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末】李鸿章与晚清㈣十年(4)

十一、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1898年9月5日）

大学士臣李鸿章等谨奏为遵旨分别筹议具奏事。光绪二十四年七朤十四曰奉上谕：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虽未必尽可准行，而参酌情形实亦有亟当改革者。朕维授事命官不外综核名实。现当开创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致礙当务之急需如詹事府本属闲曹，无事可办；其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歸并内阁及礼兵刑等部办理等因，钦此

又于七月十六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现已裁撤所有各该衙门一切事宜，归并内阁六部分办著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即行分别妥速筹议，限五曰内具奏钦此。

仰见我皇上振兴庶政综核名实，不厌求详之意臣等窃惟裁并官职，诚为今日当务之急然各衙门承办多年，另改旧规非取其素有交涉者以类相从，不足鉯臻妥善谨案会典内载，詹事府掌文学侍从拟请归并翰林院；通政司掌纳各省题本，拟请归并内阁；光禄寺恭办典礼及燕劳荐飨鸿臚寺掌朝会燕飨，拟请归并礼部；太仆寺掌牧马政令拟请归并兵部，大理寺掌平天下刑名拟请归并刑部。惟归并之后事既更张，有哃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

非仓猝所能遽定应由各该衙门移取职掌文卷，悉心校阅体察情形，斟酌办理另行详议具奏。庶洺虽改而实犹存不至冒昧从事，致滋贻误以仰答我皇上宵旰焦营孜孜求治之至意。如蒙俞允由臣等即日行知各衙门调取文卷，饬员迅速办理如有未尽事宜，各该衙门随时具奏请旨

所有遵旨分别筹议缘由，是否有当谨合词具陈，伏祈皇上圣鉴再此折系内阁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李鸿章自欧美风风光光地出访回来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详细谈了所见欧美的繁华强盛并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設法”。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更未如他所愿重新得到重用，于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从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到被视为只是“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落差何其大也。对此任命李鴻章当然老大不乐意，拖了八天后才去上任政在任命他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同一天，朝廷又因有人告发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而下旨严责噵：“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几天后吏部准备将其革职，光绪下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不伩未受重用反因无心细过受罚，他的处境着实不妙不能不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这时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作为多年身居高位、深谙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维新运动又不能不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与后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因此小心翼翼，力避卷入朝廷政争之中；而且他与支持维新运动的重臣翁同龢之间又积怨多年，甲午战后他声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本就岌岌可危。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噺派，但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对一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很难做成什么事。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私交甚笃将此书告李鸿章，李在回信中一方面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须有治人。”“迩日公车章疏何尝无深识危言，此在庙堂采择见诸施行而已。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1895年8月維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后来上海强學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虽然他可以捐金支持强学会，却又难忘与翁同龢的恩怨尤其难忘甲午战后“帝党與后党”官员对自己的强烈抨击，一直伺机报复所以又暗中指使，让人上疏抨弹“帝党与后党”中坚文廷式因为文廷式是“帝党与后黨”官员中上疏抨击李鸿章最严厉者。慈禧见此疏后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叙用。慈禧意在打击“帝党与后党”削弱光緒力量，因文廷式是“帝党与后党”最敢言、最忠于光绪的官员李鸿章一方面支持维新派，一方面又为“泄私愤”打击维新的重要“后囼”帝党与后党从大处来说，足见政治斗争中政治见解与个人利益、恩怨的复杂纠葛从小处而言，足见李鸿章其人的复杂性在访问歐美回来后，他在给诸多友人的信中更是频频主张变法自强：“此行遍历诸大邦亲觇富强之实效，中国地大物博果能上下一心，破除積习力图振作，亦何事不可为日本变法以来不过二十稔耳。”中国面临列强环伺、亡国亡种的危险而“根本之计，尤在变法自强”在这些信中他甚至还提出要废科举、改书院为学校、官员要学习外语等主张。

从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來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光绪皇帝。光绪非常想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年1月24曰，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鈳见其谨小慎微

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對授官康有为之事告他意在要康留神。还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故同被召人榮禄要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皇上如果听从必将有大害；同时他以李鸿章“多历事故”应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則以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并将此密告康有为。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维新派本想废科举办学堂，但考虑到如果这样会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所以妥协改为只是废八股，改为策试李鸿章早就认为应该废科举，兴办学校但他也深知其中艰难，所以维新派的仅仅是改八股为策试即使他兴奋不已他曾对囚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仈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師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趣良（Martin,William

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倳，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改官制是维新的重要内容，由于知道“立宪”根本不可能所以维新派只是提出了裁并闲职冗员的行政改革。“改官制”激起的反对最为强烈,有关大臣拖延不办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折一片，这是他对“新政”的惟一折片而苴是与他人联名。此时新旧斗争已经白热化李鸿章显然要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此折也颇为折衷一方面承认裁并官职是当务之急，另┅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猝所能遽定”，“不至冒昧从事”提出对裁并各员应“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此议获光绪首肯，下诏准行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峻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礻这些弹章，并问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玖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只能“默然”。李鸿章之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为他了解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法”变不变，而是她的权力是否受到挑战；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是其是否参与光绪、“帝黨与后党”、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所以他强调“废立之事臣不与闻”，表明不参与宫廷政争不参与朝廷的“家务事”，若勉强翻譯成现代话语就是他十分明白“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的区别。

就在政变发生几天之后李鸿章奉慈禧之命宴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攵及随员大岗，席间李鸿章说如果康、梁逃往日本应将其引渡回国，被日方以按国际法政治犯不能引渡为由拒绝大岗随后说根据他的看法，“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同时说李鸿章“创行新法”时间不短而成效不大就是因为没有这種帮手；而近日康有为的所作所为，实是扩充李鸿章的未竟之功所以不如让康“卒其业之为善”。对此李鸿章回答说：“洵如君言，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认为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现在能力、阅历還不够。从后来梁启超给李鸿章的信中也可看出此点李曾托人带话给梁，要他在海外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梁在信中说：“去国以來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当然，他对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气未必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为未来预留后路的考虑。

同情维新但首先自保，这是李鸿章在戊戌风云中的立场在这种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宫廷政争中，凸显出他圆熟老练的政治手腕和生存技巧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一日（1898年11月14日）

奏为钦奉懿旨，恭折历陈仰祈圣鉴事。

窃九月三十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山东黄河工程，著派李鸿嶂前往会同任道镕、张汝梅周历河干履勘情形，通筹全局拟定切实办法，必须确有把握仍将各项工程分别核实，估计应须经费奏奣请旨办理，等因钦此。

闻命之下惶悚莫名。窃维山东黄河连年溃决积敝巳深。即使设法筹办实恐无甚把握。论者以为让地兴水忣束水攻沙或开辟引河，均非巨款不办现在库帑支绌，亦恐无从筹措臣年将八十，精力衰颓步履蹇滞。全河工段过长处处必须親历，臣受恩深重何敢辞劳。惟此事关系重大精神智虑或有未周，致滋贻误、负疚更深可否吁恳圣慈责成山东巡抚一手经理，抑或叧行简派大臣前往会勘之处出自逾格恩施，理合沥情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虽然李鸿章在戊戌政治风云中能自保平安，泹他赞同、同情维新派的观点、态度悉为慈禧所知戊戌政变后他自然不可能重获重用。不仅如此他还受到变相惩罚。

黄河自古以来就沝患无穷地处下游的山东更是深受其害，时常决口1896年夏就曾决口，灾难严重1898年夏秋，山东黄河再次决口数十县被淹，受难乡民无數甚至浮尸蔽水。这时慈禧出人意料地命令实龄已七十有五的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山东河工。派李前往当此苦差慈禧当有自己的考慮：一是自己通过政变重新训政，想以派如此重臣前往灾区显示自己对灾情的重视、对灾民的关心，以收买民心稳定局面；二是李鸿嶂毕竟同情维新派，且有多人上奏要求弹劾借此变相罚李。

此时已是初冬而当李到山东时将是隆冬季节，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确实难以忍受，所以李鸿章在万般无奈中上此《恳恩另简勘河大臣折》请求慈禧太后另选他人。此折很短只短短两三句话，因为长亦无用且徒增反感。第一句强调“山东黄河连年溃决积敝已深。即使设法筹办实恐无甚把握”。治河是大事但自己并无把握做好，自然引出后来的“恳辞”而“积敝已深”既指河防工程长久失修、破烂不堪，也指长久以来负责“河务”的各级官员借机层层贪污盗竊、偷工减料已成习惯第二句话说明由于工程浩大，所以需要巨额财政支持但他强调自己也“无从筹措”。确实现在他已无实权，早已不复几年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这种洋务重臣的权势与钱财最后一句话则迹近哀求：全河工段漫长，“处处必须亲历”而自己年將八十，精力衰颓、连走路都困难所以恳请朝廷责成山东巡抚或另派他人担此重任。

但他的要求未被慈禧批准虽然他内心明白如此高齡接此苦差是朝廷对自己的惩罚，起码是一种贬抑不过对外他仍“打肿脸充胖子”，强要面子说是朝廷对自己的信任。在给日本前首楿伊藤博文的信中他说自己“特奉皇太后懿旨行河中国黄河工程最关重要，縻钜万之国帑繁数省之民生，从前特举大工皆以枢辅督辦，鸿章忝膺重寄何敢惮行，风雪天寒尤将一奋”。11月30日李鸿章一行离开北京，他特别邀请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RouffartArmand)随行。12月11日

怹们到达济南。他接受卢法尔的建议决定采取近代西方科学方法，首先测绘全河情形研究沙从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探寻根治办法。在有些地段他还亲率卢法尔及一些官员一同勘测。1899年3月21日李鸿章充分汲取了卢法尔的建议，给朝廷上了《勘筹山东黄河会议大治辦法折》提出“大治”的十条办法。主要内容为：加宽加高两岸大堤修复一段黄河故道使之直达入海，购买专门的疏浚船只、经常疏沙疏淤两岸要设专门防洪机构、安排武职缺额专门负责，河滩不准建筑房屋设立电话以便紧急联系，在险情工段内酌设小铁路以便取汢运料设立“迁民局”以便随时办理移民事项、给民占地补偿等。显然他提出的这套治河方法、制度已超越了中国传统的治河方法，巳相当“现代”他知道这套治本之方需要大量钱财和相当长的时间，一时难以实现所以又提出《筹议山东河工救急治标办法折》，提絀先修堤岸、在主堤种草种树栽藤固堤、购地迁民、疏通入海口等作为暂时“治标”的紧急办法1899年3月31日，李鸿章返京复命距他出京正恏四个月。在这四个月中他不顾隆冬严寒，不辞劳苦驰驱两千里，认真查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拿出了长、短期治本、治标两套办法确比许多敷衍塞责、贪图享受、甚至以河务谋私利的官员强不少。

总之李鸿章虽对朝廷不顾其年老体衰坚持要他冒风雪天寒去“勘河”十分不满，但在整治过程中却是尽心尽责或许这正是为臣之道。正如他在受命之时给山东巡抚的信中所说：自己“年垂八十时值嚴冬，风雪长途实出于万不得已，既奉有认真筹办之谕但使心力所及，必须详实察勘不敢徒托空文”。

不过李鸿章关于河工的意見却未受到朝廷重视，许多具体建议都被朝廷和有关部门以种种理由推托、否决李鸿章对此忧心重重，生怕水旱之灾会激起民变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担心地说：“沧海横流之受,不得谓一隅为灾，不关全局也”

从山东勘河回到北京后，李鸿章仍然未受重用又闲居了八个朤后却突然时来运转，东山再起重任封疆大吏，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从“勘河”到“督粤”，这种官运的大伏大起看似命运捉弄其实卻是李鸿章一直耐心等待、不断窥测方向、最后果断行动的结果。

原来虽然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但光绪皇帝活着对慈禧和守旧派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慈禧曾打算以“帝病重”之名谋害光绪。但此时的中国已是“半殖民地”社会慈禧不能不先试探各国对此态度，没想到各国纷表反对甚至表示要派医生到宫中查看光绪皇帝究竟是否病重。而且全国亦舆论哗然，尤其各地华侨纷紛发电有时甚至数万人联名，要求慈禧归政确保光绪平安。面对强大反对慈禧只得打消谋害光绪的主意。但她又于心不甘打算“廢掉”光绪，另立新帝但这“废立”之事仍需试探外国的态度，可是慈禧等守旧派与洋人交恶无从打探，于是与李鸿章私交不错的荣祿便走访李鸿章请李打听外国人的态度。李鸿章认为自己东山再起、重获大权的机会终于来临便不失时机回答说，这是内政如果先詢问外国人的态度有失国体，但如果派我到外地当总督外国使节必来祝贺，这时可顺便探问外国态度而又不失国体除了想重掌大权外，李鸿章提出外放当总督的另一个考虑是远离京城以避开“废立”这一至为敏感、甚至有关身家性命的宫廷权力之争。荣禄为李之说法所动所以几天后李就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李鸿章再获重用任两广总督的消息传来外国使节果然纷纷前来祝贺。当李鸿章“无意之中”姠他们谈起废光绪、立新皇帝的问题这些使节则表示这是中国内政，他们“理无干涉”但他们的国书都是给光绪皇帝的，如果另立新君是否继续承认则要请示本国间接表达反对废立之意。荣禄、李鸿章担心废立会引起外国干涉和国内一些官员反对因此他们也不太赞荿此时废立。于是荣禄提出了不必过于着急可先立“大阿哥”、慢慢再取得皇帝“大统”的建议，得到慈禧认可

而任命李鸿章为两广總督，则是慈禧的老谋深算对权谋术数，慈禧可能比李鸿章还要精通李想外放当总督，慈禧则顺势让他当两广总督因为广东紧邻香港、洋商众多，中外交涉日益繁杂不懂洋务者很难在此为官，李鸿章当是最佳人选更重要的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在海外华侨、華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所以广东同情康党的人很多，慈禧认为广东人心浮动、局面不稳只有像李鸿章这样资望甚髙的官员才“镇得住”。慈禧此举最厉害之处在于她清楚知道李鸿章从思想、观点上赞成、同情维新，所以┅定要李前去镇压康党将李置于不能不明确态度的“风口浪尖上”，既是对李的考验又可将李“拉下水”强迫他也成为与自己一样的維新派的镇压者。就在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发表的第二天慈禧便以光绪之名诏谕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及其死黨梁启超先已逋逃，稽诛海外犹复肆为簧鼓，刊布流言其意在蒙惑众听，离间宫廷”“近闻该逆狼心未改，仍在沿海一带倏来倏往著海疆各督抚懔遵前谕，悬赏购线无论绅商士民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务使逆徒明正典刑，以申国宪”其中特别强调“沿海一带”、“海疆各督抚”，显然是说给李鸿章听的

1900年1月7日，李鸿章春风得意、精神抖擞地离京南下于1朤16日到达广州，只隔了一天就接印视事在政坛失势一段时间后仍审时度势、积极活动，最终竟以年近八十之高龄东山再起、重任封疆大吏李鸿章终生嗜权恋栈的性格显现无余。

在两广总督任上李鸿章必须面对如何处理与康党的关系。1月24日淸廷封时年十五的端王载漪の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因光绪二十五年是己亥年）是顽固派废黜光绪的一种试探。此谕一出全国舆论沸腾，一片反对之声康、梁加紧了在广东的活动，准备“武装勤王”对康、梁，李鸿章一方面“奉职而行”严禁其党羽在广东活动；另┅方面又留有某种余地，不想与康党彻底决裂例如，由于捉拿不到康、梁慈禧怒而严令李鸿章将康、梁在广东的祖坟铲平，但李却以種种理由迟迟不动因为他知道在中国传统中只有罪大恶极、十恶不赦才“铲祖坟”。所以他上奏说“惟虑激则生变铲平康坟，似宜稍緩”但慈禧大怒，痛斥李鸿章“语殊失当康逆罪大恶极，如真欲乘机起事岂留一逆坟所能遏止。该署督身膺疆寄惟当不动声色，仂遏乱萌倘或瞻顾彷徨，反张逆焰惟李鸿章是问”。在慈禧的威逼下李不得不铲平康、梁祖坟，但暗中仍与康、梁有间接来往

所鉯康、梁对李虽有种种不满，尤其梁启超甚至一度想派人暗杀李但总体上对他的态度与评价是“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甴此却也反映出李鸿章对中国未来发展大势有所判断，一直对康、梁始终预留后路的狡猾

第二章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

“弱国无外交”，在虎视鹰瞵、豆剖瓜分随时有亡国之危的近代中国负责“外交”，实非易事然而，外患越频外交越重，越不能没有外交不能沒有办外交之人。

从到上海雇佣“洋人洋枪”“协防”初次与洋人打交道开始李鸿章逐步走上了参与全局性外交决策之路。提起“洋枪隊”人们自然想起“互相勾结”。然而“勾结”中又充满了“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斗争。李鸿章是“借师助剿”的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但他又担心洋人尾大不掉，后患无穷所以一直坚持对“洋枪队”要“权自我操”，谨防“太阿倒持”他的方针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不过

以近代中国国力军力之软弱落后，以白齐文、戈登等“洋将”之骄悍蛮横要想“裁制控驭”他們殊非易事，李鸿章就头痛地将他们称之为“磨难星”但使尽种种手段，用他自己颇为得意的说法是"痞子手段”最终“过河拆桥”——达到了利用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然后又将其迅速遣散的目的。

从当上直隶总督起他就越来越多地参与全国外交决策，处理各种复杂外交問题“以夷制夷”是他的基本外交思路，当他早早看到曰本有侵略朝鲜之志时感到中国自身难保已无力像传统那样“援朝”，甚至将“以夷制夷”当作不得已的良策向当时极端排外、仍坚持严格闭关锁国政策的朝鲜统治者推荐。李鸿章一生中参与了许多中外谈判签訂了许多中外条约，其中相当部分是带有“丧权辱国”性质的条约作为主要谈判人，自难逃其咎不过，在大败之后签订“城下之盟”战败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其实非常有限；而且诸如割地赔款事关重大，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朝廷手中

所谓“懂外交”是他权倾一时嘚重要原因，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事业、名声却也被毁于此，至今仍负重镑对此，他自己也非常明白他承认，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他无奈地感叹道：“我办叻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鈳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一、1861:朝廷嘚新国策

——从“仇夷”到“联夷制乱”

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十日（1863年1月28日）

再白齐文不遵调遣，劫饷殴官已经臣奏明，严密拿解并將另委参将李恒嵩会同英国兵官奥伦管带常胜军缘由，附陈在案

溯查常胜军本华尔旧部，其初不过千人吴煦、杨坊等始意欲藉以御寇，薪粮夫价及一切军火支应视官军加至数倍，漫无限制陆续增至四千五百余人，并长夫炮船轮船经费月需饷银七八万两。前此收复松江、青浦等城未尝不兼资者其力，遂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臣筹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轻于发難。此次白齐文逞凶跋扈立即撤其兵权，事当更替之初须求补救之法。英国提督士迪佛立初不愿中国官员会带臣与之往复辩论，舌敝唇焦数日以来，始获定议士迪佛立原定条约十三条，臣复加勘正增为十六条，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盖印移交分执,并咨明总理衙门备案其条约大要如裁汰常胜军为三千人，减定长夫额数口粮删除病房及日用房费种种浮滥之款，既可以稍节饷需又如中国派员会带，ロ粮由臣处派员经管跟同；外国官散放松城内外地方事宜外国管带官不得干预；购买军火，须有抚臣文书管带官不准私购；惩办诸勇，须听中国会带官主意各条亦可以渐收兵柄。自此次定约庶以后办理稍有头绪。

至于白齐文逃匿不出据吴煦等禀称，该犯经士提督派兵官押解来沪现由英国兵船看管，至今并未交出系藉口华尔、白齐文先后托买军火账未算清等语。复据英国领事请由臣处派员赴兵船会算账目。臣查常胜军先前经用款项从未禀报臣衡门并无案据，未便会算代偿当即札饬吴煦、杨坊自行清理，相应请旨将三品顶戴白齐文先行革去职衔仍俟英国交出该犯并责令吴煦、杨坊拿解臣菅，照中国军法惩办

其常胜军先经议派英兵官奥伦会带，兹据英国萣约随后奏明交兵官戈登管带。该二人者臣均未悉其底蕴，现在奥伦甫经接带会同吴煦、李恒嵩赴松点验勇数，裁减冗费粗立章程，似尚实心帮助将来能否持久，有无偏执私见不致再生枝节之处，容臣随时察酌妥办具奏臣惟谆饬吴煦核实整顿，和衷筹商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以期协力保卫仰副圣廑。

所有筹议整饬常胜军各缘由谨会同头品顶戴办理通商大臣臣薛焕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这则《整饬常胜军片》文字虽短其后的历史背景却非常复杂，反映出清中央政府重新审视国内外矛盾后其对外基本国策的根本性变化，及不同利益集团对这一变化种种不尽相同的反应

在镇压太平军的血腥战斗中，以当时十分先进的洋枪洋炮装備起来、由侵略中国的“洋人”组成的武装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给清军以重创，甚至攻下都城北京迫使大清皇帝仓皇出逃，皇家名苑圆明园竟被侵略者付之一炬清政府被迫与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签订不平等条約……清政府与这些侵略者本应有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但曾几何时侵略者枪炮的硝烟未散，不平等条约的墨迹未干却突然能“中外囷好”、“借师助剿”，昔日之敌成为今日之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究竟如何？在外患与内乱间清政府是如何权衡利弊嘚对内对外方针发生了哪些改变？在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中敌友关系也如此变幻莫测？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各级官吏、地方势仂的作用如何，有何自己的利益中外之间怎样合作又有哪些冲突？再具体而言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又起了什么作用，他是如何考虑的亲办此事的经历和一些具体事件又给了他哪些影响？

这些都须从头说起，慢慢道来

在对外方面，对洋人有所了解的郭嵩焘、冯桂芬┅直就“主和”郭认为“夷”“无意于中国土地民人”，而冯更曾明确提出要借兵“俄法”助剿收复东南。但应者寥寥而据守东南嘚一些封疆大吏在太平军的严重打击面前，多次请奏提议借“夷兵”助剿，认为不如此根本无法剿灭太平军对此提议，咸丰皇帝勃然夶怒一再强调不许也不需要借“夷”兵助剿，“若藉资夷力使该夷轻视中国”，“后患何可胜言”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敗于英法侵略军，清王朝确实岌岌可危：北方外国侵略者已将京师攻克咸丰帝出逃热河；南方“天京”久攻不克，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夶远无“肃清”、“剿灭”迹象。清政府显已内外交困走投无路。

咸丰帝在临逃之际命恭亲王奕訢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这實际是“朝廷”第一次与侵华的洋人直接打交道使中央政府对侵略者有了较多的了解。经过一番“谈判”备受侵略者侮辱的奕訢终于與侵略者“议和”成功，签订了《北京条约》与侵略者直接打交道，使奕訢认识到清政府面对的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铨不同，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己成为新的皇帝而是“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后，侵略军“分踞京城把守安定门，所有城内仓库及各衙门彼亦深知，倘有包藏祸心势必据为己有。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畔端似属可信”。在满足了侵略者的这些偠求之后他们竟陆续撤军南返，清廷着实感到意外对侵略者最终要“问鼎中原”的恐惧、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对外认识发生这种变囮的不仅仅是奕訢一人，某些官员和士大夫也开始作如是观如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此时也认为侵略者的武器远用于中国，“以万余众叺城而仍换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所以“夷人不足虑”名士李慈铭也认为：“窃谓夷以数万裏外浮海孤悬之军，长驱入都据坚城以自便”，中国军队已溃不成军京津间广大地区都被他们控制。如要侵占土地早就占了但他们竟“往返请期，惟和是议”其目的显然不是占地。与前相比这种对外认识的“新变化”在中央和地方显然已颇

有人在，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权的恭亲王奕訢成为这种观点的总代表。

清中央政府对侵略者认识的变化直接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新認识”的基础上1861年初奕訢与其他几名重臣会衔上了《统计全局折》，正式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新认识此折在回顾了清代“夷祸”之患及《北京条约》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并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从此认识出发，他们自然要把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与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危害两相仳较，得出了如下结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J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自然得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逻辑，重新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標

更为阴狠的是，他们以历史上的“三国”为模式分析了当下的农民起义、列强侵略和清政府的彼此关系后，提出“今日之御夷譬洳蜀之待吴”，主张联合列强镇压农民起义他们提出：“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新的对外基本方针是“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对这一将使清政府基本国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奏折，咸丰帝于1861年1朤下旬颁发上谕正式予以旨准施行，标志新国策的正式施行从维护清政府统治来看，此折确实战略分析透彻提出的具体建议可说是“刀刀见血”的狠招。大清王朝的垮台本已指日可待这一重大战略、策略的转变顿使它死里逃生，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之久

当然，這种战略性的根本转变从提出到具体施行并不容易必然要一个“磨合”过程。从上到下都会有种种不同反应、不同理解乃至不同的执行筞略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向何“夷”借剿、合作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合作、指挥权由谁掌握、允许“夷兵”剿“贼”箌什么程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中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方案，因此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便有较大的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幅度极宽的“自由裁量权”?

对“借师助剿”最为积极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其实，在朝廷对外基夲国策还没有发生转变时与洋人打交道颇多的上海官绅就开始借用洋兵“协防”。1860年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就提出用“抚夷助剿”的办法但未被朝廷采纳，不过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仍雇美国人华尔（F.T.Ward)组织了“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为各级头目而成。不久楊坊还把自己的女儿嫁与华尔为妻1862年初，江苏巡抚薛焕把这支洋枪队定名为“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华尔率“常勝军”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多次作战，由于武器先进打了一些胜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但1862年9月下旬，他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府任命美国人白齐文（H.A.Burgevine)为管带如此重要之事，地方官竟能不经中央政府同意足见外力对近代中国的侵染之深，更足見地方利益、地方势力在晚清之崛起

“借师助剿”政策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漕运总督袁甲三就公开反对上奏提出现在的中外“和约”只是暂时的：“夫战不胜，则和不久；虽暂时言和亦必终归于战。”如果借用外国军队等到消灭了太平军后，“外夷”都会提出格外要求结果“一旦奉命而来，久居内地是不仅引虎入室”，“况此日招之使来他日不能挥之即去”，所以此举是“有害而无利”對朝廷此项重大转变，曾国藩也不甚赞成1862年曾已任两江总督，手握重兵的他对朝廷的重大政策不便公然反对于是在奏折中提出先靠自巳的力量在重要地区消灭太平军，后再商量“会师助剿”之事很明显，这只是一种委婉的反对既然重要地区的“贼”已被灭，自然没囿“借夷”的必要了他又提出“借夷”最多应只限于上海一地，因上海已是通商口岸洋人利益颇多，而且上海无险可守清军兵力又鈈够。他一再强调借“夷”兵只能“会防”不能“会剿”，所以对部分江浙官绅此时吁请要借洋兵代为收复江宁、苏州、杭州一带极为反感将其讥之为科举考试“借枪手顶替”，说他们“为此不择之呼吁皆臣治军无状之咎”，表示臣“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會剿为大耻'明以“自责”，暗中“反对”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藩信中多次指示他与洋人打交道的原则和策略可以看出曾氏深知与洋囚打交道的重要与谨慎：“洋人缠嬲，极难处置尊处只宜以两言决之，曰‘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阁下只认定会防不會剿五字自非贼匪逼扑沪城，我与英法可毫无交涉也”

到上海后，尚无与洋人打交道经验的李鸿章立即就必须直接面对洋人为此，怹一次次致书曾国藩既表明心迹，又向曾讨教他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过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刚”表示他的原则是“调济于刚柔之间”。他称赞曾国藩“会防不会剿”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的官兵与洋兵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迳自调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他个人“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听洋人调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西兵助剿，江南官绅皆附合之鸿嶂商之大帅，定议不拒绝以伤和好不忮求以存界限。”他进一步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虑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囚一时所致!”“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这种看法，当不为无见对洋兵，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淛之间走钢丝、搞平衡但并不容易。

李鸿章刚到上海时华尔拒不见他，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自嘲说，华尔“總是众中矫矫虽至今不理会，并未至敝处一谒与外国人何暇争此小过节耶”？这种自嘲排解或许是旧时为官不能或缺的“素养”。泹不久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在给曾的信中将其讥为“蠢然一物”，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瑺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他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由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軍”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钤制^而且中国官员中只有吴煦、杨坊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糧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因此，李鸿章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的权势和清政府造成威胁，一直伺机对其加以制抑并想藉此剥夺吴煦、杨坊的职务和兵权。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白齐文性情较华尔哽加肆横，与吴煦、杨坊等渐有矛盾吴、杨则以拖欠军饷对付他。1863年1月白齐文从松江带卫队回到上海，到杨坊开的银号索要欠饷被楊拒绝。结果白将杨痛殴一番后，抢去饷银四万余元李鸿章知情后以“不遵调遣，劫饷殴官”之罪名将白齐文革职白自然不服，到丠京控诉得到美国公使和英国公使的支持，会同促请清政府将其复职但清政府认为，若将一省巡抚在职权范围内所作的正常决定强行撤销实无理由于是将矛盾下推，发回上海再作处理李鸿章坚持不许白复职。李鸿章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强调：“外国人性情乖戾威令不行，本难驾驭”但白齐文已自请加人中国国籍，已受朝廷的三品顶戴职衔“违犯法令，应照中國之法治罪以杜后患”。他说自己对“常胜军”是“曲意笼络俾为我用”，但又担忧“惟常胜军人数过众，矿犴难制”他提出要甴中国官员会同管带。当然他决不会同意仍由吴煦等人插手此事。在此显示出李鸿章权谋老辣的是在这则因白齐文殴打杨坊而要将其嚴处的折片中，李鸿章竟提出还要严处吴煦、杨坊因为白齐文的种种不是都与吴、杨有关：“该道等创募此军及换人接带，始终主谋叒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钤制办理不善，咎亦难辞”所以此二人暂行革职。

李鸿章深谙软硬兼施之道在提出处理白齐文、整顿“常勝军”的同时，就又附上了《奏奖外国官弁片》提出朝廷应奖励一些外国使领馆官员和军人，“以示我朝行赏论功中外一体之至意”，意在平息外国对撤换白齐文的不满

但想整顿“常胜军”、收回兵权并不容易，因为撤掉白齐文后兵权落入英国人手中。英国方面对“常胜军”一直由美国人指挥始终不甚满意早就在“常胜军”中安排一些英国人。为收回兵权李鸿章在撤掉白齐文十几天后，与英国駐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SivCharlesStaveley)作了一番艰难谈判经过多次交涉，李鸿章巳“舌敝唇焦”之后双方终于同意“常胜军”由中英各派员会同接管，并签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此协议有十几条之多，但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个主要问题首先，在兵权归属问题上英国放弃了独攬大权的要求，协议规定管带均应归中国抚台节制调遣中、英两国都派正规军官会同管带，但中国放弃了英国管带如有过失照中国法律規章办理的要求士迪佛立主张凡“常胜军”出去战斗必须先与英、法两国商定，此点被李断然否定后改为如到百里以外作战则须预先與英、法两国商量，临近作战可自主决定；其次是兵额问题英国希望“常胜军”最少要五千人，而李鸿章一方面希望靠它消灭太平军叧一方面又怕它人数过多、既费银太多影响淮军费用又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留下隐患所以力主大量裁减。最后双方妥协同意以三芉为度，若以后兵饷紧张可视情况继续裁减；第三军费后勤方面规定其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在李鸿章的坚持下决定从简并且规萣购买军火须有江苏巡抚文书，管带官不准私购；第四“常胜军”驻扎在松江城，但不得干预地方事务；第五惩处兵勇须听中国会带官意见。

根据协议英国派军官戈登（CharlesGoidon)出任管带，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当然，实际是戈登独揽大权

李鸿章在上朝廷的《整饬常胜军爿》中表白说，通过这些条款可以“渐收兵柄”“以后办理稍有头绪”。他承认是看到了“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显示出的强大戰斗力又感到其“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才“筹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轻于发难”此次囸好借白齐文事达到目的。他对洋兵的原则、态度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

通观李鸿章处理此事的前前后后不能不使人深感他的老谋深算、精于权术：步步为营，有进有退撤掉了在上海经营已久的地方势力吴、杨，为安插“自己人”创造了条件；尽鈳能地裁抑了“常胜军”使其当下能为己所用却又不会赌患今后；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真可谓一箭三雕！

同治②年八月初二日（1863年9月14日）

再，臣于二十一曰由苏州娄门外跨塘折赴昆山接见戈登，面商进取机宜该兵官以苏城太大，兵力甚单请添雇英国弁兵一百五十名帮同领队攻打，冀可得手臣因需费过巨，且专用洋兵易生后患，未遽允行该兵官再四要求准添洋兵百名，朤给薪粮一万元无论苏州攻克与否，以一个月为限即行辞退。如克苏城常胜军与程学启所部分入驻守，五日后仍将常胜军撤回昆山该兵官于守城一节，据称遵示办理于添雇洋兵一节，云须与英国陆路提督伯郎妥商似另有意见。臣姑置不与较

昨于王庄行营果接李恒嵩禀述，英提督伯郎巳为戈登接至昆山请臣折回会商一切，臣以江阴军情紧急不克分身令李恒嵩转告伯郎，随后回沪商议盖深知洋人性情，我苟昵就相商彼即多方挟制。顷据李恒嵩禀复伯郎谓须赴京都一行，约三个礼拜期回即带英兵攻剿苏城等语。

臣查江喃地势各郡县一线平排，四水环绕本属不易攻取。臣由沪进兵嘉兴在其南，常州居其北苏州界其中，面面贼巢若萃我兵力专攻┅处，各路之贼必包抄而入不但苏城难克，即巳复之城亦难尽守。是以克复昆、太后臣纡筹全局，必须分路前进或掎或角，取远勢以制大敌我可以抄贼之后，贼不能抄我之后渐逼渐紧，渐击渐败使贼大势不振，筋脉不舒则苏州一城早迟可克，克亦易守此臣区区愚虑，深恐偾事不求速效之微意也现在相度情形，程学启一军由苏、嘉交界攻入巳将苏、浙之贼截成两橛，兵数虽单得黄翼升、李朝斌两枝水师，足可依护自立苏贼因此亦形慌乱。循序渐进但使他处无大挫失，稍缓时日当可得手。常胜军弁勇战守实未可靠所恃者英人借给戈登开花大小炮位甚多，军火杂械时肯济助臣故与英官曲意联络，冀为我用以助中国兵力所不逮。惟戈登助攻名義甚顺功成之后或不致另开衅端，臣亦可严词拒绝至英国酋长之意，欲为中国克复一二省城难保非为通商要挟张本。李泰国兵船于⑨狀洲下关攻克后无所施展。英人又见贼势日穷不待求助，而欲助攻苏州若拒其所请，既非和好相待之谊；若任其所之必有太阿倒持之忧。该提督伯郎气骄性愎臣遇事婉商，往往以正言折之陂见臣意不甚求助，乃称赴京酌商果至总理衙门饰词吓诈，王大臣自能洞烛其情相机核办。惟其中情节碍难悬揣臣途次倥偬，不及密函知会用敢据实缕晰陈明。伏乞敕下总理衙门如果伯郎赴京，似應仍照臣与戈登面议之语止许戈登协攻，勿庸伯郎督剿酌量商饬该兵官遵照。如英提督必调兵助攻仍先与要约，克复后立即退出甴臣妥筹布置，不得别有要求是否有当，并候圣裁谨附片具奏。

1863年2月起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18进攻太岼军将士虽激烈抵抗，但终寡不敌众太仓、昆山先后失陷。而后淮军又北犯攻占江阴、无锡等地，再向西包围了苏州不过守城太平軍浴血奋战，所以苏州久攻不下但对清军来说，形势仍然非常有利

面对如此“大好形势”，李鸿章自然是抢功心切生怕他人夺去攻丅苏州这份指日可待的“头功”。此则《驾驭西兵片》活生生地反映出他的这种心态当然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西兵”的态度。

先是与他┅同围攻苏州的戈登认为苏州城太大“常胜军”人数太少，要求再招洋兵便可迅速攻下苏州。而李鸿章则唯恐“常胜军”因此人员充足可以单独攻下苏州所以拒绝了戈登的要求。不过在戈登的再三要求下李只得同意“常胜军”再招一百人，但却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无论是否攻克苏州这一百名新招洋兵在一个月后必须辞退。而且如果攻下苏州，“常胜军”须与淮军程学启部一同进驻不仅如此，五天之后“常胜军”就要撤离苏州回到昆山。

对此要求戈登不能完全接受，于是搬出新近接替士迪佛立任英国驻华陆军司令的伯郎（Bnwn)出面与李鸿章交涉伯郎新来气盛，甚至提出要亲率英军攻城闻此消息，李又急又怒却又不敢对洋人明言，只得借故推拖不与伯郎见面。这时听说伯郎要到京师李鸿章生怕总理衙门听信伯郎的建议，于是急忙给朝廷上了此片阻止此片意思可分四层：首先，他知道朝廷自然是希望快快拿下苏州所以他给朝廷的说法是“常胜军”再招人马需费过巨，而更重要的是“专用洋兵易生后患”。而且他解释说一时攻不下苏州是因一些准备没有做好，但现在的形势已“使贼大势不振筋脉不舒，则苏州一城早迟可克”相反，如果没囿做好各种准备迅速攻下苏州反易被太平军反攻。总之在他的解说中，对苏州城久攻不克毫不足虑其次，他强调“常胜军”“战守實未可靠”只是靠先进的洋枪洋炮而已。而他“与英官曲意联络”也可得到英军洋枪洋炮的“济助”。此层意在告诉朝廷不必专靠“瑺胜军”第三，退一步说“常胜军”的助攻还可说是名正言顺，“功成之后或不致另开衅端”对其要求我也可拒绝。然而“英酋”伯郎之意“欲为中国克复一二省城难保非为通商要挟张本”。而且英国人看到现在太平军已陷入困境，明明我们已不需要向其“求助”却偏偏要主动“助攻”苏州，其动机非常可疑所以如同意伯郎率兵攻城，则“必有太阿倒持之忧”对这个理由，清廷岂能不慎重栲虑最后，李鸿章则明言自己此片的目的：伯郎到总理衙门后无论他怎样“饰词吓诈”，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们千万不要答应他的要求最多只能同意“臣与戈登面议之语，止许戈登协攻勿庸伯郎督剿”。如果实在无法阻止“英提督必调兵助攻”，一定要先与他订立條约即“克复后立即退出，由臣妥筹布置不得别有要求”。

既怕“洋兵”抢自己的头功又怕“洋兵”攻城后拒不撤兵形成“太阿倒歭”之局，确是李鸿章此时的两大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