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自己创业？走出体制，没人认识你不行 - 简书
医生自己创业？走出体制，没人认识你不行
孙宏涛的名片两面印着不同的身份内容：一面写着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副主任医师，一面写着大家医联医生集团创始人。他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形容为“趁着太阳还没出来，看到光亮先走”。他所看到的“光亮”是新一轮医改中对医生多点执业的相关规定，他希望在新政策的背景下，通过医生集团的新形式给医生寻找新的执业机会，也给患者创造新的医疗服务体验。看到“光亮”并且行动起来的不止他一个人。在医生群体中，离开原有体制创业已经逐渐成为新的选择，互联网医疗、医生集团、个人诊所、家庭医生等逐渐成为一些公立医院医生新的执业形态。而随着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全面放开和推行，希望在医疗体制中破壁，作出改变的医生创业者的名单一直在更新：张强、朱岩、于莺、龚晓明、孙宏涛、林峰……但孙宏涛们既要接受现实又要坚守理想，还要担心政策的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摆在他们面前的不只是新的选择和创业的机会，还有种种挑战。01打开一扇体制内外的传送门孙宏涛创办的大家医联医生集团目前已经有1000多位多点执业的医生加入，身为体制内医生，他创办医生集团的经历也被称为“打开一扇体制内外的‘传送门’”。但他自己觉得，这些成绩和赞誉是当初没有想到的。最开始的想法其实就是开个门诊部，后来很多医生报名加入，大家的热情就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医生的响应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孙宏涛认为，医生们的反响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可以合理流动，而这是医生们过去反映最多却难以解决的一个痛点。以前的公立医院就是一个金字塔，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塔尖，下面的人接触不到，是种固化的模式。虽然还在体制内，但孙宏涛批评起医疗体制的弊端仍不留情面。在他的观察中，公立医院有很多年富力强的医生，他们的医术已经足够优秀，也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但因为医院内部的行政管理和资源垄断，造成他们所对应的床位有限，所诊治的病人也有限，实际上造成了医疗人才的浪费。
他的初衷是，让传统医疗体制下被浪费的医疗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同他一样走上创业之路的“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则更希望走出原本流水线般的医疗工作，找到更多的职业自由。在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工作多年的经历让于莺意识到，传统的公立医院医生就像在一条工业流水线上操作的熟练工人，出现的任何情况，都是有一定解决流程的，基本上不用动脑子。以儿科为例。于莺记得，公立医院小儿呼吸科的诊疗工作就是一条工业流水线——化验、拍片、开药、治疗……诊断开药的流程都很类似，每个人负责一个环节的操作，到最后在窗口排队结算，而这样匆忙的过程很可能就疏忽了与病人的沟通。实际上，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大剂量的抗生素，但是公立医院没有时间去细分，没有时间告诉父母在家护理该怎么做。在这样匆忙的流水线式的工作中，医生很难做到对病人因人而异地诊治，也缺乏足够的沟通了解。急诊科忙碌不停的工作节奏也让于莺纳闷：为什么全国各地的病人都往北京跑？为什么一个普通的感冒发烧你还要来协和医院看急诊？后来，她明白了：因为社区急诊不行，三级分诊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而且全中国的医疗水平差别太大了，如果是我自己家人，感冒发烧也会去三甲医院。何况，大小医院的挂号费是一样的。所以这不能怪病人和家属。离开协和医院前，她已经感觉到很多医生的工作中都埋藏着一颗医患矛盾的“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在你身边爆炸了”。她想用一种新的办法拆除这颗“炸弹”。
与孙宏涛、于莺的出发点不同，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以下简称“中山六院”）综合科主任、嘉德博联医生集团CEO谢汝石担心的是基层医生的技能难以提高。行医近30年的他对于近年来我国的医生培养体系感到困惑。在他眼中，目前的医生职业培养体系还远远没有完善，甚至存在脱节的情况，大多数医生在医学院毕业之后很难进一步获得成长。在他看来，病人都涌去大医院的情况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越多人涌向大医院，基层小医院和社区门诊的经营就越加困难，基层医生接触病人就越少，其自身的医术也无法成长，老百姓就更不会相信他的医术，更加往大医院涌去。“大医院建得再好再多，都不可能消化所有病人。”这些情况让谢汝石担心，“如果以后我们老了，该去找谁看病？医学后继无人是非常悲哀的状态。”02从象牙塔走向现实世界为了解决这些痛点，做出一些改变，于莺、孙宏涛、谢汝石行动了起来。从协和医院辞职后，于莺去台湾等地考察了全科医疗模式，之后以合伙人身份加入到提供全科门诊服务的美中宜和综合门诊中心，并担任CEO；谢汝石与同事林峰等人创办了“只做诊断和咨询，不做治疗”的私人医生工作室，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国内首个医生集团医疗公司，谢汝石选择停薪留职出任CEO；孙宏涛则选择继续保留体制内的职务，创办了国内首家体制内的医生集团。谢汝石、孙宏涛等人所创建的医生集团在国内尚属新事物，但在国外则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这是由多个医生团队组成的联盟，加入其中的医生形成同进共退的执业团队，共享收入，共担损失，共用设备。孙宏涛、谢汝石等人的创业经历，正是在新一轮的医疗体制改革中诞生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医生集团也被认为是此次医改的新兴力量。谢汝石表示，此次医改显然更加关注医生群体，多点执业等医改政策的全面放开和推行也让医生群体希望流动的欲望被激发和满足。
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孙宏涛觉得，医生集团的创建和发展，医生的离职创业，是打破公立医院金字塔式垄断的机会。让优秀的医疗资源下降到基层，用市场化的方法来合理地调配资源，多劳就该多得。他把医生集团的发展比喻为从象牙塔走向现实世界，让医生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但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适应这样的角色变化，目前尝试加入医生集团进行多点执业，甚至干脆离职创业的医生仍属少数。孙宏涛表示，这是因为大多数中国医生都没有品牌效应和品牌意识，被大医院的光环所笼罩。谢汝石认为，虽然针对医生的政策已经松绑，但要让医生真正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首先需要做的是塑造医生的个人品牌。你一走出（体制），没人认识你不行。谢汝石认为，医生个人品牌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用广告支撑出来，必须以规范的行为和细心的服务赢得患者的信任，从而形成和积累口碑。在医生个人品牌方面，拥有超过310万微博粉丝的于莺算是知名度最高者之一。但她认为，自己在微博时代的个人品牌已经是过去时，因为自己已经走出体制开了诊所，所以现在更需要建立的是诊所的商业品牌。“‘急诊科女超人’这个品牌跟诊所的运营没有一毛钱关系”。
在品牌塑造之外，这些创业的医生还想给愿意多点执业的同行提供更多医疗之外的帮助。谢汝石表示，医生集团在服务多点执业的医生方面还大有可为。例如在多点执业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法律问题、对患者的护理，等等，这就需要有专门的平台或机构来实现。知识分子做事还是需要一些工具或者机构来帮忙的。大家医联医生集团则试图引导多点执业的三甲医院医生帮扶基层医院。孙宏涛介绍，目前大家医联已经与河北、河南、山东的一些村镇卫生所合作，将它们列为大家医联的定点医疗机构，每周由大家医联的签约医生定期指导，还可以提前预约远程专家会诊。他把这种模式称为“移动的国家队”，他希望这样能让当地的患者不用流动，同时培养基层医疗人才，这样我们退出后还能让当地的人才来挑大梁。03在夹缝中摸索在医疗这个相对保守的行业中，走出甚至冲出体制的创业总会面临种种困难。已经创业一年多的孙宏涛依旧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是“在夹缝中摸索”。医生集团是一个刚刚露头的小苗，随时可能死亡，甚至一个错误的决策就会导致某个医生集团的死亡。在孙宏涛眼中，医生工作室、个人诊所、医生集团都是慢慢过渡和试水的过程，体制内的医生集团要择时而动，因为“领先半步生，领先一步死，走得太快了一定会出问题。”身为体制内的创业者，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些理想情怀但采取折中办法的现实主义者。他把从体制内辞职的做法形容为跳进海水里：直接跳进海里容易淹死，像我们这样体制内的平台，如果你加入以后觉得可以跳下去，就跳，不行的话还能回去。他自嘲，这样的做法是明显的改良不彻底。而选择“直接跳进海里”的医生也有不少。近年来，一些公立医院的医生走出体制，在互联网医疗、医药App等领域创业，或者办医生集团。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不少互联网医疗的创业项目遭遇发展瓶颈，很多医生集团也尚未找到明确的营利模式。谢汝石认为，走出体制的医生创业之所以一直“在夹缝中摸索”，是因为还缺乏专业的、商业化的第三方医疗服务体系。要真正让多点执业的医生成为社会自由人，还需要建立许多商业化的医疗服务平台，例如商业化的第三方检验中心、手术室和病房等，从而作为医生多点执业的物理支撑，并且提供合理的市场定价机制。医疗是个非常保守的行业，墨守成规，很多医生在观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长期研究医疗体制改革，在他看来，医生从象牙塔走出去所感受到的“夹缝感”，一方面是因为长期处于公立医院的医生没有受到充分的市场环境熏陶，其执业方式、服务意识、品牌塑造等都存在短板；另一方面，原来的医疗体制对医生个人并不亲和，医生要想开个人诊所、申请执照会面临重重困难。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廖新波认为，医生创业所面临的种种壁垒和困难实际上反映了当前医疗体制改革的短板：虽然政策上早已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但医生要想走出医院多点执业仍旧面临重重阻碍，医生很难逃出“单位人”的角色。在他看来，随着医改的深入，新的医疗创业形式将会越来越多，虽然目前还难以判断大多数医生创业项目的成败，但这些行动都是在尝试让医生通过自己的医术获得体面的生活，从“单位人”成为“社会人”。朱恒鹏表示，医生走出体制自己创业，去做互联网医疗、医生集团，建私人医生工作室、个人诊所，都是医改的大势所趋。尽管会遭遇一些困难，但这些尝试也促使国家完善医疗服务市场的各项制度法规。他认为，医生创业对医改进程而言是相互促进、相互完善的过程。作者王林，昵称王苦闷，因为一直为写不出好稿而苦闷。《中国青年报》经济部记者，关注范围广泛，没太多新闻理想，只想维护点社会公义，顺便多挣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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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签约作家——芥末，泽谦，戴卓，煮夫，王林，赞赞。“段涛们”的在职医生创业模式 为啥在美国却不受待见？__中国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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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涛们”的在职医生创业模式 为啥在美国却不受待见？
文/徐青（整理）
6月2日，网红院长段涛正式宣布创业，同时依然是一妇婴的人。这种在中国越来越火的“在职医生创业”模式，在美国却越来越不被待见。
“我总是告诉朋友，要是恨谁，就鼓动他去创业。”6月3日，在健康界的一个高端微信群内，大家齐刷刷对“网红院长”段涛的创业之举表示盛赞之余，不无打趣地讨论着创业的艰辛。
很显然，段涛此番创业并非彻底离开体制。他在宣布创业之际，深情表示“我依然是一妇婴（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人，我还会在一妇婴看门诊、做手术，还会在同济大学做教授、带学生、做科研。”
一边在公立医院任职，一边创业，这正是国家卫计委第12号文所鼓励的“在职医生开医院、开诊所”。此外，人社部颁发的第4号文，同样鼓励事业单位人员在职创办企业，不用辞职。
如此看来，国家宏观政策对于医生创业而言可谓形势大好。
然而，这种形式在美国却越来越不受欢迎。
中青年医生更倾向于在大医院就职
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针对医生执业现状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自AMA开始收集、统计医生执业数据以来，美国独立经营医生集团或在医生集团中持股的医生占比首次出现不足50%的情况。
2016年，在医生集团中持股的医生比例为47.1%，相比2012年的53.2%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相较之下，2016年受雇医院的医生比例却上涨了5个百分点，达到47.1%。这意味着，2016年在美医生雇员和医生创业者的比例基本持平，另有5.9%的医生则是独立经营诊所。
上述结果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中青年医生似乎更偏好在医院工作。数据表明，2016年，在40岁以下的医生中，有65.1%倾向于在医院就职，而这一比例在2012年是51.3%。而且，虽然40岁及以上的医生也有此倾向，但增幅较小。
外科医生最爱医生集团
不同专业领域的医生对创立医生集团、受雇于医院或是独自开诊所的选择差异很大。数据显示，59.3%的外科医生选择创立医生集团，放射科医生则紧随其后，这一占比为56.3%。急诊科医生虽比例最低，仅有27.9%，但选择独自开诊所的比例却最高，为24.8%。此外，儿科医生受雇医院的比例最高，达58.3%。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医生集团中有55.8%全部由医生所有，相较2012年的60.1%下降了4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2012年至2014年。2014年之后，医生向医院或医院所属机构流动的速度有所放缓。在2014年和2016年，直接为医院工作的医生比例持平，为32.8%。
支付方式变革是主因
虽然57.8%的医生所在机构只有10名甚至更少的医生，但整体来看，医生正在向大机构转移，只是速度相对缓慢：2016年，13.8%的医生所在机构的医生数量在50人以上，2012年这一比例只有12.2%。
美国Modern Healthcare分析认为，所有权和雇佣方式的变化是医疗行业成本上涨和支付方式变革的反应。要想同时保证医疗质量、患者安全和医疗信息化，就需要大量的资本。有专家认为，支付方式的变革是自由执业医生转向大型医疗机构的主要原因。这一境况无疑值得国内在职医生创业时思考。
AMA总裁Andrew W. Gurman说：“当医生在执业环境中同时实现职业和个人价值时，患者才能受益。”
（本文整理自美国医学协会官网、Modern Healthcare、健康界等网站内容。）
名医直通车
年仅34岁的王琳，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在新兴的再生医学领域，引领创新。她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开创性地从蚕丝中提取丝胶，用于受损神经的修复治疗，沿着蚕丝丝胶这条“新的丝绸之路”报国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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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住院医师培训逐步实现了与国际接轨，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为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培训了一大批医学人才，为满足群众的医疗需求提供了高质量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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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女，家境贫寒，父母离异，他们勉强能挣钱养自己，对我挺一般的。　　（父亲每月给我七百生活费，交学费，一年最多打两个电话，见两次面。母亲管我寒暑假的吃住，不买衣服，不给零花钱，其余时间呆学校里）。　　学校很普通，马上毕业了　　签了一家外市的三甲医院，但是要送到另一家附属医院规陪三年，完了回签约的医院工作五年（包含了规陪那三年没有？没弄清楚……），　　但是我想考研，但是呢，我更怕考不上　　如果我去了上面这个医院，一年后我考上研要走人呢，要赔钱，几万块吧　　所以我想换家医院，目前已经过了招聘时期了，我只能去一家二乙医院工作，或者，去一家很普通很普通的三甲医院规陪　　但是，要是我一年后没考上，我就很惨了，二乙医院很不好，那个普普通通的医院的规陪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所以，我要怎么办呢？[$COMEFROM_TIANYA_APP$]
13-07-01 &
音乐爱好者
那就努力考吧。。。觉得医学的学生最好都要研究生那样才比较好，也比较容易进好的医院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医疗体制对医生职业的扭曲背后，也蕴藏着医生创业的空间&&譬如，让真正的医生职业化。与牙科诊所等靠器材赚钱的，类似体制内医疗的生意路径不同，让儿科、内科等大科医生恢复职业的本原面貌并投入市场，更能迅速填补中国城市日趋失衡的医疗供求。医生创业面临的政策局限还有很多。社会办医疗机构，目前都受困于无法纳入医保的问题，这使他们难以服务那些非高收入的人群。最现实的，也是医生创业的更大挑战，是创业者如何吸引公立体制的医生，尤其是资深医生加入他们的创业阵营。 由资深医生主导的商业力量，能否成为改变中国医疗生态的星星之火?正在创业的医生们不仅渴望执业的自由，并试图用各自的路径撬开不变的中国医疗生态，让越来越多的有为医生找寻新的彼岸。于莺，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急诊室女超人&，微博上粉丝超过270万的大V，小时候认为医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然而，在中国公立医院长年累月的门诊和临床经历，却让她对职业的前路产生了持续的怀疑。&在这里，我还是那个自己想做的，那种救死扶伤的医生角色吗?&于莺说，她后来明白，自己曾经想象的医生角色，在中国现行的医疗体制很难实现。在中国，很多具备相当从医资历的医生都有过类似的郁结。他们有的选择转行，有的选择自由执业，少数人则选择了一条更有颠覆性的道路：在医疗领域里创业。就像现在于莺所做的那样。《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下称《21CBR》)记者接触的创业医生，还包括朱岩、毕烨、欧阳晨曦和张遇升等。他们大多有着资深医生的背景，并在近两年开始，于中国医疗体制正被一点点撬开的缝隙里创业。他们有的选择做&更纯粹的医生&，开创靠服务、研发赢利的医疗或产品，有的试着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有的对 &病历大数据&做起了文章&&在医生创业的背后，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层面也正处于松动的前夕。例如，国家发改委、卫计委和人保部联合发布了通知，提出&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并把非公立医疗机构纳入医保等提上日程。这一举措，也被视为2009年启动新医改以来，破除&以药养医&体制最为有力的政策。对比起过去以&民营资本建医院&的医疗创业，创业医生们的尝试远不止于单调的商业算计。它们充满了医生的气息，包含着医生们对体制的反思，医味十足的商业灵感，对医疗伦理的终极反思。谁能保证，有朝一日，它们不会被千万个创业医生复制和创造?&坏体制&的红利于莺的医疗价值观与体制的距离已经很遥远。在北京，于莺对《21CBR》记者说，上海一个医院的业务处主任，曾直接质疑她认为医疗本质上是服务行业的想法。&当时他说医疗就是个技术行业。我的感觉就是无话可说。&于莺多次用急诊科的经历，去说明她所理解的医疗并非是冷冰冰的技术活儿。在急诊科，同样的治疗，如果有足够的医患关怀、沟通，治疗的效果会有所区别;在病人垂危之际，医生对家属冷冰冰的抢救签名通知，如果换成温情的安慰，医患关系也不至于恶化。于莺的老同事，现卓正医疗的合伙创办人朱岩也有类似的体会。他在协和医院内科工作了9年，却始终不能消灭那种不时产生的，对诊疗工作的绝望感：在门诊乃至病房，他一天要看七八十个病人，每个病人都只有那几分钟的诊疗时间。&如果每个人有20分钟，那你能为对方做更多，但在公立医院却不可能，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朱岩在深圳对记者说。一些遗憾至今仍挂在他心中，譬如，如果有更多个体的门诊时间，当初的他就能劝阻一些透析病人的弃医打算。以&以药养医&作为最典型特征的中国医疗体制，多年来在医疗界催生了各种怪现象。在武汉，长期从事心脏搭桥手术的武汉协和医院医生欧阳晨曦，也曾无法理解为何血管支架在中国如此泛滥。他对记者说，&动不动就安四五个支架，这是对病人负责吗?&相比起各种怪现状，更让医生看不到希望的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速度。有过军医经历的&爱丁医生&APP创始人毕烨说，过去的15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国医疗体制对待病人的方式却没有变化&。毕烨对记者形容，自己很早就&叛变&。她本该向科室主任方向发展，但&找不到方向&的焦虑在很多年前就袭击了她。而朱岩用了更多时间去考虑是否要离开，前年才踏出创业的第一步。2013年，于莺正式离开协和医院，立刻成为了社交媒体圈子里的热门话题。北京杏树林科技公司CEO张遇升从医生职业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纠结。作为协和医学院的医学博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共卫生硕士，他认为医生这个职业，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健全。&医生本应是个体户，高级的、以智力服务为基础的个体户。中国的医生却是在医院里面的打工者，按照事业单位的规则去分配工资，靠发论文去获得晋升。&张遇升在北京的办公室对记者解释说。医疗体制对医生职业的扭曲背后，也蕴藏着医生创业的空间&&譬如，让真正的医生职业化。与牙科诊所等靠器材赚钱的，类似体制内医疗的生意路径不同，让儿科、内科等大科医生恢复职业的本原面貌并投入市场，更能迅速填补中国城市日趋失衡的医疗供求。在中国，由于儿科门诊无法产生太多用药的创利模式，儿科医生连年流失。于莺为此特意调查了一番：一个月薪在1.5万-2万元之间的母亲，并不拒绝为真正有效的儿童门诊服务付出500元到800元的诊金(而不是花在各种不必要的药品上)。于莺说，她正以此去建立一个能实践她对医疗服务想象的门诊。朱岩曾希望和于莺在北京合作开办类似的诊所，不过于莺告诉他，在起步阶段，公立医院资源相对稀缺的深圳是更好的选择。朱岩2012年和两位在深圳创办卓正医疗，定位为高端连锁门诊，最大业务是包括内科、妇科、儿科在内的常见病诊疗，收费采取包药模式，初诊费380元包括了医生诊金、常规检查和3日用药。&医疗的核心应该是医生。医生就应该做他专业的事情，不应该被商业因素所左右。&朱岩说，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医生的精力重新集中到诊疗的本身，他所建立的平台，试图还原医生职业的本质。于莺的朋友、著名的血管外科医生张强，曾经公开表达过对自由执业这个&美好梦想&的向往。在前年底，他辞去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一职，选择在上海沃德医疗中心、北京和睦家医院等多点执业，&因为这样能做一名纯粹的医生。&即使在体制内，医生也有潜力放下专业之外的繁琐，成为类似的角色。作为一个临床经验丰富的心血管外科医生，欧阳晨曦本来应走在发论文、谋职称的传统道路上，但因为武汉政府的&破例&支持，欧阳晨曦从五年前开始开发人造血管，现在有机会成为世界上首家实现小口径血管商业化的公司创始人。欧阳晨曦说，只有临床医生才最清楚病人的需要。他研究的人造血管非常讲究血管的弹性&&他曾亲见植入人工血管的病患，因血管在体内折弯和堵塞的痛苦&& 于是他开始了这个项目的研究。目前，他与武汉纺织大学的徐卫林教授合作主持研发的小口径人造血管，正处在临床试验的阶段。&跨界创业&的色彩，在毕烨的身上更明显，从&爱丁医生&APP研发过程的可见一斑。爱丁医生的产品经理由4个人共同担任，最外层的两位，一个是纯IT出身，另一个是纯粹的专业医生，可提供医疗知识的咨询。&中间的两个，一个是我，医疗出身，恶补IT知识;另一个是IT出身，懂一些医疗。我们是产品经理的核心，将医疗和IT的思维融合起来。&在跨界研发的过程中，毕烨深感医生思维和工程师逻辑的巨大差异。比如说，判断一个患者有没有患脑膜炎，由于个体情况的差异，医生会用相对模糊的逻辑来判断，不能够完全排除脑膜炎的可能性。但按照工程师思维的话，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0，就是1。&在这里面我们尽量去做一些可以标准化的，可以实现数字化的东西。但是，医疗服务本身有很多需要人去判断的事情，我们靠机器解决80%的标准化问题，还有20%是人工服务。医生看病也是这样的，80%都是重复一样的东西，20%则是很个体的东西。&毕烨说。创业路崎岖不过，医生们&理想国&的创业革命，注定不会如此简单地到达成功彼岸。卓正儿童保健中心的钟乐医生说，她不擅长处理繁琐的行政管理，打点上上下下的关系，所以加盟卓正是她最好的选择。相比之下，如果要像于莺或者朱岩那样自己创业，就要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吸引足够的资金，处理方方面面的困难。很多有才华的医生，都曾进入过一些民营资本早期投资的医疗机构。毕烨在哈佛大学读完医疗管理以后，曾经试图承包公立医院的科室，又担任过三家民营医院的高管。她说，以前的那种创业模式并不符合她的理想。&公立医院的院长并没有跟你合作的意愿。至于民营医院，有些完全可以用唯利是图来形容。它们跟医生创业时所考虑的不一样，它们可以纯粹为了钱，而不去考虑患者。&毕烨对记者说。而于莺在离职之后，也有很多民营医院找上了她。于莺没有接受那些邀请，因为她觉得做一个非体制内医院的高管，不足以让她有机会实践自己对医疗的理想。另外，有些在私立医院有过经验的医生告诉她，资本家也有缺点，譬如多年不给医生涨工资。独立开设医疗机构的路途并不平坦。于莺曾去过台湾考察，相信海外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的模式可以解决中国的医患关系问题。于是她希望在北京开办全科医生为特色的诊所，但走一趟申请程序下来，却发现中国大陆的卫生管理，对医疗机构有着各种让她意想不到的限制，譬如为相同性质的医疗机构划定硬性的设点距离限制。朱岩说，如果这些不合时宜的规定能打破，那个巨大的潜在医疗市场马上会被打开。4月1日，深圳市卫计委宣布，废止&新增基层医疗机构(主要是诊所和门诊部)之间要按照《深圳市医疗机构选址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服务半径重叠&的条款。这意味着，今后新增医疗机构将不再受距离的限制。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医生们的创业看起来更加便利，不过也不乏暗礁。前年，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张遇升，向他的师姐于莺请教创业的方法&&当时的于莺正沉迷于一本国外的病历总结书籍，提出了为医生们开发手机病历的方向。结果，杏树林病历夹后来成为了张遇升团队最核心的产品，据称目前进占了国内大约两成医生的手机，朱岩和于莺都在使用。&我觉得病历夹，最核心的价值是，给医生带来了自由。医院以前也有电子病历，但是医院的电子病历和病历夹最大的区别就是，医院的电子病历是给医院用的，医生要使用有很多不方便的，所有的资料你带不走。&张遇升说，医生们平时对杏树林病历本的使用习惯，大大影响了这个APP的发展进程，这个APP开始时让医生用手机打字记录，医生只管对病历拍照(后台数据由杏树林团队处理)就行。这些移动病历对朱岩们的最直接意义，是离开体制的医生们可以继续从事病历收集和临床研究的工作，使原本属于传统医疗体系、各有山头的病历数据资源，逐渐成为了可以用作独立项目开发的宝贝。《21CBR》记者走访的一些创业医生也明白这一点，不过，他们也向记者表示担忧：一旦公立医疗体系察觉到这些新的研发模式或者的威胁，未必不会使用行政手段加以打压。按照很多医生的说法，医生之所以比一般的产品开发者更有资格在医疗创业的领域大展拳脚，是因为他们长年积累着医疗领域的核心数据，大量的临床经验。欧阳晨曦就是一个累积丰富的医生，他根据临床经验去钻研人工血管，不过也曾遇到各种非议，譬如有同僚质疑他是变相代理医疗器械产品，或者说他&不务正业&，影响他在医院里的职称评定。欧阳晨曦明白那种作为特别一员的存在感。他对记者说，在中国还没看到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像他这样既从事临床医疗，又从事医疗创业的人。更多的医生，离开了医疗系统就是彻底地离开。&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创业者的性格。我研究人工血管失败了很多次，但我不甘心，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接受《21CBR》记者采访那天，欧阳晨曦正忙于参加CCTV的一个创业节目，&经过几年坚持，加上地方政府的支持，其他人才开始意识到我真的在做一个医疗器械的开发(而不是私饱中囊)&。医生创业面临的政策局限还有很多。社会办医疗机构，目前都受困于无法纳入医保的问题，这使他们难以服务那些非高收入的人群。实际上，于莺也曾考虑过提供上门医护、相对廉价的医疗商业模式，但她很快碰到要为旗下医生申请出诊资质的问题&&这也是困扰中国&多点执业&，以及家庭医生模式难以开展的重要原因。线上医疗也是一个有政策风险的领域。毕烨说，她所创办的爱丁医生APP，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具备线下医学实体的APP产品，在APP上收集并指导用户的日常习惯，在线下开发就诊和随访的业务，目前在上海有一家面向白领阶层的医疗支持中心。她坦言，这种业务涉及到远程会诊，而中国对这个领域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在体制下面，跑得太快就很容易被打。&她说。最现实的，也是医生创业的更大挑战，是创业者如何吸引公立体制的医生，尤其是资深医生加入他们的创业阵营。于莺和朱岩近来正致力于招徕大约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医生。如此一来，300到500元的挂号费才能满足这部分医生的收入水平，以及求诊者对医生水平的期待。于莺说，医改是否动真格，将会直接影响到这批医生的决心，因为很多医生还是不舍得事业单位的铁饭碗，或者对药品提成等收入有所留恋，&希望高薪水能够让你不需要再在门诊里为开药而琢磨。如果你不去尝试(离开公立医院的体制)，那你永远都摆脱不了灰色的尴尬。&在深圳，已经有来自北京和广州的医生加入了朱岩合伙投资的卓正医疗团队。在微博上，一些年轻的医生会向朱岩表达他们对现实处境的不满，求解自己作为医生的未来。对此，于莺的观点更加现实一些。她说，总有一天，各种条条框框会被慢慢瓦解，从深圳开始，一路瓦解到北京。现在，于莺已经是社交媒体上创业医生的头号标签。她曾经的同事朱岩，也在逐渐累积起微博上的粉丝。在创业的过程里，医生们开始有意识地品牌化&&当不再享受三甲医院的科室&权威&，以及汹涌的病患流量，他们更需要通过社交媒体来让病人、投资人和业界认识自己。&对于投资者们来说，他们都觉得医疗是一个朝阳产业;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领域确实需要很多创新，去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最后，在中国的医疗体制里面，医生肯定是一个最核心的人群，企业也好，保险也好，病人也好，医院也好，最终运作和开发都要落实到医生的身上。谁能够抓住医生的资源，在未来肯定是有价值的。&张遇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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