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着西方列强频繁的入侵。面对外来势力地不断冲击，清王朝逐渐开始反省，开始了一系列自强救亡运动，逐渐开始摆脱闭关锁国的自我孤立状态，被迫对“祖宗成法”进行某些变革，吸收了一些新鲜的东西。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则是军事业的发展变化，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融合发展下，晚清军事发展变化呈现出了如下特征。

一、频繁的对内对外战争是晚清军事发展变化的动因

19世纪40年代初，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北，朝野震动，中国传统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战后不久，道光帝提出了一些加强国防的设想，他指出：“海防事宜，总以造船制炮为要；陆上防御，总以火炮为先，其一二百斤之炮，尤为适用。”因此，他要求沿海各省制造精良适用的战船火炮，加强海防，并下令改变以往“员弁缺出，皆于弓箭兵内考拔，而不及水兵及大炮鸟枪等兵”的陈规。以上种种，对于一贯“首重马步箭射”的清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清王朝在军事发展方面并未采取什么重大措施，其所思考的问题，仍未摆脱出旧的范围。而真正使清朝军事发展产生巨大变革的，则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与英法列强之间的矛盾暂趋缓和，并互相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这时，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被称为洋务派的官僚，如奕、曾国藩、李鸿章等出于“剿发逆”和“勤远略”的双重目的，开展了一场以学习西方“长技”为主要内容的“自强”运动。他们本着“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指导思想，在大量进口西洋火器的同时，开始自己创办兵工厂，制造先进的武器装备，从而对晚清军事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世纪70年代，农民起义被中外反动势力镇压之后，边疆危机又趋严重，特别是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清政府感到“海防一事为今日切不可缓之计”，于是决定购买铁甲战舰，开始组建近代海军。到80年代初，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已经初具规模。至1888年，北洋舰队已经拥有大小舰艇25艘，开始成军。就其规模来讲，已成为当时世界上引人注目的海上武装力量。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外臣工纷纷条陈时务，主张采用西法或先或后地承创练新军。清政府也看到日本“专用西法取胜”，因而得出了“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的结论，决定全面改革陆军，编练新军。袁世凯在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张之洞在南京编练的“自强军”，均用德国陆军的编制和操典为蓝本，揭开了编练新军的序幕。

因此，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通过对内外战争的实践，使封建统治阶级中各个阶层，都或先或后地承认中国在军事方面落后的现实，不得不改变或放弃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逐渐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的必要，并采取实际步骤，推动了晚清军事的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频繁的对内对外战争成为晚清军事发展变化的一个动因。

二，学习西方“长技”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和突破口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人们在总结战败的教训时，首先看到的是英军的“船坚炮利”，这是朝野共同承认的事实，而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对策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着眼点也在“技”字上。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也是最易被人们看到的，因此中国人学习西方，首先从学习技术开始，特别是从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开始。

对于清朝统治集团和封建官僚来说，引进外国的先进武器，并不是难以接受的，因为这直接有利于加强其国家机器，维护其封建统治。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失败以后，清政府决定将清军陆军的单一营制，逐步改变为诸兵种合成的新式陆军。与此同时，对各省的旧杂军队实行汰弱留强，改编成巡防营，以便新军机动作战，巡防营维持地方治安，从而形成类似野战军与地方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标志着晚清军制步入了近代化的轨道。

此外，随着近代海军的建立，设防思想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清政府认识到了有了强大的海军，就可以“化呆着为活着”，“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扩大防御纵深，改善防御态势。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以岸防为主的防御思想比较，显然是个明显的发展。

与此同时，新式武器装备的采用，不仅促进了军制的改革和作战样式的变化，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军事人材培养和选拔方式的改革。设厂仿制和从国外购进军舰和建立海军之后，出现了培养海军军官的水师学堂；为了改变陆师将弁不善于使用新式武器的状况，出现了陆师学堂；为了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和战术，分批向欧美各国派遣留学生。决定普练新军之后，清王朝正式宣布废除武举制度，确定在全国建立各级军事学堂，形成比较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

综观晚清的军事发展，清朝统治集团既缺乏主动，更谈不上远见。他们除了引进武器装备较为积极外，对新的军制的采用和新的军事学说的介绍都比较迟缓。但先进武器既已成为士兵的作战工具，它总会冲破种种束缚，为自己开辟道路，从而推动中国近代军事的发展与进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西方的“长技”，成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起点和突破口。

三、具有明显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印记

晚清的军事有很大的进步，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因其活动是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化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几乎在军事的每个领域，都带有这一社会性质的明显印记，而在军事工业、武器形制、人员使用、军事制度等方面尤有其突出的反映。

洋务派官僚创办军事工业，仿制先进的武器装备，对中国军事近代化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因当时的中国，缺乏大工业和科学技术基础，因而所办的兵工厂，不仅机器设备大多数购自外国，技术专家聘自外国，甚至某些原材料和零部件也依赖进口，无法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由于兵工厂规模小，自制的武器装备远不能自给，而且由于实行封建衙门式的经营管理，非生产性开支巨大，产品往往质次价高，因而不得不继续从各国大量进口，这就造成军队的武器装备种类庞杂，形制各异，给训练、作战和后勤补给带来严重困难，也直接影响军队战斗力的提高。

由于仿制和大量购买，到后来，清军的武器装备与当时的欧美国家和日本之间的差距是较小的。但是，统兵将领的素养却长期处于低下的状态。虽然为陆海军培养了一批懂得近代作战指挥的中下级军官，为部队增加了新鲜血液，但在整个陆军中，毕竟为数甚微，以致提督、统领等高级职务，基本上仍由行伍、科举出身的人担任，加上派系林立，明明是庸碌无能之辈，只要是自己的部属，仍委以高官重任。尤其是随着清朝统治集团政治上日趋腐败，武职官员的政治素质也每况愈下，以致在将领中指挥有方、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的愈来愈少，而指挥笨拙、贪生怕死、畏敌怯战的愈来愈多，出现了与武器装备的改善截然相反的变化。

此外，士兵成分长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且又实行愚兵政策和封建家长制管理方式，严重挫伤了士兵的积极性和荣誉感。所有这些，都影响了与人武器的结合和战斗力的提高。此外，自湘军开了“兵为将有”的先例以后，清政府虽然力图改变这种军权旁落的状态，但力不从心，以致愈演愈烈，成为后来军阀割据的重要历史原因。

清军存在的上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印记，经过辛亥革命风暴的荡涤，已被清除一些。但由于中国的封建基础盘根错节，而中国资产阶级又是个软弱的阶级，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军事方面想要彻底地清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印记的任务，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来完成。

由于受到外来侵略的冲击，在频繁的对外战争下，为了抵御外侮，清政府在军事方面进行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不仅推动了近代化军队的建立，更为我国军队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的全面发展。

参考资料：《廷寄◆道光朝》《甲午中日战争》《晚清军事揭秘》《张文襄公全集》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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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引起了西方学术界，也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极大的探索兴趣。从此，资本主义背后的精神动力（往往被称为“资本主义精神”或“现代性精神”）成为经济学、也成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一大难题。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激发了全球学者的强烈反响和热烈回应。战后更有美国社会学与政治学教授里亚格林菲尔德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重新探索，产生了不同于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新命题经济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同理，因东亚迅速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地区，而先有西方学者、既而是亚洲学者对“亚洲资本主义精神”的探寻。由此产生了韦伯命题的回应性命题新儒家伦理或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5、段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时而爆发经济危机，甚至由此爆发世界大战，但经济增长总体上是呈持续和加速的趋势，尤其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空前繁荣，而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出现这种增长？甚至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还出现停滞或倒退的趋势。这些是单纯从经济因素本身难以解释的，西方国家的学者转而从文化（制度、态度、知识等）方面探索原因。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发问：为什么落后国家没有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巴兰强调：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是极其重要的。3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增长经济学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展经济学由此日益走出只顾及经济因素

6、的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尤其是发展经济学越来越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态度的经济学研究。 第三，东亚地区从70年代到90年代，由于强劲的整体性区域经济增长，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而拉丁美洲经济却日益缓慢乃至停滞（往往被依附论学者称为“低度发展”或“依附性发展”），非洲和中东则出现了长期的停滞，乃至倒退，非洲甚至日益滑入绝对贫困化的“第四世界”。这一切更激起学术界对东亚经济增长之迷的兴趣。对亚洲文化、“亚洲资本主义精神”或“亚洲现代性”的探索出现热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疑问：为什么韩国和中国台湾能够同时在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稳定发展方面取得成就，而其他国家却很少能够做到？为什么那么

7、多的非洲国家在趋向任何发展目标的进程上都很少有成效？亨廷顿认为，要解释这些现象，人们必须回到各个国家特有的国情上，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居民素质，当然还有历史经验。然而，亨廷顿强调，“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亨廷顿反对把文化仅仅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剩余变项”4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由于东亚地区经济成长的特殊经验，不少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儒家伦理的积极功用。他们觉得韦伯对于儒家思想所持的否定看法也许有修正的必要。因此儒家或者更广义地说，中国文化是否曾对东亚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已引

8、起海内外中国学术界的注意了。5中国学者罗荣渠也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开始注意到东亚文化的独特性格与传统。东亚新兴工业国，自然资源都不特别丰富，多数都较为贫乏，其显著的共同点是都属于东亚大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价值是受一种非宗教伦理即儒家伦理所支配。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新问题：东亚新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就，与这一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否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这是对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出的一个新课题。6因此。传统文化因素在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什么作用，成为研究东亚崛起问题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课题。国际学术界都愈来愈注意到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文化因素。甚至有的西方学者7

9、认为：“儒教伦理”在东亚现代化中扮演的角色比新教伦理在欧洲所起的作用还要大。8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吉布尼相信，日本出现经济奇迹，断非目前的一些流行说法，如“无情的贸易竞争”、“政府与企业合作”、“阴险的日本有限股份公司”、“模仿美国技术”所能阐明概括的。其真正原因，乃是它将古老的中国孔子伦理同大战后美国占领时期所引入的美国经济民主两者揉合一起并加以巧妙的应用所致。9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也认为，东亚产业圈的迅速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及教育制度的特点有密切关系，重视儒教影响的观点并非是错误的。儒教不可否定地发挥了促进的作用，但作为起因来解释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则难以令人信服。关于儒教的影响如何作用于经济与产业的

10、发展，今后亦应从多种角度加以探讨。10韩国哲学教授宋荣培也主张重新探讨东亚各国急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儒教的关系。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所出现的奇迹现象乃是东亚儒教文化圈内几个国家的急速经济成长和现代工业化的成功。这些东亚国家历史发展的动力为何？是否阳明学去除了朱子学的封闭主义而发挥其独特的进步性？抑或是其他的原动力？11韩国经济学教授宋丙洛指出，不少学者如彼得伯杰、赫尔曼卡恩、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其它一些人指出，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工业进步应功于儒家的道德标准。麦克法夸尔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象西方进行挑战的后儒教”，以强调东亚文化和工业力量日益增加的重要性。12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认为，今天东亚之

11、所以具有对于我们的优势，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和思想与我们不同。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深深刻地扎根于他们地区的历史之中。他们不容易输出，也不容易为我们模仿。13东亚新兴工业化集群区域在中国文化圈的出现，确实激起了国内外学者探索经济奇迹背后的深层因素。为什么非洲、拉美、中东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增长现象？非洲与中东甚至连这种迹象也消失了？文化问题成为思考的热点，尽管众说纷纭，但不谈文化问题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少了。 第四，经济学家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提出相关的政策方案的时候，发现其对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和种种预测与建议总是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由此激起经济学家对经济因素之外的原因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