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山东省泰安市直《综合类基础知识+综合写作》：以下哪些权利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社会经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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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山东省泰安市直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综合类基础知识+综合写作》真题及解析
以下哪些权利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社会经济权？_____。
A: 财产权B: 劳动权C: 休息权D: 物质帮助权
参考答案: ABCD 本题解释:【答案】ABCD。专家解析：我国宪法规定的社会经济权利包括：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物质帮助权。故本题答案选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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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因素和增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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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唯物主义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揭示告诉我们，社会价值的实现始终是人生的真正价值所在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保障。 脱离了社会责任感来谈个体社会价值的实现，无异于不着边际的荒唐无稽，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不经意间或者一不小心实现了他的社会价值，我们也无法想象一个缺乏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公民的社会的模样。 因此，对于处于人生关键时期的大学生群体来说，增强社会责任感是社会发展、国家强盛的希望，也是大学生个人发展的内在需要。 因此，培育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始终是具有思想、政治和道德、文化教育功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使命。 同时，它又是一个时代课题，生存环境的变异、价值观念多元、接受教育程度不同、个人追求各异等主客观因素都会弱化大学生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现实状况，重视并及时有效地探讨加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具有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多重意义。
　　一、深度剖析：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因素
　　社会责任感是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的公民不可或缺的一种思想、态度、情感和精神状态的总和，是公民理性与良知的体现。 从内涵上看，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包括道德责任、社会责任、文化责任、历史责任等多种责任因子。 从责任客体来看，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既指对自己的党和国家的热爱和忠诚， 也指对民族大团结、大统一的坚决维护，对社会稳定、和谐进步的积极奉献。 从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角度看，社会责任感是公民正确进行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权衡之后，自觉地把个人价值融入社会价值的实现过程中、把个人利益内含于社会整体利益维护中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情感.笔者认为，影响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因素
　　环境是大学生所处的、不可自由选择的、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具有客观历史性，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因素的综合。 不同时期，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有不同的表现。 就我国而言，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不教而得，危难时刻，正常理智水平的人都能明白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鱼水关系， 一首歌、几段文字、一场戏就能产生较好的教育效果。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虽然没有必然的理论联系，但具有了事实上的结果，那就是人们的价值观念、个人追求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变化，思想状态由总体上的先公后私逐步回归到&我&,自我中心在独生子女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如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社会上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多半可以归结为公民社会责任感的淡泊或者缺失。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勇敢承担起培育学生社会责任感的重任，将其作为必备的教育目标加以确定、督促和评价。
　　2.教育因素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要受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诸方面的叠加影响，有的教育力量叠加形成学生成长的正能量，有的则彼此消解，形成负循环。 因此，从每个学生的受教育过程来看，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受教育经历和对教育的接受水平，这是影响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因素的第一个重要方面。 另一方面，就学校教育而言，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和实施素质教育以来，特别是经历了教育理念上的几次大的讨论与转变---从教育过程中师生主客体关系的讨论，再到教育的&主体性&和&主体性&教育，到&主体间性&教育问题的讨论，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一步步得到加强，充分尊重了学生的平等和自由，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教学效果，但它也带来了操作不当之后的种种从隐蔽走向显在的问题，比如过分强调自我就是其一。 此外，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除了被动地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外，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教育，而自我教育过程中，个人的志趣、爱好、情感、意志、学习能力各异，由于缺乏正确的方向和引导，部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比较缺乏。
　　3.道德与法律因素
　　社会责任感是公民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时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情感、精神、意志等，它基于道德又通过道德表现出来。 由于我国社会发展处于特殊的转型时期，种种经济、政治、文化、法制的不完善使得人们的心理、道德状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甚至下滑，整个社会的诚信状况欠佳，失信事件频频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民（包括大学生）对国家、对社会的信任和情感，社会责任感有所下降，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有所蔓延。 由此可见，社会责任感失去了在当今部分大学生身上寄存的道德基础和再现载体。 同时，道德与法是密切相关的。 大学生道德责任的弱化与社会的法制环境有着至深的关联。 如果一个社会法制清明、社会秩序井然，那么他的公民一定热爱他、赞美他、维护他，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油然而生。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执法力度以及人民满意度的增强，美好的前景值得期待，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也会因此获得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4.价值观、身份认同等因素
　　当代大学生是经历社会转型、 教育变革阶段的一代，在他们身上集聚着种种摸索的痕迹，有成功的，也有不够成熟的。 康德说：&人是唯一需要教育的被造物。 &《现代汉语词典》也认为：&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 &社会多元复杂的价值观念任由大学生自由选择、自主安排，一旦教育引导不及时、不得力，就容易使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误入歧途。 新世纪以来，信息技术、新媒体高速发展，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实践模式深受影响，带来的积极影响有目共睹，但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较为重要的一个就是，网络社会的虚拟性、交互性、 随意性， 使得大学生在网络社会的身份多重、易变，从而渐渐产生逃避责任、转嫁祸行的心态和习惯。 部分大学生难以在网络社会找到准确的、 现实的身份认同，加上价值观方面的偏差，容易导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缺乏。
　　二、多维考察：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现状及特点
　　如果武断地说当下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普遍缺乏，那是极不负责任的。 作为思维活跃、思想开放、创造力强、发展潜力大的这一鲜活的群体，我们应该客观公正看待他们身上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 辩证地看，大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们有着高尚的爱国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并展现出了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 部分学生有高远明确的志向和为了目标的实现而努力奋斗的行动表现，尽管学生直接的学习目的各有不同，有的是为了一份心仪的工作、有的是为了一个亲密他人、有的是为了感恩、有的是为了改变未来的生活状态&&上述种种都能构成学习动力，都能使学生在学习中不断地塑造自己的形象和灵魂，因此，在完成自我修炼的同时，他们的道德情操、自身素质技能、社会责任感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 这是大学生群体中较为积极上进的一群，在社会责任感方面要优于群体中的另一部分。 但在大学生群体中，也有少部分学生缺乏甚至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将集体主义精神抛之脑后，意志品质脆弱，偏听偏信，随波逐流，遑论责任和义务的履行。 具体表现有：
　　1.责任意识淡薄，缺乏对时事和社会的关心
　　湖南师范大学一项关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 从政府工作报告中选取的三道时事题，几乎没有人能够全对；在&收看电视时，是否会选择新闻节目&的回答中，竟然只有 42.3%的大学生表示&经常收看&,更令人惊讶和不理解的是，有少数大学生从来不收看新闻节目. 这些情况足以说明当代大学生严重缺乏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走向、取得的成就、亟待解决的问题等漠不关心。 一部分学生不懂得什么是社会责任感，对其认识不够全面、不够准确，甚至把社会责任感与家庭责任感混为一谈。 此外，有些大学生认为社会责任感与自己毫无关系，对其持无所谓的态度。 一旦触及具体问题，他们总是寄希望于外界环境的改变，很少从自身寻找原因，行动上更无所作为。
　　2. 道德情感冷漠，重个人价值，轻集体和社会利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已经给人们带来异常激烈的竞争，人才竞争尤其突出。 作为高校学子，大部分人虽在大学期间充实了自己的学识，但仍要承受毕业后就业的巨大竞争压力。 所以，即使是求得真才实学、胸怀报国大志的大学生，在面对现实问题时，还是会偏向个人主义。 比如，在&毕业后的职业选择首先考虑的因素是什么&的调查中，大部分大学生的回答趋向个人利益、自我幸福之类。 我们不能否认， 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能够激发个人的进取意识，但也会对某些人的价值取向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使大学生缺乏民族忧患意识，&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似乎只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 当代大学生的奋斗目标虽然不悖于道德伦理，但还是要注意在追求个人的幸福的同时，不要偏离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3.颠倒权利义务，实践中重权利享受，轻义务履行
　　对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人们在认识与行为上的背离常有发生，当代大学生更是如此。 在权利面前讲究享受，却很少自觉履行应尽的义务，甚至不愿履行义务。
　　三、责无旁贷：培育和强化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使命
　　大学生是即将融入社会、贡献社会的群体，也是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较强理解力的群体，因此，在大学阶段对大学生进行社会责任感的培育显得尤为重要。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决定了这一使命的完成，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
　　1.加强思想教育，增强历史责任
　　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系统学习， 以科学、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自觉摒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其它价值观的影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立身、做人以及传播和影响他人的重要标准。 加强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学习和把握，在历史的脉络中找准位置、寻求目标，肩负起推动历史延续和发展的时代重任。把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投入到现实的学习中、实践中，投入到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中。 任何割断历史、断章取义，任何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都是缺乏历史责任的表现，任何在现实的困难和暂时的曲折面前畏首畏尾甚至宣扬宿命论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都必须坚决加以反对。
　　2.加强政治教育，增强社会责任
　　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和教学， 切实转变&教-考&的教学观念和思路 ,以提高实效为契机和抓手 ,扎实进行系统的改革。 在课程的内容上，切实加入实践课程的内容，让学生在实践中带着课题去学习、去调查、去分析、去解决问题。 河北经贸大学自 2004 年起就开始摸索思政课的实践教学，不断总结改进，形成了课程项目化运作计入学分、贴近社会确定选题、搭建科研平台吸纳学生参与等有效的做法， 让大学生在基层实践中触摸生活温度、感受社会发展、生成社会责任，收到良好成效. 另外，主题性的时事教育具有较强的思想聚焦功能， 有利于辨明认识，形成行动动力，从而促进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增强大学生与党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精神与勇气。 此外，在选择适合的主题的同时，还应丰富形式，搭建平台，比如借助学校时政社团、学校党团组织，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落到实处、提高实效，而不是作为虚晃的旗帜和形式化的招牌以供瞻仰。
　　3.加强道德教育，增强道德责任
　　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学界的探讨已从外部的教育到大学生的自我教育等多角度、多层面加以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但社会环境和大学生自身的思想道德状况是不断变化的， 因此，道德教育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在新媒体环境中， 造谣、污蔑、诋毁、逃避等无视责任的行为已成为时下热烈讨论和处置的大问题，近来一些网络红人，比如&秦火火&、&古某花&等，通过网络微博制造造谣事件，引起了全国上下尤其是大学生的思考。 大学生道德责任的增强既离不开其个人品德尤其是社会公德的修养，离不开理性的思辨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也离不开一定的法律意识的强化和一定的制度保障。 大学生要将自己的言行纳入法律的轨道和体系，以公共的、社会的利益考量自己的得失。 2013 年 8月 10 日，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上提出的网络责任&七条底线&值得新时期每一个大学生认真学习和恪守。
　　4.加强文化教育，增强文化责任
　　大学生是先进文化的学习者、拥有着、传播者和创造者，因此，对于大学生的责任教育可以而且应该抓住文化主线。 弘扬传统文化，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使对大学生的责任感教育转化为其发自内心的强烈愿望。教育要以人为本、以优秀文化为本。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大学生认识自己、实现自己，既成为社会的人，也成为他自己。 这是教育的本质之所在，也是文化的本质所在。 加强文化教育， 使学生认清并置身于中华优秀的文化谱系中，真正肩负起继承和发扬的重任，切实增强自身的文化责任。
　　5.加强评价监督，促进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和强化
　　当前，高校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学生社会责任感的评价体系和监督机制，并把结果记入学业档案。 学校教育应把社会责任感作为一项基本内容，在学生评优与升学中加以重点考察。 同时，在社会责任感的评价体系中，应当精简和优化社会责任感的考核指标，使其在实践中可行。 这一办法还可加以拓展性应用，在其他领域的考核中，社会责任感也可以作为一项必要的考核内容，如在公务员的录用与政绩考评、企事业员工的录用与晋职加薪等，这一做法可以促进社会责任感教育和强化的良性循环。 另外，还要加强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想和组织领导。 建立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下的管理机制，即由高校党委明确一名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协调党（团）组织、宣传、保卫、后勤等部门，调动学生会、研究生会、相关学生社团共同参加，形成互联互通、严密高效的管理机制.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心理意识、行为习惯以及话语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必须提高业务水平。
　　列宁强调，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 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取决于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的强弱。 倘若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依然允许大学生不负责任地特立独行，那么，制造的痛就不只是学校的、学生的，也是家庭的、社会的。 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积极作为，创造性地工作。 同时，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也应积极配合，给予大学生更多的关注和发展空间， 促进大学生顺利实现自己的角色转换，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以及相应的社会责任。 此外，学校还应引导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自我意识，自觉地把社会的需要内化为个人的成才目标，在对社会的奉献中实现自我价值。 作为一项历史使命和时代课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肖祥。增强公民社会责任感的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2）。
　　[2]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调查报告 [EB / OL].
　　[3] 河北经贸大学精耕细作思政课实践学 [N]. 中国教育报，（01）。
　　[4]中国互联网大会倡议共守&七条底线&[EB / OL].
　　[5]汪馨兰。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1）。
　　[6]（前苏联）列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17 年 11 月上旬[A] / / 列宁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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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公需科《诚信建设》考试试卷及参考答案.doc 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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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公需科《诚信建设》
考个80分不成问题29-19
96、在科研活动过程中违背社会道德，包括骗取经费；A、学术不端B、创新不足C、教育质量不高；97、教育指导中心要在中小学校深入开展“诚信教育；A、诚信教育B、爱国教育C、忠孝教育；98、只有用（C）校正成长的线路,人生才会更踏实；A、法律B、道德C、诚信；9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B）；A、诚信B、道德C、守法；100、（A）汲取了“实事求
96、在科研活动过程中违背社会道德，包括骗取经费、装备和其他支持条件等科研资源，属于（ A ）行为。
A、学术不端 B、创新不足 C、教育质量不高
97、教育指导中心要在中小学校深入开展“诚信教育进课堂”、“诚信教育在校园”等诚信教育活动,把（ A ）贯穿学校教育的各领域,建立和规范体现诚信内涵的礼仪制度,使诚信嵌入成人礼、毕业典礼等仪式。
A、诚信教育B、爱国教育C、忠孝教育
98、只有用（ C ）校正成长的线路,人生才会更踏实精彩。
A、法律 B、道德 C、诚信
9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 B ）经济。
A、诚信B、道德C、守法
100、（ A ）汲取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华，并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加以概括，从而赋予了它新的内涵。
A、毛泽东B、邓小平C、江泽民
101、在成就主体诚实人格的过程中,诚信道德意志以及由认识、情感、信念共同驱动的（ A ）行为无疑是实现主体诚信的关键环节。
A、诚信道德 B、职业道德 C、社会公德
102、（ C ）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形势下的必然要求
A、加强公务员的诚信教育 B、政务公开、提高政府行政的信息透明度
C、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103、（ A ）包括：编造数据；篡改数据；；在项目申请、成果申报，以及职位申请中做虚假的陈述。
A、虚假陈述 B、损害他人著作权C、违反职业道德，利用他人重要的学术认识、假设、学说或者研究计划 104、社会诚信体系运行中的（ C ）是指作为个体的诚信观念和诚信意识，通过实际行动表现出来后，形成崇尚诚信的社会氛围和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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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医院要消除腐败文化的影响，必须加强（ A ）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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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道德 B、信用 C、法律
109、郭树清在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会议暨部际联席会议（ A ）会议上定三条铁律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
A、第一次 B、第二次 C、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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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B ）是一条最安全的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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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医院廉洁 B、医生廉洁 C、护士廉洁
116、网络诚信建设需要广大社会成员积极主动的支持与参与，离开了社会成员的支持和参与，（ B ）建设就缺乏生机和活力，就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不能到达既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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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南京冠生园”垮于媒体的曝光，而根子上是企业本身失去了起码的（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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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企业信用管理条例? B、?征信管理条例? C、?中华人民共和国诚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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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的概念|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概念，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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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的分类随着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日益深入和扩展，历史地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多种层次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揭示了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从属关系，据此将社会关系分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2种基本的类别。物质关系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不依人们的意识和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联系，思想关系是通过人们的意识形成的关系，它是物质关系的反映（见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对社会关系还可以从其他一些角度进行分类：①从社会关系的主体和范围，可以划分为个人之间的关系，群体、阶级、民族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国内和国际关系等；②从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可以划分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伦理道德关系、宗教关系等等；③从社会关系包含的矛盾性质，可以把社会关系划分为对抗性关系和非对抗性关系。对抗性关系是涉及双方利益根本对立、往往要靠强制手段来维系或解决的矛盾关系，通常指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敌我之间的关系。非对抗性关系是涉及双方根本利益一致，可以通过批评、说服、调整的方法去解决的矛盾关系，通常指人民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_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系统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社会关系系统，即社会形态。在这种系统中，诸种社会关系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具有一定的秩序与规律的有机整体。其中生产关系构成经济基础，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和特点的各种思想关系是上层建筑。不同的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从属、包含、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它们各自居于一定的地位，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物质关系决定思想关系，思想关系又反作用于物质关系。社会关系整体系统决定和制约着作为这一系统构成部分的各个社会关系，各个社会关系也对整体系统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占据主要地位的社会关系对整体系统的性质和发展、对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一般说来，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着整个社会关系系统以及其他个别社会关系的性质。在剥削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居于主要地位,社会关系系统的性质就是对抗性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居于主要地位，社会关系系统的性质就是非对抗性的。无论个别社会关系或社会关系系统，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演变的。其演变的规律大致是：生产力的发展直接促使物质关系发生变化，进而要求种种思想关系相应地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社会关系系统的根本变化。人类历史已经多次发生社会关系系统的质的变化，这就是由原始的非对抗性的系统演变为对抗性的系统，即由原始社会演变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以来，又先后在一些国家演变为社会主义的非对抗性的系统。社会关系_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的困境在社会关系研究中，关注社会关系遭遇到的困境，是1个新的命题。唐震在《接受与选择》中首次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实质。他认为，社会关系是2个高级的能动自然之间的关系，鉴于这种关系对个体的终极作用，它很快地进入到个体指向队列的头排，成为个体选择对象时的第一指向。个体的社会关系的一端——另1个个体，由于他是从他的前对象关系发展而来的、在他目前的对象世界中存有的最高级的对象，因而，我与之交往，就是与最高级的对象交往，这种交往的结果是我的对象关系中的最优结果。由于这种倾向性，个体的选择就出现了跳跃性——他往往希望跳过与原始自然、人化自然的对象关系，直接地与他人建立对象关系。按照个体对象关系的历史，个体的发展源于对象的转变和对象关系的历史，个体是随着对象的演变而成长起来的。换句话说，当对象停滞时，对象关系也是停滞的；当一方没有经历过前对象的接受过程时，这样的个体与另1个体之间就不是“门当户对”的，他们在对象性的历史上的差距就是存在的，其间出现相互依附现象就是可能的。只有2个同时经历了相当水平的对象关系的个体之间才有可能是对等的、可以相互并进和发展的关系，那种在前对象缺位状态下形成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对双方只有抑制，从而缺少发展的机制。这就是人类社会关系演变中所遇到的困境。　　个体的对象关系正因为它是对象关系，对象——能否结成对象——是个体建立对象关系的重要前提。由于那个作为对象的个体在纯粹的意义上来自于原始自然和人化自然，你不知道他以前的原始自然和人化自然，也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他作为对象的属性也就是1个未知数。因此，与最高级的能动自然建立对象关系就只是个体的1种潜在的指向。要使潜在的指向转化为现实的指向，个体必须经历1个复杂的渐变过程。即他自身首先必须完成与原始自然的关系的转换，使他自身的原始自然充实起来，不致因为处在虚空状态而使原始的指向出现迷茫、慌乱甚至野蛮的特征；其次他必须完成与人化自然的关系的转换，他发觉人化自然，体验人化自然，运用人化自然，在与人化自然的变换过程中，他掌握了人类凝结在人化自然中的已经被人的实践所证实的前卫的思想意识，掌握了通向自然的最好的工具，掌握了人类最优秀的文明成果。通过这个转化，他已经是脱离了低级的自然状态的个体，是总和了原始自然和人化自然的高级的能动的自然物。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真正地与其他个体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对象关系，即社会关系。如果不能经历这些转化，个体之间就会出现巨大的差异：一方是还不成熟的、还没有具备能动性的自然物，一方是已经成熟的、具有能动性的高级自然，两者之间的交往结果就必然出现一方是未发展起来的人，另一方则是已经发展成熟了的人，结果是：一方成了另一方的附属物。个体的发展要么出现人性的变异，要么停滞下来。这就是说，在渐进地、拾级而上的对象关系的展开过程中，个体本身的人性的成长才是可能的、正常的；而在超越对象发展阶段的对象关系所得到的社会交往中，个体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扭曲的、非人的关系。然而，在个体的能体会到的“个体面临的对象越高级、其对个体的作用也就越大”的原则的驱使下，许多个体在选择对象时是“直奔主题”的——他们希望撇开低级对象，直接与能动的自然建立关系。由于这一点，由于个体自身并未在前对象关系上发展起来并获得积累，他与这一能动自然建立的关系，就把对象关系的水平拉回到低级的层次。这样一来，这一对象关系——社会关系——的发展就是缓慢的。社会关系_社会关系 -社会学上社会关系的划分社会学从多种角度区分社会关系的类型：①从结成社会关系的主体划分有：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它是全部社会关系的起点，是社会中最简单、最基本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如1个职员与公司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它更集中地体现了社会关系的基本倾向;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这是高层次、大范围的社会关系，如失业现象与犯罪现象的关系。②从社会关系存在的形态上可分为静态关系与动态关系。前者指社会关系的构成模式，亦称社会结构，如家庭结构、阶级结构、职业结构。后者指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模式，亦称社会互动，主要形式有:暗示、模仿、顺应、同化、交换、合作、竞争、冲突、强制等。③从交往的密切程度上可分为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亦称首属关系与次属关系。前者指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它反映人们之间广泛、深入、直接的交往，如夫妻关系、朋友关系等。后者则与此相反，它是以事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如同行关系、上下级关系等。④按社会关系矛盾的性质可分为对抗性关系和非对抗性关系。前者指交往双方的根本利益不一致、发展方向完全相反，如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后者指交往双方的根本利益一致、发展方向大致相同，但局部和眼前利益上有不一致之处，如同一阶级内部各成员间的关系。⑤从社会交往的方向与选择上可分为垂直关系与水平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垂直关系，现代社会的夫、妻与兄、弟之间主要是水平关系。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重垂直关系而轻水平关系。⑥从社会关系规范化程度上可分为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前者指已经制度化、比较稳定、有一定程序、受一定原则制约的关系，如法律关系等。后者指未制度化、没有固定模式、不受原则制约的关系，如恋爱关系、朋友关系等。⑦从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可分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对此，社会学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血缘关系以血亲或生理联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人类最早形成的社会关系，社会的发展又不断赋予它新的内容。纵观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以血缘关系联结的社会群体有：种族、氏族、宗族、家族、家庭等。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里，血缘关系的紧密程度及地位、作用是不相同的。在原始社会里，血缘关系是社会组织的重要基础。在奴隶和封建社会，血缘关系是区分社会阶级的重要标志。近代以来，血缘关系的地位、作用有所下降。在中国，目前仍然起较重要作用的血缘关系有：①婚姻关系。它由自然与社会两重因素构成，自然因素指人进入青春期后对异性的追求，社会因素指两性关系受社会规范的约束。婚姻关系是两性间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是两性的个体交往，具有排它性。②家庭关系，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夫一妻家庭关系的形成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始。③亲属关系。主要指非直系血缘关系，如姑侄关系、叔侄关系、舅甥关系、姨甥关系、堂兄弟姐妹关系、姑表关系、岳婿关系、丈夫与妻弟、妻妹关系等。血缘关系的正功能是联系社会与群体，使之增强内聚力，负功能是将人置于被动的地位上。地缘关系直接建立在人们空间与地理位置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它是人类最早产生的社会关系之一。比较稳定和牢固的地缘关系是人类采取定居形式后才形成的。原始社会前期，人们以采摘果实和狩猎为生，1个地方的资源枯竭了就迁到另1个地方去，社会的地缘关系是变动不居的。原始社会中后期，随着种植和畜牧业的出现，人类的空间、地理位置关系有了较大的稳定性，人们之间便形成比较牢固的地缘关系。牢固的地缘关系形成后，不断扩大，从最初的村落发展到国家，甚至出现了超越国界的联盟或国际组织。地缘关系可分为封闭型与开放型2种。封闭型地缘关系即产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关系。那时，社会分工不发达，人们被限制在较小的地域范围内，很多人终生只在某1个村、镇里生活。开放型地缘关系指产业革命以后的社会关系。机器大生产的发展使人们摆脱了小生产的束缚，城市的发展使很多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使人们远距离的和较快的流动成为可能。在开放型的地缘关系中，人们的居住、职业等仅只有相对稳定性，地域性的人口流动会不断形成新的地缘关系。地缘关系的功能主要有：①可以维系社会的稳定，相对稳固的地缘关系能保障人们生产与生活的正常秩序；②可能把人们约束在1个狭小的范围内，束缚人们的发展。业缘关系以人们广泛的社会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在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最初的分工建立在性别、年龄等生理差别的基础上，它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业缘关系。建立在广泛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真正独立的业缘关系，是随着阶级的出现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现代社会中，业缘关系的地位日益重要，其特征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工业化以前的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业缘关系的结构复杂，分工体系庞大，由过去的初级关系和非正式关系为主，转变为次级关系和正式关系为主。业缘关系的变迁也由缓慢转变为迅速。业缘关系的正功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负功能有可能限制人们的发展。在以剥削制度为基础的社会里，分工使剥削者处于从事统治管理活动的有利地位，被剥削者则处于不利地位。这样，业缘体系就起着维护剥削制度的作用。在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国家中，业缘关系不再具有统治与剥削的意义，但业缘与职业体系束缚人们发展的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还存在。社会关系_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或生活活动过程中所建立的1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会在人的心理上形成某种距离感。其特点是直接交往和情感性。它受诸多因素影响：双方需求的互补性、态度的类似性、双方距离的远近及交往频率等都能影响人际关系的建立。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区别：先有人际关系，后有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在社会关系建立后，又是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人际关系更强调相互作用的个性特征，而社会关系则是指它所包含的共性方面。个人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既是社会学的元问题也是基本问题，它的展开构成了社会学的理论元层面，是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它也是表征现代性过程“问题性”的符码，构成了对现代社会进行观察和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这一问题展现了社会学的1种独特质性：知识和理论的逻辑与历史和现实的路径的相互交叠。这也是社会学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实质性界分。个人与社会提供了社会学的具体研究得以展开的轨道，使社会学建立了与现代性的牢固的知识连结，从而对人类历史上这一空前的变迁过程给予了宏大而细致、广阔而深入、普遍而精微的刻画和反省。当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在经历更为深刻的变化，这就使社会学的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前沿问题，具有了新的时代性涵义。篇二 ：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本文对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制度环境、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中介组织、群众团体、社会团体、人民团体等概念做了比较和辨析；分别从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两个角度对中国民间组织的分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着重分析了中国公民社会现存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特征，典型地体现为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分级登记与双重管理、双重管理与多头管理、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现实空间与制度空间的共存。关键词：中国公民社会；民间组织；制度环境作者俞可平，1959年生，政治学博士，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032）。*本文为联合国开发署和商务部委托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感谢该课题的其他主要成员何增科、徐秀丽、贾西津、周红云、王勇兵、闫健等为这项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阐释目前分歧较大的与公民社会及其制度环境相关的若干重要概念，第二部分着重讨论困扰学术界和管理部门的民间组织定性和分类问题，第三部分集中分析中国公民社会现存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最后一部分简要论述中国公民社会的总体特征及发展方向。一、若干重要概念的辨析公民社会，总的说来，对于当今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而言，还是一个新的事物。中国公民社会本身正在形成之中，还很不成熟，其典型特征和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展露。与此相一致，对中国公民社会的认识和研究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一些重要范畴和概念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分歧的存在是正常的，但如果核心概念歧义过大，既不利于讨论的深入，更不利于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法规。所以，在讨论中国公民社会的整体制度环境之前，有必要就若干重要范畴表明我们的理解。1.公民社会在中国学术界，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它们是同一个英文术语civilsociety 的三个不同中文译名。虽然国内学者目前仍然交叉使用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民间社会三个术语，但这三个不同的中文称谓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同义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市民社会"是最为流行的术语，也是对civil society 的经典译名，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但这一术语在传统语境中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贬义，许多人事实上把它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而且容易把这里的"市民"误解为"城市居民"."民间社会"最初多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近代的民间组织时加以使用。这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但在不少学者特别是在政府官员眼中，它具有边缘化的色彩。"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对civilsociety 的新译名，这是一个褒义的称谓，它强调civil society 的政治学意义，即公民的公共参与和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喜欢使用这一新的译名。我们把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由于它既不属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又不属于市场系统（第二部门），所以人们也把它们看作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the t hird sector ）。2.民间组织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民间公共领域，其基础和主体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但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对民间组织的理解甚至比对公民社会的理解还更加混乱不清。无论是学者的文章或政府的文件中，经常使用的关于公民社会组织的称呼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公民团体、中介组织、群众团体、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第三部门组织、志愿组织等等。一般地说，这些不同称呼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但是从严格的语义来说，它们之间应当存在着不可不察的差别，这些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公民社会的某个方面特征。"非政府组织"是至今仍广泛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优点是强调公民社会组织的非官方性，表明公民社会组织不属于政府组织系统，明显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在中国的语境中，这一概念可能产生两种正好相反的歧义。一是认为只有那些重要的、正式的民间组织，才属于公民社会的范畴。因为非政府组织这一概念最初引入中国，与联合国宪章中涉及的国家间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相关，而国家间的非政府组织往往是十分正规的，并经过政府的正式批准，而大量存在于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有可能被许多人排除在"非政府组织"视野之外。二是把"非政府组织"的"非政府性"理解成与政府没有关系，甚至理解为与政府对立。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非政府组织"恰恰与政府的关系最密切，有些直接就是"政府的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al Non2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营利组织"概念突出了公民社会组织与企业和公司等市场组织的区别，但它容易模糊公民社会组织为了自身的生存从事的必要的有偿服务与营利活动之间的界限。公民社会组织应当没有营利目的，但在缺乏经费资助的情况下，许多民间组织为维持生存和发展又不得不从事一些收取费用的活动，这在中国通常称作"有偿服务".然而，"有偿服务"的界限模糊不清，很难确定这样一个收费标准，低于这一标准就是"非营利的"，而超过这一标准便是"营利的".所以，用"非营利"来界定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可能会遇到如何确定"非营利"标准这样一个新的难题。"中介组织"也是最广泛使用的概念之一，政府管理部门似乎对它的关注度颇高，因为在相关管理法规中这一概念的出现频率相当高。"中介组织"开宗明义地揭示了公民社会组织位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间性特征，但这一概念却严重地掩盖了公民社会组织的其他主要特征，特别是其非营利性。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具备"中介性"特征的组织是营利性组织，它们与其说属于公民社会，远不如说属于市场社会。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的服务性行业，其中许多完全可以归类于"中介组织"，一些政府管理部门也确实将它们视为中介组织，如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婚姻介绍所、公证机构、人才交流中心、土地房屋评估机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家政服务机构、商务咨询机构、商业代理机构等等。它们确实是"中介组织"，却又通常是十足的营利组织，但完全不属于公民社会。"群众团体"或"人民团体"是中国现存体制下特定的政治概念，它主要指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工会、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以及其他少数特殊的团体，如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这些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具有很强的政治和行政色彩，像行政机关一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其领导机关与各级政府机构同设，由国家给予正式的编制，并且通常承担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其实，从其职能和性质来看，它们更像是政府组织，而不是非政府组织。"群众团体"或"人民团体"这些概念，有时也宽泛地指所有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但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它的特殊含义已经深入人心。此外，在中国政治的现实语境中，"群众"或"人民"通常是政治性很强的概念，指那些得到党和政府认可的多数公民。显然，用"群众团体"或"人民团体"的概念已经很难包含公民社会组织的完整含义。"第三部门组织"、"志愿组织"等概念的局限也相当明显。前者主要是一个近年来才出现的外来术语，许多人因为不了解"第三部门"从而也不甚了解"第三部门组织".在经济领域，还容易将此"第三部门"混淆于国民经济中的"第三部门"，即服务行业部门。"志愿组织"强调了公民社会组织的自愿性，但志愿性并非为公民社会组织所特有，一些政党组织也强调其成员参加组织的志愿性。可见，用这些概念来指称公民社会组织，也并不十分妥当。"社会团体"或"社团"、"公民团体"、"公民组织"、"民间组织"等概念，也常用以指公民社会组织。借用这些概念可以比较清楚地表明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或"民间性"，以区别于政府机关和企业组织。相对而言，这些概念的含义比较清晰，所表达的意义也比较准确。"社会团体"、"社团"等概念，强调了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公民团体"、"公民组织"等概念强调了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性，因为公民是一个由宪法界定的政治概念。"民间组织"概念突出了公民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其外延可以涵盖上述各概念所要表达的主要意义，因此，比较而言，这是一个表达公民社会组织的恰当概念。我们建议，在谈及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组织或团体时，尽可能地一致使用"民间组织"的概念，以避免在概念术语上的不必要争议和混乱。那么，什么是本文所说的"民间组织"？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指的是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它有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非政府性，即这些组织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它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其二是非营利性，即它们不把获取利润当作生存的主要目的，而通常把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当作其主要目标；其三是相对独立性，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其四是自愿性，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强迫的，而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组织的这些特征，使得它们明显地区别于政府机关和企业组织。此外，它还有非政党性和非宗教性的特征，即它不以取得政权为主要目标，也不从事传教活动，因而政党组织和宗教组织，不属于民间组织的范围①。「关于政党和宗教组织是否属于民间组织，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此我们采纳了萨拉蒙等学者对民间组织属性的界定，把政党和宗教组织排除在外，参阅Laster M.Salamon ，The EmergingSector，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4.」3.制度环境制度就是一系列影响人类行为的规则或规范。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道格拉斯·C·诺斯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的"①。「道格拉斯·C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作为制度的规则，是业已成型的行为准则，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长效性。构成制度的行为规则既包括成文的规范，也包括不成文的规范；既有得到权威机关认可并要求强制服从的法定制度，也包括未经任何权威机构发布但潜在地制约人们行为的非正式规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潜规则".政治制度便是制约人们政治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它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行为准则。政治制度一般由国家制定，体现了政府当局的根本利益和价值取向，政府当局藉此来约束公民的政治行为。因此，与其他制度相比，政治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其约束力和强制性也更大，当政治制度与社会的其他制度相冲突时，其他制度通常要让位于它。民间结社，即公民组成民间团体，并以民间团体的成员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活动，通常被认为是典型的政治行为，必然会受到国家相关制度的约束。我们把国家用以规范和制约民间组织活动的所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准则，统称为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它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是公民社会合法性的基本来源；（2）法律，即国家关于民间组织的普通法律和专门法律；（3）行政法规，即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关于民间组织的相关法令、条例、准则、规定、规章等；（4）党的政策，即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民间组织的决定、通告、通知、意见、办法、指示等；（5）非正式制度，即官方对民间组织的态度，包括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对民间组织及其活动的态度，以及散布于公民及政府中的影响民间组织活动和作用的各种"潜规则".公民社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包围，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受到制度环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对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最终塑造着公民社会的形态、特征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我们把影响公民社会的制度分解成若干要素，通过对这些制度环境要素的分析，来认识现存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整体作用。这些制度环境要素主要有：对民间组织的定性和定位；关于民间组织的成立、登记或注册的规定；对各种民间组织的分类及分类管理措施；对民间组织的监管、控制、引导；对民间组织的财政政策，包括资助、税收、审计政策；干预民间组织的方式、方法、途径；对民间组织的扶持措施和激励政策；对民间组织的限制和处罚，包括准入、资格、特许、撤销或吊销等；党对民间组织的领导等等。二、民间组织的定性和分类对民间组织的性质和地位做出明确的界定，既是对有关法规的基本要求，也是制定相关政策的前提，而现行法规在这方面的缺陷极为明显。党和政府的文件以及相关法规，一般都把社会团体当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同时肯定它的群众性、志愿性和非营利性。对民间组织的这一定性，基本上是合理的，但是没有指出社会团体的非政府性。这可能是出于对"非政府性"的误解，把"非政府性"曲解为与政府没有关系，或完全独立于政府，不受政府领导。事实上，这里的非政府性，主要是指它不属于党和政府的组织系统，相对独立于党政权力机关，而不是指它完全与政府没有关系。民间组织同样也可以由政府创立，受政府引导，得到政府资助。关于民间组织的定位，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分别作了这样的界定："本条例所称的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称："本条例所称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基金会管理条例》指出："本条例所称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设立的非营利性法人".①「引自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参见民政部官方网站法律法规：http
.cn/policy/index.asp.」上述条例及其他相关法规的界定，有着明显的不足。其一，对民间组织的定位模糊不清。有些学者解释说，根据上述规定，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区别是，前者是会员制的互益型组织，后者是非会员制的公益型组织。这样的分析显然是模糊的，因为社会团体既有互益性的，也有公益性的，如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等。还有归属于社会团体名下的许多行业协会，并非是公民自愿组成的，而是政府根据职能转变的需要而设立的。上述规定也难以划清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基金会的界限，不少民办非企业单位也是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从事公益活动的"非营利法人".此外，像基层的公民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也是非政府组织，但在上述三类界定中并未得到反映。其二，对民间组织的规定常常自相矛盾。按照上述界定，工会、青年团和妇联都是社会团体，但《公务员法》却明确规定，工、青、妇机关干部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系统。按照上述规定，社会团体应当是公民的自愿组织，不应具备政府机关的科层性，其领导成员也不应具有行政级别。但党和政府的政策同时规定，不少社会团体及其领导完全享受相应的行政级别待遇，如中国科学技术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法学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其三，直接对民间组织的分类带来了困难。根据现行的管理法规，民间组织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大类。这种分类既不能穷尽现存的各类民间组织，三类民间组织之间又交叉重叠，难以分清。例如，大量的民间组织事实上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而是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按照法律规定，凡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就不是民间组织，而是企业组织。还有广泛存在而且社会作用极其重要的公民自治组织，像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也难以按照上述标准进行归类。对民间组织的分类没有确定的类型学标准。国内对民间组织的分类主要有三种，一是民政部的，即官方的分类；二是借用联合国或国外研究机构的分类方法；三是国内学者提出的、至今没有相对一致的各种分类标准。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民政部将纳入其管理的民间组织分为三大类别。一是社会团体，即"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二是所谓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三是各类公益性基金会，即"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而设立的"非营利性法人"②。「引自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参见民政部官方网站法律法规：http
.cn/policy/index.asp.」对数量最多的社会团体，民政部又将其分为四类：一是学术性团体，指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交叉科学研究的团体；二是行业性团体，指由同行业的企业组织的团体；三是专业性团体，指由专业人员组成或依靠专业技术、专门资金从事某项事业而成立的社会团体；四是联合性团体，指人群的联合体或团体的联合体，如工会①。「吴忠泽主编《社团管理工作》，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6页。」一些学者指出，政府管理部门的分类虽然便于操作，但过于简单，不利于深入分析。在国内尚未发展起一整套成熟的对中国的民间组织分类标准之前，他们主张借用国外的标准。一是联合国的产业分类标准（ISIC ），它将非营利组织分成3个大类15个小类。即教育类，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和成人教育；医疗和社会工作类，包括医疗保健、兽医和社会工作；其他社会和个人服务类，包括环境卫生、商会和行业协会、工会、娱乐组织、图书馆、博物馆及文化、体育和休闲组织等。二是西方国家一些专业研究机构的分类标准，例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基本上采用美国霍布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制定的分类法，将中国的民间组织分成12个大类27个小类：文体类、教育类、卫生保健类、社会服务和救助类、生态环境保护类、社区服务类、咨询类、公益基金及志愿服务类、国际交流及援助类、宗教类、行业类和其他②。「详见邓国胜《非营利组织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页。」近年来，随着对民间组织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纷纷提出了多种分类方法。例如，根据民间组织的法定目标，将社会团体分成会员互益型组织、运作型组织和会员公益型组织三类；根据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将其分为官办、半官办和民办的三种；根据对民间组织的管理形式，将它们分成有业务主管单位、无业务主管单位和业务主管单位不明确三类；根据是否实行会员制，将其分为会员制和非会员制两类；根据其组织结构的松紧程度，将其分为松散型、紧密型、金字塔型、网络型等；根据其服务对象，将民间组织分为"公益型"和"互益型"两类，等等。一些学者为了周延对各种民间组织的分类，引入了主体加功能的分类标准，并将目前中国的全国性社团分为十七类。③「分别参见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页；王颖等《社会中间层》（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第70页；杭州市民间组织党建研究课题组《加强民间组织中党的建设工作思考》，载《组织人事管理研究》2003年第3期；万江红、张翠娥《近十年我国民间组织研究综述》，载《江汉论坛》2004年第8期；王颖、孙炳耀《中国民间组织发展概况》，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5页。」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都各有自己的属性和特征，人们可以根据其不同的属性和特征对民间组织进行归类，从而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分类标准。例如，从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来看，可以将其分成合法的与非法的；从其活动目标来看，可以分为公益性的和非公益性的；从其活动内容来看，可以分为行业性的和综合性的；从其活动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从其活动经费来看，可以分为政府资助的、社会捐助和自筹的，等等。因而，对民间组织有众多不同的类型学和分类方法，不足为奇。但是，分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或更好地管理各种民间组织。对民间组织的研究和管理，属于两个有紧密联系但又有区别的范畴，必然会有重要的差别，包括类型学的差别。据此，我们在这里分别从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两种角度提出民间组织的分类方法。首先，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对民间组织的分类固然可以依照不同的标准，如主体的状况、职能、区域等，但最重要的应当是这些组织的本质特征。根据目前已经出现的各种组织的主要特征，可以将其分成以下几类：1.行业组织，即相同行业的专业性协会和行业管理组织，如各种行业协会；2.慈善性机构，其主要作用是社会救济和扶贫，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残疾人联合会、宋庆龄基金会等；3.学术团体，即学者的同人组织，如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学会、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无神论研究会等；4.政治团体，即旨在维护公民政治权利的各种公民组织，如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各种民间维权组织等；5.社区组织，其主要特征是从事社区性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如业主委员会、社区福利中心、社区老年协会、社区法律援助中心、社区治安委员会等；6.社会服务组织，即旨在提供社会福利服务和公益服务的民间组织，如环境保护、文教体卫等领域的公益性组织；7.公民互助组织，即公民为捍卫自身利益而自愿组成的互助性组织，如城市和农村中的互助会、救助中心、农村的各种农作物研究会、农民合作社等；8.同人组织，即建立在共同的经历、兴趣、爱好之上的公民组织，如各种各样的同学会、同乡会、俱乐部、诗社、剧社等；9.非营利性咨询服务组织，大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基本上都属于这类民间组织。其次，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民间组织进行分类，至少应考虑三个标准，一是其法律地位，二是其利益导向，三是其活动内容。前两个标准关系到民间组织的税收、登记、监管等制度性待遇，后一个标准关系于管理的方便。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各类民间组织进行归类：1.按照其法律地位，将民间组织分为法人团体与非法人团体，法人团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权利责任要大于非法人团体，对法人团体的审批、登记、监管等应当更加严格，而政府在财政和税收等方面对它的支持力度也应当更大；2.按照其活动宗旨，将民间组织分为公益性团体与非公益性团体，公益性团体的主要宗旨是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对这类团体政府的资助和扶持应当更多；3.按照管理的需要，将民间组织分为：（1）群众团体或人民团体，即中国政治特有的那些直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如工会、青年团、妇联、作协、科协、文联、残联等；（2）自治团体，即公民的政治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3）行业团体，即各种同业组织和行业协会，包括具备一定管理职能的过渡性行业管理和自律组织，如中国轻工总会、中国消费者协会等；（4）学术团体，即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交叉学科研究的各种协会和学会；（5）社区团体，即从事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居民组织；（6）社会团体，即除上述外的其他各类民间组织；（7）公益性基金会，即旨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各类基金组织。三、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前面已经指出，约束和规范中国公民社会生长发育的现存制度环境，主要由宪法、普通法律、行政法规、党的政策和其他非正式规则等五个部分组成，它们互为补充，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制度网络，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综合分析制约中国公民社会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环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明显的一般特征①。「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其他研究，可参阅苏力、高丙中等《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法律环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周志忍等编《自律与他律——第三部门监督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郭于华等《事业共同体——第三部门激励机制个案探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制度环境是一种有利于公民社会生长的环境，这也是中国公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得以迅速兴起的基本原因。首先，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从根本上说，对民间组织持积极的肯定态度，这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存在奠定了合法性基础。1982年颁布的新宪法，仍然把结社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确定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如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农村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村民自治等基层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鼓励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所有这些客观上都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创造了合法的制度空间。其次，以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和确立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民间组织的产生创造了现实的经济条件。80年代后中国开始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放弃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原来单一的集体和国家所有制结构为国有、集体和个人的独资、合资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点是民间组织得以蓬勃发展的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再次，80年代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发生的许多重大变革，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例如，政府日益重视法制和法治，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前所未有地增大。又如，政府开始转变职能，大幅度放权，在许多社会经济领域，政府不再履行直接的管理职能，而将这些职能转交给了相关的民间组织①。「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6-198页。」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制度环境对公民社会以鼓励为主的话，那么，其微观制度环境则以约束为主。其一，政府有关部门直接针对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条例等，其基本导向就是对民间组织进行控制和约束。例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民政部门单独或联合颁布的相关法规，绝大多数都是管制性规定，很少有鼓励性的条款。其二，政府管理部门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把入口作为重点，为民间组织的登记和成立设定了过高的门槛。例如，对民间组织的名称、机构、场所、人数、经费、章程、主管部门等，都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其三，对民间组织实行双重管理。按照相关法规，登记在册的所有民间组织，除了接受政府民政部门等主管机关的监管外，还必须接受其业务主管机关的领导，而且业务主管部门通常还承担着主要的管理责任。其四，对民间组织的活动经费、范围和内容实行严格的限制。例如，按照管理法规，民间组织只能在特定的地域范围活动，也只能从事登记核准的活动，否则便视同非法。其五，正像对经济发展一样，政府对民间组织也实行宏观调控。当民间组织在一段时间内增长过快，或国内政治发展发生特殊变异时，党中央、国务院和政府主管部门便及时发布文件或政策，对民间组织进行清查和整理。例如，党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在1984年、1989年、1996年、1998年、1999年、2004年等，针对当时国内民间组织的实际情况，发布重要文件，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2.分级登记与双重管理由于中国至今尚无关于民间组织的正式立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便成为目前关于社会团体的最重要的法规。这两个条例确立了目前中国政府管理民间组织的基本框架，即"分级登记、双重管理"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体制的基本内容是，任何民间组织都必须同时接受同级民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其中民政部门主管审批登记，主管部门负责日常管理。"分级登记"就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分别负责同一层级的民间组织的审批、登记、年检、变更、撤销和监管。按照这一体制，全国范围内活动的组织由民政部审批和登记，地方范围内活动的组织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批，跨行政区域活动的民间组织由所跨行政区域的共同上级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批。具体地说，作为民间组织法定审批登记机关的各级民政部门的职责是：审查批准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民间组织；对审批通过的本地区民间组织履行登记、年检、变更、撤销等法定手续；拟定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的方针、政策、规章并监督实施；负责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内的各类国内民间组织（包括港澳台胞在大陆的社团）、外国人在华社团、国际性社团在华机构的登记和年度检查；指导民间组织的活动，研究提出民间组织的发展规划、会费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监督民间组织的活动，查处民间组织的违法行为和未经登记而以社团名义开展活动的非法组织①。「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根据《条例》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按照目前对民间组织的这种双重管理模式，民间组织所挂靠的主管部门的主要管理职能是：批准和任命所属民间组织的主要领导成员，包括正副会长、常务理事和秘书长；审批这些组织的重大活动；监督所属民间组织的日常工作；从业务上指导这些组织的活动；审计所属民间组织的财务。除了行政审批和登记实行分级原则外，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也实行分级原则。换言之，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也依其行政区域或行政层级而不同，原则上说，业务主管部门的行政层级与其登记管理机关相同。例如，全国性的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就必须是中央级的部委等机关，省内活动的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则须是省级党政机构。所以，现行民间组织管理模式中的"双重管理"与"分级登记"、"分级管理"是相辅相成的。3.双重管理与多头管理"双重管理"的体制必然地导致了民间组织的多头管理格局。根据"双重管理"的规定，每个民间组织都必须同时接受政府主管机关即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而且其日常业务活动主要受主管单位的领导。《条例》只是一般性地规定，县级以上的相关党政机关及县级以上政府的授权机构，均可成为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机构。由此而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局面。事实证明，党和政府不同的职能部门往往成为其所管辖行业的民间组织的主管部门，如各级党委组织部通常是同级党建研究会的主管单位、统战部是同级统战理论研究会的主管单位、政府的文化厅局是各种民间文化团体的主管单位、体育局或体委是各种民间体育团体的主管单位、科委或科技厅局则是各种群众性科技团体的主管单位，如此等等。不仅每个党政职能部门纷纷成为自己职权所及范围内的各类民间团体的"婆婆"，而且事实上许多民间组织出于种种原因还自己四处寻找合适的"婆婆"，有些"婆婆"往往与其所主管的民间组织的业务活动没有太多的关系。例如，政府的文化局"主管"民间健身协会，而政府的体委则"主管"民间艺术协会；政府的科委可以"主管"民间培训组织，而教委则可以"主管"民间科技服务团体；等等。对于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的民间组织，尤其是对于那些经费比较富裕的行业管理组织，不仅要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而且通常还要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其他重要党政权力部门的领导，可以有好几个管着它的"婆婆".4.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相辅相成，都是管理民间组织的权威性规范，共同构成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制度环境，这是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机关，党的领导机关和政府权力机关都担负着管理民间组织的责任。加强党对各类民间组织的领导，既是各级党委的职责，也同样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对民间组织的领导。政府管理民间组织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性法规，党管理民间组织的主要手段则是党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既体现为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正式文件、指示、通知、公告、规定、办法、意见、条例、准则、决定等，也体现为非正式的党的各级领导人的批示、指示、讲话、文章等。与政府的法规一样，党管理民间组织的政策也自成体系。从纵向看，从中共中央到各级地方党委都有一系列关于规范和管理民间组织的政策文件；从横向看，党委的重要部门，如党委的办公厅（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根据各自的职责，都有权制定相关的管理性政策，近年来，这些党委领导部门分别根据中共中央相关文件的精神陆续发布了众多的政策性文件，成为管理民间组织的重要规范。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一起构成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制度环境，它们两者相互补充，各有侧重。一般地说，政府法规的主要职能是对民间组织进行日常性的审批登记和监督管理，而党的政策的主要作用则是对民间组织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关头对民间组织做出鼓励、引导或限制的决定。例如，鉴于农村经济互助组织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近年来接连在相关文件中发布鼓励和扶持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政策；鉴于社团发展过多过滥和一定程度的失控情况，中共中央或中央办公厅分别于1984年、1989年、1996年、1998年、1999年和2004年相继发布了关于控制或规范民间组织发展的文件①。「相关文件可参阅中央办公厅法规室、中央纪委法规室、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和2001年）；山东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编《民间组织管理文件资料汇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在民间组织管理方面，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并存的格局，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中党与政府、法律与政策、人治与法治的特殊关系：一方面，建立法治国家既是载入党章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也是载入宪法的国家的政治发展目标，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人治正逐渐被法治取代，政策正日益让位于法律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成为从属于法律的管理工具；另一方面，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政策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超过法律。5.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同时并存，是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特征。一方面，关于民间组织的许多规定大量重复、交叉和繁琐。例如，对许多民间组织的管理，不仅有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政部颁行的实施细则，而且还有民政部与其他部委联合颁布的管理规定，或者由各部委单独制定的管理规定；一些地方政府也纷纷制定本地管理民间组织的实施办法，不仅省级政府或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有各种"细则"和"规定"，而且地市级政府，甚至区县级政府也有各种"办法"和"意见"；不仅政府民政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制定了众多的法规、条例和规章，而且各级党委和政府也根据情况的需要不时发布一些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措施。类似的规章制度过多，造成了公民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制度剩余".制度剩余集中体现为政府民政主管部门与业务主管部门对同一民间组织的管理职能重叠。按照现行的《条例》规定，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有三项：（1）负责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2）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实施年度检查；（3）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条例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条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督管理职责有五项：（1）负责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前的审查；（2）监督、指导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按照章程开展活动；（3）负责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的初审；（4）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违法行为；（5）会同有关机关指导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清算事宜。不难发现，上述职能有明显的重复。这不仅是制度资源和政府执政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事实上，"制度剩余"也未必增强政府对民间组织的领导能力，相反，往往会削弱其管理能力。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实行双重审核和双重负责的"双保险"机制，但实践证明，监管职责的交叉重复易于导致相互推卸责任，出现监管漏洞。此外，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管任务和责任均大于登记管理机关，但又不能因此收取任何费用，它们缺乏监管的动力；而一旦收取了民间组织定期上缴的"管理费"，又往往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登记管理机关则因为有业务主管单位把"第一道关"，则容易疏忽日常的监管，最终使"双重管理"体制流于形式。然而，另一方面，在制度剩余的同时，民间组织的管理又存在着许多"真空"地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缺乏管理民间组织的一般性法律。目前管理民间组织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务院的几个《条例》，它们是法规而不是正式的国家法律。仅有的几个涉及民间组织管理的正式法律，如《工会法》等，也多半是专门法，中国至今没有一部管理民间组织的"母法".其二是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法规。例如，缺乏针对行业协会、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以及志愿者工作的分门别类的管理法规。其三是现行的一些管理条例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较难适用。有学者认为，相当一部分民间组织的管理条例"内容复杂，透明度低，了解困难"、"技术细节粗糙，内容笼统模糊，适用困难"①。「朱晓明：《中国民间组织生存发展的法律环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204-225页。」制度匮乏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使不少民间组织无所适从，甚至中央政府倡导的民间组织也不例外。例如，中央近年来特别鼓励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但在全国许多地方，它同样遭到了制度的尴尬。由于法律地位不明确，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法制、税收、体制等环境制约因素。合作社究竟是企业法人、社团法人、还是合作社法人，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以浙江温岭为例，该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参照股份合作企业进行注册登记的，属于企业法人，因而税务机关、金融机构必须按照股份合作企业进行征税、贷款；然而同时，《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第十九条又规定，合作社销售社员生产和初加工的农产品，视同农户自产自销。农民生产的初级农产品自行销售，毋需征税，而把农产品委托给合作社进行销售，就要按规定纳税。再比如融资困难的问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工商登记为法人，而银行又不承认其法人地位，不予贷款；即使要贷款，也只能以社员个人名义，并以个人资产抵押才能贷款。这无疑不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向规范化方向发展。6.现实空间与制度空间制度空间（Instit utional space ）要远远小于实际空间（Act ual space ），这是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大特色。这里所说的"制度空间"，就是按照民间组织管理法规合法存在的空间；"实际空间"即是民间组织现实的存在空间。公民社会的实际空间大于其制度空间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实际存在的民间组织的数量，要远远多于政府主管部门正式登记在册的数量。中国政府主管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在今年三月底公布了一组数据：经过四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共1419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共1312万家，基金会共994家，合计一共是2812万家。但是，除此以外，学者们（如王名在"第17届霍普金斯全球公益学者会议"上发言）估计还存在大量没有按照政府要求进行民间组织登记注册的N GO，其中包括在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城市社区基层组织，农村社区的公益和互助组织，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城乡宗教社团，海外在华的资助和项目组织，海外在华的商会和行业协会等等，它们的详细数据由于没有确切的统计和登记而无法获得，保守的估计大约有200万-270万家。又据民政部举行的"全国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会议"透露，截至2004年，全国已建立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十万余个，而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只有一万余个，仅占总数的十分之一。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在"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之外，中国目前至少还存在着以下十类"法外"民间组织：（1）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2）城市社区基层组织；（3）单位挂靠社团；（4）农村社区发展组织；（5）农民经济合作组织；（6）农村社区的其他公益或互助组织；（7）海外在华资助组织；（8）海外在华项目组织；（9）海外在华商会、行业协会；（10）宗教社团①。「王名：《清华N GO研究丛书》"绪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空间随着其"合法性"标准的不同而极不相同。相对说来，严格按照三个《条例》经民政部门登记成立的民间组织，其制度空间最小；无需民政部门登记，但也被政府视为合法的那些民间组织则拥有更大的制度空间。后一种也同样视为"合法"的民间组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或民政部明文规定无需审批登记的民间组织。例如，民政部《关于对部分团体免予社团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以下三类民间团体免予登记：（1）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2）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团体，这些团体通常为各种事业单位；（3）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经本单位批准成立、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②。「民政部：《关于对部分团体免予社团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号，2000年12月。」另一类是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据上级指示或工作需要鼓励成立的各类民间组织，如广大农村中存在的众多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没有任何正式法律规章规定这类组织有免予审批登记的特权，但因为这些组织是按照党政领导部门的要求成立的，所以，即使未经民政部门审批登记，它们也往往被视为"合法的"组织。一项关于某县民间组织的调查表明，该县民政部门正式审批登记的民间组织是163个，但未经民政部门审批登记、只在民政部门的要求下前来"备案"的民间组织多达1200多个，后者是前者的7倍多。该市民政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补充说，实际存在的民间组织的数量，比已经备案的更多。四、余论在对中国公民社会众多的分歧意见背后，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至少存在着这样一种共识：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并且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公民社会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和困难来自其制度环境。这一点已经得到相关调查的证实。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团体研究中心曾对浙江和北京两地民间组织进行过一次历时两年多的大规模问卷调查，相关数据表明，最不利于民间组织发展的问题依次是：（1）缺乏资金、场地（北京3817%，浙江4018%）；（2）管理体制太严格、太混乱，限制过多（北京3314%，浙江2217%）；（3）对社会团体的定位不清，法律地位不明确，相关立法不健全（北京2218%，浙江2015%）；（4）政府不够重视（北京2210%，浙江1919%，黑龙江2318%）。清华大学N GO研究所2000年对全国社团组织的抽样调查也表明，目前中国民间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资金、活动场所和办公设备，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缺乏人才，缺乏信息交流与培训机会，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组织内部管理不规范，政府行政干扰太大等①。「王绍光、王名：《促进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王名主编《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3页。」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特征及其所面临的制度困境，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发展的总体状况，是中国公民社会整体特征在制度环境方面的某种体现。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产生于清末民初。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历程相当曲折，其成长过程一再中断。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公民社会在中国才得以正常发展。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80年代后中国的民间社会开始快速增长，出现了增长高峰。到1989年，全国性社团骤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各类登记在册的民间组织起落较大，很难得到准确的数据。根据最新的统计，截至日，我国共拥有各类社会团体147937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31322个，基金会714个。②「民政部网站"民政统计2005年第一季度数据"
.cn/mztj/yuebao0503.html.」县以下的各类民间组织至今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有的估计，全国的各类民间组织至少在300万个以上。有的学者指出，到2003年全国已注册社会团体数量为142000个，已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为124000个，未注册社会团体40000个，未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250000个，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八大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数量为5378424个，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文艺界联合会等其他准政府社团基层组织数量为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