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史文恭：大河入海处---北
说起三年的解放战争，真是一个后来者看得惊心动魄，当事人却苦的七晕八素的大事件。关于这场内战的进程和内容，俺就不多说了，这里主要是谈个人的评论。
首先要说是，三年解放战争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这当然是常识，但还是有人对此吹毛求疵，说内战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俺觉得这种论调似乎过于单纯了，----其实从满清覆灭那一年起，到新中国建立，这样的内战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直连绵不绝的。------而三年解放战争这场最激烈的冲突的最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它因此结束了这个状态。-----是的，一个完整而统一的国家是任何一个国家开始现代化的基础，-----而这，就是三年解放战争最大，也是最基本的历史意义所在。
说到这儿，顺便提一下两岸对这场战争的表述，台湾以“戡乱剿匪”而名之，------这是一个极为滑稽的表述，因为很显然，假如以“戡乱剿匪”自命的中华民国政府在之前还可以以此自慰的话，那么当他们在逃到这个海岛上之后，继续重复“戡乱剿匪”这个名词无疑是对他们自身的生存状况一种极辛辣的讽刺。隔着海峡对大陆流口水的椰树下吹海风的“戡乱者”和“剿匪者”，这样的形象，国民党人居然乐此不疲，也是现代史的一道风景了。
而从另一边说，大陆这里，我们宣传的是“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这个命名虽然大气磅礴，但同时暗藏了很大隐忧，又忽略了一些基本史实。因为一方面，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TG的目标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假如从理论上抠，当时TG和国民党的政治目标，是绝对相同点多于差别的。另一方面，说“大决战”决定了不同的“两种命运”，这种说法无异于让“大决战”为后来中国人民的“命运”背书，这个联系，在事实上是不成立的，恰如志愿军战士的血战决不应该为现在朝鲜半岛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一样。------
所以总而言之，我们最好先扔掉那些道德的判断，而首先把内战的历史意义放在国家统一这一点上。
其次，内战持续了三年，那么长的时间，足以使内战的结果本身就成为一个最权威的结论。即TG的胜利是必然的。这样说，或许同样是陈词滥调，但实际上这个结果的确是值得深思的：
按照俺粗浅的理解，对于这个结果，有三个因素是很重要的：
第一， 东哥毅然飞到重庆去谈判这个决定，对于TG和国民党方的影响是此消彼涨的。
在抗战刚刚结束，满目疮痍的中国极力哭喊着要休养生息的时刻，国共作为对立的双方，谁也不敢做引发内战的罪人，从这一点讲，当时政治局面的焦点就在于那一方首先向全中国人民显示自己对和平的诚意。虽然从本质上，恐怕国共双方的高层都不相信能够真正建立一个和平的联合政府，但是，从争取民心的角度，在开战之前，双方都必须要表示自己对和平的“真诚向往”。----------从这一点讲，蒋介石并非庸才，他看到了这个焦点，并采纳了吴鼎昌的建议，三次发电报给东哥，要求他来重庆谈判。-----很显然，（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蒋介石此时压根就没想到东哥敢来。
然而事实是，东哥同样也看穿了这一点。（虽然据说东哥去重庆有不同的因素，），但东哥比蒋介石更厉害的一点就在于，他就是来了。于是，这个行动的本身就取得了无比巨大的宣传效果，所有当时的中国人都看到，为了和平，东哥跑到了重庆。
而比这更富有深远意义的是，就在东哥还在重庆谈判的同时，面对阎锡山的挑衅，TG居然毫不留情地把阎部打得落花流水。----这一胜利很明白地告诉国民党，东哥在重庆绝非人质，而是一个战士。（或者最高级的特种队员？）------老实说，我们后来者这样摇摇笔杆实在太轻易了，要是设身处地地想想，作为东哥，他身在重庆，居然还如此强悍命令刘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个气概是何等的伟大，又是何等的凛冽，-----所以美国人后来很傻，假如他们能够稍稍研究一下东哥当年在重庆的气概，就应该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是东哥一个从内心最深处发出的命令。-----虽然东哥的这种不服输的气概在其晚年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未必是一种福气，---但反过来说，在东哥当政的时代，我们的确无法想象，会有大使馆被炸，或者南海坠机这样的事件发生的。（事实上东哥时代，中国空军多次在南海击落美国战机和无人机。）
是以，回顾东哥去重庆这件事，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一开始，TG虽然在很多客观条件上处于劣势，但他们完全没有在气势上有任何的委顿，而是以一种斗士般的昂扬进入状态的。
第二， TG军事水平的飞跃
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却很少被我们提起，那就是在三年内战期间所锻炼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极其伟大的一支军队。因为这支军队完美地结合了高妙的指挥，高昂的士气和积极主动的进取心。-----对于饱受战争磨难的中国而言，这个成就大概也是一种意外的补偿吧。
说到高妙的指挥，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就是现在一些论坛里还有讨论解放军是否靠“人海战术”打胜仗，-----在俺看来，讨论这个话题本身，就是可笑的。而对于以此为借口的“国粉”们而言，这更是一个可笑的借口。----当然，这是失败者的安慰奖，从同情这个角度看，是可以接受的。----但俺还是忍不住要说，作为失败者，不断地用借口来搪塞自己的失败，这本身就说明，他们依然还是一个失败者，----不同的是，连怎么失败都不知道的败将更加愚蠢，或者更加可悲。
事实上，在当时的内战期间，TG方的将领们表现了卓越的指挥才华，他们创造的很多战例，都是智慧和力量的完美结合。举个小例子，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大跃进，为了策应他们，陈赓，谢富治率部挺进豫西，----相应的，陈赓同学，胡宗南上将派麾下李铁军第五兵团尾随追击。为了引开追兵，陈赓命令周希汉以一个旅兵力伪装成主力，进攻几个县城。在周希汉率部进攻郏县时，守敌原只有一保安团，但就在攻城的前一天，国民党整编第十五师师长武庭麟率该师师部及六十四师两个团，外加孙元良兵团第一二五旅的一个加强营，共计5000余人，进驻郏县。洛阳李铁军部也已离开洛阳，其整编第三师前锋进至伊川以南，距郏县仅60公里。
就这样一个态势，周希汉在经过缜密思考后，毅然决定以他的一个旅进攻郏县，经过力战，突破城墙之后，敌据险死守要点，而侦察报告，此时，追兵已经接近不到30里，-----在这样的关头，周希汉沉着冷静，依次发布命令，部署部队分段阻击，掩护，攻坚，在部署完毕之后，众人以为他要下达总攻命令了。谁知，他用力扔掉烟蒂，大声说：
[“开饭！”
是的，就是在这样的关头，周希汉把每一秒似乎都非常金贵的时间，像一个挥金如土的帝王一样，奢侈地拿出了半个小时，让部队吃饱了饭。然后，总攻，一举突破，全歼守敌，擒获敌整编师长。
但就这样还只是整个战斗的半截，因为接下来如何在敌大军追逼之下成功脱身、撤退才是真正的本事，请注意，此时，周希汉的一个旅还要解决胜仗后的缴获，战俘等等问题。并不是通常情况下的轻装撤退。---但具体的措施俺就不多讲了，总之，周希汉不仅用他的一个旅歼灭了敌人一个旅，而且在敌重兵追击之下，从容脱身，这样的战例，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军事学院里，都可以成为范例的。
具体到重庆谈判的历史背景，其实这里有一个很深刻的因素，保障了东哥的安全。----这个因素到现在还是在论坛上被我们争论。----它就是国共双方在抗战的成绩单问题。
我们知道，在抗战八年里，国民党军队的确进行了很多次可歌可泣的战斗，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我们有空看看抗战刚刚胜利后的形势图就会发现，事实上就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年，国民党军队所控制的地盘，假如是下围棋的话，都是“好地方”，不是“金角”，就是“银边”，可惜都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核心地带，比如华北，华东甚至中原。而是呆在湖南，贵州，四川，云南，广西这些地方。当然，本来国民党的形势能好看一点，但正是在日寇已经日薄西山的1944年，他们还能够发动豫湘桂会战，从华北打到华南，国民党军损失五六十万大军和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大部或一部，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正因为如此，在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尴尬的发现，他的部队居然需要长途跋涉才能接受已经投降的日寇的膏腴之地。----而TG方面，在抗战还未结束时，东哥就派了王震，王首道的“湖南人民抗日建国军”南下，名义上是去湖南抗日，但实际是要和广东的东江纵队会师，把国民党部队封锁在大西南，（由此可见当时国共的形势），同时，当时靠近南京，上海的新四军甚至想直接解放还在（投降了的）日伪军手里的京沪之地，连市长的人选都定好了。
所以俺的意思就是，在抗战八年之后，TG依靠自己的努力已经把他的势力蔓延到了当时中国的核心地带，而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大批精锐却还滞留于大西南，(顺便提一下，俺并非要贬低国民党远征军的功勋和战绩，但值得提出的是，一支自己国家疆土完整的远征军的战绩，显然要比一支大半江山还在敌寇手中的远征军要更荣耀。因此过分夸大远征军的伟大，是很容易暴露着后面尴尬的历史背景的。)----也顺便提一句，或许有些同学会说，TG的确有抗日，但抗的一大部分都是伪军啊？-------但是这个问题同样埋藏着一个让国民党脸红的前提----即这些伪军原来都是那一方的部队投降过去的呢？
所以说，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在抗战八年中的成绩单，实在是烂的可以。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东哥来重庆的时候，（这个事实同时宣示了，在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还来不及还都啊，），蒋介石和他的政府以及军队，确实，还没有做好准备，也无法及时从日寇和伪军那里接收地盘和资源，而同时TG已经从抗战前的3万之众发展到了抗战后的（1946年一月数字）120万的正规军和200万的民兵，而这个分量，使得蒋介石不敢对身在重庆的东哥轻举妄动。
但是很快地，在大批接收日军投降所奉献的军事装备
(步枪等68万5千，手枪60万，轻重机枪2万9千挺，火炮1万5千余门等等)和美国人带来的剩余物资（装备了近45个美械师）后，拥有500万军队的国民党方兵强马壮，跃跃欲试。----哦，忘了说一句，他们还收编了近五六十万的伪军。（当然了，反过来讲，就是至少有五六十万的国民党军队投靠了日本人，实际上这个数字要远大的多。）
而且通过谈判，TG撤走了她所有长江以南的部队，因此，这个时候，虽然1946年，在马歇尔的调停之下，国共耐着性子谈了将近半年，但无可避免的，这两个力量较为接近而各自拥有武装力量的政党，不经过一次惨烈的战争，是无法达到最终的解决的。
于是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了。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从内战的大致进程来体会一下TG当时战争指挥的高妙。
俺粗略的理解，战略意义上的高妙突出表现在两点，一方面是在TG部队整体意义上的协调和配合。关于这一点，和国民党军队比起来，解放军是有突出优势的。因为国军一方因为内部的不团结所造成的失败，简直是不胜枚举。而解放军一方，在大的层面，是真正做到了尽心尽力的配合和协调。----当然，这个优势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解放军在组织结构上有一个内在的骨架----即党组织系统。而另一方面，东哥本人的指挥，既保证了指挥决策的正确，也保证了军事决策的权威。
另一方面，就是TG坚持打歼灭战。----关于这一点，有同学可能会问，这是解放军的特点，而不应该算作“指挥的高妙”吧？--------其实，歼灭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指挥艺术。因为我们知道，在内战的前期和中期，TG在兵力上一直是不占优势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的歼灭国军的部队呢？----自然的，这需要两个要求，一个是调动敌人到有利于我方的战场，另一个是在局部集中兵力。概括地说，就是“造势”和“机动”。而这两点，都是需要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才能够达成的。
同时，也要指出的是，能够在极为苛刻的条件下完成“机动”，同样是军事素质的体现。在三年解放战争里，解放军部队多次奔袭，奇袭，追歼敌军，这种虽然大多是靠双脚的“机动”，但的确是TG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顺便提一下歼灭战的最大好处。---我们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但无论怎样惨烈的战役，一般来说，对一支部队而言，超过30%的阵亡率已经算得上是全军覆没了。（因为阵亡和受伤的人数比率通常是1：3），因此反过来讲，如果不是全部包围和俘获的话，那么，这支部队的战斗力都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每次战斗后毕竟会有超过70%的老兵留了下来。）----而打仗，和其他任何职业一样，也是有熟练度的，所以，通过不断整建制地歼灭敌军，解放军的老兵越打越多，而国军方的不断补充的，却只能是没有经验的新兵。---不仅如此，由于共军卓越的政治工作，很多国军的精锐部队在被全歼后，大批老兵和技术兵都编入解放军的队伍。----比如刘邓大军的战斗英雄王克勤，就是一个俘虏兵。他牺牲的时候，刘帅专门给他写了文章。又如张灵甫的整编74师被全歼后，大批的精兵都编入了华野。虽然这些高傲的前御林军们在刚开始思想工作很难做通，但陈毅有办法，他用随军的民工大爷们给这些前74军的战士洗脑，效果非常好啊。
所以，在效率上，打歼灭战无疑是最有效的摧毁敌人军事实力的做法。-----在整个三年内战之中，国民党军从兵团以下，成建制的被歼灭无数，而共军最大的被歼单位，就是金门之战的九千余人。而且还是仅此一例。
说到高昂的士气，这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是广义上的，即通过土地改革使得绝大部分因此获得土地的农民开始发自肺腑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勇战斗。-----这方面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了，俺每一次看到朝鲜战争美方的书籍里写道“黑压压的共军进攻队伍”时，总感到热血沸腾，---因为那些在美国人看起来“黑压压的人影”，其实并不是形同背景的群众演员，而是曾经忍气吞声的，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因为觉悟而成为的无畏战士。----记得俺在写王耀武的时候就说过，济南战役里，攻上14米高城墙的战士们，为了胜利，一跃而下，而这些无畏的英雄们，很多最后的归宿都在朝鲜冰冷而白雪皑皑的山峦。----所以，并没有那些失败者喃喃自语的所谓的“一群盲从者”之类的“人海战术”，而是在那个时代，觉醒了中国农民被锻造成了真正的勇士的群体。那些雄伟的群山和连绵的雪松可以作证，那“人海”里所涌动的，是真正的勇气。
但在朝鲜战争像一记耳光砸碎了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帝国主义者们对中国曾经的充满优越感的记忆之后，---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现实性的问题。----从农民到战士，在短短的八年之内，共军一跃拥有百万之众，三年之后，她的陆军在人数上规模已接近世界第一。而仅仅凭借数量的增长是无法解释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失败和TG的成功的。----也就是说，在微观层面，我们必须要说清楚一个事情，那就是，纵然说翻身的农民可以因为获得土地而踊跃参军，但这并不能说明，物质刺激能够强到让一个士兵敢于面对机枪发动冲锋。---那么，又是什么让PLA拥有如此无畏而彪悍的锐气呢？
在历经数次裁军的现存解放军队伍里，有两支系出名门的集团军，迄今还是红旗飘飘。而且他们的前身都来自解放战争里的同一支纵队，这可以说几乎是一个奇迹了。----他们，就是13集团军和14集团军，是我们坐镇西南两个战略方向的双子星座。-----而这两支英雄部队的前身，就是第二野战军的第四纵队，----司令员就是大名鼎鼎的传奇大将，陈赓。
在这支部队里，曾有一个两次获得军级特级战斗英雄的名将，----这位名将牺牲的时候是一位副旅长，但他并未倒在司令部，而是在进攻的阵地上，被当面敌人的子弹击中的。他在32岁离世，在战斗生涯里，负伤30多处。----他就是陈赓的爱将，楚大明。
陈赓得知楚大明的噩耗，心情极为沉重，但在这场失利战斗的战场上，陈赓看到，在进攻队伍的一个连队牺牲现场，所有烈士的头都是面向敌人，没有一个向后的。虽然这支连队几乎全军覆没，但陈赓指示，一定要在这连的伤病员基础上重建这支队伍。----这就是当时四纵的军魂。
而楚大明的牺牲，并没有带走这股军魂，他的继任者是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将军，
看起来是一个政委，事实上，他的确是属于知识分子出身，但后来，当他的老上级，海军参谋长周希汉想把他这个南京军事学院的高材生调到海军时，陈赓及时地干预了，坚持把他调回13军，因为陈赓了解，这位看起来儒雅的军人，实际上是和楚大明一样，是战场上勇猛厮杀的猛将。他就是后来是13军的军长，开国少将，吴效闵。
作为楚大明一手调教出来的“虎将”，吴效闵和楚大明一样，一听到枪声，就要往前线跑，有时候战况激烈的时候，他的警卫员要拉他，他甚至会又踢又打，看起来，似乎这两位都是许褚，樊哙一样的角色。----其实不然。-----否则以智谋和精明著称的他们的老上级陈赓大将，周希汉中将又怎会对他们如此倚重呢？
在一次重要的阻击战斗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给我们讲述了这两位猛将的“内涵”所在。当时，吴效闵团长的29团---------
“….下午4时，敌人分三路发起第六次进攻，天上飞机狂轰，地面重炮滥炸，其势异常凶狠。10连伤亡过半，阵地被敌突破，直接威胁着3营阵地。
团指挥所的电话线被炸断，为保障线路通畅，通信排伤亡了十二名战士。团长看到3营腹背受敌，让参谋长到前面组织部队堵口子。参谋长坐在电话旁的凳子上没反应，在团长目光的逼视下，好一会才低声说：
“炮打得这样凶，叫我咋个去哟？”
“你资格老，我指挥不动，我去！前面的战士要怕炮火凶早跑光了。”吴效闵提起冲锋枪跑出指挥所，半路上遇到刚从2营阵地下来的唐荣华，他拦住团长极为恳切地说：“你的职责是指挥全团，不能离开指挥所。我们3营没孬种，自己的阵地自己夺！”这个精瘦矮小的老红军迎着炮火又上了火线，团长望着他的背影，心头溢满感激。
8连战士张世才一见唐副主任来到火线，高兴地大喊：“老教导员上来了，狠狠打！”挺直身子连投数颗手榴弹。唐荣华顺着塌毁的战壕边跑边喊：“共产党员们，现在是发挥先锋作用的时刻，冲上去把阵地夺回来！”10连长高义兴带1、2排勇猛反击，唐副主任指挥炮火、机枪支援。终于把敌人打退，全部恢复了阵地。可是能坚持战斗的人已不多了，而敌军正调集部队将进攻的重点转向3营，唐荣华派通信员回团部汇报。
团指挥所空气凝固了，团长和参谋长憋着气不言语，周围的人一个个敛声屏息连脚步也放轻了。参谋长是33年入伍的川北红军，当战士时也曾经十分英勇，随着职务提升又长期在机关工作，经常是抱着电话指挥作战，楚大明叫他“电话参谋”。汾孝战役时，他当管理科长用缴获的大青骡换了个漂亮媳妇，从此更有些英雄气短了。这位参谋长对29团干部“指挥靠前，冲锋在前”的传统很不以为然。一到29团便大发议论：“楚大明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连长的水平，只会冲冲杀杀，自己鲁莽不说，带出的指挥员一个个都成了拼命三郎，还不到半年就没了两个参谋长。咱们是正规部队，当舅子就得像个舅子。大兵团作战团级指挥员重在组织协调，运筹帷幄嘛，兵书上就有‘将贵在谋，不在勇’。”
这话戳了吴效闵的心窝，念参谋长刚来，资历也老出一截，他极力耐住性子说：“楚大明当战士和连排长时不算，当团长以后就两次授予特等战斗英雄，这在全军也找不出几个。当然英雄中也有凭一时冲动、靠血气之勇的。但楚大明绝不是！他负了二十八次伤无怨无悔，他不知道死，难道还不知道痛吗？他当团长后仍然是身先士卒，这绝不是凭一时的冲动。楚大明完全是凭着崇高的信念，他是为劳苦大众而战。我早用‘将贵谋’这话和他争论过，是楚大明让我改变了观点；将领的谋略从哪里来？熟读兵书、通晓战术并不难，国民党的军事专家多了去了。可是，灵活地使用变换战术就不容易了，运用之妙全在于把握住‘五行’，
地形观察细了，可以发现敌人的软肋，被动就能变主动。敌情每刻都在变化，战机稍纵即逝，钳制与突击、防御与反击的转换，隔着二里地能指挥好吗？再勇敢的战士也有惊慌失措的时候，干部不靠前能行吗？敌人无论在兵力、装备上都占了上风。我们剑不如人，剑法要胜于人，必须突破常规战法，剑走偏锋，靠机动灵活，靠前无古人的战斗意志创造战争史上的奇迹。”
时近黄昏，敌人飞机、重炮疯狂地向3营阵地轰炸。吴效闵受不了指挥所的气氛，将烟头朝地下狠狠一砸，带着警卫排、通信排上了火线。黑烟红光中，他挽着衣袖手操冲锋枪猛烈扫射。敌人屡攻屡挫，攻势越来越弱，逐渐乱了章法。公道地说，最后一次进攻是被自家轰炸机炸退的，….
吴团在杜高庄顽强抗击三个师敌人的轮番进攻，有力保证兄弟部队全歼敌58师的胜利。
吴效闵向上级提出29团不需要抱电话机打仗的参谋长，陈赓将他调到军分区，让29团从营长中选个参谋长。“
以上的引文来自于吴效闵将军公子，吴森的博客。
/user2/10239/archives/.shtml
俺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这种靠前指挥的特点，绝非一种莽撞，而是TG战斗力和高昂士气的最根本的源泉。为什么曾经的农民会成为勇敢的战士？因为他们的领导在带头冲锋。早在红军时期，斯诺就总结说，白军打败仗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军官习惯说：“兄弟们，给我上。”，而共军的军官则说，“同志们，跟我冲！”
正是由于这样的传统，铸就了解放军的这种无畏的气概，---而这并非是一种出于所谓宗教性的狂热，而是一种建立于理智之上的勇气。---因为，这些靠前指挥者们深深了解这样做的风险。----文中文质彬彬的吴效闵少将，在战争年代多次有人给他介绍对象，都被他一一回绝。-----这不是因为他过于挑剔，而是他不愿让世上平添一个寡妇。----一直到了解放后，吴少将才结婚。----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勇气，这些虎将们在枪林弹雨中并非没有感到畏惧，但他们知道，取得胜利的做法只有一条，既然别无选择，所以他们奋不顾身。
在这里还有一个反面的例子，陈赓的部队后来一直追歼敌人到了云南。（后来这支部队还应缅甸方邀请，去金三角“剿匪”，就是打国民党的残军。缅甸的政府军打不过国民党的残军，只好把共军请过来镇压了。）后来，陈赓组团去越南给胡志明作顾问。---结果，他团里的共军虎将个个气得要命，（吴少将正在其中），为啥捏？---因为越南的军官各个怕死，一打仗，军官们都在后面，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进攻（没人带头冲锋啊。）----所以让陈赓部队的这些悍将们对这样拖沓的作风个个义愤填膺，连陈赓都忍不住写进了日记：“越南与法帝真是一对绝妙的好对手，两方面的战斗力都不相上下。法帝从未主动冲锋，每次都是摆着挨打的架子。越南部队行动之迟缓，动作之不积极，均出乎我预料
之外。因此，每次战斗，几乎都形成相持局面。假若越方战斗力提高一步，法帝必遭驱逐无疑。目前提高越方部队的战斗力，成为非常急需。”
而以上四纵的故事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例子罢了，当时TG几乎所有的部队里，都有这样的枪林弹雨里冲锋在前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们恰如这支部队的脊梁，撑起了这个部队随时猛扑向前的昂扬斗志，恰如名言所说，一头狮子可以带领一百只羊成为一百零一头狮子。这，就是TG军队高昂士气的秘密。
对于一直处于上升期的解放军而言，进取心应该是这支部队自然属性，而且这也的确就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本不用多说的。但如果我们细察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三年之中的历程，却不禁要感叹这支部队所具有的强烈的进取心，对比历史上其他军队而言，是少有的。因为共军的进取心，是一种在劣势下逆风突进的进取心，是一种在顺势里披荆斩棘的进取心，也就是说，是一种无可抗拒的进取心。------因为如此，自建国以后，PLA几乎赢得了所有的国境冲突和国内叛乱，还包括一次直接面对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地区战争，-----作为一个整体的军队，任何势力无法完整地从物理上消灭他们，----所以，只要这支军队始终保持着一种决不屈服，勇往直前的军魂，则他们将永远是令人敬畏的。-------虽然，时间这个伟大的魔法师令我们无法预测，和平年代的PLA是否依然保持他们曾经的锐利和勇猛，但至少现在，我们可以在历史里回味一下他们巅峰时刻的辉煌。
当俺提到PLA的“巅峰时刻”，显然，从逻辑上隐藏着一个漏洞，那就是这是否意味着PLA将无法再一次“登顶”？-----其实俺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在于解放战争三年的PLA是在东哥的指挥之下的。-----每一支伟大的军队都有他们的守护神，------当然，美国人除外，他们的守护神是工程师，-----也许还要加上日本人，因为我们无法为自杀这种行为找到一个神祇（谢谢“不打不相识”兄指出错误。），----但是，恰如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拿破仑的法军，没有毛奇的德军，或者没有纳尔逊的皇家海军一样，----我们无法想象，离开了东哥，解放战争的进程和PLA的命运将会如何。
众所周知，东哥本人的斗志是极其充沛的，----在其晚年，甚至到了在北戴河和巨浪搏斗的地步，充分显示了他老人家没有对手的苦恼。-----但他的斗志是和他硕大，睿智的头脑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军事领域，他无可置疑地成为了一个恐怖的统帅，这一点，即使是他的敌人都无法否认。而在内战三年里，对此最好的解释，就在于刘邓大军的千里跃进大别山。
千里跃进大别山，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扁平化的概念，因此暗淡了这个大事件后面所蕴含的很多非常动人的细节。俺在此汇报一下一些感想，让同学们更好地体会一下这个“千里跃进”后面所包含的惊心动魄和艰苦卓绝。
与很多程式化的介绍不同，实际上，在内战之初，国民党一方所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所谓的“全面进攻”，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占据天下之中的“中原根据地”被彻底荡平了，原来对国民党如肉中之刺的，南京附近的两淮根据地，也被荡平了，粟裕大将固然赢了“七战七捷”，但战线却是逐步向北推移，在华北，聂帅部失去了张家口，在东北，原来还想在山海关把国军挡在关外独吞东北九省的林总，被赶过了松花江，在新一军，新六军的国军官兵忙着和东北大姑娘结婚的同时，东北民主联军还在冰天雪地里苦苦剿匪，安定后方。而南满根据地则一度被打得只剩下四来个县，（谢谢老拙兄）准备退到长白山打游击了。
所以，所谓国民党因为兵力不足，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而转为“重点进攻”，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全面进攻”的失败，而是宣示了“全面进攻”的胜利，正是因为国民党占据了大批的解放区，使得他们要分出兵力来守备他们的战果，----我们要记住的是，假如国军能够守住他们的地盘，则他们的兵力必然会很快的增长，----相反，根据地日益萎缩的解放军，是否还能够继续支撑，则马上会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是以，国军的“重点进攻”是“乘胜追击”，而不是“力有未逮”，而且他们所追击的两个重点，陕北和山东，都可以说是要点，尤其是山东，几乎可以说是连接华北和华东的枢纽，此地得失，关乎根本，故国军方即使在七十四师被全歼之后，依然集重兵于此地，逼得华东野战军不得不分兵来拉开敌军重围。因此从整个的战局而言，在东哥决定刘邓大军千里跃进的时候，国共双方的差距事实上是拉大了，而不是缩小了。
而打破这个差距的唯一途径在于，通过把战线推到国统区来使根据地恢复生息，并打乱国军战略部署。---这一点，现在我们从理论上看，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决策。
然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个决策是非常冒险的。因为：
首先，刘邓大军是当时TG所有军队里面表现最好的一支，从东哥去重庆谈判时的上党战役开始，到平汉战役，陇海战役，定陶战役，甄城战役，巨金鱼战役，乃至到鲁西南战役，除了在和国军整编11师在张凤集一战打个平手之外，在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前，刘邓大军近乎全胜。这样一支强大的部队，让他们挺进千里，到一个没有后勤的敌占区扎根，这个举措对于这支部队而言，是增强他们的战力还是反之，是一目了然的。
其次，千里跃进并非郊游，而是十万大军在重兵围截之下，要渡过五条大河和一片泥泞的黄泛区的近乎突围式的艰苦行军，这样的行军本身就是极大的冒险。---举一个小例子，渡过淮河的时候，刘伯承亲自下河勘探，发现淮河居然能够徒涉，（就是一步步从此岸走到彼岸），才使得大军得以及时渡过。（而国军追兵到时，恰逢淮河涨水，未能效仿。）---但倘若当时水情恰好相反，则又将会如何呢？
其三，在西边的陕北和东边的山东正在被重兵围攻之际，不是把中间的刘邓大军居中策应，而是把这支部队一跃千里，进到大别山，这在战略上，是否明智，同样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到的。
然而东哥就是这样决策了。在被胡宗南追着屁股在陕北山沟打圈圈的同时，他几乎一天一个电报催刘邓，---不是要他们向他靠拢，而是要他们向南挺进，这充分说明了一点，在东哥的字典里，他从来是不会丧失主动的，---无论在多么困难的局面下，他所捕捉的是，始终是敌人的弱点，而且还要对准这个弱点，狠狠插上一刀。-----而这，才是所谓进取心的真髓。-----在战略层面，真正的统帅从来都拒绝消极的防御。
因此，正是因为这样的进取心，作为对手的蒋，peanuts即使在进攻时刻，依然感到芒刺在背。对于这个千里跃进大别山，他是如此评论的：“东可威胁京畿，西可威胁武汉，南可阻碍长江运输，在战略上对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顾虑。”----事实上，伴随着刘邓大军的进军，陈赓，谢富治的陈谢大军，和华野的陈粟大军同时南进，这就让PLA在内战的第二个年头，在战略上就开始了反攻，从此，扭转了整个内战的态势。
当然，这样的决策是建立在刘邓大军巨大牺牲的基础之上的。邓公后来在二野战史座谈会上说，解放战争最重的担子，是二野挑了起来，-----这并非他的自我吹嘘，而是事实。----作为内战前期战绩最好的方面军，二野在千里跃进之中，大伤元气。不仅部队伤亡重大，装备损失惨重，甚至刘邓本人都曾遇险。但他们毕竟挑起了这个担子。
人生有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儿，前两天，俺就不幸遇到了，被人拉着去看了《建国大业》。感觉好像哥白尼被逼着听地心说讲座一样。。在建国已经60周年之后，许多伟大的，深刻入骨的历史，现在被完全地糟蹋为一部类似于草台班子搞的大杂烩，这个事实，其实已经很明了地告诉我们，那一段历史已经成为了传奇，所以在人们的印象里被渲染为噱头和花絮。比如，这部电影里提到五大常委为了胜利开怀畅饮，高唱《国际歌》，----显然，编剧们把这几个艰苦奋斗了半辈子，已经修炼成为当时全世界都少有的政治家当成了一伙刚刚考过六级的大学生，对于这些胡子还是茸毛的编剧们而言，这是他们憋足了吃奶的劲后所能想到的庆祝的表达方式，但他们并不了解，建国对于当时TG而言，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新起点，---而且，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这是一个更高难度的新起点，所以，对于这些经历过太多艰难困苦，生离死别的革命家而言，此时他们的心态远谈不上轻松。------况且，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时此时高血压已经非常严重，严重到了他甚至未能参加开国大典，而是去苏联治病了。-----试想，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够畅饮高歌吗？
顺便说一下，在这部影片里，在描写周公为了冯玉祥遇害而大发雷霆时，居然用周公召集TG情报部一大班人，对他们臭骂一通来表现，甚至让周公在电影里骂出“猪脑”这样的话语，这是一种极为恶劣的做法。因为周公一生，对部下在工作上的确要求严格，批评时毫不留情，但他从来都是就事论事，而不会损害他人的人格。据周公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字典里最重的一句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一般情况，说“胡闹台”，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批评了。
而且周公是最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伟人，他当然深知发怒是暴露自己虚弱的捷径，像《建国大业》里这段所表现的周公，完全不可能是真实的周公，这样召集部署大骂他们“猪脑”的场面显然只能出现在韩三平之流的公司所能体现出来的管理水平，-----俺几乎可以断定，该片编剧在描写这段脚本时，大概还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写出了“生活化”的周公，但如果不嫌俺粗鲁的话，以这位编剧的水平，他本人倒是应该经常被领导如此唾骂的。
而之所以要特别提到这一点，是想在这里也为澄清周公的形象尽一分力，试想随着这部影片的大肆播映，会有多少观众会留下周公骂人“猪脑”的印象啊，---------俺至今也不能理解的是，整日里在网络上忙着抓敏感词汇的意识形态部门为啥会放行这样一部片子，要么他们的智力只能到了以过滤敏感词汇为满足的水平，要么是因为这部片子，他们的腰包也鼓了起来，-----当然，更可能的情况恐怕是，两者兼而有之吧。
好吧，牢骚说尽，回到正文。
建国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具体到当时的中国，建国同时意味着三点：
1， 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机构和社会制度。
2， 建立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体系。
3， 实现做为革命党的TG他们的政治理想。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三点并非平行，而是相互纠集在一起的。当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里，在不同的时间段中，这三个目标的比重在不断地变化，尤其在三大改造之后，第三点成为最重要的，统领其他两点的主线，----但值得提出的是，另外两点并未消失。
在面对这三点时，TG做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力量，她需要相应的执行队伍和运作资源，同时，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TG不是一个自身保持恒定的推动体，而是随之变化的自变量。她的成员们，无论是高层的中央，还是基层的干部，都是活生生的生物体，具有符合一切生理学和心理学规律的生物体，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会同样在随着历史的推进而不断地变化。---这是这个过程里更复杂的一面。
好，大话说完，镜头回转，从改造一个当时拥有4亿人口，屡经战乱，百废待兴的“超级大国”这个角度，建国无疑是一件非常磅礴的大事，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大事。
在东哥于天安门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天，白崇禧的重兵集团，胡宗南的重兵集团还未覆灭，李宗仁的广州国民政府犹在，11月4日的时候，拉萨的“外交处长”索康还在呼吁世界各国援助“西藏”这个“独立”国家“抵抗TG”，总之，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还未被统一，同时，蒋介石已经命令他的空军持续轰炸大陆主要港口和城市了。（从这个历史事实看，现在TG从道义上讲，如果尊重蒋介石当年的循例，给陈冬瓜市长的那个港口扔几个炸弹也可以说是为上海人民报仇了，呵呵。）----也就是说，通过武力平定整个中国，还是一个急需完成的任务。------严格地说，这个任务还一直延续到现在啊。
另一方面，在建立一个国家后，TG马上碰到了外交，这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虽说那时候，因为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传统，新中国至少已经有一批的同样赤旗招展的国家承认和帮助了。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当时的TG还没有自己的外交人才啊。-----一个小例子，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镇，是空降十五军的前身，二野九纵的第一任政委，他的搭档是后来的国防部长秦基伟开国中将，但开国的时候，他被安排去做驻匈牙利首任大使，为啥要让这位将军去做大使呢？
东哥给了黄镇答案：“你们都是将军，虽然不懂外交，不会外文，但是还是要让你们去做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是啊，虽然TG当时几乎留用了所有KMT留下的公务员，但是外交人员，如果用KMT的话，他们是会跑到台湾去的，所以所谓“将军当大使”的美闻，其实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不过，统一全国（在陆地上），派经过长期战争艰苦考验的将军去做大使等等，对于当时武力极为鼎盛的TG而言，还是很自信的事儿。西藏那时候不是哼哼要独立吗？事实上，当时驻拉萨的国民党人员全都西藏地方政府赶跑了，(谢谢绿霸滑稽护航兄指正）但解放军来了，进藏的就是井老战士，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幸存者，开国中将张国华带领的18军，其部队主力就是后来号称北京二吴之一的开国少将吴忠所率领的第52师，昌都之战中，吴师长把藏军包围之后，亮出火炮，
藏军没见过，还在指指点点看热闹，接着，炮兵开始试射，以确定射击诸元，因为是试射，所以自然打在藏军营帐附近，----看到炮弹没打着，藏军们更加高兴了，以为是菩萨保佑，开始大声歌唱，吹起法号----------
结果，试射结束了。效力射开始了，随着伙伴们一个个被抛向天空，粉身碎骨，“勇敢的”藏军们四散而逃。 作鸟兽散。
但相对于军事方面，如何恢复经济，进而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则对TG而言是一个难得多的问题，这方面的事儿，且待下回分解。
1949年的建国，对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而言，是一个完全崭新的突变。这个突变的基础在于如果说，袁世凯和蒋介石的民国政府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言，还仅仅是一种过渡型的，限于上层结构变化的国家体制变革的话，那么，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所建立的，是一个建筑于一个全新社会基础之上，由一个严密组织的极富有战斗力的政党怀着建设一个全新社会经济制度理想的目的下，所开创的一个国家。----因此，这个建国的过程必然的，将是一个披荆斩棘式的过程，---而且，恰如我们所知道的，当攀登一座陌生的高山时，征途永远是曲折的。
而当我们回顾1949年之后的历史时，会惊讶地发现，日，在遥远的陕北，东哥在TG七大会议上已经非常勾勒好了他4年之后的建国纲领，----这个纲领就在他的名著：《论联合政府》之内。-----在文中，东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叫“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构想，其核心只有两个：
一个是指出了抗战胜利之后的国家新政府应该是在TG这个无产阶级代表人为核心的领导之下建立的政府，（因为之前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已经证实了他们的腐朽和不可救药。），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新”的地方。因为旧民主主义是只有资产阶级专政的。
另一个是这个政府将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换句话说，即建立在广泛民主基础之上的联合政府，因为她将包括代表其他阶级的各个政党在内的团结的政府。
实际上从这两点来看，在抗战还没有完全胜利之际，TG和东哥已经胸怀一统江山的大志了。当然，他们同时也很现实地把自己的政治目标谨慎地建立在一个最有群众基础的旗帜之下，------而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咂舌的是，他们在后来几乎完美地实现了这个构想。---虽然仅仅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段内。
所以俺在后面会把东哥这篇名文的片段贴在后面，假如同学们有时间，不妨看看全文，胡适虽然对TG向来腹诽，但据说他也承认，在白话文写作领域，东哥的水平是出类拔萃的。而这篇《论联合政府》，就是一个杰出的例证。------里面磅礴的气势，坚实的逻辑基础，而全面的分析与提纲挈领的总结都在一个贯穿始终的文理中得到统一。----这是作为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家的东哥在其盛年时的代表作，不仅是文学上的，更是政治上的不朽篇章。
然而，俺接下来的叙述并不准备继续这个“新民主主义”以及之后这个制度在中国现代史进程中的反映，事实上，这个制度的确有许多影响，并在当时也得到广泛的支持，---比如胡服同志等等。---------但是，这个制度，对于东哥而言，并非他的真正的理想所在。------这一点，之后的历史发展充分地证明了。
所以，正如俺上面提到的，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传统社会和TG相结合的历史，因此，在讨论这段历史之前，必须先搞清楚TG的政治观和经济观。----也就是他们建国的思路所在。----只有先理清了TG的思路和逻辑，才能理解他们之后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优劣所在，故，下面的章节，俺不得不先插播一下，关于马大胡子和列小胡子的理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理论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这个体系同时也是在那个时代，人类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一个伟大的成就。而且，这个体系中的很多内容，一直到现在，还具备强大的生命力。
实际上，在TG崛起的时代，共产主义理论在全世界的范围，尤其是在发达地区的知识界，是一个广泛传播并占据很大优势的理论体系，------俺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麦卡锡运动是臭名昭著的美国全国性的反共运动，用极不民主的方式迫害当时美国左派知识分子，但是，历史的另一面是当时美国左派的知识分子力量的确很强，据说在好莱坞，大多数的编剧都是左翼分子，而且他们也是对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进行排挤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TG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借用国际“先进”理论进行社会改革的第一个实验。那么，这个理论的要点在于哪里呢？
关于卡尔大叔和他的亲密战友弗雷德里希大叔所创立的理论，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横跨哲学，历史，经济和社会学领域，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体系内部，她是自洽的。-------因此，虽然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来自中国的，经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对该体系都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但坦率地讲，这并非那么简单的一个任务。
下面的介绍是俺的一个粗浅的解剖，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回忆学生时代。
总的来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他们所创立的这个理论，是当时人类在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极为先进和巨大的成就，-----请注意，这个“先进”是指该理论的前瞻性，这个“巨大’是指该理论影响的广泛性，这两点，无论任何一个该理论的反驳者都是难以否认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理论的绝对正确性，尤其是在我们用“与时俱进”这个标准去衡量的时候。
好了，我们现在知道，卡尔大叔在年轻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挥金如土的浪荡大学生，弗雷德里希大叔也不过是一个富有人家的小子弟，凭啥这两位能够创立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以至于百年之后还被人传涌捏？-----这个问题，是俺们要理解这个体系的第一个要点，----也就是，这两位，当然主要是马克思大叔，他们首先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这个定义所意味的，就是他们能够用较为正确的方法来思考和解剖问题。----这个方法，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后来土星共同体的镇山之宝。----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据说TG一大代表周佛海的辩才是号称“挡者立毙”的，他就是辩证法修炼的功夫比较牛。
那么，如果有谁问俺，啥叫“辩证唯物主义”捏？------这个就很难说了，如果硬是拿着枪指着的头的话，俺只好说：
一个是要实事求是，
另一个就是要看到任何事物首先是不断发展的，其次，这个发展的趋势是螺旋上升的，向上的趋势里包含向下的因素，而后者会随着向上的流程逐渐增长并慢慢扭转箭头的走向，----但关键在于，当向下的趋势开始占主流时，运动的主体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而这，就是所谓的螺旋式上升。------当然，经历过中国股市的同学们肯定知道俺在说什么。
好了，回来，所谓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两个大的领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这两个领域所纠结在一块的基础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相适应（互相纠缠）过程中所推动的人类社会发展。关于这点，俺觉得基本的原理是可以认可的，虽然俺认为这个基础的几个原始设定并没有得到清晰的定义，无论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还是两者之间如何的“互动”。----这几个名词到底指向何处，又是如何应用到历史分析的实践中的，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对于这些概念的应用过程里，错误的实践似乎要大大多于正确的。------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个基本原理的大体架构还是正确的。
而从“生产关系”这个基本点出发，衍生出了科学共产主义在社会学，或者历史分析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即“阶级”。关于这个概念，另一位胡子比较少一点的先知，伊里奇老爷是这样定义的：
“阶级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领得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而划分的不同的社会集团。其实质是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社会划分为阶级，表明了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阶级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在各个阶级社会里，都有两个基本的对抗性的阶级。不同的阶级地位决定着人们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精神面貌。阶级的矛盾和对立必然引起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关于这个定义，俺要说的是，它首先，在伊里奇那个时代，是基本正确的，也就是反应了社会现实的。其次，我们注意到，这是一个看似客观但实际包含道德批判的定义，因为所谓的统治阶级意味着“占有”被统治阶级的劳动，这个基础当然指向一个控诉，即既然人类都是天生平等的，那么凭什么一部分人可以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呢？----特别是，后者在人数上要大大多于前者呢？因此，很自然地，这个占有必然是强制性的。------所以，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论，即在阶级社会了，国家和其背后的暴力机器（军队或警察等等）是统治阶级为了保护他们这种强制性地对被统治阶级的劳动的占有而产生的。
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定义，社会被划分成为两种人，一种是人数占少数的强盗，小偷和他们的帮凶，另一种是广大的失主和受害者。而这个划分，对于后者而言，使他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道义上获得了完美的支持。-----因此，这个定义，或许它还不够完善，但的确很有战斗力。-----翻一翻中国的现代史，我们就知道，这个定义的影响有多广泛和多深刻了。------捉狭地讲，俺认为这个定义很可能是当代中国人数众多的私营业主最不喜欢的一条社会学基本原理吧。
好，频道再一次转回，下面再谈谈马大叔的经济学理论。-------马大叔的经济学理论是一个非常强悍的理论，对于大多数的现代经济学家而言，这个理论有一种赤果果地威慑力。----为了通俗起见，俺在这里用一个较为浅俗的例子来为大家解释：
假设：有一天，不爱吱声老爷开了一家包子铺，他雇了两个伙计给他做包子，一个是荷子同学，一个叫史文恭。
假设：不爱吱声的包子铺每个月卖出一万个包子，每个包子卖一块钱，而他为做包子所买的面粉，肉，菜等原料和水电，房租，税费等等统统加起来是三千块，此外，他每个月付给荷子和史文恭一人一千块工资，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
------------
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解释，在这个模型里，包子的价值是“一块”钱，而这个价值，刨去原料等等其他费用之后，包子之所以从面粉和肉成为包子，其中凝结着荷子和史文恭的“必要劳动时间”，换句话说，从营业额一万块，减去所有相关成本费用三千块之后所剩下的七千块，就是荷子，史文恭的劳动价值。（当然，这里还应该计算入不爱吱声的劳动，但为了简化分析，暂不计入。）而事实上，荷子和史文恭一共才拿到两千块，---于是，那五千块是被万恶的不爱吱声拿走了。这桩罪行，在经济学上的术语叫做“剥削剩余价值。”
很明显，这个解释同样具有一个道德上的力量，那就是荷子和史文恭的劳动成果被不爱吱声剥削了，他们没有得到自己应得的报酬。------因此，他们是受迫害的，他们的反抗是正义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作为铺子老板的不爱吱声同样也参加了劳动，------但他还是要面临一个质问，即既然他和荷子，史文恭都干了同样时间的活，那凭啥他拿五千，后面两个才拿一千捏？
-------以上，就是早期TG工人运动中，工人夜校里的主要课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同样是一个带着道德判断的经济分析。但如果我们以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成就就在于此，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对这个模型的诘问并不在于剥削和收入分配的不均匀，而是把这个模型推广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因此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难以克服的问题：
即“谁来买不爱吱声的包子？”
我们看到，既然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里，以上的模型是普遍存在的，-----在现实生活里，俺们也从来没有看到老板和打工仔拿一样的钱，-------那么，我们看到，这每个月一万个包子显然不能被不爱吱声一个人自产自用，它们是要被消费者买去才能使不爱吱声实现他的利润，----于是，问题出现了，作为包子的“购买者”，荷子和史文恭每个月的收入才两千块，他们又怎么买得起总数一万块的包子呢？
而这就是传说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死穴所在，即“需求不足”。----书面的解释就是资本家的利润实现依赖于无产阶级的消费，而后者，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的先天属性，是无法满足这个条件的。
当马克思发现并指出了这个问题之后，所有的，企图捍卫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家都成了他可怜的陪衬，因为他们都不得不忙于解答这个近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凯恩斯，他本人是一个智力超群的天才，但虽然如此，他的理论实际上也不过是对“需求不足”这个癌症的一帖减缓性的药方，即通过扩大国家需求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脆弱的循环。-----感谢凯恩斯，全世界万夫所指的美帝国主义政府现在还是负债累累，经常要靠打劫其他国家来勉强度日。
同样的，我们看到，为了“需求不足”这个问题，万恶的资本家发明了信用卡，用饮鸩止渴（感谢我爱莫扎特兄指错）的办法唆使无产阶级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同样的，他们用次级债券的办法勾引无产阶级购买房屋和汽车，或者，他们把自己在本国高附加值的产品销往国外，然后进口低廉的货品来满足收入低廉的无产阶级。最后，在经济危机到来之际，他们穷途末路之时，还能依靠通过政府滥发纸币来苟延残喘。
但无论如何，恰如我们一直所看到的，这个“需求不足”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问题，所以，是无法根治，或者要想根治就不得不推倒这个体系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明了所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学从本质上说，都是马克思《资本论》的补丁。
好吧，行文至此，俺已经感到自己恰如一个站在教坛上，用洪亮的语调和最后审判的威胁来进行布道的神父了，------但希望大家不要被俺吓住了，因为俺上面的论述实际还存在两个巨大的前提的缺失。
第一个缺失在于：站在教坛上的俺在不断抨击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实际上在暗示大家一个前提，那就是既然资本主义经济是有根本问题的，那么，我们应该寻找一个更好的经济制度。--------但是，假如可以忽略因为站在教坛身影特别高耸的俺貌似天然正确的权威形象的话，那么，大家可以质问一个重要的前提：
即，世上是否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呢？
换一句话说，既然这个前提不存在，那么，是否应该在追求一个所谓完美的制度之前，对现存的制度多一份耐心去研究和斟酌，而不是粗暴地一杆子全部抹杀呢？
第二个缺失在于：当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开始创立这个理论之时，他们还只是理论的探索者和研究者，而远未开始实践。到后来伊里奇老爷之后开始实践的过程里，整个的“非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过程在世界各国漫长的岁月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可以完全笑傲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就，也就是说，马克思固然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问题，但他还远没有能够找到（当然，他也没这个条件）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长期操作的答案。---关于这一点，以后我们在观察中国当代史的过程里，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OKAY，在此匆匆地把这个TG的理论体系的要点理了一遍，之后，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对中国当代史的回顾过程里，能够让大家偶尔想回头再看看这个帖子。------一休哥沾了沾口水，--------“就到这里了，休息，休息一会儿吧。”
原帖的叙述，或许还有很多误导同学的地方。
嗯，补充的地方，主要是想说明俺对原帖这段话的一些想法：“所谓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两个大的领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这两个领域所纠结在一块的基础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相适应（互相纠缠）过程中所推动的人类社会发展。关于这点，俺觉得基本的原理是可以认可的，虽然俺认为这个基础的几个原始设定并没有得到清晰的定义，无论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还是两者之间如何的“互动”。----这几个名词到底指向何处，又是
如何应用到历史分析的实践中的，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总的来说，俺的感觉是，所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是马大叔为了划分在人类生产活动中“人的关系部分”和“非人的关系部分”，-------但这样的划分做法，是否失之宽泛和简单，是值得推敲的。-----任何一个概念，当被塞入太多的内容时，必然失去其本身的界定。----换句话说，这个概念就失去了理论上进行研究的可操作性了。
比如以“生产力’为例，这个概念本身就富有争论性，传统的定义：“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叫做生产力”的确是一个很奇怪的定义，----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定义为被全世界的环保工作者投诉的。------在俺看来，比较合适的解释可以是，既然，生产力这个概念所指向的是人类的社会活动，---那么，不妨将这个概念具体化为，人类社会活动的组织水平和物质基础。比如，小农经济是各个独立的小农庄的以畜力人力为基础的松散集合，或者现在的社会是以热能、电力、核能为基础，高度信息数字化之下的全球范围的精细分工之下的有机组织。---假如这样的表述，可能会更容易让人理解。
而如果承接上面这个定义，那么，我们对生产关系，这个“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传统定义会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这个理解就是，所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所指向的，并非这个‘适应“过程是否有无‘剥削’，而是一种客观条件限制下的匹配过程。类似于螺丝和螺母，那么，人类平均水平的幸福程度应该是所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目标。--------举一个不适合饭前阅读的例子，在排污管道全面铺设完毕之前（或者更粗俗地将，在抽水马桶未能普及之前），以前上海的清晨所看到的一个美景就是大家都在纷纷倒马桶。
从上面这个结论可以推导出来的，就是阶级社会理论并非具有符合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道德性’，----这句话比较学术，但如果用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举例，恐怕大家马上就能猜到了。----即胡服的‘剥削有功‘。-----虽然，胡服的这句话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发言。俺这里的引用很有可能歪曲他的本意，-----但是，俺还是要指出的是，假如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标准，那么，剥削是否并非推动历史的标准所在。------实际上，因为剥削所积累的长期的，恶化的社会极端分化和民不聊生，才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变动。在此之前，有很多的不断的技术革新和其他措施来至少在表面上弥合或者安抚大多数收入处于弱势的社会公众。------比如在西方，即使是工人阶级，依然享有丰富的社会福利和多彩的娱乐活动。
目前为止的历史发展恰恰是证明了这一点，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这个原理要比阶级社会（阶级压迫）原理更强大一些，----当然，后者很有可能诞生于一战之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劳动阶级开始起来奋争自己的权利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浪潮之中。----在乱世里，我们需要更强大、更有力的理论，而在盛世里，自然还是选择更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原则吧。
从上面的一个大原则的探讨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为“剩余价值理论”不安了。------恰如雪里蕻同学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不足”这一癌症的本质不在于生产过剩，而在于分配制度，也就是说，问题所在不是因为不爱吱声不道德地剥削了荷子和史文恭的‘剩余价值’，而在于这个分配制度导致了不爱吱声的包子卖不出去了。----而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但是分配制度的根源，在于所有制制度，-----不爱吱声之所以可以剥削荷子和史文恭是因为他开了包子铺，他拥有炉灶，店面，和其他生产工具。---用学术的说法就是不爱吱声占有了生产资料，所以，无产阶级的好孩子，荷子和史文恭因为没有生产资料，而为了加入社会生产的大队伍，不得不“委身”于不爱吱声的包子铺被他剥削。-----这是这个学名叫“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罪恶”一面。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在于，正如很多同学指出的，不爱吱声维护和管理这样一个包子铺（学名为社会生产组织）并不容易，----比如，他可能遇到萨苏在旁边开另一个包子铺抢他生意，又如，他可能被铁手等城管队伍来吃霸王餐，再如，他可能被橡树村从南非进口一大堆非洲包子倾销，或者，他甚至可能因为荷子和史文恭暗地对他捣乱，往包子里灌马鹿牌料酒而摔了牌子。-----总之，做为社会生产的组织者，他面临种种风险，----而并不是每一个经营者都像华尔街的主管们那样在成功策划一个全球性金融灾难之后还能够收取高薪分红的。-----那么，如何在物质层面，或者在分配制度层面来对他所担负的责任进行补偿或者激励，同样成为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而这个要求，就指向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或者，我们用更容易接受的表述，-----即生产活动的组织者能够决定生产成果的分配，这样的一个制度。
但是，----您瞧，理论的推导就是这么磨叽，-------俺必须要指出的就是，上面所谓的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作为一种分配制度，是必须要符合一个满足和支持社会化大生产的循环进行的制度。-----换句话说，不爱吱声可以剥削荷子和史文恭，但有可能他的剥削程度会被国家的累进制所得税征收制度所削弱，-----比如他现在每个月剥削所得5000块，则依据他所在国家所得税制度要缴2000块的累进所得税，而如果他之剥削了3000块，则他的所得税很可能只有500块。----换言之，通过国家的征税来调节整个社会的收入再分配，以弥合社会财富占有的悬殊分化。
而从这一点看，国家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的角色必须加强。----相应的，这就要求国家在社会结构里必须扮演一个公正的调解者，而不是民众利益的掠夺者，这一角色。----哈哈，从这个推论看，腐败问题不仅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而且是关乎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啊。
另一方面，国家在通过征收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之后，必须用以普及和巩固面向全社会的福利制度，以此来安抚和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并进以维护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
实际上，俺上面的讲述正是现在西方国家所干的事儿。
然而，我们显然还可能有另外一个选择，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制度，根据到目前的历史资料，这一制度的确在很多国家实行了很多年，而且至少，还没有因此发生严重到不可救药的社会问题啊。-------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和研究这个全新的，闪闪发光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呢？-----呵呵，答案对于俺而言只有三个字，“不知道。”----或许，只能在回顾这个经济制度在这些国家的实践的历程里，才会有所体会吧。------哈哈，这就算是俺给大河系列的一个小广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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