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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十八大上看媒体的专业性
图说：闾丘露薇
&&& 朋友发微博，讲述自己在大会堂采访的遭遇：想要拍全常委亮相的主席台上的七个号码标记，结果&一&字被一个记者拿走。他建议那位同行，不如先放下，让他拍完再拿走，对方没有理他。看到朋友在微博上征询&一&号照片，我当然明白他的苦恼：原本可以非常完整的一段视频一组照片，就会因为缺了这个&一&字而不复存在。新闻就是这样，错过了，就不完整了，就无法向受众展示一个完成的过程了。
　　把地上的标记拿走，想必是留作纪念，或者为了向别人展示：&我曾经采访过十八大，这个，是总书记在上面站过的。&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来，这个标记，拿在手里，和新闻有怎样的关系，如果没有变成照片，变成文字，变成视频，没有传递到读者或者观众的话。
　　很多时候，尤其是采访这些重要的大型会议，等得无聊的时候，留个影也算是打发时间的无奈之举。但是经常会在会议已经开始了，当大家都在忙碌地采访的时候，总有几个同行，拿大会当背景相互拍照。我会很质疑这些同行的专业操守，因为当你全心全意工作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想到要做这样的事情的。就好像如果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来采访的记者，而不是一桩盛事的参与者、目击者，就只会想到拍摄地上的标记，根本想不到把地上的标记占为己有。
　　不过，看到朋友的抱怨，我也笑他少见多怪。之前两会的总理记者会，就有同行在记者会结束后，收起了总理曾经在记者会上用过的笔，还特别为此写了一篇报道。作为一个读者，我不知道这支笔和读者到底有怎样的关联，作为同行，我深深感受到那种想要把自己和权力扯上关联的欲望。有点像那些拔莫言家门口的萝卜的游客一样，一个为了沾点喜气和灵气，一个是为了沾点官气。
开放团的时候，一个自称是北欧媒体的记者，站起来先介绍自己是北欧一家医药公司的总裁，听得大家一头雾水。看到有些记者，到了现场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拍别人，而是先把别人当成背景拍张到此一游的照片。听负责记者工作的官员讲，通常这样的照片，就会被放在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名字却异常响亮的刊物上，再配上&获得某某部门批准采访过十八大&的封面文字，成为这些媒体拉广告谈合作的资本。而这些刊物是否有印发，常常是一个谜。最搞笑的是，一个自称带着保健医生和五个助手来到北京采访的记者，卡片上写着：&欢迎来电洽谈合作。&
　　不过这些，最多让人觉得有些厌烦。每次这样的大会，总有媒体整理出一些代表语录，或者用某一句话作为标题。一眼看去，会让一些代表显得非常的弱智，当然也会让另一些代表显得相当的正义凛然。
　　只是，不管是语录还是标题，总是会有一个产生的语境，总有一个问和答的过程，总有一个前因后果，如果不把这些展现给大家，对受众并不公平，对当事人也不公平，当然，有些时候，懂得投媒体所好的当事人会很开心，正是透过媒体，塑造了自己想要的形象。媒体可以毁人，也可以被人利用。
　　不务正业的媒体人，最多影响大家的工作氛围，反而是做着报道工作的那些，包括我自己，这些天我总在想：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在没有限制的话题上，我做到专业了吗?我问自己，也期待更多同行一起自省。
馬悅然講稿：1920年代的中文小詩與特朗斯特羅姆的俳句
自從我六十多年前開始欣賞現代與當代中文的詩歌，我對1920年代的短詩非常感興趣。我在大學教書，我一定要教一年級的學生漢語語音學和語法。學生們學了三個星期之後，我讓他們背一些簡單而容易懂得短詩。我相信這樣做會鼓勵他們學中文文學。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1920年代中文小詩與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的俳句」。這瑞典詩人的名字實在太長了。我從此就管他叫托馬斯或者特翁吧。
&短詩&這個名稱比較好懂。短詩就是比一般的詩短。可是短到什麼程度呢?
有的短詩只有一行，有的有兩行，還有的有三行。很少超過三行的詩有資格當短詩。
我相信在場的聽眾不一定都知道俳句到底是什麼。
1920年代不少中國年輕人留學日本，在日本閱讀過日本文學作品和譯成日文的西方文學作品。俳句在日本文學史上佔的地位很重要，留學日本的學者肯定結識過這比較特殊的詩歌形式。可是據我所知，他們誰都沒有把這種短詩帶回中國去。五四運動時代拋棄了中國傳統的詩歌形式，如絕句，律詩和長短句。偏愛自由詩的激進派的詩人，也許覺得俳句的很嚴格的節奏是不合時代的。
日本的俳句跟西方的或者中文俳句有一個很大的區別。我們先看日本最有名的十七世紀俳句大師芭蕉最有名的俳句:&
Furu ike ya / kawazu tobikomu / mizu no oto.
古池/青蛙 跳進/水的聲音)
日本的俳句包括十七個所謂/jion/ 字音，或者/onji/ 音字。日文的一共有48個字音或jion。其中有五個元音 /a i u e o/ 和一個元音後頭的/-n/。其餘的o字音都是一個輔音加一個元音，像/ka ki ku ke ko/。元音是短的或者長的。寫長的元音需要兩個字音。中文的&東京&包括兩個音節，可是日語的 Tokyu 包括五個字音: to-u-ki-yo-u。
一首日本的俳句包括十七個寫在一行的字音。那十七個字音分成三段5-7-5。芭蕉的俳句頭一短，furu ike ya (古老的池塘呀)，包括五個字音; 第二段，kawazu tobikomu (青蛙跳進去)，包括七個字音; 第三段，mizu no oto (水的聲音)，包括五個字音。
芭蕉的俳句有兩種中文的譯文。頭一個用兩個七言句:
古池冷落一片寂，忽聞青蛙跳水聲。
這個譯文不太好，無名的譯者加了原文所沒有的詞兒，像&冷落一片寂&和&忽聞&。這樣畫蛇添足是不應該的。
第二首譯文是一個押韻的短詩:
古池塘，青蛙躍入，水聲響。
這種譯文比頭一種好得多，可是不應該押韻。日本的俳句絕不會押韻。
西方的和中文的俳句應該包括分成三行的十七個音節。因此，日文的俳句比西方的俳句壓縮得多。日本的俳句分成三段和西方的俳句分成三行不是偶然的。這種分析法又決定於節奏，又決定於語義。
五四運動初期是小詩的黃金時代。我最喜歡的小詩之一是郭紹虞先生這首反映性的詩 (a reflective poem):
雲在天上，
人在地上，
影在水上，
影在雲上。
我每次獨自念這首詩，我會想到四川峨嵋山底下的水田。郭紹虞() 的學術範圍很寬，他在中國語言學，音韻學，文學批評史各方面的貢獻很大。冰心女士() 1923年出版的詩集《繁星》和《春水》顯然受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印度詩人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的影響。除了冰心，還出現了很多獨創力很強的小詩
的大師，如俞平伯 ()，朱自清 ()，何植三 ()，
郭紹虞和宗白華(), 梁宗岱 (), 陳乃棠 ( 1933-),和王統照()等等。
我家裡所藏的最寶貴的詩集是俞平伯先生1925年獻給他的已故的姐姐的一本提名為《憶》的詩集。這本詩集有朱自清的跋文和豐子愷的與這些詩非常意氣相同的插圖。作者的序文是1922年寫的，那時作者才22歲。我從這個詩集只取一首詩:
騎着，就是馬兒，
耍着，就是棒兒，
在草塼上拖着琅琅的
來的是我。
我剛給你們提的寫小詩的詩人都成了有名望的作家。我現在願意給你們介紹兩位被遺忘的詩人。這兩位沒有上過高雅之堂的詩人是四川的楊吉甫()和台灣的楊華 ()。兩個詩人是&家門兒& (他們是同姓的)。他們的生活情況也是很相似的。兩個是小學老師，兩個很窮，兩個害的重病，兩個坐了監牢。
楊吉甫是四川萬縣人。他1924年到北京去，上魯迅在北京女大的課。他跟他的同鄉朋友何其芳1931年編了一個文學雜誌。同年得肺病回四川去。1927 到1935年他在《萬縣日報》發表他的小詩。楊吉甫去世之後，他的寡婦要求何其芳出版她丈夫的詩選。出版於1977年用複寫器印的《楊吉甫詩選》可能只印了幾十本，送給詩人的親戚和朋友。我1979年回成都去探親，楊吉甫的一位老朋友送我一本。
楊華是台灣屏東縣人。他的生活非常苦。他三十歲自殺了。他生前發表了兩個詩集，1927年出版的《小詩》和 1932年出版的《心弦》。
五四運動的時期與瑞典的1940年代的文學有些相同的現象: 對傳統文學的否認的態度。當時的瑞典詩人多大數寫的是自由詩。托馬斯走他自己的路。他頭一本詩集收十七首是，一共包括91闋 (stanzas)。其中十三闋用古代希臘所謂薩福詩律(Saphic metre), 兩闋用古代希臘阿爾凱 (Alcaic metre), 60闋用所謂英國式的無韻詩 (ta t&m, ta t&m, ta t&m, ta t&m, ta t&m)。其餘的16闋是自由詩。
我相信托馬斯1950年代已經開始寫俳句，可是他早期的俳句沒有發表。其中有一首讓我聯想到日本俳句的風格:
消失的步子
都已沉入了地板:
池底的落葉。
除了哲學與文學史，托馬斯在大學學心理學。他1960年代在一個管教所當心理學的顧問。1959年托馬斯拜訪了一位當管教所的主任的朋友。參觀了管教所之後，托馬斯給他的主人寄九首俳句。這些俳句等到2001年才發表。我在其中選兩首:
逃犯給抓住。
他兜兜裡裝滿了
金色的蘑菇。
少年喝了奶
安靜地睡在牢房:
石頭的母親。
托馬斯其餘的俳句都發表在他最後的兩部詩集，《悲傷的鳳尾船》(1996)與《巨大的謎語》(2004)。托馬斯1990年中風之後主要寫的是短詩和俳句。
很多1920年代的短詩像很多俳句一樣可以分成三段，如梁宗岱的這首短詩:
七葉樹啊，
你穿了紅的衣裳嫁與誰呢?
我們再看朱自清先生最有名的小詩:
初夜的兩枝遙遙的白燭光裡，
我眼睜睜地瞅着，
一九二一年輕輕地過去了。
何植三先生所寫的小詩也非常精彩:
田事忙了，
去，也是月，
& & & & 回， 也是月。
有時候何植三的小詩有一點像日本的俳句:
肩着臭的肥料，
想望着將來的稻香。
下一首詩是宗白華寫的:
心中的宇宙
明月鏡中的山河影。
以下有兩首冰心的小詩:
穿過了起伏不定的時間的海。
在寂靜中光明
在熱鬧中熄滅。
我們現在看托馬斯的四首俳句:
我們得忍受
小號字之草和
底層的笑聲。
太陽將西下。
我們影子是巨人。
萬物皆成影。
美麗的蘭花。
油輪一一流過去。
天上的滿月。
橡樹和月亮。
光與沉默的星座。
寒冷的大海。
以上的短詩和俳句都可以分成三段的。
有的中國1920年代的小詩和托馬斯有的俳句有一些相同的或者相似的主題: 詩人們都堅持要說真話或者表達一種堅固的信念。楊吉甫有一首很簡單的短詩:&
今天的草堆是我點燃的。
肯定會有人認為這首詩簡直沒有詩意。可是我每次想到楊吉甫這首詩，我很感動。常常躺在病床上的詩人終於能到花園裡去做掃葉子甚的，讓他心裡充滿了樂趣和驕傲。詩人的樂趣和驕傲應該讓讀者驚訝: 啊，你看! 那麼微不足道的事會叫詩人那麼興奮! 真的，生活中看起來沒有多大意義的事，其實非常可貴的。
有時，楊吉甫的真理感是很具體的:
那四顆明星，那四顆明星，
很好連成一個平行四邊形。
野鴨飛起來，
雙腳伸向後面。
詩人不會騙你! 野鴨飛起來的時候，真的把兩只腳伸向後面。
你們也得相信托馬斯的話:
棕色的樹葉
跟死海的聖經卷
一樣的寶貴。
瘋人圖書館
擺在書架的聖經
沒有人閱讀。
有的小詩會敘述自然界的動靜和普通的好像沒有很深的意義的生活裡的事件:
我們先看楊吉甫先生的幾首詩:
鴨子歸家的時候
她又提着便壺到菜園去。
天要黑的時候，
弟弟趕着鴨兒回來。
田角的牛兒
懶懶地在嚼着。
農人們吃煙去了。
母狗生了狗兒，
侄兒天天去看。
墨水瓶開了，
貓兒趕快來聞。
再看托馬斯的幾首俳句:
啊，一對蜻蜓
緊緊地連起來的
嘶一聲飛過。
黑白的喜鵲
固執地跑來跑去
橫穿過田野。
有的短詩的主題跟傳統絕句的主題很相似。下一首是王統照寫的:
花影瘦在架上，
人影瘦在床上，
是三月末日了，
獨有個黃鶯在枝上鳴着。
何植三的短詩中也可以找到傳統絕句的回音:
穿過了楓林
恍惚的見了一個影啊。
我道是隻蝴蝶，
原來是片落葉。
下一首詩陳乃棠寫的:
鵝黃的小花，
探頭在茸茸的細草之上，
是招蝴蝶歸來呀!
我們再看梁宗岱的一首短詩:
像老尼一般，黃昏
又從蒼古的修道院
暗淡地遲遲地行近了。
楊華和楊吉甫的詩雖然比較短，可是有時主題上有一點像唐朝的絕句。以下頭兩首是楊華寫的:
人們看不見葉底的花，
已被一雙蝴蝶先知道了。
人們散了後的鞦韆
閒掛着一輪明月。
第三首是楊吉甫寫的:
燕子飛去了，
遺留的只是深秋。
我自己覺得托馬斯的以下三首俳句的主題稍微有一點像絕句的主題:
陽台上的我
站在日光的籠裡
像雨後的虹。
密霧中吟詩。
海上遙遙的漁船─
海的戰利品。
默行如細雨
迎接耳語的樹葉。
聽宮裡的鐘。
有的短詩具有不同程度的戲劇性:
農夫在田坎上找草帽，
臉都急得紅了。
透骨的暴風
深夜裡穿過房屋─
魔鬼的名字。
古怪的松樹
在這悲哀的濕地。
永久的永久。
山上的陡坡
燃燒的太陽底下
羊群嚼火焰。
陽光的馴鹿。
蒼蠅殷勤把影子
縫定在地上。
啊，紫藤，紫藤
從柏油裡站起來
正像個乞丐。
托馬斯的俳句有時讓我聯想到禪宗的短詩(偈):
陽光的狗鏈
牽着路旁的樹木。
有人叫我麼?
這首詩的頭兩行容有兩個非常奇妙的隱喻。這種隱喻是托馬斯的風格的特點。日本的俳句不允許用隱喻。我一個朋友，一位日本的學者，讀了譯成日文的托馬斯的俳句以後非常驚訝說: 「啊，托馬斯的隱喻给日文俳句賦予了一種新的活力!」
我最後讓你們唸托馬斯的兩首俳句:
頓時的覺悟。
一顆老的蘋果樹。
大海靠近了。
人形的飛鳥。
蘋果樹已開過花。
巨大的謎語。
托馬斯晚期的詩，有的不好懂。你們要是問我最後的兩首詩有什麼主題，我只能回答: 巨大的謎語!
*本篇講稿日應邀世紀文景出版十週年訪上海系列演講。
10月22日刊登上海文匯報筆會
李承鹏北大讲演：说话
今天受邀来到北大，站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徐志摩，俞平伯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下，免不了要谈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这个话题太大，我只能谈一个小话题。在我看来，&兼容并包&，无非各种观点，&思想自由&最直接体现，正是言论自由。所以今天我谈的话题是：说话。
中国人正在失却说话的能力。
说话，差不多是动物的本能。雨停了，鸟儿就开心地叫。花开了，蜜峰就嗡嗡地来。春天来了，公狼闻到五华里外母狼的味道，仰脖兴奋地大声嗷嗷。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最简单的说话是：我饿了。婴儿饿了会哭，那是婴儿的语言。连婴儿饿了都会表达，可是在五十年前也就是－那三年，这个星球有整整六亿人怎能说自己饿呀。本能告诉你饿了，你却不能说自己饿了&&因为那就是给社会主义国家丢脸。怎么产两万斤，红太阳永远正确，我们得勒紧裤腰带把粮食支援给兄弟们，就不能说自己饿了。在大饥荒，整个民族失语，不仅在政治斗争中欺骗亲戚朋友父母，连自己的胃也要欺骗。
当时的报纸为了表现大丰收，照片上茂密的庄稼上面还躺着几个大胖小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把十几亩地里的庄稼移植到一亩地里。由于密不透风，那些庄稼很快也死掉。可这个官方话语体系里不会有真相，大家彼此都假装相信大丰收是真的，饿了却是假的。可是你们那个著名的图书管理员是农村出身，却不明白？彭德怀也是农民出身，有一次就说了真话，这个亩产量不太可能吧&&后来，他的遭遇大家想必是知道的。
不仅饿了不能说，连&我爱你&也不能公开地说。大家都读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鸟儿也会歌唱自己的爱情，可那时候，人却不许这么说。因为那是封资修。我小时候在新疆，最喜欢看抓破鞋&&那时特别爱抓破鞋，那时对破鞋的定义不仅是奸夫淫妇，野地里搞对象也算搞破鞋。可是我觉得相比其他各种类型的坏人，破鞋的貌似长得好看些，也更有才艺。那时哈密有个露天的&小河沟电影院&，清凉的河水从天山蜿蜒而下，两岸长着些胡杨，破鞋们沿河岸边走边交待怎么搞上的破鞋、如何接头、如何亲嘴&&虽然剩下的就不许讲了，但仅仅这样已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说的全是电影院、课本里看不到的，是真话，是人性。
有个姓安的小伙总被抓，他不仅喜欢在野外搞破鞋，还要吹着萨克斯风搞。这就是他的话语方式，他喜欢这样，但这样是不被允许的。我看过他被抓后被要求吹一段萨克斯风，他面带微笑，悠悠扬扬很好听。这让我从小就觉得萨克斯风就等于搞破鞋，而搞破鞋其实是件挺美好的事情。可是，再美好，它还是搞破鞋，是那个时代不允许的，说&我爱你&几乎和不道德是同义词。
直到后来有一部电影叫《庐山恋》，里面男女主人公对着大山可劲喊：我爱你、我爱你&&全国人民都在影院里被震住了。那是个大烂片，可它公开地说&我爱你&，所以被记入史册。
不能说&我饿了&，不能说&我爱你&，更不能说真话。比如你们的校友，林昭。这个长相秀丽的女孩子不过发现事实跟报纸上的不一样，就说了真话，又为同学打抱不平，然后就被抓了&&放出来，说真话，再被抓，再说真话，再被抓，多次以后，得了精神病，终于死掉。
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本能&&我饿了；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情感，我爱你；你也不可以批评领袖的话&&屠杀同类是不对的；你不可以说出科学的话，得承认亩产确实两万斤；你甚至不可以描述大自然&&比如太阳很毒，那是影射领袖。说话，作为上天给动物的一个本能，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权利&&统统被切去了。我们比司马迁还要惨，人家切去了后，写出伟大的史记，我们却出现很多垃圾作品。
这个国家在&自由地说话&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它牵连到各个领域，李叔同的《送别》歌词多美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后来我们的送别只有：送战友，踏征程。
默默无语两眼泪，革命生涯常分手&&这还算文笔不错的，到了&爹亲娘亲，比不过党的恩情深&，话说到这个份上，连伦理常识都不要了。
是什么让我们违背了人类的本能&&
失去说真话的能力，便会产生很多谎话。可怕的是谎话之外还诞生了一种话，鬼话。谎话还不过骗骗人而已：我们村亩产两万斤。鬼话却是要害人、吃人的：全国的村必须亩产两万斤。不同意两万斤，连元帅都会被弄死。当说真话的代价是付出人命，也就没有什么人说真话了，当说假话的收获是升官发财，这个国就成了假话王国。这样的情形直到现在也没完全修正。比如，我们的高铁是世界上最快的，然后追尾了；中华民族复兴已完成了，然后发现贪官比例都不止&&还比如，每当你想说点真话，就会有一群人会跳出来，他会问：你凭什么说大饥荒饿死很多人，难道你家里有亲人饿死吗？你亲眼看到林昭被折磨吗？难道当时你就在现场，不在现场就不要造谣。他们仿佛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资料、纪录片、人证这些东西，按这种逻辑，犹太人当时也没有被纳粹关在毒气室里，因为当时你没亲眼看到过。甚至他也无法自证自己是父母亲生的，因为造他的时候，他并没有亲眼看到。
这个国家在谎话、鬼话之外，又饶有兴趣地出现不少屁话：临时姓强奸，休假式治疗，保护性拆迁，合约式宰客、政策性调控、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钓鱼式执法、确认性选举&&最后大家就说了：习惯性装逼。
这个国家已失去生动的语言了：新闻联播、环球时报&&高举、深入、持续深入、坚挺、高潮，更大的高潮&&这种语言很差，我对这居然没引起扫黄打非办的注意，而感到惊讶。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取得了很多进步。可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恢复说话的能力。出版审查依然严格，章怡和先生写了本关于梨园往事的书，到现在还是被禁。你连伶人的真人真事都怕，这比老佛爷还狠了。每当我看到有关部门对外宣称&我们是世界上图书种类报纸数量最大的国家&时，我就想，其实这也可以看手纸产量最大的国家。这个瓷器大国，最盛产的就是敏感瓷，你知道它的存在，但看不见它到底在哪，且它的种类在不断发展，一会儿是天花板那几个名字是敏感瓷，一会儿民主、自由、政改是敏感瓷，一会儿南湖、船、天安门，&民众&、&聚集&，甚至一度连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也是，要改成我们党，才可以发送上去&&大家只好唱：&我爱北京敏感瓷，敏感瓷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词，指引我们敏感瓷&？中国人聪明，就发明了河蟹，腊肉，斯巴达，明珠&&多年以后，考古学家看不懂，还以为这就是文字改革中曾一度出现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我们出现了很多俏皮话、段子、手机短信，可是没有好的文字，深刻的文学，我也常使用俏皮话、段子，可从某种角度我觉得这不是文字的创新，而是言论的退步。
这个国家的话语体系越来越有神龙教的风骨，他们希望只有一种语言：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神龙教主有如此大的魔力让教众都不说人话呢。一是因为觉得洪安通可以带他们走向美丽新世界，大家被洗脑了。二、更重要的是因为教主洪安有一种通约束教众的工具&&豹胎易经丸。这个丸可不是普通的增肥剂减肥药，你吃了就得听他的指挥，不听就会受到极残酷的人间痛苦。最近看了一些安东尼刘易斯，胡平先生，杰弗逊关于言论自由的作品：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言论自由既是民主的第一个要求，又是它的最后一道防线。
什邝、启东、宁波&&这些都不是含有政治目的的事件，只是民众声音的表达，但最后闹到几乎不可收拾。有人认为这是官方工作作风粗线条。我却认为，根子在于这个权力体系本身出了设计问题。它设计之初就有大，为了补上就用杀毒软件，可是这软件本身自带，为了堵住，用了新的，再出现，又用上更新的&&它一直觉得民众没有言论的权利，而它自己拥有惩罚言论的权力。它傲慢、敏感、自闭，就是自闭的巨人。
侯宝林先生说过，说话是一门艺术，在我看来，说话也是一个权利。
忽然想起，今天我还在禁言期，一个长期习惯性周期性的被禁言者在这里高谈言论自由，好比一个老光棍渴望上一回非诚勿扰&&这里很多人都是言论的老光棍，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先是不敢，后便不能&，慢慢地，我们连这个功能都没有了。
美国也曾出现过不能自由地说话的历史：比如，批评总统是犯罪，有一部《反煽动叛乱法案》，授权可以把说总统、国会坏话的人抓起来。年美国已参加了一战，鹰派政策占把主流，所有反战言论得不到容忍。德裔人改名换姓甚至德国空心菜也改名为&自由卷心菜&（这跟我们这把日本斯巴鲁车标弄成中国国徽是异曲同工的）&&几百人因反战言论被抓了起来。甚至，一个五十多岁倡导和平主义的老太太也因拒绝向国旗宣誓承诺支持参战。被起诉。
可是，美国政府后来发现，这样限制言论自由表面上政府占了便宜，其实整个国家吃了很多亏。因为这破坏了国民的创造力，也损毁了对政府的监督，没有创造力的和失去监督的国家，一定要败的。他们这两百年来一直在改进。杰弗逊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我们宁愿要没有政府有报纸的美国，也不要有政府却没有报纸的美国。
其实中国古代还是不缺言论自由。比如唐朝，调侃皇室也是被某种程度允许的。你看白居易的《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不是暗讽皇上好色吗，还劳命伤财，谁看不出你这是大搞五个一工程啊）。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这明目张胆性描写，简直是天上人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简直是赤裸裸地批判政府最高首长为了美色不作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大搞裙带关系）。
体制内的白居易这样写了，居然没出事，且这首诗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一款歌，换现在作协文联的人去调侃一下国母试试，就是找死。白居易去世的时候，唐宣宗居然还写诗悼念他，真是匪夷所思。唐、宋在言论自由方面其实还算可以的，这两朝诞生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到了明、清文字狱开始，也是中国慢慢被世界抛弃、围攻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有政治追求的人，我只是追求自己应得的权利，说话和写作的权利。可是这个国家的民众正在失去说话的能力，彼此代以各种假话谎话鬼话。正如我在香港书展里说：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假装他们没在撒谎&&这是现状。大家彼此靠谎言，而且互相都确知这是谎言来度日。就是索尔仁尼琴说过的：谎言成为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
不能说真话，不能说生动的话，不能说出浪漫的话，不能说出有前瞻的话，就像世界上最大的一群哑巴部落在默默前行。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贫穷、饥饿，不是没拿到诺贝尔奖，不是不够高、不是没有发行量广大的党报，而是民众失去说话的权利和能力。在我看来，民众能否自由地说话，是这个国家是否步入文明的最重要标志，让民众说话，国家才有生命力。
一个曾创造出世界上最美丽语言、拥有各种生动文本、甚至保存了长期言官制度的民族，现在&说话&成为大的问题，大家在贫乏、无趣和塑料味儿的话语环境中度日，重复着彼此皆知的谎话、鬼话、屁话。在英语系有莎士比亚，西语系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法语系有巴尔扎克、杜拉斯时，这个曾经出现李白、周邦彦、徐志摩、沈从文、李颉人的国家，不应该只靠赵本山、郭德纲丰富话语。
我希望这个民族只是暂时的失语，虽然话语一直是最容易被强权控制的舞台，但它一定是最后沦陷的堡垒。
最后，我对这个国家会一直批评，我对这个民族一直充满希望。
（有节选，综合台下交流）
崔卫平：被禁锢的头脑
　　在某种意义上，米沃什的这本《被禁锢的头脑》，比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更加富有意义。奥威尔的那本是预言幻想小说，重在描写人们在巨大的外部压力及恐惧之下，如何思想变形，完成了从属和归顺的过程。身在英国的奥威尔，并没有亲身经历俄式极权主义，没有看见它是如何从一个社会内部成长出来。实际上任何被称之为&怪胎&的东西，都不可能仅仅是外来的，&被植入&的，而是有其自身深刻的历史、文化及人性的根源。米沃什写在1951年的这本，重心放在了当时人们如何从自身的处境、困厄及个人野心出发，自觉并入强势力量，最终变成了压力的一部分。书中所见所闻，为作者本人亲身经历。
　　切斯瓦夫&米沃什（），波兰诗人。当他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时，他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斯拉夫语系教书，在波兰故乡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不能在课堂上被提起，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加以流传。曾经有人运用气球，将这本《被禁锢的头脑》，从美国降落在他母语的土地和山峦上。他被隔离的原因在于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早些时候，他从波兰驻法国使馆文化参赞的位置上离任出走。
　　巴黎很少有人理解和接受他。时值冷战初期，巴黎的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娃正陷入与斯大林主义的调情，这书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品&。巴黎的波兰侨民不相信&新信仰&的建立，不是出于恐惧和投机，是由于有人真心相信了某些&真理&，指责他在为共产主义&做宣传&。一位巴黎的心理医生认为，一个人已经在现有体制中拥有体面位置，居然还要流亡他乡，一定是疯了。在极度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他支持的人中有两个光辉的名字：法国作家加缪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后者为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的德文版写了序言。
　　他本人之倔还在于尽管饥寒交迫，但是他不拿自己的故事和身份去赚。他是唯一一个不给&自由欧洲&写稿的流亡作家。很多年内他为自己出走的选择，感到&罪过&和&羞耻&，这种感觉伴随了他的一生，认为那除了是一个灾难，而不是别的。1960年他去了美国一呆三十年，一边教书，一边坚持波兰语写作。&忠实的母语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总是在你面前摆下你各种颜色的小碗。&&命运铺开一面红地毯，在一出道德剧的罪人面前&。（《我忠实的母语》，绿原译。）
　　冰冻解除之后，米沃什于90年代初回波兰，病逝于克拉科夫。他的诗歌与其他散文作品在中国一直有出版。80年代末，老诗人绿原译出了米沃什诗选《被拆散的笔记簿》，成为许多中国诗人的最爱。近些年，陆续有《米沃什诗选》、《米沃什词典》、《诗的见证》问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在人们翘首以盼很久之后，终于有中文版面世。
　　&被禁锢的&一词在波兰文里，有&使信服&、&使信任&，以及&被奴役&的意思。如果存在奴役，它也并不仅仅是强迫的，而是有着心甘情愿的意味。新信仰也许带着迷人的微笑，令人折服而不仅是压迫，这使得这本书拥有了极为丰富的阐述空间。
　　这本书也会让年轻的中国读者，面对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那批人们，有一个平行的了解。
　　米沃什来自立陶宛一个贵族家庭，他出生的年代，立陶宛属于波兰。他的家族属于说波兰语的上层社会。当时的立陶宛首都维尔诺，是一个十分国际化的城市。米沃什有一位堂兄，为立陶宛驻法国外交官员，用法语写诗。米沃什与他的年轻同伴之间，也有一个先锋诗歌的小圈子，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候一个维尔诺的年轻诗人头脑中所想的问题，与一个法国年轻诗人没有什么分别。在当时国际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青年米沃什为自己的富有家庭感到羞惭。
　　如此美丽一个的地方，却再三被外来强权占领与蹂躏。米沃什在书里这篇《伽玛，历史的奴隶》的开始写道：&最近半个世纪它曾轮流属于不同的国家，人们在街道上见到各国的驻军，每改变一次政权，油漆工的工作量就会增加很多，因为他们要把政府门前的牌子和名称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换上新的护照，努力适应新的法律和法令。维尔诺的统治者依次为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而后又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
　　1936年米沃什便出版了诗集，在当地享有文名。他与他的朋友们把自己的诗歌流派叫做&灾变论&，年轻人已经清晰地感到灾祸就在不远处。1939年，德国与苏联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瓜分了波兰，立陶宛归属苏联，红军开进了维尔诺。1940年米沃什从维尔诺逃到华沙，参加了左派的地下抵抗组织。1941年这个地方被德军占领。1944年，苏联军队从德军手中重新夺回和占领了这个地区。两次目睹苏联军队占领，米沃什将某种看似势不可挡的力量称之为&压路机&。&它沿途粉碎了一切，也粉碎了每个国家人民的希望，使其产生悲观失望的宿命情绪&。
　　维尔诺的命运是整个波兰国家命运的一个缩写。今天的人们想要在脑海中再现那种场景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战争结束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是前进中的歌声、旗帜。这一回，闯入者最大的擅长还在于，将自己描绘成历史进步的代表，有一套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学说，以&新信仰&的名义，要求人们服从。即使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仍然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在演进，处于当事人的视野之外，而新信仰则把客观发展的&历史&替换成了&第一人称&，声称他们这些人正好代表着历史运行的方向。
　　在这种总体形势下，实际上并无选择。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如何不要被甩下来，如何适应这种形势，如何与眼前的局面达成妥协。米沃什用&开船前的恐惧&来形容这种精神状态。社会危机和个人身家性命的危机，使得人们忘记了他们自身的精神道德危机，忘记了他们的道德困境和道德上的要求。人们把这个事实轻轻地压下了。耻辱印在他们的脑门上，他们尽力想要忘却。
　　该书第一个章节的标题为&&穆尔提&丙&药丸&。它来自一位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发表于193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永不满足》，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热门哲学人物胡塞尔、卡尔纳普的话题均在其内，然而书中的气氛却是诡异不幸的，人们陷入了虚无主义，深感一切都没有意义。市面上开始流行一种据说是来自蒙古哲学家的药丸，吃了这种药丸人们就会变得安详和幸福。往日争论不休的问题，会变得非常肤浅和无关紧要。米沃什借用小说中&穆尔提&丙&药丸这个比喻，来形容新信仰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稳定作用。这种药丸之所以生效，在于人们呼吸的空气中有这样四种元素：
　　一、空虚。在精神上失去依靠。失去对于世界的统一解释和统一图景。这个东西原来可以连结一个社会里不同人群&&农民、马夫、工人和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辩证唯物主义正好提供了一套新的对于世界的完整解释，让孤独人有了依靠，感到自己再次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让觉得自己百无一用的人们，重新对社会有用。
　　二、荒谬。无意义感。原有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生活被打碎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些赤裸裸的生存行为：吃、喝、赚钱、做爱、生孩子，看不到任何理想前途，感到缺乏人生意义。某种情况就像我们这里曾经命名的&小资产阶级的苦闷&。米沃什强调，那些以传统社会看来的&异己分子&，更容易被吸收进新体制。相反，那些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人们，却不太容易受到这套东西的蛊惑。
　　三、必要性。在上下文中，米沃什指的是一种徒劳感。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工作是无效的，他担心自己写下来的东西没有创造力，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和需要，不能与现实的运动保持同步。在种种干扰之下，&他写作冲动的源泉早就已经浑浊不清&。那种叫做新信仰的东西，据说既能够反映社会新的变革，还能够指导这种变革。这就好像一下子骑到老虎背上去了。人们愿意为此赌一把。
　　四、成功。不仅是获得未来人生的成功，正在发出召唤的未来，也需要一个当下的行为，就是成功地克服自己。某个作家需要接受一些&手术&，而他周围已经有人经历过了，他们现在正以同情和鼓励的眼光看着他。跨进一个新的大门对他并非易事。从前习惯了绝望与否定的语调，现在的任务是要换一种肯定的和歌颂的。他突然发现，这是能够做到的。于是，他终于&度过了转折期&，一条金光大道似乎在他面前无限展开。
　　表面上人们更多表现为喜气洋洋，像被集体施了催眠术一般，脸上挂着那种沉默诡异的表情，从此不再开口。米沃什的观察力是惊人的。他强调，在波兰作家当中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件比较晚的事情。而在短短不到两年之内，他已经感到不能忍受，意识到了后面即将到来的一劫不复的精神灾难。
　　对于西方列强的失望，也是为东欧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所分享的共同经验。书中有一章叫做《看西方》，作为今天的一名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中也能够找到许多共鸣。稍微拉远一点看，当时波兰知识分子遭遇到的这些问题，由战争的暴力与破坏一下子摔在人们脚面上的重负，也是一个现代性的遭际。人们从一个自洽的、受庇护的传统社会，被抛入需要个人承受巨大压力的现代社会，许多传统文化并不提供这样的支持。
　　米沃什设想后来的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人们没有就黑格尔式的历史运行观做出一番讨论吗？他的回答是：议题是人家设计的，对方有备而来。&在武装好的理论家和应战者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现象，就像坦克跟步兵决斗一样。&某种情况与中国一样：一个人即使熟读四书五经，掌握了唐诗宋词这样精美的文化，但是对现代社会如何组织起来的，什么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的关系，也仍然一无所知。结果是，运用前现代的方式去解决现代性的问题，本来应该往前一步，结果却变成了往后一步，甚至是好几步。
　　读到这些章节，我的脑海中会浮现出许多前辈的面容，想起他们说过的许多话。一位我尊敬的前辈，曾与我谈起过最初接触&社会发展观&所产生的巨大心灵冲击，他感到有人能将历史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全部说透，真是了不起。王蒙先生也始终强调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自己早年的选择无怨无悔。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感受，尊重前人的道路，我自己的父亲所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但是米沃什告诉我们，任何选择不是凭空产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看似自由的选择其实未必自由。再者，选择也是建立在自身现实与思想基础之上，而这些基础本身可能是十分薄弱的。在这种条件下人的头脑更多是危机的产物，它释放危机以及复制危机。
　　米沃什揭示了某个晦涩的深层心理结构：深层是个人前途及道德危机，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却又是发自内心的服膺（臣服），他没有把这个过程说成是出于外在压力。面对一场&精巧的辩护&这种批评，米沃什的回应是，他只是诚实地写出了自己看到的东西，将不同声音、不同人们自己的解释、理由写进书里，他提到了巴赫金的多声部叙述，而没有为了仇恨或怨恨，将事情简单化、符号化，更没有迎合一些等待在那里的人们的需要。
　　每本书有其自身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淘洗，该书的第三章&凯特曼&&伪装&，显得越来越有意义。它不仅适合极权主义的早期，而且对于后期极权主义，同样有着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敏锐地指出，在来自欧洲东部的人，会发现西部的人们，不管是搬运工还是出租车司机，看上去表情坦然，轻松而自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没有那种内心的紧张、晦涩和难言。受到&辩证法压力&的人们则充满了矛盾。人们必须演戏。必须戴上面具。在大街上、办公室里、会议厅、工厂、甚至在起居室，人们说每一句话必须考虑后果。战战兢兢的状态，并没有培养起人们道德上的敏感，而是相反：人人心知肚明，知道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如果不能中断，那么只有越演越烈。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国驻波斯外交官的一项发现，它被称之为&凯特曼&。按照这位外交官的描述，穆斯林世界的某些人们认为，为了使得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伤害，不仅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且还要公开否认自己的观点，公开羞辱和贬损自己，采用对方的立场和语言，出席一切在他看来是荒唐的仪式和表演，争取加入到对方的阵营中去，借以蒙蔽对方，引对手犯错误。
　　如此，人们在强权面前的潜台词就变成：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正好是你要的那个东西，我是你的逻辑，你的立场。这下你没有什么可说了吧。如果犯错误，那是你的错误，你的不幸和无力，与我无关。你的错误由你来承担，我的错误也由你来承担。因为我就是你。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本来是被迫撒谎，现在变成了一项主动的策略。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欺骗者，反而认为自己是欺骗对方的人。他不是失败者，而成了是德胜者。在这种貌似欺骗中，他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人眼睁睁地从任何责任感中逃脱了。
　　某种情况很像是在王小波的小说里发生的。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王二，作为在豆腐厂工作的工人，他需要在输送豆浆的低空管道上行走，乃至这成了他的一桩爱好，很难说这仅仅是因为工作的需要。革委会主任老鲁不停地要捉拿他，他必须不断逃离。读者或许产生这样的印象，老鲁想要捉拿他的外在现实，变成了他的内在要求，这样他正好可以捉弄老鲁，以对方的逻辑，借此戏弄对方。他东躲西藏却又抛头露面，他在空中飞来飞去却又不断落地。
　　有一次他被老鲁抓住了衣领，但那个领子是白纸画的，轻轻一挣脱就被撕成了两半，他本人就如断了尾巴的壁虎一样逃走了。还有一次他真的被老鲁抓住了，直不楞登地倒在地上看似气绝身亡。老鲁吓得赶紧把他往医院送，送出厂门他就活蹦乱跳了。气得老鲁说，下次王二再没了气，不送医院，直接送火葬场。
　　在小说里幽默一把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在现实中，重复他人的逻辑和错误，并不意味着找到自己新的起点，而恰恰会掩埋自己原来的立场，歪曲自己的感情。让人性停留恶作剧的水平之上，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进来，富有意义的东西仍然被排除在外。长此以往，策略也会长成人的面具，戴在脸上拿不下来。以一种空洞去对付另一种空洞，一种虚无去对付另一种虚无，一种同样是掩饰来对付原来的掩饰，这当然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只要顺势就行。
　　米沃什抱着一种博物学家的兴趣，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凯特曼&伪装&。
　　民族凯特曼。既然你们说苏联是最伟大的，那么我让你没法找茬的做法就是&&每说一句话，都称赞一下俄罗斯的伟大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着俄罗斯歌曲，在俄罗斯艺术家演出时，报以热泪的掌声。而实际上，我可能认为那是一个野蛮国家，对此只有无比藐视。
革命纯洁性凯特曼。人们全身心地被&圣火&、&英雄&的神话所充斥，又被彻头彻尾的仇恨所灌满。憎恨把人们的人性拉向比较低矮的去处。
　　美学凯特曼。一个人在家里坐拥广泛收藏的各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及各种现代艺术的唱片，他已经从这种东西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品味，但是却随时准备抛弃和牺牲它们，加入到正在流行的恶俗趣味中去，并因为自己拥有这些伪装的技巧而感到暗自满意。
　　职业工作凯特曼。一个学者能够做到严格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做符合某个要求的报告。
　　怀疑论者凯特曼。即犬儒主义凯特曼。
　　形上学凯特曼。在原有的宗教背景之上，理解新信仰带来的处境，觉得这未必不是一场新的、不可或缺的赎罪炼狱。
　　伦理凯特曼。人们摇身一变，披上了&新人&的外衣。他们表现出根除了旧社会的恶习，自觉将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常常表现得欢天喜地，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并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米沃什认为，伦理凯特曼，是一种最为强劲的凯特曼，包括能够做到对原先的朋友铁面无私，告发周围的人得到鼓励。
　　&凯特曼&遍地，则是伪装遍地，谎言遍地。事情的真相被一层层覆盖了起来，被无数次地折叠在里面，无从打听。结果是人们患了各种精神分裂症，重度和轻度的、长期和短期的。一个人与他自己相分离，与他自己之间隔着一条大河，他弄不清楚在他自己身上那些是真实的，那些是重要的；弄不清什么是该喜欢的，什么是该抛弃的。事情原有的界桩被一再移动，他日益变成含糊含混。
　　对一些人们来说，他们一开始也许并不是故意要撒谎和作恶，他们本性上也许是善良的，但因为拥有某个不谨慎的开头，继而步步迈向谎言的深渊，越走越深，难以自拔。如果说最初还有良知的愧疚，知道自己的良心在什么地方，渐渐地，他变得不辨是非、不分善恶，因为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模模糊糊地认为能够蒙混过关就是真相本身。即使他原来是一个普通人，结果照样也可以挑战社会和他人：打着真与善的旗号，兜售他本人的假和恶，与他的大环境处于互为辉映&镜像关系&当中。
　　不难想象，也许有一天人们对这些厌倦了，想要重新开始，却不知道从何开始，源头在哪里。人们离事情的本源久矣。不知羞耻成了新的道德观。
　　米沃什承认，他本人也玩过被要求的&游戏&，也妥协让步过，因此该书既是与他留在波兰的朋友之间的对话，也是与他自身的对话。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正是我们今天特别匮乏的。在溯本追源的今天，也应该包括通过审视自身的道德状况，找到自身的道德源泉，以自身的道德努力，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复原。一个人起码要坚持住自己，不能让自己成为一块仅仅是遭受损失的大陆。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1946&&），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想起了诗人米沃什的诗句。1982年米奇尼克写道：&当你独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泪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面前晃动着手枪&&在这漆黑的、没有星光的夜晚，多亏了你最爱的诗人，你能够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切&米沃什）。于是，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
　　书中还有四个令人信服的人物故事，应该都是有现实原型的，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原先他的同行、朋友，甚至是一些思想气质十分边缘的人们，如何逐步进入了&历史&的大门。在一个宏大背景之下，他又提供了具体的个案。其中《阿尔法，道德家》是最有深度的一个。这个人本身追求完美、纯洁，力求无懈可击，这使得他的选择带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这是一位作家，在战争期间也会以作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创办了地下文学刊物，写作有关&受难&、&忠诚&主题的小说，表达了与纳粹决一死战的抵抗战士的精神状态，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祖国和荣誉高于一切。然而，还存在着个人信念之外、比个人信念更为强大的力量。那就是&现实&。实际情况是，地下抵抗带来了重大牺牲，同时更多的人在集中营里被枪决。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时，仅仅个人拥有的&忠诚&概念便显得远远不够。
　　1944年的华沙起义，将这个问题推至极端。这是由远在伦敦的波兰&地下国家&发动的。其时苏联军队已经到了易北河对岸，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军的马匹在河边喝水和洗澡。
　　情形的复杂性在于，波兰人对于俄国人同样忧心忡忡，深知其吞并或或瓜分波兰的野心不死。因此，对于指导起义的流亡政府来说，便期盼能在红军到来之前，有一个已经运转的波兰政府，这样才有可能将主动权掌握在波兰人自己手里。这个思路有其道理，然而现实却不允许。
　　米沃什形容为&这是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其中一个巨人（俄）比另一个巨人（德）更有耐心，等待着苍蝇被一个巨人杀死之后它才出场，始终按兵不动。结果是，两个月内华沙上空浓烟滚滚，手中武器为手枪、手榴弹、燃烧瓶的人们，完全不能抵挡来自德军的轰炸机、坦克和重炮，二十万人痛苦地死于残酷的巷战，华沙变成一片废墟。幸存者逃进了森林，如果仍然忠诚于他的波兰祖国，而不是屈服于苏联红军，会被当作&起义的法西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死路，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忠诚&，便显得无效、愚忠、狂热甚至可笑。
　　米沃什回忆了他本人与这位道德小说家，一道迷失在华沙起义后的废墟瓦砾中的情景，他们&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幻想中的月球景观。这里一片沉寂。&一个意想不到小木板出现了。它吊在一个金属栅栏上，上面用红色的漆写道：&兹比舍克中尉的受难之路&。谁是这位兹比舍克中尉？有谁知道他到底遭受怎样的折磨？他所携带的是什么样任务？他是谁的儿子？或许是一个邮政官员的儿子？没有人知道这些了。那块木板上的字，就像是&从一个被毁弃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呐喊&。一对朋友同样承受了这个来自死亡边缘孤独声音的巨大冲击。
　　那些走向新秩序新信仰的人们，便怀着这样无边的绝望。而这也是米沃什本人曾经的思想道路：&他们能做什么？逃到森林里去？上吊？可是他们想活着，并且乐于接受重建国家的口号，最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这样说话时，他几乎是是带着疼痛喊出来的。
　　那么米沃什从什么地方开始走向&歧路&？他与朋友的分歧出现在何处呢？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通过他的叙述完全可以找到线索。这位被他化名为阿尔法的朋友拥有一种天生的抽象性，对于概念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具体人们的兴趣，他的小说中具体的人们及其生活背景，常常被概念所扭曲的，变成服从概念的需要。此类需要也是建立权威的需要。而对于米沃什来说，具体的、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人们，比任何抽象的概念（方向）要重要得多。
　　阿尔法写出了他的新小说，关于纳粹期间的华沙生活。米沃什这样评论道：&阿尔法在被蹂躏的城市中给我们读他的小说时，当时那可是&热门的话题&，却让我们时常有一种奇怪而不自在的感觉。他竟然这么快就利用这些题材做文章，而且处理得如此顺畅。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身边受尽折磨致死，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惨的戏剧场面，这样做，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这里指的是，对于那些身体还未凉透的人们，要有一种敬畏和距离，而不是马上给他们涂上胭脂。宁愿站在沉默一边，也不要站在喧哗一边。宁愿失语，也不要背叛心中悲哀肃穆的感觉，更不要马上去学会强权者的语言和腔调。
　　书中《波罗的海》这一章，他发出一生中少有的尖锐批评。1944年，包括立陶宛在内波罗的海三国再次被红军占领，莫斯科中央加快了&改造&的步伐，所谓&强化农村阶级斗争&的，使得战后拥有散落武器的人们逃进森林，组织武装队伍进行反抗。结果是更多的人被装进闷罐车，被送往人烟稀少的地方。&他们身后留下了空无人迹、反复受到劫掠的村庄，风在破碎的窗户与撞开的门上呼啸而过&。这时候西欧人开始享受平缓的和平生活，没有人注意这一切。东方和西方的舆论没有人关注这些。
　　他尤其提到自己手中拿着的一封信，它来自原先生活在波罗的海的一个家庭，一家三口母亲与两个女儿，于1949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信中以干巴巴的简短语言叙述了她们在集体农庄工作的情形，而信的每一行最后一个字母都很粗，将它们连在一起看，就出现了&永恒的奴隶&这个字样。这是被抹杀中一声悲苦的叫喊。米沃什从中想到了&还会有多少人想写信却没有写出来？还有多少可能会写这种信的人，因饥饿和过度劳累死于冷酷的北极地区，死时仍然在不断重复这句令人绝望的话&永恒的奴隶&？&
　　炫耀的强权与被沉埋的人们在诗人身上进行拉锯，就像曾经不同的力量在争夺和分割他的家乡，他的祖国。他自己经历的下面这个故事，同样体现了他面前世界的分裂。1949年夏季的一个夜晚，作为锦衣玉食的外交官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在&美好的世界&里喝酒、跳舞，直到凌晨四点才回家。夏天的夜晚很凉，他看到了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吉普车。在场的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的军大衣，而那些囚犯们身穿夹克，冻得浑身哆嗦。&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
　　米沃什决定停下来了，他不能再跟着时代的步伐往前走了。有人将&人&和&历史&对立起来，经过迟疑斗争，米沃什最终选择了&人&：具体的、生活在某处的人们，有着熟悉亲切的面庞。他决定背负来自出身地的无边苦难，承担那些永远沉埋地下的人们的痛苦。他选择站在了失败者一边：&我是站在未来的胜利还是被战胜的人一边，我的将来是赢还是输，全都无所谓。我只知道，如果我的朋友将尝到甜美的胜利果实，如果地球经过长达数百年计划经营而得到改造，对能活到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将是极大的悲哀。&这几句话表明，米沃什同样拥有奥威尔那样的预言能力。这种能力并不神秘，是一个艺术家对于人类事务的关心，所拥有的穿透性目光。后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说得对。
　　实际上，这个世界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时显出两副面孔：一方面是华美的和欢快的，另一方面是被掩埋，是痛苦的喊叫。这是米沃什写在1943年的一首著名的诗《菲奥里广场》，其中一边是在美好欢笑中度周末的人们，不远处的另一边便是犹太区着火的房屋、被风吹散的黑色碎片。前者对于后者全然没有感觉。然而，暴力正是在人们的忽视中开始变得流行，悲剧在人们的轻率中一件接着一件发生。
　　一个晴朗的春夜
　　在华沙按狂欢的曲调
　　旋转木马旁的我
　　想起了康波&代&菲奥里
　　兴高采烈的旋律淹没了
　　犹太区屋墙传来的炮弹齐发声
　　双双对对高飞
　　在无云的天空
　　有时从火堆吹来的风
　　把黑色风筝吹过去
　　旋转木马的骑者
　　抓住了半空中的花瓣
　　那同一阵热风
　　还吹开了姑娘们的裙
　　人们开怀大笑
　　在那美丽的华沙的星期天
　　（绿原译）
　　为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一书所写（待出），2012年5月。《经济观察报》曾发表删节版。
大江健三郎：小说家是平凡的
& 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作家的工作是小丑的工作，&大江健三郎说过，&那种也谈论哀伤的小丑。&
萨拉&费伊|采访 许志强|译
　　大江健三郎作为日本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尽管同样是以一名讨人嫌的活动家而知名，可大江本人却多半是一位快乐的滑稽角色。他身穿运动衫，一贯的谦虚和轻快，极为坐立不安，微笑从容安详。
　　大江于1936年出生在日本四国岛的一个小村庄，所受的教育让他相信天皇是神。1994年大江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随后却拒绝了日本最高艺术荣誉&文化勋章&，因为它与他的国家过去的天皇崇拜相联结。这个决定让他成为举国极有争议的人物，这是他在写作生活中时常占据的一个位置。
　　早在1963年，年轻的大江已经赢得令人垂涎的芥川奖。评论界将他誉为三岛由纪夫以来最重要的作家。
　　萨拉&费伊：在你职业生涯的早期，你采访了许多人。你是一个很好的采访者吗？
　　大江健三郎：不不不。好采访是把以前从未谈到过的某种主题揭示出来。我没有能力成为好的采访者，因为我根本不能提炼某种新的东西。
　　1960年，我作为入选的五位日本作家代表团成员去访问毛泽东。我们是作为抗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运动的成员去那儿的。我在五个人当中年纪最小。我们见到他时很晚&&凌晨一点钟了。他们把我们带到外面一个漆黑的花园里。黑得都看不见附近有茉莉花，可我们能闻得到它。我们开玩笑说，只要我们循着茉莉花的香味，就会走到毛那儿了。他是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个头非常大，尤其是以亚洲的标准看。他不准我们提问，不直接跟我们谈话，而是跟周恩来总理说。他从他的著作中引用他本人说过的话&&逐字逐句&&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他有很大一罐香烟，烟抽得很凶。他们说话时，周不断把罐子从毛泽东那里慢慢挪开去&&开玩笑地&&可毛不断伸手把它慢慢挪回来。
　　次年我采访了萨特。这是我第一次去巴黎。萨特是我生活中的主要人物。像毛一样，他基本上是在重复他已经发表过的那些话，因此我就停下来不做笔记了。他还说人们应该反对核战争，但是他支持中国拥有核武器。我强烈反对任何人拥有核武器，但是我没法让萨特对这一点产生兴趣。
　　萨拉&费伊：你在政治上的积极行动给你惹来过麻烦吗？
　　大江健三郎：我对&二战&最重要的记忆，便是使用原子弹和1945年冲绳的大规模自杀。前者我写了《广岛札记》，后者我写了《冲绳札记》。
　　冲绳战役期间，日本军方下令冲绳沿岸两个小岛上的人自杀。他们告诉他们说美国人是那样的残忍，他们会强奸妇女，把男人杀掉。他们说在美国人登陆之前他们自杀是要更好的。每户人家发给两枚手榴弹。在美国人登陆那一天，五百多人自杀身亡。祖父杀死儿孙，丈夫杀死妻子。
　　我的观点是，驻扎在岛上的防守部队的领导人要为这些死亡负责。相比我的书出版的七十年代那个时候，目前的右翼对我的攻击看来国家主义色彩是要浓得多了，具有复活的天皇崇拜的成分。他们宣称说，岛上那些人是死于一种效忠天皇的美丽纯洁的爱国主义情感。
　　萨拉&费伊：你认为1994年拒绝文化勋章是对天皇崇拜的有效抗议吗？
　　大江健三郎：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有效的，让我意识到我的敌人&&就&敌人&这个词基本的意义而言&&是在何处，意识到他们在日本社会和文化当中是采取何种形式。不过，为将来其他受奖者拒绝领奖而开辟道路，据此而言它是无效的。
　　萨拉&费伊：你试图在你的小说中传达政治信念吗？
　　大江健三郎：在我的小说中，我没有想要训诫或是说教。但在我那些关于民主的随笔文章中，我确实想要教导。对我来说，核武器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基本问题。反核的行动主义，简言之，是反对一切现存的核武器装备。在这一点上，事情丝毫都没有改变过&&而我作为这场运动的参与者也丝毫没有改变。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运动。
　　萨拉&费伊：你有一些小说是采用了一种知识分子构想&&通常是有个诗人，他的作品你读得入迷，然后融入书中。《新人啊，醒来吧！》中是布莱克，《空翻》中是R.S.托马斯，还有《天堂的回声》中是金芝河。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大江健三郎：我小说中的思想和我当时在读的诗人和哲学家的思想是联结的。这种方法也可以让我告诉人们那些我觉得是重要的作家。
　　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我的导师渡边一夫告诉我说，因为我不打算去做教师或文学教授，我就需要自学。我有两种循环：以某一个作家或思想家为中心，五年一轮；以某一个主题为中心，三年一轮。二十五岁之后我一直那么做。我已经拥有一打以上的三年周期了。
　　在研究某一个主题的时候，我经常是从早到晚都读书。我读那个作家写下的所有东西，还有和那个作家作品有关的一切学术著作。
　　萨拉&费伊：你怎么挑选研究对象呢？
　　大江健三郎：有时候这是我阅读的东西带来的自然结果。例如，布莱克引导我去读叶芝，而叶芝引导我读但丁。平时纯属巧合。
　　我在大不列颠参加一个巡回书展时，在威尔士停留了三天，把要读的书读完了。我去当地一家书店，让工作人员推荐一些英文书。他拿出那个地区一个诗人的集子，并且警告我说这书卖得不太好。那个诗人是R.S.托马斯，而我把他们店里有的全都买下了。
　　读他的时候，我意识到他是我人生那个阶段可以读到的最重要的诗人。我觉得他和瓦尔特&本雅明有许多共同之处，虽说他们看起来很不同。这两个人都涉足世俗和玄秘之间的那道门槛。然后我把自己看作是和托马斯、本雅明的那种三角关系中的存在。
　　萨拉&费伊：听起来，外出旅行时，绝大部分时间你都是在旅馆房间里用来读书了。
　　大江健三郎：是的，没错。我参加一些观光活动，但是对好菜好饭没有兴趣。我喜欢喝酒，可我不喜欢去酒吧，因为要跟人打架。
　　萨拉&费伊：你为什么要跟人打架呢？
　　大江健三郎：至少在日本，不管什么时候碰上那种有天皇崇拜倾向的知识分子，我都要发怒。对这个人的回应势必让我开始惹恼他，然后就开始打架了。自然喽，只是在我喝得太多之后才打起来的。
　　萨拉&费伊：你的这种描述好像是在说，你是透过作家的棱镜看世界的。你的读者是透过你的棱镜看世界的吗？
　　大江健三郎：当我为叶芝、奥登或R.S.托马斯感到激动时，我是透过他们看世界的，但我并不认为你可以透过小说家的棱镜看世界。
　　小说家是平凡的。这是一种更为世俗的存在。世俗性是重要的。威廉&布莱克和叶芝&&他们是特别的。
　　萨拉&费伊：你觉得和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这些作家有竞争吗？
　　大江健三郎：村上是用一种清澈、朴实的日本风格写作的。他被译成外语，受到广泛阅读，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和中国。他是以三岛由纪夫和我做不到的某种方式在国际文坛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位置。
　　日本文学中这样的情况确实是第一次发生。我的作品被人阅读，但回过头去看，我是否获得了稳固的读者，这我是没有把握的，即便是在日本。这不是竞争，但我想看到我更多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和德语，在那些国家中获得读者。我没有想要为大量读者写作，但我想和人们接触。我想告诉人们那种深深影响了我的文学和思想。
　　作为毕生阅读文学的那种人，我希望去传播那些我认为是重要的作家。我的第一选择会是爱德华&萨义德，尤其是他那些晚期著作。如果我看起来总像是没有在倾听，那我是在考虑萨义德。
　　萨拉&费伊：你和三岛由纪夫的关系让人发愁。
　　大江健三郎：他恨我。我的《十七岁》发表时，三岛给我写信说他非常喜欢它。但在另一封信里三岛写道，我是那样的丑陋真让他吃惊，这封信发表在他的书信选中。人们通常是不会发表这样一封侮辱人的信的。例如，在纳博科夫的书信中，那些明显侮辱人的信件并没有发表出来，直到双方都去世为止。可三岛是出版社的上帝，他无论想要出版什么都会得到允许。
　　萨拉&费伊：你在一篇随笔中写道，只有三类人跟他们交谈是有趣的：对许多事情所知甚多的人；到过一个新世界的人；或是体验过某种奇怪或恐怖事情的人。你是哪一种？
　　大江健三郎：我有一个密友&&一位杰出的批评家&&声称和我没有对话。他说，大江不听别人说话；他只讲他脑子里的想法。我不认为事情真是那样，我不觉得我是那种听起来有趣的人。我没见过很多大事情。我没到过新世界。我没体验过很多古怪的东西。我经历过很多小事情。我写那些小小的经验，然后对它们做出修改，通过修改重新体验它们。
　　萨拉&费伊：你所有的作品都是透过你的个人体验折射出来的吗？
　　大江健三郎：我不是用某种预定的想法开始写一部小说的，要让人物带有什么倾向或是如何创造某种人物。
　　对我来说，这全都是那种阐释行为所要做的事情。在修改和阐释的过程中，产生新的人物和情境。这是和实际生活非常不同的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上，那些人物显现出来而故事自行生长。
　　可我所有的小说都是以某种方式讲述我自己，我作为年轻人、有个残疾儿的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所思所想。相对于第三人称，我养成了用第一人称的风格。这是一个问题。真正好的小说家是能够用第三人称写作的，但我用第三人称从来都写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个业余小说家。虽说过去我用第三人称写过，人物却不知怎的总是像我本人。原因在于，只有通过第一人称我才能够确定我内在的现实。
　　萨拉&费伊：大江光经常作为人物出现在你的小说里。
　　大江健三郎：我和他生活了四十多年了，写他已经成为我文学表达的支柱之一。我写他就是为了表明，残疾人是如何意识到他自己的，那样做有多么困难。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通过音乐表达他自己&&他的人性。通过音乐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悲哀这样的概念。他进入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他在那条路上一直走了下来。
　　萨拉&费伊：你获诺贝尔奖时，你家里是怎么反应的？
　　大江健三郎：我家里对我的评价没有变。我坐在这里读书。光在那儿听音乐。我另一个儿子，东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的学生，还有我女儿，索菲亚大学的学生，他们在饭厅里。他们并不希望我获奖。晚上九点左右来了个电话。光接的电话&&这是他的一个嗜好，他可以用法语、德语、俄语、汉语和韩语准确地说&喂，哪位？&于是他接了电话，然后用英语说，不，接着又说，不。然后光把话筒递给我。是瑞典学院诺贝尔评委会的号码。他问我说：您是健三郎吗？我问他是不是光代表我拒绝诺贝尔奖了，然后我说，抱歉了&&我接受。我把电话放下，回到这张椅子上，坐下来，对我家里宣布说，我获得了这个奖。我的妻子说，没弄错吧？
　　萨拉&费伊：她就说了这个？
　　大江健三郎：是的，而我的两个孩子什么都没说。他们只是悄悄走到他们房间里去。光继续听音乐。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起过诺贝尔奖的事情。
　　萨拉&费伊：他们的反应让你失望了吧？
　　大江健三郎：我走回去读我的书，但我忍不住想要知道，是否绝大多数家庭都是这样反应的。然后电话铃开始响起来。五个小时里没有停过。我认识的人。我不认识的人。我的儿女只是想让那些记者回家去。我拉上窗帘，给我们一点隐私。
　　萨拉&费伊：获这个奖有什么不利方面吗？
　　大江健三郎：获这个奖没什么特别负面的东西&&但是也没什么特别正面的东西。到我获奖那个时候，记者在我家门外集合了三年了。日本媒体往往是过高估计诺贝尔奖候选人的价值。即便是那些并不欣赏我文学作品的人，或是反对我政治立场的人，听说我有可能获奖时，也都对我感兴趣了。
　　诺贝尔奖对你的文学作品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它提高你的形象，你作为社会人物的地位。你获得某种货币，可以在更加广阔的领域里使用。但是对作家而言，什么都没有变。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没有变。只有几位作家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继续写出好作品。托马斯&曼是一个，福克纳也是。
　　萨拉&费伊：在光刚刚出生之后，你对他会活下来是没有把握的。
　　大江健三郎：医生告诉我，他存活下来的几率是很小的。我觉得他会很快死掉。
　　光出生几周后，我去广岛旅行。我看到很多原子弹幸存者把某个已经死去的人的名字写在灯笼上，让它在河里漂流。他们注视着灯笼流向河对岸&&死者的灵魂进入黑暗之中。我想要加入。我把光的名字写在灯笼上，心想，因为他是一个很快就要死去的人了。那个时刻，我都不想活了。稍后我把我做的事情告诉了一个朋友，一个新闻记者，他女儿是在广岛原子弹期间死去的。他说，你不该做那种多愁善感的事情。你得不停地工作。后来，我承认我做的事情是最为糟糕的那种多愁善感。从那以后我改变了态度。
　　萨拉&费伊：为什么你不把光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了呢？
　　大江健三郎：大约十年前，我就不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写光了，但他一直是露面的。他变成为最重要的小角色。正因为光一直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所以我喜欢让残疾人一直出现在我小说中。他是作为我生活的支柱&&不是作为一种实验起作用的，这一点很重要。我总是在想，他将如何接受和拥抱这个我正在变老的事实。
　　大约是五六年前，我的忧郁症发作了一回。每隔两三年我都要发作一回&&通常是由于担心核武器，或是冲绳，或是我这一代当中有什么人过世了，或是我的小说看来是否不再有必要了。我通过每天听同一张CD唱片克服它。去年，我想要努力在小说中描述这种体验。我能够记得的是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第23号，可我记不得是谁演奏的。当时我问光，我听的那个演奏家是谁，他记得：弗里德里希&古尔达。我问，1967年？而光说道，1958年。
　　总而言之，大概我人生的三分之一是致力于阅读，三分之一是致力于写小说，而三分之一是致力于和光一起生活。
　　萨拉&费伊：你遵守哪一类写作时间表？
　　大江健三郎：一旦我开始写小说，我每天都写，直到结束为止。通常我早晨七点醒来，工作到大约十一点钟。我不吃早饭。我只喝一杯水。我觉得那样对写作是最好。
　　萨拉&费伊：你说过，对你来说写小说就是回到你成长的那个森林村庄的一种途径。
　　大江健三郎：两者是重叠的&&我虚构的森林和我儿时的家园。我的童年时代我已经写过很多次了。真实的和想象的全都混杂了起来。
　　有一度我在森林里画那些树木的速写，想要学习它们的名字。我患了感冒。我躺在床上，看起来我好像活不长了。我会死吗？我问道。我母亲说，即便你死了，我也会把你再生出来的。我问，那会不会是另一个孩子呢？而她说道，我会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你读过的所有书都教给那个孩子的。
　　萨拉&费伊：回顾你的人生，你觉得你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吗？
　　大江健三郎：我在家里度过我的生活，吃我妻子煮的食物，听音乐，和光在一起。我觉得我是选择了一个好职业&&一个有趣的职业。每天早晨，我醒过来意识到，要读的书我根本就读不完。这是我的生活。
　　我想要在完成一部作品之后死去&&这个时候我已经写完了，刚好可以读了。小说家夏目漱石的职业生涯非常短，是从1905年到1916年。有关他的著名故事是，就在临死之前他说，我这会儿死掉的话就成问题了。他根本就不打算死。在日本，如果作家死了，留下未完成的手稿，有人就会将它出版的。我想在临死之前烧掉所有未完成的手稿和所有笔记本。我要把我想重印的书以及其他一切我不想重印的书都挑选出来。
　　萨拉&费伊：你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拥有信仰是一种负担吗？
　　大江健三郎：日语中，负担这个词有&重&这个字在里头。我并不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重&负，我觉得有亲缘关系的那些作家和思想家，他们和我分享我那种和信仰有关的思想和情感。我把向他们学习弄成了一种习惯。其他有些作家我觉得不亲近，因为我没有和他们分享与信仰有关的思想和情感。例如，托尔斯泰就不是一个我觉得亲近的作家。
　　我并没有信仰，我也不觉得将来我会有，但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的信仰是一个俗世之人的信仰。你可以把它叫做&道义&。一生中我获得了某些智慧，可一向只是通过理性、思考和经验。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我只是通过我自己的经验工作。我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俗世之人的生活方式，而我就是那样来了解人类的。如果有一个区域，通过它我遭遇那种超凡的存在，那就是过去四十多年里我和光的共同生活。通过我和光的那种关系，通过我对他音乐的理解，我瞥见了那种超凡的存在。
　　我不祈祷，但是有两件事情我每天都要做。一是阅读我信任的思想家和作家&&这件事情我每天早晨至少做两小时。二是关心光。每天晚上，我把光叫醒到洗澡间去。他回来睡觉的时候，出于某些原因他没把毯子盖在身上，于是我用毯子把他给盖上。把光带到洗澡间去是一种仪式，而对我来说是具有一种宗教的调子。然后我服下夜酒，上床去睡觉。■
　　萨拉&费伊为《巴黎评论》记者，许志强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何怀宏：以俄为镜看心史
来源: 《读书》杂志 | 来源日期：2012年11期 |&&
　　金雁的新书《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的主旨是要追溯那导致在二十世纪的主干不仅统治了俄国，也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尤其深刻影响到中国&&的&红轮&是怎样成型、为何能以压倒一切的气势碾压过来。但这自然不是全面的追溯，看俄国的知识分子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他们是怎样分化和反省的，这种观念的原因到底占何种位置，原因的原因又是什么等等。
　　全书的结构也是&倒叙&的写法，我们可以将其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二十世纪，或者说最近的一百年来。作者选取了三个主要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和群体：第一个是早年参加卫国战争，后来被打入劳改营，复出之后又被驱逐，流亡多年，万年终于回到祖国的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第二个是出身贫寒、但在沙皇时期就获得文学生命，后来对列宁发动的革命做过&不合时宜&的批评，但在万年则成为斯大林&第一红色文豪&的高尔基。第三个则是更早在1909年出版的《路标》文集所代表的那个对1905年革命，以及此前俄国的一系列社会和思想变化过程进行自我反省的知识分子群体。
　　第二部分主要是讲19世纪，作者在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新颖划分，即将俄国知识分子分为三种：一种是主要出身贵族的&狐狸&型知识分子，他们多倾向于温和、包容的自由主义改革。一种是主要出身僧侣阶层的所谓&平民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倾向于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如果说&狐狸&和&刺猬&这两种知识分子还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类型，因为柏林在《俄罗斯思想家》里就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划分（虽然他并没有将这两种思想类型与两个社会阶层如此明确地联系起来），那么，作者还区分出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即&工蜂&型的知识分子。这一种知识分子是过去人们常常忽视的，因为他们所重视和致力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活动或者才华横溢的创作，而是&做小事&、&干实事&，试图渐进地、自下而上地建设一个公民社会。而其实他们后来形成了很大的力量，具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在地方自治方面娶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一战时期，甚至嫣然成了另一个真正的&政府&。当然，在后来战争引起革命的风暴面前，他们很快黯然失色，而且说没有了，也就没有了，许多人甚至遭到了人身消灭。
　　以上三种划分自然不是绝对的，作为最具个性和分化可能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每个人本身的思想与个性都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和自己的社会出身的联系也相当复杂。比方说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究竟属于哪种类型，就还需要仔细分析。但是，这一划分还能给我们许多启发。另外，我很赞赏作者在即便是主要探讨知识分子和精神观念的历史时，仍对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社会出身和生活环境保留一种密切的注意。比如她分析到僧侣阶层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又在社会上没有良好的职业前景而带来的&愤青情绪&，这使他们容易走上激进之路。不过，我更注意的还是该书所揭示和强调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宗教信仰和精神渴求的方面。这也就是涉及该书的第三部分，即作者对十九世纪以前俄罗斯宗教中的&分裂运动&的追溯，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溯知识分子的史前史。
　　读了这本书，将这一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分析追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历程做一对照是很自然的，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作者一个深深的问题意识。如果接上&士大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甚至其性质更为单纯&&更集中于&文化知识&，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更为突出。虽然二十世纪的恶果知识分子也是命运多舛，而且，对最后年岁他们的那一雷霆万钧的巨型&利维坦&，他们中的不少人其实还参与了&打造&，但是，命运与俄罗斯的同行相似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很难说就表现出了比俄罗斯知识分子更强的&风骨&，或者说对世界做出了更大的思想和一书贡献，相反，可以看到，在独立性和坚持性方面，我们可能还大大不如。这方面的原因可能主要由二：意识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没有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不少是出身于贵族（而且还往往是军功的贵族，有尚武而非仅仅习文的传统），尤其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更缺乏自己独立自主和优裕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具有某种深刻的宗教精神信仰的特质。
　　我这里主要想谈谈第二个方面。我想，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对超越的存在有一种执著的精神信仰，甚至只是有一种精神的渴求或者敏感，他就较有可能不会被世俗的权利或者大众的压力（不幸的是，在二十世纪，由于一场精巧的动员技术，权利和大众这两者还经常结合在一起）完全压倒，因为，他心里还有一个超越的存在，他相信还有一种永恒的评价，他就不会太功利，不会太计较外在的成败、太注意外界的舆论而仍然在巨大的压力下坚持自己的观点，也在孤独清冷中坚持自己的工作。这方面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索尔仁尼琴，他在国外流亡的二十年间，几乎完全是避居一隅，继续写作他的巨著《红轮》等作品。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工作。《红轮》可能是有史以来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它一共有二十卷，每卷二至四步，每部四十至七十万字，总字数应有数千万之多。作者从1914年8月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写起，一直写到1945年二战结束为止，深入全面地反应俄国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看来即便是处于对这样一个作者的敬意，我们也有理由试着去读这部小说。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宗教信仰，以及这种信仰所携带或支持的悲悯的人道主义传统，所以，即便在&红轮&碾过的最压抑的时代，不仅始终有像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一旦释放就将奔涌的文学潜流，有写出像《一个人的遭遇》这样充满同情心的作品的肖洛霍夫这样的犹疑者或摇摆者&&高尔基也曾一度犹疑，而他也有过&寻神&的阶段，甚至在那些完全被视为官方的&桂冠作家&乃至&死硬派&的作者如柯切托夫那里，也还能见到有人道主义的痕迹和审美的感情，而不是像现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一度呈现的那样，比如像&文革&中出现的文学作品如《虹南桥战史》、《征途》、《决裂》等，几乎完全被政治及政治运动所裹挟，被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对&领袖&的颂扬所充斥。
　　中国近代的知识启蒙，似乎走了一条比较特殊的道路。它不仅常常是反传统的，而且常常是反宗教的。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甚至多次建立反宗教的大同盟，发起反宗教的社会运动。他们相当崇拜科学，而实际是崇拜一种&唯科学主义&。这样，当一种批评的社会理论以&唯一正确的科学&之名出线的时候，他们往往就很容易失去辨别力和抵抗力。对于他们不能体验和理解的一切，他们往往就简单地视为&迷信&。而由于&信仰&的对象并不完全空缺，人们就开始信仰一种人间的天堂（不像宗教徒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画有一条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崇尚世俗的成功，甚或完全膜拜起一个政治领袖，而自然的是，所有这一切世俗的崇拜，在今天新的形势和条件下，也很容易转变为对金钱的膜拜。
　　相比于处在&西方的东方&的俄罗斯，处在更东方的中国有过更厉害的&红轮&。在开始&建党伟业&和&建国大业&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曾像小学生一样&以俄为师&，那么，现在我们或许可以&以俄为镜&，观察近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激越和反思过程，也反观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们对自己的心灵史的确需要比此前更深度的反省。但我也认为我们并不需要自卑，不需要自惭形秽。我们还是可以或应当有隐忍的坚强和生长的自信。中国的知识分子近百年来的答卷的确不是很好，但这也是因为遇到了个人相当难于抗衡的&极端年代&或者说&乱世&加&乱世魔王&。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努力获得有助于自己的经济基础，但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具有精神深度的自我反省与追求。
　　《倒转红轮》对激进主义有一种深刻的反省。这里的&激进主义&是有特指的，是专制那一导致最后是斯大林专制的思想理论和观念。我们今天也重新面临一个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的&激进主义&的问题，虽然这种&激进主义&现在主要是作为一种变化了的结果出现，而维护者的观点表现得倒更像是一种政治保守主义。我们虽然要对此保持警惕，但可能也还是不宜以激进主义来反对激进主义，以破坏对破坏，以打碎对打碎。破坏是容易的，它只需要不多的几个口号加愤怒和激情，而建设或重建则还需要清明的理性和百倍的坚韧。
　　在新的世纪预防上以世纪出现过的社会大动荡乃至流血是有充分的道德理由的，因为它将伤及保存生命的基本道德原则。而在这方面，我们有望得到&千年传统&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支持。从孔子到梁启超，其实还始终是一种温和与中道理性的精神占上风，包括所推崇的人格也是如此。但这一精神和人格榜样在二十世纪中叶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化，但我想，这一悠久的&千年传统&还是有力量、有生机的。尽管知识分子中较趋极端的思想者，其思想还是具有一种意义，也有可能和其对立的极端敲好形成一种有益的客观平衡，但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流我想还是应当具有那种中道理性与温和坚定的品格，而我们所最推许的知识分子人格也不宜是那种思想的狂人或者极端主义者，而是期望出现伟大的综合者或平衡者。思想狂人有时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他可能会及其激烈和张扬地反对一个专制者，但也可能会因此又匍匐在另一个专制者面前。
　　然而，对于深化和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对争取一个较好的社会来说，仅仅借助于我们以前的文化传统肯定是不够的。出了其他方面的借鉴，我想我们也许还需要对宗教信仰有一种敏感。这并不是说一定要成为某一宗教的信徒，那是和个人的命运与缘分相关，而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在对宗教持一种排斥的态度，甚至也不只是口头上理解和尊重，而应有一种力图深入地区体验和领悟的态度。在反省二十世纪的教训方面，我想宗教精神至少有助于我们体会到两点：
　　第一是敬畏或者说敬慎。我们需要深刻体会到人的脆弱性和有限性，体会到尘世的制度肯定有较好和较坏之别，有比较合乎正义与不合乎正义之别，但再好的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不会有人间天堂。这样思考也许就不会想去动辄打到一切，就不会想去建立一个全新的理想世界，或者不惜血火试图将人类改造为全新的人类。即便是对我们向去争取的较好的社会与制度，最好也不抱太高的、一劳永逸的期望。我们尤其对它的建立过程和时间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越是较好的制度，其实越是可能需要一个发育生长的时间。所以，我认为对一战后的德意志&魏玛共和国&的批评是不公平的（类似的有对中国民初的批评），不能以出现某些软弱或&乱相&就否定整个民主共和制度，就认为这证明了自由民主的失败。德国在二战后其实又回到了这一制度并且长期稳定和走向繁荣了。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应当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努力，应当给宪政民主充分的时间发育成长。
　　第二是悲悯。即我们的正义感主要是对事而非对人。对人还是要有一种悲悯。这种悲悯是对所有人、所有生命的悲悯。但尤其是对弱者的悲悯。即便是对犯罪的人，敌对阵营的人，就像俄罗斯宗教濡染的那些普通母亲一样，同时也把他们看作&不幸的人&。持有这样的精神，参与社会竞争甚至政治斗争也就不是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就不会轻易去诉诸暴力，更不会动辄就想去清除人，乃至肉体消灭。甚至我们目前的政治争论也可能还是既应有一种执著，又要有一种超脱的精神。不是一定要事事己方取胜，或者如何压倒对方，而死要努力做对的事情、做正义的事情。
　　的确，《倒转红轮》中的一些观点是可以讨论和正义的。我存疑的两点是：作者是否高估了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及其客观上&引发革命&的意义，而我认为，一战所带来的危机可能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甚至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回国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另一点是：我也怀疑作者是否过于强调了1918年初政变的历史转折意义。如果是不顾一切地夺取政权，也就会不顾一切地保住政权，这也不过是夺权者的政治逻辑使然或者本性显露。但无论如何，这本书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贡献，贡献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我们观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甚至更广大范畴内的中国近代史，从而看到我们历史的特点和心灵的缺失，而是否能够意识到这一缺失，对可能将面临又一次社会变动的我们相当重要。
（吴稼祥先生评价此文“朴实、自然”）
自信&本报记者 付雁南 刘世昕 《 中国青年报 》（ 日 & 05 版）
&&&&本报记者&&
&&&&刘占坤摄
&&&&11月15日，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采访十八大的中外记者亲切见面。徐京星摄
&&&&11月15日，记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采访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新华社记者&丁林摄
&&&&本报记者
&&&&刘占坤摄
&&&&今天上午11时53分，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刚刚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外媒体说的第一句话是一句道歉。在一片掌声与密集的快门声中，他面带微笑，语气恳切地说：&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让大家久等了！&
&&&&在他所站的讲台左侧，其他6位政治局常委身着深色西服，依次站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主席台上。习近平称呼他们为&常委同事&，并且把他们一一介绍给台下来自全世界的媒体。
&&&&在此之前，当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在主席台上依次站定时，居中站立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曾几次向记者挥手致意。有外媒就此评价，中国已正式步入&博士治国&的时代。
&&&&&在这里，我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衷心感谢全党同志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讲话时，他语调沉稳而坚定。
&&&&来自全世界的媒体此时此刻都在关注中国。前来采访十八大的西班牙《世界报》副总编说，中国已经是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一员，在各个领域都无法忽视；巴西《圣保罗州报》的一位记者表示，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强国，并且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
&&&&人们也从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表现中探寻着中国的未来。一位在现场的中国记者评价，习近平的讲话&务实、亲切、自信&；活动结束后4个小时，英国路透社在报道中写道：&习的讲话通俗易懂，表现非常放松。&
&&&&十八大报告中曾提出，全党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如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是这种&自信&的直接体现。
&&&&在18分钟的讲话中，习近平19次提到了&人民&。他称赞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并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同时，他也表示，&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他用平实的话语说道：&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接着，他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现场采访的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注意到了这里&人性化的表述&。她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习近平的演讲受到了赞扬，很多人喜欢他更加&非正式&的遣词造句。&
&&&&在谈到现阶段的矛盾时，习近平的话语变得掷地有声。他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说到这里，他表情严肃地停下来，等待翻译。台下，摄影记者的闪光灯持续不断地闪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把这一场景列为整个讲话的亮点。他们在报道中援引一位采访对象的话说：&一些正面的变化已经在中国发生了。&
&&&&这场被形容为&没有官话&的讲话，在中国的网络上赢得了普遍赞誉。&没用那么多排比、对仗来壮声势，平实的话语，透露出真诚，充满着使命感。&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希望未来十年，他和他的团队能始终保持这样的状态。&
&&&&当讲话接近尾声时，习近平恢复了出场时微笑的表情。
&&&&&记者朋友们，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在一张名为《幽燕金秋图》的巨幅山水画前，他伸出手，向台下端着&长枪短炮&的记者摆了一个邀请的手势。此刻，快门声再次密集地响起。
&&&&在这场媒体见面活动开始之前，著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共中央的新领导集体将带来一个非常开放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