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联系发帖人原标题：一个时代的背影：这个特殊群体，曾改变了无数民营企业的命运
尽管组织规模如今已不如往昔，当年的星期日工程师如今也已慢慢老去，但他们的经历，已成为伟大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永久的路标，不因时间而逝去。
星期日工程师，这个现在很多年轻人陌生的称呼，放在三四十年前，却是社会上最火热的词汇之一。
1980年代，每逢周六的傍晚，在上海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有那么一群人，从外表特征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身份：蓝卡其布的中山装，带一副秀琅眼镜，拎着人造革的包。
周日傍晚，在车站或者码头，又可以看到这些来自大专院校、研究所、国有企业的工程师们从郊区或周边省市县市兼职回来的身影。
在市场经济大门开启，乡镇企业兴起的1980年代，星期日工程师让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流动起来。由此而生的科技体制变革，裨益亦延续至今。
1991年，星期日工程师们在认真调试上海石化30万吨乙烯工程所需的氧气分析仪。本文图片均由白海临 供图
站在今天回望历史，不少民营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星期日工程师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
改革开放初期，大批乡镇企业蓬勃兴起，深刻改变了农村经济状况。但这些出身“草莽”的企业，因为欠缺技术积累，发展急需高技术人才的支持。
现年75岁的刘忠云曾是中国最大开关厂华通开关厂的高级工程师，他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乡镇企业刚起步时，就不断有人通过亲戚辗转找来，家乡甚至愿意出20万元请他回去办厂。
当年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不过数十元，但刘忠云和家人很干脆就拒绝了，上海大国企的工程师，不会轻易放弃上海户口，但他答应在节假日，力所能及地帮帮忙。
1988年，星工联纺织专业组的工程师们在为某乡镇棉纺厂提供技术咨询。
通过兼职，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就那么流动起来了，上海的工程师们，为大批中小乡镇企业带去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
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退休教师陈忠民也曾为兼职的报酬震惊，他至今记得，帮助一家工厂成功研发电磁灶产品后，对方递过来装满5元、10元人民币装满的一大包。那时候，陈忠民的月工资约是36元，从没见过那么多钱，惊得不敢伸手。
但相比报酬，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星期日工程师都表示，让自己投身兼职的，是自己可以真正施展才华造福社会，是知识被尊重、被敬仰的感觉。
“就像唱卡拉OK，我愿意付钱，唱歌给别人听一样。”刘忠云说，自己甚至愿意倒贴，来做出一件有价值的产品。
然而，上海工程师的星期日兼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白海临曾在原上海星际无线电厂工作，1970年代末，为了请教电视机生产技术，浙江湖州曾邀请他过去上课。事后，当地塞来信封，白海临不敢要，但对方还是硬塞了一条黑鱼、一只甲鱼。
“不知怎的，两条鱼的事情竟被人知道了，支部书记还专门找我了解，让我写了一个情况说明。”白海临回忆，当时自己正申请入党，因此还紧张一段时间，后来支部书记说“这个就不进档案了”，心里石头才算落了地。
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能不能在业余时间兼职？业余劳动的收入是否合法？在当时，这些问题有着很大争议。
风声鹤唳时，星期日工程师被厂里“盯梢”等情况，同样不算稀奇。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莫过于轰动一时的“韩琨事件”。
1979年，上海郊区奉贤一家工厂连年亏损，打算开发新产品。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受聘担任了技术顾问，从此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要赶往奉贤。经过他近一年的努力，该厂绝处逢生。
不料，因为3400元劳动报酬，他以受贿罪被检察院起诉。就这起事件，《光明日报》还专门展开了前后将近两个月的全国性大讨论。最终，韩琨的行为被中央政法委认定为不构成犯罪。
“韩琨事件”被称为“中国星期日工程师无罪第一案”，使得“星期日工程师”从地下转到地上，由非法变成合法。
日后，这一转变也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
随着星期日工程师的身影越来越多出现在乡镇和民营企业，自下而上的科技体制机制变革同样在酝酿。
1982年，上海市科委举办了一场轻、手工行业和全市技术交流会，取得了很大成功，社会反响强烈。企业对技术有较大的需求，科研单位也有输出科技成果的强烈意愿。
通过这次交流会，上海市科委意识到，应当大力发展技术市场。1983年5月，上海第一家技术市场机构——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2018年更名为“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成立。
1984年9月，《上海市民办科学研究、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自此兴起了一股由科技人员领衔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和民办科研机构的热潮。
1988年5月，上海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成立大会。
1988年5月，上海市科协成立了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简称“星工联”），为星期日工程师搭建有组织的服务平台。就在四个月前，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允许科技干部兼职。
白海临当时担任星工联秘书长，他回忆，在报纸上刊发联谊会成立的消息短短一两周，就收到了超过3000人的报名，最后1700多人注册。
星工联不仅赋予了星期日工程师新身份，它建起的桥梁，同样促进了科技咨询服务的蓬勃发展。
1992年，星期日工程师在太仓乡镇科技项目洽谈会上提供咨询服务。
譬如，上海淮海照明灯具厂是一个区属小厂，工艺比较落后，原材料消耗大，电光源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星工联的首任会长蔡祖泉几次到厂里指导改进工艺，就使得原材料节约了70%。
又如，加入星工联后，上海工业用呢厂技术人员胡汉荣开始不断往返太仓指导企业，仅半年时间就使得该厂的合格率从45%提升到95%，企业当年就扭亏为盈，增加效益330万元，还获得了原轻工业部的“金龙腾飞奖”。
尽管组织规模如今已不如往昔，当年的星期日工程师如今也已慢慢老去，但他们的经历，已成为伟大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永久的路标，不因时间而逝去。由此而生的科技体制变革，裨益亦延续至今，且仍在不断前行。
记者 ：周航 实习生：沈文倩
皖南深山的上海“飞地”
上海小三线涉及冶金、轻工、机电、化工、通讯、运输、汽车制造、电力、建材、仪表和文教卫生等十多个行业，并都已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和规模。有关专家说，小三线孕育了我国最早的“城镇化”建设的雏形。
上海小三线八五钢厂筹建期间技术人员在审核图纸。吴昌富提供
几十年前，7万多上海热血青年毅然放弃大都市的优越生活条件，奔赴皖南山区，他们在深山里开山炸石、架桥修路，硬是建出80多个军工企业。他们为了共和国的军工事业付出了青春，皖南的大山、河流、石头、森林见证他们的功绩，我国现当代发展史上应该留下他们的重彩一笔。
出皖南旌德县县城向西，重峦叠嶂，空气清新，氤氲一片，一条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仿佛没有尽头地向深山延伸。雄壮的大山之中，在一个叫“德山里”的村子里，三五成片的厂房、宿舍相隔不远的距离，“鸡爪式”分布在青山绿水之间。
“这深山密林中隐藏着的建筑群，都是当年上海小三线厂留下的。”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徐有威介绍，旌德县一次性建有12个上海小三线厂，成为安徽的上海小三线厂建设最多的一个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所谓“三线”，是以地理位置区分。沿海和边疆的省、市、自治区为一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的西南、西北大部分地区为三线，作为战略大后方，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为二线，此三线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也要有自行投资的后方基地，称为“小三线”。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小三线建设的选址，要求“山(进山)、隐(隐蔽)、散(分散)”。正是“进山、隐蔽、分散”这建厂“三原则”，使厂的建筑物很难有可行的总体规划。作为工厂主体的车间位置确定后是不能变化的，而其他的建筑物只能因地制宜。看哪块地平坦一些，哪块地建筑难度小一些，哪块地建成后交通方便一些(还要尽量不占农田)，就在哪里建。
总平面要设计成“矮、短、小、土、窄、坡”，进行“村落式”“瓜蔓式”“阶梯式”“鸡爪式”等多样形式的分散布置。比如“村落式”，要求厂区原有的农村村居基本不动迁，宿舍与其他生活建筑“插村”而建，和村民们相邻。这是为了让工人与村民生活在一起，敌人的侦察飞机即使来了也分辨不清。
上海小三线建设可以选择浙江，也可以选择江西，但为什么选择皖南呢?徐有威调查研究发现，主要是因为皖南离上海终究近一点，水陆交通也相对比较方便，顺着长江就可以到皖南，公路也可以到皖南。
上海市当时专门成立了一个小三线筹建机构——229指挥部，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为什么叫229指挥部呢?徐有威说，这里面还有个故事:1965年5月，时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用事业办公室副主任罗白桦，率上海后方建设选点小组到皖南选址，确定建设上海后方。当时，为报国家计委以及文件来往之便，必须对该项目定名，但为了保密又不对外启用上海后方或上海小三线，就将罗白桦在上海的办公室的房间号码229室作为指挥部的名称。
上海81家小三线企业，最终形成以反坦克武器和生产高射武器为主的综合配套的上海后方工业基地。在当年，这些是完全保密的。别说在公开的媒体宣传中根本见不到，就是所有参与建设的人们，起初也不允许向外界甚至亲属透露工作性质、住址等一切有关信息。对外通信联络，所有的单位一律通过编号信箱进行。
今年已经81岁的袁汉卿，从徐有威教授手中接过《上海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时，颤巍巍地用手帕擦一下眼角的泪水，语带哽咽地说:“我是最早一批进旌德的小三线厂的，最晚一批回上海，几十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我们!”
袁汉卿告诉记者，1968年，上海仪表机修厂包建旌德向阳小型轴承厂，代号是8350厂，他作为工厂筹建组成员，告别家人、只身来到皖南，负责工厂生产前期准备工作。1969年工厂正式生产以后，他在工厂主要负责质量检验工作，是向阳厂第一任质检科科长。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青年人愿意背井离乡，来到偏远的山区，奉献青春?袁汉卿告诉记者，“光荣的使命感”“舍小家为大家”“让毛主席能睡个安稳觉”，是他们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小三线人的心愿和理想。“好人、好马、好刀枪”是小三线人再熟悉不过的动员口号。
首先是选人。小三线职工筛选的口号是:根正苗红进三线，青春年华向党献。挑选进入小三线企业的人不仅是上海工厂里的骨干力量，还都必须通过严格的“政审”，家庭出身、政治表现也要过硬，起码三代没有政治问题。
其次是将最好的设备用在小三线。上海的“小三线”自1965年由上海工业、物资、建材、交运、卫生、电力等14个局所属65个单位包建，各包建单位从当时各自现有设备中，将比较先进的部分成套无偿地调拨给小三线厂。对小三线生产线安装中所缺的专用设备，各包建局组织行业各单位大力协作，进行自制，形成了“一厂包建，大家支援，厂厂有关，人人有份，为三线建设出力”的局面。
“刚来时条件确实艰苦啊!”袁汉卿对筹建时期艰苦的生活条件、恶劣的施工条件至今历历在目。
路不通，施工设备、材料靠人力扛；水没有，职工排成长队用碗、盆从远处打上来……初在深山坳里安顿生活，住的是土墙房、茅草房，晚上睡觉，老鼠会在蚊帐外上蹿下跳，甚至会从你贴着蚊帐的手臂上走过。一到隆冬，刺骨寒风不时透过缝隙吹进屋里，夜晚睡觉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早晨起床，发现毛巾、牙膏都结上了冰。粮食供应刚开始的时候也颇为紧张，交通又不方便，不得不时常吃“猪肝饭”(大米掺发黑的杂粮)。
“从上海城里来到这边的山沟，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只有靠星星月亮，恍若与世隔绝。”袁汉卿说，看到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有的人当时也忍不住哭鼻子，坐在山顶上大哭。不过，那时候的人们思想很单纯，哭鼻子归哭鼻子，脑子里还是拧着那根筋——“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这深山沟就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在那些日子里，小三线厂的职工几乎都没有“八小时工作制”的概念，也似乎忘记了应该休息的星期天。尽管没有一分钱的加班费，甚至没有一顿免费的加餐，人们却都像着了魔似地干，那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加拼命”，大家共同的心愿是“让毛主席早日放心，拼命也要把小三线搞上去”。
资料显示，上海小三线在二十多年的历程中，相继生产过火箭筒、火箭弹、高炮、高榴弹，以及炸药、无后坐力炮、手榴弹、枪弹、炮瞄雷达、光学测距机、数字指挥仪等军工产品。这些军用产品，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年在上海小三线工作的7万余名上海职工而今都已过花甲之年，那20多年的蹉跎岁月里，有许多艰苦奋斗的往事，也有回味无穷的趣事，都牢牢地铭记在他们心中。
职工户口、副食品供应都是上海的
筹建阶段艰苦的日子很快过去，当生产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职工的生活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早餐供应面包、馒头、稀饭，中晚餐还有从上海那边调配过来的淡水鱼和海产品，厂里还自发购置了机器生产储存冷饮和汽水，让久居深山的当地居民十分羡慕与向往。
皖南的三线厂除了工厂外，中小学校、医院、供水和供电系统、食堂等也五脏俱全。但与别的地区的三线厂不一样的是，皖南的三线厂属上海的“后方”，行政管理上属于上海:厂内电话的区号是上海的，职工的户口是上海的，治安办案由上海公安负责，甚至连白糖、香烟、肥皂、牙膏等副食品、生活用品都是从上海直接运送过来。上海小三线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块“飞地”。
“当时是计划供应，香烟、白糖、洗衣粉、肥皂，都是凭票供应的，皖南当地基本很难买到，当地农民就拿农副产品跟小三线工人去换。”19岁就进了建在东至县的小三线龙江水厂的蔡斌宜，至今还记得当时东至县的农副产品很便宜，1元钱买4斤螃蟹，鸡蛋1毛钱买2个。
“到了大热天，运输部门会用卡车从外地采购西瓜，一个夏天，每个职工家庭只买2至3次。”蔡斌宜说，每次一个人可以买100多斤，计划供应，买好之后就放在家里慢慢吃。当时工人们把这种计划供应称作“全托”，意思是生活后勤全部“托”给组织。
在那个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看露天电影是一件让所有人能够兴奋几天的事情，睡不好觉，掰着手指头，盼日出，急日落，焦灼地等待放映队的到来。上海当时放什么片子，最迟不过3天，就会在“小三线”上映。
一提起当年看露天电影，蔡斌宜到现在还是兴奋不已:“银幕挂在树梢，下了班，顾不得吃饭，就冲回家拿凳子占最佳位置，耐心又急切地等待着周围的一切暗淡沉寂下来，一束并不耀眼的白光穿透黑暗投向银幕的时候，银幕下的‘阿拉’们心房立刻温暖起来。许多中外经典老片子，就这样伴着小三线职工度过二十多个寒冬和仲夏。”
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但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等等日益严重起来，尤其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
首先是职工中的男女比例失衡情况日益暴露，一些年龄在25至30岁之间的单身男职工找不到对象。小三线八五钢厂就曾发生许多光棍组织起来到工厂党委请愿的事。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总工会等上级机关，以及小三线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会和团委工作人员纷纷开动脑筋，为解决青年职工的个人问题而奔波忙碌。
《新民晚报》1982年2月1日的一条消息:位于皖南的上海后方基地的工厂，由于男青年多，他们的婚姻成了“老大难”问题。1980年11月，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团委成立了24个婚姻介绍所，并在上海《青年报》上刊登招收女职工启事，把婚姻的大门向全国各地打开。
原八五钢厂团委书记史志定回忆当初的婚介过程说:“招收女职工的广告刊出后，除了西藏和台湾没有来信以外，其他省区市都有女青年来信。女方先寄来一封信把情况讲讲，然后我们寄张表格给她，请填写并附上照片回寄厂团委。
我们把收到的照片、表格初步看一下，看适不适合我厂青年，然后向男青年推荐:我们帮你挑了一个，你自己看看合适么，不合适的话桌上还有登记表和照片，你自己去选。合适的话，男方就填张表，填好了由团委寄给女方，表格上有基本情况和兴趣爱好等。一来一去双方都满意的，我们就放手让他们自己谈。要是成功了就跟我们说一下，做个登记。”
24个婚姻介绍所，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569对青年领取了结婚证，还有833对男女青年建立了恋爱关系。一位男青工和外省女青年在领取结婚证时激动地表示:“好姻缘是党给牵的，我们要努力工作，为建设后方做出贡献。”
开始于1965年，终止于1988年，历时24年。小三线企业在皖南当地虽然是独立、封闭的“小社会”，但长期近距离接触和日常生活交往，上海工人带来的都市文明，让久居深山的当地农民在生活习惯上、在思想观念上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徐有威等小三线研究专家认为，去掉“左”的政策和形式以外，单是先进地区、发达地区向贫穷落后地区提供技术上、物质上的支援和人才上的支援这一项，小三线就是一种现代化的播种工作。
打开皖南通往山外的一扇窗
从皖南贵池市主城区沿着齐石公路往东南方向的梅街镇行驶，山势嵯峨，山道绵绵，车缓缓地行，山缓缓地出。小三线八五钢厂的炼钢、轧钢、化学分析、精加工、设备机修等车间分建在梅街的每一个小山头、山谷里，一条条山间公路连接每一个车间。住宅区、电影院、图书馆、厂区医院以及中小学幼儿园等一排排灰色的建筑，分散在厂区周围。数千名上海“小三线”建设者的青春与热血曾在这片土地上闪光。
“三线厂建在我们这里，对我们这里好处非常多。”梅街镇梅街村宋村组村民陈克智至今怀念三线厂在梅街的那些日子。钢厂来之前，梅街都是泥泞小路，一到下雨天，一脚踩下去全是泥巴。白洋河上没有桥，一到下大雨，村民只能摸着水过河。八五钢厂筹建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泥泞小路改建成五米宽的沙石路，白洋河上架起“八五”大桥。
陈克智说:“路宽了桥通了，钢厂载重15吨的大卡车每天在公路上跑，之前很少往山外去的乡亲们，开始经常乘他们的车走出大山。只要我们一招手，卡车司机都会捎我们一程。我家附近还建了个车站，到今天都还在。那时车站有个显示牌子上面写着:梅街——上海。汽车往返于梅街和上海，一天一班。梅街这么个穷乡僻壤一下子跟大都市上海连在一起了。我年轻的时候，还乘坐他们的班车，去上海玩过好几趟。”
上世纪70年代以前，梅街镇的百姓照明靠点煤油灯。钢厂来了，镇上才有电。晚上九点多，厂里发信号，电灯闪三下，提醒你该睡觉了，一到九点三刻，厂里就停电，老百姓的用电也一同停。到了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再发电，厂里来电，镇上的群众家里的电也通了。
钢厂还把水管连通到附近村庄的每家每户，老百姓再也不用跑很远的地方挑水，开始用上了非常干净的自来水。
“路通水通电通还能看电视，这在当时可是大事!周围几个乡镇的人特别羡慕我们，都愿意把自己家的女儿嫁到我们这地方来。”陈克智说。
“我在18岁的时候被招工进了小三线的东风机械厂。”旌德县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余春明告诉记者，是三线厂使他从“泥腿子”快速蜕变成一个现代产业工人，掌握了基本的机械操作技术和管理经验。
小三线企业投产后，部分企业考虑到落户的自然村因土地被征用，出台招工政策，一般按每户招录一名符合条件的青壮劳力到企业上班。这些人多数从事炊事员、后勤等工作，少数文化程度高的安排到生产车间工作，虽然不是正式职工，但基本上同工同酬。
“我的师傅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操作的机器。对待产品质量精益求精，每道生产工序都一丝不苟，遇到难题勇于技术攻关。尤其是他们国家至上、舍家忘我的思想品格，永久地植入我的精神世界，影响了我一生。”余春明说，直到现在，他还深深怀念那段学徒的日子，“每当我当年的师傅来到皖南，我即使人在国外，也会赶紧飞回来接待他们。”
在池州市委党史办主任吴少华看来，小三线不仅仅是为皖南培养了一大批像余春明这样的人才，对皖南地区教育、文化、卫生方面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三线厂就地办的中小学无论师资、设施都为当地起到示范作用；当年县城还未上映的电影，三线厂附近的群众能够先睹为快；过去山区严重缺医少药，小三线的4家医院办起来以后，不仅大大方便了就近的山区群众就医。这4家小三线医院医疗设备先进、医术高明和优质的服务，辐射影响到整个皖南地区。
上海小三线涉及冶金、轻工、机电、化工、通讯、运输、汽车制造、电力、建材、仪表和文教卫生等十多个行业，并都已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和规模。这些企业和医、教单位1988年全部移交当地后，奠定了皖南地区的现代工业的基础，对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徐有威说，小三线孕育了我国最早的“城镇化”建设的雏形。
本文来源：《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