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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骚乱之因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席佳琳 太原报道
午饭后，数百名员工拥挤着走出食堂，灰暗的天空、庞大的灰色厂房以及脚下厚厚的灰色煤尘，把年轻女员工们明亮的粉红色工装映衬得格外显眼。
他们已回到富士康太原科技工业园(Foxconn Technology
Group)的工厂里上班，一些工人感到诧异的是，在发生了堪称数年来中国最严重的员工骚乱之一的事件之后，这里却一点也没有改变。
周二（9月25日），武警仍继续以12人为一组在富士康工业园内巡逻，园区西南角对面一家高档商城的停车场被封锁，里面停了30多辆货车、15辆面包车和一些有武警字样的汽车。
富士康称，在上周日夜间爆发逾2000人参与的骚乱后，40人被送入医院救治，数人被逮捕。
该公司也被叫做鸿海精密(Hon Hai
Precision)，是其在台湾上市的旗舰公司。全球许多电子产品都是富士康代工生产的，包括苹果(Apple)iPhone和iPad中的大部分。该公司旗下工厂很可能构成了世界最大的制造帝国。
2009年和2010年，富士康发生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引起公众对这架庞大制造机器的关注。
这些事件让超过100万的富士康员工成为焦点，他们大多非常年轻，日夜承受着在生产线工作的压力和宿舍生活的枯燥与孤独的双重夹击。富士康在各个工业区的宿舍可居住40万人之多。
针对员工自杀事件，富士康大幅提高了工资，开始为工人提供咨询服务并承诺减少加班时间。
但员工和外部分析师表示，尽管这些改革有所裨益，但富士康制造业务的规模和该行业的总体状况意味着，那些老问题肯定会重演。
南京大学社会学学院的教授刘林平表示：“富士康员工的工作性质没有改变：压力、单调、沉闷，因此，此类事件（可能）不时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问题在一、二十年前还不明显，当时中国农民工更为迫切的想得到一份工厂工作，他们更愿意牺牲青春，就为了攒下一些积蓄。
如今工作在生产线上的一二十岁的年轻男女们已经没有那份耐性了。
富士康太原工厂的员工表示，在上周日的骚乱中，最初只是几名工人与工厂保安之间发生斗殴，但由于心中压抑的愤怒和失望，众多其他员工迅速加入其中。
富士康人力资源部的刘森奇（音译）从自己宿舍的窗户目睹了骚乱的过程。他表示：“在半个小时内，人们尖叫着砸碎了园区购物街上的超市和手机店的玻璃。”
事实证明，一旦发生暴力事件，这家拥有近8万名员工的工厂因为过于庞大而无法控制事态。
刘森奇表示：“每个地方都站满了人，我的下方是黑压压的人群。警察一个小时后赶到的时候，他们只能站在那里看着。”
让工人们愤怒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太原工厂的人手始终不够，富士康从深圳工厂和郑州工厂“借调”了大量工人。
今年6月初从深圳工厂调到太原工厂的刘森奇表示，最初他被告知要在太原工作大约4个月的时间，但现在公司在他何时回深圳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让工人
们烦恼的另一件事是在即将来临的国庆节假期不能加班。许多工人表示，他们一直期望下周继续上班，因为国庆节期间加班可以拿三倍工资。
富士康生产线工人每月的基本工资为1800元人民币（合285美元），远高于太原的最低工资水平，但员工们说，双倍的加班工资是他们能够忍受这种单调工作的主要原因。
22岁的女工常桂香（音译）说：“现在我有点……宿醉未醒的感觉。”常桂香来自距太原工厂数百公里的一个小镇。
与其他许多夜班工人一样，她在白天里无事可做。她们靠在正对园区南3号门的一面墙上，看着工人们清理打碎的窗户玻璃和汽车挡风玻璃，搬走被人群推倒的一面铁门，并刮掉警务站墙上一大片烧焦的痕迹。
另一位要求匿名的员工表示，许多人受到本月初全国各地反日抗议活动的鼓舞。
他称：“在中国，因为对某些事情不满而举行示威是非常罕见的。现在感觉好像正是时候。”
赵添琦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梁艳裳、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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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公办校名额咋送不出去？
没有考虑农民工现实，应降低“分数线”
“根据我们的研究，番禺定出的条件明显太高了，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于番禺教育部门的观点，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林平并不赞同。
刘林平曾经对珠三角外来工问题有过深入调查研究。他说，未办社保，与我国社保体制和外来工群体的特点有关。“目前，社保缴费比例偏高，这笔费用对农民工而言不是小数目；此外，还有很多农民工干个体，做杂工，没有企业替他交，他自己也缺乏意识。我们调查过，珠三角这一带社保参保比例很低，大概只有20% 30%；比例最高的是工伤，也才刚过一半。”
“至于计划生育，更不应该拿来作为读公办学校的门槛。”刘林平说，超生的确不对，但多子多孙是中国农民延续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必须慢慢改变。“孩子已生出来了，受教育是他基本的权利。”
在刘林平看来，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显然没有对当地农民工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调研，没有顾及农民工的现实状况，政策流空也就顺理成章。
要解决目前的尴尬，刘林平认为，应当提高政策的灵活性。“条件应该是相对的，既然不合适，就应该结合实际及时调整，而不是把那么多名额空在那里浪费。比如，交社保3年以上的没多少人，能不能放宽到一两年；超生了，但不太严重的，能不能也给一个机会。”
不少外来工家长也提议，既然还剩余那么多名额，政府能否考虑适当放宽条件，让更多孩子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待遇。来自广州市敏嘉制造技术有限公司、曾担任广州市人大代表的赵虎说，既然提供了这么多的公办学校名额，最好还是物尽其用，“要像高考录取一样，如果没录满，就降低点分数线。”
企业获得部分公办校名额分配权，可作“人性化”调整
来番禺已经4年的林杰涛，今年顺利为孩子争取到了一个公办学校名额。谈起这个话题，他说，能进入公办学校，不仅一年能省1万多元，最主要是能保证教学质量，家长也能陪在孩子身边。
林杰涛的孩子能进入公校，得益于番禺区东涌镇的探索。该镇今年率先出台《关于东涌镇企业员工子女入读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把部分名额分配权下放给了企业。
根据《办法》，企业年产值和税收分别达到一定数额时，可以为相关企业员工提供相应学位数量，由企业自行分配，作为对员工的激励。其中，除了“要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办暂住证”是刚性条件之外，其他都可以由企业“人性化”调整。
据介绍，今年东涌镇辖区内，按照番禺区政策申请的80多名申报者中，有约40人符合条件，最终获得入读资格。而按照东涌镇《办法》申报的80多名镇内企业员工中，有近60名员工获得了资格。东涌镇教育指导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镇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企业员工子女读书问题，从而可以让外来人员更安心地在当地扎根。
“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于企业，理应拿出部分公办学校入读名额交给企业来分配。况且，一个工人是否作出贡献，企业是最了解的，企业在分配这些名额的时候，会从更公平、实用的角度来考虑，毕竟如何留住人才关系着企业未来，每一个企业都会认真对待。”赵虎认为，从解决更多外来工子女入读公校机会的角度来看，东涌镇的做法为番禺甚至珠三角地区解决外来人员“后顾之忧”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贺林平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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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骚乱之因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席佳琳 太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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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富士康员工真实生活状态：平日最怕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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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富士康员工真实生活状态：平日最怕挨骂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网络&&&&点击数：&&&&更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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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连跳企业不应担全责 转型期政府应伸援手 广东学者理性分析富士康现象，从深层次探讨解决方案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实习生 阿润
　　富士康“十连跳”震惊全国，连日来几乎变成了一个全民探讨的热点话题。广东学者对此高度关注，多位专家、教授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力陈自己的观点，从不同角度对“十连跳”事件给出解读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转型期政府应当援助
　　工业化进程中，总要经历转型期的阵痛，西方发达国家是否也曾遇到一些劳动关系上的问题，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刘林平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说，西方有较为完备的社会工作制度，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建立起对农民工进行社会工作的体系，就像是对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的帮助，用社会工作的方式给他们在维权、生活和心理方面提供帮助。
　　“这个工作可以在企业内部展开，也可以在社区、工业区集中的地方展开。”刘林平说，这有赖于政府出力建立社工体系，政府自己建立社工队伍或者是出资购买社会上一些机构去做这部分工作都是可以的。现在深圳的社工有不少方面走在国内前沿，但是制度上还很不完善，这需要政府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工作仅仅是一个辅助的帮助，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依靠政府和企业对于农民工利益的保障。”刘林平说，在分析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前，政府和中介组织应该尽快拿出深入的、客观的调查报告，以推进问题的解决。
　　敲响了产业升级警钟
　　“‘十连跳’事件给产业升级的步伐敲响了警钟！” 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谌新民教授说，富士康这类企业产业欠升级，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难有动力为员工提供较好的福利待遇和休息时间。一旦要给员工提供好的条件，就要增加成本，这也是企业的难处。而管理上的粗糙容易忽视员工的情绪，企业的制度和文化建设也需要更人性化，除了工作的机会之外，应该让员工获得尊重、提升机会以及较好的福利和休息时间。
　　“员工自身要尽可能地提高维权意识，利用维权组织关注自身的权益和生存状态，寻找合适的渠道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谌新民说，在国外有相当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企业保障员工的利益，而且执行非常严格，一般的企业都无法承受因为保障员工不力带来的惩罚。政府在保障员工利益方面还大有作为，通过劳动法、劳动监察等方式去规范企业的行为，给劳动者捍卫自己权益的有效途径。
　　设渠道排解员工焦虑
　　“‘十连跳’集中发生在新一代农民工身上，和他们的自身特点有关。”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广东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蔡禾说，年轻人往往对社会充满向往，他们渴望职业上的成功，渴望交往。希望越大，遇到打击时失望情绪就会越大。
　　在一个近乎于军事化管理的区域里，几十万人同时生活、工作，出现工作压力的时候，有没有渠道去排解心理上的痛苦和不满很重要。“一般来说，遇到压力的时候人有两种途径排解压力，一是放松，二是交往。政府、企业和员工都可以从这个角度上去尝试解决问题，给员工正常的休息时间、放松的条件，给他们交往、娱乐的机会去发泄自己的压力和疲惫。”蔡禾说，如果上班时间是高强度的工作，休息时间又被加班吞噬，就算可以休息也只是回到宿舍睡觉，一旦人的状态一直如此，就很容易产生抑郁、挫败感。人有挫败感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心理不适，这时就需要疏导和调节了。
　　心理辅导是有用的，但只有这一点还不够，因为心理辅导是个体出现心理不适之后的调节，而更重要的是让员工有条件在一个可以放松、交往的环境下工作、生活，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富士康员工――不知跳楼详情平日最怕挨骂
　　“十连跳”后，记者昨日现场走访富士康员工―――
　　不知跳楼详情 平日最怕挨骂
　　羊城晚报记者 陈骁鹏 宋王群
　　5月21日清晨，富士康一名20岁男工坠楼身亡，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十个坠楼的员工。
　　当日早上8时，羊城晚报记者赶到了位于深圳龙华的富士康科技集团，许多上了一晚夜班的员工正陆续下班。为核实情况，记者随机询问了几位员工，但这些员工大都对凌晨发生的坠楼事件尚不知情，“好像是出什么事了，但不知道具体情况。”一位员工如是表示。
　　记者随后来到龙华人民医院，医生介绍，当天早上确实接收到富士康工作人员送来的一位员工，但在送院途中由于受伤严重已经死亡，经检查为高坠身亡，死者是头部先着地遭到重创。
　　昨日9时许，记者从宝安警方获悉，坠楼员工名叫南刚，湖北人，今年只有20岁。一名知情的富士康员工告诉记者，坠楼员工是从4楼跳下身亡的，具体原因不详。
　　截至记者昨夜发稿时，深圳警方和富士康方面对该事件均再三缄默，不再作任何回应。
　　我们最怕的就是挨骂!
　　记者深入富士康龙华园区，试图还原员工的真实生活状态。
　　21日早上8时，富士康厂区，有相当一部分员工历时12小时的通宵夜班，正准备下班。对于他们来说，这种黑白颠倒的生活每过一段时间都要轮上一次。
　　上午10时，记者在富士康北门拦住了三名刚从生产线上下来的女工，也许出于年轻的天性，三人早上下完班还参加了富士康组织的K歌大赛。据她们介绍，她们都是90年出生，来富士康工作才几个月。对于当日凌晨发生的坠楼事件三人均有听说，但不知详情。记者注意到上过一晚的夜班，三人均脸色憔悴。“上了一晚的夜班，你们还不回宿舍休息吗？”三人中的小郭告诉记者，早上下班后，她们习惯了到富士康园区外转转，买点零食，再回宿舍睡觉，她们不想每天都待在园区内，过着宿舍―生产线两点一线的生活。
　　“我们是10小时工作制，两班倒，白班为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半下班，其中中午和傍晚分别有一小时吃饭时间；晚班是晚上8点半开始上班，第二天早上8点半下班，凌晨一两点的时候会有休息时间。平时加班并不算加班费，只有周末加班才算加班费。”小郭说，工资有按件计的、也有按时计的。“我是新手，在流水线上做得比较慢，组长经常会凶我，我上个月的工资才拿了1100元。”言语间，小郭有些委屈。另一名员工小江来的时间比小郭要长，比较熟练，上个月工资就拿了1700元。说起工作环境，三人说车间有空调，环境不错，不过她们最怕的就是挨流水线领导骂。
　　先告知跳楼一个赔10万？
　　中午时分，在富士康北大门旁，记者还采访了一位来富士康工作过三年的80后员工小王。
　　从2008年进入富士康至今，小王从一名流水线员工成了现在的流水线的管理人员，称得上“小领导”。小王说，但凡在富士康坐上“小领导”职位的都会选择在外面租房，因为厂里提供的宿舍住得人太多。“我以前的宿舍是12个人，这还是比较好的，最多的一个宿舍要住几十个人。”小王说，宿舍架子床有两层和三层的，住的人太多显得很乱，所以他选择在外租房。
　　提起当日凌晨发生的跳楼事件，小王认为，有两种原因可能性最大，要么是感情问题，要么就是被领导骂了，一时想不开走向极端。说起被领导骂，小王说比较普遍，当年他就是从流水线走过来的，“如果你做的东西不过关，在验收时会被贴红单，会影响入库，挨批是肯定的。老实点的员工挨骂就挨了，个性要强的就会和管理人员吵架。”小王说，厂里吵架的事时有发生。
　　小王介绍的另一个情况让记者深感惊讶：“员工在进入富士康前都会进行岗前培训，我当年培训时，负责培训的人员教导我们进厂工作后，凡事要想得开，工作要愉快，不要动不动就去跳楼，而且还告诉我们跳楼一个厂方赔10万。”
　　：九名社会学者在“第十跳”前发出公开信：杜绝富士康悲剧
　　九名社会学者在“第十跳”前发出公开信：杜绝富士康悲剧（节选）
　　自今年一月份以来，富士康集团已经发生员工跳楼事件9起，造成7死2伤的惨剧。这些20岁左右的年青人，为什么在人生最美好的时期选择离开这个世界？逝去的生命让我们痛心不已，更让我们在个体心理层面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厂”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问题。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我们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我们呼吁国家立即终结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当我国的一些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占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之时，我们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如果说，以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改革初期中国在资本匮乏等历史条件制约下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的话，走到今天，这种发展战略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劳动所得的低下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长期不振，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发生在富士康的悲剧，更说明了这种发展模式在劳动者这一方的难以为继。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母辈那样想过再回家做农民，就此而言，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
　　今天的中国资本充足、国力强盛，已经具备了转变发展模式的条件和能力，依靠国家、企业与劳动者共同的努力，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一定能够有效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我们呼吁所有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做出切实努力，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富士康集团自1988在深圳建厂以来，迅速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强的第109位，连续7年雄踞中国大陆出口企业榜首。富士康的今天，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心血汗水。作为一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行业领袖，富士康理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
　　我们呼吁地方政府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我们呼吁国家和地方政府拿出切实的举措，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的成果。作为改革的实验区，深圳的崛起离不开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的艰苦付出。作为改革的受惠者，深圳市政府理应改善农民工的生存处境。
　　最后，我们呼吁新生代农民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彼此的生命，用积极的方式来回应劳动者今天的困境，争取基本的劳动权益，保护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权利。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互助，提高自我救助、自我保护与自我管理的能力。并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起参与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宏业中，共建一个让每个劳动者都活出尊严的和谐社会。
　　沈 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郭于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卢晖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潘 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
　　系副教授
　　戴建中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谭 深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副研究员
　　沈 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研究员
　　任 焰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张敦福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今年上半年富士康“十连跳”
　　日，龙华厂区男工南刚从厂区四楼跳下身亡，20岁。
　　日，龙华厂区男工梁某从宿舍楼7楼楼顶坠地身亡，21岁。
　　日，龙华厂区女工祝晨明从9楼出租屋跳楼身亡，24岁。
　　日，龙华厂区男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24岁。
　　日，观澜厂区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22岁。
　　日，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
　　日，观澜厂区C8栋宿舍女工饶淑琴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
　　日，龙华厂区一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23岁。
　　日，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田玉从3楼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楼受伤。
　　日，富士康男工马向前死亡，19岁。警方调查，马向前系“生前高坠死亡”。
　　往年富士康员工死亡事件
　　○日，23岁员工郑鑫崧在游泳池溺水身亡
　　○日，25岁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
　　○日，28岁员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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