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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anghaidong918 于
04:09 编辑
摘要：本文取材于九十年代的一部影片《被告山杠爷》，并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选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予以分析讨论：村干部的个人集权制度；对个人行动的控制制度；激励与约束规则；模式化的意识形态。所提及内容均属制度经济学范畴，兼顾法制（其实法制本质上也是一种制度）。最后笔者对该种模式的改变提出了预测性的看法。镜头切入到一个极为偏僻的小山村，由于地理空间的极为闭塞，这里的人们还过着“靠天吃饭”的低水平农耕生活。水车、牛车、赤脚农民……这一切无不保留了五六十年代传统农村的浓厚色彩，成为旧时农村经济的经典缩影。与此同时，一场由小岗村农民冒着极大政治风险探索而来的农地制度改革正以暴风骤雨之势席卷全国，深刻改变了农地使用权的归属关系，使农业从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性统制组织统一管辖下解脱出来，转变为由农民单干为特征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毋庸置疑，这一制度改革也波及到“堆堆坪”——这个与世无争的平静山村，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鉴于堆堆坪与周边环境联系甚少，基本上处于独立自足状态，笔者将以“制度”为视角，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起点，将其视为一个微型社会来探析其发展模式背后的制度性因素。由于正式制度只占整个社会约束的小部分，所以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系列约束性规则，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其具有广泛性、持续性特点，所以其变迁是缓慢、渐进的，具有“顽固性”。据此，用非正式制度可以解释堆堆坪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现象。第一，村干部个人集权制度。在堆堆坪，赢得全村人尊重并有绝对话语权的，除了山杠爷，其余的无出其右。这位德高望重的决策者在村中有多重身份：经济工作的一把手，党支部书记，原人民公社的号令者，社会矛盾的仲裁者。尽管在外部看来其社会地位及“公务员”身份的合法化有待进一步确认，但山杠爷在村中确确实实具有个人独尊的权威。这除了其个人办事能力和作风上的清廉，相当程度上也有非正式制度的支持。阿克劳夫（1976）证明：“即使没有一个人从制度中获益，该制度也可能延续下去”。倘若社会公众普遍普遍认同既定制度安排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他们将减少对不同制度安排下所费成本的比较的信息的搜集活动，也将自动削弱其选择的心理冲动与减少逆向选择的次数。该影片中反映出的山杠爷充分地扮演了公正、合理的角色，仅就修水库一事，山杠爷在决策过程中几乎处于核心角色，通过召集村里大会排除阻碍势力（腊正带头反对摊款摊劳力修水库，被山杠爷当众打了耳光，还被停止了党员登记），力主修水库以改变“靠天吃饭”的困境，造福子孙后代。这种强大集权所凝聚起来的高度执行力让事后的民众及乡镇领导均引为叹服，从而相应地强化了这些非正式制度长期稳定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第二，对个人行动的控制制度。康芒斯认为，制度的实质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集体行为不仅仅是对个体行为的控制，而且，通过控制行为可以使个体得到解放，使其免受“强迫、威胁、歧视，或者不公平的竞争”。因此得出的结论是：“集体行动抑制、解放和扩展个体行动”。对于此结论，笔者认为，只能放在相对开放、存在竞争机制的大环境中才能成立，若应用于堆堆坪这种闭塞的微型社会之制度环境则难免会失效。在堆堆坪，我们看到的似乎只有集体名义的强力控制与个人的被迫妥协。例如，为了及时缴纳公粮（村干部每年必须对上级完成的业务指标之一），山杠爷带着民兵上门催缴公粮。在这时，问题出现了：原本为减少机会主义的偷懒、窝工行为而取代旧式公社制的农民单干制、其制度变迁所扩大的普通公民自由在少数人那里却被曲解和滥用，成为其“自主决定交粮时间”的“正当理由”。面对新旧体制的冲突以及“杀一儆百”的形式需要，山杠爷动用了最直接、最原始的暴力手段——命令“民兵”将抗粮的王禄捆绑起来关了禁闭。这种以集体名义强行控制个体行动、否定个人利益以维护集体利益的做法似乎最能赢得舆论和观念的支持，而且该个人也会为社会所不齿。这种内部程序化的直截了当、执行力量（民兵）果断而粗暴的非正式制度由于落后的社会心理及村干部的个人权威而取得了道义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这也意味着另一个极端，这种控制制度有可能被掌握大权的领导人假借以侵害个人权益。如，山杠爷以控制农村劳动力外流、遏止农村经济“空心化”现象为名，私拆明喜写给妻子的信件，又派民兵从山西某煤窑召回他归田务农。这一点在今天看来颇受争议。显然，此举已然剥夺了个人劳动自由权；但返观其动机——保证农民增产，争创先进村——这又“天经地义”地获得了村民的充分理解和默许。第三，激励与约束规则。激励与约束规则的确立有助于制度环境的确立，并且它的性质和特征还规定了制度环境的性质与特征，对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产生基础性作用。堆堆坪在山杠爷的坚强领导下，年年被乡ZF评为“先进村”、“示范村”。这些荣誉对于重视外在业绩指标（此赶超竞争风气盛行于五六十年代）的全体村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激励，也有效地增强其整体认同感、自豪感和成就感。其次，包产到户的贯彻过程中，产权界限问题一直没有出现纠纷，这种对个人财产客观的尊重与保护除了有利于增加公共剩余，对个人而言，也算得上一种间接的激励，因为它尊重并承认农户的个体利益。其次，约束规则突出表现为道德约束作为已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调解、维护机制，在保障村庄内部和谐的过程中相应地产生了内部化倾向。影片中夯娃的婆娘强英因不守孝道、虐待婆婆，受到了山杠爷的当众惩罚（放电影、游街），并最终直接导致其自杀，成为后来山杠爷被指控的依据之一。但在堆堆坪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经济极不成熟的社会系统内部，由于这种制度运行的成本是很低的，并带来了村庄长期的稳定，村民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自觉选择墨守陈规，并会因违反它而感到内心不安。第四，模式化的意识形态。除了历史性的文化传统因素，民众的思维、价值观、行为准则和心理很大程度上受到山杠爷一人的影响。而山杠爷本人则流露出对党政令的唯命是从，为他的办事作风披上了一层浓厚的党政色彩。处于对“党支书记”这一身份的自我推崇，他行事指针明显受到先前政治领导人意志的左右，是领导人世界观和认识的产物。这种以牺牲变通灵活为代价的执行力强化了他对村民的绝对领导，以至于个别人出现的民主、自由思想（强英以家庭私事的自主性为由拒绝山杠爷干涉，还有明喜的妻子抗议山杠爷私拆他人信件）被高度统一、顺从的整体氛围所孤立、消解，最后表现为村民面对非正式制度代言人——执法者前来调查山杠爷时的强烈反应：集体请命，为其申辩求情。面对新旧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对抗，个人权威最后因其固有党性所限自觉让位给法律，通过山杠爷安抚群众情绪来减小法律执行的障碍，间接降低了由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变更所需要的成本。通过以上对各方面的探析，我们不难发现，堆堆坪存在许多内生变量和非正式制度，因此最终打破固有内部系统还需要归于政令的强干预、强介入。但政令的推行或某种全新正式制度的建立又紧紧依赖非正式制度的渐进式配合。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堆堆坪模式的市场化转变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在旧有制度的周围培养出利于新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从而由外到内地实现其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在此期间，我们理应允许新旧制度在某一时段存在的对峙状态。考虑到非正式制度由来已久，彻底消解它们似乎也存在巨大的现实困境。归根结底，“堆堆坪模式”还要借助外部革命性力量或强势经济势力才能打破旧有制度的格局。文献来源：1、《制度经济学:制度及制度变迁性质解释》&&汪洪涛，复旦大学出版社2、电影《被告山杠爷》，1994年3、百度百科4、由于相关名词解释浅显易懂，在各种文献均有介绍，在此出处不予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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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山杠爷》的法学思考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要】 《被告山杠爷》是一部在1994年拍摄的农村题材影片,讲述了一个偏远农村地区的村支书――山杠爷,治理堆堆坪村的乡村规则和正式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主要从《被告山杠爷》中关于“村规”(非正式法律制度)和“国法”(正式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谈秩序的建立以及他们之间的融合。 中国论文网 /2/view-612491.htm　　【关键词】 《被告山杠爷》;人治;法治;村规民约;正式法律制度 　　 　　《被告山杠爷》中的堆堆坪是个模范村,山杠爷是村里的最高党政领导人,威望极高,深得村民的拥戴。依靠群众的拥戴和自己高尚的道德,他将堆堆坪治理的谨然有序。夯娃的婆娘强英因山杠爷对她的游街行为,羞愧和愤恨之下终于吊死在山杠爷的门前,引发了一封匿名信的产生,也引起了情与法,人治与法治,村规民约与法律之间的冲突。 　　 　　一、杠爷的权力来源 　　 　　(一)因为我是赵山杠 　　当明喜的婆娘满脸委屈的问山杠爷:“你凭啥拆我的信?”时,杠爷义正严词的说:“因为我是赵山杠”。这样一句蛮横无理的话似乎就彰显着山杠爷的权力来源了,杠爷深知,百姓如此信服于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赵山杠,而是其真心实意的为百姓谋福利,其动机是好的。其次,在谋取利益的过程中自己以身作则,其过程是好的。最终百姓因为杠爷的正确决策,摆脱了原来极度贫困的生活,其结果是好的。对于这样为百姓谋取利益摆脱贫穷的杠爷,在道德上无可挑剔的杠爷,在决策上总是正确的杠爷,百姓找不到什么理由不去信服。是百姓赋予了杠爷全权管理堆堆坪的巨大的权力。 　　(二)杠爷对权力的解读 　　杠爷在开始时和孙子虎娃说一个村子放大了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缩小了就是一个村子。杠爷的权力来源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土壤上得以滋长的,由于中国地理本身的相对封闭性,尧舜禹开始生产力极为落后的部落必须要依靠群体合作才能够抵御生存的压力。每一个部落的族长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权力不断增加;西周时期的天命思想赋予有德行的人以权力来统治底层的人,这样一个有德行的人很多时候就是道德上的权威。所以在聚族而居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下(1994年的堆堆坪应该还是处于这样的境地),传统的中国农民需要一位道德权威。堆堆坪的所有的人也都将希望寄予杠爷这样一个领袖的身上,他们在信任领袖的同时,期望领袖是英明的。杠爷所作的一切都是基于民心,其实在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中,领袖的权力来源倒并不一定要所有人支持,只要有一部分的拥护者就可以了,至于拥护者是基于共同利益还是对领袖的信仰而拥护在所不问。 　　(三)杠爷的权力与五月花号上的权力 　　这就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领袖,根深蒂固。不禁对中国的这样的文化土壤上的文明和欧洲文明(其来源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产生了比较的兴趣。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虽然只是经历了奴隶社会阶段,古希腊的城邦制、罗马的元老院和公民大会,都有很好的市民自治的传统。故而在1620年,乘坐在五月花号上来自英国的102个背井离乡的人,经历了65天的艰难斗争后在到达新大陆之前却选择了不立即上岸(如果是中国人的话则会迫不及待的立即登上大陆,领袖也已经事先选好了,即使没有选好,登上新大陆之后还是可以通过武斗或文斗的方式选出这个领袖),虽兴奋万分但他们困惑了,他们不知道怎样来管理这一新大陆。 　　困惑之后,有权参与讨论的船上的51名成年男子决定签署一份公约――《五月花号公约》。该公约第一次从民众的角度阐述了国家的权力来源:国家是民众以契约的形式合意组建的,国家权力来自于民众所让渡的部分权利的组合。其实新大陆就可以看做是一个“堆堆坪”,堆堆坪再放大就是封建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堆堆坪这个集体的权力赋予了民众心中的道德领袖(杠爷);在欧洲文明的背景下,新大陆上管理者的权力是由宪章确定的由51位成年男性公民的权利让渡组成。乡土中国的权力设计有其自身的浓厚的文化根源,杠爷的权威自然也就得到了整个堆堆坪的集体认可,并且遵从,其权力来源在堆堆坪,在整个中国,有其“合法性”。 　　 　　二、一村和一国秩序的建立的比较 　　 　　(一)堆堆坪村的秩序建立 　　杠爷想建立的是一种类似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整个村子是一个大家庭,人人和睦相处,利益均衡。而杠爷订立的堆堆坪村规成了堆堆坪的秩序规则,也就是我们认为的其某些方面与正式法律制度冲突的“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国本有其源远流长的“法律制度”,虽然这样的古代 “中国法制”与现代世界所谓的“法治”大不相同,堆堆坪规则就是在这样的中国“法制”基础上建立。杠爷在堆堆坪解决的不仅是表面上,更多的是潜在冲突。其解决冲突的方式相对来说成本是小,社会效果是好的,也没有引起严重的后果。 　　无论在谁看来,杠爷真正的治理方式应当是一人之治,杠爷类似于柏拉图所倡导的哲学王。强大的社会阅历和长远的目光给予了他每每做出正确决断的可能。另外,凡事以身作则,事必躬亲,深受好评,符合中国传统社会中对于德高望重的要求。从某种层面来说,杠爷实现的是法律梦寐以求的堆堆坪的正义和秩序。如果不将法律理想化、甚至乌托邦化的化,堆堆坪模式中的非正式法律制度实际就是“法制”,良好的规则在统治。 　　(二)国家的秩序建立 　　相比之下,国家的秩序的建立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整个堆堆坪不过一千来人,他们是可以被道德权威德威慑着,道德命令能否得到执行,完全在于有关个人的内心。它唯一的权威是以人们对它的认识为基础的,使道德规范得以实现的是人们对道德规范所固有的正当性的内在理念,如果我们赞成杠爷的领导可以在全中国适用的话,试想一下:堆堆坪需要一个杠爷,和堆堆坪平级的其他村都需要一个杠爷,向上到乡、县、市、省、国家,每一层级的每一个行政区域都需要一个道德领袖。并且越向上级,领袖的要求就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这么简单了。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13亿人口就有13亿个 道德标准,道德标准难以得到统一和认可。让所有的人基于内心的道德确认而遵守杠爷模式,显然是不可能。排除了德治在全中国范围内的不可行,借鉴了法治的相对优越性,最终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确立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需要依靠正式法律制度自身固有的稳定性、有效性、强制性和权威性建立更大范围的秩序。 　　(三)一村之治和一国之治的冲突和比较 　　以上的论述,其实堆堆坪模式和一国之治之间的冲突就是公认的正式法律制度和乡土社会规则之间的冲突。他们之间的冲突就需要现代法治的成本,这个案件中,法治的成本不仅仅是国家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法律对于杠爷的个体不公正以及堆堆坪村民的困惑。杠爷的例子恰到好处的说明了一村之治和一国之治的界限与融合。他说:“我在县里开会,吐了一口痰,罚了两元钱,如果把这个要求拿到堆堆坪,恐怕要笑死人咯”。 　　无论是哪一种规范必须要适应于其规范作用的土壤,这样它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构建良好的秩序,当杠爷被带走的那一刻,所有的堆堆坪人也许都困惑了,到底什么是守法?什么是违法?难道长久以来在堆堆坪处于统治地位的乡土规则是违法,是不能被遵从?我们无法通过我们所说的普法教育使得那样一群没有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在自己的脑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道德价值观的村民明白。每一块土壤都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在移植现代文明的时候,应当充分的考虑其本土资源,考虑到我们的正式法律制度和大量的“村规民约”类的非正式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使我们的正式法律制度可以适当转型,与乡土社会的非法律制度融合。
　　 　　三、我们的出路 　　 　　文明和法治在移植过程中所面对的文化差异和个体特征无法避免。悲叹杠爷的悲哀,开始对法律的神圣性产生了质疑,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正式法律制度与乡土社会的历史、文化、观念的融合。 　　(一)尽量的提供法律服务 　　广大的农村地区之所以服从于乡规民约是因为他们难得接触到认为相对良好的法治,甚至有排斥心理,他们不懂得法治为何物。在法治逐渐受到认可的今天我们当然需要尽可能的提供法律服务,使大多数人可以加快触碰、了解法律的步伐。唯有了解才有可能认可,唯有他们意识到法治的相对优越性,他们才会遵从。 　　(二)提高民众自身素质 　　民众自身素质的提高是我们很多决策者和权力掌握者担心的一个问题,民众素质不高就很难使国家得到整体提升,难以建立一个现代秩序,尤其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九年义务教育的提出,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这方面的问题,九年义务教育的现状却并不是我们曾经的设想,学生们沉浸于应试,忽略了综合素质的提高,更不用提法律知识的掌握了,学校到底要为法律做些什么可能值得深思。 　　(三)等待时间 　　在强调以上问题时,不得不提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等待时间。在中国“法治”短短的三十年间,很多问题都不是法律本身解决,而是时间帮助解决,如曾经热烈议论的事实婚姻,随着时间的推进事实婚姻越来越少,法律的麻烦也越来越少。依法治国在我国实行的时间太短,其中出现的问题也多种多样,但这些都是正常的,是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解决的,“等娃娃们书念成了,长大了,堆堆坪明事理的人多了,刁汉泼妇就少了,当干部就不用学我一蛮三分理了”。这恰好说明了法治理念的传播是需要时间,随着时间的推进了解了法治,就更愿意接受正式法律制度了。 　　但是在1994年,哪怕是现在很多人都急于将现代法治移植于中国的乡土社会,却忽略了其可适用性。实践证明:在中国近代史上,任何急切的把另一种文明强加一方土壤的尝试都归于了失败,戊戌变法和清末预备立宪的失败都是最好例证。下一任支书的理解程度似乎要高于我们很多的法律从业人员。“但是时下要整治歪风邪气,把堆堆坪团拢,还真离不得您的一蛮三分理。”腊正在构建的是时下的堆堆坪的秩序。可见他们都已经了解到不是他们触犯国法,也不是他们不愿意遵从国法,而是国法不能适应堆堆坪,不能适应有着长久的习惯和规则控制的乡土社会,时间的推进,也就不需要一蛮三分理了。 　　 　　四、结语 　　 　　虎娃写信给法制日报的事件已经体现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对于现代法治的试图理解和探索。在中国很多事情的根本解决并非依靠我们聪明的决策者和立法者,而是农民本身,从安徽小岗村自主的创造了农村土地分产到户制度即可见一斑。在现代法治移植过程中,可以做的是尽可能的为国民,尤其是农民提供相关的制度服务,在一段时间内尊重传统中国的村规民约等既成的规则。更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等待时间让农村的非正式法律制度与我们公认的正式法律制度的完美融合。 　　 　　参考文献 　　[1]黄鹤鸣著.《法治的罗马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2]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3]陈长文,罗智强著.《法律人,你为什么这么不争气?》.法律出版社,2007 　　[4]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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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一清的小说《山杠爷》改编. 群山环抱中的堆堆坪是个模范村,山杠爷是村里的最高党政领导人,他全心全意为村民办好事,威望极高,深得村民的拥戴.一个雨夜,夯娃的婆娘强英吊死在山杠爷的门前,在平静的堆堆坪激起了波澜.对强英的死,山杠爷虽感意外,但自觉心中无愧,他教育正学法律常识的孙子虎娃:“国有国法,村有村规,如果把一个村看成一个国家,村规就是国法”.一封匿名的群众来信寄到了县检察院.检察院的苏琴来到了堆堆坪.山杠爷吩咐村民全力配合调查,陪同苏琴的乡里的王公安,对山杠爷的人品和作风赞不绝口.苏琴很快就调查清楚了强英的死因:强英因虐待婆婆引起公愤,山杠爷为惩治歪风邪气,当众处罚了她.强英既不服处罚,又不改正,被捆绑游街示众.当晚,脾气倔犟的强英就上了吊.苏琴在调查中对山杠爷有了更深的了解.山杠爷为催在外打工的明喜回家种责任田,命令私拆了他给妻子的信,以证实地址:王禄不按时交公粮,又拒绝受罚,被山杠爷派民兵关押:腊正带头反对摊款摊劳力修水库,被山杠爷当众打了耳光,还被停止了党员登记……这些被山杠爷处理过的人不仅不记恨他,反而对他感激不尽,都说山杠爷是为了自己好,为了堆堆坪好.只有好逸恶劳的二利在幸灾乐祸.山杠爷不管人们说什么,他依然故我地为村里的事忙碌.苏琴心里明白:山杠爷大公无私是无可争议的:但毕竟法律是无情的.她百感交集,不得不告诉山杠爷,他触犯了法律.山杠爷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要去服刑.临走前,他到学校安排好学生过冬的事,又安排了家中的事,夜晚,他又开支部会交待了党支部的工作.……山杠爷被带上了手铐,衣着整洁地走出祠堂.所有堆堆坪的人都来为他送行.在一声声“杠爷!”的呼喊声中,人们呼啦一下全跪下了.山杠爷终于忍不住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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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山杠爷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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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这部电影的人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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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被告山杠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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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山杠爷的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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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的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被告山杠爷》中的堆堆坪是一个乡里公安很少去的村庄，因为这个村庄一直很太平，一切事务都有山杠爷在主持大局，完全不可能出什么乱子。即使村里出了什么悍妇刁民，也有山杠爷，这位正义与权.........
23/25&有用
一直期待看这样题材的电影。
这也是当今中国的真实写照。
中国太大了，太多元了，许多传统的习惯依然在沿袭着，且并非都是守旧和落伍。
民治与法治，道德与理性，一直希望中国社会很好地融合现代和传统，却依然是困境，依然是冲突。
堆堆坪其实就象一个国家，法治不能解决的问题，山杠爷却用他和村民习惯的方式解决了，却触犯了法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
/2012/04/accused-uncle-shang-gang15.html
被告山杠爷 (1994)
本片获得1995年第15届金鸡奖最佳影片。
影片讲述了一个“没有原告的杀人事件”。在四川山区的一个偏僻小村中，一个女人在村委书记“杠爷”门前上吊自杀。几天后，县检察院接到匿名举报，就来村中调查杠爷。他们听了四个关于杠爷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自杀的女人虐待.........
简评《被告山杠爷》
这不是一篇标准的影评，只是想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在看完《寻枪》之后，没有写文字的冲动，但在看完《被告山杠爷》后，就想立刻捉刀奋笔疾书。如果说《寻枪》是以导演的技巧取胜，那《山杠爷》就是以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来引人浮想联翩。《山杠爷》的剧本也许不好，导演的功力也许也不好，就像豆瓣上有网友评论《山杠爷》的结构也很简单——单一叙.........
喜欢中国农村电影。
实际上，中国也只有农村电影能够写实。
不错的片子。风情，还是人物的内心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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