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姐姐们,想来问下女生高中毕业学什么专业就业前景好啊?

导演,演员。毕业于北京学院表演系。

作为一名优秀的导演,柳云龙的主要剧作品包括与。他凭借《暗算》一片荣获了多个奖项,其中包括2006年十大电视剧奖和观众最喜爱十佳电视剧奖、2007年度“五个一工程奖”、娱乐中国最受欢迎电视剧奖及新锐导演奖等。

柳云龙担任监制的电视作品主要,出演的电视作品包括 、、《暗算》、《血色迷雾》等;电影作品包括、、《非常爱情》、《青春无悔》等,他的影视作品还曾获第11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和2006年度中国魅力人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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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南大教授⑦|周同科:如今中小学教育恶性竞争,没有一个度 2018年高考录取工作已经结束,录取通知书或许已到考生手中,或许还在路上。这个暑假,每个高考考生都会憧憬自己的大学生活。澎湃新闻请讲栏目陆续刊发一组南京大学教授的口述,这组口述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我的高考》一书,77级、78级参加高考的南大教授们讲述了自己的高考经历以及他们的大学生活。
时代变迁,科技进步,大学生的视野更开阔了,综合素质更高了。但无论什么时候,一位青年强烈的求职欲望不会改变,对专业刻苦钻研的劲头不应减弱。
今天刊发的是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周同科口述。

我的家乡在江苏连云港市,老家在农村,后来父辈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家庭成分是贫农。家里七口人,五个孩子,我处在中间,上面是哥哥姐姐,下面是弟弟妹妹。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没有工作。父亲在一个建筑公司做会计工作,算是坐办公室的。五个孩子中只有我一个上了大学,姐姐读的师范,哥哥读到高中,弟弟因为身体的关系没有上学,妹妹初中毕业。

当时连云港市那样的地方,即使是在市区里住着,也还是比较落后。整个市区只有市中心有一条商业街,别的地方都是大一点的马路。当地没有什么特别的社会氛围,也缺少向学的风气。尽管真的很贫穷,但是由于没有压力,大家也都很快乐。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每天跟孩子们一起在河里游泳,掏麻雀、捉泥鳅,真的是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物质方面非常艰苦,农村的孩子很自由,没有人管,所以我的小伙伴经常就会有人不见了。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是最容易少人的,谁家少了一个孩子,往往是在暑假游泳的时候淹死了。那个时候没有游泳池,都是几个孩子结伴到河里去游泳,有的时候不注意就游到深水里淹死了。北方的家庭孩子一般是六七个,我们家里五个孩子是偏少的,我同学里名叫“小九”“小十”的很多。丢了一个孩子,家里也觉得无所谓,很快就忘记了。当时上学不要学费,孩子们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八岁入小学,所有的孩子都入学读书,只需要交五毛钱的学杂费,如果你家庭困难,凭父母工作单位或所住街道出具的家庭困难证明,学杂费是可以免掉的。我读的小学叫“公园小学”,因为与公园隔一条马路而得名。小学的条件比较差,实行的是“二部制”,上午一个班,下午一个班,因为孩子多,教室不够用,所以一个教室两个班用。上午班上学的时候,下午班的学生是不上课的,几个孩子组成学习小组,搬着自家的小板凳,聚在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同学家集体自修。

小学的课程有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劳动。体育课和劳动课也都有实际的教学内容。劳动课要打扫卫生,或者做手工,老师想起来什么就带领大家一起做什么,算得上“因地制宜”。体育课就是滚铁环,每人发一个铁环,大家围着操场滚。没有球类,球类一直到初中都没有。滚铁环是最廉价的体育课,但是大家玩得还是挺开心。我上小学的时候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所以课程跟政治涉及不太多,语文课本有故事《乌鸦喝水》,印象很深。那时候的教学基本还是完整的,教学体系简单、实用,都是按照大纲来,不是乱来的。小学的老师也都是正式的、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我认为当时小学的教育水平还是正常的。但读到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过了一段时间,学校通知“复课闹革命”,一下子变成四年级了,再上一年,就毕业了,因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六年级就被取消了!

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间比较奇怪。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1978年以前是政治教育和最普通的义务教育,我享受了这个全过程。我觉得当时的教育也是正常的教育,因为对孩子没有负面的影响。现在的教育对孩子的压力太大了,而且不全面,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一个孩子的身心需要非常愉悦的自由解放,学的东西有一个定量的问题。那个时候的教育是合适的,孩子正好可以学这么多东西,现在的孩子牺牲了许多属于孩子应该有的自由时间,记那么多不需要记忆的东西。我觉得现在的教育不如那个时候的教育纯粹,虽然那时内容太政治化,或者受政策的影响太多,但那时的教育比较合适。遗憾的是那时候阅读量没有现在大,想找一本书看看不容易,获得图书的途径基本没有,看《红楼梦》这样的书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时借书的途径,一个是同学之间传,这是主要途径,中学的时候看《欧阳海之歌》,现在记忆犹新,传到你这里大概要三天,然后读手抄本,像《一双绣花鞋》这样的东西,阅读量真的是不够。第二个途径是从哥哥姐姐、朋友那里得到信息。那个时候所谓的读书就是把课本读好就行了,此外还会有很多大批判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批判儒家崇尚法家,“批林批孔”,批这些,就要附上这个东西,表明为什么要批。批孔会把《论语》附上,古文的底子就是那个时候这样打下来的。比如批《水浒》,《水浒》你看过没有?你没看过怎么批,宋江是怎么投降的?所以那个时候要把这些书印出来给大家看,就会得到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当时的阅读量真的是不够。


我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

我1976年高中毕业。高中毕业以后还有“上山下乡”运动,因为没有高考,高中生一定要上山下乡,没有直接上大学的。但是1976年我身体有一点问题,骶椎隐裂——本来小时候是几块骨头,成年以后要合在一起,但是我合的时候里面有裂缝,导致负重的时候裂缝会散开来——所以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上山下乡的时候,因为我姐姐已经去了农村,我哥哥也去了工厂工作,所以我必须到农村去。其实我的很多同学也都已经去了,但是医生当时给我开出的证明说,你不必按照这个政策去上山下乡,可以留在家里,但是没有工作,叫“待业”。那时候我学习比较好,我所在的中学缺老师,高中毕业后就留在那个中学教初中,做初中教师。参加高考之前,我一直在教初中。

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从教务处得知的。我在高中的时候,出黑板报是比较有名的,因为我写字比较好,所以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出黑板报。在那个印刷技术不发达的年代,把字写得好是非常实用的。中学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办报纸,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很活跃的,从中学的时候就自己办“红卫兵战报”,就是“文革”时期的东西,是蜡纸油印,用钢板、铁笔直接刻画,“文革”时期有很多这样的材料。因为教务处印考卷的时候人手不够,中学时老师对我比较熟悉,所以他们会让我到教务处去刻考卷。这样的话我跟教务处的老师都非常熟悉。高考的时候我的复习材料都是从教务处直接得来的,因为那也是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方便。当时中学就帮我复习、补习,因为我没有学过地理和历史,但是考试的时候有这个科目,我就从头来学。我那些老师,其实也是我的同事,他们就给我补习,他们上课的时候我就跟着去听。

所以我当时参加高考是比较占便宜的,因为所有的老师都认识我,他们把材料无偿提供给我,考试对我而言就相对轻松些。最搞笑的是,我考试的教室就是我讲课的教室,所以我进去以后就看到那个教室前面的大标语。我每次上课都走上讲台,这次上课我走到教室后面坐下来,所以我一点都不紧张,这个是比较奇特的经历。

高考对我来说,就是可以有一个事情做。因为代课教师毕竟是一个临时的工作,我需要通过高考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如果上大学的话,我就有一个正当的理由离开家,当然也有一点对知识、对大城市的向往,但是没有现在看待高考的那种态度,最主要就是觉得知识不够,有这样一个机会肯定想学点更深的东西。那时候我就想学中文或者历史,其实我最想学的是考古,最想报的是山东大学的考古专业,可后来我的老师提醒我,说你报南京大学比山东大学好,是我的政治老师决定把我的志愿给改了。那个时候我的历史比中文要好,懵懵懂懂觉得学考古可能比较有意思,结果学了中文。

不过那时候很多人还没有参加高考的意识,没有觉得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多人的命运因此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很多人还不愿意考,比如你那时在工厂上班,是国营单位,待遇非常好,劳保、医疗都不错,所以很多人没有考试的积极性。我的同学中在工厂工作同时还参加考试的很少。那时候我的工作是临时的,如果是正式的,我也未必有这个动力。很多人参加考试大概也就是来试一试,写不下去了,就交个白卷。上午考的人很多,下午则比较少。后来成绩出来,大学的录取率也很低。

试卷的难度平心而论不是很大。语文就是字词解释、填空,作文是缩写,就是给你一篇文章,规定用四百个字把这篇文章的大意重新写一下,我很快就做好了。政治题则跟时事联系很紧,考了十次路线斗争,从陈独秀到瞿秋白。

考完试之后,我完全没有忐忑的情绪,就只是休息。当时考试的氛围不像现在这么压抑。我属于那种考试兴奋型的人,喜欢考试,因为平时一考试就能出风头,老师就会表扬,所以高考考完以后我还是觉得很好。后来到发榜的时候,所有的名字都贴在教育局那边的墙上,我看到我排在第四名,看了以后我就回家了,谁都没讲,觉得考上了也没有什么。考上之后就等录取,当时南京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把我找去,问我想不想上南京大学,我一听就知道上南京大学是没有问题的。后来我想,让我选择的话,山东大学考古系,还有西南政法学院——虽然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西南政法学院是干什么的,离家又特别远。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是让你填一张表,有三个格。我那时候把山东大学放第一个,西南政法学院放第二个,南京大学放在第三个。我的政治课老师(也是学校的政工组组长,相当于现在分管人事的副校长吧)看了之后,把南京大学改成了第一个。我的命运就是这样被改变的。

要去大学报到的时候,我不知道南京大学在哪里,恰好有位同事的父亲到南京出差,就带着我坐火车,从连云港市坐了八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了南京。下车以后,我就看到有南京大学接待站的牌子了。我的同学以来自城市的为多,刚来的时候特别麻烦,农村的和城市的融合不到一起,大城市的和小城市的也有矛盾,大家的生活习惯差别比较大,比如农村来的同学普通话讲不好,会遭人歧视。但是同学关系跟现在也差不多,甚至比现在要好一点。我们不是独生子女,会互相忍让一点,互相帮忙。也有各顾各的同学,但是通常会特别孤立。

那个时候一个教室两百个人上课,这是寻常的事情。教室的条件非常差,经常是在临时教室上课,里面是水泥台子、水泥凳子,那个时候大家必备一个坐垫,不然冬天上课太冷。当时的北平房(就是北大楼后面高上去的那排房子,那是匡亚明校长造的)非常粗糙,跟现在的工棚差不多,全部是用砖头垒起来的,上面是毛竹竿,毛竹竿上苫的是油毛毡,风一刮就呼呼作响,冬天的时候,老师和同学都会因在北平房上课而感冒。

大学期间,在学术上南京大学有两件事情轰动全国:一个是许志英研究“五四”运动的新鲜观点,认为“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的关系并非传统说法认定的那样,他讲课的时候一边和学生讨论,一边让学生通过查资料、写作业的方式丰富和支撑自己的新观点,后来他被批判得很厉害,压力很大;还有一个是蒋广学老师,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不同的定义。这些当时受到了全国最高理论权威的批判,但他们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式的处理或冲击,只是被迫作了检讨,这一点我当时体会很深刻,觉得与“文革”时期把批判对象往死里整有很大的区别了。当时的南京大学真的很开放,有些新颖的观点,即使在现在也并非主流,1980年代却已经有了。那种气氛对于那一代大学生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可以多角度地思考。这些老师可贵的地方在于,没有因为高层的压力而动摇自己的观点,这点对文科作研究的学生非常重要,你可以批评,但他们不会屈服,在政治上可以作检讨,但是在学术上,是坚持通过自己的材料和逻辑分析得来的观点,我们对于他们搞学术的勇气非常佩服。

学生也经常和老师讨论学术问题,和现在的学生不同,现在的学生可能都找不到老师。那时候老师上课会早到一点,与学生讨论,下课之后也一样。那个时候学习是为了兴趣而不是考试,尤其是专业课,有些问题讨论得很深,并不一定是考试的问题。现在回忆起来,虽然物质条件与现在没法比,但是精神层面很丰富,我们没有学分与工作的压力,考试不会不及格,也不会像现在学分制那么严,老师的权力比较大。现在学生的变化也可以理解,老师也有科研压力,有生存压力,在管理上就越来越量化。

老师对学生没有什么要求,而学生对老师的要求很高,学生提问题如果老师回答不出来会很难堪。那时候学习完全是学生自己的事情,现在的大学有点中学化了,那时候的辅导员是虚的,就是管管入党方面的事情,学习的事情根本管不上。

逃课是正常的,完全看兴趣,比如政治课是必逃的,从头到尾坚持下来听课的往往只有班长、团支书等几个人,其他学生就借笔记抄,各种各样的理由,有的是课程时间冲突,有时候是没兴趣。龚放是我们班长,他从不逃课,笔记永远又全又清楚,很多同学都抄他的笔记。那时候很多学生已经开始做学术研究,写文章,对专业的东西研究得多,考试并不被看重,只有外语课是要点名的,考试也很严格,其他专业课人太多也不点名,讲课有特色、研究做得好的老师的课会人满为患,这种情况就不需要点名。当时上课全凭兴趣,选与上是两回事。当时也是学分制,没有现在课程丰富,跨院系选课也比较少,课程是现在的比较丰富,专业的深度也是现在的高,但教学和学习的兴趣都大不如前。现在学生选课往往就是为了学分,老师上课也是为了上满工作量。

对于成绩,有人在意,也有人不在意,女同学比较在意。但这个与未来是没有挂钩的,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错,进了学校就已经很好了,没有出不去的,因为基本上没有考试不过这一说,政治考得好也没什么意义。工作单位只是在专业课方面有些要求,比如编辑,比较在意语言修辞方面是否扎实;国家机关在意是不是党员身份。

当时的南京大学图书馆,条件很糟糕,找书不太方便,基本上就是站在柜台翻卡片柜,翻到一本书,再把书号抄给柜员,柜员帮忙找,找半天才出来说没有,要看的书很难借到。书籍管理很严,当时书被视为重要财产,需要妥善保管,没有现在讲究利用的概念,很难满足同学们旺盛的读书需求。虽然条件艰苦,但当时的学习氛围很好,同学们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就是学习。大家特别热爱图书馆,去图书馆还得抢座位,比如,先吃完饭的同学就得背十来个书包跑到图书馆去占位子,迟了就没有了。晚上宿舍楼的厕所里面都有人看书,因为厕所的灯通宵亮着而宿舍是统一熄灯的。后来有人向匡亚明校长提意见,学校就特许考试期间在西南楼开一个不熄灯的教室,让同学们复习。大家这么努力地学习,也都只是因为兴趣。因为生活和工作都没有压力,那个时候最好的工作就是有一个可以安心看书的地方,所以,我毕业留校,大家都觉得不错。很多人分配到政府部门,现在看起来很好,但是当时他们很快就通过关系跳出来了。叶兆言当时被分在政府机关,后来转去了学校教书。大部分人对机关工作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当时是按学历给待遇,不管你在哪,有那个学历在,待遇都差不多,所以在什么地方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有多少。

大学期间印象最深的文娱活动就是跳舞。大二的时候,交际舞流行,男生女生一起跳。当时大家对跳舞很热衷,但是很快就过去了。舞会都是团委、学校公开组织的,然后班里面都要动员,要党员带头。外文系的人在这方面特别好,他们肯定是走在前面的。每个周末都有舞会,大学生俱乐部就在食堂,晚上吃完饭后把食堂空出来,就开始办舞会。除了舞会,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平时主要就是听收音机,报纸摘要和《新闻联播》,港台频道还属于“敌台”,我们接触不到。后来又兴起打排球,因为中国女排第一次拿世界冠军,我们特别兴奋,天天傍晚都和外文系的同学约球。

我和冒荣、贺云翱都在学生会宣传部负责黑板报的编辑和出版,冒荣是我们的头儿。

学生中还有不少自发组织的诗社、兴趣小组,大家定期交流。当时,北京有很多地下的新兴诗社,南京也在办,这个在全国基本上是同步的,是新时代的风尚。

那个时候,我们没什么机会接触港台文化,但对港台文化很感兴趣,因为觉得这是一股新风。外文系的同学比较了解,但是我们没有。大二的时候,老校区宿舍楼下的黑白电视机放《霍元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港台的东西。后来就有了邓丽君的歌,开始的时候被在报纸上批评、评论,说是靡靡之音,但我们私下里还是觉得蛮好听的,不过,很难全面、客观地了解他们。我们中文系唯一的优势就是经常可以看一些内部电影,外国电影不能公映,但是可以内部观摩,当时山西路的军人俱乐部,经常有内部电影,中文系的学生,因为与所学专业有关,就可以被招待着看一看。那时候如果能搞一张内部电影票送人,面子是大得不得了的。

考进南京大学以后,像我这种普通家庭的,就觉得食堂特别好,可以吃饱了。吃饭的时候,七八个人一个小组,围着一张方桌,大家都是站在那里吃。开始的时候,因为是集体打饭用餐,所以大家特别抢女生,因为所有人的饭票都是一样的,而女生食量比男生小,所以一张饭桌上如果有两三个女生的话,男生就可以多吃一点。

食堂的蔬菜多,偶尔有肉、有鱼。每天的伙食大概是一毛钱到一毛五分钱,能够吃饱。一份炒青菜大概两分钱,有肉的话稍微贵一点,但是很难吃到肉。到了秋天的时候,食堂里的螃蟹随便买,一块钱一串,虽然量很足,但够贵的,因为一块钱是一个星期的伙食费。早餐一般是一分钱馒头,一分钱咸菜,一碗稀饭,没有鸡蛋,更没有牛奶。

牛奶是特供品,我从小没有喝过牛奶。南京大学副教授以上的老师才可以每天订一瓶牛奶,这是照顾知识分子的,拿牛奶的人,在南京大学都是最有学问的。当时,戴安邦先生就住在鼓楼校区南园门口的小楼里,在他们家经常可以看到有牛奶瓶。大三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经济跟国际经济有了关系:学生生病,校医院的医生除了处方之外还可以开牛奶,凭病假条一次可以开三瓶,不久之后,突然听说在南京牛奶可以随便订,大家都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这是联合国的定点援助,在中国几个大城市免费援助我们牛奶,南京在援助范围之内,所以能够敞开供应。这个变化令人振奋。

大学毕业的时候,粮票取消了,米饭、馒头、油条都可以随便买了,校门口小吃店的馄饨也可以用钱就能买,不要粮票了。也有农民来学校卖鸡蛋,鸡蛋原本是要副食品券才可以在固定的供应点才能买的,但是在大学毕业前后,农民就开始到学校门口用鸡蛋换取学生们手里不太用得着的粮票。他们热衷于到大学门口换鸡蛋的原因是大学生用的是“全国粮票”。粮票分“南京市”的、“江苏省”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农民们很喜欢换全国通用的粮票,起初,十斤粮票换十二个鸡蛋,后来,只能换到八个。那个时候,有男同学开始用粮票换鸡蛋追求女同学,中国经济已经有些宽松了。

那个时候社会比较尊重知识,上大学是最好的生活,好多人都对大学好奇,因为大学有门卫,戴校徽才能自由出入,所以家乡的熟人来了,把他们带到校园里来他们就觉得很新奇,他们一般都想跟我在学校食堂吃顿饭,体验一下大学生活,但是饭票紧张,只有关系非常好的人才会请他们吃饭。

大学毕业,我留校工作。当时没有自己找工作一说,国家包分配,典型的计划经济,所有的一切都是组织来安排。计划经济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何其深刻!直到现在,我们也不能接受“签约”这种形式。签约怎么能叫做工作呢?工作就是终生从事某种职业。当然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不可能有什么分配工作的事儿了。

大学毕业分配工作的方式是用人单位来挑,先看档案,再见面谈话、考察,有些保密单位要求比较高,会看出身,有的单位是看你的业务,而且那时候还真有要看长相的,比如法院。工作是肯定有的,因为是分配的,当然你也可以拒绝,选择改派。我当时留校在南京大学宣传部,因为我一直与宣传部门有关系。毕业那年,参加了北京举办的全国大学生书法比赛,得了奖。每年五六月份会在北京召开毕业分配工作会议,布置当年大学生分配事宜。当时与会的南京大学负责人开完会去国家美术馆看展览,发现有南京大学的人得奖,报告学校领导,领导要求把这个毕业生留下来,但并没有告知我本人。毕业的时候,系里有一个老先生(陈中凡)去世,指派我去写挽联什么的,我当时心里就踏实了:既然他们让我去参加系里的工作,那工作肯定有着落了。也有的学生被分配得离家太远,不愿意,或是抵触被分到外地而想要回到自己生活的城市。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对一部分人不利,对大部分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因为还是有调换的机会。不排除有个别的特别不喜欢,最后闹得很僵的情况。当时政府和用人单位的权力很大,分配工作就是把你的档案拿走,你也没有办法。

回想当年,我觉得在南京大学读书的益处在于:眼界完全拓宽了,我的价值观、我接触到的信息,都不一样了。那个时代的信息,大城市、小城市与农村差别还非常大。上了大学之后,思考问题的角度、方式、背景都不一样了,处理问题的能力也不一样了。

跟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学在一起,是一种看不见的学习,互相之间关系的处理很重要。大学四年接触到的外界新信息是读书也没有办法替代的。每天晚上熄灯前后,大家在宿舍吹牛,可以获取各种信息,互相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观点有所交流、碰撞、修正。那时候的观点差异很大,不管是对生活还是对政治。专业学习是大学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处理问题的能力,判断信息的能力,我的价值观主要是在大学里形成的。物质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诱惑力不是很大,我们的精神追求多一点,比较安于现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奋斗。

在大学里工作这么长的时间,可能对大学有些地方也有不满,但大学是在不断进步、不断开放的,幸福指数也在上升。南京大学教师住房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才相对比较宽松,之前我一直都是住在集体宿舍。所以我们这代人,对生活的要求比较简单。我一直觉得我们比我们的老师的那一辈生活要好得多,他们到了退休的时候,过的日子是比较艰苦的,他们享受到的物质的东西比我们要少。我们还算是幸运的,我的同代人基本早都已经下岗、退休,我也不觉得当年比他们有多优秀,我只是抓住了机会,上了大学,也得益于当时我不在农村里劳动,有时间复习,获得信息比较快罢了。

在大学最重要的是提高了学习的能力,还有一个是获取信息的渠道,你的眼界、处理问题的能力都因此而提高。再有改革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做生意?我是不会去做生意的,再怎么也不会走到那一步。你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就是在大学形成的。社会上的各种分层,当然跟年龄也有关系,我们始终有个纵向的比较,以前我们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现在是怎样的生活条件,我们对一个事情的批判相对比较理性的,比如对教育的批判,很多人认为现在的教育总比过去的好。但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的话,现在的教育是不正常的。现在大学生都是这样过来的人,花了那么多的精力,父母亲完全被绑架。从小花太多的时间用来背书,玩的时间呢,这是应有的权利,应当要自由发展,很多东西你不去关注的话就永远失去了发展的机会。但如果让你自由发展的话,你可能会有很多的爱好。

以前父母完全不担心孩子的学习,教育孩子是社会的责任,我说的这个责任是技术上的、经济上的,父母没有压力,或者基本上没有压力。但是现在的教育,父母要为孩子付出多大的代价,几乎是倾其所有。我们这代人考虑问题通常都是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面,不会完全从个人的利益出发,不能说我现在过得好就说现在好,我以前穷就说以前不好。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面,比如以前一个家庭有五个孩子,五个孩子都有可能上大学,父母基本都不用担心,现在哪个家庭敢让五个孩子都上大学?还有是不是学的知识越多越好?

上大学的时候,我的知识肯定不如你们(注:目前的大学生)丰富,但我觉得够用了,没有一个绝对数。如今的中小学教育是恶性竞争,没有一个度。如果把那个精力放在爱好上,发展兴趣或潜能的话,可能对人生有更大的帮助。高考一年比一年难,现在让我考的话很难过关。学生的精力都放在考试上,而且做题是规定的套路,把套路玩得很好就能获得比较高的分数。考试是考试,能力是能力,我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老师花太多的精力教他们应试的技巧,这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可是,现在如果谁提出不许上课外班补课的话,家长都不饶你——这是进步还是异化?

周同科,江苏连云港人,1958年生。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我们为什么要读大学”。本文刊发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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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招教写作素材整理大汇总!

历史典故主要是对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事迹的总结和概括。中国历史悠久,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部分的素材相对来说比较多,比如:

1、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与越国交战中大败越王勾践。夫差要捉拿勾践,范蠡出策,假装投降,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夫差不听老臣伍子胥的劝告,留下 了勾践等人。越国君臣在吴国为奴三年,饱受屈辱,终被放回越国。勾践暗中训练精兵,每日晚上睡觉不用褥,只铺些柴草,又在屋里挂了一只苦胆,他不时会尝尝 苦胆的味道,为的就是不忘过去的耻辱。最终励精图治,成功复国,越王勾践亦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2、孔子韦编三绝春秋时的书,主要是以竹子为材料,把竹子破成一根根竹签,称为竹简,用火烘干后在上面写字。竹简有一定的长度和宽度,一根竹简只能写一行字,多 则几十个,少则八九个。一部书 要用许多竹简,这些竹简必须用牢固的绳子之类的东西编起来才能阅读。像《易》这样的书,当然是由许许多多竹简编起来的,因此有相当的重量。孔丘花了很大的 精力,把《易》全部读了一遍,基本上了解了它的内容。不久又读第二遍,掌握了它的基本要点。接着,他又读第三遍,对其中的精神、实质有了透彻的理解。在这 以后,为了深入研究这部书,又为了给弟子讲解,他不知翻阅了多少遍。这样读来读去,把串连竹简的牛皮带子也给磨断了几次,不得不多次换上新的再使用。

3、李白的故事李白小时候在四川象耳山读书,很不用功,并想中途废学。有一天,他在山下小溪旁

看到一位白发老婆婆在那里磨铁杵。李白问干什么,老婆婆回答说:“把铁杵磨成针。”李白不相信,嗤一声笑了,对她说:“铁杵岂能磨成针?”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老婆婆向他讲了这个道理,李白顿时领梧。从此,他便发奋用功,终于懂得了“功到自然成”的道理。

4、 匡衡凿壁借光汉朝元帝时的匡衡,从小喜好读书。可是家里很穷,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上学读书呢?他只好白天干活,晚上自己学习。家里没有钱买灯油,怎么办 呢?匡衡没有向困难屈服,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墙壁上凿了个小洞,借邻居家照射过来的微弱灯光看书学习。他勤奋刻苦,学到了许多知识,后来做了宰相。

5、秦始皇坚持自我一统天下;廉颇蔺相如将相和……

6、文王被拘而演《周易》,左丘失明著有《国语》,屈原被逐写有《离骚》……

这部分的例子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用的也比较多。

但是只用这种类型的例子太过于通用,不能够体现你作为教师的基本素养,所以不建议大家通篇都用历史典故类的素材。

考教师资格证将来是要做老师的,因而必须站在教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建议大家在名人名言这部分也多积累一些教育家的权威话语

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陶行知、杜威、洛克、夸美纽斯、凯洛夫等,以下一些例子可以参考哦:

1、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韩愈

2、业精于勤而毁于随。 ——韩愈

3、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陶行知

4、 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 亚里士多德

5、所有能使孩子得到美的享受美的快乐和美的满足的东西,都具有一种奇特的教育力量。 ——苏霍姆林斯基

6、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陶行知

7、热爱孩子是教师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 ——苏霍姆林斯基

8、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 ——第斯多惠

9、天赋仅给予一些种子,而不是既成的知识和德行。这些种子需要发展,而发展是必须借助于教育和教养才能达到的。 ——凯洛夫

对于这部分的内容大家可在平时读书、看报的时候将一些可用的名言摘抄下来,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相信你一定能有所收获。

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必须要掌握教育教学的相关知识,它体现了教师的基本素养,因而在备考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多积累一些有关教育学、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并运用到写作当中。其实教师资格证的各个科目是不分家的,你会发现教学知识与能力的许多知识我们也可以运用到写作中,比如:

1、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为根本宗旨;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素质教育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教育。

2、新课改的学生观——教学从“教育者为中心”转向“学习者为中心”;教学从“教会学生知识”转向“教会学生学习”;教学从“重结论轻过程”转向“重结论的同时更加注重过程”;教学从“关注学科”转向“关注人”。

3、以人为本的学生观——学生是发展的人;学生是独特的人;学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人。

4、教师职业角色的转变——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教师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教师是教学的研究者;教师是社区型的开放教师。

5、教师行为的转变——对待学生,强调尊重、赞赏;对待自己,强调反思;对待同事,强调合作;对待教学,强调帮助、引导。

6、教师职业道德——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

7、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协调发展。

8、教育公正——入学机会均等;教育过程中机会均等。

9、罗森塔尔效应——教师期望越高,学生表现越好。

【素材1】“杀野生动物拍照炫耀”——11月21日晚,有网友爆料称,有人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核心区猎杀保护动物白鹤和豹猫。22日下午,国家林业局官方微博回应称“正在严查中!”

<运用方向>从虐猫炫耀到如今的猎杀野生动物炫耀,让我们震惊的不仅仅是违法行为,更是这一颗颗毫无道德底线的内心。明知做了错事,却还能以此为荣。他们的良知究竟在哪?幸而我们看到了斥责的声音勇敢地站了出来,如若这个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沉默,甚至附和,我们的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适用话题>道德底线 不做沉默的大多数 善待动物

【素材2】国考降温不是坏事——日前,2015年国考笔试举行。据统计,本次考试共有141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近90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考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为40∶1,报考比例较去年有所下降。有关负责人表示,考生报名日趋理性。

<运用方向>:国考降温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年轻人的眼睛是不会紧盯“铁饭碗”的,他们敢想敢干,敢冲敢拼,于各行各业中促进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适用话题>:铁饭碗、选择、人才、反腐

【素材3】网络围观“杀”了他?——根据新京报的报道:“2014年11月30日上午7点48分,一段疑似因网恋失败自杀的微博在网上疯传。微博发出后几个小时点击率就达到13万。网友们纷纷出力救援,劝其不要放弃生命。” 在网友的帮助下,信息被传达给了泸州警方,但警方和家属破门而入后,还是没能挽救这个19岁的生命。有人说是网友的评论尤其是无情的劝死跟帖“杀”了他。小曾的朋友也说“网友的无情评论,也是很致命的一击”。颇有些网民跟帖说“闹了半天又不死了”、“不行博主必须死”等等,谁看了都不会舒服。但同时还是更多劝他好好活下来的跟帖。如果劝死的言论让他产生了不快甚至痛苦,那么劝生的言论所给予的温暖也足够消解它们了。

<运用方向>:目前,手机触屏成为最流行的社交界面,“屏对屏”的交流频次早已接近甚至高于“面对面”,这是一个“屏社交”的时代。微博、微信、QQ是目前最普遍的屏社交工具。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实屏社交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情感生活。面对生命的抉择,无论网上网下,人们应该有起码的价值底线,而在微博上,人们的价值底线似乎更容易被洞穿,这固然与网络的解构和娱乐精神有关,但可善可恶的人性在不同的舆论场显然也会发生不同的走向,但无论如何,屏社交应该让彼此互相守望,过得更好。

<适用话题>:屏社交时代、网络舆论、双刃剑经典素材类

拒绝状元(综合素质是考察一个人的重要标准)

在美国,哈佛、普林斯顿这种顶尖级的学校,都公开宣称平时的成绩非常重要,但还要看学生的综合素质。哈佛大学每年都拒绝不少“高考状元”,比如1996 年,就把165名学术水平测验考试中得满分的“高考状元”拒之门外,理由就是对隐藏在分数后面的综合素质不满意。哈佛招生院院长在给潜在的申请者写信时写道:“要进入哈佛这样的大学,个人的特长、参与社区的活动、课外活动也很重要。”普林斯顿招生院院长写道:“我们把每个申请者都当作特殊的个案来审视,看他具体的综合起来的能力和成就。”@Teacher-ce

美国的高中生能否获得毕业证书,除了学分、成绩等要求外,还要无偿地为社会服务数十个小时。社会上有很多组织和基金会,为申请大学的高中生提供各种各样在 社区服务上有突出贡献的奖学金。一所高中对此的要求是这样的:高一5小时,高二10小时,高三10小时,高四35小时(美国高中是四年制),这只是基本的毕业要求。有些高中生的学业并不突出,但因为“学雷锋”突出而被大学录取了。

不洁的后果(素质低下影响声誉和形象)晚清王朝大臣李鸿章,在出使俄国时,在一个公共场合,恶习发作,随地吐了一口痰,结果被外国记者作为笑料,大肆渲染,加以嘲弄,丢了中国人的脸。

另据报载:美国客商与我国某医疗机械厂决定合作生产输液管,外商到车间参观时,厂长向墙角吐了一口痰,然后用鞋底去擦。正式签约那天,厂长只接到客商的来 信:“一个厂长的卫生习惯可以反映一个工厂的管理素质,况且我们生产的是用来治病的输液管,人命关天……请原谅我们的不辞而别。”

贝肯鲍尔的签名(有风度是有素质的表现)在谈到中国足球运动员的素质时,阎世铎讲道,德国“足球皇帝”贝肯鲍尔来中国时,阎世铎与他一同进餐,饭罢两人向酒店外面走的时候,在走廊里遇到一个小女 孩。她的手里拿着一张纸和一枝笔,从其穿着上一看可知她是酒店的服务员。她一言不发地走上前,怯怯地将纸笔伸向贝肯鲍尔。贝肯鲍尔明白女孩的用意,他用双 手接过纸笔,将纸铺在墙上,认真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又用双手捧着将纸笔递给了小女孩。在贝肯鲍尔的一生中,为球迷签了多少次名根本无法统计,但他在给 这名小球迷签名时,所表现出来的认真态度给阎世铎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这种认真,对贝肯鲍尔来说是一种极为自然的流露。

回想起这一幕,阎世铎感慨地说,作为“足球皇帝”,贝肯鲍尔在球迷面前连一点架子都没有,表现出了十足的绅士风度。但我国的许多球员,没踢出什么名气,走起路来却像螃蟹一样横冲直撞,很多人对球迷的态度更是恶劣无比,严重败坏了中国足球的形象。

阎世铎表示,提高球员的素养和风度是当务之急。我们需要的是会踢球的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踢球的机器。

防微杜渐(素质体现一个人的内在修养)罗瑞卿同志是我国第一任公安部长。他是执法的领导同志,也是守法的普通公民。

有一次,罗瑞卿去火车站接客人。因为时间紧没来得及买站台票,等把客人送到住处后,罗瑞卿想起了这件事,对随行人员说:“马上到车站去补交三张站台票钱,公安人员应当做守法的模范。中国古人有一句话:‘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要防微杜渐嘛!”

中美日三国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势在必行)21世纪国与国的竞争将主要是人才的竞争,为了培养未来的创造性人才,《美国2061计划》指出,着眼国民素质,实行全面改革。日本的教育改革,在“轻松 愉快”中培养生存能力。国际21世界教育委员会强调教育应围绕四种基本学习:

中国提出教育 要三个面向的具体实施就是素质教育,就是生存能力的培养。《教育文摘周报》刊载了陈鹤琴提出的要把死教育变成活教育的观点。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做人、做中国 人、做现代中国人。而做现代中国人起码具备五个条件:第一,要有健康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第三,要有创造能力;第四,要能够合作;第五,要有服 务精神。这五种能力蕴含着罗素的人才四要素。具有这些能力干什么用?生存。所以,可称之为生存能力,从事生存能力的培养就是素质教育工作。

救人的大使与爱管闲事的“老外”(素质表现在小事中)北京长城脚下,2000年6月的一天,一名少女从断壁处滚下70多米的山崖。这时,几位外国人毫不犹豫地率先沿着陡坡滑下去,与随即赶来的人们一起将她救了上来。事后才知道,组织救人的外国人竟是挪威驻中国大使叶德宏。大使先生到长城,不是观光游览,而是来捡垃圾的。

叶德宏大使到长城捡垃圾已非一次。十年前,一位英国专家威廉?林赛来到长城边,他为长城的美而感叹,同时又被长城上遍地的瓜果皮核、烟蒂纸团和乱丢的矿泉 水瓶震惊,就在外国人中发起一项保护长城的活动@Teacher-ce。他们在长城上竖起著名的标语牌:“除了脚印什么也别留下,除了垃圾什么也别带走”;他们穿的T恤衫与背的 背包上印上口号“不爱长城非好汉,长城脏了怎么办”、“人人拾垃圾,长城美如昔”等等,定期来给长城“洗脸”。一年前才赴任的叶德宏大使一到中国,就主动 参加了这项活动。

一些文明国家的公民对保护环境的高度自觉和严守规章简直令国人汗颜。作家陈世旭在谈到一次丹麦之行时写道:在那里,如果你的车子不按规定停放或不灭火,任 何一个路人就会过来提醒你把车停好或让车安静下来;如果你钓鱼,一些毫不相干的人也会过来看看你的鱼桶里有没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准钓标准的鱼,发现有就会 催着你还要一直盯着你把鱼放回水中,然后说声“谢谢”而去。丹麦禁止养鸟,但鸟食市场却十分兴旺,因为几乎家家都要买上鸟食挂在庭院里喂鸟,常年不断。

黄金周旅游考问国民素质(中国的国民素质亟须提高)尽管旅游文明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但“五一”期间,记者在天津、北京等地旅游时发现,耳闻目睹的不文明现象仍然比比皆是,黄金周旅游为塑造文明的国民素质敲响了警钟。

在天津市区最大的娱乐休闲公园———水上公园,记者看到,有的游客在游园的过程中,食品袋随手乱丢、口香糖四处乱吐,让清洁工们感到非常气愤。尽管为了迎 接黄金周,公园管理部门安排了更多的清洁管理人员,仍然无济于事。北京天安门广场早晨的升旗仪式每天都会吸引很多群众参加,这本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可个别人在参加完升旗仪式后,却把垃圾随便遗弃在地。在世界文化遗产地故宫,一些游客在游玩时,却偷偷刻下自己的名字。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到各地旅游。香港《亚洲周刊》曾发表文章指出,在将生活日渐富足的信息传递给世界的同时,一些中国游客却也表现出衣冠不整、随地吐痰、 乘车不排队等坏习惯,给中国人的国际形象抹了黑。

“假日里的各种不文明行为,看起来是一些‘小节',其实就是陋习。”家住天津的居民王桂岭说,要建现代化的文明城市,最核心的是要提高居民的素质。他认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社会要大张旗鼓地倡导文明新风,克服小节无害、陋习难改的错误认识,使更多的市民树立文明光荣、不文明可耻的观念。

中外的差距(国民素质提高要靠每个人的努力)权威机构对世界部分国家竞争力的评价中,中国的国民素质排在第35位。中国7000万技术工人,高级技工仅占3.5% ,而西方发达国家占40%以上。中国人均劳动生产率为日本的1/26、美国的1/25。

我们的国家靠什么提高国际竞争力?就是要从细节入手,扎扎实实提高国民的素质。在德国,很多学校的办学方向就是“培养第一流的劳动力大军”,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呢?我想别无二法,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们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所以,当我们拿起望远镜看世界的时候,也别忘了用放大镜看看自己,把我们的长处、弱点都看清楚了;也不要一谈德国人、日 本人素质比我们高就不舒服,好像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世界上学生超过老师的例子比比皆是。真正谦虚下来,沉下心来,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我 们的发展势头一定会更强、更快。套用美国航天员那句话:每个人的素质提高一小步,整个民族素质将提高一大步。

心理素质成选人“门槛”(心理素质好才容易取得成功)日前,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在所内公开招聘下属泽根弹簧公司总经理,7位竞聘者均为本科以上学历,其中有两名博士。为体现竞聘的公正性、科学性,该所特地聘 请上海交大人力资源管理所的两位教授担任主考官。根据国际先进的选才办法,主考官首先对竞聘者分别进行了数百道题目的心理素质测验,以此作为选人的基本条 件。经过后面的公开面试、小组复试,最终选出的总经理人选,其“心理测试”得分也较优。

无独有偶,市第七人民医院去年招收医生、护士时,医院设立的第一道“门槛”也是心理测试,只有通过测试才有资格被录用。而从市人才市场获悉,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使用了“心理测试”这一做法。

上海交大石金涛教授认为,心理素质是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素质。以往的选人规则往往重业务素质、轻心理素质,时常出现所选人才业务虽精、但贡献不大的问题。

一位多年从事心理门诊的主任医师,甚至把心理测试法用到了“选婿”上。说来或许有人有些不信,他的三个女儿第一次把男朋友带回家时,首先要经过他的上百道心理测试题,测试过关后,他才会点头认可。而今,他的三个女婿不仅工作出色,家庭关系也处理得非常融洽。

上海交大颜世富教授认为,“心理素质”虽不是万能钥匙,但选人先把“心理素质”关,将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由此也提醒学校、家长和学生,要特别注重心理素质的培养,否则将难以适应当今社会的要求。

不能忽视学生的心理素质(中小学生心理素质亟须提高)近年来,中小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问题,越来越引起有关从事学生素质、心理卫生、法制宣传教育及青少年保护等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从有关部门大量的测 试调研中发现,学生心理问题有诸多表现:首先是学习上的“厌烦心理”,从厌学到弃学;其二是“焦虑心理”,父母期望值过高,孩子常因达不到预期目标而产生 情绪上的焦虑和焦急,一些成绩较差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对前途感到迷茫;其三是“攀比心理”,生活上同学间相互攀比,若吃穿不好则认为有失面子。

造成中小学生心理适应能力很差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学校中的应试教育使不少中小学生身心疲惫,心理素质发展滞后;教学内容中缺乏心理健康教育。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不健康因素导致中小学生心理迷乱。

家庭教育中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部分家长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较差,在教育态度、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致使孩子心理适应能力差,过度溺爱、过于 宽容使孩子任性、自私,对社会环境、人际关系适应能力较差。同时学生自身也存在着自我教育及主动适应意识差、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等问题。

对此,有识之士认为,必须重视培养、完善学生的心理适应力,使之正确看待和妥善处理各种问题,使自己与社会之间取得平衡并保持和谐、统一。要在中小学校开 展各种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心理适应能力的训练活动,设立各级心理咨询机构,设立心理辅导老师,为学生举办心理辅导讲座。家长要在不断完善自身素质的同时重 视对孩子的心理素质培养,除此,社会各界也要重视关心、培养、教育、健全中小学生的心理素质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

从日朝足球赛看其国民素质(国民素质体现国家形象)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冯建中日前表示,北京奥运能否得高分,不光要看场上东道主运动员的赛场表现,更要看场下大众的言行举止。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形象问题,“也会影响到别人对整个国家公民素质的评价”。

什么样的国民素质值得我们学习借鉴?2月8日晚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日本和朝鲜之战。这两个国家,一个富裕,一个贫穷;一个比较国际化,一个是专制政府,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的国民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素养。

近两周来,日本舆论对这场比赛的关注程度,简直超过了奥运会的水平,而政治因素自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赛前,日本首相小泉、官房长官细田以及其他政界 人士都发表声明,呼吁日本民众冷静理性看待球赛。这样的待遇,也是极为罕见的。毕竟,由于人质事件等缘故,日朝关系处于极其微妙的僵局阶段。在日本社会, 主张对朝强硬的声音几乎占据主流。所以,此次比赛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赛前,女儿失踪于朝鲜、遗骨存疑的横田就表示,体育和政治是两回事,我同样会为朝鲜球员的精彩表现鼓掌。当赛场上响起朝鲜国歌的乐曲时,全场59300多 人都起立致敬,没有人发出嘘声,也没有人坐着不动。笔者最感慨的是,坐在贵宾席前的一些残疾人,有的也坚持从轮椅上欠身。乐曲完毕,全场鼓掌。这个表现和 中国球迷在亚洲杯上的表现相比,反差何其强烈!

在比赛中,以现役军人为主的朝鲜国家队,也表现出了良好的绅士风度。当球场上有日本队员倒地,朝鲜队员都是主动把球踢出界外,博得全场的掌声感谢。而前年 底,就是在这个琦玉体育场,参加东亚四强赛的中国球员不但作风粗野,还动手群殴。下半场,日本队被朝鲜队扳平,五万多日本人一度鸦雀无声,但没有人辱骂己 方或对方的球员。随后,在他们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助威声中,日本队在最后一分钟创造了胜利的奇迹。哨声一响,朝鲜队员纷纷瘫倒在地,但又爬起来和对方球 员握手,又走到场边向本国球迷致谢。这些看起来寻常的举止,正是中国球员缺乏的基本教养。

日本公司不录用心理素质差的人

一个日本青年报考一家很著名的公司。结果没有考中,于是他产生了绝望的情绪,上吊自杀,幸而被家里人及时救了过来。几天以后,他接到新的考试结果,@Teacher-ce原来他 考上了,上次说他没有考上,是考试成绩统计上的差错造成的。他听后欣喜若狂。正当他准备上班时,得知他为考试未被录取而自杀未遂的消息的那家公司决定解聘 他,理由是他心理素质太差,连考试落榜这样并不大的人生挫折都承受不起,以后怎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建功立业,为公司创造效益呢?

日本公司的这种做法在道义上的评价暂且不论,但对此人心理素质的判断和对员工心理素质的注重是有一定道理的。

手机文明折射出素质的高低现在,许多会议在事先印好的“会议须知”里都列有一条:“保持会场安静,开会时请关闭手机”。不少会议的主持人都要在会议开始前强调一句:“请关掉手 机。”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在许多会场里听到手机的响声,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人拿着手机朝外走的身影。有些人干脆连走出会场接电话这道程序也免了,就地与外 界“交流”。

手机对会议秩序的干扰,不言自明。想想看,安静的会场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开会效果会怎么样?一会儿这个人出去了,一会儿又有人低头打起了电话,一些人因此 而左顾右盼,侧耳旁听,注意力分散。这么一来,会场秩序岂有不乱之理?庄重、严肃的会议气氛岂能不受影响?手机扰乱会场的状况,已不再是可以忽略的小事 了。

其实,会议可以不必专门为此作出限制规定。因为在会场上关闭手机本是一般的文明常识。这就像不能随地吐痰、公共场所不能高声喧哗一样,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如果明知故犯,那就是缺少基本的文明素质。

要当一个现代社会的文明人,就不能不讲手机文明。

在美国的两件小事在美国碰到过两件小事,我记忆非常深刻。

一次是在华盛顿艺术博物馆前的开阔地上,一个穿大衣的男子猫腰在地上拾废纸。当风吹起一片废纸时,他就像捉蝴蝶一样跟着跑,抓住后放进垃圾筒内,直到把地上的废纸拾净,他才拍拍手上的土,走了。

另一次,在芝加哥的音乐厅。休息室的一角是可以抽烟的,摆着几个脸盆大小的落地式烟缸,为了不叫里边的烟灰显出难看,里面全是银色的细沙。但大烟缸里没有 一个烟蒂。我用手一拂,几个烟蒂被指尖勾起来。原来,人们都把烟蒂埋在下面,是为了看上去不杂乱。值得深思的是,没有一个人不这样做。

有人说,美国人的文化很浅,但教育很好。我十分赞同这一见解。教育好,可以使文化浅的国家的人表现很文明;教育不好,却能使文化古老国家的人文明程度很低,素质很差。

素质低下影响个人取得成功

一家网络公司的十几个招聘席前挤满了应聘的大学生,公司老总看着乱哄哄的场面,一个劲地喊:“请排队!不排队的,我们不要!”这是福建省2003年非师范类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上发生的一幕。

这家公司的老总在接受采访时说,人多就应该排队,这是起码的社会公德。虽然现在不排队的现象在国内仍然普遍存在,但我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带个好头,而且我们也要求员工这么做。所以我们认为,从是否排队也可以看出一个求职者的基本素质。

招聘会现场到处都是人山人海,但没有人主动排队,整个招聘现场活像个农贸交易市场。

在另一家企业的招聘现场,一个男生挤到招聘席前,高举着简历,大声叫嚷:“喂,收一下我的应聘材料!”但招聘人员盯了他一眼,继续和其他应聘者交谈。事后,招聘人员生气地说:“像这样没礼貌的人,谁也不敢要!否则,哪天公司形象受损都不知道。”

更令人气愤的是,招聘现场遍地垃圾,纸片、矿泉水瓶、塑料饭盒等随处可见。一些大学生把从招聘单位拿来的介绍材料翻了翻后,就随手扔到地上;有的人把报纸 铺在地上,席地休息,但站起来后,也不顺手拿走。招聘会场福建省体育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每年的大学生招聘会后,我们都得花半天时间清理现场。

多次和应聘大学生打交道的一家高科技公司人力总监说,有的应聘者不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使得招聘人员在没有看他的应聘材料之前,就已经把他排除在外了,而应聘者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落聘。

应用与创新--从韩剧看韩国的国民素质无论从以前的《爱情是什么》,还是现在正在热播的《看了又看》《人鱼姑娘》,剧中到处可以看到如今韩国社会的主导国民思想和行为教育。真是用丰富的文化产品引导人民,教育人民。

首先,最普遍能看到的尊敬老人,注重礼仪。一个家庭中强调要对长辈和值得尊敬的人用敬语。正式场合(如拜见长者、结婚、做客等迎来送往的过程中)需要行跪拜礼。

常见于韩国影视剧中的交通安全教育,无论基丰还是基正,无论朱旺还是芮莹,无论上车、开车还是下车的镜头中,从来都不会看到没有系安全带的镜头,还有大家 聚会如果要喝酒其结果必定是请人开车或者是自己打车回家。在影视剧中不顾繁琐地一遍又一遍地演出这些镜头,使安全意识成为一种习惯。

还有就是在情节和对话的设置中推崇至高无上的爱国主义教育。无论国家公务员还是平头百姓,无论身为检察官的基正还是家庭妇女的奶奶,张口闭口都是国家。 “为国家省钱”使基正和银珠放弃很便宜的东南亚旅游度蜜月而选择在国内旅游,理由也是“那还要花美元呢,还是支持国家的旅游吧”。联想起几年以前的金融危 机时韩国国民自发地组织捐献美元和黄金的报道,韩国国民爱国主义思想和国民凝聚力可见一斑。

反观国内的影视作品在这方面则差得太远,先说交通安全教育,影视画面中,动不动就是飙车,醉醺醺地驾车,甚至交警同志都是上车就走。根本没有安全带这个概 念。所以给人的印象是:@Teacher-ce 中国似乎不需要这些安全措施。我想不只是导演制片们为了画面的连贯和节约胶片的考虑,更多的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多少有这样的问题 而没把它当回事。而每年激增的交通事故很多原因都很简单:不系安全带、酒后驾车。

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处在一个敏感的社会转型期,国民思想与行为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但我们还需要精神文化作品进行引导与暗示。

素质的培养不能只靠学校一位美国数学教授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他是被一道中国学前儿童算术题惊吓的。那道题是:哥哥存款是弟弟的9倍,姐姐存款是弟弟的6倍,弟弟有8元,哥 哥、姐姐有几元?应试教育造成的作业负担和心理压力,我们可创天下第一。这种膨胀是对想像力、创造力、批判力的扼杀。我的一位朋友的儿子赴海外学习后,一 直拿不到像国内重点中学那样的高分,原因在于对素质的理解力。学校的考核要点诸如秋游前学生推销面包以换取游资(不允许向家长要钱);近视能否骑自行车去 等等。这位上海的美文高手那篇秋游作文也难夺班级前3名。在访问印第安村落后,作文第一名的创新能力显而易见。那是用印第安人身饰的羽毛粘制的一幅图画, 用来诠释人类原始部落的终结者。

有人说我们的“活字典”式的培养方法不也造就了角逐奥林匹克赛的代代骄子吗?这只是一种误解。即使在数学教育比较薄弱的美国,中学课程虽较简单,但却引进了高等数学中的拓扑学的概念;而选修内容,即使全校只有一个学生选到一个冷门的内容,校方也花钱从外面聘请教师。

公共场合的表现体现素质修养中国人走出国门到全球旅游,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气象,这无论于人于己都是一件大好事。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一些国人的不良习俗,也随之带到世界各地, 无意中损害了祖国的形象和声誉。诸如,随地吐痰、在公众场所大声喧哗、随手乱扔废弃物、过马路抢红灯等等。这些细微琐事,或许被一些出国旅游的人认为是不 值得“大惊小怪”的小事,然而,对于中国国家和民族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却是万万忽视不得的大事。

中国原本是一个享誉天下的礼仪之邦,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明行为规范是很有讲究的,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千年古都,更是礼数繁多,所谓“礼多人不怪”。然而, 经过“文化革命”的荡涤,加之近年来社会转型的冲击,我们自己的好习俗渐渐丢掉了,国外的好风尚又未及引入。相反,上面列举的种种不良风气倒是自然而然地 蔓延开来了。

其实,与许多国人的不良习俗相对照的一些良好风尚,像自觉维护公共场所的卫生、不喧哗、遵守交通规则等并非某些国度的异国风情。如今,时常走出国门、见多 识广的中国人是很多的,他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古老的欧洲大陆,还是新兴的北美国家,抑或地处亚洲的日本及新加坡,这些良好的风尚随处可见,早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共同行为规范。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物质的富裕应该适时引领出相应的精神文明。也就是说,国人应该自觉地吸纳当代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成果,提升我们民族的现代文化素养。特别是有条件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更应当时时刻刻注意克制和改正自己的陋习(如果有 的话),以现代文明行为的规范约束自己,“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只有这样,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才会提升,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光辉形象才能愈益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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