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哲思：美学与生命政治——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

本文基于2016年作者在中国美术学院进行的“美学与生命政治”讲座中导读福柯的部分，共有两讲，分别关于福柯的《性经验史》和《生命政治的诞生》，第二讲将分为四篇推出，这里是第一篇。生命政治学的源头至少要追溯到福柯。福柯把西方治理史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罗马的执政官时期，基督教的牧领时期，国家理由的时期，最后是自由主义或者说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时期。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为了探究生命政治的起源，福柯研究了自由主义的体制，并分析了新自由主义这种与当下密切相关的治理方式。这不是由自然法、天赋人权所奠定的自由主义，而是一种“权力技术学”，其中，被统治者必须要有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即它的治理通过给予被统治者一定的自由来达成。它通过鼓励，而不是限制和禁止，来达到“好的政治”，即经济学上合理的政治。如果经济学的治理理由已经无法被反驳，而自由和多元性成为了这种治理的要素，那么问题是，人该怎么办？或者说艺术该怎么办？福柯的探索指向一种自我治理，即“直言”——说真话，而不是说真理。“美学与生命政治”讲座后续讲稿将在后面的哲思栏目陆续推出。

1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的展开

我们在事先曾经给大家有过一个提示，福柯的《生命政治的诞生》这个讲演录是从1979年1月10日讲到1979年4月4日，大概是每星期讲一次，前后一共12次。而我们的重点是福柯在1979年2月份的3次讲演，也就是他关于德国新自由主义的这个问题的一些讲座。这是我们事先给大家的一个提示。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文本是我几年前做的读书笔记，其实我也是想给大家示范一下读书笔记是怎么做的。当然我这个读书笔记是真的读书笔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也不是很规范的读书报告的文本，只能作为读书报告的一个雏形。那么在这个文本的后面，在读书笔记的后面是一篇书评。因为最近有个叫“拜德雅”的书系在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们翻译了一本书叫《福柯的最后一课》，一个法国的80后学者拉斯纳加里写的。也不知道怎么有人找到了我，让我写个书评，其实我从来不参加这种文化工业的活动的，然后因为是朋友之托嘛，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放在这个文本的背后，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有一些参考价值的，所以我就把它拿过来了。

那么今天其实我就是把《生命政治的诞生》这本书的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还是从上一次的结尾开始，就是做个前情提要吧。给大家回顾一下，在《性史》的最后，福柯围绕性的权力运作，开始提出了生命权力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就为生命政治学奠定了一个基础。今天很多学者都在谈论生命政治学，但是他们都要从福柯这里作为源头开始。但是，顺便说一下，根据我的研究，其实这个源头要更早，要早到阿多诺那里甚至是到马克思那里，都对生命政治有研究。但是一般说来，你至少要追溯到福柯这里。那么我们上次在最后讲了，福柯为什么会把性作为他的生命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为生命政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关于身体的，另一种是关于人口的，而这两种权力形式的交叉点，就是在性这个地方。

福柯在《性史》第一卷里面提到了生命政治的问题，而福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生命政治这样一个问题，是在福柯1975年到1976年的讲座里，在《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一讲里面。在那里，他认为在19世纪，政治权力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变化，他说过去的君主式的政治权力“使人死，让人活”，这是过去的生命政治。“使人死，让人活”（killing or letting live）其实很简单。如果你犯了法，是要杀头的，对吧，有十恶不赦之罪要凌迟什么的，这是“使人死”。而“让人活”呢，就是说皇上他有生杀予夺之大权，他可以饶你不死或者充军发配，死罪饶过活罪难免什么的，可以惩罚你。而新的政治权力，就是说现代的生命政治恰恰相反，表面上看上去它是一种颠倒，其实并不是颠倒这么简单，是“使人活，让人死”(fostering life or it)。“使人活”就是它首先要让你活着，因为你只有活着才能为社会提供劳动力，然后你还要生育，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但是它也要让人死，因为这个社会需要很多炮灰啊，比如要发动战争的时候。如果你不让人活，那么这个社会怎么会有那么多炮灰呢？当然我这是先简单说一下。最重要的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现代性中，权力对生命的这种控制和管理是要让人活得更好，更安全，更健康，更丰富，就是要让生命成为统治的治理对象。比如要建构健康中国，要提高人的寿命，要增强国民的体质等等这样一些内容，都成为现代政治权力关心的一些焦点。

我们前面讲了《性史》，然后讲了《必须保卫社会》，最后是《生命政治的诞生》。当然这之间还有一个过渡，在《必须保卫社会》和《生命政治的诞生》这两个演讲录之间，福柯有一个1977年到1978年的讲演录，叫《安全、领土、人口》。那个讲演录基本上讲的是古代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讲到中世纪、基督教。也就是说，在《必须保卫社会》末尾所提的生命政治的两个阶段中，福柯的《安全、领土、人口》其实是在分析第一个阶段。而到《生命政治的诞生》这个讲演录，福柯继续分析现代的生命政治的诞生。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两本书结合起来看，可以看到福柯把西方治理史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罗马的执政官时期，基督教的牧领时期，以国家名义为理由的管制时期（所谓的国家理由或者说国家理性的时期），——这是在现代的自由主义治理术之前的三个时期——最后是自由主义或者说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时期。

简单概括一下。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古希腊罗马的执政官时期就是直接治理城邦，每个人都是城邦的公民，这时候身体是被直接治理的。而在基督教的牧领时期，这个时候借助于宗教对个人进行一些权力的治理。比方说，个人要多行善事，这样死后可以上天堂，通过弥撒、忏悔之类一些仪式来治理身体。也就是用牧师这样一个比喻，大多数人都是羊群，由牧师来放牧你们。这是前面两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16世纪以后。这时候治理的原则是什么？国家理由（或者叫国家理性）。政治权力为什么要对它的臣民进行治理呢？是为了国家的富强，甚至是国家的对外扩张。那么，西方现代国家（英国、法国，包括俄国、德国等等）之间要展开竞争，国家就需要积累财富。列强为了争霸，也需要发展军备，对外扩张等等。因此，在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臣民的所有生产活动都是要被国家来进行管理的。但是正是在这样一种全面管理的情况下，就产生了对治理（或者说管制）的适度性（或者说合理性）的思考，就是说国家对臣民的治理是不是过度了，是不是过分了，是不是干涉到了公民或臣民的自由。如果这种治理过度了，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方式，也就是适度治理的原则。这就是福柯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的诞生。前面说的国家理由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治理方式，因为已经到了现代了。然而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才是《生命政治的诞生》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10-2 生命政治与新自由主义

这本书的书名很有迷惑性，《生命政治的诞生》。认真读过这本书的就会发现，这本书其实没有怎么谈生命政治，而都是在谈自由主义，谈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福柯本来确实是想去研究生命政治的诞生的，但是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他必须先去研究自由主义的体制或者说是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方式。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新在何处？治理的理由发生了变化。前面的治理理由是国家理由，现在治理的理由不再是国家理由，而是治理的合理性。于是治理就变成了一个效益问题、效率问题、成本计算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福柯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是这样一种转变的非常重要的标志。以前治理的理由当然就是法，国家立法或者君主立法来统治，而现在治理的理由是经济学。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调控经济，以前是保8%，现在是保7%，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率。过去我们谈政治往往是谈善政与恶政，治理者是明君、仁君还是暴君，而在现代治理中，我们很少用这个标准来谈论问题，我们更多谈的是好政治和坏政治，更准确的说好政策和坏政策。所以考虑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了。我们考虑的是要增加银行利率还是降低银行利率，我们应该是增税还是减税，治理考虑的都是这样一些问题了。我们会说这个总理不懂经济，他把经济搞得一团糟，他只会砸钱或者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什么的。这个时候我们讨论问题的方式是用政治经济学这样一套科学的话语来对治理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很多经济学家会讨论，政府的产业政策是不是有问题，等等。这时候我们会看到经济学家代替了法学家、政治学家，成为了治理的专家。因此这种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治理进行一种自我限制，进行一种学科化、真理化的这样一种自我限制，追求好的治理。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的起点就在这里，原来是政治主权、法律意义上的臣民，现在已经变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应该管理的“经济人”。大家知道经济人假设（或者又叫理性人假设）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理性的，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现代的治理是从这样一个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的前提开始的。它通过这样一些东西，通过它的经济杠杆来对你加强管理，让你自己去决定你的生活，你要不要上大学，你要不要考研，你要不要生孩子、生二胎等等。它通过这样一些政策，让你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让你自己去创造自己的自由生活，这样你恰恰就成为治理的一个对象。如果你是一个经济人的话，你就会成为它的治理对象。

那么，这个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前面在讲《性史》的时候就说过，它是一种生产的话语，是一种鼓励的话语，一种怂恿的话语。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和旧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不同。旧的治理术更多的在于限制和禁止，而现在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恰恰是生产的，是鼓励的。它让你自由，它要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它要你自己去开个公司，要你自谋出路。给你自由，国家不包分配。像我进大学的时候，大学生还是分配工作的，等到我大二的时候，国家突然想明白了，就突然甩锅了，你们自己找工作去吧，那时候大学连个人才交流中心都没有成立，我们就自由了。反正就是国家给你自由，它不管了，你自己要成为你自己的主人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种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双重性是，它一方面生产出自由，一方面又限制自由。它当然是制造自由、鼓励自由的，但另一方面其实还有很多限制。为什么会有限制呢？因为还有个安全的问题。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中，如果不对自由进行限制的话，我们的安全就有问题了。比如说现在的地铁、高铁都不仅要实名制，还要各种安检，逢包必检，逢液必查，带着液体要自己喝一口，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但是没办法，这是为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就像9·11之后去美国，当然我是没去过，如果过机场，它的检查会非常严格，因为谁也不想自己坐在飞机上有个炸弹什么的。因此自由主义治理术就有这两面，自由和安全，都是它的目标。这两个目标其实是互相矛盾的，但是自由主义治理术恰恰是为了去保护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目标。这是《生命政治的诞生》前面讲的主要内容。

然后福柯重点分析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德国的，一种是美国的。首先是德国新自由主义，更准确的说，德国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理论和实践。这个德国是指1950年代的联邦德国，就是西德，也就是二战后百废待兴的这样一个德国，如何让它更快地成长起来。因为福柯身处在70年代的法国，当时的法国总统是德斯坦，德国总理是施密特。福柯去看德国新自由主义，去讲50年代西德的新自由主义，其实他的现实针对性是当时的法国，也就是德斯坦的法国。德斯坦的政策显然已不同于前面戴高乐、蓬皮杜的政策，而和德国前面的阿登纳的政策的比较接近。所以福柯为什么要探讨德国新自由主义这样一个问题，是跟他的法国现实是有关的。德国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实践。德国建国的时候，考虑到纳粹德国的这样一种历史背景，这个时候德国就很自然地陷入了一种国家恐惧症，对国家的权力大家都很警惕。恰恰这个时候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几乎是新自由主义的“圣经”，这本书在中国也有很多人引为圣经的，就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大家都知道，当时是冷战的背景：1956年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之后包括勃列日涅夫，包括《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包括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就是苏联劳改营的故事。大家考虑到这样一个国家恐惧症的背景，所以新自由主义就是要设计一种制度框架来保证国家不会干预公民或社会的自由，来确保所谓的完全竞争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的实现。

当然，从人类历史上看，那种经济学假设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其实一天也没有出现过。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这里顺便说一下。按照福柯的批判，虽然德国的新自由主义治理者在不断地清除非自由主义的因素，但是这种对非自由主义的清除其实跟他们所反对的那种乌托邦集权主义（也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种新自由主义成为一种颠倒的乌托邦集权主义。

这是德国的新自由主义。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更多的不是理论和实践，而是一种设想，就是说学科上的一种思考，它并不是一种实际使用的治理技术。福柯重点分析了人力资本理论。大家知道，以前在行政机构里面，有一个部门叫人事部或者叫劳动人事部，后来突然改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与时俱进，改名叫人力资源部， Human Resource，HR。那么这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还有一个矿产资源部，森林、水、矿产这种资源。在这个情况下，人就不是人了，你是物，你是跟矿产资源等量齐观的物。就是说，你们这些劳动力，小炮灰，你以为你是人，但其实在资本家看来，你根本不是人，你只是他的成本，你只是他为了他的资本的增殖、保值所需要的资源。人力资源，这个时候已经是一次异化、一次颠倒了。到了人力资本理论，干脆就是赤裸裸的了，什么都不掩盖了，你只是资本的一种，你就是人力资本，你根本不是人。其实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可变资本跟不变资本（C+V），对吧。那么这个就是美国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理论。

福柯进一步批判了“经济人”的概念，这个也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每个劳动者都不是人，而是资本，既然是资本，就要考虑收益，考虑增殖、保值。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了小孩，都会说这么一句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怎么办呢？对他进行教育投资，大家听听这个话语，这个语言的隐喻都不是白说的，给他上各种辅导班，为什么叫投资呢？就是说，我今天花的这个钱是对小孩、对这个企业、这个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他以后会回报我的嘛。无论读研也好，出国留学也好，教育都成为了一种投资。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所谓的学习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经济人”、“企业人”对自己的一种投资。虽然福柯这本书叫《生命政治的诞生》，但他其实没有讲生命政治，都在讲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或者叫治理技艺。我们的重点是他1979年2月的讲座，也就是讲德国新自由主义的那些部分，但是我们还是先从前面、从头开始梳理一下他所讲的东西。

2、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历史演进

首先福柯讨论的是几个概念：什么是治理，什么是治理技艺或者叫做治理术。治理术其实就是说，治理的理由是什么，你根据一些什么概念对你的治理进行一些反思、一些评价，来说我是一个好的治理或是不好的治理。那么福柯这个时候就采取了一种现象学的方法，一种还原的方法，他问道：假如不先承认国家、社会、主权、臣民包括公民或是人民（这都是现代政治学的概念），那么我们可能书写何种历史？他要回到历史本身，不要在这个概念的框架下去看历史，治理的历史或者说政治权力的历史，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考古学方法，或者说是一种谱系学的方法。

首先，治理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国家理由，就是民富国强。大家知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16世纪就确立了国富这样一个理由，因此国家就成为独立的一个实体。这个时候对治理进行限制的因素有三个：第一个是重商主义。国家要通过它的商品贸易要多积攒一些黄金，增加黄金储备，这样国家才能富。就是说，对外贸易的目的是增加黄金储备，所以要贱买贵卖，对外贸易要顺畅，这是重商主义，福柯认为重商主义是一种治理方式。第二个治理的因素，就是对国家内部进行管制，用我们熟悉的话叫做维稳。国家治理的第三个因素是说要列强争霸。除了经济和政治的理由，治理还有外交和军事的理由。那么这三个因素就是国家理由。为什么要有国家理由？有这三方面的因素。而对这种基于国家理由的管制，对它的限制在什么地方？在法律，在自然法或者说自然权利。这是福柯讲到的现代治理方式（或生命政治）诞生之前的这样一种状况，也就是国家理由这个很重要的概念。

在18世纪中期，就从国家理由这种方式走向了现代治理方式，也就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词。这是一个法文词，也是自由主义的经典，就是自由放任（let-do）。国家不要管市场，不要干预。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治理不再分合法和非法，而是分好的治理和坏的治理，聪明的治理和笨拙的治理。这个时候对治理的限制就不是来自于法，来自治理是否侵犯国民权利什么的，而是来自于事实，就是说，你这种经济政策和治理能否带来好的结果。这个时候，治理的批判标准，对经济政策的讨论，就不再涉及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了。这个时候，为了对治理进行批判，就需要政治经济学。

对于政治经济学，有很多人都提出了定义。有各种实证主义的定义，比如说“对生产和财富流通的分析”，这是对政治经济学很重要的一个定义，或者说，从国家理由的角度定义，政治经济学是“确保一个民族繁荣的所有治理方法的总和”。福柯却给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定义。对于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福柯说“它是确保治理理由作出自我限制的知识”，就是防止治理走向过度的知识。因此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国家理由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它不是为了反对国家理由。虽然我们看到国家理由被新的治理方式所替代，但这并不是一种对立的替代，新的治理还是基于国家理由的。比如说民富国强，还是治理的一个目标。虽然目标没有变，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上却产生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就从重商主义走向了重农主义。重农主义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它认为农业生产才创造价值，其他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因为法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到今天仍然是。因此重农主义代表了农业的利益，认为农业跟工业、商业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是要重农、抑商、抑工。它当然是为法国这一专制国家服务的。

在这里，福柯明确区分了两种治理的理由。前面那种基于国家理由的治理，是以自然权利（也就是自然法、天赋人权）为理由的。现在政治经济学出来之后，像天赋人权这样一些意识形态的话语就没有意义了，治理的好坏和政权的合法性已经没有关系了，得位正不正（用中国古代的说法）、革命有没有合法性都不重要了，问题在于这个政权的治理是不是对的，有没有让GDP增长，有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没有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这个时候是用这样一些标准去衡量政权的。所以政权的合法性不是重要的问题了，关键是治理是成功还是失败。那么治理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说你有没有做到以人为本，不是说国家有没有成为公平正义的代表，而是说你的政策是不是符合科学，符合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说国家领导人是不是道德上有问题。道德根本不是问题，就像比尔·克林顿都被弹劾了，但是道德败坏根本不影响他是不是一个好的总统，因为他把经济搞好了。这之后我们评价一个政治人物的标准都不太一样了，道德已经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这个时候，有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就有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诞生，福柯就说了：“一旦知道了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就掌握了生命政治学。”我在后面加了一个注：“生命政治学的别名叫做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谈自由主义，其实是在谈生命政治，但是一些小资、小清新在谈自由主义的时候觉得他们是在谈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用尼采援引的叔本华的话来说：“正好像一个水手，在一望无涯的怒海上驾着一只小船，山一般的波涛在起伏咆哮，他却信赖这微小的一叶扁舟；一个个安然在充满痛苦的世界正中坐着的人也就是这样信赖着个体化原理，亦即信赖个体借以认识事物，把事物认为现象的方式。无边的世界到处充满痛苦，在过去无尽，在将来无穷，那是他体会不到的，在他看来甚至只是一个童话。”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我一个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管你们外面怎么打仗，经济怎样，反正我自己只要做一个吃货，各种海外代购，每天去美容，他过他的小日子、小确幸。这个是小资的自由主义想象。但是福柯认为问题不是自由主义，而是自由主义的治理、对生命的治理。这是他的第一讲。

在第二讲里面，福柯继续谈这个问题，从18世纪开始的治理技艺。这是个转变，也就是节制治理，适度的治理。它是国家理由的发展和完善，我还是要强调，这不是对国家理由的反对和更替，而是发展和完善。这个时候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治理的节制性问题，就是治理是不是适度，有没有过度治理，因此这个时候福柯就用他的那种谱系学的方法来谈市场会成为一个真言体制的问题，这部分就不多讲了。他其实讲的是，真理是人为产生的东西，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东西。政治经济学到今天就是经济学了，很少谈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了。它给社会建个模，两边一积分，结论就出来了。我有很多商学院的博士朋友说他们现在基本只会玩数学了，跟人间没什么关系了。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真的已经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门沉闷的科学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成了真理的场所。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价值规律和“看不见的手”。就是说，为什么国家不应该去干预市场呢？这是斯密的很著名的一个假设，他说：“你真的以为面包师是为了你不挨饿而去烤面包的吗？裁缝是为了你有衣服穿，不被冻着而去做衣服的吗？不，他们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把面包卖给你，把衣服卖给你，他们自己就得到钱了。所以自由主义的假设就是，如果每个人都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放任，国家不去干预，不用“看得见的手”去干预，那么这就会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当然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假设，或者说自由主义的神话，自由主义的谎言，但是很多人很相信这一点，就是国家不应该干预市场，市场自然会好的，好像市场自己不会出现经济危机的，1825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好像都不存在一样。现在连中国都开始倒牛奶了，就是产能过剩。大家知道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第一去就是去产能，第二去是去库存，房地产搞那么多，第三是去杠杆……你们要关心政治，首先要关心经济，要知道经济政策。政治其实不太重要，经济政策比较重要。

看不见的手就是价值规律。大家知道价格会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当价格高了买的人就会少了，卖的人就会多，所以价格就会下降，价格低到一定程度，买的人就会多，所以价格又会上去，所以它是波动的。顺便解释一下中国的房价，为什么再怎么干预它都要涨。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稀缺，scarcity，就是说资源是有限的，市中心的土地就那么多了。完全自由的市场只有在没有稀缺的条件下才是成立的，一有了稀缺，它就不是这样了。有了市场，这个时候定价权就不是过去的那种公平的定价权。公平价是什么呢？以前的店里会写“童叟无欺”，会跟你说“大哥，真不挣钱啊”，这是一个心理的标准。而现在这个自然的价格、合理的价格是什么？市场价。比如以买房子为例，买一个楼，当年40万买的，我觉得到80万就可以抛了，可是没过几个月，市场它涨到120万了，那我还80万抛，我不就是傻子了吗？我再举一个更准确的例子，其实是笑话，雷锋同志去卖菜，大家都卖一块钱一斤，雷锋同志只卖八毛钱一斤，结果其他的菜贩子都把雷锋同志打了一顿，说他扰乱市场。所以说，正当的、合理的价格是随市场而决定的，这是自然的。这里面就没有道德的问题了。房地产商的成本价是一万、两万每平米，市场把它涨到了八万每平米，你还卖两万每平米反而是不道德的，卖八万才是道德的。你不按市场价格去卖，是不道德的。这就是说，自由主义合法性话语的来源已经产生变化了，真理的标准已经变了，变成是市场了。市场永远是对的。

因此福柯认为的自由主义就不是我们传统所理解的那种政治自由主义，也就是我们从自然法，天赋人权，霍布斯、洛克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样一些理论所奠定的自由主义。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包括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愿意从这个角度去谈自由，人权，natural law，就是自然权利。在德语里面recht这个词（直接翻译成英语是right）既有权利的意思又有法的意思，其实是一个词，就是自然法、自然权利。福柯认为，卢梭从人权出发来建构自由主义国家的这样一种革命道路仍然是属于17世纪的国家理由时代的一种理论，自然法权理论，而新的自由主义治理术——或者用他的话说，权力技术学——是功利主义的，它不是从人权出发的。功利主义是什么？福柯说，它不是一种哲学体系或思想，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治理术。它强调原初权利，也就是盎格鲁萨克逊的原初权利。因此，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权，这时候就会有两种对立的概念。按照政治自由主义，就是说我可以行使我的权利，公民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结社自由等权利，就是说，我有权利这么做，即使伤害了别人的利益我也可以这么做，我这么做就是对的，因为我有权利这么做，right权利就是right正确。而另一种自由，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被治理者，要给他一定的自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贾府的丫环，袭人啊晴雯啊司棋啊入画啊，如果她对贾府给她的待遇很不满意，她是没法跳槽的，她没有人身自由，她是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资本要发展，首先要招工人，工人要来应聘，那首先要给他人身自由。如果都是人身依附关系，没有人身自由，那他就没法成为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被治理者，只能成为老的治理术下的臣民。因此他就要有一种自由。如果前一种自由是以塞亚·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的话，后者就是一种消极自由，你不能管我，不能干预我。福柯说得很清楚，治理的理由再也不是人权这样一些自由主义的话语了，而是效用和利益，因为他说了，功利主义是一种治理术。那么现在追求的是什么？现在是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一种博弈了。因此旧治理术中是对物和人的直接控制（例如君主和国家，包括以前计划经济），而现在是间接控制了，就是经常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是对命运共同体来治理。也就回到我们前面所讲的问题，现在治理问题不再问怎么治理是善还是恶，对还是错，而是问怎么治理是最有利的。（福柯的最后一课｜美学与生命政治｜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导读

文章来源： 回声·EG｜ 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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