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不是不需要改革开放政策了呢哲学回答

要:三十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及由此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解放思想的序幕。自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过的历程大体可以概括为:解放思想――实践――主体性――价值――人。解放思想作为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逻辑起点具有双重内涵和伟大意义。而解放思想的终极目的在于解放人,追求人的解放必须以人为本。解放思想、实践、主体性、价值乃至人的问题研究既有继起性又有并存性。它们带来的思维方式、选择取向和学术态度方面的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和崭新风貌。
  关键词: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解放人;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8)04-0010-05
  三十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及由此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解放思想的序幕。自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过的历程,无论在研究视角方面还是在研究结果方面,都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其中重要的理论创新及其逻辑行程大体可以概括为:解放思想――实践――主体性――价值――人。在这里,实践以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是解放思想的直接产物,也内在地要求解放思想。如果把解放思想看作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逻辑起点,把实践问题、主体性问题和价值问题的研究看作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逻辑行程的必经阶段,那么这一行程的落脚点就应当是人的解放。
  一、解放思想是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逻辑起点
  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任何一次重大的飞跃都是以思想革命为先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当然也离不开思想的解放。三十年前,正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束缚和习惯势力的负面影响,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出解放思想的伟大号召。他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1](p.133)
  (一)解放思想的双重内涵
  解放意味着摆脱束缚,没有束缚就无所谓解放。然而,摆脱束缚不是不要思维的定式,解放思想也并不意味着随意瞎想。一般来说,解放思想有两层含义:一为“破”,二为“立”。首先,就“破”而言,解放思想就是要突破僵化的思维定式,使人以“人”的方式去思考。根据束缚人们思想的因素,解放思想意味着使思想从既成的框架下解放出来;从片面理解的理论和知识的误区中解放出来;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从洋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次,就“立”来说,解放思想不是不要思想。摆脱束缚是为了建立新的观念和理念、形成新的思路、根据客观规律探索新的措施和招法,解决新的问题。也就是归还人独立思考的权力、自主的人性和权利。在这里,不仅“破”和“立”相互关联,而且“破”是为了“立”。如此看来,解放思想一方面是对旧观念、旧事物的摒弃,也是对新观念以及具有进步意义的实践方式的选择和接纳。正像邓小平指出的:“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p.17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三十年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出解放思想的伟大号召,不仅破除了思想束缚,而且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从而使中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与此同时,人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解放思想的伟大意义
  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解放思想的直接意义在于重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一方面,由于当时受“左”的思想影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及其实现受到阻滞。另一方面,就一般而言,由于主体、客体和连接主体与客体的中介等多方面的原因,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这是因为,世界是发展的,而我们的认识却相对稳定,正像恩格斯指出的:“从历史的观念来看,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2](p.585)实事求是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当思想落后于实事的发展,主观同客观不相符合,思想中相对固定的经验、知识等限制思想的前进时,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使思想跟上现实发展的步伐;同理,当思想不恰当地超越现实的发展,主观脱离客观,使思想陷入无根据的胡思乱想时,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使思想反映客观。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也是反对主观随意的唯心主义和僵化、孤立的形而上学的需要。
  其次,解放思想的深远意义在于提出并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项崭新的事业需要解放思想,这是由社会主义自身发展决定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表明:使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变为科学需要解放思想;使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实践需要解放思想;使社会主义符合中国的国情需要解放思想;使社会主义获得发展需要解放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前人没有经历过的新的实践。在这里,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答案,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解开捆绑认识的绳索、粉碎禁锢思想的枷锁、走出认识误区、获得精神的解放和认识的自由。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而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则是坚持并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内在要求。
  最后,解放思想的终极意义在于解放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任何一个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3](p.443)。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即使人成为自己所创造世界的主人和社会关系的主人,它意味着人在对自然和对人的双重关系中获得解放。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人的解放经历了一个由完全受束缚到部分解放再到更全面、更彻底的解放的过程。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人的解放经历了一个从全体受束缚到少数人自由再到多数人自由,最终实现全体人类进入自由王国的过程。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本来就应当是人自己的,由于人的能力不足,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成为外在于人的。解放人,就是解放人的能力,就是解放人改造自然从而也改造自我的能力,而无论哪方面能力的提高,无论是改造客观世界还是改造主观世界,都必须解放思想。
  二、解放人是解放思想合乎逻辑的结论
  思想是人的思想,人是思想着的人。解放思想与解放人既内在关联,又相对独立。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视域中,人的解放有广狭两层含义。在广泛的意义上,人的解放是指人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中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同时也包括与这两方面相联系的思想解放,即在精神上摆脱束缚、获得自由。狭义的人的解放仅指人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中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广狭两层含义的区别在于是否包含思想解放。在狭义层面,解放思想与解放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二者的联系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而后者是前者的目的。本文的论述从狭义展开。
  (一)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解放人
  解放思想的终极目的是解放人,这意味着,解放人需要以解放思想为前提,从另一个视角看,思想的解放及其程度影响着人的解放及其程度。这是因为:首先,人作为文化存在物是以思想作为行动先导的。人的解放需要现实的物质条件,但也需要思想条件。而思想条件是不断建立又不断更新的。如果把思想条件看成是一经形成就永远不变的,就不会有人的解放。正像邓小平曾经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p.143)其次,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是以集体的力量来弥补个人在本能上的不足的。人的解放在社会交往中实现,即在团结一致中实现。也就是说,必须“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最后,人作为有别于自然的类存在物是以实践的方式存在着的。实践的能动性、创造性赋予思想能动性、创造性;也要求着思想的能动性、创造性。离开了思想的解放,不会有实践的发展,也不会有人的解放。

}

核心提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滋养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得以行稳致远的重要理论支撑。“社会矛盾学说”是引领当代中国改革的重要哲学智慧;“普遍联系观点”是引领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哲学智慧;“人民群众观”是引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价值导向。

“社会矛盾学说”是引领当代中国改革的重要哲学智慧

中国共产党人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指出,“人们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并且坚持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又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对党的八大的提法作了进一步提炼,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断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论断“管”了我们近40年,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也是我们坚定不移进行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依据。

我们的改革开放实质就是通过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某些环节和方面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逐步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正是基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部分调整”这一改革定位,我们40年来的改革,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和自我完善的统一。

}

调查问题加载中,请稍候。
若长时间无响应,请刷新本页面

  光明网讯(记者秦超)2018年正值《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为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境界,由青年哲学论坛、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共同主办的“哲学与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研讨会暨第十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于6月9—1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以及《求是》杂志社、《新华文摘》杂志社、《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期刊媒体的近100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哲学与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哲学院院长郝立新教授,青年哲学论坛负责人、《求是》文化编辑部主任李文阁编审在大会上分别致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郗戈副教授主持开幕式。郝立新教授对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指出改革开放40周年的发展进程极大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和自信,在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历史发展节点上,青年学者更要有使命和担当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新高度。李文阁编审高度认同并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为本次论坛所做的工作,指出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尤为关注三个问题:第一,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第二,改革开放与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什么关系;第三,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何作为。

  在主题发言环节,北京大学赵家祥教授梳理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发展历程,指出共产主义包含着思想理论、现实运动、社会制度等多重含义。针对当前关于“共产主义渺茫论”的误解,他着力分析了三点原因:第一是资本的双重作用,第二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途径,第三我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长期性。

  山东大学刘森林教授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浪漫派的现实观展开解读,指出仅仅反讽经验现实会丧失反讽经验当下与追求“诗与远方”之间的合理张力,只有在具备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和历史基础上,无产阶级主导的创造性实践才能真正地应对现实,找到积极地推进现实的有效方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是对浪漫派“反讽”和“艺术创作”策略的真正替代和超越。

  上海大学孙伟平教授回顾了中国价值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指出价值论兴起的最主要契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他认为,这场大讨论给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了革命性变化,特别是在个人的价值领域。基于此,他将在上海大学价值论研究中心开展重建价值论基本研究范式和方法一系列工作。

  首都师范大学程广云教授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民接受,在于其自身所包含的启蒙、救亡和社会改造三大主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党领导和社会整合是推动中国现代转型的共同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张云飞教授阐述了对生命共同体的理解,指出在人与自然的动态调整的过程当中,人类世界、人类认识、人类价值能成为自组织调节的机制。生命共同体作为一种生态价值、生态思维、生态意识,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中国人民大学侯衍社教授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人的发展的五个层面:一是人的发展的舒适性增强;二是人的发展的层次提升;三是人的主体性得到日益重视;四是人的开放性得到极大彰显;五是人的创新性得到极大释放。同时,他列举了改革开放以来人的发展中出现的发展不均衡问题、发展内在冲突问题等。为此,他建议通过政府顶层设计,理论界大力推动以及社会领域的规制与引导等多管齐下来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对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类学研究范式进行了解读,指出近十年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过程中最主要的变化是从生产逻辑转变为资本逻辑。随着《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热点,人学的空场问题也日渐暴露。为此,他指出要重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连续性,超越外在规定的自然必然性,摆脱经济决定论的干扰,从马克思的哲学里重新恢复人的维度。

  中国人民大学张秀琴教授以“‘巴黎手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意义”为话题展开探讨,指出了三个重要方面:第一,为正在形成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经典文献基础;第二,引发了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前后期分期问题;第三,引发了马克思与自身的“两个马克思”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马恩对立”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黑-马关系”问题。

  中共中央编译局林进平研究员探讨了正义理论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正义是一种症候,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奴役,哪里就有正义。正义的诉求一方面是症候,另外一方面又试图解决这种症候。马克思以类似社会心理学家的展开社会症候分析,超越了以往的法学家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观念的内在融合。

  中共中央党校董振华教授提出,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价值问题,哲学要用理性的方式来回答价值问题。哲学应当关注时代变化发展的要求,用实践的方式来回答问题,通过对事实的改造实现最终的价值,从自由王国走向必然王国。

  吉林大学白刚教授从“资本正义到劳动正义”的角度作了发言,指出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内部,也就是价值规律的视角解释了资本与劳动的不等价性。具体而言,马克思通过价值规律论证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性,进而以否定资本正义来的方式来实现劳动正义。他认为,这种转向是从注重古典经济学的等价交换形式走向了追求人类自由解放的实际正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胜利。

  中国人民大学臧峰宇教授就哲学在新时代的创新提出了如下想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始终相伴而行,并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以《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为代表的研究形态,还是以共同体为代表的政治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等研究领域都凝结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视角,开拓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新境界。无可否认,改革开放的进程体现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过程中形成的哲学自觉与哲学自信,彰显了中国改革创新的精神气象,反映了当代中国人自我创新的总体意识。

  黑龙江大学高云涌教授就马克思主义遗产与市场经济精神重建展开了论述。他认为,运用马克思哲学的方法对经济生产和生活领域产生普遍影响的企业家精神、资本精神、工匠精神等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建构性提升,是新时代市场经济精神重建的必由之路。

  西南大学胡刘教授探讨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当代性,他主要指出三个方面:首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本身的批判构成当代性的讨论基础;其次,马克思历史研究不是从史料本身,而是从现实历史中观察社会发展趋势构成当代性的生成方法;最后,从当代各种挑战中被激活的理论与实践构成当代性的外部刺激。

  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以“以思想解放推动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为题重释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丰富内涵,具体而言包括七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倡导的是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第二,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本质上是一种革命,是对现存世界的批判与变革;第三,这个原则高度具有彻底性、理想性,是现存世界包括现代国家未曾真正实现的,只有最近的将来才能达到的高度;第四,这个原则高度说到底是人的高度,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第五,这个原则高度或者高度的原则并非是思辨的逻辑推演和应该确立的状态,而是具有现实的必然性;第六,这个原则是从对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的批判与革命中得到的;第七,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提高到现代各国水准,第二步提高到将来要达到的高度。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其他与会专家学者从“思想与时代: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世界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及其启示”“文本与历史: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与《资本论》研究”“前沿与趋势: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发展”等视角具体展开讨论,这对于总结反思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由青年哲学论坛创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于2003年成立,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十四届,目前已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广受关注的高端学术论坛。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立于2016年,是多家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之一,由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牵头单位与多家协同单位共同组成,拥有数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学科群。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薛睿、王瞻供稿,教师王莅指导)

}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改革开放遇到的问题 的文章

更多推荐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点击这里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点击添加站长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