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s Blog
&&&【内容提要】我们的结论可能会伤害许多人的感情。但是没有办法，我只是从客观的人性出发来分析。整体的人性离不开假设，是因为有爱钻牛角尖的人。社会学的规律是统计规律，是不能由逻辑来证明的。这让我得以把问题简单化，比如写择偶的机会成本，我把女人、男人的资源分别界定为美貌年龄和知识财富。这里没有歧视女人的意思，只是从一般意义上，社会学的统计规律是这样。当然会有例外，我们的理论不解释，也不能解释个案。这或许是经济学不能成为科学的主要原因。&&&&会学分析的困难还在于，许多问题与道德密切相关，比如对婚姻问题的讨论。我们的结论可能会伤害许多人的感情。但是没有办法，我只是从客观的人性出发来分析。整体的人性离不开假设，是因为有爱钻牛角尖的人。&&&&其实，所有的假设、前提其实都不是假设的，都是事实的理论抽象。这样做能纯化我们的分析环境。&&& 本文的写作初衷是，试着用更经济，也更人性的观点去解释婚姻中的疑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只是试着给出不同的看法，但不能保证它适合每一个人的胃口。&&& 一个前提：资源的稀缺性&&& 资源的稀缺是说，对于需要来说，物总是稀少的，不能完全的满足所有的人。所以才要有计划，要合理配置，才有经济学。比如粮食吧，什么时候都是稀缺的，因为人的生存无时无刻不需要它。如果像空气一样呼之即来，就不会有人去经营农业了，因为它的产品不再是稀缺的了。&&& 那么，婚姻中稀缺的资源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需要解释一下资源在这里的含意。所有能使人得到满足的东西，都是资源。因婚姻而得到的、能满足人的欲望的东西，称作婚姻的资源。&&& 有人因为寂寞结婚，那么丰富的生活就是他（她）稀缺的资源，他（她）的所择对象就不应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有人因为贫困结婚，那么财富就是他（她）稀缺的资源，他（她）会首先考虑富有的异性；有人为了政治前途结婚，他（她）的绣球会落在官宦子弟的身上 这绝非偶然，政治权力是他（她）所要的资源。有人说，我们为了父母结婚，为了孩子结婚，为了朋友结婚，就是没有人为了自己结婚。这时，稀缺的资源就是满足父母、（未来的）孩子、朋友期望的东西。通常地讲，这种资源之所以稀缺，或者说，这种资源稀缺的含意是：在当事人那里得不到满足。&&&& 每个人都会有不能满足的欲望，而且，不是所有在寻找丰富、财富、政治阶梯的人，都能顺利地在这个社会里找到。就像那个古老的（物物交换时）交换游戏，甲需要用羊换米，乙需要用米换兽皮，丙需要用兽皮换斧子，丁有斧子，但他想换成弓箭。四个人都在寻找各自的交换对象，但都不能得到满足。这时，如果戊有弓箭且需要米，五个人一起协商，就都能获得所需了。但事实是，多数时候找不到戊这个人。如果有人同时拥有米、兽皮、斧子、弓箭，并且愿意交换就好了。这就像实际生活中，凡是要结婚的人，他的周围就布满了有才又有财，幽默又可爱，并且愿意与他结秦晋之好的异性就好了。&&&&但是，我们的前提，也是事实却是，资源是稀缺的。简单明了地说就是，丰富、财富或者政治权力等等资源，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稀缺的。&&& 第二个前提：资源的不可自我获得&&& 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稀缺的资源不能通过婚姻之外的途径获得，或者婚姻是最经济、便捷的途径。有人说，如果你20岁不美丽，30岁不健壮，40岁不富有，50岁不智慧，那么你基本上就永远也不会美丽、健壮、富有和智慧了。你可以看看周围的人，有几个是同时拥有美丽、健壮、富有、智慧呢？我知道的有一个莫扎特，他是千古奇人。至于普通人，比如我吧，今年二十四了，不好意思，长得对不住你们各位。美容手术在技术上是可以做的，但我绝对不会用钢刀铁剪来开拓我这并不美丽的脸庞。所以，我基本上永远不会再美丽了。怎么办呢？我希望能不通过手术获得美丽，最简便的方法便是：拥有一个漂亮的女人，这样也就间接的拥有了美丽。如果我可以通过更简便的方法获得美丽，譬如在流星下许个愿，第二天就可以变得很帅，那么美丽就（相对地）不是我的稀缺资源。&&& 再比如吧，甲是个穷鬼，他过够了穷苦日子。有这样两个姑娘给她选择，一个是有钱人家的千金，但有些傻和丑。第二个姑娘长得好看，人也不傻，但挣钱不多，收入仅够一个人活着。除此之外，二者再没有什么区别，包括对这个穷鬼的爱都一样深。那么，我敢打赌，如果有一百次机会，甲都会选择有钱人家的姑娘。这里面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财富对于甲是稀缺资源，如果他安贫乐道，我的赌就输了；其次是他自己不能挣得什么钱，如果他明天会有工作，或者有一大笔遗产可继承，我的赌也输了。（注2）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假设：你要得到的资源需要在婚姻中实现。那么，这种实现的方式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 婚姻与资源的等价交换(门当户对)&&& 把上面的话总结一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我们自己不完美，并且希望得到所缺的美。第二，别人也不完美，并且也在寻求他们所缺的美。第三，人与人之间的资源可以通过婚姻关系互补。这就是我们结婚的原因，人无所求，人无所欲时，自然也就不会有婚姻。&&& 等价交换是说，你拿来要与别人交换的资源价值相当。按马克思的观点，二者所耗费的人类无差别劳动要相当，即其价值要差不多。但价值理论在这里有些不太适用：美丽和健康是不能靠耗费劳动来衡量的。经济学里有一种稀缺性即价值的说法，拿来在这里有很好解释为什么漂亮也可以是交换的资本。如果大熊猫和猪羊一样遍地成群，它的身价就会一落千丈；黄金真的如粪土，必须在黄金如海水一样多的时候 这里没什么好解释的。物以稀为贵，就是这个道理。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资源是稀缺的，所以，一切稀缺的资源都可以在婚姻中当作交换的资本。&&&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婚嫁之事来得自然，操作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门当户对，男才女貌，结合之前要有一番衡量和比较。讨价还价，货比三家，商业上的规则这里同样适用。石榴裙下自然迷人，单膝跪倒之前，如果你不扪心自问，我替她问你：朋友，你拿什么来爱我？我们在异性面前总是努力展示自己的好和美，而不是本性的自己，更遑论坏和丑。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你可以交换的资源。农家女爱王子，靠的是朴实和善良，小家碧玉的美让王子动心。英雄爱美女，前者拿勇敢交换或者吸引后者的漂亮迷人。大款们娶二奶、三奶们，凭的就是RmB(人民币)或者$(美元)，但所以上钩的没有一个原就是富婆。西门庆敢挑战武大郎，用王婆的话说，是凭了四大件：潘安的貌，邓通的钱，驴的**，小人的闲：这些正是武大郎所缺，西门庆所有，潘金莲所需，天造地设，何乐不为？当然，咱不能只说坏的丑的，不说真善美。道德，知识，修养，健康，善良，勤劳......也都是资本。其实在真实的人性面前，又有什么好与坏？希特勒不是个好政客，不见得不是个好丈夫。前几天看电视，十个美女选丈夫，八个选八戒，一个选唐僧，一个选沙和尚，没有人选孙悟空。猪八戒又懒又傻又贪吃，但他疼老婆 这正是美女们看中的资源。&&&& 在决定之前，我们是要做一番思想斗争的（实际是利益权衡）。这种斗争的结果是：优质优价，童叟皆欺。其过程无非是，看看对方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地方，想想自己有什么需要的，再比较一下自己的资源还能否换得更好的回报。（这里面还有个择偶的机会成本问题，下一章将祥述）这就是优质优价，也就是所谓的般配。那么童叟皆欺是说婚姻中信息的不对称：你不可能了解他的全部真实情况，他也不会告诉你他的一切。所以，才有离婚：因为他/她变了。&&&& 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好解释为什么俊男配丑女，美女嫁八戒了。我常听人说，谁谁不般配：女的那么漂亮，男的又矮又瘦又黑，眼小鼻子大嘴歪，就是钱多 但哪个女的简直就是被糟蹋了。其实，在经济学家的眼里，这才叫般配：郎财女貌。男人拥有财富，这是他的资源或者资本；女人拥有美貌，这是他的资源或者资本，二者等价交换，没什么不妥。如果你有钱，你就愿意在经济上牺牲一些，换取别的你需要的资源。如果你漂亮，你就会以此为资本，换得你没有的东西。所以，正常的情况是，在美貌上，一定是不般配的，这样才是利益平衡。说的俗一点，美女就只能嫁给丑男（相对于美女）。&&& 择偶的机会成本之女人早婚的原因&&& 美貌与年龄资源的丧失机会成本的意思是，当你有多个选择（为简化起见，假定为AB两个）而只能选其一时，你选择了A，就丧失了B。这时B就是你选A的机会成本，反之亦然。如何事情，只要有得选择，就有机会成本。择偶也不例外，除非你注定只能嫁给他。柏拉图对此有高论在先，我就不多说了。&&& 每个人都希望丧失的机会成本最小，这样自己的所得就最大化了。但缘分可遇不可求，要找到最合适的另一半，必须付出大量的精力去搜寻信息。比如，当年林彪的儿子就在全国范围内选妻。这样当然好，不会留什么遗憾。而搜寻信息的过程是需要成本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承担得起这样的工程。一般的人是：随缘。一边积极的找，一边积极的等。找与等都需要成本，不仅是物质上、精神上的，还有随时间流失而丧失的资源：美貌和&年龄优势。&&& 日月如梭，时光如箭，岁月不饶人啊！虽说半老徐娘，风韵犹存，但对于大多数男人，毕竟不如黄花闺女更吸引人。一方面，如果你等待的时间长些，你可以选择的总机会就多；而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所可以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少。这里面有一个函数关系，我不想拿来烦诸位（其实我也不太会，数学的东西让人感觉没有人文色彩）。简单地说就是，你要在一个平衡点上停下来。比如24岁时，你会想：差不多了，正是你最美的时候，再等或者找下去我的身价就要走下坡路了。现在的男友不如自己想象的好，但再等几年，这样的人也找不到了！所以，你结婚了，万事大吉，百年好合！&&& 无可否认，在这个男人的经济世界里，美貌和年龄是女人的最大资源。很不幸的是，这种资源是随着时间的流失，在达到最高点后，慢慢减少的。在坐标轴上，是一条不标准的抛物线。聪明的女人会在抛物线下行之前结婚，而女人从来就是最聪明的动物。所以，女人结婚要比男人早。各国的婚姻法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点：男人结婚的法定年龄都比女人大写。&&& 择偶的机会成本之男人迟婚的理由：&&& 增加可交换资源&&& 人们结婚越来越迟，这个结论是有数据支持的。不过，即使没有数据，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四、五十年代的人十五六结婚，七、八十年代的人十八九岁成家，二十一世纪里而立之年谈恋爱并不迟。当然这里说三十岁，是说男人的三十，女人在此之前就嫁掉了。&&& 结婚的人都是一样，不结婚的就各有各的理由。此文不谈讨诸如找不到对象的情况，只说那些自愿晚婚的人。他们的理由或者借口，归结起来是：增加可交换的资源。比如我吧，现在就不能结婚。我长得丑，又没有钱；老爸老妈是农民，也没有权力或者财产可以继承。我想娶个美丽的女人，怎么办？所以考研究生，考博士生，然后挣钱娶媳妇。我知道如果我等上十年，相貌就更不如现在，但我们的教育体系不改革，等我拿到博士证，已经而立之年了。不好意思，我晚婚了！&&& 值得庆幸的是，财富和知识（其实是隐性财富）的量是随时间递增的，所以晚婚的人不怕贬值。男人也可以早婚，女人也可能晚婚。作为上两章的总结，如果你的资源是可以日积月累的，如牛皮，你会晚婚；反之，如果你的资源容易变坏，如牛奶，你就会早婚。&&& 婚姻减少即稀缺资源减少&&&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不愿结婚的人，即单身贵族们越来越多。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不结婚几乎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时尚。他（她）们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有自己的朋友圈子，有自己欣赏的娱乐方式，甚至，有自己的性伴侣。但是，他（她）们就是没有老婆和老公。&&& 不同的经济学家会给出不同的解释。比如说，放弃独身的机会成本增大，即结婚的成本太大，使得他（她）们保持独身。这当然是对的，但为什么独身更好？如果只是因为独身拥有自由，我们就把问题想的太简单了。乞丐的自由度最大，但没有人愿意放弃财产成为其中一员。正如富人们吃素了，我们就天真的以为他们爱蔬菜，殊不知他是把山珍海味吃腻了。从单身贵族们的分布来看，城市多于农村，发达地区多于不发达地区，文化更开放的沿海多于文化更保守的内地。收入和文化水平是保持单身的重要因素。另外，性别、职业和家庭背景也是影响独身的重要因素。男性，自由职业者、文艺工作者以及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独身的可能性最大。这一切表明，有一个概括的原因使得独身成为可能：他（她）们自身的稀缺资源减少，也就是说，他（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足。前文说过，没有交换欲望的人没有婚姻。&&& 他们的自足，可以在不同的方面反映出来。经济上，他们堪称富足；精神上，他们崇尚自由的生活；文化上，他们有自己满足的领域。他们多数的人有稳定的性伙伴，所以食色无忧。他们懂得生活和享受，有更少的家庭压力（比如，父母逼着结婚）和社会压力（我们对独身者的接受和理解），可以承受并日见减少的道德压力（尤其在更开放的性事上）......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希望从婚姻中得到的资源越来越少，以至于所得小于所失。在得失平衡点以下的人，何乐而不独身呢？&&& 这可以解释独身人群的许多现象。比如，收入高的人群独身多于收入低的（在一定范围内）。以为人的自足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是经济自足。独身男子对于独身女子，一是因为平均的收入男人高于女人，二是由于女人希望从婚姻中得到的东西，很多无法实现自足，如生育。女人比男人更需要婚姻，这几乎是经济学界的共识了。&&&& 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多少人会终身独身。如我们下面要谈到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他（她）们的自身资源减少，需要从婚姻中得到补偿 他（她）们不再自足，婚姻就顺理成章地登场了。老夫少妻的美丽&&& 杨老先生82了，娶了个老婆28，很好。我不是说这个女人很好，我是说，这件事很好。如果他不是82岁之高龄，或者她不是28岁之妙龄，这是就不太好。因为，后一种情况我们的理论没法解释。（注3）嫁给（成为首富后的）比尔*盖茨是需要勇气的，如果你不是足够的美，别人不说你，你自己就会怕了。事实上，没有人能美过四五百亿美元（就是每天烧十两价值100万元RMB的奔驰车，要烧上120年左右）。但不要灰心，老比如果足够高寿，我们还是有机会的。按照现在的情况看，大约60岁以后，人的自身资源就开始成为负值，就必须拿别的资源来补偿。财富的增加会弥补这个缺口，但因年龄而丧失的速度是几何级的，财富的增加永远也赶不上它减为负数的速度，何况财富增加到一定程度，其递增值的效用会越来越低。老比85岁时，他的资源正负相销，正好和你的美丽差不多。加上双方承受社会压力的精神付出，伯仲之间，可以说是般配了。这里也有个公式，数学好的朋友可以从杨老的案例中推算出来。不过麻烦的是，要减去为科学献身的成本。（注4）
&&& 婚后情变的原因：再婚成本减小&&&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后一个问题我们暂不讨论，先说为什么男人有钱之后会变坏。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结婚时的资源是双方平衡的。导致男人婚后是否变坏的因素至少有三个：双方各自的资源总数，二者分别再婚的成本，二人间的感情因素。大家知道，女人的美在减少，而此时男人的资源在增加，不平衡就产生了。同时，男人的再婚成本越来越低，女人的会比较高些。如果他们恩爱有加，这种不平衡会随着感情注入恢复平衡：此时，离婚的成本增加了，男人的资源就相对地减少了。如果感情不足以弥补这个缺陷，男人就会变坏。此时，男人心里的不平衡是：资源不对称。&&&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从根本上，夫妻双方共同进步，缩小二者的资源差距（别忘了勤劳，善良也是资源）。次之，培养夫妻间的和睦感情，使得双方的情变成本增加。如果这些都不可能，至少让资源减少的一方掌握公共资源的权力。如果男人能挣钱，那么妻官严的家庭会比较的长久。如果女人收入多，让男人掌权会比较稳定。但这个权力要达到什么程度，就要具体分析了。总之是，不要让双方任何一方的变坏成本低于对方的资源总数。（注5）正如日本一首相所说：我们晚婚因为没钱结婚，我们到现在还没离婚是因为离不起婚！婚前财产公正：婚姻的隐性杀手&&& 我们打开窗子，吹进了清风，也飞进了苍蝇。婚前财产公正是正宗的舶来品，它是清风还是苍蝇，有待历史的检验。但现在的社会有人在公正，就有人在分析。我的意见是，这个制度有些水土不服。&&& 婚姻就是一纸合同，但婚前财产公正使得这种合同关系更缺乏约束力，使得婚姻成为更松散的合伙关系。&&& 第一，它减少了可共享的资源，从而降低了离婚成本。结婚时是最初的平衡，如果有一方不满意对方，就不会有婚姻。这种平衡基数越大，婚姻就越稳定。而财产公正使得这个基数在经济上变为零。比方说，甲乙二人结婚时，甲有100万元，乙有1万元，二人的共享经济资源是101万元。二人的离婚成本甲为49.5万元，乙为-49.5万元（弱势群体拥有负值利于稳定，见上一节）。但公正之后，这个数字变为0，而0是最不稳定的状态。&&& 第二，使得财产成为婚姻中敏感的话题。并且，在我们这样的国度，当事人双方还要承受一定的社会舆论和道德压力。如果这种压力足够大，将成为婚姻新的不稳定的源动力。&&& 第三，它使得双方可交换资源减少，增大了家庭中个体的独立性（我们提倡独立，但不提倡分离）。尤其在婚后实行财产分立的家庭，几乎使家庭沦丧为生活合作社。&&& 经济不是最可靠的依靠，大家都说感情是最重要的。如果将非理性的感情纳入我们的体系，问题就会复杂而无法分析。我让我，虽然在婚姻中，人还是理性的。所以，大多数的时候，经济上的保障比感情来得实在和有效。而我看不出婚前的财产公正对这一保障有多少好处&&& 争吵与权利资源的分配不公&&& 夫妻吵架是我看不懂的许多社会现象之一。如果他们是相爱的，为什么还去伤害对方？如果感情破裂了，那就各走各的路，好聚好散，用不着吵架的。我自己是这样认为，要么永远不吵架，要么第一次吵架就是离婚的前戏。&&& 但世上的事情没这么简单。真实的世界里，我们处在这样的景况下：爱情还有，温馨全无，离婚仍远。他或她，在对方的眼里已经变了（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方真的变了；二是因为自己变了，从而看对方的位置也变了）。这变化在感情世界里迷雾重重，但在经济世界里，你明白了家庭权力也是资源的道理后，就会如拨云见天般洞悉吵架的内在原因：资源的分配不公。&&& 家庭资源的分配绝对不能以为平分秋色就是公正，就会是和睦的保证。事实恰恰相反（见拙文《朋友及双向关系的构建》）。绝对妻管严的家庭不会有吵架，这时妻子拥有绝对的家庭权力资源，包括丈夫的吵架权。绝对夫权制的家庭，妻子的反抗就是忍气吞声，也不会有吵架。但这样的家庭毕竟是少数，且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模式，虽然没有吵架。多数的家庭表面上是共同掌权，实在的是分庭抗礼。有资源分配的地方，就有不平衡。社会的不平衡有政府、法院、社会道德等力量来调节，而家庭的不平衡似乎只有通过吵架来调节。家丑不可外扬，这一下就堵塞了外部力量调节的可能性，何况清官难断家务事？当然，小媳妇跑会娘家的事情还会时常发生。这是因为小媳妇的可用资源太少，吵架没能达到目的，不得不动用少得可怜的外部力量。如果娘家人不够强，结果便是离婚或者回去忍气吞声。&&& 吵架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昨天我们临村一对夫妻吵架，男的喝毒药死了。这是最重结果，轻一些的有离婚，有上升为打架??吃亏的往往是女人，还有生活不和谐。如果不想要这后果，就不要幻想吵架后的解决之道，因为唯一之道是，不要吵架。&&& 我没结过婚，但开出的方子是合理分配家庭权力。让财权上的弱势者掌握其它权力，不失为一个捷径。&&& 孩子在婚姻中的作用&&& 对于幸福的婚姻，孩子保着双方的幸福；对于不幸的婚姻，孩子保着婚姻本身。（见拙文《无题》，若鱼的网，【若鱼散文】）&&& 和财产公正相反，孩子的出生增加了双方共享的不可分割资源，增进了夫妻感情，从而增加了离婚成本。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鱼儿不再多言。&&& 后记：一个结论&&& 本来这样的话题是没有结束的时候的，但本人才力有限，不得不采取见好就收的策略??何况没见到什么好。但作为结论，我想说的是，婚姻是因资源的稀缺而产生的交换欲望的产物，这一交换的全过程都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都是可以用经济学的知识来解释的。不同的经济学人会给出不同的看法，我的方法就是稀缺资源的等价交换。
精彩观点友情链接：1、 婚姻的作用：一是可通过劳动分工实现比较利益和递增报酬，比如女主内男主外，或女主外男主内，要比每个人既主内又主外，效率要高。二是互相提供信用，协调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比如一人工作供养另一人读书，最后共享荣华富贵。三是可分享家庭共有品，如调女弄子的天伦之乐。此外还有彼此的知识和智慧，也是可分享的共有品。所以人们常发现，妻子教育程度上升，有助于提高丈夫工资。四是防灾保险，如生病不至于无人照顾。若问在印度和中国农村，女儿一般远嫁外地，为的是什么？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为了更有效地防范农业歉收的风险。2、 　赵晓：迟婚表明婚姻成本上升，或相对收益下降，或两者兼而有之。成本上升方面，由于在大部分的时间段中，人的收入通常随年龄增长而增长。当女方要求更高的嫁妆时，意味着婚姻成本上升，持币待购的时间将延长，被迫性的迟婚现象将出现。3、 关于迟婚：因为时间宝贵嘛，女人也要事业的，所以没时间结婚了。生小孩带小孩很花时间的，如果不要小孩那就没什么大理由结婚了。（张五常）4、 婚姻契约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男女结婚，图的就是长期的合作和保障。婚姻契约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一个52岁的已婚者，是否应该为自己25岁时签定的婚姻契约负责呢？当然应该负责！所谓负责，就是指破坏婚约的人应该承担较重的代价。不管《婚姻法》修改成多严厉还是多宽松，受影响最大的只是颁布法律时已经结婚的人。对于尚未结婚的人，他们会审时度势，调整策略，合理预期，保护自己。离婚变得更难以后，离婚的人的确会减少，但结婚的人也会减少，而现在不结婚或推迟结婚的人，或许就是法律修订前容易离婚的人。5、 世间没有免费的性事：性是参与者互有所得的生产和收获，**的生产过程和其他生产过程相同，同时亦有成本会计，其中包括机会成本、直接支出、间接开销(如饮食)、怀孕风险、努力的支消、违反道德标准的精神负担及可以扣税的支出。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同理，世间亦没有免费的性事！做爱必须参与者充分合作才能产生效应的人生经验，臻此境界须有二个先决条件，其一是对方不能逃避其应付的责任；其一是彼此都明白身兼施受双重角色。换句话说，性行为的伙伴都在追求同一目标，这种特性令**和一般日常活动尤其是商业交易有所不同。林行止《性行为的经济学分析》6、 性行为是富理性的。道德和感情这类抽象名词，无法解释性行为；性欲是与生俱来，但具有强烈的理性成分，惟有经济学才能做出合理解释。爱滋病令人们在**方面较为谨慎，适足以说明性行为是富理性的。野花为何会比家花香，拈花惹草为何更具吸引力？妻子或女朋友(丈夫或男朋友)对性服务不取分文，收费妓女变不能靠大出血招徕顾客(没法比妻子或女朋友便宜)，因此，她们惟有花样百出提供与妻子或女朋友不同(用经济学术语是差别化)的服务，才不致床第冷落......美国经济法学先驱波茨纳《性和理智》观点7、 人们结婚的目的是获得最大化收入：人们结婚的目的是在于希望从婚姻中获得最大化的收入。如果婚姻收入超过单身收入，那么人们会选择结婚，否则就会宁愿选择独身。结婚有收益，比如两个人可以互相照顾，或者获得社会的正常评价和认可，由于规模效应而节约生活开支等??曾经有位学生要我具体说结婚的规模效应，我说：两个人单独生活要两套厨具，两个人结婚后只需要一套厨具，这就是规模效应。结婚也有成本，比如搜寻婚姻产品信息，请客吃饭，在恋人身上的投入、下聘金、负担责任等等。人们结婚与否，总是在婚姻的成本和收益间权衡。　婚姻是一种商品。如同所有商品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一样，婚姻也存在一个交易市场??婚姻市场的存在也表明人类的婚姻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组织性。现代社会独身的人越来越多，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代人很忙，搜寻婚姻信息的机会成本很高。而且，实际调查发现，白领阶层比蓝领阶层独身更多结婚更晚，其原因也很大程度上在于白领阶层更忙，有更多赚钱机会，因而进行婚姻信息搜寻的成本更大。董志强《婚姻的经济分析》&8、 缩小贫富差距比限制离婚更解决问题。我国已一跃而成为离婚大国。每年都有一百多万对劳燕分飞。换句话说，每两分多钟就有一宗离婚案。离婚者的婚龄在缩短。在提高婚姻质量方面，与其从法律上大加限制，不如从缩小贫富差距上多下功夫。从统计数字上知道，婚姻质量最差的大多是暴富的富人，破坏他人婚姻的也大多是暴富的富人(包括以权致富者)。多收些利息税、遗产税、所得税、购物税、限制富人收入才是釜底抽薪，比限制离婚更能解决问题。高低悬殊不大了，谁还在婚姻上这山望着那山高呢？离婚率是有极限的。说我们的离婚多，是多在绝对数上。从离婚率上看，中国比美国，俄国低得多。等到离婚率过高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幼儿园容纳孩子，没有那么多适合单身家庭住的房屋，在离婚、再婚的过程中出现新人不如旧人的概率多了，社会自然承受不了，自然会有人叫起来。如果人们再发现频繁的离婚不利于家庭财富的积累。离婚率就会涨定板。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伟志《判断婚姻存亡的标尺只能是爱情》&(字节数: 11548)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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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３周年
&&& 今天是 12月26日，中国的圣诞节，由于时差关系，毛泽东诞辰和西方12月25日耶稣诞辰正好是同一天，可谓是包括世界东西方真正的普天同庆。西方基督教认为，当初人类受魔鬼撒旦的诱惑，一度失去了美好乐园，后来耶稣降临带领人类重返伊甸园，使人类失而复得又恢复了乐园，为了纪念人类从失乐园再到复乐园，西方国家便有了圣诞节，纪念和歌颂耶稣的丰功伟绩。中国人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失乐园的过程，毛泽东曾经带领中国人民建造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乐园，中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曾经一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干净的一片土地，后来同样失去了，并且失去的方法都一样，都是从否定“神”开始的，都是从否定真理的确定性开始的，都是从“完整准确的理解思想体系”开始的。西方人返回伊甸园是依靠圣耶稣的带领，中国人民返回伊甸园也有一个圣耶稣，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目前中国人民以创建和谐社会为标志的重返伊甸园的斗争，就其历史性质来讲，是中华民族一场新的救亡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多年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年金融危机和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
　　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
　　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1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 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皇军”；《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2，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在中国入世5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5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土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便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崽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的财富挥霍，无论是封建社会的土地主还是现代社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3，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生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国政府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4天成交额就超过5 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OF98办公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4，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腐败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在金融不良资产处理上，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政府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法制晚报》上周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25人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到记者发稿时，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同志说的。”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腐败淫乱的录像带。
　　5，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而死在家里。《南风窗》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6，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2个海南省的耕地还要多，等于每年消失2个海南省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20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卖国行为。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殖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把中国土地增殖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近日指出：从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其中550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也建设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550亿元。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赔款总额是13亿银元，相当于当时3亿多英镑，从我们上述任何一项中拿过来的损失，都超过3银英镑（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 1亿立方米。我们现在20多年间煤炭出口20多亿吨，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万吨计算，也是5亿多吨，出口日本的木材相当于中国国土20%的森林面积，更是超过了1亿立方米。我们1840年以来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独立战争还有什么意义？
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是怎样落到目前这种“国际奶牛”地位的，或者说，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中国的开放机会，成功的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转变的？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大家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大著作，在此只是指出一点，就是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作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部分，是控制在海外经商留学的干部子女配偶手中，十几年来不断跑出去的类似民运派的人也参与了越来越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干部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干部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级干部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亲属）、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加入外国国籍，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的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前面提到的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支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的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解体那样，把中国支解为许多小国。
　　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又像20世纪初那样肩负起了民族救亡任务。20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的最终完成，我们依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现在21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我们仍然只能依靠毛泽东思想。&(字节数: 13220) [转贴
16:14:54]&&1． 初始状态作为社会的理论起点
政治和道德是每个人无法缺席的游戏。政治和道德都是为了解决人之间的各种可能的冲突，一般来说，政治研究制度，而道德研究价值观。制度和价值都是为了“好生活”，不过政治学家往往不太喜欢哲学家对道德价值的夸大，理由是，道德行为从根本上说必须同时是具有优势的生存行为，否则是可疑的。正如Binmore 指出的：哲学家喜欢研究对生活问题的道德解决，并且把道德想象成源于理性的先验绝对命令，但道德游戏（game of moral）终究必须同时是生存游戏(game of life)，否则根本就行不通[i]。这就是说，如果道德原则能够解决社会冲突，那么道德原则就必须是更优越的生存原则，反过来说，如果一条道德原则在生存博弈中是没有效率的，那么就是坏的原则，于是，哪些游戏规则最后可以被选定为生活的道德原则，这要由生存策略说了算，而不是由美丽幻想说了算。这样的思路显然打击了一相情愿的道德想象，但也激励了人们去求证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因为人们希望道德原则是有效的，否则生活就变得丑陋不堪了。
以现实主义态度去解释道德的思路并不新，而是非常老的思路，例如荀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礼起于何也”这样的问题，并且给出了在今天看来属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解释：礼这种伦理制度（同时也是政治制度）是为了解决由于无节制的“争”所引起的乱和穷[ii]。这与后来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闻名的霍布斯“丛林”的思路几乎完全一致。荀子和霍布斯的分析都是试图从一种假设的社会初始状态去追根求源地发现社会合作的条件以及合作规则的生成。也许对于荀子和霍布斯来说，他们设想的初始状态几乎是真实的，至少是合情合理的推想，不过从今天的知识来看，却恐怕不是真实的，但仍然是理论上有意义的。社会的初始状态问题后来由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杰出工作而成为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个热点问题。
初始状态的游戏是一个特殊的初始游戏。它的特殊性就在于还不存在着共同承认的游戏规则，人们可以充分自由地进行选择，而游戏规则正是初始游戏所要建立的，于是，初始游戏是在无限制的策略选择中进行的，没有什么是非法的或者不允许的。把初始游戏作为分析对象的一个明显好处是，既然每个博弈方都享有最大化的自由选择，他就必定充分地暴露出他的“前道德的”真面目，即在充分自由的条件下赤裸裸地去做他最想做的事情，而任何一个人的活动的唯一限制就是他人的选择，因为任何人的选择不得不受到他人选择的制约，这样就具有了分析每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的最彻底的理论环境，而所有规则和制度都将在人与他人的互相制约的关系中产生并且将定义人与他人在未来生活中的关系。由于规则和制度必须是稳定的，至少是比较稳定的，因此，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样的人与他人的关系能够导致什么样稳定的规则和制度。按照博弈论的说法，规则和制度将是博弈各方之间的策略均衡的产物。
没有人真的知道人类社会初始游戏的真实情况，而且，即使能够知道（比如将来通过充分的考古和历史研究而“几乎”知道）其真实情况，我们也不准备把真实的初始游戏当作理论的分析对象而宁愿选择一个虚构的初始游戏，理由是，真实历史是偶然的，它只表现了生存游戏的某一种可能性，关于偶然的某种可能性的知识对于理论来说显然不够，因为理论想要获得的是对于各种可能性甚至任何可能性都有效的普遍原则，只有普遍有效的原则才能够证明什么确实是最好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哲学虽然对历史事实大感兴趣，但并不把历史作为哲学证据的原因，无论什么样的历史都说明不了哲学问题。于是，关于初始游戏，人们宁愿进行理论想象，通过一些假设而规定一个“存在于理论上的”初始状态。但是，关于初始状态的设计方案就出现了一个有效性的问题，它虽然可以是理论的虚构，但至少必须对于说明真实生活尤其是未来可能生活是有效的。
这里的“有效性”其实有些暧昧，它似乎至少包括两个要求：理论上的初始游戏与真实的生活游戏之间必须是可通达的或者说可过渡的，基本上能够反映真实生活游戏中的思维方式和策略选择，或者说，理论游戏与真实游戏毕竟是本质相似的，它们的游戏状况虽然不同，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另外，初始游戏既然是一个思想实验，它所能够发现的普遍原理就被认为表达了比真实情况更正确的博弈选择，因为真实博弈有许多偶然因素和特殊情况，也就有可能使人们做出冲动的和错误的选择。不过，纯粹理论所追求的“比真实更正确”的理想看上去多少有些荒谬，理论可能更正确，但人们在生活中所追求的却未必是最正确的事情，显然并没有充分理由能够证明“正确的”就是“好的”，那些在理性的意义上被认为是错误的行为却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历史，许多人也可能宁愿要“错误的”生活而非处处正确的生活。因此必须明确承认，这里所讨论的“正确”不等于“好”，而只是所谓充分理性的选择。这就像，真实世界中并没有一条严格的直线，而且人们也未必就认为严格的直线比不太直的线更好，但理论上的直线仍然对真实的不太直的直线具有说明力。因此，作为理论实验的游戏就是试图发现比真实更正确的选择以便建立对生活的普遍理解。当然，在对于“比真实更正确”的理论世界的理解上，哲学家们或者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或者采取理想主义的态度，如果是理想主义态度，则试图找到“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最好世界”，对此许多人难免有些犹豫，因为要证明什么就是“最好世界”是件无比困难的事情。
霍布斯设想的“自然状态”可能是最知名的初始状态。除了与霍布斯设想基本相同的更古老的荀子假设，《礼记/礼运》的想象也很有特色，它相信人类早期社会是充分合作的“大同”社会，后来才变成私心压倒公心的“小康”社会。而马克思主义的想象则与《礼记》有某些相似，也是相信在导致私心和冲突之前有过原始共产主义。卢梭的“自然状态”版本也非常有名，他相信自然状态中人们虽然有着自然的不平等（体力和智力），但远不足以导致霍布斯想象的普遍残酷冲突，因为那时还没有什么真正值得争夺乃至需要拼命的东西，直到后来出现了“万恶的私产”才有了可抢可盗的物品，这才形成无法避免的冲突。这些设想都非常有趣，但恐怕都不很真实，历史上真实的初始状态更可能是群体之间的残酷冲突与集团内部的高度合作两种情况并存，与某些动物的生活差不多，但要更复杂一些。尽管关于初始状态的理论设想是否符合事实并不太重要，但真实的初始状态仍然有着启示意义，冲突和合作大概应该是同时并存的，保持自己的生命和繁殖自己的后代是本能，而集体合作又几乎是保持自己的生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可是，为什么不能选择看起来最真实的初始状态作为理论分析对象？真实状态无论是初始状态还是历史状态，除了极其个别的可怕时刻，一般都不够极端，没有触及社会可能变化的最好和最差状态的绝对界限，因此没有充分说明力。可以发现，无论是设想一开始就是冲突，还是设想先有合作后来不幸变成冲突，这些都同样表明人们所要解决的问题都落实在“冲突”上，我们所关心的就是在冲突的条件下如何能够产生合作，这就是说，给定人人是绝对自私的（至少绝大多数人是自私的），社会合作怎样才是可能的？什么才是理所当然的合作原则？因此，有效的理论起点就应该是“冲突”的状态。由此可见，初始游戏（初始状态）要表达的是理论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它并不需要是真实的历史起点，但必须是有效的理论起点。这个有效的理论起点只能是“人人都只为自己着想”这一利益冲突状态，因为这样才能够清楚地表达出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假如“人人为别人着想”，那么至少大多数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因此，任何一个实验性的初始状态所要分析的都是关于在私心主导的环境中如何能够形成合作的问题。
人人都自私自利的状态肯定是一个非常差的社会状态，但未必是差到不能再差的状态。从理论上说，要真正面对所有可能的社会困难，就必须选择一个极端差的初始状态作为分析起点。从这一点上说，荀子/霍布斯方案应该满足了这一要求，在他们的设想中，不仅人人自私，而且还可以不择手段，无法无天。有趣的是，当代更多的理论家们回避了这一经典状态以及经典困难，而选择了比较温和的罗尔斯方案，这一避重就轻的做法很可能是错误的。
2．& 罗尔斯方案的疑问
罗尔斯自认为属于社会契约论传统。社会契约以及各种契约理论都难免有着特定的社会、时代甚至利益集团和权力斗争的背景，这样，即使一个似乎为大多数人所同意的社会契约也未必是公正的。罗尔斯通过引入“无知之幕”这一人为制造了平等处境的博弈条件，试图由此考察人们所能够做出的真正公平的选择，从而在根本上确定公正的社会选择原则。罗尔斯关于初始状态的设计方案非常巧妙，尤其与现代经济学、政治学和博弈论的背景密切配合，因此成为初始状态的新经典版本。按照罗尔斯的设想，初始状态中的博弈各方都是自私的，完全不考虑别人的利益，又是充分理性的（经济学和博弈论所承认的工具理性），尤其还处于“无知之幕”这一“完全公平的”博弈环境中，即每个人对自身特殊状况的任何方面都是无知的，完全不知道人与他人在各方面的差异，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观点以及所处的社会和时代[iii]。这相当于说，不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甚至不知“魏晋”。罗尔斯这个设计虽然新奇，但有许多疑点。
首先来讨论关于博弈条件的设计问题。博弈方被假定为只有思维（mind）而没有心(heart)，对人的这种理解在经济学中或许合适，但对于解释整个社会和生活则是个缺陷，事实上，社会中许多根本性的冲突是心的冲突而远不仅是利益冲突，而且没有理由证明物质利益总是比精神价值更重要。罗尔斯在规定“人人都需要的”基本物品时就忽视了精神需要，这对于人的概念、生活概念以及社会概念都是歪曲，因为生活不是这样的活法，事实上的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安排也不仅仅根据理性思维的要求，也要根据心的要求。这里有个过分还原（reduction）的错误，它所设想的社会基础太过单薄，内容过于单调，以至于支撑不起任何一个实际上可能的社会，甚至由于社会被理解得过于简单，以至无法辨认出是个人类社会。当然这不是罗尔斯的个人错误，而是现代学术的错误，许多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以为理性和经济就能够解释社会，即使有些残余部分，也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也许理性和经济确实解释了人的大部分行为，但人和生活都是自身完整的整体，只要某些方面不能被解释，即使是“小部分”，也非常可能功亏一篑，导致完全错误的整体理解。
“无知之幕”虽然独具匠心，但无知状态中的博弈与有知状态下的博弈之间恐怕有着无法过渡或无法兑换的鸿沟，因为它们已经是本质不同的世界，并不能互相兑换或者转换。任何真实的社会博弈都是有知状态的，人们必须知道自己有什么需要保护和争取的、在别人那里有什么值得争夺的，总之，人们必须知道为什么而争、有什么可以争，否则这个游戏实际上是无所指的或无意义的。当然，我们理解罗尔斯的匠心，他需要一个充分公平的博弈环境，而自然差异无法改变，弱者对于强者无力以抗，于是罗尔斯用“无知之幕”来掩盖自然差异，让自然差异暂时失效，这样人们在黑暗中就只好选择一个公平的社会契约，以免自己万一吃了大亏。这是个很让人佩服的想象，但是“无知之幕”却存在着一些规定上的困难。
我愿意举出其中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规定：“无知之幕”规定人们甚至不知道“关于好东西的理解”（conception of the good）以及自己的“生活计划”（plan of life），这样人就不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了，而人必须知道想要的是什么，才会去做出选择，如果不知道想要什么，这不仅使行动不可能，而且在思想上也是不可能的，其错误相当于说有个“我思”（cogito）却没有“所思”(cogitatum)[iv]，或者相当于及物动词没有宾语。仅仅有“我要……”是不通的。罗尔斯知道这是个麻烦，为了自圆其说，他假定，虽然人们不知道他们的特殊偏好，但都仍然知道那些据说“对任何人生计划”都必需的“基本必需品”（primary goods）。可这是个更大的麻烦，它涉及一个从来也没有得到解决的价值排序问题，人们在哪些算是“最基本的好东西”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一致意见，所以没有统一意见，是因为人心各异。把人看成“有思无心”显然是在回避困难，而如果把参加博弈的人看作是同心同好的一个特殊人群（比如说一群葛兰台或者一群弗洛伊德），那倒是说得通了，可是那样就失去了普遍意义，罗尔斯理论就缩水为特殊有效理论而不是普遍有效理论了（罗尔斯不会满意的）。
就罗尔斯特别强调的“基本必需品”来看，例如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机会和财富，大概是个自由主义群体。事实上非常多的人会首推“权力”（尼采会同意），很多人会首推“家庭”（孔子会同意），也许还有人会首推“女人”（唐璜会同意），如此等等。也许罗尔斯可以把关于“基本必需品”的知识看作是不需要概念理解的（conception）而是直接就显而易见的知识，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些困难，比如说，权利的好处恐怕没有权力的好处那样明显，权利的好处也没有权力的好处多，权利、自由和机会甚至财富不见得能够换来权力，而权力却能够换来一切，这才是更加显而易见的。另外，更困难的是，即使局限于罗尔斯所罗列的那些“基本必需品”来讨论，人们也必定有许多不同意见，比如权利的具体项目，这是直到今天也没有一致看法的问题，哪些权利是基本的？哪些权利更应该优先？各种权利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等等问题都是未决的而且可能永远无法解决。在这样情况下，罗尔斯一方面隐去了对价值的理解（conception of the good），另一方面又承认关于“基本必需品”（primary goods）的知识，在此之间存在着悖论结构，因为后者的知识部分地依赖着前者，于是就出现了对尚为确定的知识的非法透支，这是一种学术赤字。
罗尔斯对初始状态的设计背叛了霍布斯思路并且回避了霍布斯问题。荀子/霍布斯问题不仅更为复杂，而且更接近社会博弈中必须克服的真困难，它是彻底开放性的问题，就是说，各种可能的困难都可能出现并且都必须被考虑在内。而罗尔斯问题显然在规模上要小得多，基本上局限于如何理性地选择而形成社会契约。实际上，即使有了社会契约，合作的难题也并没有因此被缓解，契约并不能限制人们以合法的手段互相坑害。社会始终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性的局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从长远考虑，合作对于博弈各方（无论强弱）明明都有利可图，但合作却总是非常困难，人们总是难以超越个人的眼前利益。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显然削弱了这个博弈问题的难度，它使得人们在黑暗中人人自危，于是只好“几乎必然地”选择了罗尔斯预先准备好了的合作方式。这是个事先安排好的圈套，而不能代表人们真正自愿的选择，或者说，“无知之幕”已经事先蕴涵了罗尔斯的结论，至少是限定了结论的范围。假如事先就准备好了导致合作的条件，就无法恰当地表达“从冲突到合作”这个问题的难度。如果批评得严厉一些，“无知之幕”下的选择是对初始博弈这一严重问题的一个轻浮的解决。
更值得考虑的是，即使不考虑罗尔斯方案对社会博弈的解释是否得当，而仅仅按照罗尔斯的游戏条件而就事论事，“无知之幕”也并非必然地产生罗尔斯式的契约，即满足他所谓的公正原则的契约，特别是其中最有名的“差异原则”。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差异原则”，罗尔斯的公正原则就平淡无奇了，甚至毫无创意。“差异原则”声称，如果社会不得不存在某些不平等的制度安排，那么这些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必须是为了让最弱势群体的利益的最大化。它表现了值得称道的道德精神，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会赞赏这一具有劫富济贫倾向的制度安排（当然也有许多人坚决反对，例如诺齐克等）。这里的问题是，它虽然是个广得人心的道德要求，却不见得是一个必然的博弈结果，就是说，罗尔斯契约并不是罗尔斯条件的唯一必然结果，而只是多种并列可能的结果之一，甚至不见得是那个最为可能的结果。如果罗尔斯契约只是个或然结果的话，罗尔斯方案的力度和意义又将有进一步的损失――前面我已经试图指出罗尔斯原则并非普遍有效，这里又将试图论证它并非人们的必然选择。
罗尔斯在利用“无知之幕”得出他的公正原则的过程中存在着博弈论意义上的技术性失误。罗尔斯应用了博弈论的“极大极小定理”(maximin principle)去分析“无知之幕”条件下的博弈理性解。给定人们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完全不考虑别人的利益，当存在某种选择，它使双方或各方同样都发现不可能得到比它更好的结果，它就是理性解。简单地说，其中的基本精神就是一定要避免对自己最不利的结果，或者说要选择对自己风险最小的结果。“无知之幕”让人们人人自危，无法知道揭开“无知之幕”之后自己的资本和地位，因此人们宁愿选择一种最保险的社会契约，以保证万一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不至于完全成为失败者。罗尔斯相信，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人们将必然选择一个首先保证每个人同等的自由权利、机会均等然后又保证照顾弱者的制度安排。问题在于，罗尔斯方案未必是唯一的理性解，而更只是多个可能解中的一个，而且未必是最为可能的解。为了避免误解，我愿意说明，这一批评不是反对罗尔斯方案，不是认为罗尔斯方案不好，而是怀疑它不见得是人们在罗尔斯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可以这样分析：
（1）罗尔斯暗中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偏好去猜想人人都必然优先考虑个人自由，这一点就很可疑，因为人们不可能事先知道个人自由的好处。事实上人类经过无数残酷的经历之后才认识到个人自由的好处，就是说，人们不可能先验地拥有“个人自由比别的事情更好更重要”这一需要经过长期实践才能够产生的知识。何况这一知识也不是普遍必然的知识，因为在某些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下，个人自由未必优于集体制度，比如说资源非常匮乏的情况下，集体共产很可能就变成大家得以勉强存活的条件。按照“无知之幕”的条件，人们并不知道社会、时代和资源的情况，因此在“自由”、“平等”、“平均”、“共产”等等诸如此类的社会观点之间，恐怕没有任何根据和理由去证明哪一种能够避免最坏结果。相反，按照博弈论要求，我们必须把最坏可能性考虑在内，于是在“无知之幕”的忧虑压力下，人们从生存本能出发，恐怕会更容易接受集体主义契约，因为在“有难同当，有福共享”的契约下，人们显然有更基本的安全保障，这样看来，集体主义就显然比自由主义更符合博弈的风险规避原则（当然这仅仅是在“无知之幕”之下的情况）。在这一点上罗尔斯算错了自己出的题。罗尔斯的“差异原则”虽然是一个具有平等主义倾向的主张，但由于自由主义要求的制约，它又不是一个彻底的平等主义，因此它只是“比较保险的”而决非“最保险的”策略。相比之下，利益完全均分的彻底平均主义恐怕比罗尔斯的选择更符合理性要求。
关于平均主义策略可以进一步这样分析：由于“无知之幕”，每人都无法保证自己将落在什么地位上，而落在任何一种地位的概率是同样的，情况类似于抓阄，可能抓到大收益也可能抓到小收益，于是，根据博弈理性的要求，所有人利益均分是风险最低、最保险的策略，因为这样可以保证每个人获得至少不少于任何人的收益。在自己没有权利去挑选较大利益的情况下，利益均分就是占优策略，因为它避免了“比别人得的少”这一情况，因此，在“无知之幕”下，平均利益才是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均衡。可以参考“分蛋糕”的例子（尽管情况并不完全一样）：为了保证公平地分蛋糕，最好的办法是a切蛋糕而b先挑，由于a没有权利去挑选（相当于不知道自己将要得到什么），他的最好策略就只能是把蛋糕尽量切成一样大[v]。可见，在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和所得的情况下，平均分配利益才真正是选择了极大极小值，同时它又是极小极大值，这才是真正的鞍点（saddle point），因此，仅仅对于避免吃大亏而言，平均利益的制度显然好过罗尔斯的“扶贫”式的有限平等主义。认为人们选择平均主义的可能性超过选择差异原则，这一点并不是我的个人观点，石元康先生早就有过类似的而且更有趣的论证[vi]，他甚至还指出，平均主义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人们“不会忌妒”，因此是个更稳定的策略。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在真实社会里，平均主义一点也不公正，甚至是反公正的，而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同样也不公正。当然，社会非常复杂，为了社会稳定，一个社会所需要的远远不仅是公正，有时也需要某些不公正的安排，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更有趣的是，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即使给定只能选择罗尔斯原则，在逻辑上说，平等主义也将必然走到平均主义。可以这样分析，根据“差异原则”：如果社会需要某些不平等的制度安排，那么这些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应该使得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处于最不利的人们的利益得到改善[vii]，那么，假设“最不利人们的收益”为X，按照“差异原则”，X有理由获得改善而变成X+1，假定X+1还是很惨，仍然是“最不利人们的收益”，就又必须进一步改善为(X+1)+1，如此不断改善，只要还存在相对的“最不利群体”，就有理由不断“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一改善最不利人群的操作过程不会停车，直到最后所有人的收益都成为平均数，所谓“最不利的人们”最后将不复存在。由平等主义到平均主义的演变显然是罗尔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会破坏“更优先的”自由原则。可问题是，除非有额外的理由对这一演变进行刹车，否则“差异原则”必然无法止步地演变成绝对平分利益的平均原则，显然没有理由能够证明在哪一点上就可以对“损有余而补不足”进行刹车，因为这一演变是连续性的，每一点都有着同样的理由。而要增加某种额外的理由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有某个理由可以使“损有余而补不足”在某一点上停车，那么就有任何理由在任何点上制造停车，那样就将是诺齐克的凯旋了。罗尔斯试图在自由和平等之间制造调和，这一努力虽然令人赞叹，但可惜自由和平等天然就是矛盾的。不过，在真实社会中，自由和平等是有可能出现某种动态平衡的，但恐怕与公正原则无关，更与“无知之幕”无关，而是获利人群需要为社会秩序、安全和稳定而“购买”不利人群犯上作乱的动力。
（2）平均主义也不一定是唯一的均衡。在平均主义策略之外，如果说初始游戏还可能存在着另一个博弈均衡的话，恐怕还是轮不上罗尔斯方案。人们即使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地位，但显然还是会愿意自己的劳动能够得到相应的收益。这一“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对称意识是理性先验直观，不属于习得知识，而属于理性思维本身。人们天然会承认这一表现为对称性的古典公正，这是唯一严格的公正。由此看来，在“无知之幕”下，假如人们不选择平均主义而选择了古典公正，恐怕也是同样合乎情理的。平分利益显然满足风险规避原则，而支出与收益的对称也同样没有违反风险规避原则，即使某人在“无知之幕”消失后发现自己的劳动能力比较小，从而只能获得比较小的收益，这样也仍然没有吃亏，因为他毕竟得到了他该得的份额，而并没有得到小于成本的回报，就是说，没有损失而只是没有占到额外的便宜而已。在“无知之幕”下，人们可能会选择一个平分利益的制度，也可能选择一个古典公正的制度，这两者在博弈上说几乎同样合理，都是充分理性的策略选择，至于到底哪个策略更有可能被人们所选择，就很难说了。
平均主义和古典公正这两者哪一个在博弈论上更合理，确实不太容易判断。“无知之幕”是一个过于晦暗的博弈环境，它隐去了做出更细致判断所需要的许多因素，在缺乏必要的比较指标的情况下，就不容易做出精确的判断了。而这一点也说明了具体语境不见得都能够被删掉，比如在古代社会，人们可能倾向于选择古典公正，而在现代社会则可能会认为古典公正漠视了弱者，如此等等。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在此不论。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只要给定了“无知之幕”，无论平均主义和古典公正这两者哪一个更合理，都是无所谓的，反正它们之中任何一个中选的可能性都超过罗尔斯方案。特别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两个策略中选的可能性大于罗尔斯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比罗尔斯方案更好，相反，我们有理由认为罗尔斯方案是相当优秀的社会制度，它大概相当于平均主义和古典公正这两者之间的中间道路，兼有两者的一些优点，但它的缺点是它在实践方面是很不明确的，而且不够稳定，非常容易被解构。
（3）最后，罗尔斯方案还有一个最致命的漏洞：他没有考虑到当“无知之幕”消失之后的后继博弈的破坏性情况。罗尔斯知道“无知之幕”总要消失，他所想象的消失过程有四个步骤（完成立宪和立法任务）。在这里这些步骤都可以看作属于第一轮博弈。初始状态只是第一轮博弈的条件，而博弈总是连续多回合的，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合理的想象应该是无穷回合的博弈，于是，当“无知之幕”消失后，博弈条件完全改变了，博弈各方的占优策略也就当然发生根本的变化（天变道也变）。权且假定罗尔斯方案在初始状态博弈里必然中选（尽管并非如此），当“无知之幕”消失（这是一个重大的条件改变），一切真相大白，相当于进入了真实生活，人们各就各位，有了各自条件下明确了的各自利益，每个人所能够争取的和所需要保卫的利益都各不相同，其中肯定有许多人将重新考虑并调整自己的策略，因为他们在第一轮博弈中盲目所选择的策略已经不再是占优策略了，而变成了让自己吃亏的策略，于是他们将做出新的选择，这必定导致在第一轮博弈中所建立的“制度”土崩瓦解或者在具体实践中被解构。人们将不承认在初始状态下签定的糊涂契约，而将在新的形势中重新思考、重新讨价还价、重新协商、重新斗争，甚至进行革命，即使不得已承认了既定契约，不去发动对抗性的革命，也会在契约下去钻各种空子和漏洞，使契约在实际上无法执行或无法正确兑现，总之是从“合作”回到“背叛”状态，直到某种符合现实形势的新制度在多轮博弈之后达到某种稳定的策略均衡而得以建立。既然“无知之幕”总要消失，游戏终将重新玩过，社会博弈终将回到真实状态，在“无知之幕”下签定的契约反正站不住脚，那么，罗尔斯的初始状态设计就是多此一举的，因为它总要报废。简单地说，在“无知之幕”下所签定的社会契约在后继博弈中必定是坚持不住的，它无论具有什么优点都终成画饼，这就是罗尔斯方案的根本困难。
3．& 回到荀子―霍布斯思路
按照前面的分析，罗尔斯关于初始状态的方案虽然引人入胜，可惜它不是有效的出路，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老问题上，我们还是不得不回来面对如何在冲突中形成合作的这一初始并且基本的问题。可以说，这个基本问题是在有知状态下的真实博弈所产生出来的问题，“无知之幕”是个多余的假设（当然它可以是个智力游戏）。“无知之幕”的游戏虽然巧妙有趣，但它改变了真问题的存在条件，变成了另一个可能世界的问题，而且当它回到真实世界中来时，问题就又恢复原样，并没有被解决，因此说“无知之幕”对于解决我们真正的困惑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我们需要理论模型以便于分析，但归根到底要解决的是真实生活的无比复杂的问题。理论问题不能忘记问题的原型，从生活中来还要能够回到生活中去，因此，理论模型也必须是个可以容纳复杂变量的博弈状态，以便能够对付真实问题。可是罗尔斯方案选择的却是一个把变量最小化的极简主义模型，生活变量的极简化等于在本质上否认了生活，所以它不能说明真实生活。无论如何，对社会生活的化简不能够导致社会生活发生存在论上的改变，否则就文不对题了。由此看来，荀子/霍布斯思路仍然是非常高明的直观，它虽然与历史上真实的初始状态未必完全符合，但它表现了各种可能的社会状态中最坏的那一种可能状态，这样它就足以表达社会博弈的全部可能困难，因此它是个理论上较优的初始状态。其中道理是显然的，在各种可能状态中，最好的和比较好的状态无须考虑，因为它们没有形成社会困难，而在坏的各种可能状态中，只需要考虑最坏的，它就已经代表了所有困难，如果连最坏的困难都能够解决，那么其它困难自然就不在话下了。于是，如何从普遍冲突的状态中生长出社会合作，就成为根本的政治问题。作为对比，罗尔斯方案所设想的情况就实在不够坏，即使说罗尔斯方案仅仅考虑现代社会，那也仍然不够坏，事实上现代契约社会里的冲突并不少，而且永远蕴涵着最可怕的可能性。因此，没有把最坏可能性考虑在内的社会分析模型都是无效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回到荀子/霍布斯问题的一个理由。
有趣的是，荀子和霍布斯对于从冲突到合作的解决也有着非常相似的想象，都相信：（1）至少有某些强人意识到冲突对任何人都不利，包括对强人自己也不利；（2）只有集权政府能够通过权威而造成社会合作。这是对集权制度合法性的有力论证。不过，集权能够导致社会合作，这一点虽然是已经被证明了的，可是它却也非常可能导致许多与不合作同样有害的结果（比如说个人自由的严重损失），于是人们还需要寻找比集权更合适的社会合作途径。正如Axelord指出的：在今天，人们对“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没有集权的利己主义者中产生合作”这个问题更感兴趣[viii]。也许有必要说，在没有集权的条件下如何产生合作，这不仅是个更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而且在事实上和学理上都是个更重要的问题。没有集权背景的合作问题是个真正普遍的政治问题，它不仅可以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而且还是国际社会甚至世界社会的问题。这样大的规模使没有集权背景的合作问题成为普遍而且最基本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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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先队队歌
有一天，女儿放学回家，指着脖子上的红领巾，激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