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特工人员的一些行事主要技巧
特工人员的一些行事主要技巧
自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发山姆大叔的秘密情报机构以来，我们对政府的监控都变得有些敏感。它到底有多大的规模？多深的程度？
前不久我拿到一份令人忧惧的文件。从文件来看，美国情报机关的邪恶之手伸进了美国日常办公室生活的各个角落，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斯诺登，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罗恩&保罗(Ron Paul)，谁都没有显露出蛛丝马迹。
这份文件是美国情报机关在二战期间为特工和破坏分子制作的一本实操手册。它由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撰写，揭示了破坏经济活动（最初是破坏纳粹占领下的欧洲的经济活动）的秘密技巧。
读起来我脊背上一阵凉意。从这份文件来看，特工们无处不在地勤勉工作着，破坏着我们所做的几乎一切。我们自己的政府为什么这么干，那就只能去猜了。不过，我们又何曾知道阴谋背后的真实动机？或许是其他某个邪恶的国家正在利用我们自己的破坏技巧来对付我们？
不信？下面这10种直接引自手册的迹象说明，你的同事、上级或下属就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政府特工，正想破坏你的公司。
他们拒绝通过走合理捷径来加快进度。这本实战手册建议特工“坚持所有事情都通过‘渠道’来做，绝不允许为了加快决策而走捷径”。
他们在你要做事的时候喋喋不休。手册建议特工“做演讲，尽量频繁地讲话，长篇讲话。用长篇趣闻和个人经历来阐述‘观点’。尽管发表一些合适的‘爱国’言论……尽量频繁地谈起不相干的事情”。
他们喜欢委员会会议。手册建议特工“一有可能就把所有事情推给委员会‘做进一步研究和考虑’。尝试将委员会的规模做到尽量大，一定不要少于五人”，然后“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时开会”。
他们吹毛求疵。手册说，“要对通信、纪要和决议的措辞争论不休”，“坚持在相对次要的产品上尽善尽美”，“有一点点缺陷就拿回去返工”。
他们老是试图重议已经做好的决策。你的同事是不是频繁地“重提上次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情，试图再次谈起该决策是否明智的问题”？间谍就是这么干的。
他们用数不清的顾虑来推迟所有事情。手册建议正在破坏某个组织的特工“倡导‘谨慎’，做到‘理智’，并劝告其他参与商讨者‘理智’，避免仓促行事，以免今后出现难堪或麻烦”。他们担心“正在研究的这个行动是否属于组织的职权范围，有没有可能违背某个上级的政策”。他们“不折不扣地奉行所有规定”。你的办公室有没有人这样？这样的人可能就是间谍。
他们用无休止、无意义的过场和表格来折磨你。手册说，他们“以看似合理的方式将文书工作加倍”，“将签发指令、支票等等所涉及的流程和审批加倍”，“一个人就可以批的时候也要让三个人来批”。
搞乱管理。位居管理层的政府特工有各种强大的工具供其支配。战略情报局建议他们“善待低效员工，让他们无功受禄；歧视高效员工，不公正地报怨他们的工作，从而降低士气进而降低效率”。你的上司是不是偏袒那个办公室白痴？你有没有同事虽没工作能力、却又经常获得他们不该获得的奖励或提拔？你的辛勤工作是不是经常被忽视？如果是，那么你的上司就是一个悄悄为中情局工作的特务。
如果其他都不行，特务只要做到不胜任工作就可以了。手册建议特务“拖拖沓沓地工作，假装指令很难理解，要求重复一遍以上……把事情做得很差，说是因为工具、机器或设备不行”，“用一切可行的方式将公司运营搞乱”。
你的办公室有没有人符合上面的某一条？
台湾充当“中美双面谍”，利用中国对美情报搜集心理？
根据资料:台湾先通过它在美国经营了几十年的情报底子，“偷”来美国的战略级情报，转手献给中国大陆，而后再假派出“来自中国大陆的送信人”向美国状告中国偷了美国核子机密，把美国国会的反共反华政客们激得七窍生烟。
从各种散乱的历史资料中来看，中国大陆搜集有关西方国家的军事技术情报，尤其是有战略意义的情报，并非是靠派‘鼹鼠”卧底或收买目标国公民，而更多地是通过第三国的管道获得。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特点是与西方和中国同时具备战略利害关系。主要有以色列、巴基斯坦、台湾和香港等地。中国这样做的原因为：毋需直接出面，谍报风险减小，相比于在目标国“小鸟叼食”式地长期直接谍报，从第三国或地区反而经常能一次性弄到整体系统情报，谍报的效率高；由于中国第三国或地区经常是互有所需，可靠性强，甚至有一定的合法性。
最有意思的是台湾扮演的的角色。在外界看来，台湾应与中国大陆是一对历史冤家对头，怎么可能向大陆输送重要情报呢？
有资料进一步披露：台湾为大陆提供重要军事情报的目的，不是要把自己卖给大陆，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阻止大陆可能发动的军事进攻。对于在大国势力夹缝中求生存的台湾，它明白与对手硬碰硬是绝对没有出路的，只能使出“暗招”。靠不断干扰削弱中美之间的良性合作，增加彼此的敌意和不信任感，使二者发生争斗消耗，方可以有效避免自己成为大国间交易的牺牲品，并赢得美国更多的支持和军援。台湾先通过它在美国经营了几十年的情报底子，“偷”来美国的战略级情报，转手献给中国，而后再假派出“来自中国大陆的送信人”向美国状告中国偷了美国核子机密，把美国国会的反共反华政客们激得七窍生烟。当然，成功导演了这场中美“大战”的台湾决策机关，恐怕内心既难掩其喜悦又担惊受怕。喜的是果真美国迅速大幅地增加了对台军援，其中包括电子战设、反舰导弹、雷达及新型海军舰艇等。但台湾也有隐忧，概括起来它有“二怕”：一是这众多的美援会不会一夜之间都转为“共军”的战利品？二是一旦有一天美国发现真相，台湾当政者该怎样向中美两国16亿人民交代！是否有那么一天，台湾“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谍报者为了利益，有军事和经济间谍最为吃香，无论台湾用何种方法，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美国对台军售，那么即便台湾对大陆出售（笔者相信是有限度出售）情报，只是为了钓得美台军售的大鱼。
分析上述材料，可以认为台湾处于新时期中美关系之间，希望通过情报作战上的活路外交，博取国际生存空间，通过美台军售取得台海战略平衡。表面上看其实心机深深，但从大局上看采取如此费心伎俩其实得不偿失，也充分说明台湾对大陆情报作战处于完全劣势，从而通过旁门左道来挽回失分。
可以回顾三个例子，充分证明台海之间情报作战的差距：
首先，台湾在大陆情报网危局——台海危机时，李登辉披露大陆军演的“空包弹”事件，不但让被台谍成功策反的解放军最高级别判谍“双刘”落马（刘连昆、刘广智），也几乎毁掉当时台湾在大陆安插的整个情报网。
其次，“拉法叶”舰事件台湾被出卖——法国出售给台湾的“拉法叶”战舰，同时大陆获得战舰现有以及升级资料情报，而台湾采购丑闻消息被披露之后，居然有7人死于非命，侧面证明台军采购方面有“内鬼”。根据香港《亚洲周刊》披露，此间斡旋的大陆女情报人员为张姓，并已经移民澳洲。而据称期间包括上亿庞大资金在台海之间流动，这些细节无从知晓，但台湾评论员张友骅表示，台湾22个情治部门有20个已经不济，而这些情治部门招聘间谍也是短暂训练即上马，《汉和防务评论》杂志主编平可夫计算过这些兼职特工的平均工资可能只有1600美元。
再次，就是台湾军情局少将罗贤哲被大陆策反案，整个事发过程，据称是大陆情报方面，在泰国安排色诱罗，并拍下视频逼其就范。既不发生在大陆境内，也让策反工作安排给不知名的女代理人（可能是大陆女特工，也可能只是当地临时工）。
在罗贤哲事件中，寻求策反代理人或者实施者，从而撇清利益关系也就减少曝光可能的这情况不可排除。
这里有两个例子：根据中方在美潜伏的最大间谍金无怠最后没有被中方承认的情况看，中方否认金无怠的存在，一则确实无法承认，二则可能建立单线联系的间谍一旦曝光其身份与案底就被彻底销毁，做到充分保密。另一方面就是根据FP（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披露，当时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美机地图官，在晨跑时被枪击于路旁，FP称不排除是中方批驳美方并展开调查，而美方需要灭口。
间谍工作充满着电影中的离奇情节，但也充满着现实风险。有时候宁愿变成无头案、罗生门、真实版的无间道，也必须维护国家利益。
佐尔格最有胆识的间谍
理查德·佐尔格是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大名鼎鼎的二战谍王，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
佐尔格搞情报的手段非常厉害。他曾这样形容自己的传奇情报生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在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前夕，佐尔格向苏联发出了战争警告：“进攻将在日拂晓全面展开。”但是苏联领导人不予理会，结果苏军被打得措手不及，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在苏联危急的关头，佐尔格又向苏联发出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日本政府决定不同苏联交战！”斯大林在获得这份无比宝贵的情报后，迅速抽调远东军队到欧洲方向，包括精锐的5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师。这些坦克师装备的都是有名的T-34坦克。这支生力军投入战场，向在莫斯科城下筋疲力尽、伤亡惨重的德军杀去。德军哪里还能招架得住，于是出现了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一幕：号称天下无敌的德军在苏军的凌厉反攻面前，从莫斯科城下踉跄败退，其常胜不败的神话有如泡沫一般地破灭了。
佐尔格就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提出的警告和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作出的准确判断，已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被载入史册，作为经典案例被载入了情报教材。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苏联高加索地区一个油田附近的小镇。他父亲是位工程师，为一家瑞典诺贝尔利息投资的石油公司工作。当理查德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在柏林郊区利奇特费尔德的一个大宅院里定居。在9个孩子当中理查德最小，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四。
1914年，佐尔格应征加入德国军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3次负伤。刘继兴考证，佐尔格1916年在医院养伤时与左翼社会党人多有接触，思想日益倾向进步。1916年10月，佐尔格就读于柏林大学经济系，他除了学习外，还参加了有组织的革命运动。1918年元月，佐尔格正式退伍而就读于基尔大学，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博士。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1919年，佐尔格加入德国共产党。
1933年9月，举止高雅，气度雍容的佐尔格受苏联情报机关之命来到日本东京，开始了其波诡云谲的间谍生涯。
到东京后，机智聪明的他很快成为德国陆军武官奥特的私人秘书，并建立了自己的“拉姆扎”小组。佐尔格和他的间谍小组获得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他们不仅获得了德国进攻苏联的确切时间，而且还大胆预测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方向是“南下”而不是“北上”。正是根据这一情报，苏联的武装力量得以重新部署，从西伯利亚将大批部队调往西线保卫莫斯科。
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令敌人恨之入骨而又无可奈何的小组以及其核心人物佐尔格，最后竟然会栽在一个小小的打火机上面……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佐尔格经常出入一家叫“浅仓舞”的酒吧。去得多了，他和酒吧的一位侍女熟识了起来。这位日本姑娘名叫石井花子。一天，当花子一个人待在佐尔格的房间里时，想抽支烟。花子打开了佐尔格办公桌上的一个抽屉，想找找看是否有火柴或打火机之类的东西。使她喜出望外的是，里面有一只极为漂亮的打火机。她点燃了香烟，顺手将打火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事后，佐尔格追问起，她却不承认。
由于在佐尔格的住处附近经常出现发报机信号，日本警察组织特高课的特工们对这一片监视了很久。他们逐渐对佐尔格怀疑起来，但由于佐尔格是“友邦”德国公民，贸然动手可能会引起两国外交纠纷，于是决定首先从佐尔格的女友花子身上打开缺口。一天晚上，花子与佐尔格幽会后回家时，被特高课“请”进了警察局。她如实把与佐尔格认识的经过，佐尔格为她买钢琴、租房子的事情讲了出来。除了经济原因值得怀疑以外，别的没有什么构成间谍的罪证。搜查花子的房间警察们也几乎一无所获，但是他们发现了花子从佐尔格住处拿来的那只打火机。请反间谍专家拆开一看，这原来是一架微型照相机。特高课确信佐尔格是一名间谍无疑，于是马上逮捕了他，又根据他平时和别人来往的情况，将整个“拉姆扎”小组一网打尽了。
1944年9月，佐尔格被日本法庭判处死刑。在知道获救无望后，佐尔格向日本当局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在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对他执行死刑。
日，东京监狱对佐尔格执行了绞刑。在敌人的绞架下，佐尔格面不改色地高呼“苏联万岁！红军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而英勇就义。
1964年莫斯科当局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并于佐尔格逝世的忌日追认他为苏联的最高英雄。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的贡献。莫斯科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佐尔格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邮票的红色背景衬托着一枚苏联英雄勋章和佐尔格的肖像，以纪念这位在二战中作出特殊贡献的民族英雄。
国共隐蔽战线较量真相
从1927年国共破裂直至1949年解放战争在大陆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在争夺政权斗争中，除了在公开战场较量，还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交锋。《孙子兵法》曾阐述了战争的基本准则──“知彼知已，百战不殆”。隐蔽战线的斗争因具备吸引人的神秘性，长期成为影视作品的重要题材，近年来屏幕上还出现了一股“谍战片热”。由于有些编导者受西方文化冲击和商业利润驱使，为追求票房价值胡编乱造，靠“奢华+手枪+美女”吸引眼球，对观众造成不少误导。鉴于时代相隔久远，不少读者已不大了解当年隐蔽斗争的情况，笔者有必要阐述一下革命战争年代的地下工作的原则，还原当年国共秘密战线斗争的真相。
“谍战”一词系商业炒作，中共地下工作的主要任务并非搞情报
近些年来一些广告式语言谈及过去国共隐蔽战线较量时，经常用“谍战”一词，此说并不合乎中国共产党当年隐蔽工作用语。“间谍”一词带有贬义，共产党人一般只把对手派来刺探情报的人称为间谍，不能将此词冠在自己的隐蔽工作人员头上。当年苏联将派出的情报人员称为“苏联侦察员”或“红军侦察员”，中国共产党人对从事隐蔽斗争的人一般称为“地下工作者”，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也称为秘密战、秘密工作。
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两个战线的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隐蔽的地下斗争。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这样总结说：“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在毛泽东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中，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当年党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拥护共产党，而不是搜集情报。例如在解放战争中，中国隐蔽战线的最大成就，是发动起国统区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斗争。对这些看似平凡却意义重大的工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有过不少表现。影视作品进入市场商业化阶段后，一些创作者对这些缺乏刺激性的历史事实却大多没有兴趣，结果出现了“地下工作=搜集情报”的创作误区。许多观众谈到革命战争的地下工作，认为“就是搞情报”，这完全是主次颠倒的认识错误。
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从1905年成立起，主要从事地下活动，以暗杀、联络会党等方式反抗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搞情报同样不是主要任务。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1927年在南京再建并获得全国主导地位后，国民党的秘密工作转为以特务工作为主。蒋介石为了维持独裁统治，首先以黄埔系军队作为支柱，其次网罗了一批党棍，再则利用特务监视和铲除异己。国民党政权因不得人心和缺乏群众基础，其特务工作注重于监视和打探情报，也进行策反、拉拢和思想渗透等特殊任务，不能简单以“谍战”来概括。
共产党情侦部门建立更早，却因力量弱小一度严重受挫
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实行改组前，可谓是众多派系建立的松散联盟，孙中山只是名义上的领袖，党内连中央委员会之类机构都没有。蒋介石从这一年开办黄埔军校起家，翌年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他在北伐和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时，利用的还是旧政府的侦探警察，以及与他有历史渊源的青红帮。直至1928年，蒋介石才建立自己的情报和特务机构。中统、军统的规模在抗战末期发展到顶峰，在编内勤（即专职特务）达几十万，成为人民痛恨的类似明代“东厂”、“西厂”或德国纳粹盖世太保的恐怖组织。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由于在反动军阀镇压下没有合法活动条件，长期在地下状态活动，只是在1924年至1927年间在国民党当局辖区内才有合法地位。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据受伤被捕的刺客陈顺交待，下一步还要暗杀共产党，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当时周恩来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些内线，就此建立了中共最早的情侦工作，不过组织还不健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然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内线零星报告，却缺乏其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临机又缺乏紧急应变决心，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都遭到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因未转移而遭捕杀。
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吸取前一段的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并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的专职情报机构建立倒要早于国民党。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昌召开同共产党分裂的会议，此前中共特科便得知动向，在汉口安排了十几处秘密隐蔽地点。会后国民党派人搜捕时，陈独秀及中共中央所有成员都已不知去向。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汉口秘密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国民党的警探也一无所知，随后特科又秘密租船将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途中也未出意外。
1927年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重组了中央特科。此时特科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人如顾顺章等，热衷于打打杀杀。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
周恩来提出的“一不许”原则，对保障中共后来正常的党内生活极为重要。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原为“契卡”，后简称“格别乌”，上世纪50年代改称“克格勃”）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内部斗争，后来甚至发展成为领袖个人的监视工具，成为恐怖“清洗”的重要帮凶。后来毛泽东又一再强调党内不许搞侦察，这对防止重蹈苏共悲剧起到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从建立特务机构起，就用于侦察党内异己，如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便说自己任副总统时的身边卫士都是蒋的侦探。只对蒋介石个人负责的军统中统捕人、杀人，又越过警察、法庭种种司法机构，连各级军政官员都不能过问，甚至这种官员本身还要受其监视。这种特务政治的泛滥，也是造成国民党政权四分五裂并丧失人心的重要原因。收买、色诱、暗杀等行为，都违反地下工作原则
近些年一些影视剧的编导凭想象编造情节，经常出现中共地下党组织暗杀敌方要人，以及用恋爱等手段发展关系等场景。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播出一部表现在敌营中潜伏的电视剧《敌营十八年》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洐看过后便撰文叹息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
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不许搞暗杀一类恐怖袭击。因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革命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整个反动统治而不是消灭个人，暗杀敌方头目不仅不能达到斗争目标，反而会引起社会反感并影响斗争方向。中共中央特科虽消灭过少量叛徒，却只限于向敌出卖机密并马上会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相比之下，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开始就崇尚侠士刺客思想，并将暗杀作为重要手段之一。蒋介石在大陆便经常使用特务对公开的反对者搞暗杀，这种以国家政权采取的恐怖主义，也是遭到举国痛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中央特科最早开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遇害案。特科的内线关系很快查明，这是因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告了密。他们从德国、苏联学习回来后经常出入灯红酒绿场合，组织发给他们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无法满足其奢华需求，他们便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中共中央负责人闻知此讯后紧急搬家，红队又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从而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五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幸免。仅过了六天，彭湃等四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中央特科通过内线查明，告密者是军委秘书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怕死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而秘密自首充当了内奸。根据周恩来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五人，红队无一伤亡。“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而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红队在上海滩有了威名后，周恩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有一次“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也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并且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滥”手段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争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俊男靓女+豪奢”的镜头更是歪曲
从特科建立起，周恩来等领导还规定，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其重要原因也在于上述手段是一柄双刃剑，若以此对敌也会腐蚀自身。1931年以前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的堕落过程，便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教训。
顾顺章此人很早参加工人运动，勇于冲锋并担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长，不过却染有流氓习气。他担任特科负责人后，借口工作特殊，经常拿走中央半数以上活动经费且开销不受监督，还嫖娼、吸毒。这种道德上的堕落同党的原则和要求格格不入，顾顺章便心怀不满筹划投敌，于1931年4月在武汉被捕后马上叛变，并提出愿出卖中共中央机关全部住址。幸亏潜入敌特机关内的钱壮飞译出了武汉方面的来电，由李克农提前在上海报警，才使中共中央几十个机关、几百人连夜转移，免除了覆没性灾难。
在当年的隐蔽战线斗争中，中共地下组织不仅把反对奢侈当作防止自身成员腐化的重要一环，同时出于经费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许成员过豪华生活。近些年一些影视剧的编导迎合社会上追求奢豪的潮流，设计的地下工作镜头尽是灯红酒绿，由俊男靓女在高档歌舞厅、宾馆接头。我父亲在抗战后期曾由八路军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参加过地下斗争培训，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担任过隐蔽战线的部门负责人。他生前看到电视上出现这类镜头便曾叹息说，当年共产党组织经费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维持豪华生活，何况这类举动从历史背景角度看也违反了隐蔽斗争战线的基本原则。
世界上的隐蔽斗争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原则，便是要求“普通化”而力戒“特殊化”。西方情报界有句名言：“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周恩来早在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最早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当年的地下工作人员接头，选择高档娱乐场所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敌方上层官员和警特乐意出入之地。隐蔽工作的纪律还要求外出人员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坐在漂亮女人身边，因敌特出于本能愿意盯着美女，对她们身边的男人自然也会引发兴趣，很容易引来盘查和留难。按照通俗的解释，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见过面后就没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选。如今众多影视剧中那种刺激眼球的镜头，大都违反历史真相，不过若如实反映又不吸引观众，恐怕也是有些编导者的为难之处吧。
十年内战时期隐蔽战线开创基业又受重挫
国共之间隐蔽战线较量的第一个阶段，便是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内战时期。这一阶段总的斗争形势便是共产党在地下秘密发展力量，国民党则动用政权力量全力予以追捕剿杀。从1928年至1930年上半年，白区的中共地下党根据周恩来提出的隐蔽发展力量的原则，党员曾发展到19万人，在秘密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情报工作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惜随后指导方针发生了“左”的错误，把工作重心放在不切实际的武装暴动方面，结果暴露并损失了绝大多数组织，到1936年白区地下党员的数目降到只有3000人左右。
1928年至1931年间，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总负责人。他在上海等地的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分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原则在这时提出，为中共隐蔽战线工作奠立了正确的思路。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建立的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领导，实际上周是正职、顾是副职。特科采取了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方式，不仅把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拉出来为己服务，同时又派被称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还被特务头子徐恩曾任用为机要秘书，用照相机翻拍了他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能被破译，中共掌握了围剿红军的计划等情报。不过在顾顺章叛变和周恩来赴苏区后，特科受沉重打击，中共中央在上海也不能生存，被迫转移到江西的农村根据地。
从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不断膨胀，由建立中央调查科（中统的前身）发展到建立复兴社（后来成为军统的前身），成为监视社会生活的庞大恐怖机构。蒋介石利用特务成功地拉拢、收买和瓦解了多数地方军阀，对中共的隐蔽斗争却一度居于下峰。自1931年春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特务改变了斗争策略，实行“自首自新条例”，大力利用叛徒，并加强搜捕力度。此时留在白区的地下党组织仍继续执行盲动路线，至1934年全面遭受破坏。刘少奇在1936年从陕北前往北方局恢复白区工作时，从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提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尽量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和合法的组织形式，才使白区地下党的工作得到部分恢复。
在抗战的严酷环境中，中共终于形成了成熟的地下工作原则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对日作战中形成战略上的合作关系，国民党当局仍不承认中共组织在国统区有合法活动地位（只有个别谈判代表除外），并把“防敌（指日本）防奸（指共产党）”作为秘密斗争的基本指导原则。此间，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作第二位的打击目标。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周恩来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的秘密工作指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日占区的秘密工作，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帮助新四军的军事斗争。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西南工作委员会负责川、云、贵、湘、鄂的党的地下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粤、桂、赣、闽、浙的地下工作）却因建立秘密的武装据点暴露了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搜捕下大部损失。后来周恩来总结其教训时说，“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
如今一些影视剧为了提高收视率，描写地下工作的镜头频频出现“枪战”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现为武林高手，这完全违反了隐蔽斗争的原则。当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除有军警的掩护身份，都不能拥有手枪一类武器，否则路上遇敌检查便会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响很大的特科“红队”，总共也只有四支手枪，成员平时外出也不许携带，只有在执行除奸的特殊任务时才能使用。
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斗争有别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群众工作、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统战工作的倡导、推动息息相关。周恩来多次指出：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抗战期间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最大成就，便是争取了社会各阶层同情共产党的事业，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解放战争期间形成“第二条战线”，隐蔽战线斗争最为成功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指导下全面铺开，取得卓越成就，可以说是隐蔽战线斗争发展的最高点。当时党在国统区的隐蔽工作，主要是努力形成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区的影响，并破坏了国民党当局的后方稳定，严重影响其战争计划。
1946年国共最后破裂后，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全面开展了包括统战、敌工、工运、学运和情侦等方面的斗争。此时工作方针策略的核心，又是使党的非法的秘密活动和组织群众性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例如地下党以学生运动和知识界的公开、合法的抗议行动为导线，进一步发展市民和工人运动，再扩大到农村的抗征粮征兵运动，使国民党当局在前方打内战时“后院起火”，陷入遭两面夹击的狼狈处境。
抗战结束时，国内各阶层对蒋介石豢养的庞大特务机构痛恨怒骂不已，为平息民愤，军统被组织奉命缩减。如军统基干人员另组“国防部保密局”，外勤人员大多编入警察局或军事部门，也有一部分散到民间。这一时期国民党情报部门得到美国的技术援助，侦破手段虽有所提高，却因其内部腐朽和争权夺利，特务机关的工作效能反而下降。当时国特机构对共产党的侦察未得到多少有价值的情报，如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的隐蔽住地距国民党军重兵据点只有几十公里，国特机构在几个月内仍如聋似瞎，以至保密局长毛人凤认为是军统最大的失败。相反，国民党军队、政府内部却到处有人为中共方面提供情报或其他帮助，特务对其中大多数人也侦破不了，事后毛泽东曾称赞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情报工作，主要担负了三大任务：获取军事情报、策反敌军、接管城市。在解放军最后夺取大城市时，地下党组织也担负了提供敌军防御情报和进行攻心策应的任务。如1949年解放军南下进军时，南方各地下党组织在几个月内大都有了几倍、十几倍的大发展。中共中央规定他们的任务不是进行武装起义，而是组织好护厂、护校反破坏，保证解放军到来时完整接收。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保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完整接管城市。
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心者同样易于得情报
国民党在大陆无论公开或隐蔽战线都打了大败仗，以致于丢了江山逃到海岛，其原因在当时可谓有识者尽知。自古人称“失人心者失天下”，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私下在日记中也承认此点，现已公开的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蒋介石日记》中便有清楚记载。如日蒋介石下野后在浙江奉化老家反省，便“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困苦不堪的国度中，最高当政者20年间“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怎能不被愤怒的人民推翻呢？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后台老板美国也不讳言此点，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便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虽在私下和小范围内承认丢失大陆的真实原因在于人心，然而出于反攻和凝聚岛内人心的需要，在公开宣传中却不能说共产党的胜利是得人心所致。国民党在台湾解释失败的原因，只好归咎于所谓“共谍渗透”，这除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又为当年在岛内实行特务统治和白色恐怖找到了借口。近些年来，台湾的一些宣传品及其响应者又重提和炒作“共谍”决定胜败的老调，其目标同样是从历史根基上否定当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合理性。其实无论是从历史事实还是从社会进程的基本规律看，此种论调荒谬到了可笑的程度！
当年国民党在大陆是实力最强的执政党，拥有最庞大的特务组织如中统、军统、宪兵以及警察机构，共产党却是个穷党且没有很大的情报组织。为什么国民党得不到多少共产党的内部核心情报，自己内部却到处被其所说的“共谍”渗透呢？甚至连众多“党国要人”和将军们都秘密为共产党服务呢？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国民党的统治极其不得人心，以致于内部人员也纷纷转向共产党，其情治机构也极其腐朽无能。可叹的是，近些年国内有些影视和文学作品的作者却不明白这些基本道理，再加上迷恋于刺激眼球的“谍战”，也突出所谓“情报决定论”。其实了解当年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赢得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土改革后那些戴着大红花参军的数百万翻身农民，是上千万民工所推的独轮车和肩上的扁担……隐蔽战线获得的情报起到的只是加速剂作用。
“政治基础、党绝对领导”两条原则，才是隐蔽斗争的灵魂
取得全国胜利之后，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李克农在1950年专门用了半年时间组织总结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当时苏联情报专家来华介绍经验时曾说，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对此气愤地反驳道：“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近年一些以追求刺激的电视剧中出现的“地下工作者”，既不谈政治觉悟也没有组织领导监督，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式的人物。真实的历史情况却证明，离开党组织领导的地下情侦工作必然会走上歧途，顾顺章叛变的重要原因便是他从不参加政治学习而没有应有的觉悟，党组织又因他工作特殊而未很好监督。吸取这些教训后，党的地下工作尽管多是单线联系，组织上也要经常对下属党员在政治上和生活上进行检查，对有危险倾向者要及时教育或切断关系，反腐斗争也体现在当年的隐蔽斗争中。
当年党的地下组织发展关系，都是以政治觉悟作为基础，而不像某些影视剧作品那样用哥们儿义气、爱情吸引等手段。当年残酷的斗争证明，如果脱离了政治理想信念的凝聚，个人关系和一时的感情狂热只要日久都会生变，对明知是敌对阵营的人产生爱情更属天方夜谭。在革命战争期间，中共在隐蔽战线能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根本原因是靠正义的信仰争取和打动人心，靠组织力量凝聚广大群众作为掩护。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经常能打入敌营，恰恰由于国民党腐败不堪，内部松散且离心离德。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和其他许多高官的子女纷纷秘密加入共产党，也是因他们看到身处的高层有太多的黑暗，认为延安才代表光明。当时国民党的中统、军统除了利用少量叛徒，一般很难打入共产党内，原因也在于革命队伍组织严密，艰苦奋斗环境也为特务分子无法忍受。智慧来自群众，力量来自信仰，是党的地下工作胜利的源泉。
回顾当年中共隐蔽斗争胜利和国民党在此领域失败的历史经验，人们便可看出决定其胜负的关键也在于用正义性争取人心。2500年前写成的《孙子兵法》对间谍使用便总结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共产党“用间”的成功，恰恰是在“圣智”和“仁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秘密战线的较量同样是人心的较量，国共双方隐蔽战的胜负对决，其基本因素也正在于此。
60年前一桩“共谍案”震惊海峡两岸，主角是国民党中将吴石，他与女地下党员朱谌之合作，将国民党台湾海防重要情报转交中共中央。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曾说，中共在台湾有两个老朋友不应被忘记，一个是张学良，一个是吴石
　　2月9日，台湾陆军“司令部”通信电子资讯处长、少将罗贤哲被捕，因其涉嫌为大陆提供军事情报。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该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审理。此事件轰动岛内外，被评价为“半世纪来最高级别的少将共谍案”。
　　这不禁让人想起60年前那桩震惊海峡两岸的高层“共谍案”。1949年11月，中共华东局派女情报人员朱谌之赴台，与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密使一号”取得联系。“密使一号”提供了含有大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通过朱谌之由香港传到大陆。1950年1月，解放军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将情报呈给毛泽东，毛大加赞赏，嘱咐要给“密使一号”和朱谌之记上一功，并当即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神秘的“密使一号”名叫吴石，时任国民党参谋次长，中将军衔。大陆解放前夕，吴石本可违抗蒋介石命令，留在大陆，朱谌之也已圆满完成地下工作准备到上海与丈夫儿女团聚，但为台海统一，他们横渡海峡继续潜伏，直至献出生命。日，因叛徒出卖，吴石和朱谌之被枪决。
　　对国共两党来说，这都是震惊最高层的特大事件，几十年来双方秘而不宣，直到近年，随着两岸和解，档案解密，以及吴石、朱谌之后代的努力探寻，尘封已久的谜案才浮出水面，烈士的骨灰也终于送回大陆落叶归根。
　　军校状元 军界公认的“日本通”
　　吴石，1894年出生于福建闽县螺洲，17岁进武昌军校学习，因成绩优良，毕业时被保送到著名的保定军官学校，与张治中、吴国桢、白崇禧、刘建绪等同学，与白崇禧交情最深。
　　吴石被称为“保定军校状元”，他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总是全校第一，后来他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绩也都名列两校第一，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1934年，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情报一年后，吴石毕业回国，出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厅长，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还担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国民党军众多将领皆为他的学生。
　　吴石是军界公认的“日本通”，1938年武汉保卫战前后，蒋介石特地每周召见他一次，详细咨询，深为嘉许。
　　1940年底，吴石因在桂南会战中组织一场关键战役，取得大胜，获好友白崇禧推荐担任抗战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第四战区位于中越边境，一个偶然的机会，吴石还救了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的性命。1942年底，广西镇边县政府来急电给四战区，说是抓到一个像日本间谍的越南人，要求就地枪决。吴石下令先送到柳州四战区长官部来，经多方了解，他得知这是越共知名人物胡志明。吴石认为共同抗日不分国家不分党派，对胡志明以礼相待，让他在柳州长驻，还出面促进越南各个党派在柳州组建民族同盟会，协助举办了军政干部培训班，动员大批越南青年来柳州学习。
　　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湘桂，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吴石一再电请当局增调重兵，但国民党中央军与桂系军队历来不合，当局为了北扼共党，南灭异己，不发一兵一卒。中央军与桂系下达的军令还时常出现矛盾，令军队无所适从。最终吴石所在军团大溃退。当时天气极冷，百姓拖儿带女，在桂黔公路上颠沛流离，上有敌机轰炸，后有日寇追兵，大批难民死在逃难途中。
　　看到这一切，吴石第一次对自己效忠的“党国”产生怀疑，他对家人说“我再也不干了！”愤而辞去第四战区参谋长之职。
　　从国军抗日名将到中共“密使一号”
　　1945年抗战胜利，吴石随军队接收上海，在接收过程中，一面亲见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一面目睹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后来吴石回到南京，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蒋介石一味重用嫡系军官，哪怕他们在抗战中屡战屡败。吴石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却无缘军队实权，这让他更加苦闷。
　　吴石彻底失望了，他常慨叹：“国民党不亡没天理！”毫不避讳是否有旁人听见。后来这句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蒋询问总统府参军处少将李以劻，吴石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
　　抗战后吴石开始收听解放区广播，还让已经上大学的儿子吴韶成帮忙记录。据吴韶成回忆，当时国防部分给吴家一套房子，隔壁就是毛人凤家，但父亲对自己的“亲共”行为并不刻意掩饰，行为坦荡。
　　吴石很早就对中共有好感，并与共产党人交往。1938年8月，吴石在武汉会战期间主持“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专门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去讲游击战争。吴石的同乡、保定军校同学吴仲禧，卢沟桥事变前夕就秘密加入中共做情报工作，另一位至交何遂，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事变后一直积极帮助共产党。这两位好友的思想和作为，对吴石影响很深。
　　1947年4月，经何遂介绍，吴石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他与共产党正式建立联系。吴石那时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以何家为中转站，递交给华东局。
　　淮海战役前夕，解放军急需获得详尽情报，派出吴仲禧到南京找吴石帮忙。吴石给吴仲禧安插了“国防部监察局监察官”的职位，还亲笔写介绍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同窗挚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李树正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将敌军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防线上部队驻地、番号、兵力全部记下来，然后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汇报给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
　　1949年3月，吴石亲往何遂家，委托何遂的儿子、地下党员何康将国民党长江江防部署图交给华东局，这张图上的部队番号细致到团级。这一系列情报，都对中共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关键作用。
　　1949年4月，吴石受国民政府委派到福州担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赴任前，他与何康夫妇在上海见面，据何康回忆：“吴石是豪爽侠义之人，平时讷于言，当晚却心情激越。他兴奋地跳舞，还用福州乡音吟唱出那首古老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吴石与何康的诀别。吴石到台湾遇害后，长子吴韶成发现了父亲临刑前留给他的纸条，告诉他解放后，如遇到困难，去找何康。何康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负责国家农业工作，1988年出任农业部部长。
　　吴石到福州后，中共派地下党员谢筱迺与他联系。吴石不断将国民党军队在东南、华南、台湾的部署情况告知谢，谢通过电台直接传送中共中央。有一天，吴石问谢筱迺：“我送的材料，毛主席、周恩来先生是否直接收看?”谢筱迺很想告诉他，但由于保密规定，只好笑而不答。几天后，谢筱迺收到一份电报，是毛泽东直接请吴石核实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所在地，谢把电报交给吴石，吴石这才知道自己送出的情报是直接给毛和周看的，倍感欣慰。
　　吴石在福州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日，蒋急电吴石16日前到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而且让他务必将家眷和子女一同带到台湾。吴仲禧劝他留下来，转赴解放区，但吴石表示，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当时他坚信台海对峙不会持续太久，共产党军队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解放台湾，他前往岛上还能发挥作用。
　　吴石携妻子王碧奎和幼子幼女前往台湾，请求吴仲禧帮他照顾留在大陆的大儿子吴韶成和大女儿吴兰成。这位老友后来才知道，中共已经决定将计就计，让吴石潜入敌人心脏，迎接全中国的解放，党组织给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
“党性坚强、学能优良”的“女共谍”
　　吴石抵台后更有机会接触核心军事机密，活动范围也大为扩充。中共华东局和总参谋部急需选派干将赴台湾，与吴石联系，传递情报以利战事。女情报人员朱谌之被选中。朱谌之地下工作经验丰富，机智敏捷，她的继女和女婿都在台湾军统工作，有这样的社会关系作掩护，朱谌之去台湾再合适不过。
　　朱谌之，1905年生于宁波府镇海县富贵之家，父亲是宁波渔商工会会长。抗战全面爆发后，朱谌之走出家庭，到中共领导的新知书店(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工作，当时她的前夫已经病故当年，她与同在书店工作的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婚。跟随书店，朱谌之辗转在浙江、香港、桂林等多地，周旋于国民党财经和政界军界上层人士间，名为经营书店，实则做联络和掩护工作，书店就是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络点。
　　朱晓光在回忆妻子的文章里写道：“我和朱谌之相交18年，朝夕聚首，只有中间两个三年，大部分日子都是各自奔波，解放战争期间，更是连通信都无法实现。”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朱晓光随野战军南下，在上海任新华书店经理，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朱谌之也接到调回上海工作的通知，与丈夫子女团聚指日可待，她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女儿朱晓枫，母女内心满怀期待。
　　就在这时，朱谌之接到秘密的重大使命，她决定放弃原先与家人团聚的计划，奉命前去台湾。离港赴台前1个月，朱谌之身穿浅色短袖旗袍，坐在一张铺着方格台布的茶几旁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一直被朱晓枫珍藏。照片背后，朱谌之写下几行小字：
　　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按上级约定，朱谌之先和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接头。蔡是台湾彰化人，台湾籍中共党员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是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后来正是他的叛变，导致中共在台地下组织被摧毁，400多人被捕。
　　数日之后，朱谌之与吴石取得联系，他们先后会面6次，朱将情报转交专任交通员送往香港，再送至华东局及中共中央。其中最重要的一组情报囊括核心军事机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以及最新绘制的大小金门、舟山群岛火力、机场分布图等。这组情报是否送至大陆，国共双方说法不一，中共方面研究吴石的文章认为，朱谌之将情报转给交通员后才被捕，而亲手抓住朱谌之的国民党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坚称，他不仅抓住了朱谌之，且截住了这批关键情报。
　　1950年初，朱谌之完成任务准备返港回上海，突然一个惊天的消息传来，与她接头的蔡孝乾被捕叛变。据其他被捕共产党员指控，蔡孝乾在台期间生活腐化，与妻妹通奸，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到台北最贵的西餐厅吃早点，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吃过晚饭上永乐町看戏，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以隐蔽战线最基本的常识判断，蔡孝乾的作为存在诸多致命缺点。
　　蔡孝乾被捕后供出朱谌之。整个台湾岛密不透风，海上、空中航线一律封锁，誓要抓住“女共谍”。千钧一发之际，吴石不顾个人危险，给朱谌之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使朱搭乘日抵达舟山的军用飞机逃脱。当时，国民党特工已经在蔡孝乾的笔记本上发现吴石的名字，但并未深加怀疑，毕竟吴石官至中将，是蒋介石颇为欣赏的人。帮助朱谌之逃脱这一行为彻底暴露了他的身份，吴石被保密局捉拿归案。已经在舟山的朱谌之也没能逃脱追捕，舟山岛岗哨密布，朱谌之无法找到船只去往近在咫尺的大陆，她装病躲在一家医院。2月18日，在台湾被称为“调查局之父”的沈之岳经过地毯式搜捕，将朱谌之抓住。
　　朱谌之被关押后，掏出皮衣夹缝中的金链金镯，咬碎后分四次混热水吞下，次日看守发现时她已经痛得昏迷，连忙将她送上飞机到台北医院抢救。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写下一篇报告：《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朱枫为朱谌之原名）“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并赞其“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忠魂漂泊半个世纪
　　日，吴石、朱谌之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同被判死刑的还有联勤总部陈宝仓中将，吴石部下聂曦上校。宣判后，四人各自写下遗书，从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临刑前他们被灌下大量烧酒。行刑后记者拍照，送交蒋介石，这是蒋的命令：死要见尸。对吴石案，蒋介石无比的震惊和愤怒，全程亲自督办。
　　吴石被枪决后，在他的住所中仅搜出一根金条，称重四两，连负责搜查的特工都感叹：“这么大的官，吴石太不值得了。”
　　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为革命烈士。但在文革中，她又被诬为“叛徒”。当时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被下放到农村医疗队，丈夫朱晓光也被打倒、揪斗，他们忍受了针对个人的批斗，但坚决捍卫死去亲人的名誉。朱晓光当时处境非常危险，时常遭到武斗，他对孩子们说，如果哪天他失踪或死亡了，一定要坚信烈士妈妈绝对是真正的烈士。朱晓枫也多次给国家安全部写信，要求组织给她的母亲“做结论”。
　　1983年，一家人终于等到公正的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吴石留在大陆的长子吴韶成、长女吴兰成，因为父亲是国民党中将，长期受到误解甚至迫害。吴石从未对家人透露过自己的地下工作，吴石夫人王碧奎当年也受牵连入狱，她对一切毫不知情，夫妇两人在监狱放风的时候匆匆见了一面，吴石只对妻子说了一句话：“今天我加菜。”吴石在狱中条件艰苦，还受到酷刑折磨，他说这样一句话，是对妻子的安慰。
　　1972 年，吴韶成写信向中央申诉，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干预下，1973 年，吴石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4年，吴韶成与在美国的小妹取得联系，他与吴兰成赴美看望80岁的母亲，分别34年的一家人终于团聚。吴韶成从母亲手中带回了父亲的绝笔：
　　“我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已购书与援助戚友，望儿辈体会我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坚守吾家清廉节俭家风，则吾意足矣。”
　　对所从事的地下工作，吴石只字未题。“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这首狱中诗，把他的一生都概括了。正如吴石在遗嘱中提到的，他唯一的遗产是书，他希望儿女能建一座图书馆，但吴石藏书在文革中大多被销毁，遗愿无法实现。
年，吴石小女儿吴学成从台湾捧回了父亲的遗骨，小儿子吴健成从美国捧回了母亲的遗骨，遵照遗愿，把他们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当年吴石由部下收尸埋葬，而朱谌之的尸骨则下落不明，女儿朱晓枫晚年唯一的愿望就是寻找母亲的遗骸，终于在2010年得偿所愿。牺牲整整60年后，烈士终于魂归故里。
原标题 [美刊：为什么最好的间谍是女人]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文章 题：为什么摩萨德和中情局最出色的间谍是女性
　　上周，以色列国家情报机构摩萨德的负责人令人吃惊地做出了一件不合规矩的事情。他特别把自己手下的外勤女特工们挑出来大加褒奖。塔米尔·帕尔多对以色列的《环球妇女》杂志说：
　　“女人在秘密战中拥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她们具有执行多重任务的能力。”他还说，妇女更“擅长扮演某个角色”，在
“为了达到目标而压抑自我”方面比男性更胜一筹。
　　他说：“妇女具有辨别形势的天赋。与人们的成见恰好相反，实际上在理解地理方位、判断形势和对空间的感觉方面，女性的能力都要优于男性。当她们表现出色的时候，她们会非常出色。”
　　这让人充满了好奇。笔者觉得，要想了解女间谍所具备的素质，唯一的办法是跟踪和找到一个女间谍，并对她进行采访。
　　琳赛·莫兰曾经为美国中情局工作过五年时间。在臭名昭著的“农场”（即美国间谍学校，对内称三军实验训练基地，对外称“农场”——编者注）接受了侦察与反侦察以及诸如武器使用和防卫性驾驶（例如在眼睛只看后视镜的情况下快速倒车）等生存技能的训练之后，她被派往了东欧。在那里，她的工作主要是招募愿意向中情局出卖情报的“线人”。
　　她告诉笔者，中情局保守得最好的一个秘密是该局最有才能的间谍都是女性。她说：“我培训课上的女同学以及后来的女同事总是能招募到最多的外国
‘线人’——这项工作是间谍行业的看家本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女性获得了从事这一行当的常规优势呢？拜托，请不要提那种“蛇蝎美人” 式的勾当。
　　女人具有容易交朋友，善于审视他人——即确定他人的动机和弱点——的能力。琳赛解释说：“当我们接受关于如何‘发现和评估’潜在情报来源的训练的时候，女学员们很自然地掌握了这种能力。我感觉好像自己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与认为体格健壮才能制服敌人的普遍看法相反，实际上察觉潜在危险的能力——也就是拥有机警的头脑——才是在间谍实战中生存下来的关键。琳赛说：
“女性已经习惯了对环境安全的关注。我们总是留神可疑的人物，留神那些可能在跟踪我们的人，留神危险的情况。通过培养这些生存技能，我们弥补了体力上的弱点。”
　　行动人员——这个词是对特工或间谍的专门称谓——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外国“资产”或情报来源。有人可能会说这与女性生儿育女的角色完全不同。但琳赛说：“你必须训练自己的‘线人’注意安全。很多时候你面对的并不是最可靠、稳当和值得信赖的人——例如孩子，而你必须保护他们不受任何威胁。”
　　管理“线人”需要倾听他们的关切或抱怨。琳赛说：“我训练课上的许多男同学需要学习如何倾听或是如何从对方嘴里挖出情报，这种技能对女性来说是自然而然的。”
　　据琳赛说，在编造冠冕堂皇的理由回答为什么要与一个男人在停下的汽车、酒店房间或城市边缘的昏暗餐厅里会面的时候，女性总是比男性有优势。她说：“标准的借口是我们在私通。这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行得通。”
　　这就是女性间谍游戏的现实。至于在电影方面，我们只能等着瞧，看看詹姆斯·邦德会不会被某个女间谍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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