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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政府首脑为何爱带本国企业家到中国“串门”(图)
日12:14 　
　　八月二十七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会，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并共同会见记者。 中新社发
　　德国总理默克尔夫人再赴中国访问。如果不出意料，她的访华团里会有不少企业界人士，包括一些大公司的经理人和一大群中小企业主。
　　商会邀请，企业自愿报名，自费跟团——政府首脑带着企业家到中国串门，无非是想借政府的招牌替本国企业拉上几张大订单，这几乎形成了德国总理访华的惯例。
　　这些年来，上行下效，渐成风气，连州长们访华，也都爱照葫芦画瓢地带上一团生意人，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大多数西方的首脑都很清楚，要做大买卖，还是跟手握决策权的中国政府打交道比较方便、可靠。
　　同样，他们也清楚，因为长期的计划经济的缘故，中国商界信任本国政府，以至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只要看见是政府的代表团，就会对团员中的商人放心。带上企业随行，等于是以政府的名义，为企业提供一个信用方面的背书。
　　在一些不言自明的共识上，默克尔夫人与她的前任施罗德先生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所不同的，大概是阴柔之身却要显一些阳刚手段。
　　施罗德先生一门心思搞经济，曾被嘲笑为“Deutsche AG”(德意志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无论出访他国，还是参加国际会议，都更像个“旅游者”，为此，没少被人讥刺。
　　在野的默克尔夫人上台后，似乎铁了心要重塑德国形象。与反战的施罗德不同，默克尔虽然是东德人，却因为家庭出身、党派的宗教特性和文化的原因，与美国似乎走得更近一些。
　　女总理的国际外交战略简单而清晰，这便是以文化价值观为纽带，紧密团结欧洲各国，并确立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就其中国策略而言，观其言论，用以直接对付中国的“三板斧”是：环保、知识产权、人权——当然，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借助“双赢”或“合作”的表述。
　　默克尔夫人曾被许多人贴上形形色色的标签，诸如“科尔的小姑娘”，“权力的女物理学家”等等。公正地说，前任施罗德虽然得罪了美国人，以至一直没能取得继任者默克尔这样的国际声望，但确实也为后者创造了捭阖的空间。
　　失业率下降，经济在增长，信奉数字的德国人服了。接着，欧盟轮值主席干得有声有色，半年的任期，默克尔一如既往地坐在权力的直升机上，以火箭般的速度，奠定了其世界政坛女强人的形象。
　　欧盟轮值主席的接力棒已经给了南欧的小兄弟葡萄牙。从现在到年底，还有四个月的时间，此后，默克尔将从G8主席的位置上走下来。在这段时间内，这位德国乃至欧洲以及G8集团的“一姐”还会拿什么数字来显示自己的能力呢？
　　以环保为例，六月份在东德的海涅根达姆召开的G8会议，因为布什和普京之间的相互较劲儿，转移了会议的焦点，默克尔只能失望地获得了布什的虚应故事的承诺，而会议的大靶子中国，却乐得借美国这块大牌子勉强躲过“一劫”。
　　习惯了征服的默克尔夫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她的本来目的，是CO2减排的量化指标——当然，不是人均的量化，而是百分比的减少。
　　此番访华，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有一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大勇。
　　“虎子”是什么？无非是国家利益。
　　前度丞相今又来，还有一个重大的任务，是修复过于强硬的形象，以争取十三亿人的大市场的好感。要做到这点，默克尔可能会选择在“人权”这个筹码上，做出不那么咄咄逼人的姿态，但完全的让步是不可能的。
　　或许，默克尔夫人认为，自己要先硬起来，才能更有效地让中国领会其后做出的部分退让。
　　至于环保和知识产权，则是默克尔夫人手上的一张不太招人反感的道德与经济的王牌。很显然，量化和细化的承诺，是此行的目的——如果实在不行，那么，底线便是争取几笔大订单。
　　订单可能涵盖的领域，看看随行的企业代表便知，以知名企业为例，有巴斯夫化工、德国证交所、德国邮政、德国工业协会、蒂森克虏伯、戴姆勒-克莱斯勒等等。(梁雨霞)
　　（来源：上海证券报）
　　(稿源：新华网)
　　(编辑：胡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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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中国共击落多少外国入侵飞机
自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受到高度关注，就不乏有心者提及中国曾数百次警告入侵领空的美国飞机，及1954年为击落英国客机道歉等事，语间颇有深意。其实重温历史便知，空中安全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中国军队击落入侵领空的外国飞机并不鲜见所谓领空安全，当然不可能靠“第200次严重警告”“提出最强烈抗议”“第469次严重警告”，即能实现。纵观1949年后中国军队在防空方面的努力，击落入侵飞机的频率并不低。建国初期，中国防空力量薄弱，对入侵领空的美军飞机无可奈何建国伊始，中国军队防空力量非常薄弱，可升空作战飞机仅113架，其中还包括运输机、通讯机和教练机等，就作战能力而言，这些飞机仅够将就保卫北京。防空高炮部队也少得可怜，无法对入侵飞机造成威胁。不要说威慑美军飞机，就连对付已经退往台湾的国军飞机，也常常力不从心。仅以朝战爆发前后为例，美机在东北可谓如入无人之境，从日到12月31日，短短三个月时间里，美机即侵入中国东北领空达328次以上，侵入飞机总数达1406架以上。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至1953年7月底，三年时间里，美军机先后侵犯我东北领空达7139批，31816架次，搞侦察外，兼有扫射、袭炸等侵略方式。不唯东北如此，东南沿海领空，美军也同样随意进出，如日，美军机20多架次侵入福州、莆田、厦门等地区侦察骚扰；4月13日，美机30多架再次侵入福州、厦门等地上空盘旋侦察。此一时期，中方虽不断提出抗议或警告，但防空无威慑力量，喊破嗓子也无人在意。后因中方发表抗议次数过多且无多大作用，以至于毛泽东本人都感觉到厌烦，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说：“东北及上海、山东沿海（渔民发现的）均继续发现美机或美舰侵袭，置之不理是不妥的，若每次抗议则不胜其烦，似宜每隔十天或半月汇集多案抗议一次，请酌办。”其后，毛泽东不得不向苏联求助，请其派出空军到上海和东北等地帮着中方保护领空安全。1952年开始，源源不断的苏援武器让中国初步具备了打击入侵美军飞机的能力因新中国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及朝战爆发，苏联开始大力援助中国，其中即包括为中国提供大量防空装备，如1950年10月负责华东空防的苏联部队奉调回国，其所装备的119架飞机作价移交中国；负责东北地区防空的苏联别洛夫师也将138架飞机移交中国。再如，1951年7月，负责中国东北空防的苏联部队陆续回国，中国空军有偿接收了其中12个师的装备。到1954年初，中国空军一共组建了28个空军师、5个独立团，拥有飞机3000多架，全部购自苏联，这些飞机中既有歼击机、强击机，也有轰炸机。除此之外，苏联还援助了中国军队大量高射炮。可以说，在苏联援助下，中国军队初步具备了防空能力。由此，自1951年始，中方开始尝试对入侵美机进行反击。如日，美国8架F-94型喷气式战斗机侵入中国东北地区领空，被中方空军部队击落7架。日，美国空军F-84战斗机8架侵入中国东北辽东省辑安县上空扫射，我地面防空部队向敌机发出猛烈炮火，击落敌机1架，活捉敌驾驶员拉尔?卡麦隆。日，美国空军RB-29型飞机1架，夜间侵入中国东北安东上空，当即被中国空军部队击落，机上人员11人被生俘，3人摔死。日，中国空军在辽东省宽甸县上空击落侵犯中国领空的美国飞机1架，生俘驾驶员海勒尔?艾得文?路易斯。2月15日，中国空军和防空部队击落侵犯中国东北领空的美国军用飞机5架。4月7日，中国防空部队击落侵入中国辽东省凤城县的美国战斗机1架，驾驶员被俘获。……中方防空战力的提升，终于让美机有所收敛，到朝战结束前夕，美机已很少随意出入中国东北领空。不独东北局面有所改观，华东防空也有起色。日，空2师6团飞行员何中道、李永年击落美B-29型轰炸机1架，这是解放军在华东击落的第一架美机。日，空2师6团1大队飞行员宋中文、飞行员林毅奉命驾驶米格-15击落了美国P2V型电子侦察机。日击落的1架美海军F4U战斗机。日，在青岛附近击伤美海军PBM-SA巡逻机1架。……从1951年到1953年，为抗击美机对华东沿海地区的侦察袭扰，中方共出动空军航空兵539批3419架次，击落敌机5架，击伤3架。1956年以后，高性能雷达和萨姆-2导弹的配置让美国高空侦察机不敢再深入中国内陆尽管中方打击入侵外国飞机能力不断增强，但仍对美国的高空侦察机束手无策。直到1956年中国自苏联获得两种高性能武器后，才初步缓解这一问题。第一种武器，是从苏联购进并配置了23部苏制P-20三坐标厘米波引导雷达，使雷达探测高空飞行目标距离达300公里以上，能较准确测定目标飞行航向、距离和高度，并增强了雷达抗干扰能力。第二种，是1957年10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后，苏联同意向中国出售萨姆-2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日，从苏联进口的5套萨姆-2地空导弹武器系统运抵北京，这是当时世界上性能很先进的防空武器系统之一。有这两大武器相互配合，中国防空能力提升了一大截，这也是解放军为何能击落国民党空军装备的美制RB-57D和U-2C高空侦察机的主要原因。随着解放军打击入侵飞机能力的不断增强，美机虽仍不断袭扰中国领空，但再也不敢深入中国内陆进行侦察。如1956年空军歼击航空兵第2师在上海附近领海上空击落了1架美军P4M-1Q电子侦察机，机上14人全部丧命。1964年开始中国击落了不少从越南方向入侵领空的美军飞机，使得外国飞机不敢再骚扰中方对入侵飞机的强力打击，使美机一度有所收敛。但随着1960年代越战升级，中国再度成为美机侦察、袭扰的重要对象。如日，美战斗机五架公然侵入中国云南省马关东北地区上空，偷袭中国训练飞机，并发射导弹，击落中国飞机一架。日，美F―105型战斗机4架侵入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南部地区上空，投下炸弹数枚。日，美F-105型战斗机4架侵入中国广西东兴各族自治县西部地区上空，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射导弹两枚，打伤中国士兵4人，炸毁房屋一间。为还以颜色，中国防空部队集中精力打了两场杖：一是打击侵入我领空的美军无人侦察机。据统计，从1964年8月到1969年底，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共入侵中国领空97架次，平均每年19架次。面对这种状况，中方防空部队精心布置，从1964年8月到1969年底，共击落20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其中被空军航空兵击落14架，地空导弹部队击落3架，被海军航空兵在海南岛击落3架。二是反美国飞机“擦边”战。因高空无人侦察机连遭击落，美军改变战术，派出战斗机在海南岛陆地外沿忽进忽出，引诱中方飞机入海作战，此即“擦边”战术。为对付入侵美机，中方采用“空中待战，侍机快打”战术，取得较好战绩。据统计，在“反擦边”斗争中，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击落敌机5架、击伤2架，俘虏1名美国飞行员；高射炮兵击落敌机3架、击伤1架；海军歼击航空兵击落敌机8架，俘虏1名飞行员，共计击落美机16架，击伤3架，最终迫使美空军逐渐停止了对中国边境的骚扰。改革开放后，虽周边局势有所缓和，但中国军队对入侵领空的外国飞机仍不手软从1970年代开始，基本上已没有外国飞机敢侵入中国领空为所欲为，加之中国周边局势有所缓和，所以基本上未再出现过击落外国入侵飞机的事件。但这四十年间，也并非一切太平。比如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中国军队陆续撤离边界，但越军继续在中越边境进行侦察、骚扰，并出动飞机入侵中国领空。为还以颜色，日下午，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广西龙州县一举击落了入侵中国领空的越南米格-21P型侦察机1架，并活捉飞行员陈尊。据林虎披露，建国后至少击落入侵敌机141架，击伤238架建国以后，中国一共击落了多少入侵外国飞机？全面的统计数据至今尚无法查实。不过，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林虎给出的数据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自日至1969年底，人民空军在担负防空作战任务中，共击落敌机95架，击伤200架。1954年2月至1968年2月，人民海军航空兵和高射炮兵在担负防空作战任务中，共击落敌机4架，击伤38架。……在20年保卫祖国领空的防空作战中，我空、海军总计击落141架、击伤238架各型敌机。”当然，这些数据包含着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的数量，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外国飞机，一时还未能理清。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祝捷授奖大会。在当年的紧张对抗情势下，也曾出现过一些误击事件作为冷战时代局部热战的前沿国家，中国在80年代之前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有其特殊性，此种紧张对抗情势下，也曾出现过一些误击事件。1954年中国空军误将英国民航客机击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954年，中国空军在海南岛附近误将英国民航客机击落日，中国空军在海南岛附近误击了英国“霸王号”大型民用运输机，致使机上18人中10人遇难，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发生的严重涉外事件，使新中国受到了不少国家的责难，在外交上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境地。此事的来龙去脉，据林虎回忆：“这个事件的背景是：苏联援华的‘列宁格勒号’、‘巴统米号’两艘油轮由海南岛驶往广州黄埔港，空军调歼击航空兵第29师85团拉-11飞机到海南岛海口执行海上护航任务。当日，拉-11双机起飞，到海南岛以南海面进行护航，发现大型运输机后，未进行认真识别即进行了攻击，造成了这一严重事件的发生。美、英借此事件对我国在舆论上大肆造谣污蔑，并调动了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28艘各种舰艇，起飞大批舰载飞机，在我南海海岸附近示威挑衅，一时局势十分紧张。”高层领导人当日对此事之态度，据林虎介绍：“毛主席对这个事件作了指示：‘我军飞机，明知是英国运输机而加以攻击，给了国家以重大损失，这是犯罪行为。有关人员，宜加以处理；并须令有关领导机关加以检讨，吸取教训。’我国……给予我方直接当事人以纪律和刑事处分，对造成损失的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和死亡者亲属以36万7千英磅的赔偿（一说是25.14万英镑），并致信慰问。”在林虎看来，当时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原因在于“当时我空军指战员政策水平低，对国际法和国际航空规则一无所知。击落‘霸王号’的飞行员事后还说：‘英国飞机也是敌人，这样一个大家伙，里边装的一定不是好东西，一定是战争贩子，先干掉再说。’”为保证此类事情以后不再出现，日，中央军委颁发了《关于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注意事项指示》，指出：“当我海、空军巡逻公海或直接护航时，对一切外国飞机、军舰均不得主动攻击，只有在查明确认是国民党飞机、军舰向我护航目标（商船或油轮）有敌对行为时，均应坚决攻击。我空军应特别遵守公海自由航行的规定。”至此，中国空军除追歼入侵敌机外，在未经军委批准的情况下，停止了距海岸线12海里以外的海域作战。冷战时期，类似事件在其他国家也时有发生此次误击事件确实令人遗憾。若将视野拓宽到整个冷战时代，则不难发现，类似事件时有发生。比如，日法国航空公司从法兰克福飞西柏林航班，在飞经20英里宽的空中走廊时偏航，被苏联战斗机用机枪击伤，机土两名旅客被子弹击中，其他三人为玻璃片擦伤。再如，日，一架利比亚波音727客机从特利彼里飞开罗时，也迷航误人西奈半岛埃及与以色列交界的以方占领区内，被以色列战斗机击落，机上108人全部罹难。还有更为严重的，日苏联在海参威上空击落南朝鲜KE007号航班，致使机上267名（内有机组人员17名）各国无辜旅客丧生。尽管有冷战时代的特殊背景，但误击事件终究是误击事件，故而按国际惯例进行道歉赔偿，实属应该。资料来源：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林虎著《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新中国二十年国土防空作战回顾》；张敏孝主编《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要事录》，1995年版；王亚志彭回忆，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叶介甫《在上海首次击落入侵的美国轰炸机》；李庚辰主编《红旗飘飘第4卷》；张驭涛《新中国军事大事纪要》；邹光忠《我在陵水机场的战斗岁月》；等。
维护领空安全的努力虽波折不断，也存在误击事件等遗憾，但中国军队为捍卫主权付出的努力和鲜血，是值得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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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与评论
挑衅不断的确让中国感觉锋芒在背
强硬并非整天喊打喊杀，妥协有时候也是必需的
工坊式小科学很灵活，非常适合做探索。
不存在“八成地震善款流入政府”，但政府主导
联系电话：010- Email： 转载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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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输入140字教育现场：外国人坐飞机来中国接受应试教育
　　外国人来中国接受应试培训
　　当我在黄昏的时候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不知道是惊还是喜。我们一直都有报喜不报忧的惯性，问题总是在我们总结成绩时候暴露出来。我们搞应试全球第一，我们一直有人在自由的反思，明白人都在说，赢在起点，输在终点，所有人大概都明白。自从我认字的时候开始，就有人说过类似话，几十年过去了，应试教育还是搞的轰轰烈烈。
　　毕竟象我这样在应试教育熏陶下的人都长大成人，我自食其力，没给祖国丢脸，没给家族摸黑，所以我一直很客观的说我们的应试教育，最讨厌那些整天把中国的应试教育说的一无是处的空谈家。我从没觉得应试教育罄竹难书，对应试教育苦大仇深。
　　所以，我得表扬新东方，SAT成绩作为进入美国大学的重要标准，按理说，搞SAT培训是英美国家的强项，可打着飞的来新东方上sat课的国外学员不少。令人惊奇的是，不仅是移民美国和加拿大的华裔子弟成为学员的主体，这些学员中竟然有一些新加坡、日本、韩国的学员，他们选择的原因大多是看中国内有针对性的系统的培训和课程语上课。新东方是把应试当作产业来经营的，吸引了新加坡、日本、韩国的学员，说明新东方的应试很有技术优势，否则国外的学生也不会头脑发热不远万里到新东方接受应试培训。我在想，如果美国本土的学生来大批量到中国来接受应试培训，那才说明，中国应试教育的确有可取之初。也能小贺一下。
　　文化是相互包容的，而不是割裂的，我们的高校招生制度在羞羞答答学美国，连小学也在模仿中，这种学习是必须的，但没必要把中国的应试教育彻底丢弃。
责任编辑：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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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外国首脑曾在中国坐牢 被要求每天倒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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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是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一半时间在国外奔波、奋斗。胡志明多次到中国，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同时也经受了不少危险和磨难。20世纪40年代在广西被捕坐牢就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段重要经历。
1942年，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取得重要进展。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的前身)领导创立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影响不断扩大。许多地方都展开了游击活动。但越盟尚未能同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任何国家建立联系。同时，中国华南地区的越盟组织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趋向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同海外的越盟取得联系，进一步扩大越盟的影响，有效地争取国际援助，就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为完成这一重要而危险的任务，需要指派一位既了解中国，又有威望的人前往重庆。而作为越盟创始人的阮爱国便成为大家一致公推的人选。8月中旬，阮爱国离开越北高平省抗法根据地，秘密来到中国。为保守秘密、转移外界的视线，他使用了一个新的名字DD胡志明。从此胡志明的名字一直伴随他终生。
日，胡志明来到广西靖西县巴蒙圩，先在农民徐伟三家住了3天。8月27日，由农民杨涛带路前行。当走到德保县足荣乡时，遭到国民党乡公所乡警的盘查。乡警发现胡志明除持有“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证件外，还携有“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证和国民党政府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军用通行证。但所有的证件均已过期失效，乡警认定胡志明身份复杂，有重大间谍嫌疑，遂将他拘留。8月29日，胡志明由德保县城被押解到靖西县城。靖西当局认为，胡志明既是越南人，却持有中国方面的多种证件，显系重要嫌疑犯，便决定将他送交广西最高军事机关DD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室审查。胡志明写信求见靖西县长，因为他曾在桂林同这位县长见过面，但县长拒绝同他见面。胡志明又给国民党高级官员写信，也未有回音。
在靖西，一个同越南革命者结拜为兄弟的名叫王锡机的中国农民，曾到监狱探视胡志明。胡志明通过王锡机给国内写信，报告了他被捕坐牢的消息。在靖西过了一个半月，当局又把胡志明押解到另一个地方。就这样，每隔两周或一个月，当局便给胡志明更换一个监狱。每次转移，都给他戴上手铐和枷锁，并有5名武装士兵押解。往往是清晨上路，傍晚才能到达另一个监狱，有时甚至要走两三天。
牢房里，政治犯同吸毒和患有梅毒、性病的各种犯人混杂在一起。挤满了人的牢房甚至会连躺下的地方都没有。胡志明有时只好坐在马桶上，如有犯人大小便，还要起身给他们“让座”。早晨起来，第一件要办的事情就是倒马桶。有一次，胡志明一觉醒来，发现身旁的一个犯人已经死去了。牢房里最令人痛苦难熬的是疥疮和虱子、臭虫，到晚上还有蚊子。犯人们把虱子叫“战车”，把臭虫叫“坦克”，把蚊子叫“飞机”。在这种环境下度日，胡志明浑身长满了疥疮，而且骨瘦如柴，头发也脱落了许多。从日起，胡志明先后被囚禁在广西靖西、田东、隆安、天等、邕宁、南宁、武鸣、宾阳、来宾、柳州等13个县的13所监狱。至日到达桂林。不久，又被押往柳州，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审查。
名义上的自由
获悉胡志明在广西被捕坐牢，越南共产党中央十分焦急，多次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中国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查询胡志明的下落。后又通过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等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千方百计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胡志明。但国民党政府不予理会。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共产党只好向中国共产党求救。延安立即打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想办法营救胡志明。周恩来早于20世纪20年代就在法国结识了胡志明。大革命时期，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广州更是频繁交往，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接到延安的指示，周恩来虽值大病初愈，父亲又刚刚去世之时，但仍亲自往见蒋介石，当面进行交涉。同时又委托爱国将领冯玉祥去游说桂系头面人物李宗仁，敦促广西方面尽速查找胡志明的下落。周恩来对冯玉祥说:“胡志明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倘有不测，何以再谈人间道义。”
冯玉祥既坚决抗日，又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在这种情况下营救胡志明，要冒很大风险。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胡志明一案是蒋介石亲自过问的，没有蒋介石的点头，谁也做不了主。经同国民党邀请的苏联顾问团商量，决定利用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迫使蒋介石释放胡志明。
冯玉祥对李宗仁说:“胡志明是在你们广西被捕的，你就不怕蒋介石嫁祸于你吗？”李宗仁觉得冯玉祥说得有道理，便同意与他一道去见蒋介石。冯玉祥对蒋介石说:“胡志明是否是共产党姑且不论，即使是，他也是越南共产党，我们有权力、有必要逮捕外国共产党吗？苏联顾问团成员不也是共产党吗？怎么不逮捕他们呢？同时，越南是支持我们抗战的，胡志明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怎么成了罪人？假使把赞成我们抗战的外国朋友当成罪人，那我们的抗战不就是假的了吗？不就失去国际间一切同情和支持了吗？如果要真抗战，就应尽快释放胡志明！”在旁的李宗仁也帮腔说:“释放胡志明的道理，冯先生已经讲了。我问你，为什么要在广西抓胡志明？这不是嫁祸于广西吗？这是下面的意思，还是你的命令？”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得说:“好了，马上叫人调查调查。”这次谈话对于后来蒋介石下令释放胡志明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在柳州的越侨组织“越南革命同盟会”(简称越革)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国民党政府第四战区政治部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基于对胡志明其人的了解，也建议第四战区长官司令张发奎释放胡志明，让他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活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终于命令第四战区释放胡志明。就这样，胡志明于日离开拘留所，交由第四战区政治部“查看感化”。从此，胡志明在名义上恢复了自由。
胡志明虽走出了牢房，但并未真正恢复自由。张发奎的意愿是让胡志明为贯彻他的图谋服务，这使胡志明又增加了一段难忘的经历。1942年10月，越侨组织“越南革命同盟会”在广西成立，其执委会成员都是长期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为首的是国民党的一名将军，名叫张倍公。
另一人是阮海臣，他已年届七旬，从1912年起一直在中国居住，越南语已基本忘光。“越革”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被其头面人物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所困扰。此外，在昆明的部分越南独立同盟成员相继给蒋介石和张发奎写信，宣布不承认刚刚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理由是该组织在国内没有代表，而且其执委会主席是由一名中国国民党将军担任。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张发奎的旨意，于1943年8月在柳州成立了一个有越盟参加的组织，名为越南爱国者会议筹备委员会，并请胡志明参加。
起初，胡志明拒绝参加。他说:“我等待自由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如今没有权利再荒废每一天。国内有许多急迫和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去做。这里将有我们的代表来代替我。”但第二天，胡志明便收到了张发奎的信。张发奎在信中要求胡志明无论如何都要参加这个委员会，而且用要挟的口吻表示，胡志明的参加是他恢复自由的前提条件。事情已很清楚，张发奎是想通过胡志明来控制这次会议。正因为张发奎了解了胡志明的身世和威望，意识到今后打交道的对手正是胡志明，所以对待胡志明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胡志明的参加使上述筹备委员会的气氛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越革”中的一些成员强烈反对同越南共产党和越盟合作，此刻便不再吭气。这样，筹委会就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这些成员是: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越南革命同盟会(简称越革)、越南国民党(简称越国)和大越党。一些代表反对大越党参加会议，理由是它有亲日倾向。胡志明则赞成让大越党参加，认为这样可以争取其中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此外，胡志明还建议邀请一些从不参与政治的团体参加，如佛教会、开智会等代表参加。接着，胡志明又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成员，让工人救国会和农民救国会的代表与越盟一起参加会议。这些建议遭到越革头目张倍公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越盟的势力将会占据会议的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胡志明决定请张发奎出面裁决，便给张发奎写了一封信。张发奎出于对胡志明的尊重，又考虑到他同越盟的接触刚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不愿在这件事情上引起麻烦，便支持胡志明的建议。
几天后，张发奎宴请筹委会的各方面代表，并在席间发表谈话说:“我认为，如果等到所有的准备都完全周到之后才召开会议，那就大错特错了。出于这种考虑，我请胡代表(胡志明)为我起草了召开会议的计划。我仔细阅读了这份计划草案，认为这是一份革命的计划，处处体现了平等的精神和越南各革命党派加强团结的愿望。我向各位推荐这一计划。”张发奎的讲话既已定了调，张倍公只好对张发奎表示感谢，不敢再提其他意见了。其他代表也不得不对胡志明草拟的计划表示赞成。
为确保会议顺利进行，不受外界干扰，张发奎把第四战区的礼堂作为召开会议的地点。会议进行得颇为“庄严”、“隆重”，各方面的代表都西装革履，但胡志明却和平时一样着装。他虽然深知在场的不少人都站在越南革命的对立面，但在会上则表现得落落大方。他讲话时，着重介绍了越盟的活动，特别强调了共产党人在反对法、日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的作用。张发奎多次鼓掌，对胡志明的讲话表示欢迎，并坚持出席到散会。在张发奎亲自坐镇的情况下，胡志明被选为越南革命同盟会(越革)执委会的候补委员。
会议结束后，胡志明对身边人员说:“会议的结果是我们的重大成功。我们参加会议是正确的，抵制会议则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但我们可以，而且需要通过中国来寻找与其他盟国取得联系的途径，争取对我们解放事业的援助。”张发奎通过胡志明的支持和帮助，成功地召开了会议，达到了他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的目的。在请示重庆之后，张发奎同意胡志明回国。这样，胡志明带领18名越盟干部，于日离开柳州回国，继续领导越南革命。
在监狱极为恶劣的条件和狱警的严密监视下，胡志明写下了133首汉文诗，包括七绝、七律、五绝和杂体诗。胡志明将它们抄在土纸上，合订成一个小册子，在封面上写下了“狱中日记”四个字。这些诗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犯人遭受的非人待遇，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反映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意志、必胜信念和宽阔胸怀。其中第一首这样写道:身体在狱中，精神在狱外，欲成大事业，精神更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