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习近平“从严治党”思想突出表现在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上。既从思想建党的角度强调了统一全党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又从实践角度严格落实党章党规要求、严明政治组织纪律，最终扎紧制度的笼子，让腐败无所遁形。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本文着眼于这一思想提出的背景，从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五方面，学习探讨习近平对“从严治党”思想的新发展。

【关键词】习近平 从严治党 新发展

列宁在主持俄共（布）执政的六年中，从严格党员标准、严肃党的纪律、严守法律法规、严密监督体系等方面对从严治党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宝贵探索。[[1]]“必须把脱离群众的分子、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以及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和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2]]显示了列宁从严治党的坚定信念。遗憾的是，苏共并未能根据变化了的实际，践行并发展这一思想，最终酿成了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悲剧，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

“从严治党”历来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一大优良传统，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将这一思想贯穿于党的建设理念当中。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要求。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极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党的自身建设存在的一些列问题，又加重了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风险。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3]]上任伊始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将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落脚到了“从严治党”、建设坚强领导核心上，这就牵住了解决新时期中国面临难题的“牛鼻子”。本文着眼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的背景，从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五方面，学习探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新发展，望能抛砖引玉。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的背景

一、对国内外环境的清醒认识

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特别指出，“党的十八大报告有一句话，我主持起草工作时就主张要写上去，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句话涵义是很深的。”[[4]]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任务艰巨、道路艰险。从国际角度看，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政治动荡持续挑战着世界各国执政当局的能力、智慧与勇气。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部署、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都使中国发展在遇到重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国内角度看，建国六十多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继续深化改革也面临着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以及多年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和困难。“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蕴含着前进和发展过程中来自国际、国内以及党内的风险和挑战。

二、对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执政党自身建设和管理的好坏，决定着政党的生存和发展。站在历史转折关口，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汲取世界上一些老牌执政党衰败落伍、丢权垮台的教训。通览《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不难看到，日本自民党、苏联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六个世界老牌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都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缺失有关。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经验。九十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就在于始终高度重视加强自身建设。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正是基于对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习近平强调：“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三、对党内现状的客观分析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肩负着历史重任，经受着时代考验。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与党经受的时代考验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一些干部得过且过，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不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一些党员干部作风问题比较突出，有的严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漠然置之，甚至欺压群众、侵害群众利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较为普遍地存在，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不仅大案要案时有发生、令人触目惊心，而且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现象较多存在。”[[6]]习近平强调“从严治党”正是建立在对党内现状异常清醒的认识，对党员队伍的不足实事求是分析基础上的。严，才能弘扬正气、打击邪气，转变作风、遏制腐败；严，才能巩固组织、提高队伍、锻炼干部，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四、从严治党思想贯穿习近平从政之路

在正定工作期间，正定县委在习近平的提议下出台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明确提出，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严于律己，清正廉明，不以权谋私，不搞特殊化。要求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对各种不正之风，要坚持原则，敢问、敢顶、敢管，敢于碰硬。[[7]]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始终强调从严管党治党，推进党风政风建设。从铁腕清房、出台廉政12条，到精简“文山会海”、狠刹公款吃喝玩乐，到率先推进机关效能建设、行政审批改革、政务公开，建设服务型政府……从厦门到宁德，从福州到省委省政府，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习近平从严管党治党的决心和行动始终坚定有力。[[8]]出台“八项规定”与宁德廉政12条，体现了习近平对反腐倡廉、改进作风的一贯坚持。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发表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的232篇短论中，有包括“不要引导领导干部当‘满票干部’”、“打好团结牌”、“基层干部的分量”等在内的大约70篇文章论述党的建设，涉及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及制度建设等多方面内容。党的十八大后出台的一系列从严管党治党的制度规定和举措，既是习近平坚持“从严治党”思想的体现，也是习近平对“从严治党”思想的新发展。

可见，习近平“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的重大判断和决策，建立在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根据的科学运用基础之上，建立在对新形势下国内外党内外复杂形势的理性分析之上，建立在对古今中外朝野更迭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基础之上；并贯穿他从政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新发展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9]]，习近平“从严治党”思想突出表现在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上。既从思想建党的角度强调了统一全党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又从实践角度严格落实党章党规要求、严明政治组织纪律，最终扎紧制度的笼子，让腐败无所遁形。

一、强化思想建党，筑牢“从严治党”信仰根基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习近平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首先从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入手，统一思想、坚定信仰。

（一）强调理想信念是安身立命的根本。“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0]]习近平强调“从严管党治党，首先就要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11]]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从思想领域开始的，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的动摇。戈尔巴乔夫私下曾说过，共产主义思想对我已经过时。总结苏共解散的教训，习近平认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12]]甚至提到，“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13]]这个敏感又异常关键的问题。

时下， 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

“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14]]习近平在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五个好干部的标准，“信念坚定”在首位。“中华民族5000多年沧桑岁月，把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15]]习近平从中华民族文明几千年传承的历史着眼，强调理想信念在“从严治党”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对党的建设思想理论的升华。

（二）将意识形态建设上升到极端重要的战略位置。近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推行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企图瓦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依据和思想根基，进而推翻党的领导。在此背景下，习近平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6]]借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意识形态领域最先出问题的历史教训，习近平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7]]并指出这“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18]]将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关系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以统一全党思想。

前苏联解体后，美国将西化、分化战略目标瞄准中国，对中国进行的意识形态输出的手段越来越隐蔽。习近平倡导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全社会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将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提炼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层面的追求。“‘看不见的敌人’有时比明火执仗的对手更危险。意识形态领域正是这样一个战场。”[[19]]2014年10月30日，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将意识形态建设上升到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的重要论断，也是巩固全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严格选人用人，夯实“从严治党”组织保障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2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在庞大的党员队伍中，选人用人工作至关重要。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从严培养选拔干部，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提供了依据。

（一）制定选人用人标准，遏制用人腐败与不正之风。实事求是地说，当前的干部选用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亲自为好干部订立标准，回答了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3个问题，并改变了近年来饱受诟病的唯GDP政绩观，指出：“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21]]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十八大后一批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被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为群贤毕至营造了良好的用人之风。

（二）巩固基层党组织，做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从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开始，我们党始终注重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提出：“我们必须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明确指导思想，摆好位置，纯洁队伍，改进工作方法――建设好农村党支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22]]目前，我们党的基层组织总数已达430.4万个，一些地方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令广大干群深恶痛绝。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以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23]]“希望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像吸铁石一样把乡亲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坚定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24]]近日，习近平给新疆达西村党支部书记沙吾尔?芒力克和全体村民回信，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

三、垂范严肃党风，踏实“从严治党”落地之根

习近平反复强调：“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25]]从“八项规定”，到教育实践活动；从整治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到整治“会所歪风”；从狠刹“舌尖上的浪费”，到禁办奢华晚会……具体化、有针对性的措施使党的作风建设有的放矢。

（一）从自身做起,率先垂范。习近平外出考察时，不封路、少扰民，轻车简从、简化接待，见真群众、摸真情况。要求地方不能“导演”，不搞“培训”，不能为考察添置哪怕一个新板凳，绝不允许弄虚作假。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进行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要严肃纲纪、疾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26]]中央政治局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产生了强大示范效应。“其身正，不令而行。”每一个干部都应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

（二）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四风”让“从严治党”看到实效。作风问题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党分两批展开。活动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党员身份把自己摆进去，切实解决上面害病、下面吃药的状况。中央把历时一年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以确保活动取得实效。各级领导干部以焦裕禄精神为镜子，以整风精神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了大排查、大扫除，顺应了群众期盼、创新了“从严治党”的抓手，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和地位。

四、严明党章党纪，铁腕“从严治党”反腐零容忍

从严治党关键在严格执纪。习近平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是要严明纪律。”[[27]]

（一）强调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严明政治组织纪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28]] 上任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习近平就强调了党章在从严管党治党中的根本性作用。“党规党纪严于国法。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党旗宣过誓，就成了有组织的人，就意味着主动放弃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就意味着多尽一份义务，就要在政治上讲忠诚、组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29]] 中纪委在王岐山的领导下，持续深入地反腐，为严明党的政治组织纪律、“从严治党”做了最好的诠释。

（二）有腐必惩、有贪必肃 ，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面对严峻的反腐形势，甚至是塌方式腐败、窝案串案等丑恶现象，习近平提出“对那些无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要坚决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30]]十八大以来，50多名省部级及以上高官的落马，和一大批贪污腐败分子的认罪伏法，让群众看到了党中央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坚定决心。“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31]]掷地有声的话语，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让全党全国全社会感到了变化、看到了希望，树立了党的权威、赢得了群众信任。

五、严肃监督机制，扎紧“从严治党”制度笼子

任何形式的腐败，不论具体原因如何，根子都在于官员权力过大，不受或少受监督。“要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32]]习近平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根本，为“从严治党”扎紧制度的笼子。

（一）完善党的纪律法规，“从严治党”有法可依。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制定颁布了一批重要党内法规，为管党治党、执政治国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但是由于统筹规划不够，党内法规老化、碎片化、空洞化、形式化以及神秘化现象比较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先后制定发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等一系列法规和条例，细化“从严治党”的法律法规。

（二）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指出，“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33]]开办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开监督举报电话、成立新的反贪总局、将解放军审计署由总后勤部划归中央军委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反腐巡视机制常态化等，一系列的监督体系和惩戒、防范、保障机制的建立，都有助于遏制腐败蔓延势头，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习近平的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理论体系，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理念融入党的建设，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以德治党和依章治党相结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是对“从严治党”思想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期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依据。

作者简介：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

工作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1]]杨小东：《从严治党：列宁的探索与启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 年第10期，第4-8页.

[[2]]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2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4页.

[[4]]赵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学习体会

[[5]]《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157页.

[[6]] 《习近平谈从严治党：打铁还需自身硬》,见新华网：

[[7]] 《河北日报》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坚持群众路线纪实，，第1版.

[[8]]《福建日报》习近平同志在福建践行群众路线纪事，.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386页.

[[10]]《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160页.

[[1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159页.

[[1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161页.

[[13]]《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作风建设问题》，见人民网：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412页.

[[15]]秋石：《革命理想高于天――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理想信念的重要论述》，《求是》2013年第21期.

[[16]]《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105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23页.

[[18]]《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19页.

[[19]]习近平古田会议释放五个信号，见中国青年网：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411页.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418页.

[[22]]习近平：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建设好农村党组织，见人民网：.

[[23]]《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165页.

[[24]]《习近平给新疆达西村回信：兴疆稳疆，重在基层》见中国新闻网：.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387页.

[[26]]习近平：严肃纲纪嫉恶如仇 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亮剑，见中国新闻网：.

[[27]]《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171页.

[[28]]习近平：《认真学习党章 严格遵守党章》，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11月20日，第1版.

[[29]]王岐山：《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日，第3版.

[[30]]习近平：2012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见中国网：.

[[3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170页.

[[3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171页.

[[33]]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11月召开 研究全面深化改革》，见人民网：

　　——为雨夹雪和昆仑岩两篇文章所做的按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州时指出：“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为什么没有什么人出来抗争?青年学者雨夹雪(笔名)和部队著名学者昆仑岩(笔名)的文章，深刻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历史状况。其实，推翻苏共和解体苏联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中国老祖宗反复告诫的“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大肆妖魔化苏共党史、苏联革命史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大肆妖魔化列宁和斯大林，大肆镇压爱国人士和爱国力量，最终彻底摧毁了苏联人民的信仰，推翻了共产党领导，解体了苏联国家。

　　看完文章就会发现，当初苏联发生的恰恰是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只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依靠富足的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借助于20多年来国际石油天然气涨价的收入，逐步回复了元气，开始重返强国地位。而如果同样情况发生在中国，中华民族将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印第安人。因为全世界所有跨国公司聚集中国掠夺性开采30多年，已经把中国推到了资源和环境濒临崩溃的边缘，根本承受不起俄罗斯那样的金融大洗劫。苏联解体后，国内官僚富豪将国有资产瓜分净尽，美国等西方金融资本乘机对俄罗斯实行金融大洗劫，卢布从0.86卢布兑1美元，最低曾经跌倒8千卢布兑1美元，一般家庭的十几万存款变成了十几元，所有老头老太太的养老金被洗劫一空，全体俄罗斯民众欲哭无泪、绝望哀嚎，如果不是依靠卖不完的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恐怕俄罗斯这个民族早已从地球上消失。正是因为俄罗斯人民发现上了大当吃了大亏，才联合起来奋力锄奸，把爱国主义总统普京推上变相终身制地位。

　　这就是当今俄罗斯当今俄罗斯上千个政党拥有无数主张，唯独没有一个卖国主义主张的根本原因;就是俄罗斯媒体铺天盖地，唯独没有中国南方报系、炎黄春秋那种媒体的根本原因;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五花八门，唯独没有中国公知这种“汉奸文化”的根本原因;就是俄罗斯民众一致要求议会出台《叛国罪法》以及一系列惩办卖国贼法律的根本原因;就是俄罗斯全国从上到下发起锄奸运动的根本原因;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全国人民仍然拥护锄奸队海外锄奸的根本原因;就是普京把俄罗斯首富大老虎霍多尔科夫斯基投入监狱，全国人民一片欢呼的根本原因……因为俄罗斯人民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坑得太惨了，财富被洗劫一空，人口数量骤减，人均寿命下降，大批的俄罗斯妇女远赴西方卖淫，被美国敲着脑门教训要象中国不能武力收复台湾那样，绝不能武力收复车臣，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流亡30多年回到祖国后，看到如此惨况不禁放声大哭，后悔自己30多年的反共言行被西方利用，90岁的老人直到逝世，都在控诉美国等西方国家借自由民主犯下的种种罪行。亿万俄罗斯青年记住了索尔仁尼琴的控诉，组成了声势浩大的“纳什”青年近卫军，高喊“用拳头保卫俄罗斯”的响亮口号，上天入地搜寻“汉奸”，无情打击卖国主义，紧紧团结在普京周围，把俄罗斯变成了爱国主义家园。

　　反观当今中国，虽然苏联解体的悲剧正在中国重演，但是俄罗斯回归爱国主义的历史同样也在中国上演，只要中国爱国主义力量抢在卖国主义力量前面，中国就一定能够避免苏联解体悲剧，成为比当今俄罗斯更加强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已经行动起来了，习总书记也行动起来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也该行动起来了，祖国在等待着你们!

“正如某些口舌刻薄之徒所言，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反对苏共的时刻来临了。在这个说法当中，如果‘苏联人民’一说还大有不实，那么这‘苏共’一说遗憾的是与事实倒颇为相近。”——雷日科夫《大国悲剧》

　　据传有人谈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说：“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为苏共出来抗争呢?这个问题说复杂非常复杂，说简单也就是一句话：因为苏联几十年如一日的推行“非斯大林化”，“男儿”都在监狱里关着呢。用曾任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的话说就是：“正如某些口舌刻薄之徒所言，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反对苏共的时刻来临了。在这个说法当中，如果‘苏联人民’一说还大有不实，那么这‘苏共’一说遗憾的是与事实倒颇为相近：党由于盲从，或者支持、放纵自己的最高领导，毁掉了它最积极的那部分成员。”①

　　具体说来，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把大批信仰共产主义、肯为苏共出来抗争的人打成“斯大林分子”并加以种种迫害，甚至用地摊文学诬蔑这些人：苏联的忠诚保卫者贝利亚，被说成“最喜欢幼女，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伏罗希洛夫元帅，被说成“收取巨额贿赂”;曾和列宁并肩战斗的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被说成“企图杀几十万人重整红色江山”……赫鲁晓夫在积极为形形色色的“反斯大林斗士”平反的同时，把一大批“斯大林分子”关进集中营(中国当时估计有三四百万)。这些人虽然想为苏共出来抗争，苏共也得先把他们从监狱里放出来啊!

　　很多中国“学者”把勃列日涅夫说成“斯大林分子”，然而这些“学者”忽视了许多起码的事实：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没有为一个“斯大林分子”平反却仍然不断为“反斯大林斗士”平反，如著名“反斯大林斗士”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就是在1966年被平反的。勃列日涅夫提出对斯大林要以苏共中央1956年6月30日的历史决议为依据，“既反对抹黑，也反对粉饰”。②这貌似公平其实却极不公平，因为一方面1956年6月30日的历史决议本身就是一个“非斯大林化”的决议，另一方面“抹黑斯大林”的作品仍然可以在西方发表，作者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等奖励和巨额收入，而“粉饰斯大林”的作品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发表。于是到70年代，“斯大林分子”的声音消失了。

　　勃列日涅夫后期，随着“非斯大林化”的深入，苏联进行了一系列“学术讨论”：1978年的伦理学讨论会上，苏联“学者”一致认为人道主义是伦理学的最高价值，没有一位“学者”赞成列宁关于哲学的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1978年的古代史讨论会上，苏联“学者”一致同意美国人的行政权力膨胀导致国家产生的“酋邦理论”，没有一位“学者”赞成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导致国家产生的观点……

　　“非斯大林化”甚至遍及自然科学和经济领域。俄罗斯人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赫鲁晓夫之前的所有思想都被驳斥，其中包括反对崇拜西方的思想。”苏联自然科学和经济领域充斥着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洋奴哲学。例如，苏联国产天然气管道的价格比德国管道低得多，性能甚至比德国管道性能优越。“那为什么还要继续购买德国管道呢?订购部一位副部长的话给出了直接的答案:‘如果德国生产的燃气管道出了事故，那所有人都会说，我们选的是最好的钢管，但还是出事故了。如果是伏尔加钢管厂生产的燃气管道出了事故，那我们就会被质问，为什么不订购德国的产品。’”③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非斯大林化”自然而然的出现了高潮，即把所有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事物统统列为必须消灭的对象：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把《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电影列为禁片，理由是这些电影歌颂了斯大林，而改革和言论自由必须以禁止“斯大林分子”的言论为前提。1988年，安德烈耶娃发表了著名的《我不能放弃原则》，强调“正如戈尔巴乔夫指出的，原则是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能放弃的。”80%的读者表示赞成安德烈耶娃的观点。然而戈尔巴乔夫却亲自开展了对安德烈耶娃的全国大批判，甚至提出了“揪出安德烈耶娃背后的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口号……

　　就这样，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 “非斯大林化”，“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然而，如果仅仅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归咎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集团打着“改革”、“非斯大林化”幌子进行的叛卖却又是不够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④

　　在苏共垮台前夕的1991年夏天，美国的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两个民意测验，对象分别是普通民众和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结果显示83%的普通民众希望坚持社会主义，而76.7%的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则认为应实行资本主义。⑤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几十万“精英”就战胜了几亿民众，彻底完成了苏联的资本主义化。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案是，希望坚持社会主义的苏联人民并没有认清应实行资本主义的苏共高层“精英”的真面目：开始时大多数民众紧跟戈尔巴乔夫推行“伟大的改革”，对戈尔巴乔夫失望后不少人又认为或许叶利钦集团掌权会更好，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是狗咬狗，我们看热闹就可以”，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叶利钦的和主张看热闹的还互相混战……就这样，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仿佛成了18世纪的印度：“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利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利被马拉特人打倒,马拉特人的权利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 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都征服了”。⑥得到西方支持的叶利钦集团最终胜出。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让民众遭受了空前浩劫：上千万人失业，数百万妇女被迫卖淫，人均肉类消费量下降一半，人均寿命下降四岁……而掌握着高层权力的“精英”除了戈尔巴乔夫等少数倒霉蛋，大多数不仅继续掌握着权力，还通过私有化攫取了巨额财富。这不禁让人感慨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高明：阶级利益决定阶级立场。普通民众支持社会主义和高层“精英”支持资本主义都是他们的利益决定的。只有打倒苏共，苏共高层“精英”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在苏共领导下反对苏共”看似荒谬，实则非常合理。

　　遗憾的是，苏联大多数民众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认为“连苏共高层‘精英’都反对苏共，我还为苏共出来抗争干什么?”少数有见识的人想要站出来，却被骂为“保皇派”、“神经病”、“戈尔巴乔夫的走狗”(其中带头把想为苏共出来抗争的人骂为“戈尔巴乔夫的走狗”的人往往是苏共高层“精英”安排的)……于是，“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急剧滑坡和叶利钦炮打白宫之后，人们才幡然醒悟——原来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并不是灾难的结束，而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毛主席指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要“打倒苏修叛徒集团”，把党和国家领导权夺回来，而不是打倒苏共更不是打倒苏联。⑦可惜的是，“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并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没有很好的区分“苏修叛徒集团”和苏共，或冷眼旁观，或和叛徒们一起“推墙”，最终使得叛徒们 “在苏共(实为“苏修叛徒集团”)领导下反对苏共”的“换装术”得以顺利实现，酿成了悲剧。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期间，昭聋发聩地指出：尽管有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中国仍然必须记取前苏联的深刻教训。这是向全党发出的一个重大警告!想起十三年前，一位美国教授应中国人民大学邀请，就苏联解体的原因作过一次专题报告。如今联系总书记诫导重拾细品，“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句老话正在我们身边验证。

　　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对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做过多年翔实的考证和系统的分析。或许因为属于“自由世界”的非正统说，当时，他的研究结论，引起中国一些有识之士的思考，也被一些人视为标新立异不屑一顾。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一是计划经济走不通，别无选择，只有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二是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一旦给人民民主和自由，人民就要求废除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观点，在改革以来的中国，被一些有名堂的人物私下和公开不竭鼓吹，不但让人耳熟能详信谎为真，甚至在十八大之前大有主导与论、立变不殆之势。其实，身为美国学者的大卫早就直言：上述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这不符合实际。

　　对苏联经济怎么看?大卫指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1928年建立，到1975年大约50年间，不管用苏联官方统计数字，还是西方资料，都可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更做不到。从1975至1989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这是相对于前几十年而言，并非像西方所说的“早在八十年代计划经济就开始崩溃了”。真正出现绝对下降是从1990年开始，其原因并非由于苏联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而是当选为俄罗斯主要行政长官的叶利钦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导致国民经济出现明显下降，降幅约为2%。1991年，叶利钦又在更大范围破坏中央计划，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下来，不上交中央财政，当年苏联经济下降13%。事实表明，九十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体制内部，而是人为破坏的结果。

　　当然，大卫并没有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缺陷和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改革旨在建立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有人偏偏要把社会主义已成功运用的市场配置资源手段，与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对立起来，企图利用国家权力采取政治手段，人为地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完全彻底地搞垮和消灭国有经济，从根本上摧毁和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达成在中国全面实现经济私有化的目的，这比起当年犯上作乱的叶利钦，岂不有过之而无不及！

　　苏联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人民自己的选择吗?大卫指出，1990年前后，为研究苏联改革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机构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测验，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之间，高达80%的人民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1991年5月，美国一个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一次一千人规模的测验，其中一项内容是“你是否赞成在苏联实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赞成。由此可见，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想取消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

　　可以料想，这样的调查如果在今日中国进行，情况也不会发生逆转，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心里比谁都明白，放弃社会主义意味着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对现实社会有意见，不等于对社会主义有意见;即便怀念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收入不高但地位高热气高的火红年代，也不迷信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能给人民带来什么好果子。这就是当今中国民众表达诉求都愿意举毛泽东主席像的原因，而愚蠢的西方“救世主”和所谓的“自由民主人士”往往弄不懂。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这是大卫研究的结论。他指出，大约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

　　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对掌握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做过一次调查，结果与人民意愿的测试完全相反：只有大约9.6%的人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而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道路，实在令人震惊。当然，这个“精英集团”中也并非每个人都赞成资本主义，大卫在交谈中发现，雷日科夫就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最终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感到无比痛苦。可惜在苏联“精英集团”内部，这样的人太少了。“他们中的多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这一点，值得中国特别重视。

　　党内掌握重要职权、为自己既得利益而奋斗的官员与社会知识分子中主张西化的头面人物组成所谓的“精英”联盟，以改革之名，自上而下地走复辟变天之路，这样的情况不正在中国发生着吗？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也没有条件进行那种能真实反映当今中国党政要员政治倾向的调查，但是，通过各类场合各种渠道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并不算少。一些以反共卖国着称、受美国资助、以“中共的掘墓人”为使命的所谓自由派学者及其研究机构，长期得到上层保护，肆无忌惮，畅通无阻。“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在华线人名单更是触目惊心，那么多党政高官和大牌学者赫然在目，奸贼当道根深蔓广，国家安全危如累卵!作为培养中共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都在干什么?去年底，为纪念宪法颁布施行30周年，与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针锋相对，中央党校召开所谓“优秀骨干师生”参加的务虚研讨会，让做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皇甫平作了极富煽动性的总结发言。“我们已经下了市场经济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摸不到石头就要学会游泳了，不要再想着石头了”;“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房子也不少了。但是哪天不知让谁发你一条微博，你就都没有了，多的怕是连一家子的命都要吐出来。不少同志的老婆孩子都去了国外，留下自己一个人，为了什么?这么大的牺牲精神，就只求留个种?何必不追求一家天伦团圆?何必不求长坐在自家江山上?布什他爹是布什，安倍老爸叫安倍，多坐几代人嘛，坐上坐不上也不死人嘛。蒋经国的子孙也比我们的子孙要安全些嘛。陈水扁贪腐被关起来了，可是我看他和他那一家人，都比我们很多干部及其家人要更安全些，更要自由些。何必呢?”“从根本上逐步消除这种不安全的状况”，就要“大胆追求宪政法治，大胆推进司法独立”，“只要有了法治作底线保障，只会比现在更安全、更自由”。“手上的核武器那么多，还亡党亡国的戈尔巴乔夫，我看他在台下时比在台上时还安全些。官也好，民也好，没人对他怎么样嘛。”“克林顿在办公室和莱温斯基的绯闻报出来后，无非也就是大大方方道个歉，他和民主党也都无伤大雅。”而“我们现在要是县委书记出个这种破事，……就是立马丢官，彻底搞臭，纪委再一查，怕就要丢命，全家搞死。”最后还警告：“一赢全赢，一输全输。 ”这不就是一篇活脱脱的“宪政”变天动员吗?恐怕讲到不少党政高官的心里去了，更令人遗憾和痛苦的是，没有听说当场有一个站起来反驳的。联想到习总书记所讲，苏共垮台时，偌大一个党，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就解散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这种情况不正在中共内部预演吗？！

　　习总书记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执政党领导者们的理想信念崩溃和人生观价值观转变，是他们运用权力不顾一切为改变社会制度开路的思想基础。正如大卫所述，七十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革命者组成，到八十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共产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支持，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对照之下，当前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状况岌岌可危的程度，决不逊于前苏。1991年夏天，大卫曾在莫斯科同一个叫尼库拉亚夫的苏共高级干部交谈，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时苏联还存在，但听到的是让人感到不可理解的回答：“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后来大卫清楚了，他的回答明确无误地揭示了苏联解体的思想基础问题。试问，今天中共党员领导干部中还有多少真信共产主义、真愿意牺牲个人一切为这个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像尼库拉亚夫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事实上已相当普遍，只不过，中共党内很多官员在中国改革的特殊环境中，训练养成了当“两面人”的超强本领。其实，在老百姓眼里，过去骂国民党“入党为做官，做官为发财”，改革后早被共产党的一些干部“化腐朽为神奇”了。

　　更可怕的是，这些年来在中国由“精英联盟”主导、主流媒体操控的意识形态阵地，已经出现公然违反宪法、挑战国基，助长去党化、去马列毛化、去社会主义化、去爱国主义化，甚至企图脱离、取消和胁迫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且不说十八大前主张推进经济私有化、反对共同富裕、大造改旗易帜与论的鼓噪甚嚣尘上，即使到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代表人民意志，反复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基不能丢，强调道路决定命运，强调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强调在方向问题上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来自新任最高领导人这一系列切中时弊的重要指示，出乎意料地在这个长期以集中统一着称的政党领导集团乃至官方主流媒体中竟然几乎听不到什么态度鲜明的积极回应，相反不同程度地被淡化、漠视、封杀、片面取舍和扭曲宣传，与人民群众盼得春雨般的欣慰和拥护形成了明显落差。一些党政官员和主流媒体还在顽固地吹自己的号、唱十八大前的调，只愿讲改革必要，不愿谈改革方向，连一些官方微博都仍然热衷高喊“宁要有风险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片面口号，甚至有人还在咬牙切齿地叫嚣，改革必须“攻坚”，要“杀开一条血路”。“杀血路”这种话简直比“文革”还厉害，真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名言，只要有百分之几百的利润，就连杀人屠血的胆气都来了!试问，在中国已搞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已公开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加入WTO成为世界经济大家庭成员的今天，在改革的所谓“红利”分配已极度失衡、人民呼唤深化和完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你把什么看成改革的阻力和对象，还要再攻哪个坚，杀谁的血，开什么路?

　　其实，苏联解体的结果完全说明问题。大卫指出，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想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八十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像这样的事情，在改革至今的中国已不稀奇，依靠权力贪腐和通过改制化公为私，鲸吞侵占国家财产造就的大鳄巨富及其家族比比皆是，惊世骇俗。如果说在苏联，“精英”们是用政治制度“休克式”的根本变革，为经济占有关系的根本转变开辟了通路;那么在中国，“精英”们不过是用更聪明更平滑的办法，先不动声色地推动经济占有关系的实质性转变，然后致力于用这种经济转变逼迫政治制度根本变革，进而达到全面复辟私有制、把贪公肥私的果实装进保险箱的目的。就像大卫所揭露的，叶利钦掌权初期也还是顾忌到人民对制度的选择的，他在各种公开讲话中尽量掩盖其真实思想，不暴露他准备建立资本主义的企图，只说要通过改革，引入市场经济，逐步消灭政治精英的特权。这与那些公开宣称要在苏联进行一场资本主义革命的人比，无疑是高明的。可见，“只讲改革不讲方向”，不是中国“精英”的发明，更不是什么解放思想“不争论”，而是由于都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同类，包藏着的私欲和祸心见不得阳光。

　　顺便澄清一下，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提出“不争论”是有前提，有条件的。他强调“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看准”的标准就是“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这是个大前提。对看准符合人民利益和意愿的事，领导就要胆子大一些，“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强调依靠实践来检验，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说到底，还是实事求是、按人民群众的意愿办。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

　　可是中国的这些“精英”们偷梁换柱、断章取义，不讲前提地把“不争论”绝对化，实际上他们已把“人民拥护、赞成、高兴和答应”的大前提偷换成“精英”所代表的私利企图，把对领导层面的“不争论”要求偷换成不许群众质疑争论。他们其实也不要实践检验，根本不允许党和人民对长达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进行功过得失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坚持对的、纠正错的。他们以“不争论”为理由，以反“文革复辟”为大棒，对改革搞事实上的“两个凡是”，即认为凡是改革做的事情一概正确，凡是改革出现的问题一律不许纠正。固然，实行改革这个大政方针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经得起实践检验，但不等于以改革名义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都经得起实践检验。如果真的在改革中做的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事情，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只能用于前三十年，不能用于后三十年?让实事求是打开的改革之路，走向实事求是的反面，这正是“精英”改革对人民改革的反动。

　　所幸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新一届中央最高领导接班人的正确选择，并且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再次宣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和方向。习总书记履新后的一系列言行表现，让人民欢欣鼓舞，让图谋变天者失望愤然。由此可期，国内外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希望寄托在中共新生代领导身上的幻想将再度破灭，给中国人民赢得新的十年江山稳固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当然这个期间斗争还会异常激烈和复杂，而且他们还会再把希望放在、工作做在中共更年轻的一代身上，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还在后面。

　　从战略上讲，中共新领导应当抓紧这新的十年难得的政治机遇期，承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期盼，把能够有效应对新形势挑战和考验、确保先进性纯洁性战斗性的党员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制度和机制，有利于既好又快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清明严正规范有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机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既健康向上又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制度和机制作为重点，尽快建成和完善，并以法制稳固强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方向道路立于不可撼动之位，更好地发挥和显示其比资本主义更有利于造福人民群众、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优势，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命更加可靠地系于人民，系于制度，系于民主法制，不因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接替更换而改变。

　　从当前重点看，要接受苏联教训，从党的领导干部抓起，从意识形态斗争抓起，从政治权力运用抓起，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和扭转历史覆辙的重蹈。

　　一、应对执政和改革挑战，坚决有力地整党清党，确保党员领导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堡垒为什么会从内部攻破?有外部势力的拉拢腐蚀，最主要原因还是自身的私利驱动、蜕化变质。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问题。人的思想总是由一定的经济利益决定并为之服务的，就看你是以公利为基础，还是以私利为基础。共产党作为先进政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她没有党私，只有大公，她的成员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的利益融汇于最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之中，通过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求幸福，从而实现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自身利益。但是在执政前与执政后、改革前与改革后，条件完全不一样。执政最大特点是权力在握，领导者自身的利益需求可以脱离人民整体利益需求而依靠手中权力直接谋取;改革最大特点是允许先富，领导者可以借助改革得到率先发财致富甚或转移国外的契机和条件。鉴于执政和改革时期对共产党领导干部的侵蚀诱惑更多、挑战考验更重、从生活上经济上到思想上政治上蜕化变质的可能性更大，因而对他们考核选用的标准要求必须更高，检查管束必须更严格。但改革以来的实际情况是，对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和作风纪律素质方面，标准掌握放得越来越宽，管得越来越松，酿成大批官员腐败变质以及政治不坚、思想不纯、作风不正问题日愈严重的危难后果。

　　为此，应当尽快针对执政和改革考验，在党章基础上，进一步严格制定共产党领导干部在新历史条件下必须具备的思想政治标准，细化明确应对各类现实诱惑挑战必须严守的模范行为准则和政策纪律底线。据此，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自上而下地进行一次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组织上的全面整党清党，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对不合格的党员领导干部要坚决处理，特别是要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不信仰、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念不坚定、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不忠诚的政治叛逆分子和贪腐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并着眼长久、建立制度，将整党清党工作纳入常态化的领导干部选拔考核、任期考核、离任考核，定期进行重点或全面的党组织整顿清理，确保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队伍纯洁可靠。

　　二、切实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和思想舆论阵地建设，坚决批判错误思想观点，始终坚持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

　　正如大卫指出，西方宣称美国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是靠大幅度增加军费，迫使苏联也搞军备竞赛，结果把苏联经济拖垮了，其实这只是里根政府的自我炫耀。美国资料显示，八十年代苏联军费开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五十年代是完全相同的。应该说，对苏联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到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将苏联经济学家的思想倾向与英国经济学家比较，发现他们更拥护市场化和私有化，其实他们接受的不过是最简单、最天真的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观点。

　　无独有偶，在近年中国改革中那些“精英”们拼命鼓吹“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蓝图，不过也就是已被世界金融危机宣告破产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黄宗智惊讶地发现，中国高校“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程度远高于美国。其实，这些年在美国对华思想渗透和资本控制下，从中国的政界、理论界、教育界，到各类媒体舆论，几乎都成了西方意识形态“一边倒”的宣传阵地。最近甚至发生了境内外敌对势力挑动广东某官方报刊闹独立、公然向党中央叫板的严重事件。

　　凡要推翻一个政权，都要先做舆论准备。苏联的教训提醒我们，必须直面兵不血刃的意识形态残杀，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党的理论根基，一路否定下去，势必就要搞乱党的思想，搞垮党的组织，最终取消党的领导，摧毁党的执政地位。一个没有灵魂的党，再老再大，也必成虚散腐烂之躯，落到党乱国毁无男儿的境地。

　　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之路，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客观全面地看待自己的历史，总结自己的经验，纠正自己的问题，建设自己的理论，把准自己的前进方向，守好自己的思想阵地，绝不能政治头脑糊涂，被人摄魂、学人糟粕、上人贼船。要认真总结和吸纳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当代人类社会先进文明成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进行系统研究、充实丰富和总结提炼，用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在继承中发展的全面完整准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头脑。要组织力量，理直气壮地批驳各种错误的或反动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观点，揭示其伪科学性、局限性和严重危害性，坚决反对、防范和制止以改革之名行变天之实，搞全盘西化及其附庸化。要加强党对各种社会媒体和社会舆情的掌握和引导。坚持党办新闻、管舆论，新华社及其分社，各级党的机关报、刊、网，中央和地方电视台等，凡属代表党和国家喉舌的主要新闻媒体，必须统归党的宣传部门直接管理，重要新闻宣传和重要敏感舆情要由党的主要领导亲自抓。加强新闻媒体出版单位的党组织建设，选准配强主要领导干部，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定正确的舆论导向，严格依法管控，决不能让新闻媒体成为个人、金钱或敌黑势力任意操控的工具。要拿出比办党报和电视台更大的力度，由国家重点投入、集中力量尽快建设起具有权威影响力、社会吸引力和舆论主导力的中央大型核心网站，并整合有关媒体网站，组建由国资控股的国家级网络集团公司。对国内主要门户网站要严密加强管控，有意识地指导和组织正面力量，开展网上积极的思想舆论斗争，扶正袪邪、激浊扬清，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永远高扬。

　　三、强化人民主权，完善人民民主决定、管理和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的政治制度，确保民主政治不被“精英”政治所取代和挟持。

　　为什么在苏联，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为代表的党内“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人民的反对而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向资本主义道路?诚如大卫分析，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虽然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一个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而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广大人民群众却无法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扞卫社会主义制度。

　　正是针对苏联党的演变，在中国毛泽东曾领导发动“文化大革命”，想探索一种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防止和纠正中央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办法，结果造成内乱而失败。其后，中国进入的改革时代并非风平浪静，如果不是有苏联解体的现实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能走不到今天。社会主义在经历痛苦的磨难后，需要理智地总结经验教训，搞无政府主义的“天下大乱”不行，搞少数“精英”的“天下大治”靠不住，只有充分依靠人民民主法制的力量治理国家，才是扞卫、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唯一正确可靠的选择。

　　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应重点强化人民主权，真正落实人民直接参与决定、管理和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的权利，从根本上改变用“精英”政治代替民主政治的状况。突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最高权威性，共产党主要通过人大及其常设机构来实现作为执政党领导人民民主管理国家的职能，人大代表数额比例应基本符合社会各阶层、各党派的结构比例，增加人大专题审议决定各时期国家战略性全局性重大事务的内容议程，加大代表民主议政、公开发表批评或意见建议、对政府和司法部门官员及其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质询乃至弹劾处置的力度，全面履行人大应有的职责权力。统一规范政府重大事务民主决策程序，形成硬性制度性约束。推行政府公开办公、敞门决策，充分利用互联网与群众直接沟通的功能，开展社情民意的网上调研、科学决策的网上建言、廉政反腐的网上监督、群众诉求的网上受理，使网络成为密切联系群众、实行阳光政务的基本平台和工作方式。建立规范的公民听证制度，凡事关民生的决策措施出台前，政府必须依法听取各有关方面群众代表意见，绝不允许搞假听证或强行推出。建立政府提案、人大审议的决策机制，凡属突破现有法律可依范围的重大政策变动、改革举措、法规制定和事关战略全局、事关人民长远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不能由政府直接决策，也不能以党代政决策，必须由政府在充分调研论证、公开政务、依法听证的基础上(通常经同级党委研究同意)，形成决策提案，提交人大专门委员会乃至大会审议决定。加强人民法制对人民民主的保护职能，依靠宪法和法律制度的强制约束，既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保护社会的民主秩序，一切反对、破坏、扭曲、损害人民民主权利和民主秩序的行为，无论发生在什么部门什么人身上，都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人民群众是天然的社会主义派，是坚持、巩固、加强和扞卫社会主义的可靠支柱，也是改革、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主力军。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人民主义。改革只有始终按照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办事，才能保持正确方向;国家权力只有真正在人民手中，才能不被人操纵走邪路。紧紧地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站在一起，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在人民的支持和监督下，自觉荡涤身上污浊，真心实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就变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摧不垮，必将以美好形象和强大生命力展现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