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什么叫货币化化意义?

如果中国个人收入实际数额比官方统计高75%,我们对中国经济几个基本比例关系的认识就要改变,决策基础也随之改变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先生最近做了关于个人收入核算问题的研究,他的这项研究在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他所计算出的中国个人收入比官方统计竟然高出了10万亿元,几乎是官方个人收入统计数字的一倍,这似乎意味着统计失真、税收监管失效与一些社会问题都已经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我认识王小鲁很早,早就知道他是一个极为认真治学的人,所以尽管他的研究成果还没有被官方接受,我仍然认为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使我们可以拨开迷雾,走出许多认识与政策制定中的误区。也许因为他所在的单位是中国改革基金会,所以他的研究成果更偏向于体制方面,而我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人,则更多注重他的结论在中国经济基本数据与宏观运行方面的影响意义。第一,如果王小鲁的研究成果被证实,则中国经济的GDP总量可能比目前的统计数字要大得多。因为社会总产值等于物耗 个人收入 盈利,目前我们所说的GDP就是在物耗中减去能源与原材料消耗后所余的部分,所以如果个人收入被放大,GDP总量也就会被同步放大。按照王小鲁的计算,2008年中国个人收入的总额是23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高出了75%,如果把这个误差程度引申到其他数据上去,则中国当年的GDP总值有可能是54万亿元而不是31万亿元。如果总量数字改变,则按当年汇率计算中国的GDP就已经超过了8万亿美元,早就超过了日本而直追欧元区,当年人均收入则为6200美元,已进入上中等国家行列。第二,宏观总量的改变将引起一系列比例关系的变化,从而改变我们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和出发点。因为许多比例关系都是以GDP作分母的,如果分母变大,分数值就会变小,宏观调控政策则往往要根据这些重要比例关系的变化而改变。例如,中国的货币化率(M2/GDP)过高一直是个谜团,2008年末已达180%,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70%-100%这个范围。今年以来通胀抬头,更是有许多学者和官员把通胀与货币化率过高的现象联系起来,认为货币化率过高导致了流动性过大,由此造成了资产与实物价格高企,相应地认为只有紧缩货币才能压抑当前的通胀。但是如果中国经济的实际总量比统计高出75%,2008年中国的货币化率就是88%而不是180%,这仍然处在一个正常范围,就将使我们对当前中国通胀的发生机制与治理措施都要有一个新的认识。为什么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后,都不能解释中国货币化率过高这个极为特殊的现象?如果不是货币的问题而是GDP统计不准,这个研究谜题就很容易解开,这也佐证了王小鲁研究结论的真实性。第三,消费率的下降可能比统计显示的情况更为严重。比较个人收入统计来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统计失真情况应该会小得多,因为个人收入比较好隐瞒,商店和餐馆的营收就不那么好隐瞒。所以如果经济总量被放大,消费率就会相应下降,从2009年的49%下降到28%。一般国家都是消费占70%,储蓄与投资占30%,但是中国却成了“倒三七”,说明中国以增加消费为主要方向的扩大内需工作,已经到了极度迫切的时候。另一方面,消费率的下降就是投资率的上升,但是投资统计相对也比较真实,所以如果GDP总值被放大,投资率反而应该是下降的。如果是这样,只能说明,按生产法统计的经济总量大而按支出法统计的经济总量小,这又从一个侧面更加说明了中国生产过剩矛盾的严重性。此外,按生产法统计的经济总产出扣除了消费和出口后就是储蓄,如果储蓄大于投资除了会在现象上表现为生产过剩,在银行体系内也会有反映,即表现为不断扩大的存差(商业银行的存款数大于贷款数)。自2003年以来,中国年均在银行体系内生成的存差高达2.5万亿元,到去年底6年就累积了逾14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又新增了超过4万亿元,说明储蓄大于投资、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更加严重了。第四,由于在当代中国,财富主要在城市创造,隐性收入也主要发生在城市经济中,所以个人收入统计失真的情况在城市就应该比农村严重得多。如果我们假定农村个人收入统计比较真实而在城市严重失真,则目前统计所展示的城乡收入差距就比实际情况要小得多。197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8倍,目前上升到3.33倍,看起来30年中似乎变化还不是特别猛烈,但是如果城市个人收入统计失真度高达75%,则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就接近6倍了。这就说明了通过推动城市化进程来改善分配结构从而释放内需的要求更加迫切。最后,与总量相关的重要比例关系还有许多,在经济总量变大后,这些比例关系也会发生很大变化,从而改变我们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比如贸易依赖率,日本号称贸易立国,但是在出口依赖率高峰时也只有16%,而中国近年来已达30%一线,这样高的比例以往只有小国才有,大国里面一个也没有。由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外向型发展已达到尽头,出口对GDP的比率继续上升既不可能,也不安全。可是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被放大75%,出口依赖率也就相应下降到20%以内,也不是特别高了。还有就是单位总产出的能耗,目前中国比发达国家要高出6~10倍,比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能耗也高。但是如果经济总量被放大,以目前能源消耗规模所支持的产出就要大得多,单位能耗也会下降。当然中国由于消耗能源所排放污染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但更有可能是与特殊的地理环境相关,因为中国的平原面积只有12%,而且90%集中在东部沿海,而只有在平原地带才能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布局,而不像美、欧那样平原辽阔,工业化的污染也容易相对分散。我以前也有疑问,为什么在自2003年启动的上一轮经济增长中,中国生产设备的技术更新与升级十分明显,单位GDP能耗却还是难以下降呢?到目前为止,发电机组60%都是近6年来新上的大、中型超临界机组,且都在30万千瓦以上,5万千瓦以下的小火电在国家强制下几乎都被淘汰。水泥、玻璃、钢铁、有色等高耗能领域中的技术进步速度也十分明显,但是为什么单位总产出能耗却还是难以下降呢?如果经济总产出被放大了75%,单位总产出的能耗当然就是显著下降了。综合来看,王小鲁教授的研究成果是一项意义极为重大的成果,我寄希望于他能把对个人收入的研究,延伸到整个国民收入核算领域,希望他的这项研究能够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也引起学术界和全社会的重视,从而使中国的宏观调控具有更真实、更扎实有效的基础。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感谢邀请,一句话解释:这个想法的鸽派程度,连放了两年鸽子鲍威尔和中国人民银行都有点怕这是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和财政部当前进行的激烈辩论,首先我们从学术的角度讨论一下这样做的坏处,其次我们看看双方战况如何,最后我的观点非常简单,如果说赤字货币化之后,拿来直升机撒钱,鸽派政策的好处全民承担然后全民一起面对潜在的后果,我觉得还情有可原,或许是一种社会学的尝试。但如果赤字货币化之后要通过“基建”“地产产业链”传导到居民手里面,那我只能说这种想法连央行都怕。央行马骏先生的看法非常简单,五点反对意见,其实这五点就说明了这样做的潜在后果。政府一旦丧失“纪律”,从中长期来看,可能导致如下恶果:一、如果央行被迫为赤字提供大规模融资,会导致货币长期超发,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二、在某些国家的新常态下,货币超发即便不导致严重的消费物价上涨,也会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的泡沫,而房地产泡沫会严重挤出实体经济,并引发金融风险; 三、如果赤字货币化引起货币超发,且超发程度比他国更甚,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其发生货币危机的根源之一。 四、“赤字货币化”机制一旦建立,会反过来鼓励财政过度负债,就可能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信心危机,国家主权债的信用评级可能因此下降,融资成本上升。 五、“赤字货币化”意味着政府部门、且只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不需要偿还。这种机制下的财政过度负债会使得政府占用大量资源,挤出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导致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增长潜力下降。第一点第二点不言而喻,但实际上这点在很多人眼里只要没有资本外流就没问题,感觉无所谓。实际上这是不合理的,经济的目的是做好一桌菜,肉烂在锅里就没有菜了。我举个例子,张三开了一家火锅店,然后疫情来了之后关门了,那难道只要张三不出国,我们就没有损失么?当然不是,经济活动是经济要素的组合,不是要素的堆积,有了要素没有组合一样没用。分别给你辣椒,火锅,里脊肉,猪血还有煤炉你得组合在一起才叫做火锅店,组合得好才有人吃。第三点第四点其实我之前分享过一篇论文,叫做Fiscal Stimulus under sovereign risk意思非常简单,搞财政刺激没问题,可以降低失业率也没问题,但国别风险评级降低之后,将来要花更多时间恢复财政纪律。而且代价是将来融资更难,债务偿还压力加大,其实就是马骏先生的意思,财政刺激,伤害的是汇率问题可能带来主权信用风险和货币危机划线句子的意思是“对于那些高债务的国家来说,即使财政刺激的效果很好,也应该实行艰苦朴素的紧缩政策”这文章写于2019年疫情之前不至于针对中美。但完美描述了中美现在的情况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如果实在要搞财政刺激,那么也应该削减当期经费+告诉市场将来会实行紧缩政策。赤字货币化看起来像是会这样做么?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但好在美国财政部比较实诚,我们看看美国财政部怎么想的Source : US Treasury这是五月份美国财政部的融资来源和投资去向。这个东西有两个亮点第一个是我箭头所指,3万亿的发债计划,秒杀了上面所有。这里就是一个灰犀牛,如果鲍威尔硬气一点过几天美债又可能复制3月9号-3月18号的波动。3月9日-3月18日,联储出手压制了国债收益率的波动,但奇妙的是之后国债收益率竟然一直处在低位,按照中国的经验,复工是会带来收益率上行的第二个更精髓,顺着那一行往右看,倒数第二列是“End of quarter cash balance”,季度末现金余额。你会发现美国财政部发债好像把自己也考虑了进去,疫情结束之后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季度末自己的现金盈余有8000亿美元...比上一个季度还增长了2850亿。我不是财政的专家,但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在疫情中搞MMT,美国财政部都不忘记把自己考虑进去,我如何相信财政部疫情后会守纪律??这里反而是鲍威尔表现得比较硬气,最近把美债的购买目标下降到了每天60亿,一周300亿,一年就算1.5万亿,他也买不完财政部那个3万亿的发债计划(这里还不包括之后或有的新计划)于是鲍威尔说source: fed新增的财政计划可能代价高昂,说明联储有可能不会全部买下来。连他在这个问题上都变鹰派了中国央行何尝不是从2018年开始搞货币宽松,搞了两年之后按道理来说也没有心理负担了。他们现在也反对。当然我们可以说央行这是怕将来成为财政的附庸...但稍微想一下,如果一个市场里面只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不用偿还,那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当前双方论战,财政历史上比央行更强势,所以我估计央行最后会让步,其实马骏先生在文中也给出了让步的退路,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让步了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虽然疫情对经济和财政收支造成了短期的冲击,但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复苏势头已经相当明显,财政收支情况也会逐步好转。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以增加长期经济金融风险为代价,打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政府债券”的法律底线和对财政行为约束的最后一道防线。降准或者直接支持银行买国债都可以,但不愿意打破“最后一道防线”。即便这条防线是象征性的,它存在也比不存在好。我知道疫情后大家都受到了冲击,但我想说,央行其实一般是支持放水的,因为这样虽然不一定解决问题但最简单也最方便。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央行都不敢放水了,这里肯定需要多想一下。简单的说就是不适合。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一。因为货币政策是央行来执掌的,而央行是一国的「最后贷款人」,也是国家货币信用的保障,所以相当于直接的用国家信用给政府的财政行为背书——平常政府要花钱,要么发行国债,要么从税收里面出。而发行国债,就会造成财政的赤字。即便是国债很多时候是可以由央行来购买的,但是这毕竟是真的「债券」,央行有时候也会在市场上公开交易这些债务。并且政府对于不断上调的赤字,要么需要拿出经济表现来向投资人证明自己前景好,未来还得起,要么就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削减赤字。总之,尽管现代政府不像古代那样追求财政盈余,而是会容许一定的赤字,但是赤字就是「赤字」,是负债。而我们平常说的定量宽松(QE)放水,是央行调节市场上流动性的货币政策。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和突然事件的产生,市面上的货币总量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这张图就是美国从2005年到2017年的流动性的变化,可以看到在08年次贷危机之后,有一个非常「紧」的时期,过了两年之后,流动性开始复苏(同期的经济也开始复苏)。所以央行要做的,就是调节市场上的流动性水平,太高的时候降降火,太低的时候加点水——加水的过程就是QE了。这些操作被称为货币政策的操作,是往市场上释放或者回收流动性的过程,虽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存在缩表和扩表的操作,但是这不被视为政府负债。赤字货币化之后,央行和财政部事实上合并,财政部直接通过释放流动性的方式来当作财政政策。它的理由是这样的:财政赤字,并不是财政真的钱没了。因为政府本身不是一个实体,政府只是一个收钱+花钱的中转站。政府亏空了,就意味着某些私人企业或者个人赚钱了,所以政府的债券有什么意义呢?政府的债务难道不是转化成了社会的财富了么?为什么非要给政府记一笔债,自缚手脚呢?赤字货币化,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现代版的『楚人失之,楚人得之』的故事。有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接下来还可以论证,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开销的越多,负债越多,反过来在私人领域的盈余就越大。那么放开债务对政府的约束,就能够让政府更好的为人民服务。问题在于,央行和财政部,尽管宏观上大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两者的具体利益并不一致。央行执掌的是经济的水龙头,看重的是长期的货币系统的稳定和保持失业率在一个恰当的低水平;而政府的财政政策更加的短期,更容易被具体的事件,和政府自身的利益所左右,这就决定了政府更喜欢使用扩张的财政手段来解决一些本来不必要,或者最好不要用财政手段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债是对政府融资能力的一个制约,是国内和国际投资人对政府信用的一个「锚」。国债如果高于政府的偿还能力——当然这个偿还能力也是主观的,那么就会引起政府的融资困难,和主权债务危机。而政府因为这个制约,会更加审慎的考虑自己的钱到底怎么花——即便是赤字,也要有章可循。即便政府可以用国债的形式从央行要货币,但是帐记在那儿,这点象征性的作用依然是有意义的。放开这个镣铐,把央行捆绑上财政的战车,形成超级财政部之后,政府的政策空间当然是更大了——但是事实上这个锚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它被盖起来了。这个时候大量增加货币的副作用会变得更加难以琢磨,而投资人们还是会默默去估算扩张的财政政策给经济带来的后果,默默地估算政府的信用和未来对货币的增发幅度。而这个时候,一旦遇到危机,就再也没有「最后的贷款人」来平抑市场的恐慌了。中国自古以来有两句看似矛盾的话:「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和「事急从权」。其实这两者并没有那么的对立。央行和财政部分掌货币和财政,央行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更照顾长期经济发展,这是长期的基本架构,如果因为「当前经济困难」,而把架构彻底更改了,那么到恢复到常态之后,超级财政部是不会再次分开的,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后果,上面都已经写了;而「事急从权」是指央行可以在特殊情况应政府的要求做出一些妥协和改变,比如大量购入政府国债,比如定量宽松。为了一时之利,把经济的定海神针给抽出来用了,这远远超过了「事急从权」的范畴了。财政赤字货币化,来自于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这个理论可以看做post-Keynesian (后凯恩斯)学派的一个小流派。处在经济学的边缘的边缘。支持MMT的所谓经济学家,包括创始人大都名不见经传,甚至于都没有在名校任教过的经历。理论本身并无出奇之处,基本上的概念在凯恩斯理论里面也已经包括了。但是它过于简单的把凯恩斯理论的一个方面——政府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推到了极处。现代货币理论的局限性,宏观经济学巨擘保罗.克鲁格曼的说法已经足够了:现代货币理论在「支持政府赤字」的道路走的太远了,它忽视了用赤字推动经济增长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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