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惠勒与美国核武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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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们聊了于敏与我国氢弹研制的故事，今天我们再来说说美国的。不过，今天我们并不打算介绍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也不打算介绍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而是要介绍一位对原子弹、氢弹研制都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就是约翰-惠勒。

1911年7月9日，惠勒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惠勒的父母都是图书管理员，这让全家都多了一份不常见的书卷气：惠勒的二弟、三弟都是博士。惠勒本人更是才华出众，不到22岁就成为了物理学博士，随后师从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再之后，他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直到退休。

惠勒的一生丰富多彩，故事层出不穷。也许我们还不能称他为最顶级的物理学家，不能和玻尔、费曼、狄拉克等人相提并论，但说他是1.5线的超一流物理学家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学术方面，惠勒专注于核物理、恒星演化机制等领域，大名留在了“布雷特-惠勒过程”、“惠勒-德维特方程”、“哈里森-惠勒”方程之中。在教学方面，惠勒更是堪称桃李满天下，多年来，他亲自执教大一、大二的物理课程，而且先后指导了46位博士生。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诺贝尔奖获得者、大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另外，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对引力波探测做出巨大贡献的基普-索恩，也是惠勒的学生。在科学传播方面，惠勒发明了“中子减速剂”、“量子泡沫”、“虫洞”、“单电子宇宙”等名词，现在这些名词已经成为了专业术语。而至于最有名的“黑洞”一词，严格来说，虽然不是惠勒首创，但也是由他在讲座中使用后，才迅速普及开来的。

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惠勒虽然谈不上大神级别的人物，但说是半人半神，也无可厚非。我们暂且撇开这些不谈，以后有机会再说，现在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那就是惠勒与美国核武器研制的往事。

1939年，玻尔来到美国开会，有人问他：铀在裂变的时候，为什么会同时放出高能量的快中子和低能量的慢中子？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却难住了玻尔等一众物理学家。在和惠勒交谈后，玻尔突然意识到，慢中子可能来自于铀235，而快中子则应该来自于铀238。由于最常见的铀同位素是铀238，所以快中子要比慢中子多得多。就此，他们俩合写了两篇论文，头一篇正发表于1939年9月1日。

这一天是极不寻常的一天，当天，纳粹德国对波兰实施了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全面爆发。

当时的美国奉行中立政策，所以，身处象牙塔中的玻尔与惠勒，仍在孜孜探求裂变的基本问题：裂变是怎么产生的？其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痴迷，是他们完全忘却了，或者说根本不愿意去想核裂变显而易见的应用，那就是制造威力空前的炸弹。同时，在奥本海默那边，这哥们也没这样去想，当时他研究的是中子星和黑洞，这些宇宙中的玩意儿和核武器就相距更远了。

但是，虚假的和平与宁静，很快就被现实打破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迅速从中立走向战争，普林斯顿大学也不再是一个世外桃源了。

很快，惠勒就收到并同意了“曼哈顿工程”的邀约。一个多月后，惠勒来到了位于芝加哥的曼哈顿工程冶金实验室，开始设计核反应堆。后来，它又被调到了位于华盛顿州哥伦比亚河畔的汉福德，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主持设计和制造了世界上首个用来生产钚的反应堆。几年后，这个反应堆的产品被填进了一颗炸弹中，然后扔到了日本海滨城市长崎的上空。

1945年，广岛和长崎的两声巨响，在美国核物理学界引发了难以言表的震动。链式反应只是一个科学现象，但众多的优秀学者却利用它制成了炸弹，而且还真的杀掉了这么多人，这个事实让很多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物理学家的内心深处，充满了痛苦和迷茫。比如奥本海默就认为：如果原子弹进入了交战各国或那些准备交战国家的军火库里，那么人类诅咒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这个名字的一天，迟早将会到来。

这种矛盾和悔恨的心理，在很多物理学家身上都有体现。但是，惠勒不一样，他并不这样想。

事实上，惠勒当初同意加入曼哈顿工程，态度是十分坚定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爱国，其中还有一个别人想不到的原因，那就是他的二弟约瑟夫。此时，约瑟夫已经应征入伍了。前面我们说了，约瑟夫也是一个博士。虽然他研究的不是物理学，但以他的智力自然了解他大哥所从事的工作。他知道惠勒曾与玻尔一起研究核物理，也知道原子在裂变时能够释放出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这个能量足以摧毁一座城市，当然用来结束战争也是足够的。所以在1944年夏末，已经被派往意大利前线厮杀的约瑟夫给惠勒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两个单词：Hurry

收到明信片后，惠勒自然是竭尽全力地加快工作进度，他认为，前景很光明，差不多明年夏天，原子弹就可以造出来了。果不其然，1945年7月，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爆炸成功。惠勒心想：希望还不是太晚。但他不知道的是，约瑟夫早已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山坡上阵亡了。

美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得知噩耗后，惠勒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说了下面这番话：回过头看，我非常伤心。为什么我会首先以物理学家，然后才以公民的角度来看待核裂变呢？为什么我没有先以公民，再以物理学家的角度看待它呢？简单查记录就知道，约2000万-2500万人在二战中死亡，并且大多数是在后几年死的。战争每缩短一个月，就可能多拯救50万-100万人的生命。我弟弟约瑟夫也可能会活下来，他是1944年10月在意大利战役中死去的。假如二战转折的那一天不是1945年8月6日，而是1943年8月6日，那该有多大的不同啊。

不论怎样，人死不能复生，好在原子弹的横空出世，推动了二战结束的进程。本以为世间就此太平了，没想到冷战接踵而至了。

1949年9月，一架美军气象飞机在例行巡航时，在日本附近的高空中收集到了大量的放射性尘埃。进一步的分析无可争议地表明，苏联已经炸响了他们自己的原子弹。

这个晴天霹雳，让美国朝野上下震惊地几乎跳了起来。很快，原子弹掩蔽部在各地开工抢建，学校组织学生们进行防原演习，而由于“原子弹间谍案”牵扯到了苏联，由参议员麦卡锡掀起的反共浪潮更是在政府、军队、媒体和学界中猖獗一时。所谓的共产主义者被大肆清除，就连奥本海默最后都被剥夺了安全许可，失去了政府的信任。

此时，在曼哈顿工程中表现出色，曾经首创内爆构型设计的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走到了美国核舞台的中央，他请求当局尽快启动氢弹的研发工作。实际上，在曼哈顿工程期间，他就执着于所谓的超级聚变炸弹的设计，只是无人附和而已。但此时已是斗转星移，情况大不相同了。如果能开发出氢弹，理论上，氢弹的威力上限是无穷大，那么苏联的原子弹威胁也就不算什么了。

在当时，很多物理学家只想尽快恢复因战争而中断的科学研究，而不愿意再去搞什么威力更大的武器。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惠勒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泰勒。他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苏联人也知道氢弹，他们肯定也要造，美国不搞就会落后，就会遭到对方的核讹诈。当时美国人还不知道，此时苏联的氢弹工程确实已经开始了。

1950年，杜鲁门总统批准研制氢弹。氢弹工程下设两个理论计算组，一个在洛斯阿拉莫斯，一个在普林斯顿。惠勒被指定为普林斯顿理论计算组组长。惠勒将研究人员分为两组，也就是马特霍恩B组和S组。他亲自带领B组，负责研制核武器。而S组则由物理学家莱曼-斯皮策带领，研究“仿星器”。所谓的“仿星器”，就是一个受控的核聚变装置，这是因为，氢弹的原理和恒星内部的运行机制是一样的，所以“仿星器”由此得名。这个S组，后来就发展成了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

夜以继日的几个月连轴转之后，惠勒小组提出了完整的氢弹设计方案。惠勒回忆说：我们做了大量的计算，用上了纽约、费城和华盛顿的计算机。甚至是全美国的大部分计算机我们都用上了。

惠勒等人的努力成果，最后凝结成了一份厚厚的报告，代号PMB-31。这份报告，至少在其之后的10年中，都是氢弹设计的圣经。

1952年11月1日，代号“常春藤迈克”的美国首枚氢弹在西太平洋小岛上爆炸，其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800倍。利用恒星机制来制造武器，这个人类的终极梦想或终极梦魇，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历史上第一次，人类不必再开发更大威力的全新武器了，因为可以无限叠加破坏力的终极武器已经出现了。

我知道，有人可能又要抬杠了，就像于敏那一期一样，留言说“反物质武器呢”，拜托，反物质话题两年前就已经说过了，自己找吧。

此后，惠勒回到了恒星物理研究领域，他钻研学术，教书育人，推广科学，一切都好像回到了战前时光。唯一不同的是，约瑟夫永远不会回来了。这当然不是惠勒的错，但却让他终生无法释怀。

在核武器问题上，有人说它是噩梦，也有人说它是和平的保证。对此，我们也难以评价，只能说，在科学与炸弹之间，黑与白、是与非，可能永远不是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