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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师的魔障——哈尼族尼帕行巫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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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古田起义和府江起义&&&&&&&&一、古田起义明代的古田县，包括现在广西永福县寿城、三皇、和平、龙江及融安县的雅窑、桥板等乡。15 世纪中叶，在这里爆发了以韦朝威、韦银豹父子为领导的、以壮族农民为主的反对明王朝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明朝前期，朱元璋大封勋臣、王族和外戚，赐大量土地，造成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大量破产，江南各省尤为严重。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把大批破产的农民迁往宽乡。广西是多民族地区，虽人少地宽，但不断发生少数民族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民族矛盾突出。明王朝为了“实其地，制其夷”，把湖广及江西地区的大量破产农民迁往广西，组织他们屯耕戍守，古田县便是重要的屯耕戍守地区。这些迁入的外省农民及戍兵侵占当地各族农民的大量耕地。明初，广西屯田仅513 顷，但到嘉靖期间（1522 一1566 年）猛增至4610 顷。而官田的发展也很快，至弘治十五年（1502 年），已达到2840 顷。屯田和官田的迅速发展，必然造成少数民族农民丧失土地，大量破产。他们或逃入山中，或流落他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便尖锐起来。加之景泰年间（1450一1456 年），古田地区连年饥荒，人民无以为生，卖妻鬻女，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走投无路的农民在韦朝威和覃万贤的带领下，强行打开地主豪绅的谷仓，将粮食分发给饥饿的农民。这一正义行动却遭到官府的问罪，捉拿为首者。官逼民反。古田的壮族人民，在韦朝威和覃万贤的领导下揭竿起义，揭开了古田壮族人民反抗明朝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武装起义的序幕。他们的口号是：“差役多，捐重，不杀官吏活不成。”）把斗争矛头直指明朝官吏和地主豪绅。起义者攻占县城，惩处了一批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知县等官吏纷纷逃匿省城桂林。官军不敢进入古田县，派来抚谕的典史为农民军所杀。古田县成了农民起义者的天下。弘治五年（1492 年），明朝廷命都指挥闵珪调湖广、贵州及广西三省官兵47000 余人，在总兵毛锐、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的带领下．对古田农民起义军实行“征剿”。韦朝威和覃万贤早有准备，在县城之北10 里的三厄岭伏兵待敌。三厄中有3 个山口，峡谷间有一条小河，水深湍急，河两岸高山峭壁，仅有山边一条羊肠小道，是官军必经之路。韦朝威、覃万贤在此以重兵设伏。当官军进入三厄岭地带，顿时喊声震天，义军从山间杀出，斩副总兵马俊及参议马铉．官军被杀或滚下山崖死伤者无数，溃不成军。起义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韦朝威、覃万贤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分兵攻打永福、义宁、临桂等县，省城桂林百里之外，均被起义军控制。正德七年（1512 年），韦朝威、覃万贤在古田地区建立农民政权，韦朝威自称“冲天将”。农民政权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斗志。正德十年（1515 年）．韦朝威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遇害，其子韦银豹便担负起领导农民政权的重任。正德十四年（1519 年），明朝副总兵张佑又调集湖广、广东、广西三省官兵、土兵、民壮共47300余人，分五路围剿古田，企图消灭农民起义军和农民政权。韦银豹诱敌深入，然后避实就虚，把官军打得狼狈逃窜，起义军又取得第二次“围剿”的胜利。为坚持长期斗争，韦银豹在凤凰山区建立了大本营。正德十五年（1520年），起义军打到省城近郊，杀指挥朱铠。接着挥兵南下，攻陷雒容县，据有西乡、托定、洛斗诸村。嘉靖五年（1526 年），起义军又一次打败了官军的进攻，杀明指挥舒松等，声势越来越大，“自是桂林地方，岁遭钞、掠，无敢复称兵矣”。 韦银豹将古田县分为上下六里，把整个古田地区置于农民政权的统辖之下。为壮大力量，韦银豹联合八寨、雒容等地的起义军，多次攻打桂林、灵川、义宁、临桂、永福、阳朔等县，杀官吏，开府库，济贫民，深受当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十一月，起义军攻入灵川县城，开县库，烧库房。嘉靖四十三年( 1564 年）十二月，韦银豹亲自率领义军突入临桂县，乘夜攻入府衙，打开藩司库，得银4 万余两，杀参政黎民衷。次年，又攻入灵川县城南郊三里，执署县事、布政司照磨曾传等人。韦银豹领导的古田农民起义军，声势更加浩大，控制了柳州至桂林之间的广大地区，对明王朝在广西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成了明王朝心腹之患。为了镇压古田农民政权，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世宗帝任俞大猷为广西总兵，专门负责镇压古田农民起义之事。但俞大猷在强大的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连遭惨败。至隆庆三年（1569 年），明王朝改广西以总督兼巡抚的体制，专设巡抚一职，委任江西按察使殷正茂为金都御史、巡抚广西，专责筹划镇压古田及广西各地农民起义。殷正茂到广西后，请调广西各地官军、土兵和湖南永顺、保靖土兵，浙江、福建马铳兵等以总兵俞大猷为统领，副总兵门崇文，参将王世科、黄应甲，都司董龙、鲁国贤，游击丁山等各领一哨官军共14 万人，又以土司兵为先导，轮番开路清道，从东西南北方向围剿起义军。官兵步步为营，对起义军的据点实行逐个蚕食。起义军被迫退守马浪、潮水、苦累等据点。官军便集中兵力围攻。起义军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与官军周旋，使官军遭受重大损失。但起义军因外援不至，孤军奋战，众寡悬殊，各据点终于被官军攻破，杀戮7000余人，无辜百姓被害者不计其数。韦银豹也因叛徒出卖而遇难。韦朝威、韦银豹领导的古田壮族农民起义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古田壮族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给明朝统治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古田农民起义军曾一度推翻了古田县的明朝地方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惩处了一批地主豪绅，赶跑了官吏，把古田地区置于农民政权的管辖之下。起义军还攻打毗邻的县城，惩处贪官污吏，开县库，济贫苦，捣毁其统治机构。一些县的官吏不敢住在县城，逃到省城或柳州府城藏匿。起义军还多次攻入广西布政司所在地桂林城，杀官吏，开司库，省城的官吏惶惶不可终日，日夜闭城自守。起义军的这些革命行动，给明朝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动摇了它在广西的统治基础。古田壮族农民起义推动了广西各族人民反抗明王朝统治斗争的发展。他们不仅建立了政权，而且坚持的时间也长，从景泰年间( 1450 一1456 年）到隆庆（1567 一1572 年）初，斗争坚持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而且活动的范围广，几乎整个桂北地区和桂中的部分地区，都有他们的活动足迹。他们与八寨、府江、马平等地的壮瑶族反抗明王朝统治的斗争有密切的关系，是明代广西各族人民反抗明王朝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斗争的主要力量，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起义是在明王朝在广西的统治中心地区开展的，对明王朝在广西的统治威胁最大。明王朝把大批的物力、财力和兵力都用在镇压古田农民起义上，从而减轻了其他地区人民反抗斗争的压力。八寨、府江、大藤峡及马平、来宾等地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正是在古田农民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二、府江起义&&&&&&&&府江，是指桂江流经平乐府属境内的河段。江的上游是阳朔县，下游为昭平县，西岸为荔浦县、永安州（今蒙山县），东岸为恭城县，钟山县、贺县及平乐县的沙子、二塘、同安、阳安、源头等乡，广袤于余里，山岭重叠。府江“两岸及三峒，皆府江僮．… … 西岸三洞属荔浦，延袤千有余里，中间巢峒盘路，为瑶僮渊蔽”。 历来是壮族聚居的地方。有明一代，封建王朝加强对广西少数民族的统治，因而不断发生壮瑶各族人民反抗其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府江地区壮族人民的反坑斗争，与古田、迁江、来宾、八寨及大藤峡地区的反抗斗争相呼应，是明代壮族人民反对王朝统治斗争的中心地区之一。早在洪武（1368 一1398 年）初年，府江两岸的壮族人民就开始了反抗活动，至正统年间（1436 一1449 年），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九年（1444 年），荔浦韦贵、莫公乔领导壮族人民起义，多次袭击平乐府城。这些起义，与瑶民起义相配合，给当地的官府造成很大威胁。弘治八年（1495 年），两广右都御史闵珪无可奈何地向朝廷奏报，要求“调兵征剿”。朝廷同意他的请求。闵珪集数万官军和士兵，分四路向义军进攻。一路由副总兵郭宏，副使武清率领，从永福县的理定、荔浦方向攻府江西岸；一路由左参将毛伦，佥事刘信率领，从平南伍屯进攻西乡；一路由右参将欧磐、左参议吴昭率领，从象州，修仁（今属荔浦县）进攻陆峒；一路由游击将军王永、佥事王本俭、指挥使谢廉等人率领，从平乐广运方向进攻东岸义军。另调都指挥佥事孙壁、佥事黎鼎率兵从贺县方向布防，堵塞义军向东转移，企图一举扑灭府江两岸壮瑶人民的反抗斗争。为了避开官军的主力，保存实力，义军转移至雒容和湖南宝庆、武风、新宁等地开展活动。官军找不到义军的主力，就以当地无辜百姓为剿捕对象，7000 多人被残杀，8000 多义军家属被掳，牛马及财物被掠者无数。官军撤走后，义军又打回原地，府江两岸又成了义军的天下，“使一州五县之内，行旅官民，田粮府库，受害有不可胜言者”。正德十二年（1517 年），总督两广军务陈金又调集数万官军、土兵，对府江地区的义军再次进行大规模的征剿，义军被杀6000余人，被俘5000 余人，起义暂时受挫。为了控制义军的出入，陈金将守备官从平乐移至昭平，派弓兵哨守巡逻，并在沿江凡可通往义军活动的地方，或“塞以木石，或开挖深阱”并调柳州、庆远、田州三府壮勇土兵数千人沿江屯守。尽管如此，府江两岸壮瑶人民的反抗斗争仍然在发展。至嘉靖年间（1522 一1566 年），修仁、荔浦等县城四周已为义军所控制，官吏兵卒“出城（闺）数武，非挟戈矛拥什伍不敢往。” 以后，官军虽然多次对荔浦、修仁等地区的义军进行征剿，但均未得逞。隆庆三年（1571 年），杨公满、雷公奉、黄公东等分别率义军攻占荔浦县城、峰门、南源和平乐的乐山等地，重创官军。接着移师攻永安州，活捉知州杨惟执，杀指挥吴瀚，千户李可久、周濂．土舍岑文、太学黄文堂等，杀兵卒甚众。义军的胜利，使明朝廷大为震惊，大学士张居正令广西巡抚郭应聘“速破其巢”。郭应聘调集土、汉兵6 万余人，由总兵李锡统领，分五路进攻义军。参将钱凤翔、王世科，都指挥王承恩、董龙各领一军，分头进犯，对义军进行疯狂围剿。由于力量悬殊，义军受挫，5000 余人被杀，4000余人被俘，首领杨钱甫等遭残杀。至此，坚持近一个世纪的府江地区壮族人民起义终告失败。郭应聘镇压府江壮族人民起义后，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提出五条新措施：( 1 ）改设土司，控制要害地方。革罢荔浦之峰门、南源，修仁之丽壁，永安之古眉等处巡检司，改设土司，征调左右江土司领兵戍守。设水济、仙迥、高天、龙头矶、古西、下洞六营及广运、足滩二堡，募土兵2000 余人屯耕戍守；( 2 ）更设参将。设土司分兵屯守，但这些土司仍需受官军将领的指挥、控制。昭平原设坐镇都指挥一人，事权稍轻，改设参将，兼制桂平，凡两岸所设诸土司，尽属参将统领，有事宜于剿办；( 3 ）开通水路、山道，拓荒险阻。府江两岸向来是壮瑶活动的地区，官军屡征屡败，皆因“道路棣莽”。为了防止壮瑶族人民利用两岸山林为掩蔽进行反抗，竟召募商人将沿江两岸的树林全部砍光，使之变成荒山秃岭地带和无人烟地区，这种破坏生态，破坏当地壮瑶族人民生计来源的野蛮行径势必遭到壮瑶人民更强烈的反抗；( 4 ）酌处兵费，招土兵、汉民屯垦。为了稳定军心，长助戍防，规定在两岸三洞屯防的7000 名守兵，由官府拨给田地屯耕。两岸三峒壮、瑶农民因官军的征剿而抛荒的田40 余万亩，一部分招募汉族农民耕种，以实其地。同时将部分田拨给土司兵屯耕，每人给田10 亩，领兵者加给。“授田之初，养以月粮，资以牛种。三年之后，计亩科粮三升，蠲其摇差’， 以自养；( 5 ）设昭平县。从苍梧至平乐府500 余里，“中间山谷窈杳，林箐蔽亏，片影弧帆，行同异域。”是壮、瑶族聚居地区，没有县治，官商船只来往多为拦载。故在江之西岸设一昭平县治，形成政治、军事重地，以震慑之。郭应聘的设计，因是与壮瑶人民为敌，故遭到壮瑶人民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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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流浪的心灵找到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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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寨，系指思吉、周安、剥丁、古卯、罗墨、古钵、古蓬、都者等8 个寨堡，位于忻城、上林、迁江三县交界地区。其地纵横数百里，四周群山环合，山间有许多小块平地，是壮族聚居的地方。八寨南边有石门隘，通上林、宾州；往东边出来宾、柳州；西面和北面重峦叠嶂，有崎岖山路可通庆远。由于山岭环叠，易守难攻，历代封建王朝的势力都难以达到，故成为壮族人民反抗封建王朝统治力量的聚合处。早在明洪武初年，古蓬寨就发生过壮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永乐二年（1404 年），宜山、忻城地区又爆发了以陈公宣为首的反抗斗争。永乐十七年（1419 年），有庆远峒韦钱望等起事，自称王侯元帅，设官置吏，杀按察御史诸璞，夺其官印，八寨纷纷响应。朝廷为之震惊。总兵官镇远侯顾兴祖率湖广、广西、贵州等省汉土官兵分左中右三路进攻。左路以指挥鲁义等由宾州进发；右路以指挥李宣、史雄等从思恩县方向进攻；中路则由顾兴祖亲自率军从小安定进击。义军因力量分散而失利，通天侯韦万贤、无敌大将军韦公向、通天都元帅覃万员，猛列将军韦公笑等壮烈牺牲。官军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4000 余人，并“以斩从贼诡奏首贼”，邀功请赏。顾兴祖“自镇守广西以来，暴虐贪婪，急慢废事… … 上欺朝廷，下失边人心… … ”。 顾兴祖的残酷镇压，更加激起壮族人民的愤恨和反抗。各路联合起来，互相配合，反击官军的征剿。洪熙元年（1425 年）七月，河池覃公新联合忻城、宜山等地的韦万黄等合众4000 余人，四出攻打官军，焚烧府库，惩处官吏。正当明朝廷渴集官军前来镇压的时候，其它各地的义军也采取联合行动，与韦万黄义军相配合。如韦香等聚众1OOO余人在武缘县起义；覃公旺在思恩县起义，有众2000 余人，自称都督，据思恩大小富龙30 余峒，“固守险阻，以拒官军”。宣德二年（1427 年）秋，柳庆等地有朝傅等起事。次年，庆远、忻城地区又爆发了以谭团为首的起义。八年（1433 年）一月，又有庆远地区的莫往、吉利等峒的韦公稼、黄公帐等起义。至英宗天顺（1457 一1464 年）初年，以八寨为中心的壮族人民反抗明王朝统治的斗争空前高涨，柳、庆等府，宾州、上林、武缘等州县的壮族人民都纷纷揭竿而起，“攻陷城池，张立旗号”。其中，以黄公好的势力最强，拥众数千。公好自称“划（左边两个戈 右边一个刂） 平王，设都督、左右参将等官，影响最大。明总兵官安远侯柳溥调集各处官兵及土兵，分八路进行围剿。义军严阵以待，据险抗击，双方对峙4o 多天，官军不能前进。柳溥孤注一掷，令军士攀藤缘崖．用各种铳炮火器，四面夹攻。义军则用滚木、滚石抗击官军．但因力量悬殊，黄公好等524 人英勇牺牲。官军残忍至极，惨无人道，砍下各首领的头挂在各州县的要道上袅示。然而，残酷的镇压并不能消灭壮族人民的反抗意志。同年五月，蓝茄又领导古丁等峒10000余众起义，进攻思恩府和武缘等县，进逼南宁府城。由于官军的镇压，广西各地失利的义军纷纷向八寨地区转移，八寨成了各地义军的大本营。至成化年间（1465 一1481 年），广西中部和西北部地区壮族人民起义斗争重心已转移到八寨地区。成化六年（1470 年）二月，黄公刚等率领4000 余众进攻宾州的安城、上团、渌田等地为配合黄公刚的行动，韦公童等率领1000 余人进攻大欧、小欧、古言等地官军。八年（1472 年）正月，黄公刚义军1000 余人进攻宾州、上林、永淳等县。八寨义军互相配合行动，使官军到处挨打，疲于奔命。明朝廷为了消灭八寨地区的义军，又派广西参将张寿等率官军征剿。黄公刚等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化整为零，将队伍转到外线忻城、宜山等地继续作战，并趁势东下攻打高、廉、雷、肇、浔、梧等州，把官军引出八寨。明王朝面对八寨及其它地区各族人民汹涌澎湃的反抗斗争，十分恐惧不安。明宪宗特地敕广西按察司佥事叶淇“专于宾州御寇”，又命广西巡抚、右都御史韩雍“委按察司官一员，常居其地，往来柳、庆、迁江、上林、南宁、宣化等境防守”。尽管明王朝调兵遣将，到处设防，并派专员坐镇负责“御寇”，但终因广西山多林密，地形险要，加之防兵不足，“捉襟见肘”，无济于事。而八寨义军在同官军的斗争中采取灵活的战术，当官军压境围攻时，化整为零，转移到外线作战，联合各地义军攻打官府。当官军追剿时．他们又很快地转回八寨。所以，明王朝虽年年派大军“围剿”，但八寨壮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却持续不断。正当朝廷加赏其“有功”将士，弹冠相庆之时，八寨壮族人民的另一场战斗正在加紧酝酿之中。弘治四年（1491 年）十月，韦柒旋为首的起义，很快攻占了宾州、上林等地。明守备指挥佥事贾浚和哨守指挥同知方圆以为八寨义军已被消灭，失于防备，韦柒旋义军打他个措手不及，使官军伤亡惨重。贾浚和方圆被明朝廷降三级处罚，而分守左参将陈啤嗥哨守备指挥刘锐等4 人则被逮捕治罪。
正德、嘉靖年间（1506 一1566 年），思恩土官岑（睿）及田州土官岑猛兴兵互相攻掠时，朝廷派官军讨伐。古田、府江、雒容、大藤峡等地的壮瑶人民趁势纷纷起来反抗明朝的统治。八寨起义力量在这个时期也得到恢复和发展。起义的“每寨有众千余，… … 同据一险。无事则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数千之众皆不纠而聚，不约而同，不谋而合，故名虽为八，实为一寨。此八寨之贼所以势众力大，而自来攻之有不能克者也”。正因如此，各地义军皆依为汇集之所。“每有缓急，一投八寨即无所致其穷诘。八寨为之一呼，则群贼皆应声而聚。故群贼之于八寨，犹车轮之有轴，树木之有本”． 八寨义军是官军最难对付的反抗力量，明王朝视为心腹之患，认为“广西有八寨诸贼，犹人有心腹疾也”。于是，当王守仁刚平定了思恩、田州土官之乱后，即令他督军进剿八寨义军。嘉靖七年（1527 年），王守仁坐镇南宁，亲自策划进攻八寨义军。他先用麻痹八寨义军之计，明之佯作按兵不动，并遣返湖广土兵，而在暗中谋划进军八寨．八寨义军果然不备，王守仁即令田、思恩土目卢苏、王受、韦贵等率领土兵及官军5000 余人乘夜突袭石门。石门是八寨通往上林、宾州的门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之称，过去官军于此隘曾屡吃败仗。石门被破，义军仓皇应战，退入高山险要处立寨，凭据险要，垒石滚木拒敌。官军未能得逞，则乘夜令死士含梅攀崖偷袭义军营寨，古蓬寨、周安寨、古钵寨、都者寨相继被攻破，义军被杀3000 余人，无辜群众被杀、被捕者不计其数。义军为了保存实力，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官军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为了彻底镇压八寨壮族人民的反扰，王守仁向明朝廷提出一套统治八寨的办法：将南丹卫移至周安；改筑思恩府城于荒田；改凤化县治于三里；添设流官县治于思龙；增筑守镇城堡于五屯，其目的是“增筑城堡以据要害，所谓谋成而敌自败，城完而寇自解，设险而贼自摧，威震而奸自伏”。王守仁来不及实施他的计划，便因身患重疾而去。广西右布政使林富，继承王守仁的衣钵，继续推行王守仁的阴谋，将南丹卫移至上林三里，层层布防。但八寨壮族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继续以各种形式开展斗争。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义军攻入南宁府城，开府库，处死一批官吏。四十年（1561 年）八月，八寨义军再次攻入南宁府城，开宣化县库，杀死守城官军21 人。隆庆（1567 一1572 年）初年，古田韦银豹领导的壮族人民起义蓬勃发展，势不可挡。八寨义军与之相助，互为犄角，屡败官军。明朝廷大为震惊，派江西按察使殷正茂为佥事都御史，专负镇压广西各族人民反抗之事。在殷正茂调集土、汉官军围攻古田起义军的同时，派人潜入八寨探听虚实，宣读谕旨，施加压力，阻止八寨义军支援古田义军。在殷正茂的压力诱骗分化下，八寨的一些寨老，如樊公悬、韦公良、石公庆、兰公咯、罗公印、黄公遨等到梧州军门表示愿意顺服输赋。殷正茂令右江兵备郑一龙、参将王世科及宾州守吴臬、武缘县令杨大韶等将八寨地区的壮族居民以10 家为单位，征收赋米216 石，每户另征银1 钱。为了督促征收赋税，每村设甲长1 人，每寨设峒老l 人，负责替官府征收赋税。在军事上，为了加强控制，殷正茂在八寨设立长官司，派那马土巡检黄（肠）为长官，率兵8000 镇守，又以安定土巡检黄昌、兴隆土巡检韦富各带土兵200 人戍守。明王朝每年向八寨人民征税收银1070 两。官府和土司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激化了官府、土司与八寨壮族人民的矛盾，各地反对官府及土官统治的浪潮又起。万历二年（1574 年），龙哈壮族首领樊尚率领2o0余人起义，反对官府及土官的盘剥。郭应聘令三寨土司黄肠、黄昌、韦富率土兵镇压，樊尚被害。义军攻占上林县七里及武缘县九图等地。四年（1576 年）又有兰万德领导的壮族起义。官府将其镇压后，在黄村设参将府，建城镇守。该村的庐墓、田塘一概迁毁，令居民在西门外荒坡上搭棚栖居，每年还向他们征收粮米。官府的贪暴，激起八寨壮族人民更大的反抗。万历七年（1579 年），八寨爆发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夺回被官府侵占的田产，捣毁土司衙门，攻城略库，惩处官吏。督臣刘尧诲、巡抚张任调10 万汉土兵，分由三里、忻城、夷江、上林四路围剿义军。义军设险拒敌，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刘尧诲和张任纵兵杀掠，屠杀义军和无辜群众9100 多人，掳俘5400多人，掠夺牛马及其财物、器械不计其数。刘尧诲和张任镇压八寨起义后，采取了一套强制性的统治措施。第一，设三镇，实行“以夷治夷”．以周安、古卯为一镇，派东兰州土官弟韦应鲲任土巡检；思吉、古钵、罗墨为一镇，派东兰州土官弟韦显能任上巡检；都者、古蓬、剥丁为一镇，派田州总目黄冯为土巡检。令各带土兵千名，掠百姓之田地屯种，世守其地。三镇统属于思恩参将。第二，置参将于三里，筑城建衙。三里在八寨和宾州之间，为八寨之门户，置参将一员坐镇，带兵500 作为八寨三镇土巡检的声援，并对三镇土巡检进行监督。又在龙哈、咘咳设二堡，各有兵150 人，与三里戍兵相呼应。第三，分信地以重责成。即划定各参将负责防守区域。参将李应样驻扎三里，统标兵一营及存留土兵，往来于迁江一带；参将倪中化驻扎穿山，统募兵一营及戍守柳州的俍兵，往来于北五一带；守备童元镇屯驻忻城，统领永顺、永定土司兵500 名，往来罗墨、夷江一带防守；指挥李时中，驻扎来宾，统士舍黄宠等土兵300 名，往来于迎恩、牛岩一带防守；原任都司王尧臣，统名色把总周大用新募兵500 名，往来．上林之三畔、大明山一带防守，各给田屯种，就地分守。第四，迁南丹卫于三里，与参将同城。目的是协调官军的行动，加强防卫。第五，实行屯田。将杨渡水以南的田地划给卫所，令戍兵屯田，自耕自养。第六，设置险堡，募兵戍守。招募土民在险要处设堡4 个，堡兵100 名，授田屯种。第七，将官库移至三里，以资兵晌费用。八寨起义是壮族人民反对明王朝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反对土官统治的斗争。斗争几经反复，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坚持一个多世纪之久，最后虽因明王朝的野蛮镇压而失败，但它沉重打击了明王朝和土司的统治势力，有力地配合古田、府江、雒容、马平、大藤峡及其它地区人民的反抗斗争。由于八寨系峰丛山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当各地起义失利时便向八寨转移，自然成为明代广西各地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中心和汇合处；八寨起义持续时间长，规模大，斗争也最为激烈，表现了壮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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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定洲推翻沐家政权
沙定洲是明朝末年云南壮族的领袖人物，生于卫国安边的“土目”之家。其父沙源原驻王弄山（今云南省屏边、河口一带）。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交趾军队犯我滇南临安（今红河州）边境，“沙源率众堵截，斩其伪侯伯三人，巡抚委之以王弄副长官事。”沙源“晓勇，有将才，数从征调有功。继以征建水功，复以安南长官司废地界之。后征东川、水西、马龙山等处，全云南会城称首功，累加至宣抚使。”“蒙自土目何起龙裾新现，多不法，源以计灭之，并其地。诸土司尽败之，唯沙氏独强。”沙源戎马生涯，一生奋斗，为抗击外来侵略和维护边疆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给其后世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他死后，由长子定海继位，不久定海亦死，次子定洲便承袭父业，治理滇东南地区。定洲自幼受父亲熏陶和教育，“兴邦立业”，习兵善战，甚得民心。他为人性格粗犷，不受“三纲五常”的封建思想约束．娶原阿迷（今云南省开远市）已故土知州普名声之妻万氏为妻，因非名门正娶，万氏又犯寡妇改嫁之大忌，因而遭到封建宗法势力的攻击和毁谤。然而，沙定洲却在万氏的支持和帮助下，汇集了普名声的旧部，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迅速控制了滇南。万氏很重视发展生产，至今邱北壮族及当地百姓还广泛流传她修筑“桥背水”工程的故事，并把她奉为神灵，称之为“万氏祖母”。当时，沙定洲统管了王弄、安南、蒙自、阿迷诸司，其境“西自元江，南接交趾，东接广南，北至广西（沪西），绵亘数千里。称兵二十万”。隆武元年（1645 年），即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的第二年，他率部进入云南省会昆明，直捣明朝镇守云南世袭黔宁王府，推翻了沐氏家族在云南长达282 年的反动统治，从而威镇云南。有明一代，沐氏家族自沐英至沐天波，历十余世，一直是云南最高的统治者。他们独揽当地的军政大权，专横跋扈，横征暴敛，“在滇久威权盛，尊重拟亲王”。他们还强占各族人民的耕地达70多万亩，“置田园三百六十区，资财充韧，善事朝贵”。而管理沐氏家族庄园的役吏则“杀人抢劫，凶如豺狼”，把各族失地农民驱逐到边远瘴疠之区或高寒贫瘠山区，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特别是到了明代末年，沐昌（作）、沐启元父子继位，更是“乖戾暴虐”, “狂悖无道”。 他们千方百计勒索各族人民，集中巨额财富，以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这表明沐家政权是云南腐朽反动的大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各族人民的共同死敌。崇祯年间，沐昌作、沐启元先后死去，沐天波在此危机四伏之际，接过其前辈的衣钵，当上云南的总兵官，拼命维持沐家政权在云南摇摇欲坠的统治。当时，高迎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已席卷全国，与李自成同时，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于崇祯十七年（1644 年）冬，攻克成都，建立大西农民革命政权，年号大顺。在内地农民起义的推动下，云南各族人民也开展了反对沐氏家族反动统治的斗争。一部分民族上层人士直接卷入了这一斗争的历史洪流之中。滇南壮族土司沙定洲，便是其中最显赫的一个。清顺治二年（1645 年），沐天波派驻会川防御张献忠的参将李大费，因“贪婪，数扰诸夷”，当地傣族土司吾必奎“不能堪，遂结县民王清、刘开等据元谋叛”，沐天波“檄沙源之子定洲协剿”, 沙定洲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率部直抵昆明，屯兵城外，接着“以都司阮韵嘉、张国用、袁世宏诸人为内应”，又以入城辞行的名义，出奇不意地率众攻占沐府。沐天波慌忙“由小窦出遁”，沐氏家族及其党羽一时乱作一团，“（禄）永命在城巷战，拒贼从官；周鼎止天波留讨贼，天波凝鼎为定洲诱己，杀之，西走楚雄；其母陈氏、妻焦氏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庵，皆举火自焚死”。经过激烈战斗，“禄永命、龙在田俱引所部去”，沙定洲很快控制了昆明局势，进驻黔府，请巡抚吴兆元为题“代沐氏镇云南”，请居大学士王锡衮置贡院，“传檄州县”， 就此推翻了沐家政权在云南的黑暗统治。为肃清沐氏家族在云南各地的残余势力，沙定洲在通盘部署就绪之后，于清顺治三年（1646 年）率部西进，追击逃往楚雄的沐天波，迫使他再西走永昌（保山）。其后，沙定洲派部将王朔、李日芳攻取大理、蒙化（巍山），另派一部攻取宁州（华宁），毙禄永命，平定迤东。至此，控制了云南东部和西部的几大战略要地。然而，就在沙定洲镇滇取得重大进展之时，中原的农民革命战争，在清军入关之后发生了战略上的根本变化，特别是在一些汉族地主勾结清军把矛头对准农民军，捕杀李自成、张献忠之后，农民革命军改变了斗争的方向，从反明转向了抗清。活动在川黔一带的大西军余部，亦由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率领，打起了“抗清复明”的旗号，这给沙定洲彻底粉碎沐氏政权的斗争造成了十分被动的局面。，顷治四年（1647 年），沙定洲得知沐天波又窜回楚雄金沧道副使杨畏知处，“遂调兵七十二营围攻楚雄，环城掘壕为久困计”，杨军据守8o 余日，“几不能支”。 此时，孙可望便由遵义进入云南，在交水（沾益）、曲靖、陆良、宜良等地向沙定洲的军队发动攻击，“诈称黔国焦夫人之弟来复仇”。沙军不得已，舍弃攻取楚雄的计划，转至草泥关，与孙可望的农民军激战，不幸失利，退守阿迷。接着李定国又率农民军进攻滇南，兵临临安（今建水县）城下，沙定洲部将李阿楚组织全城军民拒守，与李定国军靡战，双方损失非常惨重。最后李定国用“穴地置炮”的办法，终于把城攻破，沙军将士及临安百姓7万8千余人被杀于城外白场。农民军也元气大伤，无力再进攻阿迷。顺治六年（1649年），农民军复由李定国率领，再次进攻沙定洲所控制的滇南地区，围困沙定洲于汤嘉宾营地达三月之久。沙军终不能支，相继出降。定洲及其妻子万氏被俘送至昆明，含恨被害。
沙定洲虽然被杀害了，但他反对民族压迫，率部推翻沐家政权的反动统治，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在云南壮族人民中，至今仍有数十万群众自称“沙人”，用以表示对逝去领袖的认同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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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壮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一、反抗交趾的人侵&&&&&&&&&&&&11 世纪前期，交趾李朝统治时期，其封建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国力日益强盛，不断对外扩张。向南兼并占婆，向北不断侵犯北宋南境。由于北宋正在同北边的西夏和契丹进行战争，无暇南顾，交趾统治者便乘机肆无忌惮地入侵北宋的广西边境，企图扩张其地盘。天圣五年（1027年），交趾王李公蕴派申承贵率军攻占左江太平寨，杀寨主李绪，大肆虏掠而去。嘉祐五年（1060年），交趾大将申绍泰又率军入侵左江地区，杀永平寨主李德用等，掳北宋指挥使杨保材及士卒，掠夺牛马无数。熙宁八年（1075年），交趾又派大将刘纪率兵入侵邕州边境地区，北宋王朝为了避免和交趾发生对抗，采取了容忍态度。北宋王朝的软弱和容忍，助长了交趾李朝的扩张野心。这一年十月，交趾国王李乾德命其辅国太尉李常杰率10余万军队分水陆两路大举入侵广西。水路由李常杰率领水兵浮海入寇钦廉地区，攻陷钦州、廉州（今合浦县）。北宋官军和土丁虽然进行了英勇抵抗，但因平时疏于训练，器甲不齐，供给不继，致未能抵挡交军的进攻，官兵、土丁8000余人被杀，李常杰接着向邕州方向推进。陆路由宗宣率领，从邕州边界（今凭祥、宁明、龙州）入侵，连陷永平、太平寨，长驱直入，与李常杰的军队合围邕州。由于北宋朝廷对交趾采取妥协态度，边防松懈。邕州知州苏缄曾经提出所谓“止保甲，罢水运，通互市”的主张，而对交趾侵犯，阴谋未能察觉，及至交趾军兵临邕州城下，苏缄才醒悟，毅然卫国保家，召集附近土丁和汉兵2800人入城固守。为了稳定军心，守住州城，苏缄告诫士卒和城内居民：“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贼已薄城，宜固守以迟外援、若一人举足，则群心摇矣。幸听吾言，敢越佚，则窄戮汝”。沈为了鼓舞士气，苏缄“昼夜行劳士卒”，并选勇士，巡弋于邕江上，抗击交趾兵。交趾兵日夜攻城不息，城内军民合力奋战，用火炬焚烧敌之云梯，使之不能登城。交趾兵用云梯攻城不能得逞之后，又用毒箭射杀城上守军。守城军民同仇敌汽，坚志固守，用神臂弓射杀敌人。宗（禀）（原文看不清）又令兵卒挖壕洞，企图从地下攻入城内。守城军民则用火攻，堵住洞道，又一次击退交趾兵的进攻。李常杰和宗立率领交趾水陆两路军会合于岂邕州后，又兵分两路，宗（禀）率领的陆军围攻邕州城，李常杰率领水军从邕州北上，阻滞来援的北宋军。怯弱的广西监张守节率领援军犹豫不决，行动迟缓，至昆仑关时与北上的交趾兵遭遇，援军3000余人死伤殆尽，张守节也战死。宗（禀）得知邕州城已与外界隔绝，外援不至．于是拆毁附近三州的城墙，令士卒运土在城墙外垒土为梯登城。由于州城久被围困，已粮尽泉涸，将士、居民饮沤麻水，痢疾流行，饥寒交加，死亡不少。但守城军民仍然坚持战斗，誓与州城共存亡，坚守邕州城42天。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二十一日，邕州城终被交趾兵攻破。苏缄因城失守，愤忿万分，喊出忠烈誓言：“吾义不死贼手。”令妻女36人先死，而后纵火自焚，壮烈殉国。城内的壮、汉军民面对侵略者的屠杀，宁死不屈，“无一叛者”。表现出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交趾军入城后，屠杀了58000余人，并将死者尸体以100人为一串，抛入邕江。掳掠妇孺七、八万人，在15岁以上男子的额头刺上“天子兵”三字，20岁以上男子则刺上“投南朝”三字，妇女的左手被刺上“官客”二字，金银财物被掠者不可计。入侵者把邕州城洗劫一空之后，纵火焚城，把这座北宋南部的政治、军事重镇变成一片废墟。&&&&后来宋神宗得报苏缄为国献身的壮烈事迹后，赠苏缄奉国军节度使，谥忠勇。后人为纪念苏缄，在他殉难处（今南宁兴宁路红星戏院处）建立苏忠勇祠和一座大墓，刻有8个大字的石碑：“宋苏忠勇公成仁处”。&&&&邕州陷落于交趾，丧失了南部屏障，才使北宋王朝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交趾兵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北宋官军和边疆壮族人民的极大愤恨。熙宁九年（1076年）二月，北宋王朝命郭逵为招讨使，率领30万大军开赴广西，讨伐交趾侵略者。宋朝官军在壮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打败了侵略者，并追击到富良江（今红河），迫使交趾李朝求和，取得了反击侵略战争的胜利。在反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壮族人民踊跃参战，有的充当向导，有的运输军粮器械，还捐集钱粮和其他财物供官军作军需。“是役也，调民夫八十七万有奇，金、谷称是”。壮族人民在这场反侵略斗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二、瓦氏夫人抗倭&&&&&&&&&&&&明代，倭寇不断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建立据点，烧杀掳掠，嘉靖年间（1522—1566年）尤为严重，致使农业、手工业生产遭受破坏，商旅受阻，贸易衰落，人无宁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明王朝虽屡调直隶、山东、河南、江浙等省官军进行征剿，但由于朝政腐败，奸党横行，忠臣受害，防务废弛，屡征屡败，而愈剿则寇害愈炽，江浙地区已是“谨壤虽存，鞠为茂草，孤村相望，则民不得务农的”惨状。面对倭寇猖撅肆虐的严重局面，明王朝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朝野一片慌乱，流传所谓御倭“十难”，即倭贼来去难测、海岸线长难守、江南水陆交错难战、鬼域变幻难知、倭寇盘踞坚久难备、居民柔脆难支、土地深卤难御、兵力难募、粮乏难措、将领骄儒难任，散布失败主义情绪。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之下，明朝廷派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专办剿倭事宜。张经面对官军腐败无能、倭寇气焰甚嚣尘上的局面，把抗倭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壮族的俍兵身上。嘉靖四年（1525年），张经曾带领官军征讨田州土官岑猛，知道田州等地俍兵晓勇善战，战斗力强，能抵抗倭寇者非俍兵莫属。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七月奏调广西田州、归顺、南丹、那地、东兰等州土、俍兵到江浙抗倭，由田州土官为统领。但当时田州土官岑大禄、岑大寿年尚幼，不能任军事。土官岑猛妻瓦氏作为土官的摄政太后，虽已年有57岁，愿代替曾孙大禄、大寿应调。同年十月，瓦氏夫人携大禄、大寿率田州、归顺俍兵赴梧州，并会集东兰、南丹、那地等州俍兵，组成6000余人的伉倭队伍，水陆兼程，浩浩荡荡，开赴江浙杭倭前线。瓦氏夫人率领的俍兵中，有田州兵4100名，战马450匹，由头目钟富、黄维率领，归顺州兵862 名，由土目黄虎仁率领；南丹州兵550 名，由官弟莫昆、莫从舜率领；那地州兵590名，由土目罗堂等率领；东兰州兵750名，由土目岑褐率领。出发时，瓦氏夫人对众俍兵说；“是行也，誓不与贼俱生！表示抗倭寇的决心，军威大振，士气高昂。&&&&瓦氏夫人率俍兵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九月出发，途经广东、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于次年二月至浙江嘉兴，三月初到达江苏的松江。东兰、南丹兵配属游击邹继芳指挥，布防于闵行一带；归顺、那地兵配属参将汤克宽指挥，布防于乍浦一带；瓦氏夫人直接指挥的田州兵配属俞大猷魔下，布防于上海附近的金山卫，担负戍守金山卫和捣毁西路拓林倭寇巢穴的任务。&&&&瓦氏俍兵的抗倭第一仗是在金山卫打响的。金山卫是军事要塞，南临大海，是上海的屏障，江浙的门户，倭寇登陆的主要地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倭寇企图攻占它作为永久的据点，进可攻打上海、江浙腹地，退可出海。能否守住金山卫，阻止倭寇登陆，关系到抗倭战场的大局。因此，当瓦氏夫人的俍兵布防在金山卫之后，即引起倭寇的注意，企图趁俍兵阵脚未稳之时一举消灭之。所以，当瓦氏率俍兵进驻金山卫不久，倭寇便拥众来攻。四月二十一日，倭寇二三千人南来金山，都司白泫与瓦氏俍兵出击，战斗中白泫被敌围困数重，瓦氏督俍兵奋战，她挥舞双刀，纵马冲击，奋不顾身，杀入重围，将白泫解救出来。五月初五日，倭寇又向金山寻衅，瓦氏又督俍兵出战，杀倭寇150余人，使倭寇自侵扰中国东南沿海以来第一次遭受沉重的打击。然而，倭寇的嚣张气焰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初十日，盘踞拓林的倭寇倾巢出动，“南国金山，大索瓦氏”, 企图消灭俍兵。经过激战，倭寇被迫退却，又一次领教了壮族俍兵的厉害。在这次战斗中，瓦氏年仅20多岁的侄儿岑匡，单枪匹马杀入敌阵，连斩倭寇4 人，而他自己也壮烈牺牲。金山卫保卫战，俍兵军威大振，打破了倭寇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倭寇“闻之惧，退保拓林，坚壁不敢出”。金山一带的居民看到俍兵作战勇敢，迫使倭寇龟缩在拓林老巢里，不敢贸然出掠，从而受到鼓舞，人心稍安。&&&&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四月二十日的汪江径战役，是壮族俍兵参加抗倭以来取得最辉煌胜利的一次战役。十九日，盘踞拓林的倭寇共2万余人，从金山卫向嘉兴一带剽掠。总兵俞大猷督瓦氏率田州俍兵追击。总督张经又派参将卢镗率其他俍兵和湖南保靖、永顺土兵从水陆两路阻击，迫使倭寇折回汪江径。瓦氏和卢镗率领的壮族俍兵以及湖南永顺土兵，把倭寇逼到汪江径以南的杜家村倭墩浜屯一带，然后前后夹击，大败倭寇斩楼倭1900余人，其余残寇四处逃窜，溺死无数。这是瓦氏率领俍兵到江浙抗倭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这次抗倭的大胜利，把倭墩浜屯改名为“平倭墩”，并在汪江镇的一座小山上竖起一块“大捷碑”，这座小山亦取名为“大捷山”。汪江径大捷，扭转了明王朝抗俊的被动局面，使抗倭斗争向有利于明朝方面转折。&&&&此外，壮族俍兵还先后参加了柘林、盛墩、嘉兴和双溪桥、松江、昆山、漕河径等大小战役10余次，为抗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瓦氏夫人统帅的俍兵在抗倭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其原因主要是：第一，瓦氏及俍兵将士具有高度爱国热忱。瓦氏为土官之女，自幼随父攻读，“颇习书礼，尤通兵法”。对子孙“朝夕训以朝廷恩德，宜抚循遗民，修职图报。”故在其治下之俍兵，具有高度精忠报国热情。第二，瓦氏严于治军，善于治军，有治军才能。她对部属实行严格的纪律，规定官兵“四不许”，即：不许骚扰百姓、欺压人民；不许奸淫掳掠；不许军马践踏禾田；不许违犯军纪，违者按军纪严办。偶有一士卒夺酒脯，“立捕杀之，食尚在咽下。”瓦氏俍兵从广西出发，军行至浙江丹阳县，按照朝廷规定，俍兵所过，要供食给营，但县尹和豪绅却闭城门不纳。瓦氏并不恃朝令强行入城，而是率俍兵徒步直奔奔牛镇。至苏州时，知州林懋举也不许俍兵进城，俍兵只好在城外枫桥扎营。俍兵严明的军纪，是官军和其他地方军所不及的，朝廷和当地群众称瓦氏是“妇女将兵，颇有纪律，秋毫无犯”。第三，有独特的兵法。俍兵是土司的武装，土司在长期征战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兵法。瓦氏针对倭寇的“蝴蝶阵”阵术，把土司兵法加以改造，形成了一套克敌制胜的阵法。如东兰、那地、南丹等州的土司兵法是：“将千人者得以军令临百人之将，将百人者得以军令临十人之将。凡一人赴敌，则左右大呼而夹击，一队争救之；若一伍战没，左右伍不夹击者即斩，一队之众皆论罪及截耳；不如令者斩，退缩者斩，走者斩，言恐众者斩，敌人冲乱者斩，敌佯以金帛遗地或争取不追蹑者斩。战殁者受上赏，临阵跃马前斗，因而摧敌破阵，虽不获级，而能夺敌之气者受上赏。斩级者论首虏以上，斩级而能冠所同伍者，辄以其人领之… … ”。田州岑氏兵法，以战斗队为作战单位，“七人为伍，全伍自相为命，四人专主击刺，三人专主割首。所获首级，七人共有。割首之人，虽有照护主击刺者之责，但能奋杀向前，不必武艺之精绝也”。瓦氏俍兵，组织严密，灵活机动，分工明确，协同作战，整体攻防，进退有序，纪律严酷，赏罚分明，将领当先，士卒奋勇．共同赴敌，消灭敌人。俍兵的这套兵法，使倭寇的“蝴蝶阵”阵法丧失作用，故能以少胜多，取得胜仗。郑若曾说：“俍兵此法，可以为用兵者之要诀，不可谓为夷见而不之师也”。总兵俞大猷从招募来的士卒中，“择其最晓勇者，各照俍兵… … 编为队伍，结为营阵，象其良甲，演其技艺，习其劲捷，随其动止饮食”。后来抗倭名将戚继光和谭纶把瓦氏的阵法运用到实战中，把瓦氏阵法发展成为‘鸳鸯阵’，打败了倭寇。第四，俍兵骁勇善战。瓦氏俍兵在抗倭战斗中，士气高昂，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松江战役中，倭寇500多人，来势凶猛，官军畏缩不敢出战。而俍兵不满百人，但“与贼相遇，则贼披靡，偶以二十人当贼二百人。为贼所围，为战得出，杀贼十余人… … 其间二人尤挠勇，贼至刘家行，单骑追之”。在嘉兴、双溪桥战役中，一个甫弱的俍兵，“独身冲锋，连杀七贼，兵众乘胜追击，斩获数十，贼皆披靡，弃舟去”。俍兵在战斗中不畏顽敌，英勇无比的事例不胜枚举。&&&&瓦氏率壮族俍兵开赴江浙抗倭，沉重地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扭转了明王朝抗倭的被动局面。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俍兵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在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扰和掠夺的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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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至清初，壮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交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进步。究其原因，生产关系较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历朝都对地广人稀的壮族地区实行鼓励垦荒和轻赋税政策，加上逐步设立学校，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原汉族南移的增多，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促进了壮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清初，对壮族地区土司的大规模改土归流，解放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壮族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但在这时期中，壮汉杂居的东部地区和壮族聚居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呈扩大趋势，东部发展与汉族地区水平相近，而西部地区仍然落后，有的山区仍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
农业生产离不开土地。土地占有关系如何，是制约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壮汉杂居的东部地区是流官治理的封建制社会，土地为地主和农民占有。但与封建制已高度发展的汉族地区相比土地集中占有的程度并不那么高。又因地广人稀，仍有许多土地可以自由开垦，农民既有自己的土地，或没有土地者可以自行垦荒，这就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在壮族西部地区实行的是土司制度，土官、官族农奴主是境内土地的占有者，对广大农奴进行以劳役地租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剥削。但对农奴仍是“计口给田”，不得典卖，可以世袭，也可以开垦作“祖业口分田”，归自己所有。这是一种牢固稳定的土地制度，避免因失去土地而大量破产逃亡，造成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这种土地占有制在土司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阶段，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后期，农奴制生产关系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代表封建地主利益的清王朝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农奴摆脱了对土官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解放，同时因土地所有制的变动，即土地不再属于封建领主，土地可以买卖，有些获得解放的农奴因购买土地、或开荒而变成自由的农民，因而生产力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壮族地区耕地面积的大量增加，大小江河兴修水利，就是生产力解放的佐证。改土归流、生产关系的调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壮族地区农业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
王朝对农业的鼓励政策，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两宋时期，北方中原因频繁的战争而使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国库入难敷出，朝廷不得不致力开拓南方，经济重心逐步南移，靠南方的经济收入以充国库，为此采取鼓励垦荒和轻赋措施。宋初，太祖“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来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诸州各随风土所宜，量地广狭，土壤瘠【？】（左边为“土”、右边为“角”）不贡种艺者，不须责课”；对“伐桑枣为薪”，损害农业生产者给予惩治。宋真宗（998—1022年）、仁宗（1023—1063年）时，陈尧叟、李师中先后担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都大力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勤于农田。大观三年（1109年）提举广西常平等事李彦升言：“广西郡县，地广人稀，原隰沃壤，甚有可耕之处。加之蛮夷附顺，疆土斥远……欲乞募民给地使耕，系官若私举行借贷，应付开垦，俟其所绪，三年而后，量起税租，渐偿宿贷，彼将安上乐业，可使地无遗利，亦募民实边之意”，朝廷从之。南宋末年，广西经略使李曾伯奏言；“广西多荒田，民惧增赋不耕，乞许耕者免三年租，后两年减其租之半。守令劝垦辟多者赏之。”为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从中央到地方路府州县，置劝农使，专事督促、检查农事情况。明代，国家大统一，除劝民复业、鼓励垦荒外，开展大规模屯田。各地戍军，七分屯田，三分守城，一来屯田可扩大耕地，二来可减少人民的军队粮饷负担，三来利于壮汉民族的生产技术交流。至宣德十年（1435年），屯田制推广实行。嘉靖年间（1522—1566年），广西屯田数额达4610顷34亩（合461034亩），其中包括新开垦的荒地。清初，沿明制，一方面开展屯田，一方面鼓励垦荒。雍正元年（1723年）谕户部：“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土地所出仅可赡给，倘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帷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但向来开垦之弊，自州县以至督抚，俱需索陋规，致垦荒之费浮于买价，百姓畏缩不前，往往膏腴荒弃，岂不可惜！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为定例。”由于鼓励垦荒，使耕地面积大大增加。清初顺治十六年（1659年），广西耕地53938 顷（5393500 亩），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达到99752 顷（9975200亩）, 100年间增加将近一倍。桂西镇安府天保县，从雍正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33 年间，共开垦田地2747 【？】（左“土”右“韦”）（l 玮＝4 亩，计1万余亩）。庆远府河池州从雍正七年（1729年）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24 年间，共垦地35万顷38亩（亩）。这些鼓励垦荒和轻赋税政策，刺激了各阶层扩大耕地的积极性，对壮族地区农业起了推动作用。
兴修水利，改善灌溉工具。水利灌溉是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壮族地区田多植稻，更需水利。宋初，陈尧叟任广西转运使，每遇早灾，出巡即督促百姓勘察、掘井找水源，提倡植树保水，以利灌溉。李师中提点广西刑狱，令下官动员百姓千余人，积薪焚石，挖淤泥，修整灵渠，既“舟揖以通”，又得灌溉。南宋，朝廷令知县衔“兼管灵渠”，遇塞时随时疏导，或令转运司及时“措置修复。”邕江不时水患，知州孔宗旦，修筑围堰，既防水患，又利灌溉。又修不少破塘，灌溉田亩。元朝时，亦令官修复灵渠，使之“漕溉之利，咸复其旧。”桂北兴安河边的水筒车不停地转动，桂南龙州以竹枧引山间泉水，灌溉农田。明初修复灵渠，“灌田万顷”。挖南流、北流江之间渠道20余里，并免所侵田税。天启四年（1624年）“桂林等九府各州县修筑过陂塘坪岸等项，共三千五百八卜三处。” 修大小水利灌溉工程相当普遍。清初，修复桂江和柳江之间的相思埭，使之长流不竭，农高俱利。在壮族西部的各府州县及土司地方，在江河溪涧上修筑堤堰、塘陂、架车灌溉，处处可见。思恩府武缘县，西江源于大明山，归南宁大江，“随处筑堰，架车灌田一百四十余顷”；响水，源于郑山，流至西江，“架车灌田一百五十余顷”；驮内水，源于大明山，沿江“筑坝架车灌田二百余顷。’太平府属太平土州，有泗汶坝，其水来自安平、恩城二地，合流经州入崇善，“土民筑坝，分润州前、沿江各处田亩”；安平土州．小溪二条，“俱筑坝、架车引水灌溉各村田亩。”万承土州，思崖泉有二源，“溉田万亩”；龙英土州，有四溪，“土民皆筑坝架车，取水灌田”；结安土州，有堰水，“土民堰水以灌田”；江州土州，有“坡豆坝、坝吞、坡忙、钱坝、坝卑、窑瓦坝、坝黄、驮河坝、坝普、坝黄谷、那暮坝、新安坝、枯淡坝、雷劈坝、脉那坝”，灌溉各村田亩。镇安府天保县，有布来泉、丈村河、蔺洞河、伦隘河、驮松溪、鉴水、泉水等，随处筑堰坝灌田。庆远府河池州，怀德陂“灌杨村田二百余亩”；罗家水陂“灌下荡…… 等处田千余亩”；官村陂“灌田数千亩”；蒋村陂“灌田千余亩。”据清同治《广西通志辑要》的记载统计，广西各州县及土司地方，被利用的江河溪涧共373处，湖潭19处，泉洞91处，井源8处，修建堤堰、陂坝、陡涵共667处，深圳、池塘121处。大量的史实说明，从宋代至清代，壮族地区的农田水利兴修，从少到多，从东、北部向西、南部发展，水筒车、木视、龙骨车、戽斗等灌溉工具已随处可见。这些农田水利建设，表明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
作物的种植技术及品种。宋代以后，壮族平原和山区平坝地方已普遍使用曲辕犁（铧犁）和牛耕。如地处广西西北部的河池、南丹州，宋朝牙将周承鉴，曾扣用土著英淮阆的牛以耕，引起夺牛的所谓“蛮夷”骚动事件，是牛耕的证明。抚水州“蛮”夹龙江居者，种稻水平与湖北、湖南相似。如果不是使用铧犁和牛耕，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水平。在种植技术较高的壮族东部地区，使用铧犁和牛耕更是普遍的了。此外，在桂北和桂西北山区的缺牛地方，则使用踏犁。此犁长约6尺，上端设握杠，下端前曲，置铁嘴，掘地时双手握杠，脚踏下端木梢，将土翻起，“迤逦而前，泥垅悉成行列，不异牛耕”, “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功效比用锄高，“宿【莽】（左边有“木”字旁）巨根，无不翻举，甚易为功。”踏犁适用山地垦荒和翻地，用而不废。其他如锄、刮、锸、耙等的普遍使用，成为传统的耕作工具，或用作掘土、碎土，或用于除草、积肥，时至清代，并无大的变化。平原地区种植水稻，春时注水，一犁一耙或二犁二耙，然后播种，分秧移栽；但在“深广”地方，耕作仍很粗放。“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快，既无粪壤，又不籽耘，一任于天。”山居垦荒，火烧之后，即掘土下种，不中耕施肥，广种而薄收。这反映出壮族地区平原与山区耕作技术上发展的极不平衡现象。至近代亦是如此。南部地区因“地暖”，水稻“无月不种，无月不收”，有正、二月种的早禾，三、四月种的晚早禾，五、六月种的晚禾。在钦州七峒，七、八月种早禾，九、十月种晚禾，十一、十二月也种，称“月禾”，一年四季，可种三季稻。中部郁江，水稻一年再熟，即种双季稻。柳州以北或以西地区，一年一稻一麦，明清以后已成种植定制。田间作物的施肥、护理，在耕作技术较先进的柳州以东地区，“深耕概种，时耘时籽；却牛马之践履，去螟滕之【戕】（左边为“片”）舍；勤以朝夕，滋于粪土，而有秋之利，盖富有年矣。”唐代已知重视管理施肥，宋以后更是如此了。但在“深广”山区，仍是“不耘不粪”的落后状态。壮族农民耕种除普遍用畜粪施肥外，还有一个发明，就是锻烧石灰作肥料，一可中和酸性土壤为中性土壤，适于作物生长，二是用石灰可以除虫杀菌，防治病虫害。此法从唐宋沿用至近现代。此外，壮族及其先民，在低洼处聚水养鱼种稻，用鱼除草，鱼米兼收。宋代以后，稻田养鱼之法在壮族地区越来越多。耕作技术和作物护理上的进步和创造，亦表明农业生产的发展。
宋代以后，壮族地区种植农作物品种繁多。粮食作物仍以稻为主，其次为薯、粟、黍、菽、麦等类。稻，种于早地者称“旱禾”或“旱稻”，种于水田者称“水稻”，其种类有粘稻、粳稻、糯稻，种植遍及壮族地区，象州产“长腰稻”为优良品种。南丹、抚水州龙江沿岸平地“种稻舍己为人湖湘”；钦州稻一年三熟；左江溪洞中“禾【国】（外“囗”内“禾”）个个小亭如”，说明种稻的景象。由于水稻产量高，种植多，加上宋代广西人口尚少，故已有稻米【耀】（原版看不清）出。“田家自给之外，余悉【耀】去”, “富商以下价【耀】之，而舢舻衔尾，运之番禺，以罔市利。”咸淳六年（1270年）, “京湖制司、湖南、江西、广西共【耀】一百四十八万石，凡遇和【耀】年分皆然。”有稻米【耀】出，说明产量增多。明代，壮族地区种稻有了发展。万历年间（1573一1619年），大旅行家徐霞客来到壮族地区，从柳州上柳城，看见柳江边稻把遍立，农民正在江边的船上进行稻米交易；在太平土州治附近，平地旺达，种稻与江浙无异；在南丹飘缈村，山间梯田上下盘旋。所种之稻分粳、糯二种。粳有七：曰香柏、曰乌节、曰早稻、曰晚稻、曰白粘、曰红粘、曰旱禾；糯亦有七：曰鹁鸽、曰银丝、曰泥糯、曰鱼包、曰饭糯、曰红糯、曰香糯。清初，各地方志记载，如庆远府水稻分粘、糯、香梗。粘有六禾粘、百日粘、黄峒枯、蛆粘、粉粘；糯有石榴糯、黑糯、粘糯、白糯、红糯、大糯；粳有无须粳、红梗、白梗、须粳等。镇安府出米，有白粘、赤粘、赤糯、白糯、大糯、小懦、粳米、旱禾等。南宁府出粳稻、糯稻、粘稻二种，梗稻有仑粳、六月粳、八月粳；糯稻有白糯、红糯、黑糯、班糯、黄皮糯、早糯、香糯、光糯、六月糯、赤阳糯、狗眼糯；粘稻有白粘、红粘、早粘、晚粘、鼠牙粘、长腰粘、六月粘、香禾粘等。思恩、桂林府出“【瞳】（左“禾”右“童”）禾”, “颗大而香味长，九、十月收获，连根逐茎，摘之盈把，终岁不脱”，为壮族特有的水稻良种。麦类，壮族所种分两种：小麦、大麦。宋太宗时诏各级官吏，劝导江南百姓种植诸谷，江北种植水稻。江南民乏粟、麦、豆种者，于淮北诸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由于王朝及官吏在江南广西提倡种麦，于是小麦在壮族地区由北及南、由东及西逐步推广。明代，小麦种植已在壮族地区发展，清初康熙年间，庆远府“郡民陈庆邦买自桂林，散布始广。”桂林府种麦与北方不同，“北人种麦漫撒，南人种麦撮撒。”撮撒时伴以灰肥，苗长更好。嘉庆（1796—1820年）以前，镇安府归顺州“鲜种麦，自嘉庆二年（1797年）遍地皆种，亦大半熟，以后种者愈多。”知州宋庆和《靖城曲》云：“秧针刺水舞风情，村北村南打麦声。记取靖城四五月，黄云初割绿云生。”可知明清时小麦种植已扩展到壮族聚居的各个地方，连边远的归顺州亦“种者愈多”了。桂北、桂西一年一稻一麦的种植制已形成。薯、粟、黍、菽等作物，自宋以后各州县多有种植，特别是山区的畲地、山地种得最多，且成为山居壮族的主粮。由于农业的发展，清乾隆年间( 1736—1795年），广西各地之谷米集于梧州，运出广东出售年多达数十万石。
经济作物种植，主要有苎麻、甘蔗、棉花等种。秦汉时壮族先民已广种苎麻，至宋代，已无地不种，成为仅次于水稻的大作物品种。陈尧叟任广西转运使时奏云：广西诸州，地少桑蚕，“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苎尔。麻苎所种，与桑拓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干，俟枝叶裁茂则刈获之，周岁之间三收其苎。复一固其本，十年不衰。”还“劝谕部民广植麻苎，以钱盐折变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万余匹。自朝廷克平交、广，布帛之供，岁止及万，较今所得，何止十倍。今树艺之民，相率竞劝；杼轴之功，日以滋广。” 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广西和西川上供布达77 万匹之多，其中广西上供多为麻布，分量不少。广种竺麻以织布，一利于民，二利于国，从而促使壮族手工纺织业的蓬勃发展，其后一直是我国麻苎主要产区之一。
甘蔗，古称为拓。宋代，“藤州土人沿江种甘蔗，冬初压取汁作糖，以净器贮之，蘸以竹枝，皆结霜。”其实，沿江种甘蔗的不仅是藤州土人，其他州土人也种之。即使边远的南丹州亦有种植。南丹药箭最毒，中必死，但土人“自有解药”，战时“人以甘蔗一带自随，忽尔中矢，即【瞰】（左“口”右“敢”）蔗而毒气为之少缓，急归，系身于木株而服解药，少焉毒作，身将奋掷于木株，系耳不得掷死，否则药作而自跃于虚空，陨地扑杀耳。”这证明南丹土人种植有甘蔗。明清时期，南宁、柳州、太平、浔州、梧州、庆远、思恩等府属皆有种之，成为壮族普遍种植的作物。
棉花，也是壮族地区种植较早的经济作物，唐以前已多有种植，宋以后有新的发展。“吉贝木，如纸小桑枝，萼类芙蓉花之心，叶皆细茸，絮长半寸许，宛如柳绵。有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辑绩，以之为布，最为坚善，”“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以代丝【拧】（左“纟”右“宁”）。”说明宋代壮族东南部地区已普遍种棉，夏穿麻衣，轻晾离汗，冬着棉布，柔松暖和。明、清时期，壮族西部山区利用山地、畲地，遍植棉花，自织自染，供家庭之用，亦售于市。棉花是壮族必不可少的种植作物。与棉、麻植物同时种植的还有蓝。用蓝制成蓝靛，是染布的必备原料，宋以后亦广为栽种。
壮族种植热带、亚热带名果也很多，历史悠久，宋代更为引人注意。如荔枝、龙眼，诸郡都有生产，蕉子、仙子、金桔、菠萝蜜等亦很闻名，是传统名果。自食有余，行销于市，远运于中原。这给农业发展增添了一斑色彩。
总之，宋代以后壮族地区农业发展较为迅速，作物品种增加，种植技术有很大进步。但东部与西部发展的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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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至清初壮族地区的手工业，主要有纺织、采矿冶炼、陶瓷业等种。它们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家庭手工业，也有集体经营的手工作坊。
一、纺织业
壮族广种苎麻、葛类、棉花，或产蕉、竹等纤维植物，拥有丰富的纺织原料。他们在耕田种地生产粮食的同时，还生产各种布，自供生活需要和行销于好市，是与农业紧密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宋代以后，壮族家庭生产的纺织品种类很多，其中主要有：
布：各州、县均有出产。桂州产者称桂布，郁林产者称郁林布，柳州产者称柳布，象州产者称象布等，以地名而名之。又因是土人所生产，故又称为“土布”。因用不同的植物纤维织成，故又以植物名称称之，如用苎麻织成者称为苎布，用葛纤维织者称葛布，用蕉纤维织成者称蕉布，用吉贝纤维织者称吉贝布。周去非云：“广西独处富有苎麻，独处善织布。柳布、象布，商人贸迁而闻于四方”；“靖江府古县，民间织布，系轴于腰而织之。”布之所以好而经久耐用，是因“以稿穰心烧灰煮布缕，而以滑石粉膏之，行布滑而布紧也。”桂州古县出古终藤，不仅瑶人织以为布，壮人有织之，称瑶斑布或斑布，上林、迁江亦产，盖因以蓝染布为斑而得名。斑布“其纹极细，其法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镕蜡灌于镂中，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这种染法，现在称为蜡染。宋初，国家鼓励广种苎麻，收购麻布，前已述及，广南西路年产麻布甚多达37万余匹，较前增加l0倍，可知家庭织布业的发展。以后壮族家庭，以麻织布，经久不衰。
吉贝布，为棉质布。壮族地区栽吉贝极多，左右两江皆有，其中雷、化、廉各州最多。人们取其茸，纺织为布，最为温暖耐用。“幅长阔而洁白细密者，名曰幔吉贝，狭幅【矗睐】（看不清）色暗者，名曰【矗】（三个鹿叠在一起）吉贝，有绝细而轻软洁白、服之且耐久者，海南所织。”表明织吉贝布不仅是壮族人，而且还有黎族，以及西南各族人，故吉贝布亦有多种名称，因用途不同而异。
【练】（左“纟”右“束”）子布。是壮族人民用麻纤维织成的夏布。周去非云：“邕州左右江溪铜，地产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尤细长青为【练】子。暑衣之，轻凉离汗者也。”【练】子布轻凉离汗，炎热的夏天穿着最宜。这种【练】子布不仅珍贵，而且历史悠久。汉代已有生产。故汉高祖令商人不得衣【纯】，表明【练】子布早已享誉中原，珍贵于汉是自然的事。宋代，【练】子布的生产技术有很大改进。“有花纹者，为花【练】，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捲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以染真红，尤易著色。厥价不廉，稍细者，一端十余缗也。” 从白色【练】布而成为花【练】，显示壮族人民的聪明才智。
【线】（左“纟”右“炎”）布。也是壮族历史上高质量的纺织品。“邕州左右江峒蛮，有织白【线】，白质方纹，广幅大缕，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线】布与【练】子布不同，除方纹图案佳丽外，其质厚重，显然是冬天所衣。由于质量好而誉为南方上服。宋以后，白【线】发展成为美丽的壮锦。
壮锦。是明、清时期壮族名贵的纺织品，又是精美的手工艺品，是由唐、宋时期的【线】布发展而来。壮锦，以棉线为经，以五色丝线作纬，交织而成，主要产于土司地区，故又称为“土锦”。柳州府有壮锦，“各州县出。僮人爱彩，凡衣裙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杂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炫丽，近视则粗粝，僮人贵之。”庆远府则称“土锦”, “各处皆有，永定、忻城精致。”归顺州土锦，“一名僮锦。以丝杂棉织之，五彩斑斓，葳【？】（看不清）陆离，真杜诗之‘海图波涛，天吴紫风’也。州地所织较厚，镇边尤软．美可珍。”土司地方，不仅土官、土民珍爱壮锦，把它当作美好生活的象征，嫁奁中壮锦被面必不可少，为妇女的围裙、头巾，小孩背带所常用，而且于明朝已作贡品进贡朝廷，贵官富商也莫不争购。壮锦中数十种色彩斑斓的花、草、虫、鱼、动物图案，栩栩如生，体现壮族人民纺织工艺的精巧和创造才能。忻城土官妻女自己织锦，也提倡和鼓励农家妇女织锦，供土官使用或自家使用，故而壮锦的纺织得到发展。
葛布。壮族地区，不仅长野葛，而且植葛，用其纤维织成葛布，与麻、【练】（左“纟”右“束”）无异，宜州、宾州、贵州、梧州属地皆产。郁林州产的龙凤葛最佳，布以龙凤纹而名，明万历年间，年贡1000匹，后贡2000 匹。葛布也是壮族人民生产的具有悠久历史的纺织品。
二、茶、酒制作
壮族种茶、制茶的历史悠久。茶除自用或招待客人外，亦售于市。宋代，靖江府属修仁县产茶，“土人制为方【銙】（原文“钅”旁），方二寸许而差厚，有供神仙三字者上也；方五六寸而差薄者次也；大则【？】（原三个鹿叠一起）且薄者下矣。修仁其名，乃甚彰。煮而饮之，其色惨黑，其味严重，能愈头风。古县亦产茶，味与修仁不殊。”南宋绍兴年间（1131一1162 年），靖江府属各州县及融州、郁林州、昭州、浔州、宾州等地俱产茶，年制茶多达9万余斤。明代种茶及制茶业又有发展，年收茶税就多达1183贯。清代，无论是壮汉族杂居的桂东，或是壮族聚居的桂西，丘陵土岭间大多皆茶，年产茶30余万担。桂平的西山茶、苍梧的六堡茶、原产横县而后扩展至桂西的凌云、乐业等县的白毛茶，茶质佳，制作精，于明、清时代盛名。
酒，是壮族及其先民喜爱的饮料，以酒自斟，或招待亲友，以为重礼常礼云。宋代已闻名的瑞露酒，本产于贺州，后广右靖江有产，为师司所常备待客，“风味蕴藉”, “声震湖广，' ；昭州酒“颇能醉人。闻其造洒时，采曼【施】（原文左阝旁）罗花置之【瓷】（看不清）面收其毒气。”在宾州和横州之间古辣圩出产古辣洒，“以圩中泉酿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又有“老酒”, “以麦曲酿酒，密封藏之，可数年。土人家尤贵重。每岁腊中，家家造【鸯】（看不清），使可为卒计。有贵客，则设老酒，冬【胙】（不清）以示勤，婚娶亦以老酒为厚礼。”白酒，常沽道旁，供过路行人饮用。明、清以后，壮族地区稍富之户，几于家家酿酒，有糯米酒、玉米酒、粟米酒、薯酒等种，自酿自用，或售于市．家庭酿酒十分普遍。
三、陶瓷手工业
宋代，是壮族地区陶瓷业迅速发展的时期。据考古发现，“广西地区所发现的四十余处宋代瓷窑分布于全州、兴安、灵川、桂林、永福、柳江、柳城、武宣、桂平、藤县、容县、北流、岑溪、贺县、钟山、邕宁、合浦、田东、百色和大新等二十余个县市”，瓷窑分布聚集在湘江上游、漓江、洛清江、柳江、黔江和北流河等河流沿岸古代水路交通要道地方。所出瓷器，以青瓷和青白瓷为主。烧青瓷窑为坡式龙窑和坡式分室龙窑，规模较大，窑炉一般长为30—40米，宽1.5—2.5 米，多采用支钉叠烧法烧制，釉以青色为基调。兴安严关窑址，其窑为坡式龙窑，烧制碗、盏、盘、碟、杯、壶、罐、砚等生活用品，胎质较粗，施青釉、月白釉、花釉等，装饰方法以印花为主，亦有刻花、画花。图案有双鱼海水，荷花戏婴、牡丹、菊、莲等种。藤县中和窑，窑址分布范围长约2000米，宽500米。窑式为坡式龙窑，其中一窑残长51.60米，前宽3米，中宽3.4 米，尾宽1.5 米。产品有瓷碗、盏、盘、碟、杯、壶、盒、罐、瓶、钵、灯、枕、腰鼓等，其中以碗、盏、盘，碟为主。施青白色影青釉为主，并带有米黄、灰褐等釉。器胎轻薄坚硬，莹润光洁，有良好的半透明度，花纹图案多，有经枝、折枝卉、经枝卷叶、束莲、萱草、海水、游鱼、海水戏婴、飞禽，还有菊、牡丹、芙蓉、莲等。手法以印花为主，亦有划花、贴花等。出土的窑具有匣钵、垫饼、垫托、轴臼、印花模等物，采用一钵一器仰烧法，或一钵多器叠烧法。有些窑具、印花模、产品刻有工匠的姓，计有林、程、梁、刘、伍、朱、任、马、周、莫、陈、文、李、欧、区、龙、黎、覃等数十姓。可以断定其中有不少壮族工匠。其瓷产品的质量可与全国闻名的景德镇瓷相媲美。宋代窑址的大量发现和分布之广，说明当时壮族地区陶瓷手工业的发展盛况，产品的设计制作技术已达到了很高水平。这样规模巨大、技术复杂的民间手工业，当然是由众多的脱离农业生产的工匠组成作坊才能完成的，其产品不仅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还出口运销海外。当时壮族地区农业的发展，为发达的制瓷业提供了条件。宋以后的元、明、清时期，陶瓷业不如宋代兴旺了。清代土司统治的凌云县哥么村有窑址两处，烧制碗、盘、杯、罐、坛、灯、瓶、炉等种，胎质洁白而粗，青花釉淡薄而鲜艳，文饰有水仙、梅花、山茶花等种，与当地产的壮锦图案相似，具有浓厚的壮族传统文化特色。
四、采矿、铸造业
壮族地区生产金、银、铜、铁、锡、铝、丹砂等矿，故历史上以采矿和炼五金而出名。宋代，“广西所在产生金。融、宜、昭、藤江滨，与夫山谷皆有之。邕州溪峒，皆有金坑，其所产多于诸郡。”金不产于矿而杂于沙土中，小者如麦夫、豆粒，大者如指头，淘沙土可得金，故“土官之家，以大斛盛金镇宅。博赛之戏，一掷，以金一杓为注，其豪侈如此”。甚至把金与土同价。宋景佑（1034—1037年）中，朝廷备有诸路坑冶金之数，“邕州金七百两”；熙宁七年（1074年）, “邕州镇乃峒产金，请置金场。后五年凡得金，为钱二十五万缗。”可知左右江产金不少，并且是由当地土人自己淘取的。富州、宾州、澄州溪河中“皆产金。居人多养鹅鸭，取屎以淘金片。日得一两、或半两，有终日不获一星者，其金夜明。”其淘金之方法甚奇。
银矿。宋代的广南西路壮族地区产银。据《宋史》 记载，当时向王朝贡银的有靖江府、容州、邕州、昭州、梧州、藤州、龚州、浔州、柳州、贵州、庆远府、宾州、横州、白州、郁林州、廉州，以及大观二年（1108 年）从广南东路割属广西的贺州等共17个府州。按照惯例，向王朝进贡的东西都是土产，贡银的地方自然是出产银的地方。在出产银多的地方，朝廷设立管理机构，如河池县设银场、贺州设太平银场等，对采银矿进行管理。可知宋代壮族地区州县银矿的小规模开采已有不少。明、清时期，壮族地区采银矿不多，庆远府南丹土州孟英山、挂红山，河池州之蔡村，桂林府义宁县之牛路山，临桂县之水槽、野鸡等地，平乐府贺县之蕉木山、尖山，荔浦县之茶溪山，梧州府怀集县之铁屎坪、将军山、汶广山等地产银，但规模甚小，又往往与他矿杂出。
铜、锡、铅、锌矿。邕州右江州峒，“掘地数尺即有矿，故蛮人好用铜器。”容州之陆川县有铜石山，钦州有铜山，都有开采，所产铜用以铸钱。又有铅坑、锡坑，开采不少。如浔州，岁输铅22200斤，宾州输5100斤，邕州输5000斤，昭州输6000斤。贺州产锡尤多，州境黄麋坪、新塘、擦米水、梅子网、金坑复、癞头岭、枫木冲、马山岩、苦竹坪、大塘、马槽胫等凡11坑，岁输锡12600斤，柳州输2400斤，为向朝廷输锡最多的地方。锡、铅、锌诸矿相杂，一坑而多产。宜州之宜山县官设宝积监管理坑户，掘地5至10丈，取矿砂入炉炼一昼夜即出铅汁，再炼可分出银，充贡。河池州有富安监、玉田场，由官府设官管理，采矿冶炼，得银、铝。又有乐耕场，设坑丁开采铝矿。各坑得银以贡。此外，桂州（后改为靖江府）亦以产铅而闻名，“以黑铝著槽瓮瓮化之”而成为铅粉。“桂粉声天下”, “后经略司专其利，岁得息钱二万缗，以资经费。”铜、锡、铅都是铸造制钱的原材料，为岭南地区商贸和赋税的需要，宋王朝于熙宁年间(1064—1077年）在梧州、贺州设监铸钱。梧州铸钱遗址面积10000 平方米，规模宏大，所铸的“崇宁重宝”、“政和通宝”、“圣宋元宝”等钱，岁出18万余缗。贺州铸钱遗址面积七八千平方米，规模亦不小。明、清时期各矿开采，以锡、铝为最有名。锡的开采以南丹、河池、贺州为最多。南丹、河池之锡矿开采，官督民办，外地商人接踵而来。坑户连山，矿徒成千至万，所出矿品行销于外。清朝康熙(1662—1722年）、雍正（1723—1735年）年间，南丹土州开银、锡矿40余处，矿丁、开铺店之人数万。乾隆年间（1736—1795年），开采思恩县白铅，递年积存多达168万余斤，仅二次运往湖北的数量就有120万斤之多。雍正十年（1732年），临桂劳江铜矿，采砂炼铜，获毛铜13万余斤，获利5320余两。可知明、清时期壮族地区金属矿产开采的盛况。
丹砂水银。壮族地区出产丹砂，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极佳。宋时，容州勾漏产的丹砂，质量好，以致贪得无厌的葛稚川求为勾漏令，可知“广西丹砂，非他地可比。”宜州丹砂，色鲜红而微紫，胜于已闻名全国的辰砂。“邕州右江溪峒，归德州大秀圩，有金经砂，大如箭簇，而上有金线镂文，乃真仙药。得其道者，可用以变化形质，试取以炼水银，乃见其异。盖邕州烧水银当砂，十二三万可烧成十斤，其良者，十斤真得十斤，维金经砂八万可得十斤… … 是砂也，取毫末而齿之，色如鲜血，诚非辰、宜砂可及。邕州溪峒砂发之年，中夜望之，隐然火光满山。”溪峒之壮族人，有从丹砂提炼水银的丰富经验。“以铁为上下釜，上釜盛砂，隔以细眼铁板，下釜盛水，埋诸地。合二釜之口于地面，而封固之，灼以炽火。丹砂得火，化为霏雾，得水配合，转而下坠，逐成水银。”丹砂为一种重要矿物药材，可治病、防腐，百姓与官府均以为重，故很注意开采。
铁矿。壮族采铁矿、炼铁制造器具已有悠久历史。宋代，广西有“铁坑”，不仅东部地区的梧州、藤州、郁林等州产铁和铸造铁器，而且中西部地方的宾州、田州、冻州、忠州、江州等地也出产铁器。郁林州年输铁27500斤，宾州亦有铁输供万余斤。“梧州生铁，在镕则如流水。然以之铸器，则薄几类纸，无穿破。几器既轻，且耐久。诸郡铁工锻铜，得悟铁杂淋之，则为至刚，信天下之美材也。”左江之冻州出产峒刀，以锋利坚韧而闻名。在梧州、贺州和郁林州钱监铸钱，因铜、锡、铅料缺而制铁钱。明、清时期，壮族地区也有不少地方产铁。明代，“铁，融县出”，产地在融县宝积山。郁林州西北绿【鸡】（原文左“亚”右“鸟”）山，“州人与此淘青黄泥炼成铁，铸为锅。”清初，除融县宝积山继续出铁外，庆远府思恩县、贺县产铁。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开贺县新塘铁矿，“岁课银二十两，四十八年（1783年）知县周心传封闭，后复开，铸铁镬。”明清时期，壮族地区采铁矿铸铁少而分散。
宋、元、明至清初，壮族地区的手工业随着农业的发展而获得较大发展。手工纺织业、酿酒业、陶瓷业、采矿冶铸业呈蓬勃景象。体现了这一时期壮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宋以前封闭的局面已逐步打开，随着手工业、采矿、冶铸业的发展，对内对外贸易，有了新的发展，从而又刺激了手工业的繁荣。但主要的品种，产量多在东部壮汉杂居地区，西部山区除采矿业较发达外，其他各业远不如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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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的商业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繁荣的景象。两宋时代，壮族地区商业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西部出现了横山寨、永平寨、钦州等一些大博易场。各地还形成了许多地方性的定期或不定期的集贸市场。这些集贸市场，壮人称为fei ，或圩，担负着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交换的任务。大的博易场和各地圩市，起着沟通壮族各地区之间以及壮族地区和中原地区、西南地区及交趾之间货物交流的作用。
横山寨博易场。横山寨博易场在今田东县平马镇的右江边上，是广西东部中原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通往滇黔地区的咽喉交易的重要场所。大西南的大理、自杞等地的商人带来当地的土特产品，如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毷、云南刀及其它药物，与广西及中原地区商人带来的锦罗、豹皮、文书及其它手工业产品与朝廷交换。特别是南宋时，由于进行军马交易北方来源断绝，所需军马多仰赖于云南大理，横山寨又成了军马交易的重要市场。南宋在邕州专设买马司，委派招马官专门提举购买云南马的事宜，每年在横山寨博易场购买云南马达3500 匹之多，其他货物的成交也相当可观。为了鼓励西南各族人民前来进行交易，官府规定了平价交市和减轻税收的政策。为了防止奸商压价居奇，“招马官乃私置场于家，尽揽蛮市而轻其征。其人入场者，什才一、二耳。”还“多遣逻卒于私路口，邀截商人越州，轻其税而留其货，为之品定诸货之价，列贾区于官场。至开场之日，群商请货于官，依官所定价与蛮为市，不许减价先售，悉驱译者导蛮恣买，遇夜则次日再市。其有不售，许执覆监官，减价博易。诸商之事既毕，官乃抽解，并收税钱。赏信罚必，官吏不敢乞取，商亦无他縻费，且无冒禁之险，时邕州宽裕而人皆便之。”尽管横山寨博易场主要是由官府开办，但它对促进我国南方商品市场的繁荣，促进广西及右江流域一带壮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永平寨博易场。永平寨博易场位于今宁明县境，与交趾仅一涧之隔，是左江地区壮族人民与交趾人民进行边境贸易的主要场所。交趾各族人民以名香、犀象、金银、盐钱和其他的土特产品换取我国的绫锦罗布及其他的手工业品，双方平价买卖，互通有无。交趾人以盐25斤为一箩，换取武缘县产的狭幅布。
钦州博易场。位于今钦州市钦江的东岸，宋时为江东驿，是两广地区与交趾进行贸易的沿海市场。交趾人用船从海上运金、银、铜钱、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齿以及鱼蚌等海产品至钦州博易场与我方商人、居民进行交易，换取中国的米、布、纸笔之类的日用品。钦州博易场的贸易分民间贸易和官方贸易两种。民间贸易主要是双方居民之间或小商贩之间进行的小商品交易。官方贸易，主要是双方官商、富商之间进行大宗贵重货物的交易。交趾的富商及官商带来的商品主要是金、银、铜钱，犀象及各种名贵香料，我方的官商、富商主要从蜀地贩运锦罗之类的名贵布料与之交易，再将换得的各种香料运至蜀地出卖。这种大宗货物的交易，每次成交额都很大，动辄数千缗。南宋的钦州博易场相当繁荣，双方富商、官商云集，所易之货物不仅贵重，而且大宗。为了促成交易，还出现了一批“侩者”即经纪商，他们撮合双方，左右抑扬双方货价，使其价相去不远而成交。
石溪市，位于今南宁郊区石埠乡，是左右江地区的壮族人民互通有无的重要场所。集市交易在“僚人”地区，故又被称为僚市，石溪市靠近邕州城江边，是左右江的汇合点，各地的壮族人民通过左右江将土特产品运至这里进行交换。这里也是马匹交易、转口的地方，故又称“马会”。也有云南的商人将当地的马匹和土特产品运到这里参加交易。
宜州，亦是通往西南的重要关道。南宋时，亦有自杞马至宜州交换。南丹、抚水、环州等地“蛮人”通贡于宜州，或以巨板、器具至此交易，成为桂西北地区一大贸易场所。在桂北地区亦设有博易场，一在义宁、一在融州，壮、瑶、汉各族至此进行交易。
除此而外，地方性的小市场也有了发展，圩成了地方性农副产品交换的重要场所。各地圩期长短不同，有3天一圩，有5天一圩，也有7天一圩的。如今宁明县内的城中圩、板棍圩、北江、安东、明江等圩，在宋代已成为圩市。
在广西东部郁江、浔江两岸平原，盛产大米和苎麻，物产丰富，沿江集市贸易活跃，商人用船购米贩至广东番禺出售，获利甚多。元丰年间（1078—1085年），广西漕臣就令东部沿海州县的土著商人，不须经过广州市舶司的请引，即可装载谷米、牛酒、鱼类等货品到番禺出售。宋末咸淳年间（l265—1274年），广西和湖南、江西每年籴出的米多达140多万石。大江两岸盛出麻苎布，宋王朝“以钱盐折变收市之”，不及二年就购得37万余匹。广西中部、东部和北部出产陶瓷，数量巨大，亦经浔江运至广州出口。桂州、昭州（今平乐）、贺州、梧州、浔州、横州等都是大的商贸市场。桂州和梧州成为广西北部和东部货物集散的中心。广西各州县每年销售食盐8万余箩，郁林是食盐最大的集散地。为了适应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在经贸发达的梧州、贺州和浔州设立钱监，鼓铸钱币，梧州成为岭南地区大的钱监之一。东部商业的发展，对壮族地区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牵动的作用。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壮族地区的商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各州县都形成了一批圩市。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和圩市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而圩市的兴建和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的贺州、平乐、梧州、戎好、藤县、浔州、江口、贵县都是大的圩市，成为货物的集散地。在西部，圩市多集中于土官统治的中心，即州城，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在一些交通比较便利的地区已形成一些交换中心。如邕宁县在明代兴建的圩市有：刘圩（1368年建）、苏圩（1368年建）、长塘圩（1370年建）、四塘圩和九塘圩（明初建）、吴圩和那楼圩（1580年建）、大塘圩（明朝建）、五塘圩，古为塘站，故名站圩，也是明代建。清初建立的有：那陈圩（1645年建）、南阳圩（1680年建）、蒲庙圩（1729年建）、南晓圩（1752年建）、良庆圩（1758年建）、雅王圩（1801年建）、伶俐圩（1821 年建）、新安圩（1830年建）、百济圩（1879年建）。即使地处交通不便的桂西地区在明、清时代也形成了一批圩市。如德保县的城关，明为土府治所，同时成为镇安地区的交换中心，故又名府圩；隆桑圩，明初建，是德保、田阳、田东等县交界地区的货物交换中心；马隘圩，清乾隆年间成圩，是甘蔗、茴油、八角、油茶的集散地；都安圩，初称排头圩，明末清初建。靖西县的旧州，旧为归顺州治所，同时又是当地的交换中心；化峒，明代成为重要的圩市；壬庄圩，明弘治间即成为圩市；岳圩，明初逐渐成为圩市；禄峒抒．元初即逐渐成圩；安德圩，宋侬智高曾在这里建立“南天国”，以后发展成为圩市。马山县的古零圩，明嘉靖七年（1528年）设古零土司治所，并逐渐发展成为圩市；里当圩，明朝止德年间（1506—1521年）建圩；州圩，明代定罗土司治所，亦是圩市；兴隆圩，明代兴隆土司治所，以后发展成为圩市；周鹿圩，明代那马土司治所，亦是当地的交换场所。大新县的安平圩，宋代为安平土州治所，是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巾心。明末清初就有不少的外地商人来此开铺经商，生意相当兴旺，极盛时期有1000多人口，分成九街十三巷。正街和新街是经营布匹、百货的店铺和经营日用杂货的摊点。有专门买卖牲畜的“猪行”，有售卖竹蔑器、木器的杂货行，还有专门摆卖米粉、粥饭及其他食品的饮食行。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壮族地区的商品经济从宋朝以后呈日渐增长趋势，但在西部土司统治地以，商业发展缓慢，直至清代，商品经济仍很微弱，圩市的规模很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壮族社会经济中仍占统治地位，故许多史籍记载壮人“惟知农耕，不事商贾。”壮族社会商业不发达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封建王朝和土司农奴主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第一，以土官为代表的封建领主阶级把广大生产者——农奴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农奴每年的劳动产品大部分被封建领主占有，剩下用于交换的产品不多。同时因生产力的落后，很难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第二，封建领主阶级强迫农奴生产他们所需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在封建领主的领地内实行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结合，不允许农奴离开土地从事乎工业和商业活动。这就阻碍了手工业和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行业，商品经济发展不起来；第三，土司统治如封建割据，阻碍了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往，影响了大的民族市场的形成。各土司所辖州、县、峒，都是互不相统属的行政单位，各有自己的法规，自成“独立王国”。同时，各土司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