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几位饱学之士，走出京城，汇聚孔子故里、尼山脚下，创办尼山圣源书院，干起传承儒学大事。　　6年来，一群有志之士，纷入书院做义工，“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 从“尼山论道”到“尼山会讲”，从“尼山师训”到“尼山论坛”，从“尼山体验”到“儒学下乡”，弘扬儒家思想，传播中华文化，声名远播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专家学者慕名而至，展开东西方文化对话交流，甚至连印尼前总统梅加瓦蒂、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也登台演讲。　　为推动儒学走近民众，这群有志之士倾情村野，把课堂开到村里，让儒学重回乡村，用通俗语言、生动故事，为村民讲授《弟子规》《孝经》《论语》等经典，从孝道入手，再倡乡村儒学，启迪百姓心智，重建伦理秩序。此举让乡村如沐春风，引发山东乡村儒学热，120多个乡镇综合文化站、1900多个村文化大院纷纷建成儒学讲堂。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需要摒弃的封建糟粕，但它的许多内容，比如孝悌、仁爱、诚信、礼义、廉耻等，源自人性的深处，是一切文明人所不能离弃的人伦道德底线，也是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重要文化基因。只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学完全可以也必将成为中国当代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　　牟钟鉴，1939年生，山东烟台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史学家、宗教史学家。尼山圣源书院首任院长。　　王殿卿，1936年生，河北廊坊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教授，德育教育家。尼山圣源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　　赵法生，1963年生，山东青州人，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尼山圣源书院秘书长。　　儒学不是宗教，是社会德教　　“现在国学的教育和复兴，使‘魂’与‘根’对接”　　中央民族大学西侧，有一片老式住宅楼，牟钟鉴先生的寓所藏在其中。一个夜晚，我敲响角落里的一扇门。牟先生身材颀长，颧骨高耸，眼睛深陷，身子薄如板，镜片厚如瓶，一副仙风道骨。握先生之手，好像握着一把柴。请益俩小时，不由心生敬畏，叹服先生睿智，景仰先生儒雅。　　临别时，我提出请求：“牟先生，能和您合张影吗？”　　先生连声说：“可以，可以。”　　牟夫人闻声而至。我把手机递给夫人，执意请先生端坐藤椅，自己弯腰伏在身后。　　书房空间小，手机难变焦，牟夫人照了两张，不太理想，索性往地上一跪。　　这一跪，让我心头一震，肃然起敬。　　记者：有人把儒学称作儒教，我国古代把儒学归入“儒释道三教”，韩国和日本习惯称为儒教，东南亚也把它当作宗教。依您来看，儒学是宗教吗？　　牟钟鉴：这就看你对宗教的理解了。如果把宗教理解得很宽泛，像蒂里希讲的终极关切，那儒学是宗教。如果按照我们的理解，儒学就不是宗教。宗教一定得有彼岸的追求，也就是超人间的力量，是一种神灵崇拜，是一种来世的彼岸，是一个天国。　　中国古代所说的“儒释道三教”，那个“教”，是“教化”的教，不是“宗教”之教。儒学有宗教性，但不能说它是宗教。孔子被誉为“大成至圣先师”，他不是神，也不是王，而是师。　　记者：国内有一种观点，弘扬儒学，应该借鉴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做法，把它作为宗教来信仰、崇拜，规范人们的言行。您赞成这个观点吗？　　牟钟鉴：我不赞成。在韩国，儒学被称为儒教。香港有六大宗教，其中之一就是孔教。东南亚一带都有孔教会，受儒家影响特别大。虽然我不赞成，但是我尊重，也能理解。因为，当地有很多宗教，如果你本身没有一个教会组织，不能成为一种宗教，与周围的信仰就没有平等地位。　　对待海外把儒学当作宗教，我们应该抱持开放的心态。为什么？儒释道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些华人现在的价值观还是儒释道，作为民族的凝聚和纽带、精神寄托，这个是共通的，应该鼓励和支持他们。　　记者：儒学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您对儒学的定位是什么？　　牟钟鉴：我称儒学为社会德教，是道德教化。比如说“五常八德”，政治上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礼法合治”“民惟邦本”；经济上的“养民富民”“开源节流”“见利思义”；文艺上的“文以载道”“尽善尽美”；军事上的“仁者无敌”“义兵必胜”；教育上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思并重”；外交上的“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等等，在今天也都适用。所以，我将它称为“社会德教”。如果把它变成一个纯粹的宗教团体，就狭窄化了。　　记者：从1912年蔡元培提出废除读经等改革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再到十年“文革”，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几次被否定。直到现在，不少到过韩国、日本的人都说，他们比中国更尊敬孔子。为什么儒学会在中国命运多舛？　　牟钟鉴：这要追溯到100年前，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引起国民的文化自卑和偏激情绪，觉得儒家文化阻碍了中国现代化，兴起“反传统、反孔教”，致使儒学成为“游魂”，民族文化根基一度被铲除，民族精神命脉一度被割断，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成为精神上的“流浪汉”，加上受功利主义大潮冲击，本来很脆弱的传统道德更加衰微。　　王阳明说过，“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把自己家里无尽的宝藏给扔了，却效法那些讨饭的孩子，这不挺可怜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是名存实亡的。　　现代化过程和社会转型中，各种矛盾层出不穷，需要传统道德维系社会稳定，以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欧美现代化过程中，有改革后的基督教道德维持精神生活。韩国与我国台湾在经济起飞中，有改良的儒家传统道德在配合市场化过程，文化上都未出现断裂。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华侨中，“五常八德”依然是他们为人处世的价值观，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界域。　　记者：百年来儒学几次被否定，耽误了几代人的国学教育。比如我这一代人，在“文革”中长大，没有接受过良好、系统的国学教育，加上经历“批林批孔”，儒学知识浅薄，甚至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我们现在亡羊补牢，重振儒学，还来得及吗？　　牟钟鉴：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血脉不是仅仅靠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就能铲除的。即使在“文革”中，“孔家店”倒了，而老百姓的血液里还有。历史证明，孔子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他的思想已润于肌肤、浸入骨髓，成为一种民族性格，成为民族的文化基因。我们还有传统文化的根在，只是“丧魂落魄”，现在把“魂”找回来，与“根”对接起来。　　现在国学的教育和复兴，让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重新归附到民族之体上，特别是要回归到作为根基的广大民众的生活中，使“魂”与“根”对接。这是重建礼仪之邦、道德之国的基础性工程。孔子说“礼失求诸野”，我把它改为“礼失求诸邻”。　　但是，如果再不振兴，也有危险了。基因是会变异的，基因遗传是会断裂的。我们要有危机感、紧迫感，要有忧患意识。　　陈水扁在台湾搞“台独”，其手段就是在文化上“去中国化”。大陆有些人也在不断否定传统文化，教育上重洋轻中、重智轻德、重理轻文，培养出很多高智商、精专业的博士，却没有中国心、道德魂，这实际上是做着“去中国化”的蠢事，应该猛醒了。没有文化的自觉自爱，是不可能真正爱国家的。　　记者：党的十八大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思想是什么关系？　　牟钟鉴：有联系。我觉得相当一部分都与儒家思想有内在的联系。比如说，“文明”，《易传》里就有；“和谐”，《论语》里有“和为贵”“和而不同”；“敬业”，《礼记》里有“敬业乐群”；“友善”，《孟子》里有“与人为善”；“爱国”，《北史》里有“尽忠报国”；“诚信”就更不用说了，《论语》里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中庸》《孟子》里论“诚”的内容很多。可以说，儒家思想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流之一。　　记者：“民主”“平等”是舶来品吗？　　牟钟鉴：“民主”这个词是从西方来的，但儒家有民本思想，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强调“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突出民心向背的重要。尽管“民本”和“民主”有区别，但强调“民”的重要性，不能说它与民主没关系。　　儒家的忠恕之道，最能体现平等精神。“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比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更好。　　用儒家思想，办儒家事业　　“政府支持推广国学十分重要，但推广国学不能搞运动”　　王殿卿先生的寓所在北京望京西。与他见面，是在周六。八点半，小区旁的茶馆反锁着门，我们试探了一下，居然叩开。那天上午，重霾锁城，马路对面，就是外形奇特的望京SOHO写字楼，虽然百步咫尺，却凭空消失，不由让人怀念起“APEC蓝”。茶馆里梵乐低回，我俩两杯白开水，对聊俩小时。　　王先生身材魁梧，性格开朗，谈笑风生，表情丰富，很会调动气氛，虽然年近耄耋，依然激情澎湃，充满活力。　　记者：您长期从事学校德育研究，接触亚洲“四小龙”的德育情况比较早，儒学对“四小龙”有怎样的影响？　　王殿卿：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他们20世纪80年代开设儒家伦理课，中学三四年级需把儒家伦理读下来。　　台湾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一直到现在也没变。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台湾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四书”内容，列入高中课程。　　我曾经去过韩国3次，感受最深的，是原汁原味的儒学。儒学从中国传到韩国、日本。韩国古代的120所书院，到现在还保留着，只是不执行原来的功能了。我考察过韩国十几所书院，有的是旅游景点，有的是民间传播文化和道德的基地。　　韩国纸币上印有历史人物头像，其中一个叫李退溪（公元1502年―1571年），是古代朝鲜的儒学泰斗，被称作“韩国的孔子”；一个叫李栗谷，被称作“韩国的孟子”。我第一次去时，就到了李退溪办的陶山书院，在庆尚北道。当地有好多宋代的文物，明代的也比较多，包括明代皇帝对朝鲜王朝官员的任命书，盖着皇帝的玉玺。韩国官员接待我时自豪地说：“我们也是‘孔孟之乡’。”那次还碰上陶山书院的“忠孝礼教育馆”举办儒家伦理夏令营，这让我非常感慨，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学生夏令营是学儒家伦理的。　　记者：尼山圣源书院的教师都是义工，不但无利可图，还贴进去不少钱。社会上有些人不理解，甚至有些误解。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王殿卿：知识分子要有社会担当，这是一种境界。我们办书院为的是什么？为官？我们都当过了。为职称？我们都有了。为钱？国家给的退休金够花了。我们为的是，在有生之年，能够为今后的中国教育发展??路子，既是心愿，更是幸福。用牟钟鉴先生的话讲：用儒家思想，办儒家事业。这已经成为尼山圣源书院同仁的座右铭。　　工作是一种职业，职业是为了饭碗，但是变成事业的时候，就要有精神了。中国人是有信仰的，有信仰不等于宗教，儒家不是宗教，儒家是文化，是中国人的价值观。　　记者：这几年，很多地方都兴办起书院。您办了这么多年书院，如何看待以书院传承儒学这种模式？　　王殿卿：当今民办书院的基本任务，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培养有中国心、有中国精神的人才。不是现在学校里批量生产“标准件”，那容易制造出没有精神、没有思想、任人使用的工具。　　我们办书院，是想为中国教育改革探索出一条路子。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辉煌篇章，培育出一代代名家泰斗、志士贤达，创造出光耀世界的文明，积淀了丰富的教育智慧和优良传统，为办好当今中国教育留下取之不尽的智慧之源。清末民初，书院逐渐被现代学堂所取代，开启“克隆”外来教育的时期。当今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需要有属于中国自己的教育，在反思百年“拿来主义”得失的基础上，开发和承接中国古代书院的优良传统，建构以中华文化为主体、能够立德树人的中国教育，乃是当代中国“教育人”的历史责任。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现在喊得很响，还未有效落实！民办学校可以凭借体制灵活性进行探索，体制内做不到的，体制外能做到。借助儒家伦理，继承书院传统，探索立德树人教育新模式，真正把孩子当人去培养，而不是单纯培训考试机器，为民族复兴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记者：现在出现的国学热，政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出现一些不好的现象，有的地方搞形式主义，有的利用孔子赚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殿卿：政府支持推广国学十分重要，但推广国学不能搞运动。有的地方把推广儒学作为政绩工程，搞“大跃进”，结果适得其反，让老百姓产生逆反心理。　　有的地方以办书院为名敛财，把孔子当成“摇钱树”。有的暑期国学班，上几天就花上万元。前两天有人找我帮忙，要建一个占地3000亩的书院，我一听就不对味，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样会害了儒学。　　农村太需要文化，太需要精神　　“目前乡村中的许多问题，恰恰是因为人伦和文化的基础受损”　　与赵法生博士几次错过：我去尼山圣源书院采访时，他刚离开；他去书院讲课时，我又脱不开身。好在他频繁往返京鲁，干脆约定济南见面。连着几次他来济南，我俩都聊至深夜。因是同龄人，又都有浓烈的乡村情怀，我俩聊得酣畅淋漓，相见恨晚。　　赵法生的阅历很丰富：文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哲学博士，担任过青岛海底世界总经理，从商界跨越到学界，投身儒学研究。　　开办乡村儒学以来，赵法生一年中有半载在山东。2014年，他又在家乡青州开设3个乡村儒学教学点，还赴济南、烟台、滨州、潍坊、临沂等地讲课。　　有天深夜，手机铃响。他一看：“哟，儿子从德国打来的。”电话里，依稀听到对方说：“您老是在外面跑，要注意休息，别太累。”放下电话，他脸上放光：“儿子大了，知道疼人哩。”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深为他欣慰。　　记者：听说您和同道们在山东泗水开讲乡村儒学，初衷是做实验。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　　赵法生：中华文明被称为乡土文明，乡村曾是儒家文化的沃土，曾经有一套完整的教化体系：私塾、宗族、宗祠、家谱、家训、家礼、乡绅等，构成乡村道德和自治秩序的基础。教化一旦荡然无存，是非、对错、美丑颠倒，道德底线就会垮塌。过去，一户人家出了囚犯，全家人抬不起头；现在，有人刑满释放却像英雄凯旋。　　农村的孝道问题日益突出，我看到一份社会调查，部分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持续上升，有的老人说“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比亲儿子还亲，让人震惊和痛心！　　儒学的当代困境，是失去了传承体系而游魂化。我们在书院几位老先生的支持下进行这个实验，是要从儒学的发源地再出发，通过儒家的孝道和五伦教育，重建乡村的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为什么要选择孔子的诞生地？因为，如果连这里都不管用的话，那儒学确实是不再适合这个时代了。　　记者：有些地方的农村现在有一种现象：一方面礼义廉耻缺失、伦理道德荒芜，另一方面却热衷宗教，邪教的传播也不是没有，就连孔子故里也是这样。个中原因是什么？　　赵法生：据了解，从近代到1949年的100多年间，基督教在中国传了70万信徒，一些早期来华传教士，信徒寥寥，本人反倒钻研和翻译儒释道经典，成为很有造诣的汉学家。著名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甚至成了虔诚的孔教徒。　　但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中国基督徒激增。究其原因，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之后，儒家传统缺少传承，一些群众失去精神寄托，各种外来宗教乘虚而入。　　孔子故里也不例外，尼山周围一带的老百姓，至今仍然只知道有“孔老二”，不知道有孔子，而“孔老二”恰恰是对孔子的蔑称。　　记者：儒家诞生于2500多年前，为什么对于当今乡村的道德建设依然有效？　　赵法生：的确，并不是儒学的所有思想都适合于当代，它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可是，孔子曾说，孝悌仁爱、恭敬礼让、诚信待人这些道德，即使夷狄也不能缺少，也就是说，儒家的基本人伦道德并不会因为地域和时代变化而丧失价值。相反，技术越发达，经济越发展，社会对于基本人伦道德的需求就越强烈，就像高速铁路需要更坚实的路基一样。目前乡村中的许多问题，恰恰是因为人伦和文化的基础受损。　　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传统，数千年形成的家庭价值和五伦之道被简单否定，家人内部的和谐相处越来越困难。家庭是村庄组成的共同体，家庭伦理失范所带来的矛盾必然溢出家庭本身，影响村庄风气，而由于教化真空和伦理失范引发的问题，恰恰是法律所难以根治的。　　道德教化是儒家之长处，现在的乡村儒学发挥了这些长处，又将它们与现代村庄治理相结合，通过乡村儒学讲堂，构建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又超越传统家族制度，并面向全体村民的道德教化体系。事实证明，孝、悌、仁、爱、礼、义、廉、耻等儒家道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朋友有信等人伦之道，源于人心，发自人心，村民是认同的，也愿意躬行实践。只要教化对路，持之以恒，自能春风化雨，收到化民成俗的效果。　　记者：我看到一则报道，有些人到农村讲儒学时，还没讲完，就走了一半人，原因是听不懂。我采访时，发现很多人对《弟子规》津津乐道，但也有人不以为然。儒学精华很多，您在讲乡村儒学时，为什么首先选择《弟子规》？　　赵法生：农民文化程度较低，给他们讲儒学，不能照本宣科，要用浅显易懂的教材，要讲故事和体会，还要用老百姓熟悉的语言，力求生动活泼。《弟子规》是一本蒙学读物，源自《论语》“学而篇”，讲的是人生最基础的礼义规范，浅显易懂，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很适合给农民讲课。　　对怀疑《弟子规》作用的人，建议他走出办公室，到老百姓中间去，看看那些因这本小册子而化干戈为玉帛的家庭，问问那些因为这本小书而不再受儿媳虐待的老人。《弟子规》之所以有效，在于它重新唤醒了人性中的良知，这正是儒家教化之根本。当然，《弟子规》的思想毕竟源自几千年前，我们不能指望它包治百病。　　除了《弟子规》，我们今后还要向老百姓讲解《论语》《孟子》《增广贤文》等。　　记者：您是中国社科院的学者，老往乡下跑，会不会影响本职工作？别人能理解吗？　　赵法生：当然有影响，我手头的两本学术著作出版时间不得不推迟。另外，有人怀疑我们的动机，有人认为乡村儒学不是真学问，也有人对儒学心存偏见，全部视为封建糟粕，说我们是在误人子弟。　　其实，我们做这一场实验，是身为农家子弟对农家的牵挂。乡村从中国文化的蓄水池向文化沙漠转变，没有文化的人都在逃离乡村，何况文化人呢？农村太需要文化，太需要精神，太需要安身立命的支撑了。村民那渴望和理解的眼神，是对我们最大的奖赏。我们渴望更多的学界同道加入到儒学下乡的行列中来，共同唤醒民族文化基因。本报记者 徐锦庚}

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贯穿始终，但凡治世，几乎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其中的缘故也有好多种说法，有的认为儒家思想适合统治阶级统治臣民，有的认为儒家思想更加适合中国国情，更多的人认为儒家思想讲究“礼”这种秩序，让社会更加规范，便于治理。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但为什么有道理，人们就说不清了，今天我试图解释解释这个道理，不足之处，也请海涵。儒家思想的实质是秩序多数人认为儒家思想起源于孔子，认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这是有误的，孔子自己都认为，自己的思想承自周公，特别是“周礼”，实际上，儒家尊崇的宗法制，基本上都来自周礼，而孔子的思想核心也是“礼”，就是秩序，说到底，儒家思想说的就是秩序，如何让社会具有秩序的问题，所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社会关系，都是一种秩序。周公建立的宗法制，就是儒家强调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稳定的基本法则，这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本法则。礼乐崩坏的时候，社会秩序就会大乱，社会思想就会混乱，儒家势力也会遭受重创；当社会稳定之后，儒家思想就会立刻成为统治思想，成为维护统治的工具，社会秩序也就井然。同样是秩序，儒法的不同说到秩序，法家就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实际上法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具体化，手段化，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我们一直说儒法并用，其实就是说该法法，该儒则儒，结合起来作为统治术，没有什么不同。刚才我说，儒家思想的实质是秩序，而法家思想就是如何实现秩序的手段，其实就是道和术的区别，儒家在探索秩序的实施手段上为了区别于法家，多强调教化的作用，而法家则是通过暴力手段来规范人的行为，其实质还是让社会具有秩序，儒法并用就在这里体现的最为凌厉。过于强调法，则缺乏温情，容易导致社会信任感缺失，人人自危，社会秩序没有弹性，导致崩溃；如果过于强调儒，则失之于宽，容易导致目无法纪，践踏秩序，引起秩序混乱，社会不靖。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实行的是儒法并用，或者说是外儒内法，在教化包裹下的暴力秩序，二者的实质和目的其实是一回事。儒道的一体两面从术的范畴看有儒法的不同，从道的范畴来看，具有和儒家思想相媲美的也就是道家思想了。实际上儒道两家其实是一体两面，儒家强调入世，道家强调出世，儒家强调达则兼济天下，道家强调穷则独善其身。用太极图表示，儒家属于阳极，道家属于阴极，此二者是可以彼此转化的，所以，我们就有了乱世道家入世平乱，儒家乱世入道修行的现象。虽然是个人的选择，但主体思想其实是一致的，道家讲究社会秩序良好时，入山修道，社会秩序混乱时，出山修身。儒家强调入世修身，但在不可为时，独善其身，而有的二把刀们，多入不了道门，只能躲在青灯古刹里逃避该有的责任。儒佛的纠结刚开始，儒家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这就使得儒家思想只能在统治阶级群体内流行，对于被统治阶级的老百姓来说，生老病死之外的事，统治者是不管的，这就让佛教思想在老百姓中间流行开来，而且统治者为了便于统治也是大力鼓励，给予了诸多的特权，发展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局面。最后形成了上层统治者统治思想为儒家思想，下层民众信佛的局面。但后来，信佛教众的增多，严重威胁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地位，特别是大量的人口、土地和税源被寺庙掌握，给统治者对全国的掌控力带来严重威胁，引起了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的事件。然而这种从暴力上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具有长久性，即使通过度牒等措施来限制僧众的发展，但老百姓的信仰不解决，问题总会存在。为了和佛教争夺市场，拯救儒家在民众中越来越式微的现实，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北宋二程开始，到南宋朱熹手上完成， 儒家思想放弃了礼不下庶人的教条，简化了周礼，大力弘扬儒家思想，向老百姓普及，特别是统治者放开祠堂，家庙等原先只有上层阶级才能修建的祭祀场所，让家族自行修建，将宗法制简化后向普通民众进行推广，比方说，原先婚丧嫁娶仪式异常复杂，在面向普通大众时，执行简易规则，婚礼程序和服丧限制大幅度减少，最终进入寻常百姓之家。同时，利用科举制度，形成一种读书导向，教化制度涵盖至族内蒙学，成功地将普通老百姓从佛教手里拯救了出来，最终使得儒家思想成了中国上下民众的主要思想。这也是中国没有被宗教化的原因，朱熹“理学”之功大也！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统治思想，其实是必然，因为无论是道家还是法家，甚至是墨家，都和儒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其他各家思想实质上都源自儒家，从道的层面来看，只有儒道两家，其他各家其实都是术的层面而已，但核心解决的还是儒家所强调的秩序问题，无非是解决的方式和方法的不同，并没有目的和本质的不同。而中国宗教化的失败，其实就是儒家思想大众化，普及化的结果，再加上儒家思想在本质上可以囊括百家，让中国人的认知上越过了宗教化的过程，形成了世界上独有的非宗教化文明。宗教化，其实是认识窄化和深化的过程，就是在术的层面上更加具体和深入，而在道的层面认识窄化，形成探讨的禁区。这种情况，儒家理学上其实也存在，但理学本身还是世俗化的，缺乏神明的加持，也就难以形成宗教，但在理学认识窄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宗教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窄化过程终止，引起了宗教改革和思想的解放，对道的探讨反而更加深入，并一举超过了开始窄化的理学，进而导致中国近代的落后。但中国儒家思想其实有过一次涅槃的机会的，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心学的诞生，其实是可以让中国开始窄化的儒学，再次深化的，但政治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没有抓住这次机会，结果导致中国在思想领域完全落后，只能开始学习国外新知。但中国儒学也就是理学认识窄化的过程也就完全打断了，这个过程打断之后，经过百年的迷茫和选择，中国思想之自由，可谓旷古绝今。虽用马氏之学化解了政治危机，但思想的混乱和纠结一直难以平息，而整合古今中外精华成独立之思想，看起来还尚待时日。目前中外之竞争，其实还是思想之竞争，虽然中国摆脱了窄化过程，但深化尚需时日，撑起中华思想之幼苗也已经破土，需要的也只有时间和养分的浇灌了。}

请精简有力地描述，转载COPY的就不要了。在我看来，如果说是否适合现代社会的话，肯定7成不适合，但至少是有7成是合理的，比如礼节守法等，为何有人说误国？...
请精简有力地描述，转载COPY的就不要了。在我看来，如果说是否适合现代社会的话，肯定7成不适合，但至少是有7成是合理的，比如礼节守法等，为何有人说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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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没有错。现在很多人，尤其是新儒学者，想法设法把朱程理学排除于儒学之外，从而使“儒学”不再承担中国落后的重任。显然是错误的，儒学是一直发展的，我认为朱程理学就是儒学的发展，其更适应宋之后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力，而奴隶制时期产生的孔子的核心思想显然更不适应。但是为什么现在的人，一定要提高的孔子的思想呢？仿佛是红宝书的东西呢。原因是一己私利，或者是被国学概念遮蔽了眼睛。一句老祖宗的东西一定要保存，就将先进的西方思想（当然西方思想也有落后的地方）排除在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包容，即所谓拿来主义。但是儒学的特点之一是排外，这个是形成我国自我封闭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特点是守旧，典型例子是“人心不古”，这个是中国人自我保守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特点是不重生产力，典型例子是“奇技淫巧”，这个是中国人封建后期科技积累虽然已经足够，但是一直无法完成质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特点是自我麻痹自我清高，典型例子是对隐士的尊奉，一个有才但不愿做贡献的人，和无用的人有什么区别，还不如一般人对社会的用处大。儒家的一个特点是不重斗争，典型例子是内圣外王，真不知道孔子对于侵入中国的匈奴是怎么看待的，难道文景不是孔子也可以认为是好的君主吗，怎么文景要在匈奴面前做孙子，而不是匈奴主动归附。儒家一个特点是不重实际，一个典型例子，有句话说的好啊，孔子周游列国时，不外乎丧家犬，没人听得进去，但是孔子依然不放弃自己坐车的权利。你说，这样一种毛病如此多的儒学，当然是要发展的，但是这些漏洞却从未消失，最终一定会导致这种思想主导的文明的崩溃。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
收起展开全部儒家思想从孔子开始演化至今经历的是一个从平民学术到贵族帝王学术的漫长过程。首先，以孔子极其弟子为核心的儒家学术一开始走的是平民路线。相关的内容和思想在《论语》中均可体现。而孟子荀子等的开枝散叶已经开始使儒家学术分流。儒术最终服务于政治是在西汉董仲舒的改革之后，帝王利用儒术巩固自己的统治和根基，而儒术便开始向上层发展。简而言之，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在董仲舒那里。同时，十三经的注疏以及后人的牵强附会已经很难再现儒家经典的原貌。至于误国误民，我觉得不至于，更不是落后根源。至少儒术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先从修身开始的……所以很多儒家经典——十三经之类，都是先教你做人。摈弃宏观，从微小方面来说，教你做人的东西不会坏到哪里去。关于这个的争执还是挺多的，以上只是个人观点。同时，中国后期的各个领域的伟人们，无论文理，无论学术还是政治，连要求全白化的鲁迅都是旧式教育——也就是背背十三经接受儒家教育，然后与西式教育融合培养出来的人。这个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后延绵不断，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儒家原先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百家地位平等，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使儒家受到重创。而后 汉武帝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思想实施钳制，使儒家重新兴起。“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需要区分开来。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展开全部服从，顺从，听从——塑造思想奴隶是根本目的
展开全部简单一句话，儒家不干实事，就像如果你的领导是技术主管，结果屁技术不懂，一直对你指手画脚，整天给你讲大道理，具体做事完全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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