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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通论》之立论为体，技巧为用（浙大岚星、福大潘榕）
第二节：立论为体，技巧为用“辩论无技巧。”（樊登《辩论后的余韵》）
单纯地讲道理，观众是听不下去的，这道理就如同不能让学生在欢乐中学习，那上课的效果一定好不到哪里去。辩论赛如果不能用技巧引发观众的兴趣，那还不如一场学术报告。但也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好的技巧和哗众取宠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所要表述的道理。辩手也不是神仙，不可能所有的辩题都能提出观众从来没有想到的新思想，但如果这样，那辩手就一定要做到把观众也能想到的道理用更精彩的语言表演艺术展示出来，让人更好地领会理解。也许这并不能使观众对问题的认识更深化，但如果能使这种认识更结构化，那也是辩手的重要贡献了。把理论逻辑框架转化成通俗的语言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列宁）由理论逻辑凝聚成的“铁立论”，只有用生活化的语言表述出来，观众才能更快地理解、更好地接受。做到这一点最常用的技巧是类比。
98年全辩决赛“高薪可不可以养廉”，西交大主动选择了正方。他们用一个“珍珠可以养颜”的类比构建立论：“珍珠可以养颜”是说珍珠对养颜有促进作用；所以“高薪可以养廉”也只是说“高薪可以促进廉洁”。如此一来，对方所有的进攻点几乎尽皆封死：
“珍珠可以养颜”是说通过正确的方法——比如做成珍珠霜——可以养颜，用珍珠砸人脸养不了颜。所以“正确方法”是“高薪可以养廉”的应有之意。方法运用不当不能说明高薪不可以养廉。“珍珠可以养颜”并不说明珍珠可以把猪八戒“养”成王昭君，所以论证“高薪可以养廉”并不须要论证高薪可以把贪官“养”成清官。“珍珠可以养颜”并不排斥喝蜂王浆可以养颜，所以“高薪可以养廉”并不排斥用其他手段也可以——甚至可以更好地——“养廉”。
通过一个类比，立论核心完全为观众很好地理解和接受了。所以西交在场上自然就显得挥洒自如，不但轻松化解了对方的攻击，还以“惩贪靠法律，养廉靠高薪”把对方“法制+教化”的立论整合了进来，使人拍案叫绝。
在02年“求是杯”决赛中，我们准备的正方立论“用和平手段可以遏制恐怖主义”也使用了这种方法：恐怖主义是由思想的产生与传播、组织的建立与壮大、活动的策划与实施组成的动态链条，破坏这个链条上的任何一环，都可以对恐怖主义发展形成实质性的阻碍，也即遏制。“遏制动态链条上任何一环都是对整体的遏制”使我们回避了“和平手段如何遏制现实恐怖活动”这个弱项。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引入了“防风林可以遏制沙尘暴”的类比——防风林一不能使草原沙化减轻，二不能把长安街上的沙子清扫干净，三不能保证北京城再也不受沙尘暴侵犯，但它遏制了沙尘暴产生—蔓延—危害的动态链条中“蔓延”一环，所以对沙尘暴产生了实质上的阻碍。
理论逻辑框架越精深，越需要巧妙地用技巧把它转化成观众熟悉的语言。如果不能深入浅出地说明，那么越是精妙的立论反而越不容易为观众领会。而不能为观众理解的发言，在场上除了浪费自己的时间，没有任何用处。更进一步讲，这种作法实际上是利用观众的背景知识让他们自动地完成辩手省略了论证——虽然可能只是受辩手影响而在潜意识层面进行的。由于是自己做出的判断信息而不是外在接收到的信息，这时观众对观点或理论的认同度远远超过辩手说而观众听的单向信息传递形式。提高了效果，还为自己节省了时间，这样的便宜作为辩手还是要多占的。在整体利用类比说明理论逻辑框架之外，对于一些分论点、细节往往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替代大量地说明。“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道德”一场中，正方三辩就用“法律是伞”、“法律是剑”展开两个分论点。而“足球比赛引入电脑裁判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中，正方一辩对于“只有在准确性的基础上才能谈公正性”只用了“否则只能是清水衙门糊涂官”一句就完全取得了观众的理解。
但类比总是在某一方面和辩题相关，在其他方面就不一致甚至可能有冲突，因此选择起来要格外小心。十六大网络辩论赛决赛中，正方就以不同的巧克力都要以服从市场需要为主导比喻不同的学生党员求职都要优先考虑国家需要：“事物的本质往往被华丽的外衣所遮盖，就像是一粒包装精美的德可丝，国家需要就是它的核心和精华——巧克力。为了体现巧克力的美味，自然需要一层糖衣来搭配。这层糖衣就像是对各个岗位的不同需求，是国家需要在就业市场上的体现。而个人发展就像是这颗巧克力糖的包装。它会主动地去配合这颗巧克力糖，力图使个人能更好的满足社会的需求，努力给巧克力糖穿上一件最适合的外衣。”结果自由辩一开始反方四辩就来了一个借题发挥：
“请问是每一种包装去主动寻找最能相互搭配的巧克力更实际有效呢？还是所有包装不顾自身特性只凭一腔热情冲向所有的巧克力好？要是我们最后发现果仁巧克力的包装配上了黑巧克力，牛奶巧克力穿上了巧克力威化的包装，而所有的包装都确实在以国家需要为重——反正都是配上巧克力了嘛。那恐怕我们只有哭笑不得了。”
正方在利用比喻说明核心与外包装的关系时留下了“内外一致，相互匹配”这个反方的强点，而反方恰恰利用这点使攻击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语言技巧与理论逻辑的整合
语言技巧不能不以逻辑理论为中心，否则就成为了绣花枕头。而逻辑理论可以不用语言技巧的包装，这样的辩词倘若清晰简练，也可以让观众叹服。这方面的经典当属2001国辩决赛“金钱是不是万恶之源”的反方马来亚大学四辩总结陈词：
“对方辩友又告诉我们，今天钱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是手段就说明它是中性的，如果是中性的话，我想请问各位，怎么还会突然间变成了万恶之源呢？对方提出了大量的例子，告诉我们说有很多人贪钱，姑且不论贪钱不贪钱的问题，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个贪钱本身只是众恶之中的一小部分，如何构成万恶？再者，如果我们说他里面的例子是贪钱的话，那么我请问各位，是钱是恶之源，还是贪是恶之源呢？对方辩友这种只看一半，不看另一半的做法能够让我们大家信服吗？
而今天我们认为钱不是万恶之源，不是我们想为钱多说好话，而是想给钱一个确切的定位。我们看到，有人为了钱去做恶事，有人为了钱也去做善事。今天我为钱，奉公守法赚钱，但是与此同时帮助国家成长，是善是恶呢？如果这个万恶之源一时为推出善，一时为推出恶，那它怎么还会是万恶之源呢？如果对方辩友告诉我们，这个钱能够推导出万恶之源，又能够推导出万善之源，那就是告诉我们，它有时是万恶之源，有时又突然间不是万恶之源。那您是不是一半论证自己的立场，一半论证我方的立场了呢？我们姑且把那善的一半掩起来不看，我们仿效对方辩友，只看恶的那一部分好不好？就算在恶的那一部分，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在社会上出现的恶，基本上可以包含在四个层面。第一个，本身所说的就是极端信念带来的恶。第二个，就是非理性价值的违反。第三个就是非分之性欲。像邪教、恐怖分子、塔利班毁佛事件，甚至于南京大屠杀，这些恶和钱有什么关系呢？还是对方四辩想告诉我们，由于这些恶都没有钱涉及在内，所以他们就突然间不是恶呢？那我突然间恍然大悟，原来日本人他们篡改教课书是有根据的，那个不叫恶，因为没有钱涉及在内。就是说，我们今天把这三个部分没有和钱有关系的恶都撇开不谈，我们只看有涉及钱的恶好不好呢？有涉及钱怎么样呢？代表钱是万恶之源吗？正如刚才说的，贪钱，钱是恶，还是贪是恶？……”
纵观全文，没有什么华丽的词章。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词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口就能说出来的。但恰恰是这些朴实无华的语句串成的总结陈词用其严谨的逻辑力量震撼了观众。先说钱之善的一面，而后用一个“姑且”转到恶的一面；先说与钱无关的恶，又用一个“姑且”转到与钱有关的恶，最后把这一点化归“贪”而非“钱”。如此抽丝剥笋一般条分缕析，观众也就完全为反方的思维说服了。
当然，如果能让立论与技巧结合，那么观众不仅仅能感受到理论与逻辑的力量，更可以得到美的享受。这样的辩词堪称秀外慧中。可以欣赏一下99年决赛“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的辩词。
“我方认为美是情感的想象活动所引起的精神愉悦，它需要感受于存在而会于心灵，如果美是客观存在，像这张桌子一样的话，那么我们根本就不用‘感’，也不用‘会’，只要‘看’就可以了，这样倒也方便。只不过我们看到的将会是千篇一律的美，因为美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只要大家的视力差不多，对美的认识就应该是相同的呀！这样一来，就有一些问题不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交流，对于音乐、绘画、美术、包括辩论的感受？为什么人们对于一些问题总是不能达到一种共同的默契呢？这样一来对方就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蒙娜丽莎的微笑，让我们猜测了几个世纪？为什么宋元的山水画至今我们说不尽，道不完？为什么大家对一块奇石的看法会截然相反？为什么那么多的艺术流派会百花齐放？这么多的‘为什么’，对方同学怎么解释？其实哲学家休谟早就解释过了，他说：美从来就不是物质的客观属性，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暗暗呼应。从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到柳宗元的‘夫物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都在说明着这个道理。如果对方同学还不相信的话，那我可以告诉诸位：实验心理学的学者们早就用科学研究的方法证明了，任何线条啊、颜色啊，本身并不具备美的标准，而人类为什么会对这些线条颜色的组合产生感情，觉得它美呢？那是因为我们对它倾注了很多的情感与想象，加上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才构成了我们这个斑斓的美的世界。所以我们才能够见到国旗、国花，觉得它们是最美的；所以我们过三峡时，看到的不是山，而是等待夫婿归来的女子；所以我们见到黄河就能够感受到母亲般的情怀。说到这儿，我感觉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我们可以感受、想象、去听、去看，人类在客观世界就已经受到了太多的约束，如果我们美的这种自由的体现，还要被对方用客观的标准来束缚住的话，那我只能说我感觉到非常的悲哀。”（一辩陈词）
毕竟辩的就是“美”的问题，所以这篇辩词也可称得上美轮美奂。反方的逻辑架构是：如果美是客观存在，那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个事物有人说美有人说丑，我们无法判断谁对谁错；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美，我们也无法判断谁对谁错。其潜台词是：对于客观存在的不同认识，一定有对有错。这个简单的逻辑架构在反方丰富的语言艺术表现中显得丰满而富有韵味，大量的反问、设问、排比紧紧抓住了观众的思维，让观众在美的世界里感受思想的魅力。这场比赛中同样的一幕在每四位辩手那里都有上演：
“如果美和美的感受不是统一起来的话，那么这个感受反映这个客观存在的时候，就必然有真假对错之分，可是我们谈了这么多美的角度、美的欣赏，您能告诉我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吗？和对方辩友清谈主观客观，不如我真的拿出一个具体的客观实例来。请问对方辩友，（举着一枝玫瑰花）您告诉我，在大家的眼中，这是不是同一枝花，但在大家的心中是不是有不同的美的评价？伤心的人会说‘感时花溅泪’；高兴的人会说‘花儿对我笑’；憔悴的人会说‘人比黄花瘦’；而欣喜的人会说‘人面桃花相映红’。有人说花是有情的，所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有人说花很无情，‘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原因是什么？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客观上‘花自飘零水自流’，使我们的主观‘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自由人第二次发言）如此华美的诗篇把不同的人对同样的花产生的不同看法描写得精美绝伦，而一句点睛之笔“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对方同学为什么说那朵花是美的呢？是因为就算他自己没有直观的感受，也有人去感受了，把这种感受传达给了他，这就好像有人买了一个东西作为礼物送给了对方辩友，难道因为他没有掏自己的腰包，就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上买东西可以不花钱的吗？假如这样，真是要误人子弟了呀！对于我的第三个问题，那对方同学告诉我们，说这个美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大家应该掌握一个统一的标准，真的是这样吗？刘德华说，他的梦中情人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而我的梦中情人却是一头乌黑亮丽的短发，这怎么统一得起来呢？假如要统一的客观的话，到底是刘德华错了，还是我错呢？假如没有我们俩都没错的话，那肯定就对方辩友说的那个标准是客观的错了；假如一定要统一起来，是不是我们的梦中情人都应该半边脑袋是长头发，半边脑袋是短头发呢？”（攻辩小结）
因为接受了别人的礼物就说买东西不花钱当然不可思议，接受了别人主观感受的成果就把他人的主观感受说成客观存在当然也是无稽之谈。前一句反驳了对方“没有经过自己主观感受到的美在他人那里客观存在着”这一进攻点，后一句立即回应自己的立论：如果美是客观存在，那么对其不同的判断就一定有对有错。但情人头发长短何者更美这实在是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一定要把个人心中的标准统一起来恐怕得到的不是绝代佳人而是四不像了。
“我们认为，审美的标准和结果，会因为人们的客观生活经历和他的文化背景而不同，我们看到很多人喜欢维纳斯的雕像，维纳斯的雕像风靡西方世界，但我们中国的老婆婆却一定要给她缝上坎肩儿才能心安理得。楚王好细腰，唐皇爱丰满，那么在情人眼中，无论如何对方都如西施一般沉鱼落雁。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其实是源于人们的主观想象和内心情感，是人们借助于客观事物来表达人情冷暖。”（总结陈词）
不但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会形成对美丑的不同评价，同一文化体系中的不同人也会对“何者更美”有不同的回答。这些无人可以判断谁对谁错——一句“情人眼里出西施”便给出了美的根源所在。
立论为体，技巧为用，以立论为骨架支撑起技巧的血肉，以技巧更好地说明立论让人心领神会，让观众在美的享受中品味所要表达的立论。如此辩论不愧为经典之作。
与凸显逻辑中轴下的语言之美相比，直接凸显逻辑理论的结构之美也可以起到经典的效果。2001国辩半决赛“以成败论英雄是否可取”一场反方二辩陈词就是个中精品。
“其实，以成败论英雄最大的不可取之处就是它根本论不出英雄来。我可以有三个方面来证明这一点。
第一，从成功的方面看，如果成功了就是英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上驸马爷的陈世美不可不谓是个英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难道不是一个穷秀才梦寐以求的成功吧？二战初期的希特勒也不可不谓是个英雄，创建第三帝国，铁骑横扫欧洲。他不是成功地在一天内就占领了丹麦，40天内打败了法国吗？而至于南宋时的秦桧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世英雄，他是成功地当上了宰相、成功地除掉了岳飞、更是成功地出卖了国家。但是我想请问对方同学，你们真的认为这些人都是英雄吗？
第二，从失败的方面看，如果失败了就不是英雄，我们又可以得出结论。荆轲不再是英雄，因为他舍身入秦的两大目标——刺杀赢政和逼秦议和均以失败而告终。布鲁诺也不再是英雄，因为他既未能说服当时的人们相信日心说，也未能逃脱宗教裁判所的追捕。至于我国国父中山先生，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更算不上个英雄了——二次革命失败、护国运动失败、护法运动还是失败。总理遗嘱不是也告诉大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吗？但是我还是要请问对方同学，他们真的不是英雄吗？
第三，把成败综合起来看，‘成’与‘败’作为相对概念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竞争之中。竞争一方的成就意味着另一方的败。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任何竞争的结果都是一方英雄，一方狗熊。那么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战争，金戈铁马十年鏖战，难道希腊联军主将阿卡琉斯是英雄，失败的特洛伊主将赫克托尔就不是英雄吗？那么楚汉相争逐鹿中原，难道开创了大汉王朝的刘邦是英雄，乌江自刎的西楚霸王就不是英雄吗？那么魏、蜀、吴三国鼎立豪杰辈出，难道仅仅因为最后三家归晋，就只有司马氏才是真英雄？那后人又何来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叹呢？
可见，按照对方同学的观点以成败论英雄，其结果只能是假英雄大行其道，真英雄纷纷落马。分明是英雄相惜、棋逢对手，偏也要分出个成王败寇。这样的评价标准可取不可取，在座各位自有公论。谢谢！”
这就是典型的把思维认识结构化的例子。辩词中说到的三点并没有多少创新，但如此形成结构，从三个方面来论证观点就远比一般人随便想想时一盘散沙的思路要高明得多了。这种结构化思维论证本身对观众而言就是重要的创新——人人一听就觉得很有道理，可惜自己就是说不出来。听此一辩，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更清晰了。这样的辩论，观众当然就不会吝惜掌声和喝彩了。
对抗中的技巧运用
对于欣赏一场辩论赛来说，对抗往往是最让人觉得精彩的。可是对抗中的语言表演等技巧运用也是最容易让人误解和误用的。事实上对辩过程中，好的技巧也同样是以说明道理为目的。那种只能让观众感受语言上的精彩，却不能从中更好地体悟道理的技巧正是让观众在场上对辩手鼓掌，场下却冷嘲热讽的原因。好的技巧应该使观众在感受语言精妙的同时对其背后的道理产生会心的微笑。其实如果静下心来看看十年大专辩论赛中的经典辩词，凡是让人赞不绝口的其实都是这种好的技巧。只不过这些技巧的欣赏须要去思考其内在含义，有些辩手正是欣赏时少了这一步，所以学着去做时把好经也给念歪了。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些这样的精彩片段吧。
93年国辩初赛“温饱是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严嘉：“……那么裴多斐的《自由与爱情》诗大概就得改成‘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温饱故，二者皆可抛’了。”
裴多斐的原诗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一修改的精妙之处在于：道德是判断是非好坏善恶的价值标准，而追求爱情、追求自由恰恰是符合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原诗三个词的顺序是“生命-爱情-自由”，而温饱最多是与生存相关（而且这一点还不是必要条件的关系，反方已经在其他地方反驳了），修改后只是调换了三者价值排序，把原先最低的放到了最高位置。如此一来与原诗宣扬的价值观彻底相悖。这样的内涵观众也许并不能当场领会，但价值观的矛盾在潜意识里已经形成——这恰恰是反方希望说明的道理。同样的一幕出现在半决赛“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
严嘉：“我们不能仅仅让医学来参与！在非洲很多地方，艾滋病已经导致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还要让医学这个‘孤舟蓑笠翁’来‘独钓寒江雪’吗？”
这段话借柳宗元诗的原意先说明了艾滋病的危害，尔后用比喻意把单独依靠医学的窘境刻画得惟妙惟肖。使观众非常好地理解了反方基于辩题把医学问题与社会问题割裂开来而提出不能单独依靠医学这一论点。
顺便可以说一句，这两段话大概是开了大专辩论赛修改诗词歌赋炮制“幽默炸弹”的先河。但遗憾的是，有些模仿者并未能理解其以语言幽默让观众更好地领会深层次道理这个核心，以至于在后来的辩论赛中各种中了“面目全非脚”的诗词或歌词不断出现，但只得其形未得其神，空落得个因辞害意的结果。像下面两句就是如此：
“……第二，对于泡沫、泡沫经济界定不清。4月14日华尔街哀鸿遍野，这是股市下的泡沫而不是泡沫下的股市呀！难道我们看到黄河壶口瀑布的泡沫就要喊‘泡沫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吗？”（2000全辩“网络经济是不是泡沫经济”反方总结陈词）
“信息产业仅在1999年，世界上就用了300万吨的剧毒物质来提炼硅制造芯片。对方辩友不要只看到无边钞票滚滚来，看不见它一江毒水向东流”。（2001国辩“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不可以并行”自由辩）
第一句套用古诗已经和自身要说明的问题完全没有联系。而第二句也是完全起不到让观众“更好”地理解所要表达意思的作用。这样的句子放在94年前后观众出于新鲜感还觉得有趣，但在观众已经对这种技巧习以为常的时候，这种说法的“效果”也就连“笑果”都剩不下了。
当然，对诗词妙用得非常贴切而又在意料之外的精品近几年也并非没有，2000年全辩“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利弊孰大”时武汉大学二辩袁丁就有妙笔生花之作：
赵晓鹏：“……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去接受国外的高等教育，即利用国外的高等教育资源，是不是国际化的应有之意？”
袁丁：“我们要兼收并蓄，要吸收国外的文化，首先要有自己的文化本根，要有独立的自我。而高中毕业生缺乏的正是这两点。也许在大学生看来是‘万紫千红总是春’，可是在高中毕业生看来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了。”
这两句诗原来谁也不挨着谁，但放在这里却精当地说明了“拥有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未必就是好事，要根据主体的特点而定”这一反方的分论点。难得的是两句诗完全取自原意而未加任何修改，这实在就比只取原词之躯壳，内容却已完全变味的用法高明得多了。
其实要引起精彩，未必一定要有精妙的语言。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大学做得要好得多。他们的语言固然没有国内一些队伍华丽，但即使是说事例，也能因为运用得当而使观众叹服。对此95年国辩决赛“知易行难知难行易”中反方辅仁大学四辩林正疆就做出了非常出色的说明：
“在座各位，谁不知道圆形是什么形状？然而现在给你一支笔，你能够用手画出正圆形吗？这就是标准的‘知易行难’啊！即使给你的是圆规，也会因为颜料的深浅、线条的粗细不同而画不出科学上的正圆形。这难道不是‘知易行难’的最佳写照吗？”
画个圆形本是生活中谁都见过的小事，而林正疆恰恰是用这个人所共知的小事说明了己方的观点。如此信手拈来，可称已达“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的境界了。越是生活化的例子越能在现场中起到效果——只要运用得当。西交在99年国辩半决赛“发展知识经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何者更重要”中也有两个很好的例子：
樊登：“对方总是说如果没有什么什么会怎么怎么样。如果没有士兵，如果没有将军，仗都没法打，可是士兵和将军谁更重要？谁有警卫员，谁没有啊？”
郭宇宽：“其实对方说的是谁停住然后再来比。我们都知道长颈鹿的脖子在长，它的脑袋没有长。可是脖子再长也高不过它的脑袋，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将军与士兵的类比恰当地说明了反方的意图：将军起得是统帅的作用、将军可以解决更关键的问题，而社会科学正是如此。长颈鹿的反驳更是精妙：正方的立论核心是边际分析法，强调社会科学停下来，知识经济最多发展的慢一点；但自然科学停下来，知识经济将无法发展。而这个例子则是指出：虽然长颈鹿脑袋没有长，但由于它是最关键的部位，所以即使脖子再怎么长，也永远不可能让脖子的地位凌驾于脑袋之上——正如不能让自然科学的地位凌驾于社会科学之上一样。
有的时候，精彩的效果未必要借用他物来类比，仅仅是表述的不同也可以引发很好的效果。比如93年国辩“温饱是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一场，反方三辩陈词中就有一段这样的好词：
“日本可以算是富甲天下了吧？但是政坛丑闻却不绝于耳。竹下登被贿赂蹬下了台，宇野宗佑被美色诱下了水，而金丸信呢，终究未能取信于民。”
当时正值日本政界丑闻震动世界，反方巧妙地利用谐音串起三位日本要员的名字和他们的尴尬，正是语言艺术的体现。而01年国辩半决赛“以成败论英雄是否可取”中一处机巧更是妙手天成：
反方二辩：“……夸父的问题对方同学不回答，岳飞的问题对方同学又不回答。文天祥起兵以来，一败于兴国，二败于安平，三败于海丰，连自杀都没有成功。为什么他还是个英雄呢？”
整段话没有什么设计，但一个排比之后，最后一句“连自杀都没有成功”顿时激起了观众心中强烈的反差：失败到自杀都没有办法成功的人竟然也是大英雄！这种反差便让观众在大笑中更多地认同了反方。
在对抗中尤其要注意避免纯技巧，这种技巧不但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反而可以遭到对手的强反——难以反驳的是道理，技巧中包含的道理越多就越难反，道理越少，反起来也就越容易。
01国辩决赛，“金钱是不是万恶之源”中就有这样一段：
正方四辩：“对方三辩刚才谈‘贪’。请问‘贪’字怎么写？上面一个‘今’，下面一个‘贝’。‘贝’是什么意思？还是钱。……”
这就是一个纯技巧。就算运用也是可一不可再的。但是自由辩中正方却又用了一次：
正方二辩：“我方已经说了，连‘贪’字下面都有一个‘贝’字，那不是对钱的贪欲吗？……”
反方四辩：“有一个‘贝’字就是为了钱，那我们今天辩论员的‘员’字下面也有一个贝字，你是说我们大家都是贪钱的人罗？”
随着辩手水平的提高，对纯技巧的破解能力已经越来越强。那些以前用过的技巧更是难以再有生存空间。97国辩决赛中正方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正方二辩：“……如果对方把狡辩、诡辩都叫辩，那么请问，海马难道也是马，蜗牛也是牛，青春痘也是豆吗？……”
相似的类比95国辩中南大就曾经用来反驳“恶法不是法”。两年之后再次被用出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反方二辩：“……对方告诉我们，狡辩不算是辩。但是请问对方辩友，复制羊不是羊，试管婴儿就不是儿了吗？……”
此后反方进一步解释狡辩与辩的共通之处，也自然进一步给正方造成了打击。
对于要在对抗中使用技巧的辩手来说应该记住的是：纯粹的技巧只能牵动观众的面部肌肉，只有技巧背后的道理才能使他们发出会心的大笑。纯粹的技巧让观众在赛后对辩手和辩论赛嗤之以鼻，只有技巧背后说明的道理才能让他们从心底产生共鸣和折服。刚性技巧与柔性技巧
十年大专辩论赛中有很多技巧，但更多的是刚性——最多也只能算中性——而非柔性。但柔性技巧如果善加运用，效果其实要好得多——虽然想运用得当也难得多。刚性的技巧有逻辑力量的气势之美，而阴柔的技巧以前给人的感觉却是只会用感情感染人，逻辑力量较差。其实不然，在柔性技巧方面做得最出色的辩手当推台湾世新大学四辩黄执中。可以欣赏一下他在第二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半决赛时的正方四辩总结陈词：
大家好！一个道理很简单：一件事情啊，你把它看得越严重，你就越害怕它的失败。你把一件事情看得越严重，你就越恐惧它的失败。它的失败对于你承担的压力就越大，你的计算就越多，于是就胆胆战战，这是很正常的。今天的这场比赛为什么对方会认为创业是这么这么不适合大学生做的一件事呢？为什么大学生创业是如此的弊大于利的一件事情呢？因为对方辩友把“创业”看得非常非常的严重。认为创业是一种人生极大的一个抉择，人生极大的一个投入。这种东西，是跟那个求学的另外一个目标是全然抵触的。或者是它若有可能抵触，绝对是两相不能得兼的，或者一定是得不偿失的。他把它看得太重了。哎，各位啊。我们今天我们去考大学没考上，对于那个学生而言他觉得天要塌下来了，在人生的历程而言你觉得这算什么？你二十岁的时候失恋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毁灭了，你五十岁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什么？人生历练嘛，历练嘛。如果我在二十岁谈恋爱先想会不会成功，她会不会妨碍我的学习；她是不是值得我的专注；这个人以后是不是值得讨来做老婆；万一她红杏出墙了我怎么办……现在先不要请她去吃饭，万一她移情别恋那我岂不是帮别人养老婆……我算这么多，人生过得有意思吗？我们今天只是讨论一个简单的行为：一个大学生，他想要去创业，他不想放弃学业的同时他又想去创业。他“认为”他已经准备充足了，他认为他有自信——当然这个“自信”可能只是一个年轻的“自信”；他认为的“充足”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充足”。可是为什么要浇他冷水呢？五十岁的人干嘛熄灭二十岁的人的火焰呢？等到他五十岁的时候再去回忆他二十岁的莽撞，这不是一种人生吗？而且谁又知道这真的是“莽撞”还是一种深思熟虑呢？谁又知道这是“得”还是“失”呢？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他二十岁的青春或者二十岁的梦想呢？难道成败可以决定一切吗？我们认为，讨论这个题目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大学生他认为他想去创业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评价他的行为。我们不知道他是成，也不知道他是败；我们不知道他准备得多，也不知道他准备得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到他想去创业这个行为。现在好了，摊在各位的面前了——我们要去肯定他，还是否定他；我们要去鼓励他，还是打击他。我们要给他什么样的评价？！
对方辩友说：可是这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人的时间不会是充足的。谁的时间不是这样呢？在座的各位，每一个人检视你自己的身份，谁不具有两个以上的身份呢？我们是别人的儿女；我们可能是别人的父母；我们既是学生，也有可能是别人的老师……我们哪一个人不具备多重的身份，哪一个人不具备多重的要求呢？而我们难道没有人能够把他做得好吗？难道我顾了这个就做不好那个吗？一个人做了孝顺的儿子就不能做一个尽责的丈夫吗？显然不是吧？人生选择很多的，人生的配置很多的。有了选项，人生才更丰富这不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了吗？我们今天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要辩论什么？逐条逐项地辩论大学生企业的成与败吗？没有意思嘛。因为失败的人永远比成功的人多太多了。可是失败的人不会什么都没有的：老年的回忆、年轻的梦想都是他手上握着，他是失不掉的。学习的经历、挫折的感慨也是丢不掉的。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么功利的角度来衡量一切呢？我们今天大家来辩论这场辩论比赛谁也没包含必胜的把握，而且我相信其实这十二队当中大多数的队伍都不是以赢得这场比赛或者赢得某一场比赛来对于来这边的好或坏来做判断的。
过程就是收获。谢谢大家。
这篇陈词一扫惯常所见之四辩陈词的慷慨激昂，以一种饱经沧桑的语调娓娓道来——这正好也和黄执中这位28岁的辩手相配。一句“哎，各位啊”没有了辩论或者演讲的味道，一时间让人忘了这是辩手陈词而感觉像是与一个老朋友促膝长谈，听着他用每个人都熟悉的事情来阐述观点和道理。那种感觉，如同一股清泉涤荡着浮躁，让观众自然地回归平和，仿佛手捧一杯香茗，不知不觉中就完全沉浸在了他的思绪中，跟着他去体会他所要阐述的道理。
使黄执中做到这一点的正是柔性的技巧。比如他的“今天我们去考大学没考上，对于那个学生而言他觉得天要塌下来了，在人生的历程而言你觉得这算什么？你二十岁的时候失恋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毁灭了，你五十岁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什么？人生历练嘛，历练嘛。”对比加上凝练的总结，配合着那略带沧桑感的声音，把道理深深地印在了观众心中。同样的，他用谈恋爱不可过于计较，否则要担心替别人养老婆来说明“凡事不必算得太清”，这正是用年轻人最感兴趣的话题来说明了一个经历风霜的人体会和总结出的人生哲理。从“要先去救自己的母亲，而不是猪，哪怕是最后一头猪”（初赛总结陈词）的激昂到“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决赛总结陈词）的无奈。黄执中的陈词最为难得之处就在于他充分调动了语势、体态、口吻、句式等等一切组成了与观众心灵之声的频率产生共振的柔性技巧，让观众不仅仅是用耳朵，更是用心灵去体会了他想要传达给观众的信息——这才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他陈词后很少有观众还能记住对方四辩说了些什么的原因。因为一个只把话说到了你我的耳朵里，而另一个说到了你我的心里。不管是以理服人还是以情感人甚至以势压人，把信息送到观众的耳朵里，那只是平常的技巧。能把信息送到观众心里，那才是上乘的技巧！
“辩论无技巧。”（西交辩论队一辩樊登）辩论讲得是道理，道理本身并不需要技巧才能成立。但辩论赛是要向观众阐明道理，所以又要用技巧。技巧与理论的这层关系也决定了技巧的运用只能是为说理服务，而不可能为技巧而技巧。如果不是为了更好地说明道理，没有使用技巧的理由。如果直接说理效果更好，那宁可不用技巧。更严格地说，从这个局部来看此时用技巧应该是错的——那叫画蛇添足。如果使用那也只能是为了在整体上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假如是为了调动观众兴奋点而使用技巧，那么尽量少用——佐餐小菜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当主食的。
传播学和营销学也从实际效果的角度进行了一些研究，但目前尚无定论。以“幽默”这种常用技巧来说，有些人认为幽默性的信息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以及会造成对主办人更多的喜爱和信念。其他人则坚持幽默会降低对意思表达的理解。迄今为止尚未证明幽默性信息必然比直率性的相同信息更有效。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辩论时要注意的一点“如无必要，勿增技巧。”
用技巧如何更好地说明理论，这是个很广泛的话题。受篇幅所限，这里的列举难免挂一漏万。只希望辩手以后再欣赏辩论赛或辩词的时候，能不仅仅感受技巧之美，更能从中体会是否更好地说明了要说明的道理。并进而在自己参加比赛的时候能做到更多地使用好的技巧。既让观众在愉悦中享受思考问题、探索真理的乐趣，也让自己不要留下一个“耍嘴皮子”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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