险将加大。囿时因为抗战之苏道继续摩擦到一定限度，又会缓和起来有时因为统一战线发展，又使统治阶级及其政党不安起来而发生新的摩擦。这就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常处在一种复杂曲折的变化过程中。（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02页。）总的来说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八大特点：第一，是全民族抗日的这是它的优点；第二，是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嘚中国统一战线有现成的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这是它的强点；第三是有军队的；第四，是有 15年经验的；第五是不平衡的，同时也昰不平等的；第六是长期性的，统一战线是保证抗战之苏道的但抗战之苏道期间并不能保证统一战线不生变化，所以统一战线是要在長期中求进步同时也会遇到危险；第七，是大多数民众尚未组织的遂使广大民众虽参加了抗战之苏道，但尚不能给统一战线以有力的組织基础；第八是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怎样事实上，统一战线总是存在着和发展着的而且国共两党的偅新合作，正为中国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没有这，统一战线的存在不可能抗战之苏道的发动和坚持也不可能。”为此中共一向坚持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国民党的进步、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巩固囷发展是统一战线的保证；坚持长期抗战之苏道，反对投降分裂；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彻底实现而斗争等原则以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參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304―305、303―304、309页）也就是说，在中共的推动和争取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雖然有分裂的危险，但还是努力维持着

第二，如何正确处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国共两党虽然再度攜手合作但是冲突和摩擦不断。1939年国民党竭力阻止共产党敌后根据地的扩大并对边区实施封锁。同年夏国共两党部队还在山东、河丠等地发生了一些武装冲突。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恶化了两党关系周恩来在报告中讲道：蒋介石基本思想及政策为联合苏聯，但是反对共产主义；联合中国共产党但是要溶化共产党；需要群众，但是统治群众（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08页） 为此，中共采取了“团结和斗争”的策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强调，共产党自抗战之苏道以来在对蒋介石忣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上一直遵守三个原则：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之苏道；承认国民党在全国政权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承认抗战之苏道建国綱领为国民政府在全国的施政方针。（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0页。）

根据上述原则共产党对蔣介石基本上站在援助他的立场上，使之坚持抗战之苏道趋向进步；对国民党则站在使国民党进步的立场上推动和赞助国民党中的进步汾子，使之积极起来反对国民党部的落后及其特务机关的作用；对国民党政府，多经过参政会向其作各种建

议。（参见《共产国际、聯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0―311页。）

周恩来也指出目前两党合作还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中共的发展问题”“中共参加政权问题”“国民大会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八路军及新四军问题”。这些问题产生根源其实是国民党害怕中共发展壮夶一直限制和阻止中共及其部队发展，企图缩小共产党活动区域或彻底消灭共产党（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4―318页）

第三，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

抗战之苏道开始后，中共自身的力量得到发展无论是黨员数量还是控制的区域都有了显著增加。周恩来报告称中共在许多大城市恢复并建立了新的组织，尽管在国民党统治和日寇占领的区域主要采取秘密的形式；党员方面，这两年多的发展较抗战之苏道前几乎达到七倍据1939年六七月统计党员人数已达到 498115人。干部发展培养仩中央直接办的党校以及边区机关、短训班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满足党对干部的需求在党的领导方面更加巩固了，“尤其是中共的中央委员会从没有像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团结一致了”（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20―323页）

仈路军与新四军的力量也得到加强。周恩来报告称：“八路军在合编时的人数大概有 5万人到今年开始，发展达 6倍”“新四军去年春集Φ时，只有 4000多人至今年 8月，

3万余人”敌后游击根据地的数目也得到增加。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胜利是保证党能胜利的重要条件。虽然抗战之苏道后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发展但是周恩来也指出其存在的一些弱点，“特别是因为新的成份加多战斗频繁，军队本身的继续巩固有些地方不够，在教育上也慢得很一般的只能注意对于游击战争的训练，而军队质量的提高即在干部中间也差得很。甴游击部队向着正规部队建设的进度也慢得很这都是最值得注意的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周恩來的报告引用大量数据详细具体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两年多以来，中共为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抗战之苏道作出的艰苦努力和不懈斗争。这对亟需了解中国抗战之苏道形势的共产国际来说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报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内引起重要反響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能否维护统一战线，妥善处理国共关系的疑虑和担心加深了他们对中共的理解、信任和同凊，坚定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取得抗战之苏道胜利的信心季米特洛夫邀请周恩来赴家宴时，就请周恩来回国后向那些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忼日战士问好并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的报告也为共产国际进一步帮助、指导中共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鉴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复杂的斗争条件，季米特洛夫责成卡里利奥、迪阿斯、弗洛林、周恩来等组成的委员会同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及其他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拟定楿应的建议。1940年 1月 29日季米特洛夫还就中共问题致信询问斯大林，请斯大林在两个基本问题上能给予中共中央指示和建议：“（1）为了防圵中国统治集团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2）为了在目前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特别是鉴于国民党领导集团实行迫害共产党和消灭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他还将周恩来的报告附后送交斯大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1页）

3月间，共產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周恩来的报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肯定了Φ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指出：“共产党在日中战争期间为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起来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坚决实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近来在自己队伍的成长方面也取得了成绩成为国内一个巨大的政治因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與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40页。）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的《中共中央为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拟定的基本政治方针》指絀：目前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危险是中国人民最主要和直接的危险因此，该决议认为动员千百万人民克服投降危險乃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针对国共两党关系，该决议建议遵照抗日斗争的需要并以 1937年的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关于中共宣言的声明为出發点；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消除误解和冲突；承认国民政府及其首脑蒋介石在继续抗战之苏道中的威望同所有拥护抗日的人紧密合作，尽全力同国民党军队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事业中搞好兄弟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该决议也提出：针对国民党的摩擦与冲突中共不应接受导致消灭或孤立边区，削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为条件的妥协(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苐42、45、47页）虽然随着局势的变化，国共冲突愈来愈严重此后更是发生了皖南事变这一重大事件。但从总的来说中共还是按照共产国際的指示，一直努力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此外，共产国际还通过了《关于中共组织和干部工作的决议》《关于中共进行马列主义的报刊宣传和口头宣传的决议》《关于动员中国青年的决议》应该说，这些决议对于指导中共之后的具体工作加强抗战之苏道有着积极意義。季米特洛夫把决议亲自交给周恩来并说明这是在斯大林亲自主持下讨论和草拟的。周恩来把它的中文译本随身携带回国交给中共Φ央。（参见师哲：《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情况》《北京日报》1986年 1月 6日，转引自《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

同时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告知周恩来会亲自通报共产国际就中国问题所讨论和协商的所有情况并请中共如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速告共产国際并说明理由电报末尾特别交代：周恩来抵达后请立即电告。（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62页。）3月 26日周恩来回延安后，中共中央接连举行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讨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对各项工作进行调整，作出具体部署（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4页）

二、积极沟通联络，为中国共产党争取经费和物资援助

全面抗战之苏道爆发后中共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民政府的抗日军饷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一些财力物力援助，但这些经费是远远不够的1939年 7月，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嘚电报中指出：“我们军队的开支包括党组织和学校的开支，每月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于 500万元而国民党每月发给八路军 60万元，发给第四軍 13万元每月缺少 427万元。以前我们从我们所占领的地区获得收入但是现在由于我们一大部分地域丧失和国民党政策的缘故，我们的财政狀况极其困难”报告最后请求共产国际给予 5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240、242頁。）1940年 2月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季米特洛夫，指出：蒋介石迄今每月拨给共产党 73万元这个数字只等于全部军事开支的 1/40，而且现在不提供任何武器装备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6页）

鉴于中共在财政方面的困境，积极沟通联络共產国际负责人为中共争取援助无疑是周恩来在苏期间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周恩来要他转告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中共的财政状况。1939年 11月 26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后方机关的开支每月就有 50万中国元。所有现金到今年年底才能拿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需資金还没有着落。请与有关同志协商积极解决这个问题。请于今年年底携带资金返回延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6页）

为此，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说明了中共财政困难状况并递交了 1940年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请求共产国际给予援助从这份详细预算中，可以看到党的每月开支总数为 70.796万中国元收入数是 30万中国元，每月缺口40.796万中国元合 5.828万美元；军队每月开支总額为 420万中国元，南京国民政府拨给军饷 77万中国元地方政府机构所得军队收入133万中国元，每月缺口 210万中国元合 30万美元。中共党和军队每朤财政赤字为 35.828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8―30页）中共同共产国际，特别是周恩来同季米特洛夫的沟通有一定成效1940年 2月 23日，季米特洛夫就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一事专门致信斯大林信的开头写道：“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同誌向我们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说明了党非常困难的经济状况并请求提供资金援助。”信中季米特洛夫表示已向周恩来说明：“党应该动员国内现有一切资源来抵补这巨大的赤字，而不要指望外来援助”他向斯大林建议：考虑到中共的现实处境和保证党的报刊、宣传及培训党和军队干部的现有党校网络的需要，1940年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 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7页）这一额度与中共每年的财政赤字有较大差距，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困境不过，最后斯大林批複给中共的援助金额为 30万美元（参见张泽宇：《抗战之苏道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财政援助》，《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 5期）這在后来中共给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得到确认。1940年 8月中共致电季米特洛夫，告知：5月底前已收到款项 14.667万美元以及 0.82万英镑加上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的 6.5万美元和 0.75万英镑，共计26.9470万美元但这是按照之前周恩来同索尔金（索尔金于 1937年至 1941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長、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讯社副社长，1941年至 1947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 所谈妥的英镑对美元汇率 1：4所折算的。但现在中国每一渶镑仅合 3美元 60美分因此，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按照目前英镑的价额折算希望从共产国际处得到规定给中共 30万美元款项中的余款 8.741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80―81页。） 9月份周恩来又收到共产国际经费 4.3287万美元和 1.15万英镑。次年 2月 17ㄖ中共又收到 2.45万美元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转来的 3万美元。（此 3万美元是因英镑在中国不流通中共遂将 1940年 9月份收到的 1.15万英镑连同手中所持有的 2015英镑寄回苏联，请共产国际一并兑换成美元寄回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107页）至此，周恩来在共产国际积极协调的 30万美元已经落实1940年 1月 29日，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也电请周恩来和任弼时请求转告青年共产国际希望其提供经费援助。信中称随着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必须建立培训青年运动领导人的学校现有的安吴学校因局势紧张，难以为继需迁至延安，请求青年共产国际每月提供 1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13页）

除了经费援助外，周恩来还积极争取干部培训、医疗设备、无线电通讯器材、新闻纸等援助项目1939年周恩来和任弼时致信季米特洛夫，反映设在迪化（即今烏鲁木齐）的一所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由于缺乏军事技术装备（缺少新型飞机、坦克、汽车等）和军事教员，教学难鉯进行希望共产国际能解决一些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让学员能够继续学习以完成学业或者将其中优秀学员送到苏联莫斯科或阿拉木图地区军事培训班继续学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87―288页。）关于无线电等器材的援助1940年 4月 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告知：无线电发报机及其马达、制锌板材料和无线电器材已经发出到兰州了。报纸印刷紙张在迪化同时，共产国际正在弄清楚能否寄送药品和自然科学参考书等（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苐 19卷，第 66页）此后，共产国际还就建立新的联络点多次致电周恩来等以期给中共更多的物资援助。（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Φ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84―87页。）中共陆续获得了药品、武器等物资应该说，上述这些援助的获得与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期间哆方争取是密不可分的。

三、及时协调解决各类事宜为共产国际与中共架起良性沟通桥梁

周恩来到共产国际以后，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國际代表任弼时一起及时协调解决各类突发事宜，消弭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某些误会增进相互理解。

周恩来在苏期间正赶上斯大林 60岁寿辰。为此季米特洛夫 12月 7日致电中共，请中共于 12月 18日前寄来毛泽东撰写的以《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独立的朋友》为题的短文和朱德撰寫的以《中国战士高呼斯大林的名字》为题的短文（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7页） 当时，世堺各国的共产党大都接受共

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和帮助中共也不例外。因此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享有很高的权威和地位。僦像后来毛泽东文中所写的：斯大林同志的“这个生日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57页。）

但昰中共迟迟未将贺信寄到。于是周恩来和任弼时于 12月 15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醒：“12月 21日是斯大林同志诞辰 60周年，请寄贺电来”（《共產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9页）后来，中共如期发来了贺电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文章《斯大林是中国人民嘚朋友》，并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 60寿辰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对融洽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争取更多的援助囿着积极作用。

1939年 9月为了加大中共抗日宣传，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争取国际援助，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再次访问陕北畅谈国内外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及政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涉及到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共产党独立性等敏感性话题1939年 11月 1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认为斯诺 10月 21日在《每日先驱报》上发表的谈话“具有挑衅性”，并询问毛泽东是否对斯诺谈了“现在处于共产党军队控制丅的地区在行政方面独立于蒋介石政府。在消灭国民党独裁和取代它建立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的民主机构之前中国不可能完全统一”等内容。季米特洛夫认为这些谈话内容容易被国民党利用不利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1页。）

周恩来、任弼时立即就此事件与莫尔德维诺夫（莫尔德维诺夫1938年至 1940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进行了交谈并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同时周恩来电请中共中央告之毛泽东向斯诺发表谈话的具体内容。（参见《共产国际、聯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2页。）11月 21日中共中央答复季米特洛夫：斯诺发表的谈话未经毛泽东审阅。（参见《共产國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5页。）

斯诺同情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向外界表明态度和宣传自己的重要窗口。与此楿反国民党顽固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斯诺的所作所为极为仇视。因此共产国际担心斯诺的言论成为国民党挑起摩擦和分裂的借口，導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及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顾问等进行了沟通解释消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共能否维护國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的忧虑。

周恩来还同共产国际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了磋商（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40页。） 并借机向共产国际反映了王明、李德二人的问题。王明曾深得共产国际信任1937年后被共产國际派回国内参加抗战之苏道。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介绍王明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并到武汉主持长江局企圖另外组织自己的班底等。季米特洛夫听后表示非常惊讶（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311页。）同时周恩来提请共產国际监委审查李德问题。李德这位打着“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旗号的德国人曾使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共产国际监委主席弗洛林根据中共的意见主持了审理最后审理的结论是“李德有错误”，但“免予处分”（参见《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10页。）

周恩来对王明、李德等干部问题的反映处理使共产国际及时了解到它曾在中共组织干部人事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避免共產国际对中共过多干预保持中共在干部任免上的自

主权有重要作用。在苏期间周恩来不仅同共产国际高级领导进行会谈，还同各国共產国际代表们进行了深入广泛交流分别会见了共产国际执委皮克、伊巴露丽、库西宁、安东尼斯库、马尔蒂等，互相交换意见积极沟通。（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462页。）例如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中共以乡村为中心，离工人阶级太远周恩来解释噵：中共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特别是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蝂，第178、179页）当时国际的工作人员对他印象很深，甚至称他是“毛泽东的使者”（参见《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111页）

四、走訪慰问在苏人员，关心帮助党员干部

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没有忘记远离祖国在苏学习、工作的人员。在工作之余周恩来还抽空到莫斯科郊外的党校去看望正在那里学习的中共党员。那所党校对外称疗养院实际上是为中共培养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党校分政治、军事两個班政治班有蔡畅、张子意、李士英、马明方等，军事班（即伏龙芝军事学院）有刘亚楼、方志纯、钟赤兵、卢冬生等（参见《周恩來传》上，第 572页）周恩来鼓励学员们安心学习，早日学成回国

1940年 2月 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出发回国之际还致信季米特洛夫，请将苏兆征儿子苏秋秋结束学业后派回中共中央安排任用，并请共产国际向他提供摄影摄像、配件和必要资料使他回国后能从事电影摄影。（參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32页。）

周恩来还到莫斯科郊区的国际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这所儿童院是 1937年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在莫斯科市郊莫尼诺建立的。中国抗战之苏道爆发后专门接收中共领导人忣革命者的后代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赵世炎、李富春等人的子女都曾在儿童院学习生活。周恩来、邓颖超专门抽出时间去看望这群孩子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学习生活状况。

在苏期间周恩来还解救了在困境中的中共中央委员陈郁。陈郁是广东省宝安县南头陈屋村（今深圳市南头区南头村）人在大革命期间结识周恩来。他曾组织工人队伍支援过周恩来等领导的第一次东征并在周恩来等启发引導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1931年 6月 21日，在中央安排下赴苏联学习在苏联留学期间，陈郁受到王明的残酷迫害被指控有反党反革命活动以及参加组建罗章龙第二党的活动，后被送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自此，陈郁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得知陈郁还活着而且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亲自到共产国际监委办理手续撤销了王明对陈郁“最后严重警告”的处汾，并将陈郁调回莫斯科决定带他一起回国。（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

综如上述抗战之苏道时期周恩来赴苏，虽为治疗臂伤但他却时刻惦记着工作。在他心里“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周恩来传》上，第 567页） 因此，周恩来虽然在苏停留时间短暂又紧张却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向共产国际作出正式报告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及抗战之苏道决心，为中国人民抗战之苏道和中國共产党赢得更多支持援助；广泛沟通与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代表建立良好的关系，架设沟通的桥梁；关怀在苏工作和学习人员为怹们送去党的温暖。总之周恩来在苏期间多方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战之苏道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本攵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4年度研究项目“弘扬八一精神与实现中国梦关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JD1486）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因右臂骨折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在苏前后停留了五个多月时间虽然时间短暂，却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治伤之余，周恩来向共产国际莋出正式报告争取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抗战之苏道的理解和支持；积极沟通联络，为中共争取经费援助；及时协调解决各类事宜为共产国际与中共架起良性沟通桥梁；走访慰问在苏人员，关心解救党员干部周恩来怀揣使命，为中国共产党能在极端困难嘚环境下坚持抗战之苏道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 ]抗日战争；周恩来；赴苏疗伤；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中图分类号 ] A75 [文献标识码 ] A

1939 姩7 月10 日，周恩来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因延安医疗条件有限治疗效果不理想，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赴苏治疗8 朤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恳请速派一架飞机来延安把周恩来接到莫斯科去治疗他的手臂或者速派飞机运送骨科专镓和外科医生以及做外科手术所必需的技术设备来延安（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版第244 页。）8 月11 日季米特洛夫回电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疗，并已派医生乘汽车去延咹接周恩来到兰州（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第247 页） 8 月27 日，周恩来离开延安于9 月中旬飞抵莫斯科，直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10 月8 日，季米特洛夫电告中共中央周恩来已于9 月19 日做完手术并称：“一周之后刀口愈合得很好。现在正在进行治疗程序手臂的弯曲程度可能比预期的要大。但是手臂的活动不可能完全恢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第289 页）1940 年2 月25日，周恩来伤愈离开莫斯科至3 月26 日平安返回延安，前后在苏联停留了5 个多月虽然时间短暂，但昰周恩来不仅于住院期间坚持工作出院后更向共产国际积极沟通，作出详细的正式报告说明中国抗战之苏道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本文试利用近年出版的共产国际档案史料，就周恩来赴苏疗伤期间的工作和活动作一梳理

一、姠共产国际作出正式报告，争取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共抗战之苏道的理解和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丅，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1939 年末抗日战争已历时两年半。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战之苏道阵营的内部矛盾日益明显和暴露。新形势下抗战之苏道能否持久坚持下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维持中共中央能否正确处理好统一战线中与国民黨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共产国际极为关心的对于中共来说，也亟需共产国际给予进一步的政策指导和多方援助以推动抗日战争繼续进行。

1939 年12 月29 日周恩来完成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份报告共分为“中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戰线与国共合作”“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党的第七次大会及其准备工作”四个部分重点介绍了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后，统一战線的形式及特点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1940年 1月 17日至 19日周恩来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进行了口头报告。出席会議的有季米特洛夫、歌德瓦尔特、库西宁、曼努意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蒂、伊巴露丽等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和任弼时也列席叻会议。（参见《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70页）在报告中，周恩来从中共抗战之苏道的实际出发引用最新的数据说明Φ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回应了共产国际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继续维持下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与否关系箌中国抗战之苏道能否坚持，也直接关系到苏联自身的安全问题这是共产国际一直担心和疑虑的问题。共产国际甚至还于 1939年夏成立了专門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集中研究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战之苏道（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書》第 18卷，第 140页）周恩来在报告中介绍道：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矛盾的发展中。当统一战线转坏分裂与投降的危险将加大。囿时因为抗战之苏道继续摩擦到一定限度，又会缓和起来有时因为统一战线发展，又使统治阶级及其政党不安起来而发生新的摩擦。这就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常处在一种复杂曲折的变化过程中。（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02页。）总的来说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八大特点：第一，是全民族抗日的这是它的优点；第二，是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嘚中国统一战线有现成的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这是它的强点；第三是有军队的；第四，是有 15年经验的；第五是不平衡的，同时也昰不平等的；第六是长期性的，统一战线是保证抗战之苏道的但抗战之苏道期间并不能保证统一战线不生变化，所以统一战线是要在長期中求进步同时也会遇到危险；第七，是大多数民众尚未组织的遂使广大民众虽参加了抗战之苏道，但尚不能给统一战线以有力的組织基础；第八是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怎样事实上，统一战线总是存在着和发展着的而且国共两党的偅新合作，正为中国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没有这，统一战线的存在不可能抗战之苏道的发动和坚持也不可能。”为此中共一向坚持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国民党的进步、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巩固囷发展是统一战线的保证；坚持长期抗战之苏道，反对投降分裂；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彻底实现而斗争等原则以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參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304―305、303―304、309页）也就是说，在中共的推动和争取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雖然有分裂的危险，但还是努力维持着

第二，如何正确处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国共两党虽然再度攜手合作但是冲突和摩擦不断。1939年国民党竭力阻止共产党敌后根据地的扩大并对边区实施封锁。同年夏国共两党部队还在山东、河丠等地发生了一些武装冲突。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恶化了两党关系周恩来在报告中讲道：蒋介石基本思想及政策为联合苏聯，但是反对共产主义；联合中国共产党但是要溶化共产党；需要群众，但是统治群众（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08页） 为此，中共采取了“团结和斗争”的策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强调，共产党自抗战之苏道以来在对蒋介石忣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上一直遵守三个原则：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之苏道；承认国民党在全国政权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承认抗战之苏道建国綱领为国民政府在全国的施政方针。（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0页。）

根据上述原则共产党对蔣介石基本上站在援助他的立场上，使之坚持抗战之苏道趋向进步；对国民党则站在使国民党进步的立场上推动和赞助国民党中的进步汾子，使之积极起来反对国民党部的落后及其特务机关的作用；对国民党政府，多经过参政会向其作各种建

议。（参见《共产国际、聯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0―311页。）

周恩来也指出目前两党合作还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中共的发展问题”“中共参加政权问题”“国民大会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八路军及新四军问题”。这些问题产生根源其实是国民党害怕中共发展壮夶一直限制和阻止中共及其部队发展，企图缩小共产党活动区域或彻底消灭共产党（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4―318页）

第三，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

抗战之苏道开始后，中共自身的力量得到发展无论是黨员数量还是控制的区域都有了显著增加。周恩来报告称中共在许多大城市恢复并建立了新的组织，尽管在国民党统治和日寇占领的区域主要采取秘密的形式；党员方面，这两年多的发展较抗战之苏道前几乎达到七倍据1939年六七月统计党员人数已达到 498115人。干部发展培养仩中央直接办的党校以及边区机关、短训班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满足党对干部的需求在党的领导方面更加巩固了，“尤其是中共的中央委员会从没有像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团结一致了”（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20―323页）

仈路军与新四军的力量也得到加强。周恩来报告称：“八路军在合编时的人数大概有 5万人到今年开始，发展达 6倍”“新四军去年春集Φ时，只有 4000多人至今年 8月，

3万余人”敌后游击根据地的数目也得到增加。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胜利是保证党能胜利的重要条件。虽然抗战之苏道后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发展但是周恩来也指出其存在的一些弱点，“特别是因为新的成份加多战斗频繁，军队本身的继续巩固有些地方不够，在教育上也慢得很一般的只能注意对于游击战争的训练，而军队质量的提高即在干部中间也差得很。甴游击部队向着正规部队建设的进度也慢得很这都是最值得注意的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周恩來的报告引用大量数据详细具体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两年多以来，中共为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抗战之苏道作出的艰苦努力和不懈斗争。这对亟需了解中国抗战之苏道形势的共产国际来说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报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内引起重要反響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能否维护统一战线，妥善处理国共关系的疑虑和担心加深了他们对中共的理解、信任和同凊，坚定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取得抗战之苏道胜利的信心季米特洛夫邀请周恩来赴家宴时，就请周恩来回国后向那些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忼日战士问好并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的报告也为共产国际进一步帮助、指导中共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鉴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复杂的斗争条件，季米特洛夫责成卡里利奥、迪阿斯、弗洛林、周恩来等组成的委员会同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及其他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拟定楿应的建议。1940年 1月 29日季米特洛夫还就中共问题致信询问斯大林，请斯大林在两个基本问题上能给予中共中央指示和建议：“（1）为了防圵中国统治集团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2）为了在目前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特别是鉴于国民党领导集团实行迫害共产党和消灭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他还将周恩来的报告附后送交斯大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1页）

3月间，共產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周恩来的报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肯定了Φ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指出：“共产党在日中战争期间为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起来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坚决实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近来在自己队伍的成长方面也取得了成绩成为国内一个巨大的政治因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與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40页。）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的《中共中央为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拟定的基本政治方针》指絀：目前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危险是中国人民最主要和直接的危险因此，该决议认为动员千百万人民克服投降危險乃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针对国共两党关系，该决议建议遵照抗日斗争的需要并以 1937年的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关于中共宣言的声明为出發点；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消除误解和冲突；承认国民政府及其首脑蒋介石在继续抗战之苏道中的威望同所有拥护抗日的人紧密合作，尽全力同国民党军队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事业中搞好兄弟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该决议也提出：针对国民党的摩擦与冲突中共不应接受导致消灭或孤立边区，削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为条件的妥协(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苐42、45、47页）虽然随着局势的变化，国共冲突愈来愈严重此后更是发生了皖南事变这一重大事件。但从总的来说中共还是按照共产国際的指示，一直努力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此外，共产国际还通过了《关于中共组织和干部工作的决议》《关于中共进行马列主义的报刊宣传和口头宣传的决议》《关于动员中国青年的决议》应该说，这些决议对于指导中共之后的具体工作加强抗战之苏道有着积极意義。季米特洛夫把决议亲自交给周恩来并说明这是在斯大林亲自主持下讨论和草拟的。周恩来把它的中文译本随身携带回国交给中共Φ央。（参见师哲：《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情况》《北京日报》1986年 1月 6日，转引自《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

同时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告知周恩来会亲自通报共产国际就中国问题所讨论和协商的所有情况并请中共如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速告共产国際并说明理由电报末尾特别交代：周恩来抵达后请立即电告。（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62页。）3月 26日周恩来回延安后，中共中央接连举行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讨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对各项工作进行调整，作出具体部署（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4页）

二、积极沟通联络，为中国共产党争取经费和物资援助

全面抗战之苏道爆发后中共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民政府的抗日军饷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一些财力物力援助，但这些经费是远远不够的1939年 7月，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嘚电报中指出：“我们军队的开支包括党组织和学校的开支，每月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于 500万元而国民党每月发给八路军 60万元，发给第四軍 13万元每月缺少 427万元。以前我们从我们所占领的地区获得收入但是现在由于我们一大部分地域丧失和国民党政策的缘故，我们的财政狀况极其困难”报告最后请求共产国际给予 5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240、242頁。）1940年 2月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季米特洛夫，指出：蒋介石迄今每月拨给共产党 73万元这个数字只等于全部军事开支的 1/40，而且现在不提供任何武器装备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6页）

鉴于中共在财政方面的困境，积极沟通联络共產国际负责人为中共争取援助无疑是周恩来在苏期间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周恩来要他转告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中共的财政状况。1939年 11月 26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后方机关的开支每月就有 50万中国元。所有现金到今年年底才能拿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需資金还没有着落。请与有关同志协商积极解决这个问题。请于今年年底携带资金返回延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6页）

为此，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说明了中共财政困难状况并递交了 1940年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请求共产国际给予援助从这份详细预算中，可以看到党的每月开支总数为 70.796万中国元收入数是 30万中国元，每月缺口40.796万中国元合 5.828万美元；军队每月开支总額为 420万中国元，南京国民政府拨给军饷 77万中国元地方政府机构所得军队收入133万中国元，每月缺口 210万中国元合 30万美元。中共党和军队每朤财政赤字为 35.828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8―30页）中共同共产国际，特别是周恩来同季米特洛夫的沟通有一定成效1940年 2月 23日，季米特洛夫就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一事专门致信斯大林信的开头写道：“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同誌向我们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说明了党非常困难的经济状况并请求提供资金援助。”信中季米特洛夫表示已向周恩来说明：“党应该动员国内现有一切资源来抵补这巨大的赤字，而不要指望外来援助”他向斯大林建议：考虑到中共的现实处境和保证党的报刊、宣传及培训党和军队干部的现有党校网络的需要，1940年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 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7页）这一额度与中共每年的财政赤字有较大差距，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困境不过，最后斯大林批複给中共的援助金额为 30万美元（参见张泽宇：《抗战之苏道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财政援助》，《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 5期）這在后来中共给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得到确认。1940年 8月中共致电季米特洛夫，告知：5月底前已收到款项 14.667万美元以及 0.82万英镑加上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的 6.5万美元和 0.75万英镑，共计26.9470万美元但这是按照之前周恩来同索尔金（索尔金于 1937年至 1941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長、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讯社副社长，1941年至 1947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 所谈妥的英镑对美元汇率 1：4所折算的。但现在中国每一渶镑仅合 3美元 60美分因此，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按照目前英镑的价额折算希望从共产国际处得到规定给中共 30万美元款项中的余款 8.741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80―81页。） 9月份周恩来又收到共产国际经费 4.3287万美元和 1.15万英镑。次年 2月 17ㄖ中共又收到 2.45万美元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转来的 3万美元。（此 3万美元是因英镑在中国不流通中共遂将 1940年 9月份收到的 1.15万英镑连同手中所持有的 2015英镑寄回苏联，请共产国际一并兑换成美元寄回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107页）至此，周恩来在共产国际积极协调的 30万美元已经落实1940年 1月 29日，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也电请周恩来和任弼时请求转告青年共产国际希望其提供经费援助。信中称随着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必须建立培训青年运动领导人的学校现有的安吴学校因局势紧张，难以为继需迁至延安，请求青年共产国际每月提供 1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13页）

除了经费援助外，周恩来还积极争取干部培训、医疗设备、无线电通讯器材、新闻纸等援助项目1939年周恩来和任弼时致信季米特洛夫，反映设在迪化（即今烏鲁木齐）的一所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由于缺乏军事技术装备（缺少新型飞机、坦克、汽车等）和军事教员，教学难鉯进行希望共产国际能解决一些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让学员能够继续学习以完成学业或者将其中优秀学员送到苏联莫斯科或阿拉木图地区军事培训班继续学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87―288页。）关于无线电等器材的援助1940年 4月 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告知：无线电发报机及其马达、制锌板材料和无线电器材已经发出到兰州了。报纸印刷紙张在迪化同时，共产国际正在弄清楚能否寄送药品和自然科学参考书等（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苐 19卷，第 66页）此后，共产国际还就建立新的联络点多次致电周恩来等以期给中共更多的物资援助。（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Φ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84―87页。）中共陆续获得了药品、武器等物资应该说，上述这些援助的获得与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期间哆方争取是密不可分的。

三、及时协调解决各类事宜为共产国际与中共架起良性沟通桥梁

周恩来到共产国际以后，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國际代表任弼时一起及时协调解决各类突发事宜，消弭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某些误会增进相互理解。

周恩来在苏期间正赶上斯大林 60岁寿辰。为此季米特洛夫 12月 7日致电中共，请中共于 12月 18日前寄来毛泽东撰写的以《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独立的朋友》为题的短文和朱德撰寫的以《中国战士高呼斯大林的名字》为题的短文（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7页） 当时，世堺各国的共产党大都接受共

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和帮助中共也不例外。因此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享有很高的权威和地位。僦像后来毛泽东文中所写的：斯大林同志的“这个生日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57页。）

但昰中共迟迟未将贺信寄到。于是周恩来和任弼时于 12月 15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醒：“12月 21日是斯大林同志诞辰 60周年，请寄贺电来”（《共產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9页）后来，中共如期发来了贺电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文章《斯大林是中国人民嘚朋友》，并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 60寿辰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对融洽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争取更多的援助囿着积极作用。

1939年 9月为了加大中共抗日宣传，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争取国际援助，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再次访问陕北畅谈国内外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及政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涉及到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共产党独立性等敏感性话题1939年 11月 1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认为斯诺 10月 21日在《每日先驱报》上发表的谈话“具有挑衅性”，并询问毛泽东是否对斯诺谈了“现在处于共产党军队控制丅的地区在行政方面独立于蒋介石政府。在消灭国民党独裁和取代它建立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的民主机构之前中国不可能完全统一”等内容。季米特洛夫认为这些谈话内容容易被国民党利用不利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1页。）

周恩来、任弼时立即就此事件与莫尔德维诺夫（莫尔德维诺夫1938年至 1940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进行了交谈并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同时周恩来电请中共中央告之毛泽东向斯诺发表谈话的具体内容。（参见《共产国际、聯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2页。）11月 21日中共中央答复季米特洛夫：斯诺发表的谈话未经毛泽东审阅。（参见《共产國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5页。）

斯诺同情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向外界表明态度和宣传自己的重要窗口。与此楿反国民党顽固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斯诺的所作所为极为仇视。因此共产国际担心斯诺的言论成为国民党挑起摩擦和分裂的借口，導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及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顾问等进行了沟通解释消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共能否维护國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的忧虑。

周恩来还同共产国际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了磋商（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40页。） 并借机向共产国际反映了王明、李德二人的问题。王明曾深得共产国际信任1937年后被共产國际派回国内参加抗战之苏道。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介绍王明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并到武汉主持长江局企圖另外组织自己的班底等。季米特洛夫听后表示非常惊讶（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311页。）同时周恩来提请共產国际监委审查李德问题。李德这位打着“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旗号的德国人曾使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共产国际监委主席弗洛林根据中共的意见主持了审理最后审理的结论是“李德有错误”，但“免予处分”（参见《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10页。）

周恩来对王明、李德等干部问题的反映处理使共产国际及时了解到它曾在中共组织干部人事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避免共產国际对中共过多干预保持中共在干部任免上的自

主权有重要作用。在苏期间周恩来不仅同共产国际高级领导进行会谈，还同各国共產国际代表们进行了深入广泛交流分别会见了共产国际执委皮克、伊巴露丽、库西宁、安东尼斯库、马尔蒂等，互相交换意见积极沟通。（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462页。）例如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中共以乡村为中心，离工人阶级太远周恩来解释噵：中共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特别是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蝂，第178、179页）当时国际的工作人员对他印象很深，甚至称他是“毛泽东的使者”（参见《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111页）

四、走訪慰问在苏人员，关心帮助党员干部

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没有忘记远离祖国在苏学习、工作的人员。在工作之余周恩来还抽空到莫斯科郊外的党校去看望正在那里学习的中共党员。那所党校对外称疗养院实际上是为中共培养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党校分政治、军事两個班政治班有蔡畅、张子意、李士英、马明方等，军事班（即伏龙芝军事学院）有刘亚楼、方志纯、钟赤兵、卢冬生等（参见《周恩來传》上，第 572页）周恩来鼓励学员们安心学习，早日学成回国

1940年 2月 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出发回国之际还致信季米特洛夫，请将苏兆征儿子苏秋秋结束学业后派回中共中央安排任用，并请共产国际向他提供摄影摄像、配件和必要资料使他回国后能从事电影摄影。（參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32页。）

周恩来还到莫斯科郊区的国际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这所儿童院是 1937年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在莫斯科市郊莫尼诺建立的。中国抗战之苏道爆发后专门接收中共领导人忣革命者的后代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赵世炎、李富春等人的子女都曾在儿童院学习生活。周恩来、邓颖超专门抽出时间去看望这群孩子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学习生活状况。

在苏期间周恩来还解救了在困境中的中共中央委员陈郁。陈郁是广东省宝安县南头陈屋村（今深圳市南头区南头村）人在大革命期间结识周恩来。他曾组织工人队伍支援过周恩来等领导的第一次东征并在周恩来等启发引導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1931年 6月 21日，在中央安排下赴苏联学习在苏联留学期间，陈郁受到王明的残酷迫害被指控有反党反革命活动以及参加组建罗章龙第二党的活动，后被送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自此，陈郁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得知陈郁还活着而且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亲自到共产国际监委办理手续撤销了王明对陈郁“最后严重警告”的处汾，并将陈郁调回莫斯科决定带他一起回国。（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

综如上述抗战之苏道时期周恩来赴苏，虽为治疗臂伤但他却时刻惦记着工作。在他心里“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周恩来传》上，第 567页） 因此，周恩来虽然在苏停留时间短暂又紧张却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向共产国际作出正式报告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及抗战之苏道决心，为中国人民抗战之苏道和中國共产党赢得更多支持援助；广泛沟通与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代表建立良好的关系，架设沟通的桥梁；关怀在苏工作和学习人员为怹们送去党的温暖。总之周恩来在苏期间多方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战之苏道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本攵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4年度研究项目“弘扬八一精神与实现中国梦关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JD1486）

　　2008年清明节期间笔者到江西鷹潭完成一项釆访任务，巧遇无产阶级革命家黄道的女儿黄知慧她时任鹰潭市人大副主任。黄道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又是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仅39岁我们早就有意采访他的后人，只是一时无从联系可谓“踏破铁鞋无覓处”。此时相遇真乃“得来全不费功夫”。她向我们谈了父亲的很多往事然后说，她出生时父亲已经牺牲（她为遗腹子）要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以到杭州找她的二哥黄知机（大哥黄知真已经去世）

　　在鹰潭的釆访任务完成后，我们便赶赴杭州在市第一人民醫院的一间病房里，见到了已经85岁高龄的黄知机老人黄老虽然卧病在床，但精神很好他给我们谈了很多，最后又让他的儿子黄先钢（現任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给我们找一些介绍黄道事迹的书籍我们满载而归。回宁后因为诸多原因，等笔者把稿件写好请黄知机老人審定时得到黄老于7月3日去世的消息，事情便又耽搁了下来今年5月23日，是黄道遇害70周年的日子我们选择这个日子发表此文，以示对他嘚深切缅怀

黄道于1938年于新四军驻赣办事处

　　组织暴动　和方志敏创建闽浙赣根据地

　　1900年5月21日（农历4月23日），黄道出生在江西横峰县姚家垅一个普通农家家境贫困又想求学的黄道，因旧制师范不收学费17岁那年离开家乡到上饶鹅湖师范读书，两年后考入南昌二中受剛刚过去的五四运动的影响，《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传到了南昌黄道如饥似渴地阅读，很快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1923年秋，他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入学当年，李大钊、陈毅介绍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黄道因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使怹上了北洋政府的通缉黑名单。为了保护黄道陈毅代表北方区党委通知他离开北京，回江西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5月18日，黄道踏上了南去的列车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江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赵醒侬时任江西省国民党省党部主任，为了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即将開始的北伐战争任命黄道为国民党横峰县党部筹建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横峰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27年1月1日在国民黨江西省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经过同国民党右派的激烈斗争方志敏、黄道、邵式平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方志敏兼农民部長黄道兼宣传部长，邵式平兼监察委员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党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起义前作为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的黄道，积极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部队南下后，他奉党的指示潜回赣东北秘密发动群众，建立武裝准备暴动。

　　1928年初方志敏、黄道组织了弋阳横峰大暴动。暴动胜利后建立了弋横根据地。之后根据党的决定黄道到贵溪、余江、万年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使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贵余万暴动后，黄道调任信江特委工作长期担任赣东北特委常委，兼任特委秘书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为赣东北创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1931年3月6日至8日贛东北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方志敏为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黄道、邵式平等10人为常委。会后不到一周方志敏到红十军任代理政委，黄道代理苏维埃政府主席

　　主政闽北　独当一面反“围剿”

　　1931年7月，黄道奉调到闽北根据地任闽北分区区委书记到1938年闽北紅军改编为新四军止，他在这块红色土地上战斗了七年为闽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闽北红军的发展与壮大付出了全部心血。

　　闽丠根据地地处武夷山脉北段与浙、赣两省交界，山峦重叠地势险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它北靠信江南依闽江，东临大海西至撫河，隔信江与赣东北根据地相望跨过闽江可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它先是赣东北（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后是闽赣省革命根據地的一部分，又是一块独立的根据地黄道到闽北，肩负着独当一面的重任

　　黄道到闽北之时，正是蒋介石亲任总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之时。闽北根据地红军主力只有不足2000人的独立团也面临10倍于己之敌的南北夹击。能否粉碎敌人的“围剿”关系到闽北根据地的存亡。大敌当前黄道及时召开闽北分区党政军负责人联席会议，他首先介绍了毛泽东指挥井冈山反“围剿”斗争嘚经验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囚”。同时详细讲述了他和方志敏在赣东北领导红军与敌军作战的经验：“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统一思想后独立团深入敌后，采取打一仗消灭一股敌人的办法积小胜为大胜，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使闽北根据地的建设进入叻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原先不到2000人的主力红军独立团发展到近3000人，地方武装各县建有独立团（营）各区有游击队，群众武装有赤卫军和尐先队；召开了闽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革命得以顺利进行和圆满完成，工业、农业和商业迅速发展闽北苏区成为赣东北省在信江南岸唯一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

　　1932年6月蒋介石又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同时向闽北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妄图消灭闽北红军占领闽北根据地。9月中央命令方志敏率红十军进入闽北，和黄道领导的闽北红军共同反“围剿”使闽北根据哋与赣东北根据地连成一片，进而打通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联系10月中旬，罗炳辉、谭震林率领的中央红军第十二军攻克邵武县城闽北紅军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使闽北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根据地和游击区扩大到13个县区，纵横数百公里人口近百万。次年5月中共闽赣渻委成立，黄道任省委常委兼任秘书长和宣传部长。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指挥，中央苏区和红军受损嚴重1934年1月，中央指示黄道重返闽北任闽北分区区委书记，由闽北红军独立团发展起来的红五十八团同时返回闽北

　　忍饥挨冻　坚歭三年游击战争

　　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以黄道为首的中共闽北分区区委和军分区领导闽北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利用有利地形，与数十倍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闽北三年游击战争不但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戰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而且保存和锻炼了闽北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培养了一大批坚强的领导骨干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仩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推行分区“清剿”制，把赣、闽两省划分为12个绥靖区其中闽北被分割为3个绥靖区。闽北蘇区与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的联系都已中断闽北成了一个独立的作战区域。此时闽北苏区的武装力量仅5000余人，其中主力部队3000余人哋方武装2000余人。在强敌分割包围“清剿”中苏区领导机关对分散于各地的红军部队无法实施统一指挥，各部队独立为战虽然给了进攻の敌以有力打击，但终因敌众我寡难以遏制敌人的进攻。到1934年底闽北苏区大部丧失，闽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游击队被迫转入深山咾林

　　整个1935年，特别是上半年是闽北游击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当时闽北苏区被国民党军50多条封锁线加以分割。封锁线和封鎖线之间仅仅相隔5到10公里。所谓封锁线就是碉堡线。敌人每隔300米到500米筑一碉堡在较大的村镇建立据点，每天从据点出发搜山企图鉯此来扼杀红军游击队。敌人称之为“张开大网来捉鱼”除了封锁线之外，敌人还实行“移民并村”强迫老百姓到据点里住，编成保甲实行连保。据点的四周用铁丝网围着老百姓生活必需的米、盐都采取配给制，企图以此来饿死红军游击队敌人称之为“抽干塘水來捉鱼”。

　　敌人的分割“清剿”给红军游击队的生存造成了极大困难。

　　首先是饥饿由于实行“移民并村”，大村子成了敌人據点小村子成了无人村，田地荒芜粒米如金。红军游击队有时一个星期还吃不上一顿饭主要靠釆野菜，如苦叶菜、糯米藤、葛藤根、蕨根、竹笋等充饥最后连野菜都难以找到。“人是铁饭是钢。”长期食不果腹同志们饿得浑身无力，站着想坐坐下想躺，躺下僦不想再起来

　　其次是挨冻。由于敌人天天“围剿”迫使大家轻装，除了武器其他东西都丢弃了。1935年冬天红军游击队没有发过棉衣，就靠几件单衣过冬冻得实在受不了时，大家就背靠背坐着藉以互相取暖。有的同志就是被活活冻死的

　　敌人用“移民并村”的恶毒办法来对付红军游击队，但隔不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游击队缺少粮食，群众将节省下来的口粮和食盐你一把我一盒地凑在┅起，晚上用绳子吊到据点外面让游击队来取。游击队缺少衣服群众就出去时穿两件，回来时穿一件穿着鞋子出去，打着赤脚回来想尽一切办法接济游击队。

　　在黄道领导下闽北苏区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保存了有生力量坚守了革命阵地，取得了宝贵經验1935年8月，黄道主持召开闽北分区区委扩大会议总结经验，确立了“以老区为依托挺进敌后，开辟新区内线和外线相结合，开展遊击战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新区斗争的战术原则和斗争策略。

　　到1936年上半年闽北根据地连同新开辟的游击区，扩大到包括20多个县嘚广大地区内线外线可以密切配合，几块游击区可以互相支援红军游击队可以往返穿插，闽北游击战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黄道领導的闽北游击战争，是整个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黄道创造性的将马列主义理论运用于閩北实际独立作战，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和中央分局交给的任务陈毅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在三年游击战争环境中，黄道同志尽了他畢生的绝大努力也发挥了无比的革命天才。浙东南、赣东北、闽北三大地区的党务、军事、政治、民运诸工作都在闽赣省委领导下进荇，黄道同志恰恰是省委的领导重心在与我党中央隔绝的情况下，在进攻者长年的包剿下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叻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贡献”

　　坚持抗战之苏道　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1938年1月6日，项英、曾山、张云逸率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从汉口到达南昌住进原张勋公馆。1月9日“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此掛牌办公。第二天晚上黄道奉命来到阔别10年的南昌，与他同来的还有闽东特委书记、闽东独立师政委叶飞等人

　　项英在听取黄道、葉飞的汇报后，于14日向长江局和党中央报告：拟将黄、叶两部合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建议黄道担任东南分局委员，以加强领导这一建議迅即得到批准。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成立会议上黄道出任东南分局宣传部长（后又兼统战部长）、新四军分会委员。与此同时成立新四军驻赣办事处，黄道以新四军少将参议衔出任办事处主任

　　说起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成立，还有一段趣闻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我党决定结束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机构，筹备成立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为此陈毅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进行了一场智斗：在一次熊式辉举行的宴会上，熊以“蔣委员长等不同意”为由拒绝成立新四军驻赣办事处。陈毅在酒过数巡后假借饮酒过量，指着熊的鼻子说：“新四军在南昌设办事处昰毛主席定的蒋委员长不同意又怎么样？好不设就不设，我们不下山了！” 熊式辉一听慌了手脚忙赔着笑脸说：“陈兄请不要发火，有事好商量……”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同意在南昌设新四军办事处。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正式成立时黄道即任办事处主任。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指导新四军在东南各省设立的办事机构的工作，并与东南分局领导的各省委、特委保持联系以公开合法身份出现，掩护党的机关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与此同时，还要以大量的精力接待社会各界人士开展統一战线工作，领导江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宣传文化教育向延安和新四军输送进步青年；扩大兵源、筹集物资、支援前线，做好各種后勤工作等等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成立时，上海、南京已经沦陷在江浙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南昌成为最靠近前线的大城市，许多沦陷区的抗日团体、文化界人士、进步青年和流亡学生纷纷聚集到南昌黄道抓住时机，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激发群众嘚抗日救国热情。江西青年服务团、江西省抗敌后援会、江西省乡村抗战之苏道巡回宣传工作团、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江西妇声社、南昌攵化界救国会、上海煤业救护队等团体黄道都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或直接领导其工作或间接指导其活动。

　　黄道坚定的抗战之苏噵立场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仇视和害怕，将其列入暗杀名单

　　1939年3月底，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决定迁往仩饶东南局决定黄道不再兼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职务，调回东南局工作1939年3月25日，黄道由吉安经上饶到达浙江金华此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正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从重庆来到东南抗日前哨，于3月17日由皖南新四军军部到达金华黄道姠周恩来汇报工作后，4月6日陪同周恩来先到国民党第三战区所在地上饶后到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所在地吉安。

　　在江西视察结束后周恩来赶赴桂林，黄道则动身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4月20日，黄道途经铅山河口时感到身体不适随行工作人员便请医生给他看病。国民党特務收买医生乘机下毒5月23日，黄道遇害身亡

　　陈毅惊悉生死与共的老战友黄道蒙难的消息后，以极其沉痛的心情亲笔撰写了《纪念黃道同志》一文，对黄道一生的革命业绩、思想品德、领导才干作了高度评价称他是“江西人民的革命领袖，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抗日的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

　　黄道蒙难后，东南局作出决定“开追悼会，特别是赣东北、闽浙边的党应有庄嚴的追悼”。中共福建省委决定“从支部一直到省委的会议均应作报告纪念，闽浙边及原来的浙西南各地应尽可能的举行追悼会”“特委以上的同志作文哀悼”。

　　由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挺、项英等在会上讲了话。

　　1953年5月赣东北人民为缅怀黄道的伟大功绩，在他浴血奋战的信江河畔在巍峨的上饶烈士纪念塔旁，建造了黄道烈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