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论文主题是 为什么说：“从历史和现实意义上看,谁都不能妄想使今人和后人远离马克思主义_百度作业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论文主题是 为什么说：“从历史和现实意义上看,谁都不能妄想使今人和后人远离马克思主义
主题是 为什么说：“从历史和现实意义上看,谁都不能妄想使今人和后人远离马克思主义
最伟大的设计师与最科学的学说　　1、马克思活在现实世界中也必将活在未来世界中.当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等多家西方媒体组织了公元第二个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的评选活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高踞榜首,或名列前茅,被称为“千年风云人物”,“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2003年美国权威的《图书》杂志评选出的“改变美国的20本书”中,非美国人的著作仅有3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名列其中,该刊文章认为此书是对美国今日历史影响至为重大的著作.2004年,87岁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霍布斯鲍姆为了接受俄国《自由思想——21世纪》杂志主编伊诺泽姆采夫的采访,专门系统搜索了有关一些著名思想家的信息,有关马克思的信息数量在他搜索的世界著名思想家相比,有关马克思的信息数量要多得多,冯·兰克或阿尔诺德·汤因比[1]等著名人物则根本无法与马克思的约有370万条相比.在检索系统中,有关兰克的信息有3.2万条,汤因比有3.8万条.这与马克思的几百万条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由此可见,“不管你怎样看待马克思的理论,他至今仍然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人物”.[1]因此,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艾伦·W·伍德在2004年再版《卡尔·马克思》第二版序言中认为,“马克思在21世纪”,并指出“在20世纪最后25年的时间,与其说马克思被驳倒了,还不如说马克思得到证实.”（详见徐洋译“马克思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6期）2005年,英广公司第四电台又举办古今最伟大哲学家评选,马克思再次超越维特根斯坦、休姆、康德、柏拉图、波普尔、沙特等声名显赫的人物,在全球十大哲学伟人中独占鳌头.在这次评选活动中,意大利思想学术界不仅积极参与投票,并且在国内掀起了一场研究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意大利学者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对作为“革命预言家”的马克思虽然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马克思之伟大是永存的”.著名社会学家弗朗基认为,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本身及其历史作用的评价,需要有一个更深远和宏观的历史尺度.可以肯定的是,“从历史和现实意义上看,谁都不能妄想使今人和后人远离马克思主义.”[2]马克思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奇特的新动向,就是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在欧洲失去了阵地后,在资产阶级极右势力的欢庆声中,欧美国家一些享有盛誉的思想家,不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重新把目光投向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一些原来与马克思主义无缘的思想大师都“转身”走近马克思,研究马克思,宣传马克思,拥护马克思,这就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思想文化界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法国的解构主义思想大师德里达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时代仍然呼唤马克思的精神,这是时代需要的精神.他在一语惊人,轰动西方思想界：“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中强调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3]他还认为：“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处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4]这些维护马克思的真知灼见现已成为至理名言流传于世.美国的詹姆逊是当代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文艺理论家,他给自己规定了这样的历史使命：“把马克思主义变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变为美国社会、文化和学术生活中的一个独具一格、富于创新、清楚明白的声音.他的一篇《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虽不足万字,但却饱含深情,极有说服力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5]英国的吉斯登是当代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他原先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却具有鲜明的反马克思主义色彩.苏东剧变后,却改变了这种态度,不仅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越来越发现马克思学说的内在价值,并把马克思的某些观点纳入他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中去,声称“虽然不再时髦,但我仍看重马克思.”[6]德国的哈贝斯是高擎“批判理论”大旗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大师,他曾走过一条远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尽管他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领军人物,但人们已很少再把他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在苏东剧变后他重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向世人宣布：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于是他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旗帜下.还有波兰的沙夫等人,都是在各自学术殿堂上享有盛名的当代思想大师,尽管他们的背景和经历不同,却不约而同地“转身”走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这种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告诉我们：“马克思活在现实世界中,也必将活在未来世界中.”[7]另外,还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活在现实世界中还有个插曲,即反面的历史现象.法国年鉴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说过：“事实是自1945年来（或许更早,但影响范转较小）,马克思的词汇已经闯入政治生活乃至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通用语之中.”“在今天,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不论其政治立场或哲学立场如何,都躲不开马克思思想的侵袭和困扰.”[8]这里的“都躲不开马克思思想的侵袭和困扰”,在当代还反映在马克思学说从反面“侵袭”着那些极右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其突出表现是由于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国际和国内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破产论”、“失败论”、“终结论”等否定马克思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以当代资本主义守护人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极右资产阶级思想家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了”；他们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以反马克思主义为已任的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在狂热鼓吹以科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的同时,必然公开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咒骂马克思“愚蠢”,诬蔑“马克思由头错到尾,”“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他狂叫“我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钉子而已.”上述马克思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事实已经在打张五常这类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耳光了,就不必费笔再说了.张五常攻击、诽谤、仇视马克思与否定马克思主义,无损马克思活在现实世界中,无损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灿烂光辉,只能表明他的喧嚣是一派胡言,荒谬绝论.2、马克思是人类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伟大设计师人类历史发展进入 21世纪的时候,一位普通的英国人在大英博物馆的留言簿上用流畅的英文写道：“卡尔·马克思,您的思想永存.因为您永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伟大设计师.”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是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无法否定,它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指明了科学发展道路.近年来,意大利思想学术界的学者们认为,马克思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最伟大的阐释者,他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深刻剖析与猛烈批判,确定了他的人类最伟大解放者之一的地位.而且,他以天才的洞察力总结出了迄今为止的西方历史都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史,因而也是对立阶级不断冲突的历史.他让所有的人——反动的、保守的、进步的、革命的以及研究古代和现代的学者——明白了历史的运动是变化过程中的形态.任何历史学家都不能撇开马克思.因此,“今天所有为社会主义和资源公平分配而进行的斗争,仍然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既定轨道进行的.”[9]这就像哈贝马斯所认为那样,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我们看清当今错综复杂的形势,“马克思又一次处在正确无误地揭示我们这种类型的社会发展趋势的位置上”.从国内外著名学者所强调的马克思学说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是多方面仍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萨尔瓦利在《今日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上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所开启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三者关系的学说,这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已被学术界广泛承认.二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权力日益集中的趋势及其与政治权力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经济权力的集中及其与政治权力的联姻,并且现在还在加强.这种联姻不仅已被历史验证,也是国际现实的写照.三是已经被事实证明了的马克思对“全球化”的科学预言,为各国人民如何观察和面对世界的发展和变化指明了正确道路.[10]这一点,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确实预见到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而在150年前,没有一个人比马克思更鲜明描绘了历史发展的总方向.[11]四是美国耶鲁大学戴维·阿普特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的观点至今仍然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迄今为止解释能力最强的社会发展理论之一.[12]五是包括我在内的我国学者都认为马克思学说揭示了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实现的现实道路.笔者还认为,尤其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所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和谐协调的发展规律,这是在150年前,没有任何人能像马克思那样抓住人的发展的实质来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它对于当今和未来的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更直接、更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3、马克思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真理永放光芒.从理论上说,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终结论”都作有力地深刻地批判,现在,马克思学说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更能科学地解释当代的客观世界,正如赵凌云教授所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当今世界的主要轮廓几乎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所凸现出来的理论视域中被解读出来,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一自由主义的经典就难以做到这一点.”[13]杨耕教授在批驳“过时论”时说得好：“看一种学说或体系过时与否,归根到底,是看它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在现时代是否还存在,它是否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仅仅从时间的远近来判明一种思想是否过时是一种理论近视.由于深刻地把握了物化社会人的异化及其根源,抓住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及其根本,预示了东方与西方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向,而且这些问题又契合着当代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19世纪,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一句话,今天马克思仍然“在场.”[14]因此,现在,人们比过去更加清楚看到,马克思学说所阐明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没有因为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喧嚣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也没有因为共产主义运动某种挫折而失芒.当今世界劳动人民发出了一个共同声音：马克思伟大的思想永不磨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永放光芒!从实践上看,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兴起,现实的社会主义正在迅速发展.这突出表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学说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人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创造新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社会主义中国在东方迅速的崛起并日益兴旺,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充分显示了马克思学说的最新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威力.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识.在我们党迎来建党80周年之际,我国记者在大英博物馆追寻马克思脚印时,巧遇一位俄罗斯老人,当他得知记者来自中国就很有感触地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中国在日益强大,证明马克思的理想在东方又找到了伟大的家园.”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　　　　刘思华 　　　　（一）最伟大的设计师与最科学的学说　　1、马克思活在现实世界中也必将活在未来世界中。当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等多家西方媒体组织了公元第二个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的评选活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高踞榜首，或名列前茅，被称为“千年风云人物”，“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2003年美国权威的《图书》杂志评选出的“改变美国的20本书”中，非美国人的著作仅有3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名列其中，该刊文章认为此书是对美国今日历史影响至为重大的著作。　　2004年，87岁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霍布斯鲍姆为了接受俄国《自由思想——21世纪》杂志主编伊诺泽姆采夫的采访，专门系统搜索了有关一些著名思想家的信息，有关马克思的信息数量在他搜索的世界著名思想家相比，有关马克思的信息数量要多得多，冯•兰克或阿尔诺德•汤因比 等著名人物则根本无法与马克思的约有370万条相比。在检索系统中，有关兰克的信息有3.2万条，汤因比有3.8万条。这与马克思的几百万条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由此可见，“不管你怎样看待马克思的理论，他至今仍然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人物”。[1]因此，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艾伦•W•伍德在2004年再版《卡尔•马克思》第二版序言中认为，“马克思在21世纪”，并指出“在20世纪最后25年的时间，与其说马克思被驳倒了，还不如说马克思得到证实。”（详见徐洋译“马克思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6期）　　2005年，英广公司第四电台又举办古今最伟大哲学家评选，马克思再次超越维特根斯坦、休姆、康德、柏拉图、波普尔、沙特等声名显赫的人物，在全球十大哲学伟人中独占鳌头。在这次评选活动中，意大利思想学术界不仅积极参与投票，并且在国内掀起了一场研究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意大利学者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对作为“革命预言家”的马克思虽然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马克思之伟大是永存的”。著名社会学家弗朗基认为，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本身及其历史作用的评价，需要有一个更深远和宏观的历史尺度。可以肯定的是，“从历史和现实意义上看，谁都不能妄想使今人和后人远离马克思主义。”[2]　　马克思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奇特的新动向，就是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在欧洲失去了阵地后，在资产阶级极右势力的欢庆声中，欧美国家一些享有盛誉的思想家，不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重新把目光投向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一些原来与马克思主义无缘的思想大师都“转身”走近马克思，研究马克思，宣传马克思，拥护马克思，这就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思想文化界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法国的解构主义思想大师德里达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时代仍然呼唤马克思的精神，这是时代需要的精神。他在一语惊人，轰动西方思想界：“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中强调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3]他还认为：“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处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4]这些维护马克思的真知灼见现已成为至理名言流传于世。美国的詹姆逊是当代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文艺理论家，他给自己规定了这样的历史使命：“把马克思主义变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变为美国社会、文化和学术生活中的一个独具一格、富于创新、清楚明白的声音。他的一篇《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虽不足万字，但却饱含深情，极有说服力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5]英国的吉斯登是当代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他原先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却具有鲜明的反马克思主义色彩。苏东剧变后，却改变了这种态度，不仅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越来越发现马克思学说的内在价值，并把马克思的某些观点纳入他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中去，声称“虽然不再时髦，但我仍看重马克思。”[6]德国的哈贝斯是高擎“批判理论”大旗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大师，他曾走过一条远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尽管他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领军人物，但人们已很少再把他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在苏东剧变后他重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向世人宣布：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于是他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旗帜下。还有波兰的沙夫等人，都是在各自学术殿堂上享有盛名的当代思想大师，尽管他们的背景和经历不同，却不约而同地“转身”走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这种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告诉我们：“马克思活在现实世界中，也必将活在未来世界中。”[7]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活在现实世界中还有个插曲，即反面的历史现象。法国年鉴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说过：“事实是自1945年来（或许更早，但影响范转较小），马克思的词汇已经闯入政治生活乃至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通用语之中。”“在今天，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不论其政治立场或哲学立场如何，都躲不开马克思思想的侵袭和困扰。”[8]这里的“都躲不开马克思思想的侵袭和困扰”，在当代还反映在马克思学说从反面“侵袭”着那些极右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其突出表现是由于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国际和国内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破产论”、“失败论”、“终结论”等否定马克思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以当代资本主义守护人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极右资产阶级思想家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了”；他们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以反马克思主义为已任的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在狂热鼓吹以科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的同时，必然公开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咒骂马克思“愚蠢”，诬蔑“马克思由头错到尾，”“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他狂叫“我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钉子而已。”上述马克思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事实已经在打张五常这类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耳光了，就不必费笔再说了。张五常攻击、诽谤、仇视马克思与否定马克思主义，无损马克思活在现实世界中，无损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灿烂光辉，只能表明他的喧嚣是一派胡言，荒谬绝论。　　2、马克思是人类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伟大设计师　　人类历史发展进入 21世纪的时候，一位普通的英国人在大英博物馆的留言簿上用流畅的英文写道：“卡尔•马克思，您的思想永存。因为您永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伟大设计师。”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是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无法否定，它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指明了科学发展道路。近年来，意大利思想学术界的学者们认为，马克思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最伟大的阐释者，他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深刻剖析与猛烈批判，确定了他的人类最伟大解放者之一的地位。而且，他以天才的洞察力总结出了迄今为止的西方历史都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史，因而也是对立阶级不断冲突的历史。他让所有的人——反动的、保守的、进步的、革命的以及研究古代和现代的学者——明白了历史的运动是变化过程中的形态。任何历史学家都不能撇开马克思。因此，“今天所有为社会主义和资源公平分配而进行的斗争，仍然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既定轨道进行的。”[9]这就像哈贝马斯所认为那样，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我们看清当今错综复杂的形势，“马克思又一次处在正确无误地揭示我们这种类型的社会发展趋势的位置上”。　　从国内外著名学者所强调的马克思学说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是多方面仍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萨尔瓦利在《今日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上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所开启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三者关系的学说，这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已被学术界广泛承认。二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权力日益集中的趋势及其与政治权力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经济权力的集中及其与政治权力的联姻，并且现在还在加强。这种联姻不仅已被历史验证，也是国际现实的写照。三是已经被事实证明了的马克思对“全球化”的科学预言，为各国人民如何观察和面对世界的发展和变化指明了正确道路。[10]这一点，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确实预见到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而在150年前，没有一个人比马克思更鲜明描绘了历史发展的总方向。[11]四是美国耶鲁大学戴维•阿普特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的观点至今仍然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迄今为止解释能力最强的社会发展理论之一。[12]五是包括我在内的我国学者都认为马克思学说揭示了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实现的现实道路。笔者还认为，尤其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所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和谐协调的发展规律，这是在150年前，没有任何人能像马克思那样抓住人的发展的实质来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它对于当今和未来的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更直接、更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3、马克思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真理永放光芒。从理论上说，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终结论”都作有力地深刻地批判，现在，马克思学说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更能科学地解释当代的客观世界，正如赵凌云教授所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当今世界的主要轮廓几乎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所凸现出来的理论视域中被解读出来，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一自由主义的经典就难以做到这一点。”[13]杨耕教授在批驳“过时论”时说得好：“看一种学说或体系过时与否，归根到底，是看它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在现时代是否还存在，它是否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仅仅从时间的远近来判明一种思想是否过时是一种理论近视。由于深刻地把握了物化社会人的异化及其根源，抓住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及其根本，预示了东方与西方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向，而且这些问题又契合着当代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19世纪，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一句话，今天马克思仍然“在场。”[14]因此，现在，人们比过去更加清楚看到，马克思学说所阐明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没有因为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喧嚣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也没有因为共产主义运动某种挫折而失芒。当今世界劳动人民发出了一个共同声音：马克思伟大的思想永不磨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永放光芒！　　从实践上看，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兴起，现实的社会主义正在迅速发展。这突出表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学说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人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创造新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社会主义中国在东方迅速的崛起并日益兴旺，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充分显示了马克思学说的最新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威力。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识。在我们党迎来建党80周年之际，我国记者在大英博物馆追寻马克思脚印时，巧遇一位俄罗斯老人，当他得知记者来自中国就很有感触地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中国在日益强大，证明马克思的理想在东方又找到了伟大的家园。”[15]　　（二）马克思生态经济学说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本书所研究的马克思的生态经济学说，是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学与生态经济观点、思想、理论，我们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与生态经济理论视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这是因为，是恩格斯最先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科学领域，从而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一步扩展为世界观，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统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内在统一。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这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的生态学思想与生态经济理论正是这一客观规律的反映，或者说理论表现。　　在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需要，还是现时代的实践发展的需要，都要求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济学、生态学和生态经济理论，从而使它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和强大生命力，这样做，具体地讲，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　　1、有利于更好为回应21世纪现代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消除生态危机，探索出一条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道路提供新的指导思想。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回顾20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就发现，20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明显地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现象：在20世纪的上半叶，人类遭受了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在20世纪的后半叶，人类文明发展取得空前未有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和世界经济大发展。值得庆幸的是，上半叶空前的大灾难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出现战后经济增长的繁荣时期，就标志着从世界总体来看基本被消除。但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下半叶以来现代科技在人类的利用中和发展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种反自然、反人性的异化力量，使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自然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人类遭受着空前的生态灾难。现在，生态灾难及其产生的负效应，恐怕至少要在近几十年内危害着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生存，阻碍着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然的多样性发展。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生态危机既是20世纪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又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16]这就说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生态环境问题，从而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它在现时代已经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全球利益，是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直接决定和影响到每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特别是经济快速高速持续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瓶颈约束日益加重，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不仅淡水、耕地资源环境紧缺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而且良好生态环境作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内在要素是一种高度短缺的生产要素，它的短缺程度远远超过能源等生产要素的短缺程度，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重大结构问题。这实质上是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面临着生态经济结构危机，即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生态环境恶化、生态资本存量下降与生态赤字扩大同快速积累的经济增长之间的结构严重失衡，极大阻碍着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而，生态环境资源问题将是21世纪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的瓶颈因素。　　生态灾难教育了人类。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尖锐性已为国际社会普通认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为此而殚精竭虑、献计献策。面对生态危机全球化及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国内外的学者们纷纷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寻找良策，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在全球生态危机凸显的今天，国内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非常注重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生态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与生态与经济协调思想中吸取营养。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学说不仅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由于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无限制地征服、掠夺自然而带来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生态经济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解决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由于异化和无限制地膨胀物欲而带来的人态失调、心态失衡等人的解放与自由而全面发展问题，更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此，我还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生态环境问题都是一个建设和谐世界的基石问题，因此，必须依靠全人类通力合作，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来解决人的可持续生存与全面发展和自然的可持续生存与多样化发展。这就必然引起当今世界文明发展发生巨大变革。“它有三个主要标志：即现代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现代经济形态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这是新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时代洪流。现在，世界各国正在为推进三重转变采取全球范围内的行动，使三重转变的浪潮席卷全球，一个新时代正在三重转变的推动下来临了。”[17]因此，我们站在新时代发展的前沿，最充分地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重新研究马克思学说所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理论，就一定会从指导思想上解决推进三重转变实践问题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2、有利于全面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学说，并在新的历史时代更好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20世纪90年代前期以后，在国际国内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过渡论”、“终结论”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时候，由于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关联，马克思学说再次受到种种关注，尤其是对待马克思的经济学生态学与生态经济思想，形成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否定论是指因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他们就将此的思想根源归结为马克思学说和他的经济学说，甚至认为“没有比马克思的思想对生态学更加有害的思想了”。这就把马克思学说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看成不仅完全没有包含着生态环境思想，而且是同生态学相对立的。很明显，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否定论是完全不能全面认识与把握马克思学说，更不能全面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经济学说与发展学说。恰恰相反，肯定论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学说中蕴藏着生态学思想，马克思的哲学学说中有着丰富的生态环境思想；马克思的发展学说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经济发展思想，其中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生产方式是经历了产生、成熟、灭亡和演替等各历史阶段的完整系统的思想提出了一些有关生态的观点。”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关于“人类解放及其物质基础要求有一种生态上的持续性。剔除它的传统和19世纪的假想，马克思主义能够为探讨一种新的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提供一个内容丰富的框架。”[18]　　当今，国际国内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坚持与发展马克思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从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的新视角重新解读马克思学说，把其中内蕴着而一些又被忽视、被抑制乃至遗忘的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及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挖掘出来，使人们全面认识与把握马克思学说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我们全面认识与把握马克思学说，就会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哲学、经济学大师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而且是生态学家。1995年9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上，一些学者就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个生态哲学家，同时也是第一个社会生态学家，还有学者认为，青年恩格斯是最早的伟大的生态学作家之一。因此，我国哲学学者也认为：“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生态学家，尤其是人类生态学家，是社会生态学家。”[19]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国学者为了创立中国生态经济学，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去寻找理论渊源，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思想进行研究，那只是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生态经济的基本观点，没有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进行研究，因而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就不可能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是最早的生态经济学家。关于这个问题，正像解保军教授从哲学角度说的那样：“我并无意将马克思恩格斯封为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学家，也不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上再加上一道生态学的光环。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生态环境意识日益复苏与强化的时代去重温他们的著作，我们都会深深地感到他们思想中有着生态哲学的理论祈向。”[20]而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我并无意将马克思恩格斯封为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经济家，因为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几十年之后的事情。所以，我不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上再加上一道生态经济学家的光环。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在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生态时代与可持续发展经济时代，去重读他们的著作，我们确实都会深深感到马克思学说中有着生态经济学的理论祈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早的生态经济学家。现在，我们重读马克思学说和他的经济学说，就是要深入地、系统地全面地研究他们的生态学思想与生态经济理论及当代价值，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如前所说，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着生态危机，生态问题（包括资源问题与环境问题）及其与此相联系的以生态可持续性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最大的、最综合的根本性问题。霍布斯鲍姆指出：“在我看来，21世纪最重要的任务是克服人对周围环境和生态的重大影响所造成的后果。”[21]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科学回答和正确解决的时代课题。因此，“生态问题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22]我们重新探索马克思的经济学生态学与生态经济理论，就是要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根据最广大人民的实践要求，在此领域构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基点和理论平台，显示出马克思的经济学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理论的旺盛活力与强大生命力。这是本书希冀完成的基本任务。　　3、有利于更好地回应来自各方面对马克思的自然观和经济学的指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学科的学者诸如某些生态学家、生态经济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环境保护思想家及倡导者，他们对马克思的自然观和经济学进行了许多无理的指责或批评。他们指责马克思的自然观和经济学理论中“忘却了自然”，“自然被失落了”；某些西方生态经济学者硬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同生态经济学是不相容的，艾伦•科特雷的《环境经济学》一书中还说马克思经济学“在一般考虑经济发展过程时，很大程度上忽视自然环境，把地球一直被看作丰富的储藏库和无底的垃圾堆。”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不是生态学家，以此为借口说什么马克思不关心生态问题，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因而失去了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某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中一些基本观点的误读与诘难，他们把马克思的自然观和经济学理论看成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理论根源的观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绝对不敢苟同的。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自然观和经济学理论指责较多的，主要有三个重大理论问题：一是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和经济学理论否认自然生态价值，这是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恶化的经济学根源；二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忽视了整体生态学意义。例如日本经济学家玉野井芳郎和英国的本顿都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劳动过程理论过度夸大了人类劳动的生产能力，把土地和自然只视为劳动对象或劳动手段，忽视了首先应该是整体生态学意义上的土壤环境；三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里没有自然问题。例如德国经济学家依姆拉认为，马克思把价值形成的原因只限于劳动，这就把自然概念从经济学中消除出去了，造成劳动价值中的“自然的消失”和“不在”。对于这些指责和挑战，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旗帜鲜明地进行有力的驳斥和批判。在此，略举几点：　　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生态经济学奠基人许涤新先生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发表的《马克思与生态经济学》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不朽的《资本论》中，曾多次提到生态平衡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生态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重要内容。现在西方有些生态经济学者，硬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生态经济学不能相容，这是毫无根据的。”[23]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在他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梳理与分析有关马克思的生态学论述就明确认为，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有比其他一些生态学家更加详细的对生态学的关注。　　青年生态哲学者解保军在《经济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一书中提出了“价值论维度的‘生态自然观’”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把自然界看成与人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价值关系的自然生态系统，就十分清楚地“体现了马克思的自然价值观，体现马克思对自然价值的承认与尊重，丝毫没有贬低、忽视自然生态价值的意思。”他还认为：“从整体上看，马克思不仅不否认自然界的价值和效用，而且相反，他还有丰富的自然生产力思想，充分肯定自然界的价值，并没有敌视自然界的思维恶习。”[24]　　青年生态哲学学者韩立新博士在《如何看待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文中，反驳了那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和劳动价值学说中的“自然的消失”和“不在”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把“劳动过程”理论放到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去考察，就不会有缺乏作为整体的生态学意义之嫌；同样，劳动价值学说也没有“遗忘”掉自然，环保主义者所批判的“自然的消失”和“不在”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是不存在的。”[25]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和90年代前期，针对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不存在生态与生态经济思想的指责作过多次反驳与批判，在《生态经济理论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一文中明确指出：“历史事实雄辩表明，说马克思不关心生态问题，是毫无根据的，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生态经济学对立起来，也是十分荒谬的。以此否定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对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也是徒劳的。”我还强调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把马克思的学说当成一成不变的公式，而应该根据实际生活的经验把它加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生气勃勃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经济理论，也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生气勃勃的理论。现在，我们沿着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思路和方法，既考察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经济学问题，又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经济学和生态学问题”。[26]　　在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以与时俱进为根本理论品质的马克思主义。面对那些对马克思的自然观和经济学的挑战与诘难，就必然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结合当代实际和时代特征重新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生态学与生态经济理论，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因而，不仅迫切要求我们回应国内外对马克思的自然观和经济学的挑战与指责，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说的高度，加以梳理、总结与概括；而且迫切要求我们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努力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而马克思学说中许多重要的生态与生态经济思想则正是这种关联性的重要表现。为此，我们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的生态学和经济学之间更高层次的整合，揭示现时代发展的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构建起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说的当代理论平台，这就是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态——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态。　　4、有利于构建生态马克思经济学，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风貌。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时代使然。它的产生与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一个现代表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现代文明转型的一种理论形态。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中一个主要流派，还是最有影响的流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其影响正在日益扩大，体现了现代文明转型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召唤。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生态学三个阶段；而以美国著名学者福斯特为代表的马克思学派重构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标志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生态学阶段，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形态。这一理论功绩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生态学理论框架，恢复了马克思作为生态学家的本来面目，最终确立了马克思对解决现代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发言权，从而为复兴马克思的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社会学等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思维框架和思想资料。当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派别较多，它们的具体观点也有很大差异，有的人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对此，我们必须加以澄清和科学批判。　　西方学者建立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来看，主要表现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这是西方尤其是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贡献于世界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哲学家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内容进行了探讨，但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研究甚少，尤其是未能从哲学形态的变革上进行探索，更没有提出创建中国特色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新命题。因此，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大都是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内，即使有些国外学者研究涉及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问题，例如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柏格特在他的《马克思与自然》一书中确实论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但其书名仍然是个哲学命题，未能从经济学形态的变革上确立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态，这不能不说是国内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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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生态马克思主义见鬼去吧.　　这个主义害死了世界多少人,还有人没有人性的在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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