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难民太可怕了，中国战争年代怎么就没听说过这样大规模逃亡到外国的难民呢？如果有的话，有什么不一样? - 知乎3被浏览367分享邀请回答0添加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0添加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叙利亚内战是怎么回事？
叙利亚内战导致大量难民背井离乡。近段时间以来，叙利亚局势的有关报道充斥着网站报纸的头版头条，人们不断谈论美国是否会因化武袭击事件而空袭叙利亚政府军。这本身是一个讽刺的事情，从2011年至今，叙利亚国内暴力冲突已持续2年多时间，战事迁延不决，从最初吸引眼球的爆炸性新闻，逐渐演变成了观众的关注疲劳，爆炸和死人被视为常态。仅当美国可能军事介入时，人们才重新对叙利亚提起兴趣，但目光还是集中在美国打与不打这个问题上，很少关注叙利亚内战本身。叙利亚内战是怎么回事？国际社会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获得共识，才有可能最终制止流血。叙利亚国内教派关系复杂叙利亚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但也正是历史上的征伐与杀戮，给叙利亚留下了今天繁杂的宗教与民族构成，表现为同一民族间分属不同宗教派别、同一宗教派别又分属不同的民族。粗略地说，在2200多万叙利亚人中，60%为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阿拉伯人，9.5%为同样信奉逊尼派的库尔德人，12.8%为信奉伊斯兰教阿拉维派（什叶派的一个分支）的阿拉伯人，3%为信奉什叶派的阿拉伯人，3.2%为信奉伊斯兰教德鲁兹派的阿拉伯人，另外还有9.3%的基督徒以及2.2%的其它信仰者。在政治传统上，人数占少数的阿拉维派因控制军队，进而统治着整个国家，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家族就属于阿拉维派。德鲁兹人也有从军的传统，被视为阿拉维派的盟友。人数众多的逊尼派处于被统治地位，1982年逊尼派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哈马城发动叛乱，遭到老阿萨德总统的血腥镇压，数万人丧生。叙利亚的基督徒多为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倾向于安定的生活，政治上的诉求较少。库尔德人则是西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历史上的聚居地库尔德斯坦横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多国，曾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行省；库尔德人最大的愿望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1970年，以阿齐兹·阿萨德为首的复兴党务实派发动政变上台。阿齐兹·阿萨德在1971年就任总统，并依靠军队迅速建立起一种带有家长色彩的威权统治，政府高官多是同属阿拉维派的亲信。阿萨德政权更是通过在与以色列交战时订立的紧急状态法，来对国内实施高压统治。2000年阿齐兹·阿萨德去世，其儿子当时仅34岁的巴沙尔·阿萨德通过修改宪法继任叙利亚总统。叙利亚长期以来的贪污腐败令不少大企业沦为总统及其亲信的家族企业，引发广大中下层民众的不满。巴沙尔·阿萨德上台后尽管有所改革，但因决心不足、又不像其它一些中东国家有充足的石油"黑金"支持，叙利亚经济近年来举步维艰、失业率节节攀升，国内不满情绪蔓延。叙利亚国内教派关系纷繁复杂。叙利亚内战已具有教派冲突性质"阿拉伯之春"革命爆发后，叙利亚迅速受到波及。2011年3月，在达拉市，15名少年因为在学校墙上画反政府内容的涂鸦而被逮捕，民众的抗议活动由此开始蔓延全国，并逐渐升级为暴力骚乱。5月，效忠总统巴沙尔的军队开进抗议中心城市及周边乡镇，动用坦克、火炮等重型武器开始血腥镇压，大量民众被杀。很快，有些不满总统巴沙尔的原政府军官兵开始携带轻武器离队，成立"自由军"，调转枪口与政府军作战。随着冲突的愈演愈烈，大量逊尼派官兵选择叛变，仅2012年3月几天时间里就有多名将军及上校加入自由军并进入土耳其境内。在抗议活动发生后的一年时间里，自由军人数已发展到约5万人，营级单位遍布全国各个反叛城市以及周边地区。从2011年9月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土耳其成立起，叙国内的暴力冲突实际上已正式升级为内战。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宣布"我们代表全体叙利亚人民"，并于2012年2月获得美国承认。在冲突发生之初，尽管示威抗议活动以逊尼派为主体，但不少对政府不满的阿拉维派民众、以及基督徒等也加入其中。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加上自由军组织松散、内部良莠不齐，屡屡发生阿拉维派、什叶派、基督徒以及其它少数派社区受到攻击的事件，叙利亚内战开始出现教派冲突的倾向。在巴沙尔政府主导下，阿拉维派、什叶派民众也组成民兵组织与自由军进行对抗。在基地组织等外国伊斯兰极端武装分子大量进入叙利亚后，事情变得糟糕起来，这些极端武装分子不但对阿拉维派、基督教、什叶派民众进行血腥屠杀，也与世俗的自由军、以及库尔德人武装不时发生冲突。2012年12月，发布报告正式指出，叙利亚国内冲突"越来越具有教派冲突性质"。外国宗教极端组织的进入加剧了叙利亚国内的教派冲突。拉锯式战斗令1/10人口逃至邻国在整个2012年，反政府一方的自由军、极端武装组织、库尔德人武装取得了很大进展。各派反政府武装占领首都大马士革相当部分的城区，控制了北部全国第一大城市阿勒颇，东部幼发拉底河谷地带的拉卡城、代尔祖尔，以及这些城市的广大郊区。北部伊德利卜，中部哈马、霍姆斯，南部德拉等城市相当部分城区及邻近地区，反政府一方也有相当程度的控制。而北部靠近土耳其的库尔德人聚居区虽然仍有政府军存在，但基本由库尔德人武装组织自治。但今年3月以来，获得俄罗斯、伊朗及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和人力支援的政府军开始发动反攻，重新控制了霍姆斯、哈马，打通了大马士革-霍姆斯-塔尔图斯之间的公路，让首都大马士革与西部阿拉维派聚居区的联系稳固起来。最近一段时间，政府军开始集中兵力进攻北部伊德利卜、阿勒颇，以及大马士革由叛军控制的城区。8月21日，大马士革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袭击者仍未有确切认定）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叙利亚中部、东南部广大地区是沙漠地带，人口集中在西部、北部以及幼发拉底河谷的狭长地带里。除北部靠近土耳其的库尔德人聚居区以及西部邻近地中海岸的阿拉维派主要聚居区外，已持续近2年的拉锯式战斗实则已波及了全国，许多城市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内战导致了叙利亚超过10万人死亡，其中约6万为平民。联合国最新报告称，逃亡邻国的叙利亚难民已超过200万，这已占到该国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糟糕的是，政府军与反政府一方的军事实力至今仍可以说是势均力敌，距离战争结束遥遥无期。拉锯式内战已令叙多个城市变成一片废墟。如何结束叙利亚内战？叙利亚内战不但导致国内教派间的血腥仇杀，受此影响，黎巴嫩、伊拉克境内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关系也紧张起来，教派暴力事件增多。叙利亚局势发展至今，是值得国际社会、特别是美英法阿盟等国重新审视的，巴沙尔立即下台是否真的那么重要？没错，巴沙尔是一个独裁者，叙利亚政府犯有攻击平民的战争罪行，但自由军也已犯下同样的罪行，宗教极端武装就更不用说了。教派间的仇杀已开始，这个撒旦不会因独裁者的下台而自动消失，巴沙尔政府的马上倒台只会令阿拉维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加速武装自保，内战变得更加无序和血腥。而实际上，一年多时间以来，更愿意进行谈判的是巴沙尔政府，而不是反对派各方。难道叙利亚已经没有出路吗？答案是有的，只是人们过于健忘，或者说有些国家过于势利、又有一些国家过于韬光养晦，使得联合国沦为一个牵线木偶，无所作为。1992年至1995年的波黑战争，塞族、穆族和克族三个民族间也曾发生规模更大的种族屠杀，国际社会通过派遣维和部队、设立安全区、禁飞区等措施，最终迫使塞族同意停战，并实现三个民族间的隔离。而且在多年之后，须对屠杀事件负责的塞族领导人也逐个被缉拿归案，罪恶最终得到清算。波黑战争告诉人们，更重要的是先实现停战，而不是为了惩罚罪犯，喋喋不休地进行外交争吵、浪费时间。波黑战争的教训和经验并不远，但现在惨剧又在叙利亚上演一遍，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卡塔尔、沙特等国应该为自己的作为、或无所作为感到羞愧。（文/杜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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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叙利亚难民到底咋回事啊？ - 知乎221被浏览55642分享邀请回答644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59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查看更多回答1 个回答被折叠（）当前位置：
“现在我们是人类了！”：一位叙利亚难民对中国记者的自述
50岁的叙利亚妇女玛玛蒂（化名）与21岁的女儿雅玛纳（化名），以及只有两岁的外孙女一起，暂时栖身于雅典市中心科洛诺斯区一套约50平方米的公寓里。公寓附近便是柏拉图学院公园，史载当年大哲学家柏拉图即在这里传授他对世界的认知和思考。但玛玛蒂显然对此一无所知：她不会说希腊语或英语，只能坐在客厅里破旧的沙发上，观看有线电视里播放的阿拉伯语节目；卧室没有床，两张床垫放在地板上。尽管这里差不多是雅典最贫困的街区，但玛玛蒂并不抱怨，“总比露宿街头要好得多。”她说。玛玛蒂是3个月前到达希腊的。她们祖孙三代人的经历，只是千万个亡命奔赴欧洲，求一条生路的叙利亚难民的一个缩影：玛玛蒂家原本住在叙利亚杜马。战争爆发前，她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她与丈夫经营着一家迷你果蔬超市维持生计，育有一女二子。两个年龄分别为24岁和18岁的儿子，已成为家庭生意帮手；女儿职业是护士，并已出嫁。夫妻俩本已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但是，4年前爆发的内战改变了一切。玛玛蒂曾亲眼目睹邻居被炸弹击中心脏，在她面前身亡，随后类似的惨状越来越多。更糟糕的是女婿也被炸死，且由于在医院里接触太多伤残平民，怀孕的女儿出现心理问题症状。玛玛蒂不得不举家迁往另一个城市，投奔亲戚家。两年后战火逐渐蔓延到他们的临时栖身之处，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也被炮火阻断，数月前，他们决定逃离叙利亚。在叙土边境一个检查站，他们被告知只允许妇女和幼小的孩子出境，玛玛蒂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被迫留在境内，从此骨肉分离。玛玛蒂带着女儿和外孙女，与五六十名难民一起，徒步五十多公里，到达土耳其边境，不想迎接他们的却是子弹——由于难民们是穿过库尔德人控制区过来的，土耳其边防部队出于高度戒备的心态而向他们开枪，两个难民被打死，数人受伤。尽管在土耳其他们投靠的是叙利亚的联系人，但两个月的逗留期间，她们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移民的敌意。数度背井离乡的玛玛蒂被迫再度做出选择：非法进入欧洲。她们辗转到达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米尔，发现那里偷渡变得困难重重。于是她们只得跟随难民潮涌向博德鲁姆——另一个移民偷渡的主要海岸城镇。一般情况下，每个偷渡客需向蛇头缴美元（1美元约合6.36元人民币）的费用，区别在于用来偷渡的船只。玛玛蒂携带的现金已告罄，她能给蛇头的只有1000美元。蛇头向玛玛蒂展露了“同情”之心，将她们领到一艘橡皮船前。限载10人的橡皮船，硬生生给装了45个人，当人们为自身安危而提出抗议时，蛇头轻蔑地回答：“别以为你们是人类，你们只是货物。”在海边，蛇头临时训练一个16岁的少年难民开船和掌舵，这一船人就这样，在6月下旬到达距离土耳其海岸最窄处只有5公里多一点的希腊岛屿科斯。为了获取相关法律文件，玛玛蒂一家在科斯呆了5天。5天里祖孙三代露宿街头，偶有志愿者提供少量的食物和水。获取为期半年的居留许可之后（仅针对叙利亚移民，其他国家通常为一个月），玛玛蒂她们即乘渡轮前往雅典。希腊籍的叙利亚社区义工去比雷埃夫斯港口接上她们，并将她们安置在这一套属于一个叙利亚裔希腊人的公寓里。公寓主人乃是一家旅行社老板，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帮助逃离家园的叙利亚人，小小的公寓，变成了一拨又一拨难民的临时避难所。由玛玛蒂的经历，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到达比雷埃夫斯港的渡轮上，大批聚集在甲板上的移民，脸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前程未卜，他们却愉快地互打招呼，用手机自拍或给他人拍照。“现在我们是人类了。”这是他们对记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然而对难民来说，语言是最大的障碍。“我只会说阿语，所以无法向邻里讲述我的处境，无法告诉他们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玛玛蒂说。现在，她和女儿、孙女在等待提交的难民申请被希腊官方批准——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进展缓慢。对女儿心理状况的担忧、对丈夫和儿子的牵挂，时时折磨着她。“我想尽快到德国去，让女儿得到医疗救助。”玛玛蒂流下了眼泪。她不认为叙利亚战事能够很快结束，不指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和平，只希望自己的女儿和孙女将来能够重返她所热爱的故土，说到此处，玛玛蒂嚎哭起来。中东难民入境欧洲亲历记本报记者 刘咏秋 陈占杰 发自艾杜迈尼随着一声闷响，天空中飘起一团青烟，催泪弹刺鼻的气味弥漫在希腊和马其顿边境的艾杜迈尼检查站。但成千的难民只是稍微迟疑了一下，便捂上鼻子，继续扶老携幼，向马其顿一侧冲过去。原本，这里没有路，更不是海关，但难民走得多了，不仅有了路，而且有了海关。《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这里采访的一天，不仅重新尝到了原本专属于雅典宪法广场的催泪弹的滋味，而且也第一次知道了胡椒喷剂的厉害。边境：催泪弹驱散不了焦虑雅典以北约600公里处的艾杜迈尼目前几乎是亚非难民经由希腊前往马其顿的唯一“合法”口岸，入夏以来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难民从这里过境。说其“合法”，是因为难民们可以从这里离开希腊，进入马其顿境内，乘坐火车或巴士，继续他们在欧洲的“寻梦之旅”。但实际上，这个口岸在法律上并不存在，难民从这里进入马其顿也不需要什么证件，而边界两侧的军警主要的职责是维持秩序。上午10点多，骄阳下的地面温度有四五十摄氏度，检查站尚未开放，难民们在能找得到的树荫下休息。一辆蓝色的希腊警用巴士停在铁路边，把难民们与两三百米外的马其顿入境处隔开。在这段距离里，联合国难民署、希腊红十字会、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沿途驻扎，现场发放食品、瓶装水，提供一定的医疗服务。不远处的高地上是临时厕所和淋浴房。在检查站附近还有一个水龙头提供饮用水。但与每天数千名难民的流量比起来，这些设施确实少得可怜。临近11点时，难民开始五十人一队，从希腊一侧进入马其顿。正常的进程是：警察负责结集难民，让他们排成两行（孩子、妇女一行，男士一行），再把他们领到联合国难民署的驻扎点前，按照孩子、妇女优先的原则，领取瓶装水和食物，然后由警察引导，走向由马其顿士兵看守的边境，穿过铁丝网豁口进入马其顿。然而走了没几拨，由于大批难民都想快一点离开，秩序开始混乱。警察巴士附近难民越聚越多，并开始跟警察发生争执。警察手持盾牌和难民对峙，并通过喇叭劝导难民保持耐心，一定会让每个人都通过边境。但难民根本不听，继续前拥。双方人数悬殊太大，眼看有发生推挤、踩踏的危险，警察开始用胡椒喷剂驱散人群。难民们四散奔逃，借机突破仅20个警察布成的防线，向边界冲过去。催泪弹的青烟就在这一刻响起。在尘土和青烟混合而成的迷雾中，难民们拖家带口奔逃着，在冲下一道土坎的时候，不少人跌倒，被同伴拉起来继续跑——这一景象，如同电视上看到的非洲草原上的“大迁徙”。这场面固然混乱，但不知怎么却令人心酸。然而，突破希腊警方防线的难民们并没有如愿冲过边境。他们被马其顿士兵逼退在距离边境五六米的田野上，强制分隔成几队，不断有军官在人群中喊话，要他们坐下，耐心等候。每当一部分难民允许过境时，其余都会发生骚动，这时军官就要重新冲进人群，大喊“坐下”，必要时用橡皮棍子挥向拒不听命的难民。在一次推挤过程中，铁道边上的铁丝网被挤倒，不少人摔倒后爬起来，发现因此出现一个通向马其顿的豁口，于是趁乱欲穿过铁道，又被士兵给赶了回来。当地志愿者：努力并无奈着边境地区树荫很少，人们把能够遮挡暴晒的任何东西顶在头上：头巾、纸盒子……母亲们尽力哄着怀里哭泣的婴儿；男人们把重物背在身上，照顾、安慰着自己的亲人。来自伊拉克基尔库克的难民察利伽斯姆说，他自己也是记者，妻子艾薇已有五个月身孕，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察利伽斯姆指着他周围的人说，这次一起逃难的还有另一个记者家庭，以及当地的一位艺术家。这时候，希腊民间组织“难民团结运动”创办者阿米尔提着水和果汁过来，开始分发给难民。今年33岁的阿米尔本是阿富汗人，家住喀布尔，很小时被父母带到伊朗。2001年，18岁的阿米尔只身经土耳其从陆路偷渡到希腊。在土希边境，有人给身无分文的阿米尔和其他非法移民买了火车票。但阿米尔发现，给他们车票的人随后转身就去报警，不少移民很快就被警方抓获。阿米尔不敢上火车，沿着铁轨开始步行。没有同伴，没有钱，没有水。阿米尔靠草根、野果果腹，偶尔潜入铁道附近的农场，偷着挤牛奶、羊奶喝。就这样一直走到了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阿米尔根据自己火车票的日期推算出，这一段旅程，他独自走了18天。阿米尔后来来到雅典，流落街头，每天步行1个半小时到一座教堂去吃饭。其间也得到当地人及移民社区的帮助。再后来他重回塞萨洛尼基，在一家工厂找到工作，并因此获得每五年一签的居留权。但债务危机导致他失业了。阿米尔的经历其实是现在和以往所有难民的一个缩影。有感于自己的遭遇，在新的难民危机中，阿米尔决定成立一个组织“难民团结运动”，让难民接受救助的范围更广，流程更顺畅。从今年年初开始，阿米尔和同伴们每周一都会来到艾杜迈尼，给难民送来他们募捐的生活用品，必要时则尽可能多地跟难民们待在一起，在精神上给予支持。“我真正了解难民们需要什么。”年纪轻轻却头发半白的阿米尔说。但每次从艾杜迈尼回去，阿米尔几乎都处于崩溃边缘，过去艰辛逃亡的可怕经历，全部重回脑海。尽管民间对移民比较友善，但希腊终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法律之门为难民开放”，阿米尔说。国际组织：救助困难重重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到八月份下旬，今年从地中海地区进入欧洲的难民已超过30万，其中约有21万登陆希腊。希腊已取代意大利成为难民登陆数量最多的欧洲国家。今年的难民绝大多数来自叙利亚，他们一般是从土耳其乘坐小船穿过爱琴海，到达希腊东部各岛屿，经警方注册、登记后前往雅典，再乘坐巴士到艾杜迈尼，过境进入马其顿，然后经过塞尔维亚、匈牙利，进入奥地利、德国、荷兰、瑞典等欧洲富裕国家。长途奔波而来的难民们，不少已经离家10天甚至数月，一路风餐露宿，历尽苦辛。为“无国界医生”工作的大夫埃莉萨·伽尔里告诉记者，他们每天需收治100名左右的难民，大部分是轻伤或轻微的疾病，比如由恶劣的旅行环境、露宿街头和饮食不正常引起的呼吸道感染或皮肤病等。“但我们也会遇到孕期妇女、新生儿，以及药品用完的糖尿病和心脏病患者。”伽尔里说，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正式设施，一切都是临时性的，无法给难民更多帮助。就在“无国界医生”临时用几块防雨布搭建的医疗点里，一位来自索马里的妇女正在输液。这位难民已经高烧41度，需要立即住院就诊，但因担心自己的文件过期，她拒绝去医院。医疗点外，这位难民13岁的女儿坐在一块铺在地上的塑料布上，用树枝在地上画画，焦虑地等着妈妈。联合国难民署在这里设置的工作站里，每天有3至6个工作人员为难民们提供水、食物、信息、认证等多项服务。担任协调员的卢卡·戈万泽罗尼对记者说，在艾杜迈尼，挑战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改进希腊和马其顿官方之间的合作，让难民更快过境；第二是提供更合适的区域让难民等候；第三是甄别出有特殊需要的人给予照顾。”戈万泽罗尼说，随着夏天的结束，难民过境人数会减少；但难民们在冬天的处境会更加艰难和危险，因为雨、雾等坏天气会使救助更加困难。“我们得做好准备，应对最坏的情况。”他说。军警：在责任中流露温情作为一个准备不足又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希腊在处理如此棘手的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刚刚辞职的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承认难民问题超过了希腊的解决能力，难民问题成了“危机中的危机”。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也在公开场合表示，难民危机是整个欧洲面临的难题，需要各国共同应对。而上万移民在布达佩斯火车站被困多日后，终于在9月初获准前往奥地利、德国一事，也反映出难民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之间、欧洲“穷国”和“富国”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德国总理默克尔关于无条件接收叙利亚难民的表态，则有可能使难民潮更加汹涌。尽管在边境执勤非常辛苦，但军警们对难民的态度并不像外界猜测的那样暴力。士兵们也会帮着难民分发水和橙汁，甚至将警车上自己喝的水分给难民。当出现推抢情况时，一个士兵竖起手掌，对人群做出“不要那样”的手势。站在前排一个四五岁的难民小男孩按自己的理解，走上前去，伸出小手，踮起脚尖，要跟士兵击掌。士兵愣了一下，露出微笑，弯下腰来，两个悬殊极大的手掌轻拍在一起。另一个小女孩见状立即模仿，也跟士兵击掌，接着又走出另一个小男孩，而第一个小男孩则走向下一个士兵。现场的气氛立即变得柔和起来，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三个孩子仪式般地跟现场的每一个士兵击掌。最后就有士兵打开自己的上衣口袋，拿出橙汁给孩子们。接下来，出现了这一天里最动容的一幕：边境两边站立着士兵，中间是三个小脸被晒得红扑扑、汗津津的孩子，并排坐在铁轨上，安静地喝起橙汁来。铁轨伸向父母要带他们去、而他们不可能理解的远方。这三个孩子大概不会知道，几天之后，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叙利亚男孩艾伦，在从土耳其前往希腊途中溺水死亡，小艾伦趴在海滩上熟睡般的形象无声地述说着此次难民潮的惨状。当时钟指向下午4点钟，大部分难民已经跨过边境，进入马其顿，艾杜迈尼重归宁静。有了喘息之机的希腊警察，三三两两地坐在树荫下休息。几十米开外的铁道边，树荫下还有几十位难民，那或许是这一天等待过境的最后一批了。而志愿者们开始清理铁轨周围的海量垃圾，将一个相对干净的空间，留给又一个忙碌、悲伤、变幻莫测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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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痴迷西方民主，认为西方民主是消除腐败的根本之道。他们不懂得，毛黄“延安窑洞对”中讲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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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微信请不要将“叙利亚难民问题”打到中国身上！
《纽约时报》记者狄雨霏近日发表文章，批评在难民问题上的立场，认为中国做的不够多。文章的主要逻辑点建立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捐钱不多”，同中国当前经济体规模并不相称；另一个逻辑点是中国认为欧洲应该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负主要责任，而且中国不少网民也反对外来的叙利亚难民，认为中国“光说不做”。
在当前叙利亚难民危机让欧洲和犯难时，此篇文章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中国。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当重大的国际危机发生之时，总会有不少西方媒体变着法儿的指责中国。然而无论对于中国的指责是出于真心的“瞧不惯”还是别有用心的“抹黑”，总离不了一个逻辑：批评总要言之有据，更要符合客观事实逻辑。否则一个不小心，批评中国没有批评好，反倒让作者自己被扣上一个“有色眼镜”的帽子，着实不好看。
首先，如果将在难民事务上的努力的大小等同于“捐钱多少”，那只能说《纽约时报》的作者狄雨霏太“财迷”了。如果单纯的“谁出钱多谁贡献大”，那是不是“只花钱不赚钱”的难民署的作用就是个“负数”呢？难民事务的源起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国际重大事件，具体到叙利亚难民危机中，其源起本身离不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以及叙利亚国内战火的频仍。确实如《纽约时报》所言，中国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捐钱不多，但是并不代表中国并没有为叙利亚难民问题做出过努力。中国一直不赞成对叙利亚实施武力干预或强行推动所谓“政权更迭”，而是希望通过和平方式以对话解决纷争。
事实上从2011年以来，中国已经在多个场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而且还积极的为促成叙利亚国内和平奔走努力。无论是在联合国舞台上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讨论，还是在国际和地区各种会议上，为叙利亚和平发声，再到邀请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访问并且交换意见，中国已经在叙利亚问题上做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只不过中国的努力方向和美国所推崇的“推翻巴沙尔政府”的方向不同而已。顺便说一句，《纽约时报》作者狄雨霏的中文看似不错，应该能够理解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这些年的政策，可是为什么却选择性的将此忽略呢？
其次，狄雨霏通过对比中国批评欧洲在难民问题上的态度，以及中国网民不接纳叙利亚难民的态度，暗示中国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空谈高调”。咱们姑且不论某几个网坛论坛上经过狄雨霏选择后网民的发言是不是能够代表中国民众的态度；就算中国不少网民反对，也并不代表中国的官方立场和政策意见。
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排斥外来文化的国家，今天中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就是最好例证。中国历史上对于外来民族和文化，从来没有出现过诸如欧洲对和美国对那样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即使到了近代，即使是中国最积弱积贫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上海也敞开胸怀，接纳了来自欧洲的数万犹太难民；当二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建国之后，上海的犹太难民“挥一挥衣袖”，中国也没有遮着拦着，来去自由。中国本身就是一种兼容并蓄的大众文化，而不是一种单一死板的小众文明。
此外，笔者认为，狄雨霏一竿子将叙利亚难民问题的打到中国身上，也属无奈，毕竟在叙利亚难民问题逼到家门口之时，只有将“祸水他引”才能避开舆论的风口浪尖。不过批评中国总归要做到有理有据，摘抄几个道听途说的事例或者浏览几个网络论坛，就发出毫无根据、颠倒是非的言论，如此这般自私和短视，是不是违背了媒体舆论不为政治影响的精神？请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吧！（王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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