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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的征服王大鹏和张钦是不是一对？前两个说是的给满意！
[转贴]张钦礼一案的前前后后
　　张钦礼一案的前前后后
　　附：《人民日报》有关张钦礼的两篇旧文
　　2014年第7期 炎黄春秋杂志&
　　（一）
　　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上世纪60年代，新华社一篇关于他的大通讯，使他轰动全国。而和他一起在兰考创建了一片新天地的县长张钦礼却鲜为人知。他俩是“亲密的战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我提笔写这桩案件时，突然改变写法，把结尾移到开头。
　　张钦礼铁窗生涯13年，出狱后于日去世。兰考十万群众自发地为他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兰考县城万人空巷，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两旁、农家田埂地头，群众为他摆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杂面窝窝头，赞扬他为官一生，两袖清风；怀念他在贫困饥饿的上世纪60年代，和焦裕禄结伴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生出希望，使他们免受饥寒，甚至于饿死。
　　我和老伴周原当日给他的唁电：“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
　　时隔九年，2013年8月，张钦礼88岁的老伴刘秀芝因脑梗住院，想见我一面，85岁的我，冒着近40度的酷热，从北京到兰考，与秀芝数次相拥而泣后，即去拜祭张钦礼。他的墓地周围已成一片碑林。这些石碑、玉碑的立碑者，不仅来自兰考和河南其他县市，也有来自山东、河北、上海、台湾的。数不清多少万人在60多块墓碑、感恩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好像每一块石碑、每一个人名，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有一块台湾的感恩碑，特别耀眼，碑文记载：一位叫刘中豫的老兵，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时，撇下他3岁的孤儿，这个孤儿在张钦礼的关爱下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就职于政府机关。碑文最后两句是：“以旌张公之德，彰显千秋大义。”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谁要是扯上和台湾国民党有什么瓜葛，是要整肃的。
　　张钦礼三次遭难时，周恩来总理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
　　文革中，河南省委曾给中央一份报告，提出保护兰考、林县两个典型。毛主席在此报告上批示：“同意”。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
　　习近平担任副主席期间，在兰考视察时曾问过张钦礼的情况。时间是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问：“当年和焦裕禄一起带领干部、群众除三害的那位县委领导是谁？”时任新闻干事的刘俊生答：“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习又问，“这位同志还在吗？”刘答：“他去世了。”
　　（二）
　　张钦礼是兰考人，他的父亲张元谋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由吴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领导的著名的濉（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和吴芝圃相识。起义失败后，回兰考和妻子师华清一起打游击、打鬼子。张钦礼从小跟随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1943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1945年入党，1954年任兰考县县长，对兰考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对兰考的群众有很深的感情。
　　兰考座落在黄河边上，黄河多次在这里决口，形成了风沙、盐碱、内涝的自然灾害（以下称三害）。1958年以前的兰考，经过治理，三害有很大的变化，虽说还是豫东老灾区的穷县之一，但群众的日子还过得去。大跃进反而使兰考更穷了。但当时的兰考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具体情况我后面再谈。
　　张钦礼的全部不幸在于他说真话。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57年反右时，兰考九百多名脱产干部，却划了366名右派。起因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1957年反右时，开始叫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转入反右时，这些签名者都划成右派。张钦礼为他们大声疾呼，鸣冤叫屈。为此，他受到了“撤销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孙跃堂呢？虽有“错误”，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职原薪调到邻近的东明县工作，不久又晋升为县委副书记。
　　张钦礼的灾难由此开始。他作为党内“异端”的形象，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直到生命的终结。
　　1958年秋，省里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要求各县报产量、报征购数，报了三天，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会上发言了，他说他不仅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张钦礼被押送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批斗八个月，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张钦礼劳改的地方叫老君营，县里只给他16元的工资，每月还要交8元给生产队。开始在大食堂吃饭，1960年春群众普遍浮肿，村口路边经常有饿死的人。大食堂解散，张钦礼到群众家里吃派饭，有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从外地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当时外出逃荒被称为“盲流”是要受惩罚的，但这些去外地讨饭的群众不避讳他，告诉他不光兰考有饿死的人，外地也有，他们听说，信阳地区有的村庄人都饿死光了。有一段时间，张钦礼也饿得不省人事，妻子来看他，他不认识她，她千方百计把他救过来。
　　张钦礼开始给周总理写信。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他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这使他这个当县长的彻夜难眠。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日。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屋，叫他信不要寄出，免得被当地截扣后败露坏事，干脆去北京找周总理。他们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偷偷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见不到周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张钦礼能见到周总理十分不易，门槛多，好同志也多，细写起来要用很多文字。总之，中南海接待处的一位马局长，先把他的信交给了周总理，安排好他的食宿叫他等待。日上午10时，马局长带他去见周总理。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浮肿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开始有些犹豫，稍后慢慢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菜团子成了碎渣，掉到地上，这是用树叶掺一点杂粮做成的。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总理眼里有泪光，张钦礼在一旁也哭了。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关于他的平反，一波三折，拖了半年多。这中间地、县委给他平反留个尾巴，他不签字，又回到他劳改的老君营，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派人来找到他。
　　他先在省委大院碰到已经停职反省的吴芝圃，吴问他：“听说你去中央反映河南的问题？”张答：“我去了，连你也告了。”吴芝圃一时语塞，又问：“你爹可好？”张答：“我爹不好，饿得浮肿。”说着，用手指按了自己的腮帮，按了个坑，说：“我也浮肿。”这样的一问一答显然很不愉快，张钦礼赶紧走了。
　　刘建勋临危受命，来河南解决饥饿的问题。他来河南前，请示周总理，总理给他两个字“化缘”。刘建勋理解是“要饭”，就是向一些稍微富裕的省、市“要粮、要菜、要一切可能吃的东西”。
　　张钦礼见到刘建勋，刘对他说，国务院来了电话，问你的情况，让我听听你的意见。张钦礼谈了群众的饥饿和他的平反阻力。刘建勋请他吃了饭，代表省委正式给他平反。他回到兰考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和县长的职务，领取了三年补发的1246元工资，把它全部捐给了“县救灾办公室”。这笔钱对张钦礼一家可不是小数目，他的夫人月工资40多元，要养活五个孩子和她自己。张钦礼对妻子说，群众比我们更穷，有的正在挨饿。
　　刘建勋了解了像张钦礼这样的干部，平反的阻力这么大。随即以省委的名义下达文件：凡在反对浮夸风中受处罚的同志，他们的问题一风吹。
　　（三）
　　焦裕禄1962年冬由洛阳矿山机械厂调到兰考任县委书记，他在这个工厂工作十年。他带着大企业熏陶出的新知识、新思维来到兰考。
　　不错，他是带着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的精神来到兰考。当时兰考的情况怎么样呢？全年粮食的总产量只有六千万斤，是大跃进前的三分之一；以粮为纲，占全年总收入三分之一的芝麻、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有的连种子都没有了；大批群众外出逃荒要饭；大批牲畜死亡；树立在大风口上的五十华里长、十道防护林带近两百万棵树，大办钢铁时，全部砍光，风沙再起，形成新的沙丘群；一个总人口36万的县，三年来人口减少了12万，不能说这些都是饿死的，一是饿死的，二是农村妇女不生育，还有其他原因。
　　县委大院有一个办公室，叫“劝阻办公室”，从全城各个出口处劝说堵截外出讨饭的饥民，这叫阶级斗争，因为他们出去讨饭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留在家里的群众，坐等救济，又是一大批干部把国家的救济粮分送到群众手里。在没有任何副食的情况下，每人每天六两原粮。
　　焦裕禄撤下“劝阻办公室”的牌子，换上“除三害办公室”的牌子，调公社干部卓兴隆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使领导救灾的干部成为除三害的干部，坐等救济的群众，成为生产自救的群众。坐等救济是伸手要恩赐；生产自救，是创造自己的生活。焦裕禄还到火车站，对外流讨饭的群众不劝阻不堵截，而是把他们送上火车，并嘱托他们，讨饭的地点不要太分散，便于大家互相照应。
　　他树立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生产自救的典型，称他们为“四杆旗”。它们是秦寨、赵垛楼、双杨树、韩村。
　　焦裕禄听说有两个来自广东的技术员魏建章和来自湖南的朱里楚，他们正在兰考搞“农桐间作”的实验。由于这项科研成果可以防风固沙，适宜在沙区试验推广，所以选在兰考。他们住在一片沙地的两间草房里，吃的是粗粮野菜，加上风沙干旱，使这两个南方的年轻人多次生出撤走的念头。焦裕禄立马意识到这项研究的价值，通知粮店全部供应他们大米。当时不仅是饥饿的年代，也是知识和知识分子被贬值的年代。一般高级干部，是没有资格享受全部细粮的。后来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对以后张钦礼领导兰考生产大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也在豫东、全国几千万亩沙地大面积推广。这是后话，那时焦裕禄已经去世多年了。
　　焦裕禄组织的120人的调查研究组，分三路调查摸清了风沙、盐碱、内涝的底细，制定了一整套除三害的规划。他是作长期打算，要把除三害的工作放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
　　焦裕禄在兰考没有像张钦礼、卓兴隆、潘子春、蔺永沛、樊哲民（他们以后都遭受迫害）等领导干部的鼎力相助，不要说工作成绩，恐怕也难以立足。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时由中央电台著名的播音员齐越播出，他多次被焦裕禄对贫困、饥饿中的群众人性化的关怀情节所感动而哽咽着播不下去。
　　（四）
　　焦裕禄过世几个月，四清运动开始了，开封地委派出2400多名团员的“四清工作团”进驻兰考。他们一到兰考，就全面夺权，对准的就是当年焦裕禄抓生产的那个班底，张钦礼首当其冲，他被停职清算了半年多。
　　这中间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周原来兰考采访焦裕禄，向总社副社长穆青汇报了焦的事迹后，穆青、冯健来到兰考。日新华社播发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四清工作团一位负责人气急败坏地大叫：“早知道先来兰考采访的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时就该把他轰走。”焦裕禄病逝在郑州，埋在郑州郊区，遵照他的遗愿：“我活着没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埋在沙丘上。”兰考举行了迎接他骨灰的迁坟仪式，几万干部群众自发地到车站迎接，四清工作团领导人警告所有四清工作队员，谁都不准去，他自己也没去；在纪念焦裕禄的追悼会上，卓兴隆自编自写了一副挽联挂在灵堂两侧：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画宏图。地委一位负责人喝令“拿下”，张钦礼喝令“挂上”。
　　焦裕禄在兰考和张钦礼一起制定了一幅除三害的蓝图，在开始实施的时候，就看到一支想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队伍，打头的就是张钦礼。新华社的大通讯里，称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就触犯了长期整他的许多人。这场斗争对张钦礼来说是延续，就像一部书，分上下两卷，都由一根线串起。对张钦礼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罪名”，都挂在这一根线上，都是在中央合理合法的政治运动中罗织的。
　　焦裕禄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来兰考的思想、思维和一套工作运行机制，对于长期抓阶级斗争、抓老灾区救灾工作的路数是一种颠覆。
　　（五）
　　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兰考的四清工作团，立即改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由副团长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县委抛出了张钦礼，让人贴出张钦礼的第一张大字报：“张钦礼是1957年的漏网右派”。9月间，大城市破四旧的红卫兵来兰考串连，县委借用他们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传单：新华社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一株修正主义大毒草，理由是没有写阶级斗争。材料由张钦礼提供，他借此出名，是“政治扒手”。把他两手染黑，戴了高帽，打了花脸，游街示众。张钦礼东藏西躲，甚至于躲到临界的山东省。
　　日，开封军分区介入兰考的文化大革命，当天下午1时到达，立即开始大逮捕。县委书记穿上军装和部队配合，把当年焦裕禄的得力助手、重用的人才、提拔的干部、在全县树立的一批先进生产队的干部、群众，甚至焦裕禄结交的农民朋友，都一网打尽。兰考一片腥风血雨，城乡路上到处是披枷带锁、五花大绑的干部、群众。到2月22日，共逮捕了1206人，兰考和邻近东明、杞县等三个县的监狱，塞满了兰考的“犯人”。“要犯”都砸上了脚镣。对这些人的批斗场面惨不忍睹。
　　张钦礼被游斗一百多场，几次打昏，打伤了肋骨。他在监狱半年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直到日，周总理指示河南三派群众组织来京开会协商，了解了张钦礼的处境，当即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限日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张钦礼半夜被人从监狱里架出上了吉普车，他以为是对立面要枪毙他，车到县界，他要求停车，他说，我死也要死在生我养我的兰考。几个解放军说，明天不把你送到指定的地点，我们几个都要掉脑袋。
　　周总理看到张钦礼，一时说不出话。七年前，他第一次见到的张钦礼，是从劳改地偷偷来京“为民请命”，衣衫褴褛，面黄浮肿，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他立即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带他去吃饭；这次见到的张钦礼，是从监狱里放出，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快把他送进医院。
　　日，下午一点半，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河南支左部队的军官说：“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洛阳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当时都播发、刊用了总理这一指示的新闻。从此以后，周总理支持的叫造反派，他的对立面叫保守派。河南广大干部、群众支持参加这些造反派组织的盛况可想而知。兰考“捍卫焦裕禄司令部”参加的是开封的“八二四”，张钦礼自然而然地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三种人”的对象。
　　张钦礼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来见周总理。总理指示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要紧跟；回去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六）
　　张钦礼回到兰考被委任为兰考县革委会主任。他首先从监狱中放出二、三月间被逮捕的1200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4000多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被破坏的焦裕禄纪念馆，制定了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条例。然后着手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
　　仅仅两年的时间，兰考已经封住一部分沙丘，引黄淤灌出五万亩盐碱地。兴建了机械、农修、化肥等一批小型工厂，有力地支援了农业。不知为什么，省委突然派了一批解放军来到兰考，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批斗他一个多月，说他在兰考以生产压革命，那项劳动奖励条例，是典型的物质刺激，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完斗完，把他发配到信阳大别山里。后来张钦礼才知道，他在兰考的所有活动，都被对立面报告给了省委的二把手王某。王某是空军某部的一名军长，支左到地方成为省委二把手。张钦礼当时并不认识王某，也不了解他的背景。
　　张钦礼在信阳挂个虚职，由押送他的几个人日夜监管。在监管人员中，有一名是省公安厅副厅长。为了使张钦礼不与外界接触，又把他送到深山里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日林彪摔死。
　　周总理于同年10月7日再次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在三天内把张钦礼和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
　　信阳军分区派出十几名解放军在大别山里搜寻到了张钦礼。当张钦礼和杨贵走进总理指定的地点时，许多党政军的领导都在这里，刘建勋也在。这是批斗王某的一个会议。会上，张钦礼才知道王某此时已被定为林彪的死党，是林彪在河南的代理人。周总理质问王：“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俩？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连几个为什么。
　　张钦礼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一个贫困县的七品芝麻官，竟和林彪的死党挂上钩？他茫然不知所以，脱口请求总理帮他离开河南，总理答应了他，当然没有兑现。事后，他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了当时想离开河南的心情：
　　“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掺水和泥，说你是圆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
　　（七）
　　总理想把杨贵、张钦礼留在中央工作，刘建勋说，两个典型总得给河南留一个吧。如果张钦礼当时留在中央，就是另一种命运了，因为杨贵在北京安然无恙。刘建勋也是出于好意。
　　张钦礼回到兰考，在省革委会、省农协都挂有官职，还有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等职。张钦礼对所有新封的官衔都很淡然，他只坐镇兰考。张钦礼说，苍天有眼，让他这一次能安安静静集中六年时间领导群众和三害斗争。
　　刘建勋有一段话评价他们，“你们这帮人啊，疯啦！不要命啦！从工地被捕进了监狱，从监狱出来又去了工地；除夕干到半夜，初一天不亮又去了工地。”刘建勋说的这帮人就是当年饿着肚子跟着焦裕禄苦战三害的干部、群众，之后又跟着张钦礼几进几出监狱之门而不改初衷，继续拼命除三害的这一帮人。
　　张钦礼这帮人在监狱时，都砸上脚镣、带着手铐。放风时固阳公社社长吴思敬还悄声对张钦礼说：“我睡不着觉，琢磨出‘九孔闸工程上、中、下的施工方案’。”张钦礼哽咽着：“我的好兄弟，咱俩在这种地方还能想到一块。”这帮人中的一些干部、群众，只要从监狱中、各种批斗学习班中出来，就直奔九孔闸工地。因为九孔闸工程是引黄淤灌的关键工程之一。
　　张钦礼这一帮人六年中干出的结果是：引黄淤灌出26万亩沙荒盐碱地为良田；种植了56万亩农桐间作地（区）；建立了60个县、社工厂，填补了兰考历史上没有工业的空白。仅县办的16个工厂，年产值4000多万元，税利760多万元，粮食产量由1962年的6000万斤增加到三亿两千多万斤，人均800斤，家家有余粮，是解放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兰考也由老缺粮县，到1976年，已上缴给国家3000万斤粮，100万斤皮棉，80万斤油料。就连当年来兰考视察工作的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到兰考在文革的混乱中，打出一片新天地，兴奋不已。不知在什么场合，不经意地对张钦礼说，大庆缺少副食，黑龙江省过年也只能给他们500头生猪。张钦礼立即派当时的副书记杨捍东和四杆旗的支部书记给大庆送去1000头生猪、60吨粉丝、120吨酒。张钦礼说，不能让铁人的大庆工人缺肉菜。
　　（八）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运动，又给某些人迫害张钦礼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这个群众组织提供了机会。在“四清”和文革初迫害张钦钦的那位领导人成了文革的受害者，被提升为商丘地区政法书记，不知为什么此时的兰考县却划归商丘地区管理，这样，兰考的清查工作，就由这位领导人一手运作了。负责河南省清查运动的是省委书记戴苏理、主管政法的副书记赵文甫。张钦礼被捕前几天，戴苏理把他叫到省委，威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并作检查，否则，矛盾的性质就要转化。纪登奎在文革中比较早地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建勋和他有不少接触。张钦礼不揭发不检查，说了几句讽刺话，扬长而去。
　　几天以后，张钦礼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当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他放开嗓门，对着蜂拥而上的几百民工高喊：“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地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一个人妖颠倒的日子……”开始，工地上一片哭声，稍后，大家冷静下来，立即推出了张传岭、阎协崇、史占卿三位农民代表，让他们回家给张钦礼准备点吃的，去郑州监狱探探虚实。三人来到郑州监狱门口，要求和张钦礼见面，刑警不允许，后要求把吃的转给张钦礼，开始不同意，他们苦苦哀求说：“老县长跟着我们过穷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饿就流虚汗，支撑不住会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垫垫就能挺过去，兰考的人谁都知道他这个病啊！”刑警允许了。无奈，三人在狱墙外面转悠，他们哭着转着，转着哭着，也不知道转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日，《河南日报》一版刊登一条新闻，大标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同一条新闻还有其他两个。张钦礼的罪名是：
　　1. “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指文革中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2. “反党乱军，践踏社会主义法制”；
　　3. “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原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人）；
　　4. “擅自扒堤决口，破坏工农业生产……”（实际是引黄淤灌工程）。
　　张钦礼对所有指控都不承认，审讯他的人员说：“你的问题由省委决定，法律服从政治，我们这里只是过个手续，你再辩，加判”。
　　张钦礼在郑州监狱关押了一年多，直到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因张钦礼一案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4000多人。其中120人判刑，其他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
　　焦裕禄当年树立的四杆旗的支部书记，两名死在狱中：一名是秦寨的赵新贞，一名是赵垛楼的李运兴。赵新贞原是国家干部，回村领导群众生产自救时，连微薄的工资都搭上了。他当时想到群众身体普遍虚弱，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焦裕禄把这个口号推广到全县，结果，外出要饭的群众听说新来的焦书记能体恤灾民的疾苦，都陆续回来参加生产。赵新贞是焦裕禄最看重的基层干部。他被判刑十年；双杨树的王发祥找不出“罪证”不能逮捕判刑，在家监督隔离，第十年在隔离中死去；韩村的杨素兰是位女知青，她回村带领群众割草几十万斤卖给国家，买点小型农具生产自救。文革中，张钦礼遭难，她抱着吃奶的孩子被捕入狱，清查运动时，她闻讯跑了，在外流浪四年，捡了一条命。
　　卓兴隆当年在兰考时，被焦裕禄赏识，从公社调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他和张钦礼成了焦裕禄的左膀右臂。姚依林来兰考视察时，也发现卓是个人才，建议刘建勋提拔重用他，刘即调任他为柘城县委第一书记。他任书记时，颇有焦裕禄的风范。清查工作时，卓兴隆是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后开除党籍。卓兴隆咽不下这口气，患肝癌英年早逝。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播出后，兰考云集了来自全国的300多名作家记者。新华社著名的记者华山已从新华社调到全国作协搞创作，也来到兰考。他见到周原第一句话就问：“你能用一句话概括焦裕禄吗？”周即回答：“焦裕禄像一道闪电，照亮一下夜空，陡然消失了……”周原还没有说完，华山接过话茬，而且一激动就结舌：“……留……留……留下一片火焰。”兰考的这片火焰被集体合谋扑灭了。
　　（九）
　　张钦礼从郑州监狱转到新安监狱服刑，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带点能解救张钦礼“饿痨病”的食品，去新安探望他。从兰考到新安监狱有700多里，要乘坐火车、转长途汽车，再步行几里才能到达。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二斤水果糖，去探望他。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他们能为他带的食物就是各自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问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犯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素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下。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
　　也是在新安监狱。一天来了一位领导，他很想目睹一下这位曾被周总理三次解救、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尊容”。提审他的两名监管人员很想讨好这位上级，满足他的好奇心。他们喝令张钦礼跪下，张钦礼不动声色，不理不搭。他后来对刘秀艺说：“他们打掉了我的门牙，顺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脚镣。还故意往脚脖子上砸，一锤下去，砸掉一块肉耷拉下来。我忍住满腔怒火，不吱声，不下跪！”
　　赵钦礼的老伴刘秀芝也是抗日战争参加工作的老干部老党员，因为张钦礼是一县之长，怕影响不好，总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张钦礼判刑时，她是县供销社的干部，月工资只有46元，每月探监时还要为张钦礼带吃的。先在郑州后又在新安。每年除夕这天，她带着白面和肉馅，从兰考出发天黑赶到监狱。看着丈夫吃她包的饺子，为的是让他得到些许安慰，熬过漫长的十三年铁窗生涯。几十年来，为了张钦礼，数不清的威逼恐吓，逼她揭发张钦礼，她只有一句话：“钦礼是个好党员。”永远的七个字，包含着他们志同道合；支持他的所作所为；理解他把这么一个经常比一般农民还要贫困、比一般干部还要受屈辱的家庭交给她承担。
　　周原曾多次做过努力，保张钦礼监外就医。后来一封给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析综的信，起了作用，杨在信上批示：“相信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保证。”也只是提早半年多释放了他。时间是日。
　　张钦礼释放后，我和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去郑州看望他和刘秀芝。我们和他谈了两天两个半夜，从采访焦裕禄到监狱生活，了解了很多有意义的细节。谈到焦裕禄，他仍然心存敬意。他说，焦书记留下的不仅是他的精神，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他说，他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是，由于总理的支持，使他有六年的集中时间，带领当年和焦裕禄一起组织过的除三害队伍，创造了从解放到他被捕时的兰考黄金时代。他说，他不敢预测，如果焦裕禄不过世，他俩继续合作，焦该是何种命运？
　　（十）
　　张钦礼的葬礼和他墓地的碑林，已经见证了他和群众之间绵绵无尽的感人事迹。但有两件事例，仍令我感动。张钦礼在最风光的时候，省里、地区给兰考两辆吉普车，张钦礼转手卖了，为什么？当时兰考有2564个生产小队，还有42个小队的群众口粮不足。张钦礼利用卖车的资金，为这些小队打机井，配了八匹马力的柴油机，旱时浇地，不浇地搞副业。解决了群众的温饱。他对刘建勋说：“一个县委书记，坐着小汽车开到吃不饱肚子的群众面前，我脸发烧，群众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后捣共产党的脊梁筋。”刘建勋把这事告诉了一同来的姚依林。姚大声说：“我回去给总理汇报，让他对兰考的事放心。”
　　张钦礼有个女儿，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解放军女战士。一切都按照正常手续办完，快要走时，张钦礼把她的名字划掉，换了一个贫农的儿子。他对女儿说：“这个贫农的儿子如果在部队里能提干，他和他的家人都可以改变命运。你爹是县长、是书记，你一走向社会，就有一个比他高的平台，你应该让出这个名额。”
　　张钦礼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做透做绝；人民的司法机器却把他砸进监狱。
　　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象，六年前看到了我为张钦礼写的申诉，说：“这是个大题目”；我老伴周原已过世两年，我在他留下的日记中看到“张钦礼代表一个时代”。
　　现在，兰考有两处墓地，都很出名。一处是焦裕禄的，一处是张钦礼的。历任的中央领导、河南省委领导，还有其他领导，也有群众，都来过焦裕禄的墓地；千千万万普通群众由于仰慕张钦礼的品格，感叹他的人生，也来过他的墓地。共产党要求的干部，应该是领导欣赏，群众赞誉，现实生活中这两者很难统一。焦裕禄、张钦礼两人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却统一起来了，成为亲密战友。他俩都为改变农民的生存条件，一个在工地累死，一个在工地被捕。
　　张钦礼和焦裕禄在兰考恰似“一对孪生”，讲一个不能逾越另一个，否则就失去了生命的光彩。
附：《人民日报》的两篇旧通讯
　　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
　　——记兰考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
　　振奋人心的革命景象
　　在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河南省兰考县，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呈现一派大好形势。
　　一年多来，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经历了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惊心动魄的大搏斗。全县广大贫下中农坚决地要保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焦裕禄这面旗子；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所操纵的一部分顽固保守势力，则千方百计地要砍掉这面旗子。阶级阵线从来没有这样分明；阶级斗争从来没有这样激烈。如今，兰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全县最大的贫下中农革命组织“兰考卫焦”，已经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这样深入人心，光芒四射。中国赫鲁晓夫伸进兰考的黑线，早已象瘟神一样被千万人所唾弃。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以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为首的兰考县革命委员会，已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光荣地诞生。
　　踏上英雄的兰考大地，一幅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会立刻把你紧紧地吸引住。走进每一个大小村镇，许多男女社员，甚至白发苍苍的老人，都佩戴着鲜红的“兰考卫焦”的胸章。他们一见面就亲切地向你打招呼，一开口就以无限崇敬的心情赞颂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在这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象雨后春笋般地遍及每一个公社和生产队。
　　在这里，不论是大街小巷，是生产队的办公室，还是挖河工地上，揭露中国赫鲁晓夫推行“三自一包”罪行的革命大批判专栏，到处可见。
　　目前，正是严冬季节。大地冰冻，北风怒吼。然而，广大贫下中农正在以从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投入热火朝天的冬季生产运动。一队队男女社员，手捧着毛主席像，携带着毛主席语录牌，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象一队队英武的战士，步伐整齐地走向田野。在那平坦的土地上，人们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摇动“铁臂”，挥舞“银锄”，开河挖渠……，以便用黄河的水，把多年的盐碱地，改造为肥沃的稻田。在那一堆堆沙丘上，人们正在大种广种泡桐树，以便让兰考全县换上新装。辽阔的兰考大地，红旗招展，人群踊跃，歌声嘹亮。
　　英雄的兰考人民，正在以百倍的信心和勇气，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正在以英雄式的劳动，续写着焦裕禄同志没有写完的瑰丽的文章。
　　阶级斗争走着曲折的道路
　　兰考的大好形势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阵什么大风吹来的，而是兰考县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凭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胆忠心，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得来的。
　　兰考县的阶级斗争，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县委第一书记王&&，正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兰考县的一个忠实门徒。他一来到兰考，就对这块连年受灾的地方看不惯。他不是领导全县人民向自然灾害作斗争，而是带着棕床、藤椅到土质最好的丰产区去“蹲点”。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赫鲁晓夫乘机抛出了“三自一包”的黑纲领。王&&如获至宝，得意忘形地称赞“三自一包”是什么“救命政策”，“活命政策”，“拴人政策”(防止灾民外流)。他不顾广大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的反对，在城关公社大搞“三自一包”的试点，大吹大擂地推销他的“土地包产到户，牲口分槽喂养”的黑货。当时，全县以“借地”、“开荒”为名被变相侵占的土地占全部集体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二。城关公社胡集大队，除了种公粮的土地以外，百分之九十七的集体耕地被分配到户。
　　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复活，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他们到处煽动社员搞单干，猖狂地破坏集体经济。树木被砍伐了，水利系统遭到了破坏。整个兰考灾区盐碱上升，内涝加剧，土地荒芜，风沙重起。严重的自然灾害，又降临到全县三十八万人民的头上。
　　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受了党的委托，带着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来到了兰考县。
　　焦裕禄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他到兰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举旗抓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抓狠抓阶级斗争这条纲。他在灾难深重的兰考县广泛开展了忆苦思甜教育，调动和激发了全县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威风。他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走进生产队的牛棚和贫下中农的家屋，大力表彰贫下中农中涌现出来的自力更生和奋发图强的新事物，热情地支持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他在全县亲自树立了四个红旗大队，这就是：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进一步激发了全县贫下中农冲天的革命干劲和革命硬骨头精神，向自然灾害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经过三年的奋战，基本上锁住了风沙，制服了洪水，改造了盐碱。连年受灾的兰考第一次获得了好收成。
　　兰考人民饮水思源，有口皆碑。他们对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永远感念不忘。他们说：“毛主席咋说，焦书记咋做，句句话说在俺心窝里，件件事办得俺心满意足，真是俺贫下中农的贴心人。”
　　焦裕禄同志逝世以后，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同志，遵照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继续踏着焦裕禄的脚印前进。他进的是贫下中农的门，吃的是贫下中农的饭，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战天斗地，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的新兰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然而，兰考县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焦裕禄同志逝世以后，又来了一个县委书记，名叫周&&。这个人和贫下中农根本不是一个心眼。他一来到兰考，就要把林彪副主席亲笔题词表彰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这面红旗砍倒。在他看来：“兰考县的灾害还没有减轻，沙荒还没有盖好，精神还没有变成物质。”他竟然说：“宣传出去，叫全国来看什么？看沙荒和盐碱吗？”
　　焦裕禄同志的模范事迹广泛宣传以后，全国亿万人民被深深地感动了。每天到兰考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人们要求周&&介绍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周&&却冷冷地说：“我刚来，不了解情况，叫张钦礼介绍吧！”张钦礼同志介绍了，周&&又怀恨在心，到处污蔑张钦礼同志“宣传焦裕禄事迹，是想捞政治资本”。一个要宣传焦裕禄，一个要否定焦裕禄。兰考县两条路线的斗争又一天天激化起来。
　　贫农、下中农英勇地投入
　　文化大革命的洪流
　　一九六六年六月，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在兰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旧县委内以周&&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他们蒙蔽了一部分群众，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
　　“张钦礼是政治扒手！”
　　“张钦礼是三反分子！”
　　一时间阴风四起，妖雾迷漫。千百张莫须有的大字报劈头盖脸地朝张钦礼同志打来。
　　“这是怎么回事？”
　　“张书记宣传焦裕禄同志的事迹难道错了吗？”
　　“县委内一些人为啥要砍焦书记这面旗子？为啥要把焦书记生前的亲密战友打成三反分子？”
　　一连串的问题，使兰考的广大贫下中农再也不能沉默了。
　　兰考的贫下中农是苦大仇深的，是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在旧社会不知有多少人逃荒，要饭，卖儿卖女……。他们永远不能忘记：是毛主席把他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过上了今天的甜日子。他们永远不能忘记，焦裕禄同志正是打着毛主席的红旗进兰考的。他为兰考三十八万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焦裕禄同志和张钦礼同志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们和贫下中农是一根藤上的瓜。只有王&&、周&&等人才和贫下中农不一个心眼。本来周&&是接焦裕禄同志的班的，可是他来兰考两年，没有交一个贫下中农的朋友。他们反对张钦礼，是企图借反对张钦礼来反对焦裕禄，反对贫下中农，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想从贫下中农的心窝里砍掉焦裕禄这面鲜艳的红旗是万万办不到的。
　　正因为这样，兰考的贫下中农十分关心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白天坚持生产，夜晚就积极闹革命，谁反对张钦礼，谁贴张钦礼的大字报，他们就和谁辩论。
　　就在这时候，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象一声春雷传到了兰考。兰考县的广大贫下中农，听到了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召唤，立刻沸腾起来了！他们说：毛主席说的要放手发动群众，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毛主席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尽管起来干！
　　焦裕禄同志亲自树立起来的四个红旗大队的贫下中农首先起来串连，成立了一个“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全县贫下中农一呼百应，呼啦啦都起来了。紧接着，县城的工人组织了一个“工人卫焦造反司令部”，县直机关成立了“卫焦战斗兵团”，二中的学生组成了“八一八裕禄战斗队”。全县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和机关干部一个观点，一个心眼：坚决地保焦裕禄，保张钦礼。按照他们的话说，三十八万兰考人民，绝大多数都是卫焦战士。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敢革敢保。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兰考的贫下中农，从切身体会中懂得：焦裕禄和张钦礼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一心一意要带领兰考三十八万人民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的。王&&、周&&却安的不是好心。依了他们，就等于向资本主义死路上走，向火坑里跳。因此，保张钦礼，就是为了保焦裕禄，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他们毫不含糊地提出：“周&&是县委内头号走资派”，“张钦礼是革命领导干部”，“坚决打倒周&&”，“坚决支持张钦礼”。这就是他们的行动口号。
　　一九六七年一月，兰考贫下中农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和鼓舞下，六十六个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一举夺了旧县委、县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在这大好的革命形势下，阶级敌人丧魂落魄，革命人民扬眉吐气。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逃到开封的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一月夺权不久，他们就急急忙忙勾结地委、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配合社会上的一股反动逆流，在一天的夜里，重新“杀”回了兰考，对手无寸铁的卫焦战士，来了个大逮捕，大镇压。他们把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的老贫农、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坚强的革命领导干部，成批地逮捕入狱。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把县广播站夺在自己手里，一天到晚播送张钦礼的“八大罪状”。……
　　韩村、秦寨、赵垛楼和双杨树四个红旗大队，被打成“修正主义大队”和“顽固大队”。离城不远的三义寨公社，被旧县委内的走资派依观点的不同划为“解放区”、“游击区”和“敌占区”。他们还在全县大搞所谓请罪运动。
　　不仅如此，他们还采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卑劣手法，强迫社员改变观点。凡是信了他们的观点的，凡是赞成打倒张钦礼的，他们就发给救济粮、救济款，发给萝卜。他们还把社会上的一些牛鬼蛇神，以及投机倒把、好吃懒做的人，统统搜罗起来，为他们摇旗呐喊，以壮声威。
　　兰考上空笼罩着乌云。兰考大地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决战时刻到来了！一场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加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开始了！
　　赤胆忠心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在这场斗争中，兰考的贫下中农不愧为英雄好汉。不管风浪多么险恶，他们永远记着毛主席的话：“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坚信：毛主席是一定会替兰考的贫下中农撑腰的。谁要是把矛头指向贫下中农，他就肯定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他就是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黑线上的人。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在反动路线的层层封锁下，听不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他们就在深更半夜，围坐在小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走资派的亲信们要他们改变观点，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俺们贫下中农只有一个心，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焦书记这面红旗！坚决支持张钦礼！你说张钦礼是个“黑帮分子”，俺们情愿作“黑帮社员”。走资派的亲信说：“改变观点，我给你萝卜！”贫下中农说：“萝卜可以不吃，想叫俺改变观点比登天还难。”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兰考的贫下中农，在和反动路线的殊死斗争中，创造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啊！
　　三义寨公社南马庄大队有一个第五生产队，是焦裕禄同志生前亲自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硬骨头生产队”。队长张应堂，是一个热爱集体、一心为公的好干部。由于这个队没有一户不是“卫焦”观点，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自然把它看成眼中钉，并把这个地方划成了“敌占区”。走资派的亲信，掂着棍子，拿着绳子，整天?二喝三要来抓人。社员们都劝队长张应堂出去躲一躲。可是，生产队就是他的家业，他的命根子。他怎么能够离开呢？！在旧社会，张应堂一家是一个赤贫户。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一家人住了几十年的破庙，要了几十年的饭。……在多少次忆苦会上，他都热泪横流，泣不成声。可是今天，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却象一座金刚一样坐在生产队的办公室里，坚强不屈地说：“不！我不能离开大家。我走了，咱队的生产谁管呀！”这个贫农出身的生产队长的形象，不正是兰考县千百个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吗？
　　双杨树大队有个大娘叫周玉花。在黑暗的旧社会，她父亲被地主逼死了，母亲饿死了，哥哥被日本人枪杀了。一家人就剩了她一口子。解放后她才翻了身，过上了甜美的日子，有了八个孩子。她逢人就说：“我永世不忘毛主席。”
　　这次文化大革命，她听说县里出了走资派，跟毛主席不一个心，要复辟资本主义。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她说：“资本主义那条路我是吃过苦头的，不能再走了，我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谁不跟毛主席一个心，俺就坚决造他的反！”就这样，她参加了“兰考卫焦”，成了一名坚强的卫焦战士。她万万没有想到，眼看县里的文化大革命就要胜利的时候，县委的走资派又回来兴风作浪。广播匣子里天天播送张钦礼的“八大罪状”，胡说什么开封“八·二四是混蛋组织”，“兰考卫焦是反革命”。她一听就把线卡了，心里象刀绞一样难受。
　　有几天听说开封“八·二四”被保守派包围了。她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一心想到开封去看看。有人问她：“八·二四有你的啥人？”她说：“没有我的儿，也没有我的女。是毛主席叫我关心国家大事。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我能不惦记他们吗？”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周玉花大娘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她一有空就坐在毛主席像前，对毛主席说：“毛主席呀，毛主席！俺兰考的事，您老人家知道不知道？”她闺女劝她说：“妈！那是毛主席像，你说了他老人家也听不见。快吃点饭吧！”周玉花说：“不！毛主席就在咱家里。心里有啥话，就得给他老人家说。有毛主席作主，俺啥也不怕。”
　　周玉花大娘已经五十岁了，身边还有个四五岁的孩子。可是，她每天夜里都跑二三十里地出去串连。一见到自己的人，她就先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她就是用毛主席的话去鼓舞贫下中农的后生们起来战斗。
　　走资派的亲信们对周大娘恨得要死，也怕得要死。一见面就讽刺她，挖苦她，骂她是“老顽固”，是“张钦礼的铁杆保皇派”，说她“受蒙蔽太深啦！”周玉花大娘也分毫不让地说：“俺受‘蒙蔽’有两丈深，你看着办吧！毛主席武装我的头脑，是铜墙铁壁，谁也打不开！”走资派的亲信们看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他们把周大娘的眼睛都打肿了。可是周大娘一家那里肯服？她的老伴站在大门口高喊：“打吧！俺全家都是‘八·二四’观点！”周大娘也说：“俺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俺还要把毛主席的红旗举得高高的，叫它永远飘扬！”
　　小宋公社唐寨大队有一个阎协崇大爷。他是县贫协的副主任，出席省贫下中农代表会的代表，也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他有一张饱经风霜的慈祥的脸。头上的一顶棉帽，补了又补，缀了又缀，已经戴了多年了，还不舍得换一换。在兰考县，人们都亲切地称他“阎代表”，说“阎代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毛主席思想学到心里去了。”平日，听说美帝国主义轰炸越南，他就教育儿女们，用瓜菜掺着粮食吃，省出了二百斤小麦，留着支援越南兄弟。还节省了百多斤粗粮，是专门补助五保户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阎协崇带头起来造反，和韩村年青的女共产党员杨素兰等人一起组织了“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坚决保焦裕禄这面红旗，坚决保张钦礼。他认定：周&&是走资派，张钦礼是好干部。坏人就是要揪，好人就是要保。
　　就是这样一个可敬爱的老人，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却被地、县委的走资派和他们的亲信打成了张钦礼的“孝子贤孙”。村子的东西街和南北街，全是围攻他的大字报。连他的一个刚满八个月的孩子，也被贴了大字报，骂成是“小反革命羔”。他家本来是“满家红”，当时却成了“满家黑”。孩子们不敢去上学，不敢去放羊。羊都饿死了。阎大爷本人，也被走资派的亲信们在公社和大队“辩论”(斗争)了几十次。
　　就是这样千斤的压力，阎协崇大爷保卫毛主席的一颗红心永远不变。他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俺的命根子，还是保卫毛主席要紧！”夜里，他带领全家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幸福是毛主席给的。俺要保卫毛主席江山万万年。”
　　每一次“辩论”会，阎协崇大爷都当成了忆苦会。他讲自己在旧社会是怎样的吃苦受罪。腊月天，下着大雪，他怎样在冻得红肿的双脚上绑点破布片就去要饭。他讲毛主席怎样把他从火坑里救出来，又怎样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他说：“我永生永世也不能忘了毛主席。你们想想，贫下中农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闹革命有什么罪？你们为啥听信坏人的话，把矛头对准咱贫下中农？！”他的话把那些一时受蒙蔽的群众感动得痛哭流涕！
　　阎协崇大爷越斗争，精神越旺盛。一天“辩论”他三次，他照样唱着《东方红》的歌子，背诵着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下地去打井。他说：“毛主席要我抓革命促生产。我要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兰考的孩子们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是那样热情、勇敢、机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一个个都是小英雄。他们不愧为毛泽东时代的儿童，不愧为贫下中农的好后代。
　　在兰考到处流传着孩子们赶走中国赫鲁晓夫“工作组”的故事。如今，在韩村的墙壁上，仍然可以看到孩子们写的反对中国赫鲁晓夫工作组的大标语。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村大队韩村生产队除了一户以外，全都是一个观点——卫焦观点。地、县委内的走资派为了胁迫这个生产队改变观点，二十九户人家就派来了三十二人的“工作组”。他们一进门，开口就是：“你们受蒙蔽了！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韩村的大人小孩谁不知道焦书记是好人，张书记也是好人！听了“工作组”的宣传，他们心里火透了。尤其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们，他们尖着嗓子质问“工作组”：“你们是啥工作组？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工作组。快走开！”后来，他们就干脆不给“工作组”开饭。一到“工作组”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围上去说：“俺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是中国赫鲁晓夫的路线，咱们不一个观点，不能吃俺们的饭。”有的说：“你说张钦礼是‘黑帮’，俺就是‘黑帮社员’，俺的饭也是‘黑’的，你不能吃！”桌上放上馍，孩子们把馍拿走，桌上摆上饭，孩子们把饭倒回锅里。“工作组”在韩村实在不得人心，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县城，再也不来了。
　　在和反动路线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很多孩子都自动组织起来，帮助大人站岗，放哨。他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没有笔和纸，他们就用镰刀在场边和大路上到处刻写大字标语：“打倒周&&！”“坚决支持张钦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场光明和黑暗的决斗，整整持续了五个多月。地、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的亲信们，已经深深地陷落在英雄的兰考人民的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骄阳似火。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整个河南开始呈现了一派大好形势。河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二七公社”和开封“八·二四”已在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央首长在北京接见了兰考的革命领导干部张钦礼同志和“兰考卫焦”的代表。喜讯传来，全县沸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革命人民胜利了！各个公社的贫下中农们自动涌进了县城。从兰考车站到座落在黄河古堤上的焦裕禄同志的墓前，人山人海。人们高举着“兰考卫焦”的战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发自肺腑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为了欢庆胜利，大街两旁的茶水摊也不要钱了。只有亲身参加斗争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
　　英雄的兰考人民！战斗的兰考人民！他们并没有因胜利而陶醉，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们正在新生的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决心在新的一九六八年，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
　　英雄的兰考人民！战斗的兰考人民！正在踏着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脚印，为建设一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社会主义的新兰考而奋勇前进！
　　一个共产党员的“财富”
　　——记兰考县委书记刁文
　　紧张的麦收时节，兰考县委书记刁文从乡下回到县城。他满头大汗，一身尘土，见人就笑：“你没想到吧？大旱之年，咱们小麦丰收！”他晚上开完公社书记会，第二天一早又骑自行车下乡。五十四岁的人，干起工作还是劲头十足。
　　刁文是日，接受中共河南省委的任命到兰考的。上任以前，他再三向省委说明：“我当县委书记以来，犯过不少错误，还在写检讨。兰考的担子更重，怕挑不起来。”省委的回答是：你过去的错误我们都知道。让你去兰考是省委讨论决定的；相信你能改正错误，挑起担子。
　　刁文刚到兰考，“造反”人物就抢先到街上刷大标语“热烈欢迎刁文同志来兰考主持工作！”“向刁文同志学习！向刁文同志致敬！”刁文对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大家帮帮忙，把那些标语覆盖起来。要告诉大家，我是犯过错误的人，不值得学习，更不必致敬！”
　　这不是一般的谦虚。在刁文那个简单的行李中，有个牛皮纸袋子，装着他二十年来写的许多份检讨，他走到哪里背到哪里，时常拿出来翻阅思考。
　　“这是我的财富！”
　　1954年，二十七岁的刁文担任共青团许昌地委书记。他带领青年们，专听党委有啥号召，说叫学习，饭不吃也要学好。一见突击任务，就立即往前冲，工作上总有使不完的劲。两年以后，他被任命为禹县县委书记的时候，还不知道党的县委书记担子有多重，怎么挑。他到任不久，就遇上轰轰烈烈的反右派和惊天动地的“大跃进”。“大跃进”，这可对了他的胃口，他比谁都“敢想敢干”。你说“亩产五百斤”，他敢说“亩产八百斤”。那时候，禹县的土高炉火光冲天，炼些半生不熟的铁，还说放“钢铁卫星”。说大话、说假话的“传染病”，都传给他，他又传给别人，给禹县人民造成很大损失。几年以后，他在检讨里说自己“私心作怪，好大喜功”。私心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这一条，他不能独占。那时候，大家缺少经验，认为一个“跃进”就能建成社会主义；谁能挡住那场“热风”？
　　后来，县委书记刁文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受的处分不轻：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工资降一级。要是别人，难免消沉一阵子。可是刁文心想：留党察看，我还在党内；察看我，我更得干好。他要求下乡劳动。他总说：“我欠了账，要努力还账！”许昌地委的同志看到刁文这股劲，很感动。一年多以后，恢复了他的党员权利，调他回地委农村工作部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刁文也想响应号召参加运动。他去问过“造反派”，“造反派”说：“犯过错误的人，不要！”这当然是件好事。可是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他怎能彻底改掉过去的错误，怎能逃过新的“传染病”？1974年，他被任命为临颍县县委书记。这个一心给人民还账的共产党员，不怕出力气，努力工作，积极劳动。他跟着社员们，拉上架子车到百里外的山区拉石头，兴修水利工程，一心想把农业搞上去。谁想到，一场大洪水把河南中部几县淹没。刁文每天只穿条短裤，在齐腰深的洪水里趟来趟去抢救群众，常常连饭都吃不上。他的爱人和孩子不放心，到临颍来找他，想叫他回许昌休息几天。他让爱人和孩子上了救灾的木筏，亲自察看灾情。他对爱人和孩子说：“我是这里的县委书记，这个时候，怎么能离开受难的乡亲？！”
　　可是在临颍县的那三年，刁文在工作中又出了错误。为了“学大寨”、“跨长江”，他浮报过粮食产量；他没有认真遵守财经纪律，搞了些计划外工程；他民主作风差，性情急躁，训斥过一道工作的干部……
　　人们看见，刁文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错误。他在禹县写的检讨长达两万字，带在身边二十年。为了临颍的问题，他给河南省委和许昌地委写过四次检讨。他背着这些检讨，不只自己时常看，还拿给一道工作的同志看。他说：“这是我的财富！”
　　在新的斗争面前
　　许多认识刁文的干部和群众都说：我们就佩服他一条：不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倒霉的时候，总是精神饱满，有朝气，敢工作，敢负责，是个共产党员样子！
　　这次调他到兰考，他犹豫过，不是嫌兰考穷，不是怕兰考苦，是看兰考比别处更复杂。1976年10月，当中原大地响起锣鼓鞭炮欢庆胜利的时候，只有兰考城鸦雀无声。帮派人物张钦礼和他手下的“三霸天”们“通令”群众“不准乱说乱动”。直到刁文带着省委任命到兰考的前一天，张钦礼还宣称他们的“形势大好”。
　　面对这种阵势，工作从哪里入手？向来干工作风风火火的刁文，这一次真“文”起来了。他要从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入手。1977年冬天，兰考还有几万人在外乡要饭，留在家的，生活着实困难。刁文和同来的县委副书记徐学忠商量，要和县委常委们一道去各社队看看乡亲们。不能空手去，一人拉一辆架子车，装上社员们要买的年货和急需的煤炭。车队冒着风沙出发，走在焦裕禄同志走过的道路上。
　　春节来了，刁文没有回许昌，跑到兰考化肥厂，在雨雪中帮工人们背化肥。年初一，他说要让节日加班的工人吃上饺子，就跟炊事员一道切菜剁肉，包好饺子送给工人。县里的干部想见见新来的书记，刁文头一次在干部职工大会上露面，先亮自己的“丑”。他说起他过去犯过的错误和受过的处分。他说他来兰考，是来学习焦裕禄同志，是要一边工作，一边改错，希望大家监督他，帮助他。多年来，人们常听那些
　　“路线觉悟高”、“一贯正确”的人讲自己的“功劳”，没想到新来的书记大讲自己的错误。人们听着，看着，对比着，觉得这个犯过错误的人很诚恳，很可亲。一些群众开始来找他谈情况，提建议。冷清多年的县委大院，人来人往，热闹起来了。
　　春节过后，县委宣布成立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这个消息震动全县。许多人有话要说，有冤要伸，信访室门口排起长队，刁文和办公室的干部在这里接待群众。那些“响当当”的人物坐不住了。他们写来匿名信，骂刁文的祖宗三代，说“不许刁文动造反派一根毫毛”。他们半夜去砸碎刁文和徐学忠的窗户玻璃，给刁文送来一个花圈，说他“不得好死”。他们搞“车轮战术”，整天来找刁文“辩论”，使刁文吃不上，睡不成。他们甚至要制造“交通事故”，用汽车撞死刁文。刁文寸步不让。他按照兰考群众的要求，坚持调查他们的罪行，免掉一些坏人的官。斗争最紧张的时候，有人传说刁文已经被打死，有的群众悄悄来门口站岗，保护县委书记们。
　　也有人来劝刁文，说咱们出门当干部，谁能没有错误？你刁文不是也犯过错误？你现在不是还当着书记？要讲宽大嘛！刁文听出了言外之意：你自己犯过错误，为什么抓住别人的错误不放？当然不能放！因为张钦礼和他手下的“霸天”们，不是在工作中出了错的好人。件件查实的罪证说明，他们是打砸抢分子、刑事犯罪分子。斗争结果，他们先后被政府依法逮捕，依法判刑。
　　现在看看兰考县委的信访登记本和有关材料。三年之内，全县有九百六十多起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为一万四千三百多人伸了冤，五十二万兰考人抬起了头。这是改变兰考面貌的关键性的第一步。
　　“我来承担责任！”
　　改变兰考面貌，还有更艰难的第二步。刁文从这村走到那村，全县16个公社347个大队他几乎走遍了。他找社员谈情况，谈意见，他思考着党的农村政策，许多问题在他头脑里翻腾。他想起在禹县和临颍的教训：“左”，不讲实事求是、不考虑群众的疾苦。要改变兰考面貌，就要从这几方面改起。
　　“兰考有三宝：泡桐、花生、大红枣”。多年来，说花生红枣能卖钱，“卖钱就是资本主义”，给批判掉了。花生快要绝种，枣树没人管理。1978年春天，县委帮助全县人民大量栽种泡桐。刁文带领县委全体干部到城北开荒35亩，从外地买来花生种子，宣布县委带头种花生。下种那天，正在县城开会的公社干部都要求参加，附近的社员也来帮忙，35亩花生，半天种完。现在说，种35亩花生算啥大事？可是，当时兰考人奔走相告，十分高兴。社社队队人们都说：党的政策回来了。又讲因地制宜了，县委种花生，咱们也种花生！三年功夫，兰考的花生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说起红枣问题，真有点“惊心动魄”。
1978年春天，城关公社杨三寨大队的支部书记张中周进城找刁文，说：“你看过，我们那里枣树多。往年没人管，人们随便摘枣，有人用枣喂猪，全糟蹋了。我们想了个办法，把枣树都估好产，每家分几棵管理。秋后收下枣，各家和队上四六分成。”
　　刁文听得清楚，这里明明有个“包”字，“包树到户”。犯过错误的刁文敢不敢跟“包”字沾边？他想了一阵回答说：“好！就按你们的法子办。先不要往外说。要是有人责怪下来，我来承担责任！”城关公社各大队的枣树都包给社员了。往年，这个公社收不到10万斤枣，这一年收了60万斤。
　　事情就这样开了头。包了枣树包花生，包了花生又包麦田。刁文心情紧张，因为报上没有这个经验，上级也没有具体指示。刁文又满怀希望，因为生产好转，群众高兴。他对县委的同志说：“现在总说解放思想，咱们这是不是解放思想？我看是。我看，只要是发展生产的，帮助兰考人走出穷窝的，给社会增加财富的，都是好办法，都可以试一试。党让咱们在这里工作，群众眼巴巴看着咱们，咱们就要敢工作，敢负责，不能老是怕这怕那！”
　　1978年冬天，在全国闻名的穷县兰考，“包”字渐渐放大、展开。群众喜气洋洋，出门要饭的人纷纷回来。一个深得人心的生产热潮开始出现。
　　刚过1979年新年，传来党的三中全会喜讯。刁文连夜阅读全会制订的文件。文件上说：“公社所有基本核算单位，都有权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刁文热泪盈眶，想跳起来喊万岁！党呵，您怎么这样了解群众的心愿，了解农村干部的难处呵？！
　　三中全会说的那五个“有权”，要做到也不容易。1979年春天，兰考开始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时候，遇到过种种阻力。有人说：刁文又要犯错误！但是，兰考县委没有动摇，刁文响亮地说出了大家的决心：“只要群众能吃饱，不怕自己被打倒！”
　　人要作到无私无畏，很难。但是，只要按照党的指点，同人民群众一道探索前进的道路，就有可能逐步走向这个境界，就可能创出奇迹。从1978年早春到1980年秋季，不过一千天，兰考连着三个好年景，兰考的“三宝”又放出光彩。报纸上不断登载来自兰考的新闻：口粮达到500斤，每人收入70元！二十三年来，兰考人第一次把余粮送入国库。你信不信？“老要饭”们到处抢购“三大件”，有几户正坐在家里看电视！
　　记者第一次见到刁文，他把他那个牛皮纸袋子拿来说：“先看看我的错误和检讨！”几天以后，久旱的兰考下了好雨，刁文从乡下回来，很高兴，谈得多，甚至动了感情。他说：“再过半个月，就是咱们党成立六十周年。党在工作中有失误，党公开承认。我这个人，入党三十六年，错误不少，更得公开承认。毛主席不是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记着这句话。我只想往后少犯错误，多干工作。”
　　第二天，雨过天晴，刁文一大早又下乡去了。他要补回失去的时间，他要在新长征中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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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太好了，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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