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华国锋（上）：“两个凡是”是他提出推行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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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华国锋（上）：“两个凡是”是他提出推行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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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常见的“两个凡是”的提出，的确不是华国锋直接参与的。但是这个提出和推行的背后，也和华的思想和态度有着密不可分关系。因此《关于建国以来当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描述，依旧是对这个问题的恰当叙述。
华国锋因&两个凡是&的问题饱受诟病。对此，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如此描述的：&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两个凡是&华虽然难脱干系，但事情也不像流行说法那么简单，&两个凡是&口号的筹划到最终在成形，华都不是直接的参与者。那么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华国锋第一次提到与&两个凡是&有关的表述是在日。在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时，谈及揭批&四人帮&问题，他说道：&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这段话是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但是，其立意和形式都表明，这段话可以视为&两个凡是&的雏形。
但&两个凡是&的提出过程中，华国锋并非是最主要的参与者。
1977年的年初，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复出问题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华不是不愿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他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他预设的&大局&，其关键就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的政治底线。
为此，汪东兴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到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也就是这次起草，带来了原版的&两个凡是&。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提出&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这是中央理论学习组讨论&两个凡是&问题的雏形，理论组也按照李鑫讲话的核心意思拟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后来李鑫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谈到了当时为什么会提出&两个凡是&。他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
这是&两个凡是&第一次被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的说法，正是&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与日后为人熟知的&两个凡是&的表述是有所差异的。李鑫的回忆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但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同时还作了些修改，又经过理论组讨论，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第五稿。这个表述经过汪东兴的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于2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就是著名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也是&两个凡是&口号的最终成型。&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有意见认为从&两个凡是&口号的筹划到最终在社论上成形，华都不是直接的参与者。这个叙述应该是没错的。但并不代表华本人与&两个凡是&无关。
在接下来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件事，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了&两个凡是&：&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问题就能正确地、妥善地解决；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就会引起思想混乱，不但妨碍问题的解决，而且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对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最后华国锋总结：&总之，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这里，华国锋所说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的&两个凡是&，与之前《学好文件抓住纲》中&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虽然在字句上不完全一样，但立意和主要立场是相同的。李鑫自己所说的立场&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与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声明的&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实际也是异曲同工。
对此，华国锋本人也是承认的。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据与会者于光远的回忆（《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对这个问题，华国锋作了这样一个说明，他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他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弄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的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接着他讲：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他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认为&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他说：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主要由他承担。在这个问题上，他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从这个华国锋自己做的说明中，我们也能看出，他承认&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指导思想和造成的结果上是相同和相似的。因此，虽然&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我们熟知的&两个凡是&的提出从筹划到最终成形，华国锋都不是直接的参与者，但《关于建国以来当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的叙述也是有所根源、不失恰当的。华国锋为何坚持“两个凡是”？(2)
本文来源于人民网&&
　　第二点讲真理标准问题，他也讲了一个过程。他说：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他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他说，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先后给他自己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他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后来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在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都赞成这样办。
　　他说，由于他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来不及开。11月25日下午，即在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大会的讲话之后，中央常委接见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听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联系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即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
　　他在转述这一段话后说&这是中央常委的意见&。
　　这一段说的是他在11月25日晚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包括他自己在内中央常委赞成真理标准问题的表态。这一段话没有讲&两个凡是&那么干脆。他在这里讲的那段话是11月25日晚中央常委的集体表态，并且对真理标准问题只是说到，并非专就这个讨论而讲，而且这话还是通过邓小平的口讲的。华国锋至少还应该讲几句自己的话，讲到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自己的看法到底如何。因此在华那次讲话后我和王惠德、杨西光对他讲的这段话议论了一下，一致认为，他在思想上并没有通，问题不能算彻底解决。
　　在第二部分中，他还讲了第三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他说：
　　&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时王惠德、杨西光和我议论这段话时，总觉得有些不很对头的地方，没有来得及做出判断，最后看了两遍，看明白这么几点：那就是他在这段话中一连说了三次&解决&，一是这次&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二是要专门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就是这次会议还没有解决好）；三是要有这次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这就是说，能够解决好还是一个要有正确精神指导的问题。这样来评价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所达到的成就，应该说是太低了。本来应该说这个问题，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得到了解决。
(责任编辑：李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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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关于建国以来当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描述，依旧是对这个问题的恰当叙述。
引言：近来，随着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华国锋第一次作为银幕形象出现在观众眼前。由此引起了一些对他生平的新关注。为此我们在《重读华国锋》中对一些引起关注的热点做出讨论。这一篇中，我们将讨论华国锋与&两个凡是&错误之间的关系。 华国锋因&两个凡是&的问题饱受诟病。对此，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如此描述的：&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两个凡是&华虽然难脱干系，但事情也不像流行说法那么简单，&两个凡是&口号的筹划到最终在成形，华都不是直接的参与者。那么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华国锋第一次提到与&两个凡是&有关的表述是在1976年10月26日。在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时，谈及揭批&四人帮&问题，他说道：&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 但&两个凡是&的提出过程中，华国锋并非是最主要的参与者。 1977年的年初，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复出问题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
为此，汪东兴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到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也就是这次起草，带来了原版的&两个凡是&。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提出&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 这是中央理论学习组讨论&两个凡是&问题的雏形，理论组也按照李鑫讲话的核心意思拟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后来李鑫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谈到了当时为什么会提出&两个凡是&。他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 这是&两个凡是&第一次被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的说法，正是&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与日后为人熟知的&两个凡是&的表述是有所差异的。李鑫的回忆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但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同时还作了些修改，又经过理论组讨论，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第五稿。这个表述经过汪东兴的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于2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就是著名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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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
　　“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出自日《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长期以来，华国锋与“两个凡是”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其辞去在中央和国务院最高领导职务的理由之一。最权威的说法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颁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夫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宗拜。
　　顺着“决议”的这一说法，在学界就变成：1、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复出;2、1978年5月开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是反对“两个凡是”的结果。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韩钢教授曾经有一篇文章《“两个凡是”的由来及其终结》(《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11期)，专门谈这个问题。他认为，上述学界的说法基本上都站不住脚。韩钢教授是大家，文章考据严谨，资料扎实，读后耳目一新。后来，我又翻看了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有关简报，对韩教授的文章有了更深的理解。现根据这两方面的材料梳理一下。
　　“两个凡是”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北京许多市民到夫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纪念周恩来，很多涉及要求夫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复出的内容。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夫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夫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夫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国锋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时说：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夫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夫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
　　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从梳理的“两个凡是”产生的经过看，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
　　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讲话里“两个凡是”的表述，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据华国锋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
　　不久，华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
　　既然如此，说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发动的，就成为无源之水。
　　华国锋与“两个凡是”有关系，但是不是就用它来阻挠邓小平复出呢?韩钢的考证结果，也否定了这一说法。
　　在粉碎“四人帮”的当月，即已考虑邓小平复出的问题;邓还被专人接到玉泉山，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包括华国锋在内的中央政治局至少一半的在位成员，都去看望过邓小平;而当年有着广泛影响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即不再提“批邓”。所有这些，自然是为邓小平复出做准备。1977年7月，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1976年被撤销的所有职务――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事实如此，2月7日的社论怎么会意在阻挠邓小平的复出?遑论这个社论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账却算在华一人身上的事实。
　　日，华国锋辞世。中央发表的生平中，对华国锋主持党和国家工作那一段历史时期是这样评价的：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日，为纪念华国锋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刊发署名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纪念文章。文章对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来华国锋工作的评价，基本上与“生平”一致，并增加了“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夫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等内容。
　　与前引《历史问题决议》相对照，“两个凡是”连影子也没有。“两个凡是”到底“凡是”了什么，就不难有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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