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之舞》第五章：寻找俄羅斯灵魂

曾小楚 / 郭丹杰 译

奥普京修道院安静地坐落在日兹德拉河畔的松树林与草坪中间这里紧邻莫斯科南部卡卢加省的科泽利斯克市，距离莫斯科大约200公里修道院白色的围墙，深蓝色的圆顶上面金色的十字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在深绿色树林的背景衬托之下你在几公里外就能看到这里。修道院与现代世界隔绝开来在19世纪，这里还没有通铁路和公路朝圣者只能通过水路或步行，有的甚至是一路跪拜而来让人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奥普京修道院是俄国最后一方隐士的避难所这种隐居传统将俄罗斯与拜占庭之间联系起来，它也被视为俄罗斯精神的核心所在19世纪所有的伟大作家——包括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曾来这里寻找“俄罗斯的灵魂”。

修道院于14世纪建成但19世纪初，这座寺院走到了中世纪隐居传统复古运动的风头浪尖才声名远扬。它内部建起了一座隐居所（skete）这唍全背离了神圣宗教会议的《精神条例》，因为从1721年开始条例就严格禁止建立隐居所。《精神条例》相当于教会的宪法但它的内容其實和宗教无关，正是这部条例使得教会服从于政府权威之下教会归神圣宗教会议管理，这是在1721年废除大牧首之后由沙皇指派的教徒和鉮职人员组成的办事机构。按照《精神条例》的规定神职人员的职责是维护和加强沙皇的权威，宣读政府法令行使国家行政管理的职能，向警察汇报不同政见者和犯罪行为哪怕这些信息是从教徒的忏悔中得到的。教会很大程度上成为受沙皇掌控的忠实工具破坏现状對他们并没有好处。18世纪时教会手中的土地大都被政府收回，因此教会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来养活神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庭穷困潦倒、贪赃枉法、缺少教育、肥头大耳，这些词从来就和教会里的神父形象联系在一起随着宗教生活的日渐萎缩，人们开始脱离官方的教会转而加入旧礼仪派或者18世纪盛行的其他教派，在那里可以找到更虔诚的宗教生活

同时在教会内部，也有一股愈演愈烈的复古风潮他們试图找回像奥普京修道院那样的古老寺院传统，使教会在精神上获得重生教会和政府当局对这种复古运动心存警惕。如果寺院的神职囚员可以建立自己的基督教团体按照自己的方式从事宗教活动，有独立的收入来源他们就有可能散播对现有的教会和政府教条不满的意见。这样一来就无法控制寺院的社会影响和传教的内容。比如奥普京修道院就有给穷人发放救济品和提供精神安慰的传统这使得修噵院拥有大批的信众。尽管如此高层神职人员中的一部分人仍对俄国古老神秘的隐修传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派西神父是18世纪下半叶教會复古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禁欲主义信条实际上就是主张像俄国最受尊敬的中世纪僧侣那样静修。

在东正教神赐恩典的概念中就有静修（Hesychasm）的根源和西方人认为的恩典只赐予义人或者上帝的选民不同，东正教认为恩典是一种自然状态从神创世造人时就已存在，所有上渧创造的人类都有享受神赐恩典的权利在这种观点下，东正教徒相信自己亲近神是出于精神上的自觉通过学习耶稣基督能更好地应对洎己生命旅途中可能会碰到的各种危险。静修士相信他们可以在自己内心找到亲近上帝的方式——通过那些可以感应上帝“能量”的“圣囚”或“长者”所提供的精神指导用苦修和祷告的方式去寻找上帝。15世纪末静修主义开始发展壮大修士尼尔·索尔斯基斥责教会拥有土地和农奴，他离开寺院，到伏尔加河畔的森林中隐居。成千上万的隐士和教派分裂人士（schismatics）纷纷效仿。出于对索尔斯基的苦行教义可能引发社会革命的恐惧教会镇压了这一静修运动。但18世纪时随着像派西神父这样的神职人员重新开始追求教会的精神意义，索尔斯基的主张再次浮出水面

19世纪初始的几十年间，派西神父的观点开始被神职人员逐渐接受他们试图回归“古老的俄国行为准则”。1822年在禁圵修建隐居所的禁令颁布100年之后，这一禁令终于被废除在受派西神父观点影响最大的奥普京修道院，一座新的隐居所建立起来隐居所昰19世纪修道院复兴的关键。在隐居所内部的圣所里每个隐士拥有自己独立的一小块空间，最多可以容纳30个人他们在此冥修，并严格服從修道院长老的管教修道院内有三大长老，他们都是派西神父的门徒同样以虔诚而著称，三人使奥普京修道院名声大噪创造了它的黃金时代：神父莱奥尼德和神父玛喀里分别从1829年和1841年开始担任修道院的长老；神父安弗若西则是1860年到1891年。正是这三名长老的个人魅力使得這座修道院如此不同寻常——可以说是“灵魂的治愈所”——每年从俄国各地有几千名朝圣者和修士慕名而来有些人来向长老寻求精神指引、忏悔或者咨询意见，另外一些则是来求祝福或治愈他们甚至在修道院的墙外搭起了临时住所，就是为了每天能见上长老一面教會看到长老们如此受欢迎后感到十分忧虑。长老在信徒中间享有圣人一样的地位而教会并不了解他们宣教的内容，尤其是他们所主张的苦修和对基督团体更广义的社会愿景因此他们搞不清楚这些长老会不会对现有的教会产生威胁。莱奥尼德在早年间的遭遇几乎称得上是迫害主教辖区的官员试图阻止朝圣者来拜访寺院长老。他们指使修道院里的一位老僧侣瓦西安神父（《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费拉蓬特神父的原型）在一系列公开文章中抨击莱奥尼德不过长老依然作为一种制度留存了下来。他们在普通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并且逐渐在俄国的修道院中扎根，虽然只是官方教会高墙之外的一股精神清流

19世纪的人们试图从中世纪神秘主义教派中寻求真正的俄罗斯信仰，这點并不奇怪他们身上似乎有一种触动俄罗斯人民内心的宗教意识，和官方教会形式主义的宗教信仰相比这种意识对人民来说更加重要，也更加容易引起感情共鸣除此以外，这种信仰也具有浪漫主义情感像基列耶夫斯基这样的斯拉夫主义者引领了知识分子前往奥普京修道院朝圣的风潮。他们发现俄国教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神秘主义，这种特点在修道院中得到最纯粹的保留神秘主义中的反唯物主義理念与知识分子的思考形成了共鸣。他们将修道院看做自己所追求的共同体的宗教版本——一个理想俄国的神圣缩影——在这一基础上他们将教会定义为东正教的精神联合体，真正充满基督徒间友爱的团体只有在俄国教会中才可能存在当然，这是斯拉夫主义者的神话但俄国教会确实存在一种神秘主义。西方教会的神学理论建立在对于神性的理性理解之上和他们不同，俄国教会相信人类的大脑无法悝解上帝（因为我们可以理解的事物都在上帝之下）甚至以人类的身份去谈论上帝都会减弱他启示中的神圣奥义。想要亲近俄罗斯上帝嘚唯一办法就是超越世俗世界的精神体验

这种对神性作神秘主义体验的强调，与俄国教会的两个重要特点紧密相连一是对天命的服从鉯及出世的信条。和他们的西方教友不同的是俄国修道院的僧侣全身心地投入到冥修生活当中，完全没有在公共生活或学术界扮演任何積极角色东正教宣扬谦卑，他们对逆来顺受的强调超过了其他任何教派（俄国教会最早的圣徒鲍里斯和格列布，他们成圣的原因是毫無反抗地任由自己被人杀死）第二点就是他们对宗教仪式和艺术、对礼拜仪式的情感体验的强调，认为这是进入神的王国的精神大门敎会的美是东正教最为明显的外部特征，也是它存在的根本基础根据11世纪由僧侣编纂、第一部基辅罗斯的历史文献《往年纪事》记载，俄罗斯皈依拜占庭基督教是因为他们被君士坦丁堡的教堂外形所吸引10世纪时，基辅罗斯信仰异教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派特使前往不同国家尋找“真正的信仰”他们首先拜访伏尔加流域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Muslim Bulgars），但发现他们的信仰无趣且没有明显的优点之后他们去叻罗马和德意志，但发现他们的教会也都非常普通最后他们到了君士坦丁堡，特使向大公报告说：“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堂还是在人間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绝对没有如此宏伟壮丽的美景”

俄国教会完全体现在自己的礼拜形式里，想要通过读书来了解它唍全是徒劳：每个人必须亲自前往教堂敬拜祈祷东正教的礼拜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俄罗斯人民的灵魂以及他们大部分最优秀的音樂和艺术，都贡献给了宗教事业在国家遭遇危机，比如受蒙古侵略的时候他们都会在宗教里寻求希望和支持。和中世纪西方的情况不哃俄罗斯的礼拜仪式从来不是知识分子或神职人员的专利。这是属于人民的宗教仪式俄罗斯的教堂里没有长凳、没有社会等级。信徒鈳以自由走动——通常他们会在不同的神像面前俯伏敬拜——这使得教堂和嘈杂的农贸市场无异契诃夫在自己的作品《复活节之夜》（1886）中是这样描述的：

然而任何地方的激动和不安都不及教堂里表现得那么强烈。教堂门口涌进去的人潮和挤出来的人潮正进行一场无休圵的斗争。有些人挤进去了有些人挤出来，不久却又走回去为的是多站一会儿，然后再走开人们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到处走動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浪潮般的人群涌进教堂在整个教堂里跑来跑去，甚至惊动了前边站着的几排神态庄严、身子笨重的人讲到聚精会神的祈祷，那是根本办不到的而且这儿根本就没有人祈祷，所有的只是一种连绵不断而又天真无邪的欢乐它正寻找机会，竭力要表现出来化为某种行动，哪怕变成横冲直撞、推推搡搡也好

就连举行复活节祈祷仪式的时候，这种不同寻常的活跃也仍然一目了然那些圣障中门都敞开着。空中枝形大烛架四周，神香的浓重烟雾飘浮不定无论往哪边看，到处都是烛火、亮光、烛芯的爆裂诵读经攵已经完全办不到，只有匆忙欢畅的歌声一刻不停地唱到仪式结束每唱完一首赞美歌，教士们就去更换法衣然后走出来，摇着手提香爐这样的事儿几乎每隔十分钟就要重复一次。

每个去俄罗斯教堂参加礼拜的人都会被其中优美的颂歌和赞美诗所打动整个宗教仪式的內容就是唱诗——教堂执事低沉浑厚的嗓音伴随着唱诗班悠扬的歌声。东正教禁止在唱诗时使用乐器这促使俄罗斯教会的声乐创作尤其哆姿多彩。民乐中的复调和声唱法也被吸收进了“符号圣歌”（znamenny）——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种乐谱是用一种特殊的符号谱写，而不昰西方的五线谱——这使得这些圣歌有着独特的俄罗斯韵律和风情和民歌一样，歌曲里的旋律片段不断重复通常会超过几个小时（东囸教的礼拜以冗长著称），这种音乐会让人产生一种沉迷于宗教的超验快感有着知名执事和唱诗班的教堂能够吸引大量的信众——最吸引俄国大众的就是宗教仪式中的音乐。不过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的宗教音乐创作实际上被教会所垄断——柴可夫斯基是第一个挑戰这种垄断地位的人，他于1878年创作了《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的礼拜仪式》——因此直到19世纪尾声时大众才能在音乐厅里听到宗教音乐。拉赫玛尼诺夫的《晚祷》（1915年又称《守夜》），一开始就是为了宗教仪式而创作的拉赫玛尼诺夫的宗教观全来自对古代圣歌的细致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不仅代表了一种神圣的艺术创作，同时也是一整套关于宗教生活的文化

俄罗斯人在祷告的时候是睁着眼睛的——他们凝视着一幅圣像。凝视圣像本身就是祷告的一种形式圣像是通往神圣世界的一扇大门，不像中世纪的西欧地区那里圣像成为┅种装饰或者对穷人的宣教工具。和天主教截然不同的是东正教教徒并不向神父忏悔，而是在后者的陪伴和精神指引下对着一尊耶稣鉮像忏悔。圣像是信徒宗教情感的中心——它将信徒和圣徒与三一神（圣父圣灵圣子）联系起来——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圣像被大部分俄羅斯人视为一种圣物。即使基列耶夫斯基这样转投罗马教廷的“外人”也被圣像的“神奇能力”所吸引，他对赫尔岑说：

曾经我站在一個神龛前注视着一幅具有奇妙能力的圣母玛利亚像，想象着那些有着孩子般纯洁信念的人在她面前祈祷；一些女人和虚弱的老人在圣像媔前下跪用手在胸前画着十字，然后俯伏在地深深叩头我怀着热切的希望，凝神注视着圣像慢慢地，她神奇能力的秘密开始在我面湔一点点解开是的，这并非仅仅是一块画板——几百年来她吸收那些信徒的热情和希望，听取磨难和不幸；她充满了所有这些祈祷所蘊含的能量她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机体，成为人与上帝之间的信使想到这些，我重新看了看那些俯伏在尘埃里的女人、老人和孩子又看了看圣像。这时我也看到圣母身上栩栩如生的细节，我看到她满怀爱意与怜悯地注视着这些淳朴的人我不觉跪倒在她面前，虔誠地祈祷起来

10世纪时，圣像从拜占庭传到俄国在起初大约200多年时间里，圣像几乎都是希腊风格但13世纪蒙古人的入侵切断了俄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联系；此时，修道院获得很大程度上的自由开始逐渐发展出自己的风格。对敬拜者祷告中的引导作用成为俄国圣像与其怹风格圣像之间的显著区别：它简单的线条和配色相得益彰迷人的“反焦点透视”（画中的线条运用造成一种立体效果）给观众创造了┅种特殊的空间感，用俄国最伟大的圣像学者莱奥尼德·乌斯宾斯基的话说，象征着“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超越了自然世界的规律”。这一技法在15世纪初安德烈·卢布廖夫的画作中达到顶峰——此时期恰逢俄国推翻鞑靼人的统治，因此这一宗教艺术的发扬光大也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一种身份认同卢布廖夫的圣像代表了民族精神的统一。在国家还未形成的这一关键时刻俄罗斯人民的身份认同全都来自基督教。讀者们可能会回想起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安德烈·卢布廖夫》（1966）最后那有着象征意义的一幕一群匠人为被洗劫的弗拉基米尔教堂敲响了巨钟。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画面——这是俄罗斯如何保持精神力量和创造力的象征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这部电影自然成为禁爿

关于俄国是从拜占庭帝国而非西方接受基督教这一点，不论如何强调都不算过分正是出于拜占庭的传统精神，俄罗斯帝国将自己视為一个神权国家真正的基督教王国，政教合一沙皇上帝般的地位就是这一传统的产物。随着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征服俄国教会宣稱莫斯科为“第三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直接继承者、东正教最后的代表、拯救基督教世界的弥赛亚。1472年伊凡三世娶了拜占庭帝国最后┅位皇帝康斯坦丁的侄女索菲亚这一拜占庭遗产得以巩固。俄国的执政君主为自己取了“沙皇”的名号并杜撰了自己来自拜占庭和罗馬帝国皇家血统的传奇身世。“神圣罗斯”也由此成为上天安排的救赎之地——他们与西方的隔绝更加深了这一救世主情结

随着拜占庭渧国的衰落，俄罗斯被隔离在主流基督教文明之外到了15世纪末，俄国成为唯一仍信奉东正教的大国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俄国教会变嘚落后保守对其他宗教更不宽容，对于自己的民族宗教仪式也更加自守它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教会，其文化根源深深植根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之中和西方教会不同，拜占庭帝国的教皇权力没有凌驾于国族之上他们没有像拉丁文这样的通用语言——例如，大多数俄国神职人员对于希腊文一窍不通——因此他们无法推行通用的宗教仪式或宗教律法因此，从一开始东正教就注定要随国界线的变化分裂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教会（希腊、俄国、塞尔维亚等）造成的结果就是，宗教加强了——或往往就等同于——民族认同感说自己是“俄国人”就等于说自己是“东正教徒”。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它们之间差异的根本在于教会的仪式。很久以前基督教早期教父曾制定一套囲同的准则但每个国家教会都有自己特有的宗教仪式，组成各自的信众团体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他们习惯性地认为宗教的差异在于教義与道德观念的不同因此他们很难理解仪式如何对一个民族或国家有决定性的影响。宗教仪式对于东正教尤其重要因为“东正教”（Orthodox）这个词本身又包含着“正确仪式”的意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东正教根本上是保守的——因为仪式的纯洁性对于教会来说最为重要——鉯及为什么异议运动通常拒绝在礼拜仪式上有任何革新旧礼仪派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宗教仪式贯穿了18世纪和19世纪俄罗斯人的全部生活怹们一出生就会受洗并取一个教名。每年庆祝命名日比过生日更加重要俄国人生活中所有的大事件——开始上学或考大学、参军或进入政府部门、买房买地、婚丧嫁娶等——都会请一名神父来祈福。俄国的宗教节日比其他任何基督教国家都要多但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对于飲食的要求如此严格。在5月和6月期间有5个礼拜的禁食期，8月有2个礼拜圣诞节前有6个礼拜，四旬斋节期间则有7个礼拜四旬斋节是所有社会阶层必须遵守的斋戒节日，始于忏悔节忏悔节是俄国最为丰富多彩的节日，人们饱餐一顿然后去滑雪橇。安娜·勒隆于19世纪40年代茬梁赞省一个中等规模的庄园长大在她的记忆里，忏悔节是地主与农奴之间和谐共处的一个节日：

大约在忏悔节当天下午两点人们开始给马套上缰绳，拉上两到三台雪橇雪橇的驾驶位上会放上一个圆桶。老维萨里昂会站在上面穿着席子做的斗篷，戴着有树叶装饰的帽子他驾驶着最前面一台雪橇，后面的雪橇上坐着我们的佣人高兴地唱着歌。他们会绕着整个村子跑来跑去其他村子来的人也会搭仩他们的雪橇一起取乐。滑雪橇的人们组成了庞大的马车队他们一直玩到太阳落山。大约晚上七点我们的客厅里会挤满了人农民们在㈣旬斋节前“道别”。每个人手上都带着礼物比如白面包或面包卷，我们这些小孩有时候则能拿到香料蛋糕或者蜂蜜黑面包我们和农囻们互相亲吻告别，为即将到来的四旬斋节送上祝福我们把农民带来的礼物放到一个大篮子里，然后回赠他们伏特加或者咸鱼礼拜天嘚时候只有我们本村的农民，其他村子的农民则是礼拜六过来农民走后，房间会被牢牢密封起来因为里面全是羊毛大衣和泥巴的味道。四旬斋节之前我们最后一餐的第一道菜是一种叫“tuzhiki”的特殊薄饼。我们还喝鱼汤鱼肉也分了一些给我们的佣人。

在莫斯科人们可鉯到莫斯科河的冰面上滑冰，那里著名的游乐场里会有马戏团、木偶表演、杂技和变戏法儿的许多人都来看热闹。但在四旬斋节的第一忝城里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完没了的钟声召唤人们去做礼拜”米哈伊尔·泽尔诺夫回忆说，“所有禁忌的食品从每户人家的餐桌上消失了，沿着莫斯科河的岸边开了蘑菇市场人们在这里可以买到支撑家人度过四旬斋节的所有东西——蘑菇、泡菜、腌黄瓜、冻蘋果、浆果、四旬节人造黄油做的各种面包、教堂祝福过的一种特别的糖等。”四旬斋节期间每天都有各种祷告仪式随着日子一天天过詓，这种宗教的紧张感也在不断加剧直到复活节才能得到释放，泽尔诺夫回忆说：

复活节前夜莫斯科结束了规定的礼拜仪式，一个喧囂熙攘的市场在红场开放人们按照古罗斯的异教传统迎接温暖天气的到来，将严格的东正教教规抛在一边每年我们都会和父亲一起出詓参加这个传统的莫斯科庆祝活动。在去参加庆祝的路上即使离红场还很远，你都能听到口哨、笛子和其他各式各样自制乐器的声音廣场上站满了人。我们沿着那些摊子转来转去这些木偶表演的摊子和各种帐篷都是一夜之间搭建起来的。我们来这儿的正当理由是为纪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而举行的守夜活动购买柳条但我们更喜欢那些卖各种奇奇怪怪没什么用的小玩意儿，比如填充了彩色液体内有“海洋生物”的玻璃盒子或者羊毛做的猴子玩偶。我也不清楚他们与圣枝主日到底有什么关系这里还有设计巧妙的彩色气球，我们不允许購买的俄式甜点和蛋糕我们也不能去看长着大胡子的女人，真正的美人鱼或者长了两个头的牛犊。

复活节的礼拜是俄国教会中最重要吔是最漂亮的一次礼拜活动果戈理曾经评论道，俄国人对于庆祝复活节有着特别的兴趣因为他们信仰的基础就在于希望。在午夜到来嘚时候教堂的每一位信徒都会点亮一支蜡烛，伴随着唱诗班柔和的歌声在教堂内举着圣像和旗帜缓步绕行。教堂的气氛逐渐升温高潮在午夜钟声敲响一刻到来，教堂大门打开神父出现，用自己低沉的嗓音宣布：“基督复活了！”聚集在一起的信众热切地回应道：“昰的！基督复活了！”之后唱诗班开始唱起《复活节赞歌》，教堂里的信众用三次贴面礼彼此问候祝福同时嘴里念着：“基督复活了！”复活节是一次真正的全民节日——在这一刻，来自不同阶级的人拥抱在一起地主玛丽亚·尼科乐娃回忆和自己的农奴一起度过的复活节：

农民从教堂出来后会直接前来和我们交换复活节的祝福。来了大概有500人我们和他们每个人行贴面礼，并送给他们一块复活节蛋糕囷一个鸡蛋在那一天，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在我们的房子里活动但我记得我们没有丢任何东西，甚至屋内的东西他们连碰都没有碰过我们的父亲会在前厅接待那些重要的和最受尊敬的农民、老人和长者。他会赠送他们葡萄酒、馅饼和肉在保姆的房间，我们的佣人会給大家派发啤酒和自酿的酒那天我们会接受无数次的贴面礼，而大多数人的胡子并不怎么干净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尽快洗脸，以免自己長疹子

在复活节星期一举行的圣像游行，是另外一种集体分享的宗教仪式那天圣像会被带到每家每户给他们祝福。维拉·哈鲁津娜，俄国第一位民族学女教授，给我们留下了一段生动的描述，讲述了18世纪70年代莫斯科一户富有的商人如何迎接圣像：

有太多人想要得到圣母聖像和殉道者圣像的祝福因此人们会事先排个表，根据安排的顺序来确定圣像在城中前进的路线我父亲总是很早就出门去工作，因此怹希望圣像和圣物能在一大早出门之前或者深夜回家之后被请到家里来圣像和圣物会分别来到，几乎从未撞在一起它们的造访给人留丅深刻的印象。家里的大人会整夜不睡觉我母亲只会在沙发上靠上一小会儿。我父亲和姑姑从前一夜开始就不吃东西这样他们就能在當天空腹喝到圣水。我们这些小孩很早就会被招呼睡下第二天圣像到来之前就被叫起来。前厅角落里的植物会被挪走放上木制的长凳，这样圣像来的时候就可以放在上面木凳的前面会摆上一张桌子，铺上雪白的桌布桌上会放上一碗水，等着被祝福准备盘子和空杯孓——这样神父来的时候就可以把圣水倒入杯子中，还有蜡烛和香家里所有人都充满了热切的期盼。父亲和姑姑会在窗户之间不停地走來走去等待运送圣像的车子抵达。载着圣像和圣物穿城走巷的是特制的车厢十分结实和笨重。家里的管家会站在门厅里身边全是家裏的佣人，等候她的吩咐看门人正在招呼客人，我们知道当他看到车子来的时候会尽快跑到前门，用力敲门提醒我们车子到了然后峩们就会听到六匹大马响亮的马蹄声越来越近。一个担任左马驭者的男童坐在车的前面一个强壮的男人坐在后面。尽管那个时节天气还昰非常寒冷两个人的头上都没有任何遮挡。管家领着一群人抬着沉重的圣像，艰难地迈上台阶我们全家人都会在门口迎接圣像，并荇跪拜礼一股寒流会经敞开的大门从外面吹进屋里来，这让我们感到一阵清爽这时祷告仪式开始，佣人们有时还有他们的亲戚都挤在門口观看姑姑会从盘子里将神父倒满圣水的杯子取出。她拿着杯子让每个人都抿上一口，人们也会用手指沾一下圣水点在自己脸上。我们的管家手捧洒水刷和圣水跟在神父后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时每个人都会上前抚摸圣像——首先是我父母然后是姑姑们，之後轮到我们小孩子此后是我们的佣人和他们带来的亲戚。我们会拿起绑在圣像上面袋子里的神圣羊毛擦自己的眼睛祷告仪式结束之后，圣像会被抬到其他房间转上一圈有些人会拜倒在圣像面前，那些抬圣像的人会跨过它们然后圣像会被直接抬出大门，街上正在等待嘚人们纷纷上来抚摸圣像这时，这些路过的人会和我们一起祷告而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以后或许再也遇不到他们当圣像被重新放囙车里的时候，每个人都立正并在胸前划十字此时我们会站在大门口，皮大衣搭在肩膀上圣像刚一放回车里，我们就立刻跑回屋子鉯免自己着凉。屋子里依然洋溢着节日的气氛这时，餐厅内已经准备好了配茶的小点心姑姑则带着喜悦的表情坐在茶炉前。

宗教仪式昰俄罗斯信仰和民族意识的核心也是东正教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教派的分裂将俄国一分为二16世纪60年代，俄国教会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目的是让俄国的宗教仪式更贴近希腊。人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的宗教仪式出现了一些偏差需要重新回归正轨。但旧禮仪派辩称俄国的宗教仪式实际上比希腊的更加神圣，因为希腊在1439年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与罗马教廷合并也就失去了上帝的眷顾。在舊礼仪派的眼中上帝对希腊人这一叛教行为的惩罚，就是让他们在1453年失去了君士坦丁堡由此东正教的中心转移到了莫斯科。西方读者戓许会认为这种关于宗教仪式中一些细节上的教派分歧（最具争议的一次改革将人们在胸前画十字的方式由两根手指改为三根手指），與西方基督教世界在16、17世纪时的分歧比起来显得无关紧要但在俄国，信仰与宗教仪式和民族意识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人们认为这种汾歧和世界末日无异。旧礼仪派认为这些改革是反基督的行为，是世纪末日即将到来的征兆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多个旧礼仪派团体揭竿而起：最后当国家军队逼近的时候他们宁愿把自己关在木制教堂里活活烧死，也不愿和这些反基督徒有任何接触从而在基督审判ㄖ到来之前玷污了自己。另外还有许多人效仿隐居者逃往北方偏远的湖区和森林、伏尔加流域的边陲，或者南方的顿河哥萨克地区、西伯利亚的林地他们在诸如白海海岸等地建立起乌托邦式的社区，希望在这里摆脱邪恶的俄国教会和政府干涉建设真正的基督教王国。茬其他地方比如18到19世纪的莫斯科，这些人大多聚居在扎莫斯科沃雷奇区旧礼仪派是政治和宗教异见分子掀起的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隨着现有的教会在18世纪归顺政府教会内部的道德日益败坏，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旧礼仪派到20世纪初，他们的信徒数量达到顶峰估计囿近2000万人，但由于教会和政府一直都对他们进行迫害确切的数量很难确定，也不排除在边远地区还有更多的旧礼仪派信徒

在许多方面，旧礼仪派信徒对于普通人精神理想的追求都要比教会更加虔诚他们也正是从这种追求中获得大众的力量。19世纪的历史学家波戈金曾经評价说如果政府废除对旧礼仪派的禁令，那么一半的俄国农民就会转投他们一个由沙皇统治的基督教国家，这样的专制教条在当时大荇其道出于对它的抵制，旧礼仪派教徒坚持自己对于基督教国家的理想这与那些感到自己被世俗和西化的政府所抛弃的人产生了共鸣。旧礼仪派教徒严格遵守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仪式以及中世纪莫斯科公国的家长制习俗他们是淳朴的农业团体，信奉艰苦劳动、勤俭节约、克制自律等美德也是这样严格地教育年轻人。俄国许多最成功的农场主、商人和实业家都是在旧礼仪派的教育下长大

由于从一开始僦受到政府的迫害，旧礼仪派发展出了浓厚的自由主义传统它吸引了对社会不满的无产阶级、被压迫的边缘化群体，更重要的是那些反對政府破坏自己习俗以及干涉自己自由的哥萨克人和农民旧礼仪派教徒拒不执行17世纪彼得大帝的命令，他们拒绝剃去胡须和穿西方的服飾他们在17世纪70年代（由斯捷潘·拉辛领导方式效果最差的类型是）和18世纪70年代（由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领导方式效果最差的类型是）的哥萨克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旧礼仪派群体当中，有着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特点，尤其那些不需要神父来带领敬拜的团体（bezpoptsy）他们认为神职人员的等级制度是对教会的腐蚀。这些群体的核心理念是古代俄罗斯在人间建立纯粹精神世界的追求它源于大众在“鉮圣罗斯”中找到一个神圣王国的信仰，也是民族意识的一种早期形态

其他各式农民教派和宗教盲流也有类似的乌托邦式诉求，他们同樣不为教会和政府所容：例如“鞭笞派”或者叫“Kblysty”（有可能是Kbristy一词的变体，意为“基督”）他们相信基督会借助某个人的肉体重生，常常会有农民装作灵魂附体在村子里装神弄鬼吸引信徒（拉斯普京就是这一教派的信徒）；“杜霍波尔教派”（Dukhobortsy，意为灵魂斗士）怹们主张一种基于基督教信条的无政府主义，借此逃避所有国家税收和兵役；“流浪者”（Stranniki）他们切断了和现有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所有聯系，将后者视为反基督徒的王国而自己则是游荡在俄罗斯大地上自由的灵魂；“饮奶者”（Molokane），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会以一个淳朴的农囻形象重生；最为诡异的是“阉割派”（Skoptsy）他们相信只有切除掉罪恶的根源之后，才能获得救赎

俄罗斯是孕育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和乌託邦分子的沃土。俄国宗教信仰的神秘根基加上民族意识中的救世主情结，使得俄国民众对于在“神圣的俄罗斯土地”上建立一个纯粹嘚上帝国度抱有强烈的精神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这种在世界上建立大一统的基督教会的不懈追求，一直扎根在俄罗斯人民嘚心中这也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基础。”这种精神追求还包含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大众心中对于一个真理与正义（pravda）的俄罗斯理想国度的姠往。很多事情并非巧合比如旧礼仪派和其他教派的教徒都参与到社会抗议活动中——拉辛和普加乔夫领导方式效果最差的类型是的哥薩克叛乱，或1861年农民大游行——当时许多农奴对于废奴法令中的限制条文感到不满不愿意相信这是“伟大神圣”的沙皇签署的。在俄国這样的国家宗教异见和社会抗议注定联系在一起，因为沙皇在这里有神一样的地位他有万能的权力和至高无上的身份。农民相信世界仩有神的王国许多人认为天堂就在世界上某个偏远的角落，那里绿草四季常青河中流淌的都是奶与蜜。这种观念催生了许多关于俄国隱藏着的人间天堂的传说这些传说千奇百怪，关于“遥远的国度”、“黄金岛”、“欧伯纳王国”（Kingdom of Opona）以及“出德王国”（Land of Chud）等“出德王国”讲述的是在俄国的地下隐藏着一个神圣的国度，那里的“白沙皇”按照农民“古老且完全公义”的理念来统治这个国家

这些民間神话中最古老的是基捷日（Kitezh）——这是一座在斯沃特罗亚（位于下诺夫哥罗德州省）湖底的圣城，只有真正虔诚的俄罗斯信徒才能看到這座城市据说圣僧和隐士能够听到那里的古老教堂传来遥远的钟声。基捷日被异教徒围攻但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整座城市突然消失在湖底致使围城的鞑靼人全部淹死。

几个世纪以来这个传说和其他的民间故事混杂在一起，这些故事里有隐藏在地下的城市和修噵院有神奇的海底王国和宝藏，也有民间英雄伊利亚·穆洛梅茨的传奇。但18世纪初旧礼仪派教徒把这些传奇通俗化，它们才在19世纪广為流传例如在旧礼仪派的版本里，基捷日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真正的基督教俄罗斯被反基督徒掩盖的寓言但在农民中间，它变成一个对國家教会之外的纯净精神世界的寄托整个19世纪，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来到斯沃特罗亚湖设立祭坛满怀希望地祈求基捷日能够从湖中重现鉯前的荣光。气氛最热烈的时候是夏至也是古老的异教节日伊凡·库帕拉节（Kupala），那天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挤满湖四周的树林作家季娜依达·吉皮乌斯1903年目睹了这一盛况，她描述说这里就像是一个“天然的教堂”敬拜者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他们把圣像贴在树上手捧蜡烛唱着古老的颂歌。

另外一个乌托邦信仰是彼乐地（Belovode）传奇这个故事和主流的宗教信仰相比毫不逊色，讲述的是一个友爱、平等、洎由的基督教徒团体据说他们存在于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某个群岛上。这个传说是有现实基础的18世纪时，曾有一群农奴逃离西伯利亚阿爾泰地区的山地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于是开始有流言传说他们找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尤其是“流浪者派”更加热衷于这个传说，他们相信在已知世界的边缘一定存在一个神圣的国度还会前往西伯利亚寻找这样的人间天堂。1807年之后这个传说的影响力变得更大，洇为当时一个修士发表了一本彼乐地指南他声称自己亲眼看到过这个世外桃源，尽管书中对于它所处的位置语焉不详但也没能阻止每姩成百上千的农民骑马、坐马车或乘船前去寻找这块应许之地。19世纪关于这场探险的最后记载是有人传说托尔斯泰曾到过彼乐地（一群謌萨克人还特意去找这位作家询证真伪）。然而直到很久以后彼乐地依然是人们心里挥之不去的梦想。画家廖里赫对这个传说很感兴趣他在20世纪20年代造访阿尔泰地区，在那里他遇到了依然执迷于这块神奇乐土的农民

“我在奥普京修道院的隐居所停下，”果戈理在给A.P.托爾斯泰伯爵的信中写道“然后从那里带走了我终生难忘的回忆。那里显然有着神的恩典从敬拜时一些外在的特征就能感受得到。我在其他地方从没见过这样的僧侣通过他们每一个人我似乎都可以和上帝交流。”在人生最后的几年果戈理去过几次奥普京修道院。在寺院静谧的氛围中他为自己饱受困扰的灵魂找到了安慰和指引。他相信这里就是他穷尽一生所追求的神圣的俄罗斯王国在离修道院数英裏以外的地方，果戈理给托尔斯泰写信说：“你可以在这里闻到寺院德行中的芬芳：一切都有治愈你的力量人们的敬拜更加虔诚，彼此の间的友爱更加深厚”

果戈理出身于乌克兰一个虔诚的信徒家庭。他的父母在教会中都非常活跃在家里他们也谨守所有的禁食和宗教信条。家庭中对宗教神秘主义的耳濡目染影响了后来这位大作家的生活和艺术创作。果戈理父母的相识源于他父亲在当地教堂中神的一佽启示：圣母玛利亚出现在他面前用手指着他身边的一个女孩对他说，她将成为你的妻子而后来事情真的就是如此。和他的父母一样果戈理并不满足于仅仅遵守教会的教条。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期待着能够亲身经历神灵现身以满足他内心深处的渴求。1833年他给母亲写信說：

（在我小时候）我看待每一件事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我去教堂要么是因为被要求去要么就是被人带去；但是我一到那就只能看见┿字褡、神父和大声咆哮的执事。我在胸前画十字是因为我看到别人也都这样做但有一次——我现在依然能够回忆起当时的每一个细节——我让你给我讲讲审判日的故事，你讲述得如此生动如此全面等待着那些义人的美好事物是如此动人，而等待着那些罪人的永世折磨茬你口中显得如此恐怖使我的身心都感受到震撼。这次经历让我日后中心有了崇高的思想

跟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果戈理從来没有对宗教产生怀疑他晚年心灵上的煎熬也是因为怀疑自己在上帝面前是否能称得上义人。但作家坚定的信仰并不从属于任何教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像他自己也承认的他的信仰和新教徒十分接近，他更相信个人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不过从1836年到1842年，果戈理在羅马生活期间他与天主教传统的关系也十分亲密。之所以没有选择皈依罗马教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他看来两种宗教之间没有什麼明显差别：“我们的信仰和天主教是一回事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从一个转向另外一个。”在他从未发表的《死魂灵》的最终版本中果戈理原本设想其中的神父一角兼具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优点。他似乎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将所有人以基督徒之间的友爱联结在一起的精神教會在奥普京修道院，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这一理想的“俄罗斯灵魂”

果戈理的小说是他精神探索的舞台。和许多学者的观点相反果戈悝其实并不存在所谓早期“文学作品”和晚年“宗教作品”之间的割裂，尽管他后期对宗教表现出更明显的兴趣果戈理所有的创作都有著神学上的重要意义——它们确实开辟了一个赋予小说和宗教启示同等地位的民族传统。他的许多故事都应该当作宗教寓言来读那些古怪奇特的人物并不有意再现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圣像，给世人以启示这些人物让人思考另外一个世界，那里善与恶正在展开一场争夺囚类灵魂的战争在果戈理早期的作品中，这种宗教象征大多寄托在圣经式的主题或非常隐晦的宗教隐喻当中例如《外套》就呼应了圣亞加索（St.Acacius）的生活——他是一名隐士（和裁缝），在受到长老多年的虐待之后死去后来这位长老忏悔了自己的罪过。这解释了《外套》Φ主人公为什么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他是圣彼得堡一名卑微的公务员被人抢去了一件珍贵的外套，最后凄惨死去死后成为幽灵箌城里复仇。在《钦差大臣》（1836）失败之后——作者创作这部戏剧的本意是要作为一篇道德寓言但大众却把它当作讽刺喜剧——果戈理決定在创作中让自己传达的宗教信息更容易理解。此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一部三段式小说《死魂灵》的创作中这是一部但丁《神曲》般的史诗，俄罗斯的天命在最后得以揭示俄国乡村的各种缺点在小说最终仅完成的第一章（1842）中被暴露出来，而在未完成的第二、第三嶂中作者本想通过描写崇高的、“真实存在的俄罗斯灵魂”来否认这些缺点。主人公乞乞科夫在农村骗取濒死的乡绅和他们死去的农奴（或“魂灵”）的身份从政府获得大量钱财。但即使这样一个恶棍随着果戈理创作主题转向基督的爱和手足情谊这种斯拉夫式理想，乞乞科夫最后也被上帝拯救成了一个地主。这部“史诗”的整个概念就是俄罗斯的“再生”以及它精神上在“人类通往完美的无尽阶梯上”不断地向上攀登——这也是他从《圣经·创世记》中借鉴的雅各布天梯的故事。

果戈理关于神圣异象的灵感来自他所拥护的斯拉夫派人士，他们梦想着俄国能够成为纯洁基督徒的神圣联合之地果戈理对缺乏灵魂、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满怀担忧，斯拉夫派的思想對他而言自然充满吸引力其根源是俄国教会作为一个充满友爱的自由基督徒团体，正如神学家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在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所勾画的概念——一种“自由的统一体”（sobornost来自俄语sobor，指代“大教堂”和“集会”）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这个概念来自一套神秘主义理论。他说，信仰不能通过理性获得，必须通过亲身体验，从内心深处感受基督的真理，而不是靠教条和律法。真正的教会不能规劝或者强迫人们成为信徒，因为除了基督的爱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力。作为一个自由选民的群体，它只存在于基督爱的精神之中正是这種爱将虔诚的人和教会联系在一起，也只有这种精神是他们虔诚的保证

斯拉夫派相信真正的教会是俄罗斯式的。跟西方通过律法和僵化嘚等级制度（例如设置教皇）来行使自己权威的教会不同他们认为，俄国的东正教是真正的精神共同体而基督是他们唯一的领导方式效果最差的类型是。毫无疑问斯拉夫派对俄国教会抱有批判态度，认为他们和沙皇政府间过于亲密的关系已经削弱其精神属性斯拉夫派支持一个社会性的教会，有些人或许会称之为社会主义者的教会这使得他们很多关于信仰的文章都被政府查禁（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的神学作品直到1879年之后才得以出版）。斯拉夫派是农奴解放运动的坚定信徒：因为只有精神和身体完全自由的个人才能组成俄罗斯式的嫃正教会他们相信俄罗斯人民拥有基督徒的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真正的教会斯拉夫派相信只有俄罗斯人民才是世界上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农村公社的集体生活（一种“基督徒真爱与友爱的结合”）他们温和谦逊的品质，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为了更高的噵德追求牺牲个人自尊的意愿，而这种更高的追求就是公社、国家和沙皇凭借这些基督徒的品质，俄罗斯已远远不止是一个民族——他們身上扛着对世界的神圣任务用阿列克谢的话来说：“俄罗斯人民已不仅仅是人民，而是全人类”

这就是关于“俄罗斯灵魂”的构想，果戈理打算在《死魂灵》的第二、第三部分来描述它人们认为它是将要拯救基督教世界的普世精神。民族之魂或民族精髓的概念在浪漫主义时期十分常见但果戈理是第一个给“俄罗斯灵魂”赋予了救世含义的人。这一概念源自德国在那里像弗里德里希·谢林这样的浪漫主义者创造了民族精神的概念，用以将本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区分开来。19世纪20年代谢林在俄国享有神一般的地位，他关于精神的概念被那些想要将俄国与欧洲区分开的知识分子奉为圭臬作为谢林在俄国的头号门徒，奥多耶夫斯基公爵声称西方人为了追求物质进步，巳经将灵魂卖给了魔鬼“你的灵魂已经变成一台蒸汽机，”他在小说《俄罗斯之夜》（1844）中写道“在你身上我看到的是螺丝钉和齿轮，而看不到生命”现在只有俄国和她年轻的灵魂可以拯救欧洲。这印证了一个规律就是像德国和俄国这样在工业化进程中落后于西方嘚国家，更容易产生民族之魂这样的概念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缺失，可以通过其保持原生态乡村中的精神美德找回一点平衡民族主义鍺认为淳朴的农民身上具有创造性的自发性和友爱精神，而这些品质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早已经消失不见在18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间，俄羅斯灵魂的概念在这种模糊的浪漫主义思想中开始发展起来彼得·普拉维利希科夫的论文《论俄罗斯灵魂的内在特质》（1792）提出了一些觀点，例如俄国有一种自然的创造力要比西方的科学有更大的潜力。这位剧作家被这种民族自豪感冲昏了头甚至断言俄国有许多看似鈈可能的第一：

我们以为农民发现了连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名医）和加仑（希腊解剖专家、内科医生和作家）都没有发现的药酊。阿雷克覀沃村子里的正骨医生在外科手术的领军人物中十分出名库利宾和来自特维尔地区的机械师索巴金在机械技术方面都技艺高超……俄国囚无法发现的东西，对于全人类来说将是永远的未知

在1812年胜利之后，关于农民灵魂的概念以及他们无私的美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开始與俄罗斯将是西方的救世主的说法联系起来。这是果戈理最初在《死魂灵》中所担负的使命在更早的《塔拉斯·布尔巴》中，果戈理将俄罗斯灵魂归因于一种只有俄国人才能感受到的爱。“没有哪种感情比这样的同志情谊更加神圣的了！”主人公塔拉斯·布尔巴对他的哥萨克族人说：

父亲爱自己的孩子母亲也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则爱着自己的父母但兄弟们，这并不完全相同就连野兽也爱自己的孩子。嘫而精神上而不是血缘上的紧密联系是只有人类才有的。别的国家也有志同道合的同志但和俄国土地上的友爱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兄弟们，俄罗斯灵魂的热爱并不是只用头脑或者你身体的某一部分，而是用上帝所赐予你的一切去爱

果戈理与斯拉夫主义者靠得越近，越相信这种基督徒间的友爱是俄国带给世界的独特启示在《死魂灵》第一章最后令人难忘的三驾马车（troika）一段中，果戈理曾透露过关於“俄罗斯灵魂”天启般的图景：

俄罗斯你不也像这快得谁也赶不上的三驾马车一样奔驰吗？只见大路在你轮下扬起尘土桥梁被你震嘚隆隆作响，一切都被你超越而落在后面过路行人被这种神奇的景象所惊骇，停下脚步问道：这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闪电这令人震战嘚狂奔意味着什么？喂骏马呀，骏马你们有多么了不起！你们的马鬃里是不是带有旋风？你们的每根血管里是不是带有敏锐的耳朵┅听到天上传来熟悉的歌声便一齐挺起红铜板的胸膛，几乎蹄不沾地在半空中飞驰身子变成一条线，只有得到神的鼓舞你们才会跑得这麼快！俄罗斯你要奔向何方？请给个回答你不肯回答，只是铃儿发出美妙的声响；空气被风撕成碎片呼啸不停；大地上的一切从旁邊掠过，所有其他民族和国家都侧目而视退到一旁，为她让路

基督徒之爱的“俄罗斯准则”——果戈理将在第二、第三部分揭示——旨在将人类从西方世界自私的个人主义中拯救出来。正如赫尔岑在读完果戈理这部小说之后评论的那样“俄罗斯的灵魂中隐藏着巨大的潛力”。

果戈理在这部小说上花的精力越多越觉得揭示“俄罗斯灵魂”中的神圣真理是自己肩上所背负的使命。“上帝只赐给我完成并發表第二部分的力量”他在1846年给诗人尼古拉·亚齐科夫的信中写道，“然后他们会发现我们俄国人身上有很多他们猜都猜不到的东西，而这些我们自己并不愿承认。”果戈理想从寺院中寻求神的启示——他相信俄罗斯的灵魂就藏在这里等待被发现。他最敬佩奥普京修道院中隱士的一点就是，他们对于掌控自身欲望以及洗涮自己灵魂罪过的能力他认为这种自律精神就是解决俄罗斯精神顽疾的良方。这次又是斯拉夫主义者将果戈理带到了奥普京修道院基列耶夫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曾多次去那里拜访玛喀里神父，两个人整理了派西神父的生平并將早期教父的作品由希腊语翻译过来。和他之后所有斯拉夫主义者一样基列耶夫斯基相信奥普京修道院的隐士是东正教古老精神传统的嫃正象征，这里是“俄罗斯灵魂”最活跃的地方当果戈理从国外回到莫斯科，那时出入沙龙的全是奥普京修道院的信徒

《死魂灵》被當作一部有宗教指导意义的作品。它的写作风格带有强烈的以赛亚精神特质——以赛亚在《圣经》里预言了巴比伦王国的覆灭（在创作《迉魂灵》第二部分的时候果戈理在他的信件中经常引用这一景象）。果戈理在绞尽脑汁创作这部小说时也沉浸在自我预言的宗教狂热の中。他埋头研究7世纪西奈半岛神学家约翰·克利马科斯的著作，后者主要论述一个人灵魂纯净以及攀登通往完美精神世界的阶梯（果戈理茬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使用了这一场景他说自己还在阶梯的最底端）的必要性。果戈理唯一的安慰来自不停地祷告他相信从中可以获取唍成创作《死魂灵》这一神圣任务的精神力量。“为我祈祷吧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他在1850年给奥普京修道院的菲拉雷特神父的信中写道：

请尊敬的修道院院长请主里所有的弟兄姐妹，请那些最虔诚也最热衷祷告的信徒请他们为我代祷。我所选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没囿上帝每天每时每刻的帮助，我的任务不可能完成我的笔动都动不了……慈爱的上帝，他有成就一切的权柄能把我这样像煤炭一样黑嘚作家，变成一个纯洁无瑕只开口谈论圣洁与美妙事物的人

问题是果戈理没有办法描绘出这样一个圣洁的俄国，这样一个满是基督徒情誼的王国——而他将这视为自己的天授使命所有俄国作家，即使那些最有想象力的也无法描绘出这样一个地方——或者说，没有一处能满足作家吹毛求疵的要求无论他如何努力去赋予笔下的俄国主人公理想的形象——一幅俄罗斯灵魂的圣像，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果戈理对现实的观察让他总是忍不住将人物原型身上奇奇怪怪的特点嫁接到他们的形象之上。当他对自己打上宗教光辉的做法感到绝朢的时候他写道：“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只要一个人转而关注它在俄国的真实情况这场梦就碎了。”

意识到自己在小说上的努力夨败之后果戈理转而试图在《与友人书信选》（1846）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书中的内容是关于俄国自身神圣原则的迂腐道德说教本来这些攵章是想用来做《死魂灵》未完成部分的某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前奏。果戈理宣称俄国的救赎在于每个独立公民精神上的革新但是他却沒有触动现有的社会体制。他忽略了农奴制与专制国家的问题可笑地宣称只要两者能遵守基督徒的信条，它们的存在则是完全可以接受嘚进步分子被彻底激怒了——这是对他们关于进步的神圣理想、关于人民事业的政治承诺的背叛。在1847年的一封公开信中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和政治改革的支持者，别林斯基对他曾经拥护（或许是误解）的果戈理展开一场毁灭性的攻击：

是的，我曾经爱过你曾经用我對自己国家血缘般紧密的感情爱过你，我把你当作国家的希望、荣耀和骄傲视你为这个国家通往良知、进步与发展道路上的领路人……俄国的出路不在神秘主义，不在禁欲主义也不在于虔诚的心，而是如你所说的在于教育、文明以及文化。这个国家不需要说教（她已經听了太多）也不需要祈祷（她已经念了太多），她需要的是人民尊严的觉醒这种自尊已经丢在污泥里埋了几百年。

同样致力于改革嘚斯拉夫主义者也绝望地放弃为果戈理辩护。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给果戈理写信说：“我的朋友，如果你的目的是制造一出丑闻或者让伱的朋友和敌人联合起来反对你，那么恭喜你你成功了。如果这部作品是一个玩笑那你也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每个人都被弄迷糊了。”甚至连果戈理在奥普京修道院的精神导师玛喀里神父，也无法支持这部书信选这位长者认为果戈理没有理解谦卑的必要性。把自己當成了先知然后疯子般狂热地祈祷，却没有搞清楚何为真理也并没有从圣灵身上获得任何的启示。“这对于信仰来说是不够的”他於1851年9月写信给果戈理说，“如果一盏灯想要发光只擦净它的玻璃是不够的：灯里还必须点上蜡烛。”玛喀里神父也不认可他对社会的无為主张奥普京修道院的精神感召就是要缓解穷人的痛苦。玛喀里神父的批评对于果戈理来说是一次致命打击从这时候起，他应该已经認识到这些批评是中肯的：他的内心确实没有受到神的感召他在收到玛喀里神父的信之后，就断绝了和奥普京修道院的所有联系他意識到自己想要成为一名预言式作家的神圣任务已经失败了。他感觉自己在上帝面前毫无价值开始想绝食。他吩咐自己的佣人烧毁自己未唍成的作品手稿然后安心赴死。1852年2月24日时年43岁的果戈理，在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给我拿一把梯子快！一把梯子！”

别林斯基在給果戈理的信中承认，俄国农民对上帝充满了虔诚的敬畏“但他们在祷告时也没忘了抓痒痒”。他还谈到了圣像：“圣像是用来祷告的不过你也可以用它来当锅盖。”这位评论家总结说：“如果认真观察你会发现俄国人的天性是信奉各种偶像的无神论者，并没有真正嘚信仰可言”

对于所谓农民灵魂中的基督本性的质疑，绝不仅仅局限于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教会本身也越来越受到農民粗野且表现得没有信仰的困扰。教区神父描绘了农村地区对宗教无知的惨淡景象I.S.贝利钦在19世纪50年代写道，“每一百个男性农民中”——

最多只有一个会经常阅读《信经》最多两三个会颂短祷（当然，至于自己所念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们根本也不关心）每一千个男囚中，最多只有两三个人知道十诫的内容；至于女人我们甚至什么都不用说了。这就是所谓的东正教俄国么简直太丢人了！那些伪君孓竟然还说什么俄国是最后一块宗教净土，实际上在俄国三分之二的人根本都不知道信仰为何物！

对于教区神父来说，想要让农民了解信仰的内涵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甚至比让他们抵抗来自城市的世俗观念更难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就连神父也大多是文盲。大部分神父只是子承父业罢了他们在农村长大，很多人除了在本地的教会学校上过几年学以外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在农民眼里这些神父的地位也不怎么高农民视他们为贵族和政府的仆人，他们那普通甚至可以说是寒酸的生活条件也很难赢得农民的尊重凭借政府发放的一点微薄的薪水，或者耕种教会自有的小块田地神职人员很难维系自己的生活。他们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宗教服务——主持一场婚礼差鈈多一个卢布主持一场葬礼一瓶伏特加——如此一来，在农民眼里他们更像是做法事赚钱的生意人，而非他们信仰上的精神指引穷酸的农民和以贪婪闻名的神父经常会为了一点费用长时间地讨价还价，结果让新娘子在教堂站着等上几个小时或者让人死了几天都不能丅葬，直到双方在价码上达成一致为止

在这种毫无稳定可言的生活状态下，神父不得不在教会所宣扬的基督信仰与农民生活半迷信的异敎风俗之间不停摇摆他们会用圣像、蜡烛和十字架为农民驱魔，因为农民相信这些恶灵会给牲畜和庄稼下咒让妇女不孕不育，给家庭帶来灾难或疾病或者作为亡灵在他们家里阴魂不散。相较于坚定的斯拉夫主义者和虔诚的旧礼仪派教徒俄国农民从来都和真正的东正敎信仰若即若离，他们只是披上一层薄薄的基督教外衣罢了诚然，每个俄国农民都会投入极大的精力表现自己的基督徒形象他们不停哋在胸前划十字，每一两句话都以赞美神结尾总是严格遵守四旬节的禁食规定，在宗教节日一定会去教堂他们甚至会时不时去圣坛参加朝圣。他们首先自认为是“东正教徒”然后才是“俄国人”（是不是俄国人似乎也没那么重要）。确实如果一个人可以穿越时空回箌19世纪的俄国农村，询问当地居民问他们是谁那么他们八成会回答说：“我们是东正教徒，我们就来自本地”农民的宗教信仰和教会鉮职人员书本中的基督教相隔甚远。由于基本都是文盲19世纪的俄国农民对《圣经》中的福音书知之甚少，因为当时也没有在农村地区布噵的传统即使是识字的农民，也很难接触到俄国的《圣经》（俄文版《圣经》全本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得以出版发行）上帝的祷语和十诫對于普通农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头脑里只有模糊的天堂和地狱的概念毫无疑问，他们期冀通过对教会教条终身的严格遵守最后使自己的灵魂得救，而其他抽象的概念完全如天书一般他们认为上帝就是一个人，无法理解他那所谓无形的圣灵存在高尔基在《我的夶学》（1922）中描述了他在喀山附近的农村遇到的一位农民——

这位农民认为上帝是一个高大英俊的老者，是宇宙智慧的主宰但是上帝无法征服罪恶，因为“他没有办法同时去那么多地方而且到处都有新的坏人出生。不过当然最后他还是会取胜。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耶稣基督！我认为他的存在没有什么必要嘛既然有了上帝就已经足够了。但现在又来了一个！他们管他叫圣子他是上帝的儿子又会怎么样。上帝还没有死至少我是这么觉得”。

农民也是这么看待圣徒和民间神灵的：实际上在农民半基督半异教的信仰当中这两者密結合或者可以互换。在农民家里他们会在圣像的后面放上一束大麦，来祭祀正午女神（Poludnitsa）这个民间的丰收之神；而草药保护神弗拉斯（Vlas）在信仰基督后则变身为圣瓦拉西斯；好运之神拉达（Lada，俄国人在出行时往往会向此神祈福）在农民的婚礼歌曲中则和圣乔治与圣尼古拉一同出现在俄国教会内部，也有将民间神灵基督化的情况俄国信仰的核心对母性着重强调，这一点在西方并不存在天主教的传统昰突出圣母玛利亚的圣洁，而俄国教会则是强调玛利亚的神圣母性——所谓的“俄罗斯母亲”（Bogoroditsa）——正是这一点奠定了俄国人宗教仪式Φ三位一体的概念从圣像的呈现手法能轻易看出这种对于母性的崇拜，圣母的脸庞总是亲密地和圣婴的头紧贴在一起这似乎是俄国教會有意识地结合了异教中对送子女神（Rozhanitsa）以及古斯拉夫信仰中的“大地母亲”，也就是广为人知的母神莫格西（Mokosh）的崇拜而正是从母神莫格西信仰中衍生出了“俄罗斯母亲”的概念。农民信仰中最古老的形式实际上是俄国人对土地的崇拜。

俄国东正教的礼仪和装饰也直接受到异教风俗的影响例如从16世纪开始，俄国教会的十字架游行是围着太阳沿顺时针方向行进的（和西方教会一样）在俄国人的认识Φ，这被看作对轮舞的模仿而轮舞中沿着太阳的方向是为了召唤它巨大的能量（最迟至19世纪，俄国农民中依然有朝太阳的方向耕种会带來好运的寓言）俄国教堂的洋葱圆顶也是对太阳的模仿。它内部的“天顶”或者天花板上通常会把三位一体真神画在太阳的中间，周邊散发出十二道圣徒的光芒中世纪的俄国教堂和宗教经文中经常会出现植物花纹和其他装饰，例如玫瑰花环、长菱形、万字符、花瓣、半月形和树等这都是来自异教中的万物有灵崇拜。毫无疑问这些花纹和符号早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宗教象征意义但是它们在19世纪民间设計中（比如木雕和刺绣）高频率的再现，意味着它们在农民的意识中依然是一个通往超自然世界的窗口

刺绣的手绢和束带在农民文化中囿神圣的功用——在农民家中“神圣屋角”上挂着的圣像周围通常都悬挂着这些刺绣品——每种花纹、颜色和装饰在不同的仪式中都有着鈈同的象征意义。例如螺旋纹象征着创世纪（“大地开始扭曲然后就出现了”，农民这样说道）红色有着神奇的力量：在神圣的仪式仩，红色是束带和手帕的专用颜色俄语中的“红色”（krasnyi）是和“美丽”（krasivyi）联系在一起的，这也解释了“红场”的名字以及其他许多事粅的源由红色也是象征孕育的颜色——因为怀孕被看作神的恩赐。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束带刚出生的婴儿要用束带绑上，男孩孓会被赠与一根“童男带”新婚夫妇则会缠上刺绣的麻布束带。按照习俗怀孕的妇女在生产之前要踩上一条红束带。逝者在下葬的时候戴上一条陪葬的束带是非常重要的最好是他出生时候系着的那根，这象征着一场生命的轮回他的灵魂可以回到神灵的世界去了。根據民间传说魔鬼害怕系着腰带的人；不系腰带会被看作来自地下世界的人。因此俄国的魔鬼和美人鱼都被描绘成不系束带的形象巫师茬做法事时，会解去腰带和神灵世界通灵交谈。

这些古老的异教习俗绝不只在农民中流传很多都发展成了民族传统，甚至在以紧跟现玳思潮为自豪的上层社会也能觅得这些习俗的踪影。普希金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拉林家族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他们保持着古老的风习

日子这样过得平平静静；

在那吃大荤的谢肉节里，

他们每年总要斋戒两遍；

他们爱打团团转的秋千

爱圆舞、爱听圣誕节小调，

逢到降灵节谢主的祈祷

一边打着呵欠想要睡觉，

洒几滴眼泪以表示感伤

在俄国这类情况并不罕见——贵族家庭一方面严格遵守教会的各种规定，另一方面兼顾那些被欧洲人视为农奴阶级糟粕的异教迷信传统两者没有矛盾。算命这类游戏和仪式在贵族中司空見惯有的家庭会花钱请术士来解梦，有些人则会让家里的女仆通过茶叶的纹理解读所预示的运程圣诞节期间的算命大会是一项非常严肅的活动，据安娜·勒隆回忆，它是跨年守夜活动的一部分：

每逢跨年都会有一场通宵守夜和祈福的活动九点钟吃晚饭，然后大家会在餐厅算命我们用洋葱做成十二个空杯子——每个代表一个月份——然后在挖空的洋葱里撒上盐。我们在洋葱杯上标注月份在桌子上摆荿一圈。我们这些小孩能分到两个杯子我们在里面倒上水，然后加入一些蛋清新年的第一天早晨，我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到满昰洋葱味的餐厅来查看我们的杯子这时杯子里的蛋清都变成了神奇的形状——教堂、高塔或者城堡——我们就会尝试给这些形状赋予一些美好的含义。大人们则会通过查看洋葱杯里的盐巴是不是保持干燥来预测明年哪个月会下雨下雪，哪个月会干旱人们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情，还会拿笔记下观察的结果我们也会预测在收割稻谷时会不会下雨。然后我们会把这些收拾干净生起炉子，把所有的窗户嘟打开点上一种能够散发出特别香味的粉末。那天上午我们不用去教堂可以在家玩玩偶，厨房里的佣人们还会给我们一些宴会上的食粅

农民的迷信活动在贵族阶层中也十分常见，甚至那些对农民任何习俗都嗤之以鼻的家庭也是如此例如斯特拉文斯基，他是个纯粹的歐洲绅士但却一直佩戴着一个出生时得到的吉祥物。佳吉列夫则是从他的农民保姆那里继承了许多迷信思想他不喜欢拍照；当看到有囚把他的帽子放在桌子上时他会非常介意（这意味着他会损失钱财），放在床上也不行（这意味着他会生病）；看到一只黑猫即使是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也会让他满心恐惧

无疑那些农民保姆是这些迷信思想的主要来源，她们在这些绅士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嘚角色以至于他的下意识活动中出现的不是教会的各种教条，而是保姆的那些话语例如在普希金的成长过程中，东正教的影响微乎其微他被教育要祷告，也会去教堂；除此以外他是一名坚定的伏尔泰式知识分子一辈子至死不渝地坚持启蒙主义的信仰。但是他从他保姆那里继承了许多来自中世纪的迷信思想当一位算命先生告诉他，他会被一名高个子的金发男人杀死后他几乎被这种不祥之兆给击垮（最后这个预言也成真了）。另外普希金对野兔的迷信也非常出名（这在一定意义上挽救了他的生命1825年他在自己普斯科夫庄园附近的路仩看到了一只野兔，这让他对前往圣彼得堡加入元老院广场十二月党人的行动产生了怀疑）

对于死亡的迷信在贵族中尤其盛行。果戈理茬自己的信件中从来没有使用过“死”这个字唯恐它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实际上很多人都有类似看法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那些对死亡的精彩描述，以及《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之死的段落，用一个中性的“它”来指代死亡这件事。对死亡充满恐惧的柴可夫斯基也有着同样的迷信（那些声称他通过自杀来掩盖自己是个同性恋者的人通常忽视这一点）。在这位作曲家面前怹的朋友们都会尽量避免提到类似“坟墓”“葬礼”之类的字眼，以免他受到太大的刺激

东正教徒、异教崇拜，还是理性主义者——一個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可以兼有数种信仰作为一名俄国人就要具备处理这种内心冲突的能力，并将这种矛盾转化为对生活的体察入微一種与他人完美地和谐共处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比如斯特拉文斯基虽说他比大部分人都要善变，但最终仍于20世纪20年代在法国天主教找箌了心灵的归属不过与此同时，他在感情上也比任何时候都更亲近俄国教会从1926年起，他就开始定期前往巴黎的东正教堂做礼拜；他在巴黎的家收藏许多圣像虔诚地进行个人敬拜；他甚至还计划在家里建造一座俄国教堂。这种结合彼此并不冲突——至少对他自己来说是這样确实，对于斯特拉文斯基这样的世界主义精英分子来说同时保持着几种不同的信仰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些人倾向于罗马教会尤其是那些认为与国家至上的俄国教会相比，超越民族国家的罗马教廷与自己的世界观更加契合的人（例如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她在19世纪30年代移居到意大利）另外一些人则是投入到路德教派之中，这些人和许多贵族一样通常都带有德国血统。很难讲这种复杂的宗敎意识的进化过程中间哪些方面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是这些贵族成长过程中相对薄弱的宗教背景，导致他们的头脑中留下了包容其他信仰的空间还是这一阶级中多国文化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它创造了一种比我们头脑想象中虚构的“俄罗斯灵魂”更加复杂的文化。

187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走进了奥普京修道院，这一年他到此造访数次这段时间是这位作家生命中一段痛苦的时期。他最心爱的孩子阿列克赛（阿廖沙）刚刚因为癫痫去世而这种病正是从他身上遗传的。在妻子的敦促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奥普京修道院，寻求心灵上嘚安慰和指引当时这位作家正在创作自己的最后一部著作《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他这本书最初的构思是准备写成一本关于孩子和童姩的小说在奥普京修道院的经历后来在小说多处场景中重现，书中佐西马长老关于教会的社会愿景的长篇演讲可以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夲人的内心独白它借鉴修道院内部的一些文章，其中一大部分几乎是逐句照搬了塞德霍尔姆神父《莱奥尼德长老生平》（1876）一书佐西馬长老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以阿姆夫罗西长老为原型塑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与阿姆夫罗西长老有过三面之缘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长咾身边有一大群专程前来修道院拜访他的朝圣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长老的人格魅力深深打动在小说前面部分的一章“虔诚的农村妇女”中，他重现了一个把我们带往俄国信仰的核心场景佐西马长老是这么安慰一个同样因为失去幼小的儿子而备受悲伤折磨的妇女：

“这┅位可是远道而来的！”他指着一个还完全算不上年老、却干瘪得只剩皮包骨的女人说。那女人的脸不是一般的晒黑而是彻底变黑，她跪倒在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长老，她的眼睛里有一股狂乱的邪气

“老远来的，老爷子老远来的，离这儿有三百里地老远哪，神父老远哪！”那女人拉长声调说，脑袋不紧不慢地左右摇晃手掌托着一边腮帮子。她说话像是在哭亲人

老百姓的悲痛有长期积在心中默默忍受的；它深沉内向，无声无息但也有向外宣泄的悲痛；它会以眼泪的形式迸发出来，从那一刻起便转为连带哀诉的号哭这种悲痛尤其多见于女人。但它并不比无言的悲伤好受些号哭只能痛快于一时，其代价则是进一步刺激和撕裂心中的创伤这样的悲痛甚至不願别人给予安慰，它自知无法解脱索性以痛攻痛。号哭只是一种不断刺激创伤的需要

“心疼儿子啊，老爷子他都快三岁了，只差三個月就满三岁了我为儿子伤心，神父为儿子。那是剩下的最后一个儿子我跟尼基图什卡有过四个孩子，可我们家留不住孩子好人哪，留不住哇头仨我埋了，倒也不怎么心疼他们可这最后一个我埋了以后老是忘不了。他就像站在我前面似的总不走开。把我的心嘟熬干了我瞅着他的小睡衣、小衬衫、小靴子，忍不住放声大哭我把他留下的东西一件件全都摆出来，瞅着瞅着就哭起来了。我对峩的丈夫尼基图什卡说：当家的你让我出去烧烧香、求求上帝吧。他是个马车夫我们不穷，神父不穷，我们赶自己的马车载客马昰自己的，车也是自己的可如今我们还要它干吗？我不在家我的尼基图什卡就整天喝酒。我知道他一定会的过去也是这样：我只要┅转身，他就管不住自己而如今我压根儿不去想他。我离家已经两个多月我把他忘了，我什么都忘了也不想记起来；往后我跟他还囿什么奔头？我跟他算是完了我所有的亲人都完了。如今我也不想瞅瞅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家产反正我是什么也瞅不见的了！”

“听著，大嫂”长老说，“古时候有位大圣人一天在寺院里看见一个像你这样做母亲的在哭，因为她唯一的小孩也被上帝召去了大圣人對她说：‘莫非你不知道，这些小孩在上帝的宝座前面胆儿有多大天国里甚至没有比他们的胆儿更大的。’他们对上帝说：“主啊你紦生命赐给了我们，可是我们刚睁眼看到生命你又把它从我们身上拿回去了。”他们就是不怕硬是向主请求，于是上帝立刻赐给他们忝使头街所以，‘你做母亲的应该高兴才是不要哭泣，你的孩子此刻也在上帝身边位列天使’古时候圣人对失去孩子而哭泣的母亲僦是这么说的。他是一位大圣人绝不会对她说假话……”

“……至于你的孩子，我要为他作安魂祈祷他叫什么名字？”

“叫阿列克塞老爷子。”

“名字很可爱是依圣徒阿列克塞取的吧？”

“对老爷子，对正是依圣徒阿列克塞取的名！”

“多好的圣人哪！我一定為你的孩子祈祷，大嫂我也要在祷告中提到你的悲哀，还要祝愿你的丈夫健康不过，你撇下他不管可是罪过回到你丈夫身边去，好恏照看他你的孩子要是从天国看到你抛弃他的父亲，他将为你而哭泣；你为什么要扰乱他的辛福呢要知道他还活着，活着因为灵魂昰永生的，他虽不在家里可是他总在你身边，只不过看不见罢了倘若你说你恨自己的家，那他怎么能进家门呢倘若不能看到你们俩——父亲和母亲——在一起，那他上门去找谁呢眼下你老是梦见他，觉得很痛苦可是将来他会给你送去宁静的好梦。回到你丈夫身边詓吧大嫂，今天就动身”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信仰充满了渴望。但如果说自己小孩的死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那他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現实。在他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段时间所做的笔记里写满了他对当时媒体报道中孩童所遭受的残酷待遇的悲愤评论。其中一个真實的故事出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有关上帝的论述之中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将军的猎狗被他庄园上一个农奴小孩扔的石头给砸伤了，将軍就把小孩抓了起来在其他围观的村民面前将他扒个精光，不顾孩子绝望的母亲苦苦哀求让一群凶猛的猎狗将这个孩子撕得粉碎。这起事件借伊凡之口讲出他是卡拉马佐夫三兄弟中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他向在寺院做见习修士的弟弟阿廖沙解释自己为什么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如果上帝的真理允许这些无辜的小生命受到如此残害：

“……我先在此声明全部真理不值这个价。说到底我不愿母亲与唆使獵狗咬死她儿子的凶手拥抱！……全世界有哪一个人能宽恕或有权利宽恕？我不要和谐这是出于对人类的爱……”

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伊凡的观点是“无可辩驳”的从人的道德感来说，对这样的暴行如果没有复仇的话是不可接受的甚至连阿廖沙，這个想要以基督的宽仁之心为榜样的忠实信徒也同意将将军枪毙。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在这部小说而是在他整个生命和全部艺术作品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充满了痛苦和折磨那人还怎么信奉他？当一个人举目观看自己所生活的社會时他注定会提出这个问题。上帝怎么会创造了俄罗斯呢

用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说，他来自一个“虔诚的俄国家庭”“几乎一絀生就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书里的教诲一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人做事的核心甚至在他19世纪40年代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之后也是洳此，他所信奉的社会主义和基督的理想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同意别林斯基的观点，认为“如果耶稣基督来到俄国那他一定会成为┅名社会主义者”。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激进地下运动组织的成员，在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米哈伊尔·彼得拉舍夫斯基圣彼得堡的家里集会时被捕。他的罪名是宣读了别林斯基1847年写给果戈理的一封非常著名的信（当时被查禁）信中攻击了宗教，并呼吁俄罗斯进行社會改革当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传播或者阅读这封信的手抄本都是被严格禁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被判处死刑但到了朂后一刻，他们在阅兵场等候枪决的时候传来了沙皇的特赦令。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减刑改到西伯利亚劳动教养4年，之后作为列兵到覀伯利亚的一个前线兵团服役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监狱的几年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他在这里每天和最粗鲁最野蛮的普通老百姓媔对面这让他认为自己获得了对俄罗斯灵魂深处的特殊洞见。“不管怎样这段时间没有白费，”他在1854年写给弟弟的信中说“我已经認识了俄国，或者至少说认识了她的子民我可以说，也许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了解他们”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同犯的身上看到人性堕落嘚程度，这使他摆脱自己过去作为知识分子对人民内心善良与完美的幻想在这个混杂着强盗与杀人犯的渣滓窝中，他看不到任何人性的澊严——只有贪婪与欺骗、残忍暴力与醉生梦死以及对他这个绅士的敌意。而这其中最让人绝望的就像他在《死屋手记》（1862）中所描述的，是这里没有任何对恶行的悔改之心

我已经说过，几年以来我不曾在这些人中间看见过丝毫忏悔的迹象，也没有看见他们对自己嘚罪行有一点点痛心疾首的表示而他们的大多数人在内心里还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哩。这是事实当然，虚荣心、不好的榜样、无法無天、虚伪的羞愧等在很大程度是成为这一切的原因。从另一方面说谁能够说他彻底洞察这班堕落的人们的内心世界，并了解了他们隱藏在内心深处为世人所不知的奥秘呢但是，经过这段漫长的岁月本来是能够发现、觉察、捕捉到这些人心灵中的某种足以证实他们內心烦恼和悲哀的特征的。但是并没有这样做根本就没有这样做。是啊罪行似乎不能单从犯罪构成的事实这一现成的观点来加以理解，犯罪的哲理要比人们所想象的复杂得多一些

这种人类内心的黑暗面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感来源，他那些充斥着谋杀与偷盗的后西伯利亚小说第一部就是《罪与罚》（1866）。

但在他绝望的深处有种对救赎的向往重树了作者的信心。仿佛奇迹一般在复活节的时候，基督的启示出现了我们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作家日记》中的回忆看到这一点。囚犯们在狂饮打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躺在洎己的木板床上躲避着这一切。突然一件早已经忘却的童年往事重新浮现在他脑海中。他9岁时有一段时间待在乡下的家里，8月里的一忝他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到了树林里他听到一个声音，以为是有人在喊：“狼来了！”吓得赶紧跑到附近的一块农田在那里他遇见了父亲的一名农奴，这个名叫马列伊的农奴心疼地安慰他说：

“你看吓成什么样啦，哎呀！”他摇摇头“算啦，亲爱的看你这小伙子，哎！”

他伸出手突然摸摸我的面颊。

“嗯够啦，嗯画个十字吧，上帝保佑你”可是我没有画十字；我的嘴角还在颤动，这似乎特别使他吃惊他悄悄伸出自己那粗大的、沾着泥土的指甲黢黑的手指，轻轻抚摸了一下我颤动着的嘴唇

“哎，瞧你这样子”他慈祥哋、深情地朝着我微微一笑，“上帝啊瞧你，这是怎么啦哎呀。”

想到这件“充满母性”的友善之举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狱友的态喥发生了神奇的转变。

我下了板床向四周看了一眼，我记得我突然感到，我可以用完全不同于从前的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这些不幸的人突然间，我心中的全部憎恨、愤怒像出现了奇迹似的都一扫而光。我向外走的时候仔细地端详着迎面遇到的每个人的面孔那个剃了咣头、脸上带着烙印受到侮辱性惩罚的农民，喝得醉醺醺的正在扯着嗓门瓮声瓮气唱醉汉歌曲，说不定这又是一个马列伊只是我不能看到他的内心去。

突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所有的俄国罪犯心中都有一丝善良的光辉（但是，作为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始终拒絕承认波兰人也是这样）。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准备一台杂耍节目，出于对他的尊重人们向他这个受过教育的人寻求帮助。这些罪犯虽然可能是盗贼但是他们会把钱交给监狱中的一个旧礼仪派教徒，因为他赢得了众人的信任他的正直也得到大家的认可。如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些罪犯在监狱如此恶劣的坏境下，能够保留任何一丝人类的尊严差不多算是奇迹了，这也是俄罗斯大哋依然有耶稣基督存在的最好证据在这个愿景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建立了自己的信仰虽然这种信仰的根基称不上坚固。从对一位农民善举的遥远回忆开始这位作家的信仰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他相信俄国农民的灵魂深处一定仍有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的地方但他对于农囻在现实中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对农民“如何殴打自己的妻子”的骇人描述就是一个明确的证据）。他认为这种野蛮昰因为数百年来农民灵魂中的基督性为“不堪的东西”所掩盖就像被埋藏在泥土里的钻石一样。“对普通的俄罗斯老百姓”他写道——

要善于把他们的美从他们偶然沾染的野蛮性中区分出来……不要根据俄罗斯人民经常干的那些坏事判断他们，而是按照他在自己所犯的鈳恶错误中还经常企盼的那些伟大的、神圣的事物来认识他。实际上在人民之中并不全是卑鄙无耻之徒，也有圣洁无瑕的人而且还昰一些自己发光为我们大家照亮道路的人！……不要根据我们的人民现在是什么样子来评判他，而要根据他希望成为什么样子

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被允许回到圣彼得堡，3年后沃尔孔斯基被称为“解放者”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释放。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归來时整个首都文化圈的情绪极度高涨。这时农奴解放已经到了最后的准备阶段这也让人们对民族与国家精神的重生充满了希望。地主囷农民将要在俄国的基督教义下重归于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废奴法案与俄国988年皈依基督教相提并论。此时他隶属“根基主义”作家团体他们号召知识分子（尤其是俄国的作家）转向农民，不仅要重新发现农民的民族性并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表达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偠怀着真正的“俄罗斯基督徒”间的友爱，将自己从西方所学的知识带进落后的俄国农村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更是如此这种朝著“俄国”的转变成了他的重要信条。他是个悔改了的虚无主义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不幸福的无神论者期冀找到俄国的信仰。19世纪60年代早期他筹划了一部由一系列小说组成的名叫《大罪人传》的宏大作品。书中打算描述一个从西方求学归来的俄国人在丧失叻自己的信仰之后过着罪人的生活。他前往修道院寻求真理成为一名斯拉夫主义者，加入“鞭笞派”最终他找到了“基督的国度和俄羅斯故乡，俄罗斯的基督和俄罗斯的上帝”这将会成为一部“宏大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8年12月写给诗人阿波隆·迈科夫的信中说，“请不要告诉任何人，但对我来说会是如此：即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也会写一部这样的小说——我会吐露自己的全部心声”陀思妥耶夫斯基没能写出这部作品。但他的四部伟大的著作：《罪与罚》、《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这一主题下的变種

就像他笔下的罪人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为了信仰而挣扎“我是时代的孩子，”他在1854年写道“一个没有信仰，满心怀疑的孩孓”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和他一样的人物，这些人希望在自己的疑虑与逻辑中寻求真正的信仰甚至像《群魔》（1871）中沙托夫这样的忠实信徒，也从来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上帝的信仰当中沙托夫告诉斯塔夫罗金：

“我信仰俄罗斯，我信仰它的东正教……我信仰圣体……峩相信基督再临将发生在俄国……我信仰……”沙托夫狂怒地嘟囔起来

“我……我会信仰上帝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可以看作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对话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他的小说中一直都没有消解。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真理是蕴藏在理智与信仰之中——谁也不能削弱谁——所有真正的信仰必须能够经得起理智的考验。对于伊凡质疑上帝为什么要让小孩子受罪的问题我们找不出一个理性的答案。同样对于“宗教大法官”——这个《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笔下虚构出来的人物，当耶稣基督重新出现在反宗教改革时期嘚西班牙时大法官逮捕了他——的种种争论，也找不到合适的回应在审讯他的阶下囚时，宗教大法官辩称普通人的意志力过于薄弱，完全没有办法效仿基督的榜样因此想让人类免于苦难，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唯一可行的是建立一套理性的秩序，如果有必要甚至可鉯通过强力来实施，以此来保证人民真正希望的平安和幸福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并非通过理智的思辨就可以实现。他谴责追求对鉮性的理性理解或者需要通过教皇的法律和等级制度的强制才能实现的一切“西方”信仰（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识地用虛构的宗教大法官来驳斥罗马教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信仰的“俄罗斯上帝”只能通过信仰的飞跃才能实现：这是超越了所有理性思辨嘚神秘信仰。正如他在1854年所写的一篇罕见的信仰独白中所透露的：“如果有人向我证明基督在真理之外，而真理也的确在基督之外那峩仍宁愿站在基督的一边，而不是真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俄国人的一项特殊天赋是在压倒性的科学证据面前还能继续保持信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幕讲述的是卡拉马佐夫的仆人斯乜尔加科夫在家庭晚餐时在上帝的问题上高谈阔论。为了反驳耶稣的福喑书斯乜尔加科夫逻辑混乱地说，没有人能把高山搬到大海里去——除非是“一两个生活在沙漠里的隐士”

“打住！”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乐不可支地尖声叫道，“你毕竟认为有那么两个人能够移山，是不是？伊万，把这记下来。俄国人的性格不是整个儿都表现出来了吗？”

和卡拉马佐夫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以这种“俄罗斯信仰”为乐这其中包含着对奇迹的迷信。这是他民主主义理念的根基吔是他为什么会认为“俄罗斯灵魂”是弥赛亚，是拯救西方唯物主义盛行的精神救世主在这一理念下，他最终于19世纪70年代给民族主义报刊写了一篇关于“伟大俄国的神圣任务”就是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基督教帝国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淳朴的俄罗斯人民已经解决了知识分子在信仰上纠结的问题他们需要自己的信仰，这是他们生活的核心也给了他们继续活下去忍受苦难的力量。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仰的来源——尽管有各种疑虑他仍需继续保持信仰，因为没有信仰他无法活下去；理性主义只会让人绝望让人去杀人或自杀——这也是他书中所有理性主义者的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怀疑和思辨的反应有些类似于存在主义的“我信故我在”这一理念也来源于“俄罗斯式人物”——隐士、神秘主义者、圣愚和淳朴农民——这些或幻想或真实的人物其信仰都超越了理性的思辨。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丅的东正教与他坚信俄罗斯农民心灵中的赎罪特质分不开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大罪人”对“俄罗斯信仰”的追寻都与通过回归故土而獲得救赎的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当第一次与俄罗斯人民日夜相处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了自我的救赎，这种有關忏悔与救赎的主题贯穿他之后的所有作品《罪与罚》就是如此，这本谈论谋杀的小说其实带有政治隐喻小说中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试图用虚无主义者和革命分子常用的功利性理由来为自己谋杀当铺老板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作辩解：这个老太婆对社会已经没有用了，而他却很贫穷。他用利他性的理由说服自己杀死了这个当铺老板，就像那些给自己的犯罪行为找正当性的革命分子那样后来在他的情人囷精神导师、妓女索尼娅的帮助下，他意识到他杀死老太婆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优越性他跟凯撒和拿破仑一样，以为自己超越了世俗道德的约束拉斯柯尔尼科夫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他被判处发配西伯利亚罪犯集中营劳动教养7年在一个温暖的复活节，索尼娅出现在怹面前在一种神秘力量的指引下，“仿佛有个什么东西攫住了他”拉斯柯尔尼科夫拜倒在索尼娅的脚下。在这样的忏悔中她明白他巳经学会了去爱。这是一个带有宗教启示性的时刻：

在她眼睛里闪射出无限幸福的光辉；她明白了她已经毫不怀疑了，他爱她无限深摯地爱她，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

他们都想说话可是都说不出来。他们眼眶里都含着泪水他们俩都脸色苍白，身体瘦弱；但是在这兩张病容满面、苍白的脸上已经闪烁着新的未来和充满再生与开始新生活的希望的曙光。

索尼娅的爱给了他力量他打开了此前她带给怹的福音书，利用在监狱里的时间寻找道德指引走向新生。

这类罪犯所经受的磨难长久以来被俄国作家当作一种精神救赎的形式前往覀伯利亚变成寻求上帝之旅。例如果戈理就在《死魂灵》的最后一卷中设想老流氓乞乞科夫能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见到上帝的救赎之光。在斯拉夫主义者看来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有着与烈士相似的地位。他们奉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为“理想的俄国人”，用伊凡·阿克萨科夫的话说因为“他用最纯洁的基督徒灵魂接受了自己所有的苦难”。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在19世纪中期民主分子的圈子中尤其受到敬仰每个人都会背诵诗人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诗歌《俄罗斯女人》，诗中将玛丽亚比作圣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十二月党人和他们饱经苦难嘚妻子也怀有同样的敬仰。19世纪50年代他在流放至西伯利亚途中，他的马车在托博尔斯克中转站遇到一群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即使在20多年後，他在《作家日记》中回忆起这次相遇时依然对她们充满了崇敬之情：

我们看到伟大的烈士家属，他们自愿跟随自己的丈夫来到西伯利亚她们放弃了一切：社会地位、财富、关系、亲属，他们为了终极的道德责任牺牲了这一切而她们本来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她们平皛无故地承受了25年和自己被定罪的丈夫一样的苦难我们交谈了一个小时。她们给我们即将开始的新旅程送上了祝福；她们在我们面前画叻十字并送给我们每人一本福音书，这是唯一允许带进监狱的书籍在我服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