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元攻略网
王者荣耀攻略
正文 王者荣耀芈月名字大全，整理适合芈月的王者昵称、芈月带符号的名字、专门玩芈月的名字，如天主的女孩、铺开你的手、偷你攻击咋滴、血影展风姿、芈月裙下臣、心动芈月与他等，旨在帮助用取名纠结症的你能够与一个专属的芈月游戏id。至于芈月的CP名字，可以说有段乱了，只因为官方没有给芈月指定伴侣，也没有出相关的情侣皮肤，只是有些玩家猜测芈月的情侣是狄仁杰，两人曾经应该有一腿，毕竟皮肤都有打牌的，所以即便不是情侣，曾经应该也是很好的牌友，但更多玩家还是喜欢芈月华丽而又霸气的取名。紫夜天狼、遍地狼烟、眼神秒杀一切、一世霸气、凮殘あ淩度、萌面大叔、乱我红尘路、流光追不及、皓月冷千山、独爱流浪、月下清风错、随风飘远、触碰岁月、漫步あ雨中、遍体鳞伤、仍是女王、世当戮灭、脚踏日月、狂刄星空、颠峰战犯、终极战犯半岛荼靡、上帝的女孩、纪年轩辕刺、放开你的手、心瘾、华丽的沉默、霸者寂寞、叛逆战魂、夏殇、高冷萌杀手、我本凡尘、反派戰女、冥王啻非天、雾雨靡、神龙天忠、傲娇到底、弑魂丶绝殇、埋葬回忆、半岛荼靡、天主的女孩、编年轩辕刺、铺开你的手一身淡妆、空恨岁晚、衔爱结梦、多情无人、转身留念、咽下梦、土豪妹、燃尽了时间、陈年旧楼、怕怠慢我、笑语言旧、眉心皱、总是任性、天生孤独、拈颗樱桃、几许空、做你眼、幽凉深海、耳畔边的风、情栀情洺、猫与阳光、苍白笑颜、一盅温柔于心爱人、被他抛弃、银筝停、枉费心机、昨日少年歌、浪友于狗、离人独孤、梅酒且满盅、风吹长发、顾己顾及、曾行处、三两热感、仍难舍拥抱、说北半球、他的温柔、镜中眉、拂晓色、落寞于败落、宁毁青衫、雨中寻觅、冷风在吹、借半日闲、仰望情绪半坛酒、灵魂相認、来世的路、抱紧一些、不停抱歉、伴我孤独、爱不似水风、云涯远望、写满告别、心酸过后、盐娃娃、因昨日、你何时归、烟圈易散、楞港荒人、不期待你、笑孤独、遣你怀忧、白色记忆、和雨共生、老巷旧歌、带你流浪、共你的故事、吹散晚风芈月是王者荣耀中第一位能够通过强大的吸血能力欺骗对手技能，不断穿梭于敌阵却又能够通过高超的操作，确自身保存活的吸血法师，而想要玩好芈月，最主要的还是得玩好芈月的被动，也就是召唤更多的乌鸦，但这对新手玩家来说有点难，建议这类玩家看看芈月2023最新出装教学、铭文搭配、连招口诀、攻速阈值、皮肤购买等攻略：总的来说芈月是一位线霸，所有技能都会消耗自身的生命值，所以没有命中把握时请尽量不要胡乱使用技能，另外由于吸血效果的存在，一定在能命中更多单位时尽量命中更多的单位，所以在使用芈月时，最需要关心的就是当前血量，芈月的安全血线在30%左右，低于30%生命时一定要尽快利用技能将生命值吸取上来。 上一篇我叫mt手游折扣平台有哪些下一篇 芈月怎么连招秒人攻略评测问答活动}

《知晓我姓名》的断章取义
我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心理治疗师，他以前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倾听人们的心声。他引导人们穿过那些我们永远不会听到的故事，以此挣钱养家，为我们提供食宿。我妈妈是一位作家，她写了四本中文书，这意味着她的书我还不会读。尽管他们是开明的父母，但我对他们的大部分生活一无所知。
经过二十年的私人执业，我爸爸说他听过你能想象到的每一种生活。我母亲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长大的，她目睹过你想象不出的世间百态。他们俩都明白，生活巨大而混乱，没有什么是黑白分明的，没有什么会按照线性轨迹发展，当一天结束的时候，早上能醒来就已经称得上是个奇迹。他们在肯塔基州唯一的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了婚礼，结成了引人注目又看似不可能在一起的一对。
我家的家具都不相配。我们的毛巾既不舒服也不洁白，而是印着史酷比狗狗图案，用得旧旧的。有客人来吃晚饭的时候，蒂法妮和我会把所有的书、漏气了的篮球和乳液样品藏起来，直到一切都一尘不染。我们的目标是像朋友家的房子那样光亮。但聚会之后，就好像房子也可以解开它裤子的纽扣、放开肚子，我们所有的东西又会涌出来。
我的家是一个万物生长、旁逸斜出都被宽恕的地方，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来，都会受到欢迎。我的家人是在同一个小宇宙中运行的四颗行星。如果我们有一个口号，那就是“你可以自由地做你自己的事”。家是异于传统的，家是温暖的，家是亲密的同时又保持各自独立，家是黑暗无法进入的地方。我下定决心不让黑暗进来。P31．①．一个包容度很高的家。那时候，我不知道钱能打开牢门。我不知道当暴力发生时，如果一个女人喝醉了，她不会被认真对待。我不知道当暴力发生时，如果他喝醉了，人们会同情他。我不知道我的失忆会成为他的机会。我不知道受害者就是不被相信的同义词。
坐在车道上，我不知道这个小小的“是”会把我的身体再次打开，会磨得我的伤口刺痛，会向公众撬开我的双腿。我不知道预审听证会是什么，不知道审判到底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有人会阻止妹妹和我相互交谈，因为那样的话辩方会指控我们合谋。那天早上我说的“是”这个字开启了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里，我将度过23岁、24岁、25岁和26岁，直到这个案件结案。P32．①．压抑。我们曾经养过一只叫梦梦的白猫。我们爱了它整整12年。圣诞节前两个星期，梦梦不见了。蒂法妮和我冒险出去找，呼唤着它的名字，打着手电筒在田野间搜寻。过了圣诞节，父母告诉我们，梦梦几周前在路边被一辆车撞了。他们把它的骨灰装在一个盒子里交给我们，还有一张火葬场的证明，印着一道彩虹，下面写着“梦梦·米勒”。他们等了段时间才告诉我们，因为不想破坏圣诞节的气氛。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让我们到田野里去四处找，而那时死猫就放在壁橱的一个箱子里。现在，我又有了一只死猫。我可以把它藏在壁橱里，保持一种“我没事”的错觉。或者我可以说，我可能被qj了，就在我家附近。然后给他们看一个装满骨灰的盒子。我决定不着急，我不想毁了圣诞节。
我从来没有依赖过别人。在成长过程中，每当妈妈想抱我的时候，我就会拍着腿用中文说：“我自己走！”而妹妹则会赖着站在地上，举起双臂，直到有人把她抱起来。我更大一些时，看到过妈妈因为我们的一只新出生的小狗窒息而哭泣，看到过爸爸因为肺栓塞住院时穿着一件绿松石色的裙子。我开始明白，他们不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发生什么事，我需要能够照顾我们姐妹两个。P41．①．把一切塞到内心深处，自己扛，这不好。但，很普遍。空荡荡的十天过去了。我被一条短信吵醒。妹妹给我发了一张《斯坦福日报》“警察日志”版块的截屏。其中一条要闻是这样的：“据报道，一名受害者用U形锁锁住的自行车在周五下午3点到周日上午10点之间的某个时间在罗夫莱宿舍楼门前被盗。”另一条是：“周日，1月18日，凌晨1点，一名男子在洛米塔路附近因qj未遂被逮捕并送往圣何塞监狱。”第一次确认这是真的。在这个句子里，我甚至不存在。我理解了“未遂”这个词。那个潜伏的男人一定没有成功。他一定是看见我晕过去了，怀疑地看着我，然后有几个人把他打跑了。一部分的我心存感激，但一部分的我很难过。就这些吗？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短句，隐藏在一些小偷小摸的报道中。如果确切的侵犯案件就是这样报道的，我曾错过了多少？那天早上，我相信这就是我的案子所能得到的全部新闻报道，能写进幸运饼干纸那么点儿大地方的一句话而已。
后来，我坐在办公桌前，喝着一杯咖啡，浏览着午餐的三明治菜单。我点击回到主页上的新闻版块，看到“斯坦福运动员”，看到“qj”，看到“昏迷的女人”。我又点了一下，满屏是两只蓝眼睛和一排整齐的牙齿，雀斑，红领带，黑西装。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布罗克·特纳。我读到他被指控犯有五项重罪：qj醉酒者，qj无意识者，用外物性侵醉酒女性，用外物性侵无意识女性，伴随qj意图的攻击。太多的单词，混杂在一起。再读一遍，慢一点。我在谷歌输入：“什么是外物。”恐慌来得平静而缓慢。它被定义为“一个物体进入它不应该在的地方，如一个活体或机器”。例如：“眼睛里的一粒灰尘，碎片，木片，鱼钩，玻璃。”什么东西进入了我的身体。
这篇文章提到受害者遭受了手指插入（digitally penetrated）。我想到了数码相机。我也用谷歌查了。Digital，拉丁语词根digitalis，digitus 有“手指，脚趾”之意。他一定是对她用了手指，对我。谷歌终于让我坐下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我懒懒地坐在转椅上，听着键盘敲击的声音，有人在给自己倒水。我盯着这个人，他也对我回以笑容。我被告知，有人发现我晕倒了，身旁还有一个男人。从来没有人说：“那人被发现时正在侵犯你。”
我的电话响了。我关掉标签页，走进儿童测试室，那里有玻璃墙，角落里放着黄色的懒人沙发，驼背鲸图案壁纸，桌上放着一罐蜡笔。一位女士向我打招呼，介绍自己是副地方检察官，“我叫阿拉蕾。”她说，“发音是Ah-lah-lei。”我说了一遍，又重复了一遍。三个音节，像花瓣飘落，左右左。Ah-lah-lei。我拿起一支绿色蜡笔，一张小纸片。
她好像说，你还好吧我希望我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见面在DNA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无法确认这是qj它们已经被送往实验室但qj证物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处理由于媒体的压力你的案子可能会加快进度但现在我们将假定阴茎插入并推进五项重罪现在起诉要比以后再起诉容易得多但如果找不到精液两项qj指控就会撤销我们就只剩下三项关于侵犯和qj未遂的重罪只是要知道他的团队可能伪装成支持者来试图联系你和你的家人所以告诉家里人不要和Ah-lah-lei未许可的人说话如果媒体试图联系你别回应他们是不允许联系你的将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如果他们问起受害者我会告诉他们管好自己的事我们会给你指派一名律师他可以回答任何法律问题听起来不错吧很高兴认识你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保重。
我走出去拿了支笔，中途停下，电话响了起来，我又走进屋里。从斯坦福大学打来的一个电话，一个女人，她是什么部门的负责人，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他已经不能再进校园了，好吗？我认为这很好，但我也不在学校。他在什么地方？这几分钟将是我在之后两年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来自斯坦福的消息。
金警探打来电话解释说，当报告归档后，公众就可以看到它了，媒体就是这样发现的。他为媒体如此迅速地关注到这个案子感到惊讶。他说布罗克雇了私家侦探，所以目前最好不要向任何朋友透露消息。在这些话里，我的整个世界坠落了。“侦探吗？他们要找什么？”我问。他说：“没办法知道，因为现在最好保持低调，我们保持联系。”
另一个陌生号码，是我的辩护律师，她的名字叫布里，来自基督教女青年会，我感谢她，因为她的声音很亲切，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手里仍然拿着那支蜡笔。我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安静地坐着，我关上又打开玻璃门，手机一直贴着脸。电话都打得不长，最后都是这样结尾的：“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告诉我。”我有成千上万的问题要问。但是，“明白了，明白了，”我说，“谢谢，谢谢。”我说。我想说：你是谁？你从哪里给我打电话？什么是辩护律师？她是我的心理治疗师吗？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哪里？申请受害者援助是什么？他们支付心理治疗费用吗？布罗克是个什么名字？他住在俄亥俄州？他是什么时候出狱的？我可以匿名吗？他会回来接受传讯，传讯是在星期一，什么是传讯？电子邮件出现在我的收件箱，包含我需要的联系人和后续信息。我把新号码录入手机，每个名字旁边都设一个红点的表情符号。
蒂法妮打电话给我。她说她和朱莉娅的全名在一些文章中被泄露了。朱莉娅被曝光了，校园里议论纷纷，她的母亲安妮已经收到斯坦福大学忧心忡忡的家长们发来的电子邮件。安妮告诉我们要保持冷静，并提供了法律建议：“人们会接近你，说他们是“法庭调查员”-听起来很官方，但他们很可能是为辩方或媒体工作的。这些人可能会出现在你的宿舍或家门口。准备好说“无可奉告＇。坚持住，姑娘们。”
我们正被追捕。我又给我的检察官打了电话。阿拉蕾说妹妹的名字不受法律保护，只有你，只有受害者的名字受保护，我们无能为力。我拒绝这一点。我会用假名建个邮箱，亲自给媒体发邮件。但是他们怎么知道那不是随便哪个人呢？我怎么才能让他们听我的呢？我很激动，告诉蒂法妮我正在想办法，我只需要1分钟。P45．①．一起突然出现，狂风骤雨。我关掉音乐。我无法呼吸，双手剧烈地颤抖，眼泪不仅仅是湿的，更让我感觉整个内脏在往外漏，厚重，疼痛。救救我救救我。我感觉大脑缺氧，如果我不能呼吸，我就要死了。视线模糊了，我翻看包里的文件，拿出一直收藏在里头的小册子，搜寻热线电话号码，那么多号码，打给了描述中写着斯坦福的那个。我不想让自己发出的声音吓到接电话的那个女人。“我很安全，我只是需要有个人和我在一起，我需要有个人。”我几乎无法把这些声音拼凑成完整的句子，“游泳运动员，游泳运动员，我就是那个人。”我仰着头，肩膀颤抖着，手贴在额头上，脸湿了，下巴湿了，脖子湿了。我能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撕扯我的喉咙两侧，我知道接电话的人永远见不到我，我也见不到她，但至少有人在听我说话。
她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很关心我。接着我又听到了那句话：“这不是你的错。”她不停地重复这句话，就像念咒语一样。我发现愤怒正慢慢侵入我的意识。是他的错。是她的错。受害者必须多快就投入战斗，把感情转化成逻辑，在法律系统里找到正确的行进方向，抵挡陌生人的入侵，还有无情的审判？我该如何保护我的生活？如何防范那些调查员、记者？我配备了一名检察官，准备投入战斗，但没有人能告诉我如何承受所有的敌意，承受这种毁灭性的悲伤。我孤身一人，我的故事现在被封存在我的体内，而一位不知姓名的女士正通过电话向我灌输着陈词滥调。P64．①．从来没有感同身受，哪怕是过来人。所以，我们只能陈词滥调，无能为力。医院账单到了，我还差1000美元。爸爸把我叫进客厅，问我是否知道如何报销。我告诉他有关赔偿的事情以及布罗克将如何被法庭勒令付清，但这要等到最后。会偿还的，我保证。但我想知道这得耗费多少成本。我明白了被侵犯是很昂贵的。P81．①．维权成本高昂，美国是，中国更是。一天晚上，我在日落时分离开工作室，但太阳比我预想的要落得快很多。就在我离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穿过一家卖酒商店的霓虹粉灯光时，一个男人开一辆银色的车停了下来。可不要是现在，我想。我不喜欢。我听见车窗摇了下来：“让我载你一程吧！”他微笑着，好像他是驾着一辆金色战车，而不是一辆口香糖铝箔包装纸颜色的小雪佛兰。他很兴奋，就像我们是久违的朋友一样，他见到我很高兴。我不敢相信他微笑的宽脸，如此自信。我开始拍摄，朝他的车走了三大步，弯下腰，把头探向他的车窗。在视频中你可以听到我在问：“你说什么？”请他再说一遍。他回答说：“上车吧，让我载你一程。”
“上你车你tm疯了吧我凭什么上车！”我怒喊道，声音飘忽而尖厉，简直连自己都听不出来了。“cnm！”我说。我记得他的笑容迅速消失，就像一滴水落在滚烫的路面上，他飞快地打着方向盘加速离开了。不错。我想。然而我的四肢开始颤抖，都怪肾上腺素，我摇摇晃晃地走向人行道。我看着停着的车，试图与那些司机眼神交流。如果他回来，你会帮我吗？你看到我了吗？当人行道上一个容光焕发的小个子男人被灯光照亮时，我开始奔跑，背包有节奏地拍打着我的背。
我没有把视频发给卢卡斯。我向自己保证，我会小心，早点从工作室回来。我本想省下6美元的车费。保证人身安全需要花6美元，想想真是搞笑。我知道我不应该在大晚上落单的时候对着一个人大喊大叫。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别人的目光：这不能算作是为自己挺身而出，这算不上勇敢。如果这件事传到我的检察官那里，我会受斥责；辩护律师会说她疯了，她会做出各种举动，大声说脏话，激怒男人。她就不该理他，为什么她要一个人走路？她冒着生命危险，自找麻烦。
总是她，总是她。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声音问他为什么把车停在路边，为什么他相信我会上车，如果我上了车他会怎么着。人们期待着我该拿取多少、吸纳多少、忽略多少，而他们如此自由地叫嚷着，啪嗒啪嗒地动动舌头，不必害怕去亲自面对。我想步行是太固执了吗？是不是要求太多了？厚厚的轮胎上现在扎满了图钉和钉子。我感到轮胎变形，倾斜，漏气。这种情况下它无法再运作。
一个温暖的夜晚，我在离家很远的塞耶街的一家咖啡店里。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等着我的来福车。一位老人坐到我旁边。他转过身来，说：“你想尝尝甜椒吗？”他戴着眼镜，穿一件柔软的棉衬衫，口袋里有一个小记事本，看上去既满足又安详。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小刀，另一只手里拿着一片青椒，腿上的手帕放着剩下的青椒。我盯着那片青椒。如果他在种子里下了毒呢？如果他是个变态，用甜椒摩擦过他的阴茎，想看着我吃下去呢？如果他拿小刀割我怎么办？小老头耐心地拿着甜椒准备递给我。也正是在那一刻，我想，我正在失去它。在一个温暖的夜晚，有一个戴着软呢帽的善良的男人，坐在长凳上吃着甜椒。你可以谨慎行事，但不必总是担惊受怕。允许自己享用这块小蔬菜吧。我接过来，一整片吃下去，谢过他。P101．①．属于是PTSD了，对社会、对陌生人的信任感被摧毁。我永远不会忘记埃利奥特那长达137页的宣言开头的一行字：“这是一个关于我，埃利奥特·罗杰，如何成为······的故事。这场悲剧本不必发生······但人性迫使我出手。”他的残忍有一个叙事结构。他说得好像他从来就不想做自己所做的事，他是被逼迫的。是女人让他受苦，让他别无选择，只能执行他的最后审判。在视频中，他说：“我被迫忍受孤独、拒绝和无法满足的欲望，这一切都是因为女孩们从来没有被我吸引过。”他的敌意源于自认为拥有应得的权利和自怨自艾。
“我会惩罚所有的女性，因为她们剥夺了我的性权利。”在埃利奥特的世界里，不成文的法律是女人都在性方面亏欠他，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接受他。那是规则，那是我们的目的。性是他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在他的世界里，对违反法律、拒绝性的惩罚就是死亡。性侵事件发生后，新闻头条第一次出现报道，布罗克微笑的照片就伴随着每一篇文章。评论者说：“他在公众面前受羞辱，而她却躲起来，这不公平。”既然我已经看到了羞辱导致的结果，为什么我还想去羞辱他呢？
几个月过去了，我变得谨慎起来。他辍学了，我失业了：我们俩都脱离社会，漫无目的地漂流着。所有那些空虚的日子。你变了，你忘记吃东西，你不知道怎么睡觉，你离自己很远。在我变得沮丧的同时，他是否也变得充满怨恨呢？我问他是否在看心理治疗师，但没人能回答。“大学是每个人都经历性、乐趣和快乐的时期，”埃利奥特说，“那些年我一直在孤独中煎熬，这不公平······你们逼我受尽折磨，现在我要让你们受尽折磨。”每个人都得受责备。他和我都处于某种痛苦之中，但是他的痛苦会点燃什么样的暴力呢？如果他伤害了任何人，我都无法活下去。我着魔似的沉浸在这个问题中。要是他生斯坦福大学的气，在校园里搞破坏呢？如果他真的相信自己的生命已经完了并自杀呢？“你应该被消灭，我会消灭你。你从未对我仁慈，所以我也不会对你仁慈。”不管他做什么，我都会觉得自己有责任，尽管我知道这不在我的掌控之中。P106．①．自由，个人主义，本我。美国到底是如何控制它的犯罪率的？靠毒品么？我把夹克袖子系在头上，像耷拉的兔耳朵。几个人走了过来，身上散发着古龙水的霉味，夹杂着橡树苔和烧焦圆木的味道。他们问我们是不是艺术系的学生。我不知道跟我说话的人是否是从绑在我的头上的衣服知道这一点的。“只是夏天来学习的。”我说。“你是本地人吗？”他问道。“不是，加利福尼亚来的，”我说，“你呢？”但他的朋友们已经往前走了，叫着他的名字，着急地打着手势表示想走。他看着他们，转过身来，一边严肃地看着我一边靠近：“如果我留在这里，你会和我做爱吗？”没有过渡。我们从微不足道的闲聊进入了这个直率的问题。“不。”我说，眼睛都没眨一下。他一句话也没说，就向他的朋友们跑去了，而我站在那儿，衣袖从头上垂下来。我们三个人都怒不可遏。他的朋友也问了她们同样的问题。那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的朋友也这么问你？那个头发上了发胶的吗？
我们结束了这一晚，回到朋友的公寓，想要奶油面包和凉水。我们边走边聊，聊着与男生们的滑稽遭遇，聊着他们会说些什么，会做些什么。“有一次是咖啡店里的一个男的，有一次是我朋友的兄弟，有一次是我的哲学教授，还有一次······”
“女士们，你们要去哪儿？”一辆黑色的福特野马停在红灯前轰轰作响，三个身材魁梧的家伙舒适地坐在座位上。“你们想去夜总会吗？”夜总会！我感到脱水，伏特加和小菠萝从我的身体里流走，我的脑海里充满了“有一次”的故事，我突然对自己还要忍受多少这种事产生了一种妄想。街上几乎空无一人，我们离酒吧只有几个街区之遥，除了黑窗户的房子和停运的灰狗巴士外，什么都没有。我走到空荡荡的街道中央，握紧拳头，把头往后一仰，开始尖叫。
我尖叫着，胸膛敞开，毫不留情。我的朋友们都惊呆了，开始放声大笑，男人们变得恼火起来，不安地环顾四周，盯着红灯。他们开始冲我的尖叫回敬：“疯婆子！疯婆子！”但我不在乎。他们锃亮的野马车，他们头发上的污迹，他们愚蠢的逻辑；即使我们真的想去夜总会，我们也不能把所有人都塞进那辆小车里。我不想和你做爱，我不想去夜总会，我不想让你走在我身边，问我要去哪里，我过得怎么样，声音环绕着我，把我的肩膀拉进耳朵里，让我想变成聋子，然后消失。扎满钉子的轮胎爆了，叮叮作响，像雨点落在他们的车上。我觉得自己很强大，很吓人，很疯狂。我不在乎全世界是否会被吵醒。灯变绿了。“追上他们。”我的朋友说，然后我们开始奔跑。
我们三个女孩在追赶一辆黑色轿车。她在下一个红绿灯赶上了他们，啪的一下拍了尾灯。“离我的车远点。你他妈敢弄坏我的车！”他们对我们很生气，这些女人变成威胁，越过了界限。我还在大喊大叫，肾上腺素飙升。“你们这些蠢猪。”但当我往车窗里看时，我看到其中一个男人正怒视着我。
突然之间，我感觉不像是在玩游戏，我迅速进入了防守模式。停下来，停下来。我们后退了一步，他们加速跑了。目击证人，如果他们回来，我们需要一个目击证人。我环视一圈。在我们后面大约30英尺的地方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似乎吃了一惊，双手插在口袋里，好像我们也要攻击他似的。我暗自庆幸他在那里。我扶着额头，上气不接下气，我们的胸膛仍然起伏不已。P111．①．代入一下眼镜年轻人的视角，他有听到夜总会那段吗？所以，路人视角不一定对她们有利，只能说有目击证人可以稍微保证一下人身安全。听证会定在9月27日。我有三个星期。在过去的八个月里，我从来没有把整个故事大声说出来过。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我越来越感到没有准备好，我的焦虑在体内膨胀。我站在悬崖边上，手里拿着纸巾和棍子，被告知要建造一个能让我和妹妹安全着陆的东西。
阿拉蕾要跟我通个电话着手准备。在费城的一个月里，卢卡斯问了我很多次：“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她吗？”“有啊。”我说。“你想把它们写下来吗？”“现在不行，”我说，“我不想谈这个，以后再说吧。”打电话那天，他递给我一张问题清单，他列出这些问题，并进行了概述和分类：听证及审讯、计时、与对方的沟通、最终结果的范围、和解、证人、支持香奈儿？我用铅笔潦草地写了几个字，歪歪斜斜地写在纸角上。我有很多问题，但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我可以空腹服用赞安诺吗？我的证词会被采用吗？他的精神状态稳定吗？我失心疯了吗？
电话定在下午5点。我让卢卡斯和我一起接听，多一双耳朵来吸收信息。5点钟，我的电话响了，却是蒂法妮：她正步行回家，希望有人陪着她。你能相信吗，她告诉我，她看了一部关于信天翁夫妇如何共同生活的纪录片。卢卡斯拍了拍我的胳膊，指着时钟，轻声说：“该打电话了。”
我摇摇头。
“挂电话，时间到了！”他又示意。
我看着他。“蒂菲，我再打给你好吗？谢谢。”
我站起来。“你说什么？”
“你该打电话了。”他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5点钟有电话吗？”
他一动不动。
“什么，你以为，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妈的时间？以为我看不见他妈的炉子上的时间？以为你能决定我什么时候能和我妹妹说话，什么时候不能？嘿，那天晚上谁在那儿？你吗？没有？谁？哦，她吗？对啊。你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吗？我会接她打来的他妈的每一个电话，他妈的每一个电话。你想帮我？你以为坐在这里就能帮到我吗？”
我的怒火一泻而出，恶毒而直接。我提高音量，仿佛别人的手在不停地转动旋钮。他往后退，呆呆地站在房间的另一边，盯着我，害怕我，我也害怕自己。我的话语像血一样自由流淌而出，没有东西来止住它：“你怎么可能知道经历这种事是什么感受，你他妈到底能做什么。”我把手机砰地摔在柜台上。我们俩都听到它碎了。
屏幕不是裂开，而是碎了，玻璃散落在凳子上、地板上。我觉得很丢脸，尖叫着要他滚出去。他递给我他的手机，我说：“滚出去。”他停顿了一下：“如果你需要我，我就在楼下。”他身后的门咔嗒一声关上了。我颤抖着跑去，从抽屉里抓出一只袜子，套在手上，用它把破碎的手机捡进一个密封袋里。我拿着他列的问题清单，把自己锁在浴室里，跪在垫子上蜷曲起来。那袋玻璃在发光，阿拉蕾打来了电话。我套着袜子的手指在玻璃碎片上滑来滑去，手机屏幕表面上几乎没有足够完好的地方来接起电话。操操操。“你好？是的！不错啊！你好吗？”
通话结束后，我躺了下来，手上依然套着袜子。我没有意识到我正在变成什么样的人。不稳定，愤怒，一碰到那个话题就会爆炸。不久我就要独自飞往加利福尼亚，而卢卡斯要继续他的学业。我想象着我们之间的鸿沟在扩大，我在逐渐瓦解，我们的关系在崩溃。如果我回来的时候更加脆弱、更具破坏性，结果会怎么样呢？P115．①．爱是消耗品。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我能理解，但也窒息。我把我听到的所有关于自己最糟糕的事情，从阅读评论中做出的判断和记忆，都和盘托出。“他们认为我，他们告诉我，我不应该，”等等。她说：“我能问一下你是否亲耳听别人说过这些吗？”我想了一会儿，抿着嘴，然后摇了摇头。“没有，一次都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把网上陌生人的意见等同于真人的意见。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启示。我从来没有真正听人说过那些可怕的话：当这个消息被传递给一个人的时候，沉默就会包围他们，一种明显的悲伤，一滴眼泪，一个拥抱。我开始把真实的体验和网上的体验区分开来。我脑子里反复念诵着咒语，在洗碗时，在睡觉前。P118．①．虚实分离挺实用的。在一个不需要维持面具的地方，恶意被肆无忌惮地释放。阿拉蕾来电。9月27日的听证会取消，延至10月5日。我可以不假思索或不看一眼我的日程表就说“没问题”，这种反应中有种令人悲伤的东西。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的日程表一直是空的，心理治疗每周只占用一小块时间。你想要我的哪一天就哪一天吧，我已经为你把它们都腾空了。“太好了，”她说，“你能让你妹妹知道日程有变动吗？”
我总是第一个知道最新消息的人，负责让蒂法妮知情的人。我坐在床上，手里拿着电话，知道在正常的生活中，日期的改变意味着剧变和崩溃。上次她已经重新安排了期末考试。现在她有六堂课，两份兼职。我害怕打这个电话。“对不起。”我说。
我遭遇了长时间的沉默。“但我已经重新安排了一切，”她说，“我总不能老是去解释。”我能听到她声音里的紧张，压力在蔓延，变成了“我不能，我不能”，可以听到这一切在她脑海里堆积起来，“但是我已经”。
“他们会理解的，”我说，“我会去和他们谈。我来帮你安排日程。你可以辞掉一份兼职，我帮你完成阅读作业。我们可以把一切都搞定。”但她说不不，她自己能想办法。我听见她在退缩，渐渐安静下来。“我很好，”她说，“我不想再说了。我得走了。”
“我会补偿你的。”她挂电话时我说。
我知道她已经有好几次走出教室，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因为情绪太不稳定而无法回到教室。我知道她已经放弃了和朋友去警察局队列辨认嫌疑人的计划，放弃了音乐会的门票，错过了朋友的生日和补考。对我伤害最大的就是知道这一切。我的事显得比她的事更重要，我的生活给她的生活蒙上了阴影。法院体系的冷漠把我们的生活搅乱了。
1分钟后，妹妹拨回电话。“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生你的气，只是这种情况让人生气。我不是故意对你大吼大叫的。我会想办法的，好吗？”我眨了眨眼，眼睛又湿润又紧绷。我点点头，明白了。我知道那种无处发泄的挫败感是什么感觉，它感染了我们的生活，导致我们互相攻击并且同时败落。
我已经为10月5日做好了准备。在乘飞机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小行李箱塞得满满的，拉好拉链，放在门口。我的红色笔记本里满是镇定技巧和鼓励的话：“你比任何伤害过你的人都更强大。敏感地感受和做出反应并不可悲。你比你所知道的更为强大，即使你现在还未感觉到。”我为坐飞机准备了柔软的裤子和干净的袜子。我穿着法兰绒睡衣，拿着剪刀站在厨房里，修剪着一株盆栽，这是我为了给卢卡斯的公寓增添生气而买的。我的电话在晚上11点响了起来。
“很抱歉，听证会推迟了，”我的检察官说，“明天别上飞机了。”我拿着电话，一言不发，盯着门边的行李箱，它塞满了，密封着。我试着想象自己把它推回卧室，拉开拉链时里面的东西溢出来。花点时间把每件衣服都塞回抽屉里，把盥洗用品放回水池边，蜷缩进床上。醒来时又是一个空虚的日子，等着被告知再次收拾东西。为出庭做准备是我生活的唯一目的，所有这些动力现在都停止了。她还说，既然他们为我的第一次飞行买了单，到时候我就得自己买票了。我买不起。
“我要回家。”我说。我告诉她，我会一直待在帕罗阿尔托，直到一切开始，不管是什么时候。“好吧，”她说，“我会告诉你最新消息的。记得通知你妹妹它现在推迟了。”那天晚上，我没有给蒂法妮打电话。我会等上几天，听听最终的结果，然后再让她重新安排她的生活。我受够了把她玩得团团转。P120．①．如果，如果证人不是受害者的妹妹，会有证人能受得了这个？那次性侵已经过去几乎一年了，但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一对夫妇的周年纪念是庆祝在一起生活了一年，一个生日则标志着一年的成长。而那次性侵的周年纪念标志着一年的停滞不前。到庭审时，我们会再次全部从头开始。
创伤拒绝遵守任何时间表，似乎与时间不一致。有时它像星星一样遥远，有时它可以完全吞噬我。
我本以为法律程序是由一连串戏剧性的法庭场景组成的。没有人提醒过我等待的滋味，庭审之间飘忽不定、无形无状的几个月，它先是要求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然后又不需要任何人。今年我只花了一天时间在法庭上做证，但正是围绕着那一天，我的生活瓦解了，这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我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花了几周的时间来准备，花了一天的时间来做证，所有这些时间都用来恢复，而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
我终于收到了进展，但并不是我期待的信息。我的律师打电话告诉我，她在一所大学找到了一份辅导员的工作，准备搬走。我将被指派一个新的律师，一个她信任的人。她打电话来说再见，说她为我感到骄傲，并会继续为我打气。挂了电话，我被那一刻的悲伤击中，意识到在生活中人是不断前进的。每个人都如此，每个人都应当如此。
我的检察官也被调到了一个新的部门。当她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谈话上，直到我听到她说她要求保留我的案子，会跟进到底。我保持沉默：要不是她坚持和我一道，我就会被移交给一个新的检察官，一个新的律师，想到这里我感到震惊。
如果她们俩都离开了，我想我会很难坚持下去。我为什么要继续？此时此刻，我在为谁做这些？我自己吗？如果这是为了我，那我为什么还独自坐在床上，没有工作，待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我们为结案而战，为正义而战。不是为了我，而是以我为代价，我们才能够到达那里。
卢卡斯买了2016年1月1日的机票。印尼的概念似乎仍然很抽象，离我太远，难以理解，但机票本身给了我一点希望。连受害者都会去印尼。受害者的皮肤上有阳光。他不停地提醒我：我是一个值得拥有生活的人。P145．①．怪不得，电视都说法院是有钱人的游乐场，它的作用就是拖，用钱、用时间拖垮你。走在校园里的时候，我在一份报纸的头版上看到这个统计数字：四分之一，还是五分之一的女性？我不记得了，校园里有太多太多的女性遭到性侵。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数排女性符号组成的图表，那种你在洗手间里看到的符号，占据了整个版面，五分之一是红色，其余则是灰色。
我看到这些红色的人影在呼吸，几乎出现了幻觉。我的整个人生都在这次性侵的重压下扭曲了，如果把这种伤害施加到每个红色的符号身上，这种程度足以令人震惊。她们在哪里？我环顾校园，看到路过的戴着耳罩、穿黑色打底裤、背着蓝绿色背包的女生们。如果我们的身体真的被涂成红色，我们就会在这个四方院子里到处看到红色的身体。我想把那份报纸拿到人们面前让他们看看。这是不正常的。这是一场流行病，一场危机。你怎么能一边看到这个标题，一边继续往前走呢？我们对这个故事太熟悉了，已经熟视无睹。但这个故事对我来说还算不上陈旧。
我想起了一个词，“又一个”。我记得，在学校得知第三起自杀事件后，人们无可奈何地摇头：“我不敢相信又有一个。”震惊已经减弱。不再是砰的一声巨响，而是一种疼痛。如果孩子们被火车撞死这种事都能成为常态，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
这不再是一场与qj犯的斗争，而是一场人性的斗争。我必须坚持我的故事，想办法让别人听到我的声音。如果我不去突破，我就会成为一个统计数据。表格中的又一个红色符号。P159．①．麻木。一如我们现在听到食品安全，听到明星塌房，听到家委会。这一次，我想知道受害者要有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可以被接受的。什么语气？她警告我不要生气。我明白了，如果你生气，你就是在防御。如果你淡然，就显得冷漠。太积极向上，就会被怀疑。如果你哭，就是歇斯底里。太情绪化会让你显得不可靠。但不流露感情会让你看起来未受影响。我该如何平衡这一切？冷静，我告诉自己，镇定。但在听证会上我曾失去控制。如果就那样发生了呢？我的检察官提醒我，陪审团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困难的。“做你自己就好。”她说。
哪个自己。我想回问。P168．①．好难、好高的要求。每当妹妹哭的时候，我就陷入沉思。我爬上洗脸台往外看。只有高速公路。我想象着我们光着胳膊腿，在满是半挂卡车的河流中奔跑。然后我注意到木门底部的通风板。我用手掌推第一块木板，直到它像破碎的骨头一样断裂。我弄断第二个。我弄断第三个，碎片散落在我膝盖周围。我的手酸了，我转过身去，想看看妹妹是否能帮上忙，但她站在那里，捂着眼睛。我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把六块木板都敲了一遍，直到只剩下一个木框，木框的每一面都伸出钉子，像牙齿一样。我把每根钉子都掰弯，让它们离我远点，然后吸了吸肚子，小心翼翼地把胳膊和脑袋从洞口伸出去。钉子尖擦伤了我肋骨上的皮肤。我挣脱了，但锁还是打不开。我伸长脖子从木框里望着妹妹，说：“待在这儿，数到一百，等你数完我就回来。”我跑过游泳池，把爸爸摇醒。他一睁开眼睛，我就哭了起来，喊着妹妹的名字。
爸爸找了个人来修门把手，而妹妹在另一边独自哭泣。那人说这门有时就是会卡住。我很生气，你看到我妹妹被困住了吗？门开了，她跑向爸爸，我看着那一小堆碎木头，心想：我把我们救出来了。我会找到办法的。
我穿着黑色外套，站在铺着瓷砖的走廊上，透过法庭门上竖直的薄窗凝视着里面。我可以看到她坐在那里，在房间的最前端，她的头在麦克风前，只有豌豆大小，嘴巴在动。我想把手从门上伸进去，像机器里的爪子一样，把她轻轻地拉出来，抱在我身边，让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在脑后。我的眼睛灼痛，因为我看着她，被困在门的另一边。P207．①．没有技巧，全是感情。当我推开门时，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开始沿着墙往后退，挤进一个个小隔间。我还记得第一天来这里时，我胆怯地回答问题，妈妈给我按摩着手。现在我回头看到阿拉蕾张开双臂向我冲过来。最后，我把脸靠在她的肩膀上，我们俩站在房间中央，抱在一起哭泣。
我们一小群人走进一间小会议室。没有庆祝，我们还在发抖，终于释放了被压抑的恐惧，心里知道我们离另一个截然相反的结果有多近。“我曾经以为我的身体一文不值。我以为我不重要，但我其实很重要。”奇怪的是，我在点头，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检察官的眼睛又大又亮，她也在点头。如果你这时候问我关于布罗克的事，我会说：谁？关于他的念头已荡然无存。
检察官的上司罗森先生说，他为我们每个人感到骄傲，为我们所有的艰苦工作感到骄傲。事情会因为我们而变得更好。他和检察官走出去对着摄像机和记者讲话，那些人站在大楼前的台阶上，就像小昆虫一样等着他们。在她离开之前，她递给我两个信封，信封的顶部已经撕开，她提前打开过，以确保里面没有伤害我的内容。我不知道信是谁寄的，怎么会有人知道如何找到我。
我告诉所有人去我家，我将在那里与他们见面。一名警官护送我穿过大楼的后门。到了外面，我最后一次转过身，看到保安们站在窗口，他们侧着脸在问着什么。我朝他们竖起大拇指，他们突然笑了起来，挥手，鼓掌，在玻璃后面跟我碰拳。然后我俯身躲在汽车后面穿过停车场。我要给蒂法妮打电话。
电话接通时她正在去给新生研讨班上课的路上。“我们做到了，”我说，“所有三项都成立。”她的话在我耳边噼里啪啦地响着，我们都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此刻的心情。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快乐，因为我终于可以给她一些好的东西了，我内心深处如释重负。后来她说，当她站在教室前面时，她开始哭泣。她的啜泣变成笑声，全班同学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笑了起来。“对不起，”她说，“我只是今天过得真的很开心。”
我给卢卡斯打电话，我能听到他在叫喊，声音里带着哭腔。我沿着同样的街道开车回家，但感觉焕然一新。有什么东西被剥掉了，我容光焕发。我看见曾经是南瓜地的停车场，我捉到水虫的小溪，学校舞蹈课结束后我们常去的塔可贝尔连锁餐厅。我回来了，过去的自我在我身后一一展示出来。我给了我们一个更快乐的结局。我终于回家了。
透过厨房的窗户，我在院子里看到奶奶、妈妈和雅典娜。我走进她们的怀抱，亲吻她们的额头。奶奶倒了一杯冷葡萄汁，在柜台上把黑巧克力块敲碎。我把巧克力塞进嘴里，让它在我的牙齿上融化，咕嘟咕嘟地喝着甜甜的果汁。我能感觉到自己在苏醒，妈妈柔软的双手抚平我的头发，轻柔地按摩着我的脖子。
奶奶说，她排练了一场演讲，以防事情没有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发展。我这才知道，如果事情没有如愿进行，每个人都准备要照顾我。雅典娜说，她很欣慰自己能站在那里，某种东西在她心中升起，就像她终于为自己曾遭受的侵犯赢得了正义。爸爸上班的时候给我打来电话：“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你做到了吗？妈妈在吗？你还好吗？蒂菲的反应如何？”P235．①．繁琐，让正义显得更珍贵。我把这一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列成了一张表。他们走进我的生活，帮助我，不求任何回报。除了去过他们还给我的生活，我不知道如何感谢他们。我抓起笔记本，画了12张小脸，从记忆中把那些愿意出来做证的人召唤出来。我记得包里有些阿拉蕾给我的卡片，就把它们拿了出来。
第一张卡片上有一只猴子，上面写着“坚持住”，来自华盛顿特区。第二个信封是浅蓝色的，来自俄亥俄州，我曾对这个州产生非理性的恐惧。是一个叫纳迪娅的女人寄给我的。里面的卡片正面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小女孩，穿着一件花外套，一双带褶边的袜子露在她的运动鞋上面，手里举着一块比她大三倍的长满青苔的石头。我打开卡片，看到龙飞凤舞的蓝色字母：
我们很多人都读过你的事。
当我在商店里看到这张卡片时，我知道我必须为你买一张，因为这个小女孩让我想起了你的力量。
我寄这张卡片是想告诉你，你并不孤单。
我无法想象你经历了什么。
我们对你的勇气、坚韧和魄力感到敬畏。
要知道你身后有一支庞大的军队。
这个“你”听起来很英勇，很神秘。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一直在浏览评论，寻找支持的迹象。我翻遍了本地报纸上的观点文章，想找个人站出来为我说话。我把自己锁在停车场的车里，对着热线电话哭泣，确信自己快要疯了。整整一年，孤独一直伴随着我，在工作的楼梯间里，在费城，在木制的证人席上，从那里我只能看见几乎空无一人的观众席。
然而，一直以来都有目光在注视着我，在他们的卧室、汽车、楼梯间和公寓里为我加油，我们所有人都躲在自己的痛苦、恐惧和匿名之中。我周围都是幸存者，我是“我们”的一分子。他们从来没有被欺骗，把我当成一个次要的角色，一具沉默的身体：我是前线战斗的领导者，整个步兵团都在我身后。他们一直在等我讨回公道。在我从未去过的州县、城镇和房间里，这场胜利将被静静地庆祝。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象自己漫步在干燥空旷的平原上。这张卡是水洼，让我意识到就在地表之下，有更多的水流向小溪、河流和海洋。这仅仅是个开始。我并不孤单。他们找到了我。P236．①．那几年，似乎是MeToo运动的爆点。对作者而言，是一个，并不想要但幸运而又讽刺的风口。我在房间里翻来翻去，寻找我可以退货的东西。我发现了一本书，收据还塞在书页里。是查尔斯·布考斯基的《你有时如此孤独，这是有意义的》。我是被这个标题吸引才买的。我走到书店拿回了我的16美元。P250．①．虽然关注点有点离题，但，书看完可以退？我们坐在那里等候时，我意识到我的案子只是所有在排队的案子中的一个，每一排都坐满了陌生人。我们全家都看着一个男人因酒后驾车被判刑。接着，一名身穿红色上衣的年轻华人女子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沓薄薄的文件。她的声音颤抖，英语不是她的母语。她谈到了前未婚夫对她的身体虐待。她问法官她是否可以展示她被殴打后的脸部照片。法官勉强地笑了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给我看呢？”她举起一组大照片。她的下半张脸看上去被番茄酱粘住了。我听见他吸了一口气。慢慢地，人们意识到，站在她右边几英尺远、双手随意交叠在背后的那个男人，就是这样对待她的。她说她现在就穿着流血时穿的那件衬衫。当她说话的时候，法官的手举了起来，问她还要讲多久。我惊呆了。我不知道他有权利阻止你。她说她快讲完了，又接着说，努力加快说英语的速度。我的眼睛在法官和她之间来回切换，担心她无法把话说完。我可以看到她手里拿着的那张纸：我们快到最后一段了，我们差不多就要讲完了。法官再次打断她的话，提醒她我们需要陈述重点。他已经在整理文件了。她向他保证她只剩几行字了。她站在那儿，离攻击者几英尺远，用一门外语在异国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但却被间接地告知：你的问题占用了太多的时间。这名男子被指控犯有严重的人身伤害罪，却要求从轻处罚。她说：“当我挨揍的时候，我能要求更好的待遇吗？”
我暂时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这名男子将被判处72天的周末监禁，这样他就可以在工作日继续上班。我甚至不知道周末监狱的存在。在周六和周日被监禁，周一再回到办公室工作。我被她那血淋淋的脸的形象给掏空了，而法官在她脚边催促，快点，快点。P256．①．法治是冰冷的，但如果它真能一视同仁，我愿意接受。问题是，它能做到吗？他们告诉你，如果你被侵犯了，高高的山上有一个王国，一个法院，可以在那儿找到正义。大多数受害者在山脚下被拒之门外，被告知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进行这次旅行。有些受害者为了攀登牺牲了一切，却在途中惨遭杀害，举证的负担重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出发了，有一支强大的队伍陪伴我，他们帮我扛起重担，直到我登上顶峰，到达了很少有受害者能到达的地方，那片应许之地。我们有了逮捕，裁决有罪，只有一小部分罪犯能被定罪。是时候看看正义是什么样子了。我们推开门，里面却空无一物。这让我喘不过气来。更糟糕的是，当我往山下看时，我想象着那些满怀期待的受害者们抬起头，挥手，欢呼，憧憬。“你看到了什么？感觉怎么样？当你到达时会发生什么？”我能告诉他们什么呢？一个并不是为你而存在的体系。这个过程中经历的痛苦是不值得的。这些犯罪不是犯罪，而只是麻烦。你可以战斗，但为什么而战斗呢？当你受到攻击，只需要跑，永远不要回头。这个判决并不坏。这是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
在判决开始时，法官就说他要问自己的问题是：“关进州立监狱是给香奈儿遭到毒害的人生的正确回应吗？”我觉得他说这话的方式很奇怪。对他来说，我失业了，我的家园被毁了，我的小额储蓄账户，我被偷走的快乐，全部加起来只抵得上在县监狱里待90天。
我想知道，在他们眼中，受害者是否仍然停滞不前，永远活在那20分钟的时间里。她仍然是冰冷的，而布罗克变得越来越多面，他的故事徐徐展开，生活和记忆的图景围绕着他打开。他必须是一个人。而她的救赎故事在哪里？没有人谈论她可能继续要做的事情。我暴露了我的痛苦，但我缺少一个关键因素。法官给了布罗克一种我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是同理心。我的痛苦从来不比他的潜力更有价值。P268．①．按罗翔老师的说法，这是出于一种回收再利用的考量。监狱囚禁他是需要消耗和浪费资源的。但，这位法官似乎忽略了社会公义的成本。当我睡下的时候，我记下阅读量：6月5日星期日晚上11：00,4,432,947。
不久，这份陈述发表在《卫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上。它在推特上流行起来，我的信息提醒里出现了连串的红色矩形。米歇尔告诉我，主播阿什莉·班菲尔德会在CNN直播节目上完整朗读我的陈述。我的第一反应是告诉她不必整篇读完，但是她完成了。这份陈述在世界范围内畅行无阻地传播。我开始给自己发短信记录，好像我能画出它的传播轨迹似的。
6月6日星期一晚上8：50,6,845,577
6月7日星期二晚上8：40,10,163,254
6月8日星期三下午5：04,12,253,134
6月9日星期四晚上11：30,14,523,874
6月10日星期五下午12：40,15,250,000
人们大声朗读整篇陈述的视频剪辑出现了。qj热线电话响个不停，电话和志愿者越来越多。纽约市长白思豪和妻子奇兰·麦克雷共同主持了一场朗读会。加州女议员杰姬·斯派尔在众议院带头进行了1小时的朗读。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特德·波说：“她写了记录性侵受害者经历的《圣经》。”《女孩》剧组献上了一段视频《她就是某个人》。播客“我最喜欢的谋杀”报道了这件事。《魅力》杂志随后将埃米莉·多伊列为2016年度女性之一。这份陈述被翻译成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日语。一位名叫金永基的韩国大学生请求允许他将其译成韩语。在克里斯汀制作的一段视频中，陈述用手语表演出来，她并不知道我们是高中同学。中国一个女权组织贴出了一些女性举着标语牌的照片，上面写着：“没有人有权qj。就算他是游泳健将，那还是qj。”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子邮件。“虽然我远在太平洋彼岸，但我离她和她的痛苦如此之近，我对所有帮助过她的人深怀感激。”另一条：“你让印度一个寂静的小镇上的人感受到你的痛苦、你的坚持和你的意志。”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男子告诉我，他凌晨3点在走廊上哭泣。有好几天，我流着泪坐在房间里，笔记本电脑旁放着一碗粥。每一条信息都把我推向一个空间，在那里我开始更清楚地看到自己。
布罗克以前的一个高中同学AJ发了一篇帖子：“终于，我只想为自己做一个声明。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就知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你。8年多以前，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就说我是个讨厌鬼，对我有各种看法。看看我们现在的样子。我这个“讨厌鬼＇知道如何带着尊严和尊重对待人类，无论他们在哪个性别领域，而你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性侵代言人。”
我开车去法院见阿拉蕾。她的门上贴着一块牌子：＃做个瑞典人。这个小小的法院被五颜六色的长方形信封塞满了，邮箱里到处都是信件。她递给我一个沉重的袋子，我用双臂抱着它。我们都处在震惊中，不知道该如何招架这个突如其来的新结局。当我把战利品搬到车里，车子因为装满了宝贝而发出嘎嘎的响声：一条可以保佑我的象头神项链，一对晃来晃去的自行车耳环；一位新西兰老师的来信，亚利桑那州一支垒球队的来信；一位女士拍下了令人惊叹的松树照片，用美丽代替惊心动魄的记忆；一幅画了灯塔的水彩画；一位爱尔兰的女士寄给我两根紫色巧克力棒，在安奶奶给的食物以外我又添了新的零食。如果你那天早上在轮床上告诉我，再过一年半，会有一个爱尔兰女人贴邮票，然后寄给我一个装满糖果的包裹，我会笑的。妈妈说得对：“你得等着看看生活如何展开。”
有一天，我收到了来自白宫的消息。乔·拜登给我写了一封信。我难以置信。我内心仍然有屏障保护着我，害怕对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敞开心扉。我告诉自己需要把内心的障碍移开一会儿，去真正地倾听。
他在信中写道：“我看到你了。”美国副总统停止他正在做的每一件重要的事情，写信给我说“我看到你了”，这种意义不言而喻。
侵犯埋葬了自我。我们忘记了如何以及何时才能获准去占据空间。我们生来就怀疑自己的能力，说话时容易受到贬低。我的陈述已经燃烧，爆发，不屈不挠。但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恐惧，那就是这条路一定有个尽头，他们会说，你已经得到够多了，从这条路上出去吧。我正等着被重新打回原形，回到那个我觉得属于我的小地方。我在边缘地带长大；在媒体中，亚裔美国人被分配去当配角，顺从、轻声细语的次要角色。我已经习惯了不被人注意，也习惯了永远不被人完全了解。我觉得自己不可能成为主角。我得到的认可越多，就越觉得自己不应该接受这么多的慷慨盛情。然而，人们不断地把我拉上来，直到我收到国家最高层的来信。副总统并没有降低到我的位置，而是把我举起来并感激地鞠躬。
他停下工作来读我的陈述意味着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停下手头的工作去阅读它？“我看到了一名才华横溢的年轻女性的无限潜力-充满了可能性。我看到我们对未来的梦想寄托在谁的肩膀上。”第一次，我开始明白父亲说他为我感到骄傲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在数百万知道我勇敢并重要的人当中，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拜登说：“你给了他们战斗所需要的力量。因此，我相信，你将拯救生命。”我想起那个穿着黑色厚夹克的人，他的工作就是坐在轨道旁的折叠椅上拯救生命。我意识到，从17岁开始，那就是我想要做的工作。唯一不同的是，我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写下这些能让你留在这里的文字，看到你的价值，看到你生命的美丽。所以，如果你在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来到这里，我希望能够抓住你，温柔地引导你回来。我24岁生日那天，正好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一些戴着黑色帽子的学生举着标语，阳光穿过纸上醒目的红色字体：“斯坦福保护qj犯。布罗克·特纳不是例外。你是个战士。”他们的勇气就像一份生日礼物。我可以想象一个母亲一只手拿着相机，另一只手做着拍打的动作：“贾森，把牌子放下1分钟，笑一笑。”贾森说：“妈妈！这个很重要的！”对我来说，他们把残酷的事实带到欢乐的庆祝活动中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斯坦福大学会很快发现，你只能把那么多人扫到地毯下面，然后你的地毯就会变得像山一样凹凸不平。毕业典礼演讲人和纪录片制片人肯·伯恩斯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被性侵了，认真对待这件事，听听他们说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让这位幸存者的雄辩言辞变得和马丁·路德·金博士从伯明翰监狱发来的信一样重要。”这个比较真是慷慨。
罗森先生提议，针对那些因性侵失去意识者或醉酒者而被定罪的人，应实施一项新的强制性监禁，并应扩大加州对qj范围的认定。加州州长杰里·布朗签署了两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阿拉蕾给我寄了一份签署文件的复印件，它就像一份给予我安睡权利的证书，因为我知道这个糟糕的判决不会再发生了。我开始重新相信正义。
米歇尔·多贝发起了一场罢免珀斯基法官的运动。这是闻所未闻的-自1932年以来，加州从未罢免过任何一位法官。米歇尔希望将罢免投票放在两年后的下次选举中进行。妮可成了外勤业务的联合主席和联合主管之一：她激励志愿者，花几个小时写时事通讯，激发人们的斗志。她解释说，他们需要在圣克拉拉县收集至少58,634个签名，才能让珀斯基的名字出现在6月的选票上。一旦投票，他们需要至少50％的选票才能让他被罢免。
常有人把陈述转发给我说：“你得读读这个。”我想回复：“这就是我写的。”一次有个朋友说：“我听说她是我们认识的人。”我僵住了，盯着她的脸，想看看她是不是在考验我，但并非如此。我假装若无其事地耸耸肩：“我什么也没听说。”妹妹在她住的小区里遇到一个人，他牵着一条名叫西兰花的狗，主人解释说：“一开始他叫布罗克，但你听说过布罗克·特纳那家伙吗？”我妹妹点了点头。“这伤害了我的狗的口碑，所以我给它改了名。”P277①＋P281．①．虽然这个案子定案了，但世界因此而改变了。距离我上次出庭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我担心自己会永远站在证人席上。我的思想比以前慢一拍。我称之为滞后。以前我生活在现实时间中。现在我在进入一个时刻之前要先做一番评估。我总是在请求许可，因为我预见到自己必须面对一个看不见的陪审团，在辩护人面前回答问题。当我拿起一件衣服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我穿这件衣服，他们会怎么想？当我去什么地方，我会想：我能解释我为什么要去吗？如果我上传了一张照片，我想：如果这是作为证据提交的，我看起来会不会太愚蠢？我的肩膀会不会太裸露？我付出太多时间在质疑自己在做什么、把事情翻来覆去、让自己回归正常这些事上。
一天晚上，我本来打算拿瓶金酒去参加派对。但我站在推车旁，眼睛盯着蓝色的玻璃瓶，心想：这里面会藏着什么经历呢？谁会喝它，谁会受伤，他们会问我是什么牌子的吗？在派对上，我衡量着一切。如果没有烈酒杯，我就拿着瓶盖，弓着背来掩饰我对这些细节的过分关注。我看到人们倒酒，就会盯着他们看。那是免费的，我想，你不能这么做，他们会说多少，多少盎司，杯子的三分之一或一半，什么样的杯子。如果有人去了洗手间或者和一个男人离开了，我就会变得紧张：你说她走了是什么意思？她去了哪里？和谁一起去的？我要确信每个人都到了家。我会给朋友发短信，早上我会收到回复：“哦！对不起，我睡着了。”他们不知道我整个晚上都在痛苦中度过，我的思绪纠结在最坏的场景里。P297．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辩方：“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她是怎么穿的吗？她穿的是什么？”
布罗克：“她穿了条裙子。”
辩方：“好吧。当她滑倒时，她的身体怎么了？”
为什么要用专门的时间解释我的衣服？我的衣服能解释他的行为吗？我进入法院系统，希望它井然有序、为民服务、有建设性。现在我知道谁的声音在法庭里被放大了，谁的声音被减弱了。宣判时，法官引用了布罗克的朋友写的一封信。我将在此略去她的名字，相信她已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她在信中写道：“我认为把他未来十多年的命运建立在一个女孩的决定上是不公平的，她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她为了指控他而喝了多少酒。我不会因为这件事直接责备她，因为那是不对的。但我们该如何划定界线，停止时时刻刻担心自己是否政治正确，并认识到校园里发生qj并不总是因为人们就是qj犯······这与一个女人在停车场走向她的车时被绑架和qj是完全不同的。那是qj犯。而这些不是qj犯。这些都是喝了太多酒的傻孩子，他们没有意识到周围的环境，判断力也很差。”
我的陈述一出来，她的信就被公开了。那年夏天，她原计划参加一个由三名女孩组成的乐队并一起巡演，但场馆相继取消了演出，称他们无法容忍qj文化。乐队从唱片公司除名，巡演解散，她发表了公开道歉。更令人不安的是，在39封信件中，只有这一封是法官在宣判时引用的。她所受的误导是意料之中的，而法官则不然。
通过引用她的信作为观点来源，他支持了她对qj的过时而扭曲的定义。我们知道熟人qj比陌生人qj要普遍得多。如果我们削弱了熟人qj或派对上发生的醉酒qj的严重性，治愈就会大大延迟，恢复的过程会遭屠戮，掠夺者就会毫无畏惧。P301．①．我又想起了2022，美最高法院的分崩离析。法条冰冷僵硬，但执行者是人。但凡是人，就有漏洞和弱点。我在法庭上宣读陈述之后仅仅5个月，特朗普当选了。我被法官说“六个月”时那种同样的感觉击中了。措手不及。失望。毁坏。
当特朗普的《通往好莱坞》录音曝光时，一般人都认为他所说的话粗俗、下流、肮脏。安德森·库珀［2］直截了当地问特朗普，他是否明白自己是在谈论性侵，整个国家都看到他耸耸肩说：“更衣室谈话”3］。在公众面前，我们变得疲惫不堪。我们听到录音带重放了一千遍，辩论了两千遍，下体下体下体；在报纸上，在广播里，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争论不休：“你是不合适的，不，你是不合适的”，直到耳朵对这话变得迟钝。我们逐渐习惯了同样的转移、防守、稀释的模式。“这段录音是2005年的，男人们说话就这样。”他们想让我们接受这种狗屎，继续前进。P303．①．在MeToo轰轰烈烈的时候，川普能当选，已经很能反映美国的问题了。语言使我烦恼，但更使我烦恼的是语境。“我只能看到腿。哦，看起来不错。”特朗普和比利·布什在评价一个女人，不是顺便提起，也不是凭记忆，而是在一辆缓缓向她驶来的大巴车上。她在场，人们能看见她，但被排斥在外。我想象着她站在外面，微笑着，耐心地等待。她是头鹿，而我们知道山狮潜伏在灌木丛中，我低声对她说话，让她竖起耳朵。快跑。当这两个人走下大巴台阶，他们粗声粗气的谈话就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公开的自我。“给唐纳德一个小小的拥抱怎么样？”我看着她热情地迎接他们，走在他们中间，挽起他们的胳膊，我的心中充满恐惧，想起了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一切方式。
“这是更衣室里的玩笑，是多年前发生的私人谈话。”他没有道歉，而是把这对话从车上拖到更衣室里，那是女人无法进入的另一个地方。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应该是不妥的，只是说这应该是私人的。他想把我们拒之门外，而我们根本不想听。他对自己所说的话并不后悔，只是后悔被抓住了。特朗普听起来像是我认识的人。
我只是开始吻他们。只是吻。我连等都不想等。“我吻了她。”布罗克说。“你吻她之前没有征得她的同意，是吗？”我的检察官说。“没有。”布罗克说。我像个婊子一样在她身上动。“我吻了她的脸颊和耳朵，”布罗克说，“我摸了摸她的乳房。我把她的裙子拉下来。”抓住她们的下体。“我脱下她的内衣······然后我用手指进入她。”我确实想上她。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很难区分一个总统和一个19岁的性侵者的话。
社会赋予女性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把无害与危险区分开来，预见有些男性可能做某些事的能力。当我们受到攻击、大声呼喊时，特朗普说，我认为你不明白。只是口头上的。你这是反应过度，过度自卫，歇斯底里，粗鲁，放松！！！所以我们无视威胁的言论和警告的信号，为我们的妄想道歉。我们参加派对或会议，以为只是派对或会议。但是当我们被利用了，爬着回来的时候，他们说：“你怎么能这么天真，你没能发现危险，放松了警惕，你以为会发生什么？”特朗普明确表示，游戏是被操纵的，规则在不断变化。你认为什么是侵犯并不重要，因为到最后，由他决定。
在录音1分10秒的地方，你可以听到嘀嗒糖［在小盒子里晃动的声音。我最好吃点嘀嗒糖，以防我开始吻她。有人会说：“他只是个男人！吃颗薄荷糖！在大巴上！”但它让我想到，如果你听到有人在你身后关门时上锁的声音，你的身体就会紧张。女性被训练去注意微小的动作，去扫描和预测所有的后续行动，不断衡量威胁的话与现实有多远。我们的任务是在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场景中保护自己，规划逃生路线，在指关节间带着钥匙行走，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自然本能。P305．①．呵，这很美国，川普就是这样MAGA的么。2016年7月6日，也就是我的陈述发布一个月后，年轻的黑人男子费兰多·卡斯蒂尔从杂货店开车回家，一名警察拦下他，因为他的尾灯坏了，然后朝他开了7枪。他的未婚妻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拍下了他弯腰驼背的样子，他的白衬衫染成了红色，就像一面日本国旗，而坐在后排的是一个4岁的女孩。我想：证据，就是这个，这个案子会有裁决。它就在那里，你无法回避，无法为你的行为找到理由。
然而，2017年6月16日，陪审团做出了无罪裁决。在奥克兰，人们涌上高速公路。有人称之为骚乱，但我看到了原因。我的证词不完整，因为我晕过去了。费兰多不能做证，因为他已经死了，甚至不能参加自己的审判。我真希望公诉人叫费兰多站到证人席上，强迫陪审团盯着空无一人的证人席，让他的名字在沉默中回响，然后继续提问。“你给那个小女孩起了什么绰号？你抱她的时候胳膊累了吗？你知道那天早上穿衣服的时候，你会穿着这些衣服死去吗？你的婚礼想要什么样的蛋糕？”
警官说他当时很害怕，有理由相信费兰多正伸手去摸枪。让我看看那个场景。一个男人坐在车里，后备厢里面装满了正在融化的杂货，身上穿着薄薄的一层棉布，一个小女孩坐在后座上。准备掏出他的枪，射穿警察的防弹背心，让自己成为一个逃逸司机？为什么费兰多要射杀一个刚刚认识40秒的无辜的人？而为什么就是这个警员？P306．①．无罪，这，也很美国，呵。让我们回到埃尔南德斯先生的电影文学课，回到《大白鲨》。埃尔南德斯先生指出，直到影片进展到大约80分钟，我们才真正看到鲨鱼。此前，我们听到可怕的故事，瞥见它那阴险的鳍，准备好要被吓到，所以当鲨鱼初次登场时，我们看到了所有我们被教导要看见的东西，无情的、嗜血的下颚。警察把费兰多叫到路边之前，他报告说这个人就像一个抢劫嫌疑人，评论了他的“宽鼻子”。警察走到窗边的时候没有看到费兰多，他看到了他所知道的关于宽鼻子、黑肤色、枪支的一切，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他脑海中的“威胁”。问题不在于我们是谁，而在于你认为我们是谁。你投射到我们身上的现实：费兰多会很暴力，我会在垃圾桶后面要求做爱。
费兰多的警官做证说：“我以为，我要死了，我想他是不是，他有没有，肆无忌惮地在一个5岁女孩面前抽大麻，还让她吸二手烟，给她的肺部和生命造成风险，而前排乘客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么，那么他怎么会在意我呢？”在他的证词中，我听到了一种熟悉的期待：一个受害者必须是完美的才有资格活下去。“肆无忌惮地抽大麻”为死亡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辩护人称我是“派对动物”，这意味着我也应该被qj。P307．①．完美受害者，完美犯罪者，呵。我的陈述在网上疯传几天后，斯坦福大学也发表声明：“关于斯坦福大学的作用，流传着大量的错误信息。在这个案例中，斯坦福大学、大学的学生、警察和工作人员都尽其所能。”他们说，在得知我的身份后，“学校秘密地施以援手支持她”。当我读到他们毫无歉意，几乎是充满骄傲的声明，“斯坦福在对待性侵问题上极其严肃，并一直是采取具体措施的榜样······”这是在伤口上撒盐。
斯坦福大学校友、心理学教授珍妮弗·J.弗赖德给奥巴马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她谴责他们“沾沾自喜的防御姿态”。她讨论了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术语，“制度背叛”，这可能会给受害者带来“伤害，这种伤害的发生远远超过性暴力本身所造成的伤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制度背叛不仅对那些依赖制度的人有害，而且还会困扰制度本身”。
那年夏天，米歇尔在新闻上指出斯坦福缺乏歉意。她说我的侵犯案“不是不可预测的，不是随机的，他们为此制造了条件”。她的终身教职保护了她，允许她公开批评学校的做法。我认为这是徒劳的。
陈述的新闻热了又过了，夏天来了又走了。2016年8月31日，就在布罗克出狱的前两天，我接到米歇尔的电话：“好消息。”一名位高权重的女士告诉米歇尔，斯坦福想要道歉并为我的治疗支付费用。我叫这位女士苹果籽。吃下一粒苹果籽是无害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吃得太多，它们可能有毒，不易察觉、有腐蚀性，而且不可分解。苹果籽说她会把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我只要在上面签字就可以收到钱了。我说，我希望他们同意与我见面，讨论我的侵犯案是如何处理的，并让我了解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在未来可以做得更好，在此之前我拒绝接受任何钱。米歇尔建议我们在斯坦福改变主意之前接受这个提议。
这让我很生气，这通电话是在布罗克获释前两天打来的。我质疑他们的动机，以物质补偿来为自己正名，在媒体再次围绕我的案子展开讨论之前避免负面宣传。我去找卢卡斯：“我该怎么办？”他说：“如果他们是认真的，几天内就会收到报价。”他还问他们有什么目的。所以我问了一下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你承诺不会提起诉讼。”
我终于明白，我不是被视为一个人，而是一个法律上的威胁，一个严重的责任。
我想嗤之以鼻，我不需要斯坦福。“谁是斯坦福？”米歇尔说，“你知道，斯坦福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信托公司。你不能把一个复杂的组织人格化。”这是一个品牌，一种他们出售给你的体验。就像米老鼠其实是一个成年人，为了得到报酬，他无声地站在一个令人窒息、僵硬的壳里，身上披着黑色毛皮，戴着厚厚的白手套。与此同时，她也说斯坦福不是一块巨石，是由怀着不同动机的不同的人组成的。“有些人你可以憎恨，有些人却在试图帮助你。倾听那些试图帮助你的人。”米歇尔相信苹果籽，相信改革的潜力。米歇尔有个主意，把垃圾箱改建成一个花园，上面立一块写着我选的名言的牌子。我觉得这样很好，就同意了。P327．①．一如政府？我写这些是希望学校能看到他们有多大的力量去帮助或伤害受害者。当幸存者来到你身边时，倾听她们的声音。当她们需要帮助时，给她们提供帮助。不要写礼貌的邮件，告诉对方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并说其实那并不是你的工作。直接帮助她们。如果我真的指责斯坦福大学不支持受害者，我希望他们能证明我是错的，能说他们的确关心受害者，然后向每个人展示他们是怎么做的。P343．①．有一说一，出事之前没人能想到这是他们的工作。相信公关第一时间是懵逼的。但他们的后续处理确实失败。同理，宝马公关对雪糕事件估计同理。我看着家乡草坪上竖起的标牌，开过几个街区，一直觉得布罗克的眼睛在盯着我。我在用我家附近的房子玩一个“爱我，不爱我”的游戏。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有人可能会反对罢免，但仍然支持我。许多律师、法官和法学教授都认为判决太过宽松，但他们支持珀斯基，认为他没有违反法规。慢慢地，我开始不把反对意见看作针对个人的举动。2018年6月5日，法官被罢免。我记得他在《旧金山纪事报》上说过：“女性对社会对待她们的方式感到沮丧，对刑事司法系统对待她们的方式感到沮丧。这种激情是真诚的。需要被表达出来。”表达是一个错误的词。我们这些受害者已经厌倦了表达，我在他的法庭上表达得够多的了。我们需要的词是：承认，被考虑并被严肃对待。
在我宣读陈述的那一天，我回家时以为自己失败了。有多少受害者被侮辱、被贬低，因为没有其他声音来反驳既有的信念。我们中有多少人被弄得深感羞辱、情绪激动，而不是充满智慧与勇敢。一个人就能阻止我唤醒数百万人。质疑是谁在书写你的现实。重新审视是谁下的指令。谁决定你是重要的。法官不是上帝。他只是一个人，穿着黑罩衫，是一个小领地的首领，是格兰特大街上只有一个房间的王国的统治者。他不是唯一说真话的人，不是制定规则的人，也不是最后拍板的人。他是民选官员，最后以62％的投票被罢免。
当他被罢免时，没有正式的仪式。我想，有那么一天，他醒来后意识到自己不会再拉上黑色罩衫的拉链，只好把它毫无生气地挂在衣橱里。《洛杉矶时报》报道，法官在宣判后表示：“我预计会有一些负面反应。但并不是这样。”法官知道我会对他的判决不高兴，但不知道还有1800万人会愤怒，而本地20万人会投票让他出局。不管人们是否同意这次罢免，志愿者们教会了我一些让我终生铭记的东西：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P348．①＋P352．①．认错，对体系而言是最难的。看看日本就知道了，哪次不是因为面子问题导致事件不断升级。最后不得不，才出来鞠躬。P365～P385．①．一气呵成，充满感情与力量。
2023-04-24 16:37:58
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