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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国史大纲》简介   作者:郭齐勇   《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全书(修订二版)八编46章,共53万字。全书力求通贯,便于读者明嘹治乱盛衰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本书成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作者的忧患之情跃然纸上。是书于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各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197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再版本,到1992年已印行18版,1994年出版第二次修订本。1994年6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印制修订二版本,后又多次重印。本书亦收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之《钱宾四先生全集》。   著者钱穆(-)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原名恩 ,字宾四,民元改名穆。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原任中小学教师,1930年后执教于高等学府,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等校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代表著作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学私言》、《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著者毕生著书70余种,约1400万字。著者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   《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表达了著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1)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2)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   钱穆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这与其它民族是不同的。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必须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著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有的章,如第六章春秋战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第八章西汉“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第十章东汉“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变相的封建势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关于田制、兵制、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关于唐代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第三十二章关于北宋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第三十八至四十章关于唐至明代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等,都非常深入,很有见识。本书著者能由一个问题延伸一两千年,由一点扩大到全面,系统梳理。如田制,能将两晋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   著者扬弃了近代史学研究中的传统记诵派、革新宣传派和科学考订派,分析了其见弊得失。著者认为,史学不等于技术,不等于历史知识与历史材料,不能纯为一书本文字之学;史学是“人”的史学,不能做号称“客观”的无“人”的历史研究;史学一定要与当身现实相关,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不是宣传口号与改革现实之工具。他强调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解,缺乏起码的尊重,此必成为无文化的民族,无历史意识与智慧的民族。他主张努力开掘国家民族内部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内在的生机、动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国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精神,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   近代史学诸流派在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研究的结论大体上是:在政治上,秦以来的历史是专制黑暗的历史;在文化上,秦汉以后两千年,文化思想停滞不前,没有进步,或把当前的病态归罪于孔子、老子;在社会经济上,中国秦汉以后的社会经济是落后的。   钱穆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分封)统一到郡县的统一(这在秦汉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到东汉完成),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这在隋唐两代完成),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钱穆十分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政治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政治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   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的背后有一个思想观念存在。在学术思想指导下,秦以后的政治社会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进行。如铨选与考试是《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宗旨所致。在全国民众中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在这个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有成绩者可以升迁。这正是晚周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体现。秦汉以后的政治大体按照这一方向演进。汉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专门设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成为入仕唯一正途。此后,学术地位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也常尽其指导政治的责任。三国两晋时期统一的政府灭亡,然而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的理论仍然延续两汉。隋唐统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渊源则是孔子、董仲舒一脉相承的文治思想。隋唐统一无异证明,中国历史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长期战乱,其背后尚有一种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国再度走向光明之路。钱穆所讲的这种精神力量是以儒家为主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才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即“生力”。   钱穆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治仍为一种和平大一统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   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这种更生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钱穆认为,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   最后我们不能不指出,由于特殊的抗战背景,本书在布局上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原而略于周边兄弟民族,在取材上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体察著者的初衷,大约他内在的情结是: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尽管我们能同情地理解著者的苦心,然而今天读这部书,我们不能不跳出汉族中心主义、华夏中心主义和正统史观的立场,肯定周边兄弟民族入主中原,与汉民族一道治理国家,给中国历史文化注入了活力,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钱穆的这部著作代表了他的通史研究,这与他有关部门史(如政治史、学术史、文化史)及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的研究相得益彰,与他有关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探讨,亦相互发明。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钱穆先生所提倡的史心与史识、智慧与功力之互动。阅读本书,请配读著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其修订本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印本。   参考书目:   郭齐勇. 汪学勤. 钱穆评传.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20:04:4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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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史家的学术思想-读钱穆《国史大纲》/风陵渡新儒学史家的学术思想-读钱穆《国史大纲》 风陵渡 日 2:23:58 读《国史大纲》是在读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史学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国史新论》(按所读的顺序)四本钱穆的演讲集之后。钱先生的史观本已在这四本书中从各角度有所反映,加上《国史大纲》,现在该做一个总结了。 综合各方材料,对钱穆的学术及《国史大纲》做一个概括。 参考文档: 钱穆论略 钱穆的史学三派论及对胡适派的微词 书评:钱穆:八十年为一战 岩泉胜境及留踪大师 一、钱穆学术精神 讨论之前,先将钱穆学术之核心精神做一个描述,便于我们理解其学术、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钱穆自述:"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 余英时曾说:钱先生治学的"终极关怀","分析到最后,是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正是从这种终极关怀出发,钱穆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本位的思想。 二、钱穆生平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2岁父亲去世,家陷困境。1913便从事小教历7载。1923年起从事中教,其《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脱稿。1930年,《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誉驰四方,震动学界,久争不下之"新学伪经"说遂息。现代伯乐顾颉刚推荐,入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未久,又因顾先生之举转入北京大学,任历史系副教授、旋升教授,兼课清华、北师大。抗战爆发,随校辗转。西南联大文学院设蒙自时,陈梦家两夕恳言促成钱先生撰修国史新编。动笔后学院迁昆明。得友相助,寓居岩泉寺,避扰续作。三日伏案写春秋,三日信坛言古今。1939年秋,53万字《国史大纲》完成,旋写《引论》见诸报端。次年是书出版。 1939年秋离昆,钱先生后历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50年于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教授。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衔,1961年获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博士。1965年获免新亚院长职,移教马来亚大学。1967年定居台北。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台北历史学会监事、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班主任。这位百科全书式学者,著作80余种,达1700万字之多。日逝世,享年九十有五。著名近代思想史家、清华和北大双聘教授刘桂生挽:由诸子入经学转史学据理学兼文学子学达经学明史学信理学诚文学雅心物两得精博一世代不数人;爱民族及文化望复兴求统一盼富强思虑深大义明乡情重识见卓忧心切知行一贯阴阳两济世多后生。 近年,刘梦溪主编之《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写道:"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宾四先生。......钱之著作,早期以《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为代表。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依傍前贤时隽,是钱学的特点。晚年的代表作是《朱子新学案》,......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为钱穆当之无愧。" 三、钱穆学术及发展脉络 梁心《钱穆论略》文,认同钱穆为"新儒家",而不仅是一史学家。 "关于钱穆先生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如汪学群所著的《钱穆学术思想评传》,对先生毕生之学术研究条分缕析、一一作评。此书把先生界定为史学家而非"新儒家",认为"钱穆的史学是文化史学,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故此书将先生著作分为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及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史研究,并从中特别提出其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特点,作详尽说明。由于此书将先生身份定义为史学家,故将先生如《朱子新学案》等书归于学术思想史著作之列,而对于其如《晚学盲言》等书则归入文化著作。另外,钱穆先生的两位弟子余英时(其书《钱穆与中国文化》)、严耕望(其文《钱穆宾四先生与我》、《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亦基本持此观点。此一说在学界几成定论,只是由于先生治史学之路数尚有所不合于现代史学之规范而或以意义含糊之"国学大师"名之。 另一种则把先生视为新儒家。这一看法在大陆学界几乎是由罗义俊坚持,在海外唐门、牟门弟子亦表示赞同。在《现代新儒家学案》等书中,罗义俊皆撰文指出先生乃是"兼治四部,儒史并进","虽可按哲学、史学与文化思想等分解言之,究其总体,则仍是中国传统的浑然一体的儒学,其宗旨在重建一个道,重立一个心,‘是要合天人内外为一个大本体',重建中国‘以往最高领导全体人生的思想大传统'"。故其研究尤重于先生在1949年之后的著作,上面所提及之《晚学盲言》等书皆被视为先生新儒学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倾向后一种说法。 钱穆学术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一)实证主义的新史学时期(年) 此时期是钱学发端时期。迎合当时潮流,用考据之方法,著作《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轰动一时,深得顾颉刚赏识,推荐应聘燕大、北大,从此而为主流学术界认可。 (二)新儒学的新史学时期(年) 这段时期,钱先生真正立一家之言,扬名立腕。 理学方面: 针对梁启超之所谓清学皆来自对理学之反动一说,先生开篇则曰:"治近代学术者当自何始?曰:必始于宋。"此书于明末以降学术发展中梳理出宋学之潜流,提出了经世明道之宋学精神。尤其指出"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尽学问之全体也"。 史学方面: 提出建立新史学的主张:"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主张我们如何叙述历史,也就决定了我们如何应对现实。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即是文化学。 通过著《国史大纲》,强调民族国家的前途不是须待外求,而"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生机"。此意后被先生概括为文化自救思想。其中还认为孔子之"仁"是"根于天性","实切合于将来中国抟成一和平的大一统的国家,以绵延其悠久的文化之国民性。"《国史大纲》贞守儒家人禽、义利、夷夏之辨,接扬了春秋传统,在以哲学思想为进路的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外异军突起,以史学为进路拓展了新儒家,建立了独树一帜的新儒家史学。 (三)新史学的新儒学时期(年) 此阶段,先生已完全超越史家境界,为中国文化寻找方向和归宿。"尤其以儒家思想为中国历史精神之核心,故先生此时着力于阐扬儒家义理,而形成了自己独有之新儒学思想。" 其生前最后一文乃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其中提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 四、读《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著于1939年,逢国之将亡,此书意为国人振奋精神,"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生机",为中国找一条出路。先生学问也日臻完熟,故此书在主旨和学术上为同辈学人著作之冠。 卷首近两万字之引论,是一篇必读之"大文章"(陈寅恪语)。著名的读史"四大信念",强调要国人了解、尊重国史,只有知史、懂史的国民渐增,国家才能有希望。 《国史大纲》将中国历史从唐、虞之际到清末民初,以朝代更替为经,学术兴衰为纬娓娓道来,颇多创建。 现在抛开学术上对《国史大纲》的评价,只说我读此书后的印象和收获。 1.讲兴衰动荡之际多,太平治世之际少。 治史就要通"变"。"变"就是历史发生重大转折之际。抓住了"变",才能了解历史之演进的内在动力。因此,钱先生对治世用的篇幅较少,大量的篇幅兴衰转换之时,尤以一朝衰落时期的表现和内在原因分析的最多。这和著书的时代背景密切关联。 2.学术思想史是隐藏在书中的一个主线。 前面已经提到,钱先生治史偏重学术思想史。同时,先生特别强调学术的兴衰对政权的影响。 钱先生主张:一个朝代要兴旺持久,必须有一种立国的精神。这种精神实际就是儒家传统学术的精神。因此,学术(指儒家,以下所谓学术皆指儒家)兴则国运兴,学术衰则国亡。 我们现在试着分析学术的兴衰和朝代更替的关系。 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三起三落。所谓三起,一是先秦到两汉,中国始发展成一强大统一国家。二是隋唐盛世。三是到明清,中国文化瓜熟蒂落。三落就是魏晋南北朝,唐中期到宋元之际和近代的衰落。这三起三落中,中国传统学术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起落:中国文化自春秋到战国的蓬勃发展,终于在秦汉之际促成了中国的大统一。但到东汉中期,传统学术自身的发展走进了一条死巷。由于世家门第的形成,学术和掌握他的阶级一起腐化了,脱离了社会实际,成为空谈和玄学。学术无法有效地指导政治,从而直接导致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年中国一撅不振。 第二次起落:北魏时期,北方世家中产生出新的学术思想,根据儒家传统学术理论,制定了以"均田制"为核心的一系列的有效的制度,又一次实现了学术对政治的指导,为隋唐的一统奠定了制度的基础。 唐中期,藩镇和穷兵黩武彻底的破坏了学术的基础,使中国再次走向分裂和衰落。而且更糟糕的是,藩镇对学术的破坏非常彻底,直到北宋费尽心力也难以使学术复兴。 第三次起落:钱先生对南宋的程朱理学评价很高。学术再一次复兴,并为中国带来了第三次复兴。 但清的专制高压统治,虽然得到了一些暂时的好处(经济、疆域、人口),但又一次讲宋明以来蓬勃发展的学术窒息,使清代学人再不能想宋、明时以天下为己任,被迫走向了训诂小学。 学术发展的停滞,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 《国学大纲》一部大书,远非浏览一次能窥其堂奥的。 总之,钱穆治史上承先秦两汉儒家传统,经学是核心,是纲,而史学、史料是来为说义理而服务。因此先生治史只是手段,而终极的目标是用中国学术的传统和眼光,为中国文化找一个方向和归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22:48:5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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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钱难赚 还是不买了 真是的 好贵 等到要下其他东西 就没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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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够,下次在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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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觉得你的东东太贵。 书评:著文为何——钱穆先生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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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光明日报   作者:练玉春   读任何一本中国史,都没有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时所感受到的那样的震动激情。究其原因,还在于钱先生与众不同的治史信念。   在商务版《国史大纲》的首页,钱先生就把他的信念袒露于读者的面前,并直截了当 地要求自己的读者“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为保持先生信念之完貌,全引如下:   “一,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其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诱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以上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对其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于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减,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文章到此嘎然而止,感觉到的惟有先生文字之外的黄钟大吕之声所激荡起的热血奔流,以及搅动出的羞愧、愤恨和无语。   先生此书完成于六十年前,如今仰颂其文:声声动耳,字字在目,但返现六十年后今日之中国,先生所言之“有知识的国民”尚在绝对的少数。且不说几十年来,全社会“重理工、轻文史”几成集体无意识的当然倾向,即便是如今千辛万苦地从文史哲学诸学科中学成在“水平线以上”的学士、硕士、博士们,又有几人无愧于一句“我知道了中国的历史”?所以,我们曾见过许多人无法满意于中国几千年汇成之历史,而往往指点万里河山、千年国史如身在顶点。重复的轻狂还要复制多少次“中国”的失落和“中国人”的虚脱!   当我们要找上一点中国的东西时,发现它在新加坡,在日本,在韩国甚至更加匪夷所思的地方,在我们这儿更多慵懒、享受以及腰鼓和秧歌。这正是先生所谓“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恰当此时,我们才需要一场来自历史深处的幽幽风雨,冲刷、涤荡、清醒。   钱穆先生抗战时期,避难西南小城宜良山中写成的《国史大纲》有它身当其时的感慨和希望,也正因为此,先生的“信念”才透示出一代宗师的赤子之心和别样的深情,越数十年而至于今,文章辞气依然光华隐隐。   先生在全书最后一章设“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一节,此节仅有如下一语:“本节诸项,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之薪向,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不久之将来,当以上项标题创写于中国新史之前页。”读史而能见先生此文,热泪当流,把酒当歌。一代宗师,两段奇文,三代而下,而能令国人奋起,是真史家也!先生之至言,吾辈其闻之、勉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22:51:38编辑过]
The Master said, Even when walking in a party of no more than three I can always be certain of learning from those I am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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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安装了PDF吗?要是没有就去安装一个,在华军软件园里能下载到7.0版的。试一试吧。我的能看,而且效果很好。 《国史大纲》引论 央视国际 日 15:28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
  一、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二者 “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 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 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任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情感”。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伟大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 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 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乎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二、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传统派”主于记诵,熟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世所提倡。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同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收,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 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 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 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 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合历史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 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知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岸。彼 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知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 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三、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其先当前清末叶。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辈对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辈之目光,渐从“政治”转移而及“学术思想”,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一途。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彼辈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故或者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或者归罪于老子。或谓:“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或则谓:“此二千年来之思想,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中古时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现代之所需。”或则谓:“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积习,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然待此等宣传成功,则此等见识,亦将为良弓之藏。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彼辈谓: “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为‘社会形态’所规定。故欲切实革新政治 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彼辈对于当前事态 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正惟经济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辈议论,犹足以动国人之 视听。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 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主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之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纪新空气之仙囿,于孔、老之为人与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喑而无知,何愿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瓶,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
  四、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露头角也。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而又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为以制度为骨干新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然如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鉴,则貌变而实未变也。于是而有郑樵通志之所谓二十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不胜缕举。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人主,不愿国人之治史。明 其间,光辉乍辟,翳 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而 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前 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 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 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 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 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 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 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侯, 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 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 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 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 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五、“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 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则必泛滥而无归。其将效宣 传革新派之所为乎?又必空洞而无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 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 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 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 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试设一浅喻。今人 若为一运动家作一年谱或小传,则必与为一音乐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 矣。即为一网球家作一小传或年谱,则又必与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 灭迥别矣。何以故?以音乐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与运动 家不同故;以网球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又与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 一民族、一国家亦然。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 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 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如此 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 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
  何以知网球家之个性?以其忽然投入于网球家之环境,而从事于网球之活动 故。其他一切饮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无所异于人。若为网球家作年谱, 而抄袭某音乐家已成年谱之材料与局套,则某年音乐大会,其人既无预;某年歌 曲比赛,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于音乐史上绝无一面。不仅了不异人,抑且 有不如无。不知其人之活动与事业乃在网球不在音乐。网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 乐史之过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国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屡争不舍、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如英伦之“大宪章” 与“国会”之创新而无有也。又求一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国“人权大革命” 之爆发,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矣。 以言思想,求一如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帜,以与罗马教皇力抗,轩 然兴起全欧“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 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经济,求一如葛马、如哥伦布 空海外,发现 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欧、美社会之光怪陆离,穷富极华之景象, 而更不可得。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 永无旦日”矣。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 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 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周之采声, 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 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六、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何谓求其异?凡某 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 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 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 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 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 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 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 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 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 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 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 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 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 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 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 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故曰: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革新 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 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七、今于国史,若细心留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 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 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 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 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 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 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 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 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 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 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 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 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 圣境。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 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 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 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八、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汉大统一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奇绩。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 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 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周 之征服。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 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 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 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 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 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就全国 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 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此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岂,而秦、汉以 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 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夥。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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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 钱穆九岁入私塾,熟习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2年因家贫辍学,后自А?913-1919年任小学教员。1923年后,曾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1930年以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易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其治学颇受清儒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提出,先秦时期,儒、墨二家是后来诸子各派的发端,由此分源别派,旁通四达,互相中国古代文化的源流。他在儒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如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真伪混杂,次序颠倒,后世传说亦不可轻信,遂详细考辨孔子的生平事迹,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如对晚清今文经学家如谬平、康有为等认定刘歆伪造古文经一呈,钱穆撰《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否定了今文经学家的观点,了结了晚清道咸以来的经学今古文争论的公案,在北方学术界一举成名。。此外,钱穆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之学、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派等,都有很深的研究。 在历史研究中,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悠久的传统,在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闻名海内外。 钱穆重视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并给予其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晚年的钱穆比较偏重于文化哲学的研究,并就中西文化的问题作了很多深入的思想考,在其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载于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中,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有了新的体认,并“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即在此。”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诸于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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