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些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形成原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在理论和对策上作了许多有见地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试对此类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梳理。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 （一）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学术理论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数法。五等分法是将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数来说明总体收入差距程度。五等分法又称收入不良指数。这种测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方式，目前在欧美国家中比较流行，我国也常采用。 最高档收入占全部国民财富比重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据曾国安的统计来观察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总收入的47％、22％、15％、10％和6％。（注：曾国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注：易锋杰：《“基尼系数”质疑》，《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4期。）另据其他部门统计的五等分结果，我国农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与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9倍扩大到1994年的6.6倍，城镇居民则由1983年的2.3倍扩大到1994年的3倍。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平均收入相比较，1992年的贫富差距达11倍，1994年达到了13倍。由此可见，我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用基尼系数法来描述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数研究者经常采用的方法。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基尼系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因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的差异，学者之间的计算结果也存在着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1995、1999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23、0.28、0.295；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09、0.341、0.336和0.336.就全国总体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43、0.389和0.397，接近0.4，2000年达到0.417.（注：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扩大至0.458，有的地区已经达到0.467.（注：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省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0.474.还有学者认为，0.45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注：董建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综合以上观点，对全国基尼系数的判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估计：低估计为0.4左右；中估计为0.45左右；高估计为0.5左右。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结果差别不是很大。之所以出现不同的估计，在于计算范围的不同：第一种估计主要考虑货币收入，较少考虑实物收入，特别是补贴收入；第二种估计较多考虑了实物收入；第三种估计不仅考虑了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也考虑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其实，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比较合理，但近几年我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如果任由当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来几年里将会急剧扩大。 （二）从分类上看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2.5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2.65∶1；2000年为2.79∶1.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90∶1，2002年更是上升到3.11∶1.（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2002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 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我国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上。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看，中部地区达9.9％，超过了东部地区的9.4，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6.1％，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9.0％的平均速度。（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我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7.5％提升为8.7％，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58.3％，东部地区为37％。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 学界普遍承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是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是否已超过警戒线，是否导致两极分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对用基尼系数作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临近警戒线，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状态？ 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用0.4作为警戒线。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0.45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已超过“比较合理”的范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可能出现“失望阶层”，使他们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 也有人提出，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不同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所谓“国际标准”并不是严格的标准，只能作为各国判别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所以，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线。同时，经验事实也没有提供0.4的基尼系数值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的充分证据。而且要确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数量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因此，基尼系数“的指标，只能是有弹性的参考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经济承受的承界线，是比较”适度“的。（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我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均质性很低的社会，客观上容许有较高的基尼系数，不必机械地、死死地守住0.4这条线。但突破这条线后，究竟放松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需认真研究。（注：赵人伟：《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那么，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两极分化呢？对这一点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 一些人认为，如今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些储蓄、消费等方面的两极化现象等等，都反映了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注：秦晖：《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曙光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别虽然持续扩大，但仍然大致适当，没有发生两极分化，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不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缘于两种观点考察的范围和口径及使用的数据资料不同。认为近期居民收入差别程度大致适当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程度；认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观点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不过，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五、关于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一）发展经济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 （二）加强法治建设是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保障。 （三）必须注意实行正确的政策选择。 （四）发展教育、普及教育，使教育机会均等。 （五）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这一论断高屋建瓴，深刻揭示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

　　（一）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依然十分严峻。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有力领导下，经过近十年的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但是，目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依然十分严峻。有的腐败现象仍然突出，有的甚至还在继续滋生蔓延。例如，一些党员干部继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铺张浪费，有的继续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受贿且涉案金额不断增大，有的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跑官要官败坏党风政风；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与企业的负责人趁改革和法律、管理不完善之机，骗汇逃税、走私贩私、化公为私，肆意侵吞国有、集体财产；一些地方和部门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相当突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不满；一些执法部门贪赃枉法、知法犯法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涉足“黄、赌、毒”，充当“保护伞”问题尚未解决；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团伙作案犯罪、新经济领域犯罪、高科技犯罪、内外勾结犯罪问题日益增加等。这充分说明，反腐败斗争仍是当前党和人民急需解决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实现全面小康提供政治保证。

　　腐败行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严重对立。它严重侵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阻碍了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它严重毒害了社会风气，造成社会思想混乱、道德沦丧、精神颓废、人心涣散，阻碍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事业的建设和进步；它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坚决惩治腐败。

　　要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仍有许多艰难险阻，仍有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某些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如果不下决心解决好，将严重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在新世纪新的进程中，必须继续把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加大力度，整体推进，才能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三）党的自身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

　　建党81年来，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建设的党。这一方面表明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和成熟，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许多全新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为此，要始终保持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本色，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始终保持党组织的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一手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以强健党的肌体，一手坚持毫不动摇地抓紧抓好反腐败斗争，以清除痼疾和毒瘤。

　　目前，党的自身建设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党所面临的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远未解决好。随着形势的发展，仍可能出现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我们应该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新的历史时期。然而，由于各方面复杂的原因，腐败现象仍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根除，仍将长期存在。

　　（一）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看，腐败是阶级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的出现，使得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思想动机，以损人利己为行为目的，以盲目追求感官刺激和享受为行为基本特征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逐步滋生蔓延，继而逐步成为各种阶级社会难以根除的痼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要腐败现象赖于滋生蔓延的客观条件依然存在，便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将它们全部消灭。彻底整治腐败需要一个逐步遏制、不断铲除其滋生土壤和条件的较长历程。

　　（二）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看，腐败现象在短时期内无法完全消除。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腐败现象将长期存在的经济动因。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是腐败现象得以滋生蔓延的体制因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消极影响仍将长期存在，影响和毒害社会精神生活。这是腐败现象得以滋生蔓延的思想因素。一言以蔽之，我国目前诱发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如果掉以轻心，腐败现象仍有可能易发多发，危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危害国家的建设和安全。

　　（三）从目前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看，反腐败斗争与反颠覆、反渗透斗争互相交织，异常复杂尖锐，并将长期存在。

　　目前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互相渗透，互相碰撞。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以及民间往来更加频繁。这一方面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不少风险。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一直亡我痴心不死，国内的反腐败斗争往往与国际间的反颠覆、反渗透斗争互相交织在一起，变得异常复杂、尖锐。近年来，广东一些严重违纪违法的腐败分子，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便利地理条件，千方百计与国外敌对势力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一有风吹草动，便携带巨额赃款赃物潜逃国外，寻求国外敌对势力的庇护。这种新的形势下出现的较量与斗争仍将长期不可避免。对此，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与时俱进，毫不动摇地抓紧抓好反腐败斗争

　　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和长期性是辩证的统一。其紧迫性告诉人们，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须臾不可放松、事关大局的紧迫任务，必须高度重视，绝不能等闲视之；其长期性告诉人们，反腐败斗争又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必须科学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和长期性的辩证关系，坚持反腐败斗争的正确方针和策略。

　　（一）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工作力度。

　　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和长期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反映了反腐败斗争的基本规律，同时也提出了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的现实要求。当前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抓好反腐败三项任务的落实，并依据不断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不断赋予三项工作新的内容，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整体推进，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整体推进反腐败斗争的系统治本工程。例如，要继续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不断拓宽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领域；要继续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教育，牢固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继续发扬民主，确保各种权力的运行受到严格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要继续健全法制，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要继续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确实加强和改进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等。

　　（二）必须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反腐败斗争。

　　在科学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和长期性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依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要求，与时俱进，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反腐败斗争。近年来，广东各地依据中央、省委的部署，在创新反腐败体制、机制、制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积极抓好三大要素市场建设，积极推行政务、厂务、村务三公开，积极推进行政审批、财政管理、组织人事管理的“三大改革”，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离任审计成果的运用和政府采购工作的管理等，努力探讨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新路子，均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当前，要通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积极推进各项改革和体制、机制、制度创新，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要注意把握和体现反腐倡廉建设的四项基本要求，始终坚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加强制度建设相结合，坚持严肃查办大案要案与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相结合，坚持廉政建设与勤政建设相结合，坚持加强对干部的监督与发挥干部主观能动性相结合。要把惩治与预防、教育与监督、深化改革与完善法律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做到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形成有利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体制条件、法制保证。在实际工作中，要突出实践性、针对性、系统性、实效性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