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已完成精读的第九本书《社会性动物》(下)，通过上周的阅读，我们知道了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人们的观点是多么容易受到来自群体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人们对社会和自己的认知总是存在很多偏差，“认知失调”的现象常常发生 。但出于追求完美，维护聪明善良的自我形象的心理，人们往往乐于对失调的认知进行一系列的自我辩护，哪怕因此而歪曲了事实。

越南战争期间，本书作者阿伦森有一次和小儿子哈尔一起看电视，新闻报道了一起美国飞机在一个村庄被凝固汽油弹击落的事件。哈尔当时大约十岁，他好奇地问：“爸爸，什么是凝固汽油弹？”阿伦森随口答道：“那应该是一种能够让人燃烧的化学制品；它很有黏性，一旦粘到皮肤上，就弄不下来了。”解释完，阿伦森便接着看电视。几分钟后，他无意中看了哈尔一眼，发现小男孩已经泪流满面。当阿伦森意识到哈尔是在为战争中的人们所受的痛苦而难过时，他被自己的冷漠刺痛了：“难道我已经变得如此冷酷，能够像回答午饭吃什么一样来回答孩子这样的问题了吗？难道我对人类的残忍已经习以为常，无动于衷了吗？”

也许这种无动于衷并不奇怪，如果试图把世界历史概括为一本薄薄十几页纸的小册子，上面罗列的主要内容会是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而这，就是人类的历史。事实上，在所有地球上的动物中，人类是一个极其富有攻击性的种群，除了几种啮齿目，没有其他哪种脊椎动物会如此肆意残害同类。（注：啮齿目是一种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一般上下颌各有一对门齿，喜欢咬较坚硬的物体，鼠类就属于啮齿目。）

那么，人类的攻击性是与生俱来的吗？我们先简单地分辨一下攻击性的意义：攻击行为是意图造成伤害或引起痛苦的行为，无论是言语的还是身体的，无论是否达到目的。攻击行为分为因愤怒而引起的敌对性攻击，旨在令别人痛苦，比如恼羞成怒的足球队员向对手大打出手；和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工具性攻击，这种攻击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并非伤害人，例如足球比赛中为了截球铲倒对手。

关于攻击性是本能还是后天习得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这可能是因为所有的观察和证据都来自人类以外的动物。曾有心理学家将小猫和老鼠放在一个笼子里喂养，发现它们关系亲密，小猫也不会捕捉其他老鼠，从而提出质疑“猫出于本能捕食老鼠”的说法。但是这个实验只能证明攻击行为可以被早期经验抑制，不能说明攻击行为不是本能的。

也有实验者在隔离条件下单独喂养老鼠，它不会习得攻击其他老鼠的经验，但向鼠笼里放入另外一只老鼠时，这只老鼠立刻向来者发起了攻击，且攻击方式与有经验的老鼠相同。这个实验说明，攻击性不需要习得。但攻击行为是由外来老鼠引起的，而不是由内部原因引起的，因此也不能说明攻击行为来自本能。

有另一种说法是，攻击性是进化而来的，它对人类具有生存价值才得以被保存下来；但同时，有机体也进化出了相应的抑制机制，在必要时为了切身利益而压抑攻击性。而对于人类而言，异常复杂的社会情境对攻击性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类的行为模式富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可塑性，生活在北美的易洛魁印第安人原本和平地狩猎了几百年，但到了17世纪，他们因与欧洲人之间的毛皮交易而和邻近的呼伦族产生竞争关系，爆发了一系列战争，易洛魁人才开始变得凶残和好斗。在这里，社会情境的变化引起了人类攻击性的变化。

关于这一点还有许多的相关研究没有被我们提及，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的本能中具有攻击性，但攻击行为并不完全是由本能引起的。

冲突的社会环境会增强人们的攻击性，而和平的社会环境则会减弱攻击性。如果社会环境的作用确实可以降低人类的攻击性，那么是否应该降低呢？

有心理学家主张攻击性对进化有重要作用。在猴群中，最强壮、攻击性最强的雄性总是占据着统治地位，占有与大部分雌性交配的机会，从而使猴群拥有强大的后代，也因此增大了种群存活的几率，对海象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许多人认为不应试图去影响人类表现出来的攻击性，毕竟“适者生存”。

而有学者则认为，过分强调生存中的冲突与对抗，是对达尔文理论的误解。非竞争和非攻击的行为——即合作与互助，同样具有强大的生存价值。蚂蚁、蜜蜂等就是极佳的范例，黑猩猩也会表现出利他行为:当两只黑猩猩被关在相邻的笼子里时，如果只给其中一只提供食物，另一只会向它乞求分享。尽管拥有食物的黑猩猩很不情愿，但它仍然会递给对方一些吃的。这种共享行为是根深蒂固的。

而当今很多国家的主流文化更多地倾向于鼓励竞争关系，整个教育制度都建立在适者生存的基础之上，只求高分而不是鼓励孩子发现学习的乐趣。考试得到高分的孩子会看不起其他同学，把生活的一切都当成是比赛，对获胜的迷恋战胜一切，存在于这样一种文化取向中的可怕潜台词是，为了能笑到最后，可以不择手段，毕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是当我们环顾四周，看到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之间随处可见的冲突和仇恨，看到历史和现在重合在一处的战火、屠杀和恐怖活动，看到足以摧毁地球每一寸土地的核武器时，难道不应怀疑人类攻击性的现实意义吗？

有一种支持攻击行为的说法是，它能够帮助人们宣泄情绪。回顾以往的经验，你是否说过或者听别人说过“你需要发泄一下”之类的话？

但大量的证据都站在了该观点的对立面。心理学家布希曼在实验中，预先请助手帮忙激怒实验参与者，随后将参与者分配成三组：一是一边想着惹人恼怒的助手，一边去击打沙包；二是为了锻炼身体去击打沙包；三是安静地坐上一会儿。几分钟后，谁的愤怒情绪值最低呢？实验者发现，是第三组安静坐下来的学生。再接下来，实验者使参与者们能够攻击助手，向他发出刺耳的噪音。这时，那些想着“敌人”去击打沙包的学生表现出最强的攻击性，他们向助手发出的噪音响度最大、时间最长。击打沙包这样的活动，并不能减少愤怒。其他研究者也发现，对抗激烈的橄榄球活动也不能减少愤怒，反而会使选手攻击性增强。现实生活的经验也常常告诉我们：攻击性的言语会促使冲突升级。

这似乎很奇怪，“发泄精力”的民间智慧与科学论证产生了分歧。我们试图这样解释：因为人类是具有认知能力的动物，我们的攻击不仅来自生理紧张，也与思维有关。在上一周的失调理论中我们说到，敌对行为发生后，我们会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保持一致，而这种态度随后会导致新的敌对行为。在这里，则是当参与者想着助手去攻击沙包后，他们会为自己的攻击行为辩护，认为助手“超出一般”地讨人厌。既然他本身不是个好人，那么向他发出噪音进行攻击当然也是合理的。这就是“一旦你开始诋毁某个人，之后你也更容易再次伤害他”。

探究了攻击性是否是人类本能和攻击性的利弊，我们再来看看，人们为什么会做出攻击他人的行为，有哪些因素可以刺激人做出攻击行为呢？

（一）神经学和化学的原因

实验发现，如果电击动物大脑中央区的杏仁核，动物会变得暴躁；而抑制杏仁核的神经活动则能使它们变得温驯。但同样的神经刺激并不总是导致相同的行为反应，还取决于外界环境，比如有一只杏仁核受到刺激的公猴，当它面对的是一群支配欲弱的公猴时，它会攻击它们；但当它面对一群支配欲强的公猴时，它会逃跑。

注射睾丸素会导致动物的攻击性变强。对人类的研究也有类似的证据，比如暴力犯罪者比非暴力犯罪者的睾丸素水平高，青少年犯罪者比普通大学生的睾丸素水平高。睾丸素水平与攻击性行为互相促进。由于睾丸素是一种雄性荷尔蒙，我们很容易想到是否男性的攻击性高于女性呢？在身体攻击方面，确实如此。但是在非身体攻击方面，女性做得更多，她们通过排挤、搬弄是非、制造谣言来攻击他人。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酒精常常与打架斗殴、家庭暴力联系在一起，实验也证明，饮酒过量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对挑衅行为做出激烈反应。不过这并不是说，酒精会直接导致攻击行为，只是酒精会减少社会规范对人们的约束作用，以及可能影响人们的正常认知能力，从而更可能对外界刺激做出过度反应。

当动物处在痛苦的境地而不能摆脱时，它们往往会攻击其他动物或者同类。人也如此，当我们体验到剧烈痛苦时，会迁怒于周围的事物。博克威茨发现，当学生的双手浸入刺骨冰冷的水中时，他们的攻击性会上升。另一项实验中，实验者控制了房间的温度，发现待在高温房间的参与者表现出了更多的敌意。

如果一个人在追逐目标时受挫，他的攻击性会上升，尤其是在眼看目标就要完成却被打断时。比如实验发现，在排队时，插队者如果插在第二个人前面(相比第十二个人)，排在他后面的人的攻击性反应更大。心理学家巴克等人将一些小孩分为两组，一组小孩只能隔着金属网看着一屋子非常吸引人的玩具，他们期望可以去玩，但却不被允许，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等待后，他们才最终能够玩玩具。另一组小孩则没有任何阻碍直接能够玩玩具。结果发现，第二组玩得非常高兴，但第一组期待能玩玩具却在最开始受挫的孩子们，在最终能够玩玩具时，会破坏玩具。只要存在不能被满足的期望，就存在可能诱发攻击性的挫折。

美国哥伦拜恩中学曾发生一起血腥枪杀案，两个学生在杀死了一位教师和十二个学生后自杀。这并不是唯一一起校园惨案，是什么导致这些学生向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开枪呢？

阿伦森认为，在美国的中学里，普遍存在着病态、有害的氛围，各种排外的小团体层出不穷，而这些小团体内部也存在阶层之分。处在学校“生物链”上层的学生，拒绝、挖苦和羞辱处于下层的学生，因他们穿着不得体、太高或太矮、太胖或太瘦而叫他们怪胎、傻瓜、娘炮等等。研究中证实，这种排斥与拒绝能够产生许多消极影响，包括使攻击性增强。

实验者先使一群大学生彼此熟悉起来，然后问他们将来想同谁一起工作。实验者告诉其中一组参与者说，谁都不愿意同他们一起工作。之后，当这组参与者获得攻击他人的机会时，他们表现出了更强烈的攻击性。我们可以看到，在特文格实验中参与者面对的拒绝，远比不上学生在校园中日常遭受的那些。因遭受拒绝和奚落而进行的屠杀行为固然是疯狂的，但并非完全不可理解。除了他们，更有成百上千的学生正承受着类似的压力，而选择默默忍受。在哥伦拜恩枪杀案后，网络聊天室被那些不快乐学生的发言淹没了，他们谴责枪杀案，但却又表示理解凶手的行为，他们的发言大致可以归纳为：我绝对不会这么做，但我确实幻想过！这种说辞难道还不足以震动外界，使人们多关注并想办法处理校园内的歧视和拒绝现象吗？

假如我们决定应降低人们的攻击性，应该怎么去做呢？构建一套逻辑完整的论证，来说明攻击的危险和可能带来的痛苦，从而说服别人？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很多人是不能被理智说服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简单奏效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仍然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我们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攻击行为的实施者进行惩罚。假如一个小女孩攻击她的同伴，我们可以通过呵斥、拍打、冷待等办法给她一个教训，以使她不要再犯。在短期内，这一点确实有效，并且惩罚越重，效果越好。但长期看来，它却会产生反作用，现实中的长期观察表明，来自父母的严厉惩罚可能会导致孩子极具攻击性，或者长大后习惯依赖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

来自现实观察的证据，总是面临着影响因素过多的质疑，比如我们可以挑战前面的观点，认为孩子们之所以长大后极具攻击性，可能并不是因为父母的惩罚，而是因为其父母本身就是习惯依赖暴力的人，孩子不过是在模仿父母的处事方式。来自实验室的证据进一步表明，一个儿童受到了体罚，如果实施体罚的成人平时对待他总是温和与体贴的，那么在这之后，即使这个人不在场，儿童也会遵从他的要求。相反，如果实施体罚的人一向冷漠严厉，那么一旦这个人离开，儿童便不再遵从他的期望。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一种温暖的人际氛围中谨慎地运用惩罚，便可能是有效的。

（二）对攻击性榜样的惩罚

有人认为，目睹攻击性榜样受到惩罚，人们的攻击性就会减少，历史上的公开绞刑就是该观点的实际应用。但是现实生活中并不支持这一理论，正如美国总统法律执行委员会所说，死刑并没有降低杀人的犯罪率。来自实验室的证据则说明，在观看一段关于某个人攻击别人并因此受罚（或受到奖赏）的影片后，那些看到受罚情节的孩子比看到奖赏情节的孩子表现出更少的攻击性，但同时，他们的攻击性仍高于未看到攻击性榜样的孩子。看到攻击性榜样受到惩罚，不会增加攻击行为，这一点似乎是确定的，但是否会降低儿童的攻击性则是不能确定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有一些孩子之所以表现出攻击性，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类似“你看，只要我打弟弟，妈妈就会注意我”。那么，当孩子表现出攻击行为时，不要理睬他，当他不再攻击时再去奖赏他。这一理论被一项幼儿园实验所证实，当老师们按照这个理论行事几周后，孩子们的攻击性明显下降了。另外一项鼓舞人心的证据更说明，就算是挫折，也不一定导致攻击行为，只要事前引导孩子们多关注积极性行为，他们便能够表现良好。

在这一研究中，一些孩子的积极性行为总是得到奖赏，另一些孩子的攻击性或竞争性行为总是得到奖赏。之后，故意使孩子们经受挫折，观察他们的反应。结果发现，那些被鼓励进行积极性行为的孩子表现出较多积极的行为和较少攻击性行为。这一结论是可喜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因此相信我们能够教育孩子在面对挫折时积极应对，而非付诸于暴力则实在是太天真了，毕竟整个社会都在不停地告诉他们，暴力很有用。屏幕上充满了詹姆斯·邦德式的英雄，无论是复仇者还是秘密特工，暴力都是他们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孩子们确实会相信，毕竟那是他们的英雄。

（四）建立对他人的移情

移情是指设身处地地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这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费斯巴哈认为，要将痛苦强加于与我们一样的人是很困难的，除非受害者丧失人性，不配列于我们之中。这就是在前面自我辩护章节中提到的，参与越南美莱村屠杀的军官称越南人是劣等人的原因。将受害者“去人性化”，伤害他们便容易得多。而一旦人们之间能够移情，攻击性行为就很难出现，这一点已被实验证实。

《社会性动物》全书谈论了社会上、生活中许多重要的现象，包括从众、宣传与说服、攻击性、偏见、喜欢与爱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心理学是一个十分有趣，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极其贴近的学科，但阅读的过程中难免有些晦涩无聊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将观察到的现象抽象总结成为可以解释大多数类似情况的理论。欢迎大家从这本书开始走进心理学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