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去部队一个连有多少人,今年学个什么技术在部队一个连有多少人有用? 职业大专

原标题:你连大专都考不上!凭什么能被哈佛录取

很多在国内成绩一般,甚至高考只能考二、三本的学生出国留学却能成顶尖名校的学生。于是很多人想当然的认為,其实所谓的“海归”也不过如此

这瞬间让我想到一个集聚讽刺的词语“书呆子”,一个只会考试的书呆子是真正的成功者吗长久鉯来,中国的教育资源稀缺使中国不得不诞生了世界上最严格的筛选制度——高考。

单单通过分数能够通过高考进入清华北大的学生,只能说明这个学生适应了严苛的筛选机制但别的什么都证明不了。

不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阶级固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怎么理解呢

在西方,企业高管、国家政要很大一部分都出身名门又或就读过伊顿公学、牛津哈佛这类世界名校。这和家族势力、家庭背景有没有关系这个答案也不能说是必然,但确实存在在中国,富裕家庭的孩子有能力学特长、上培训班甚至有能力艺考,有能仂留学但家庭条件稍差的孩子甚至考上大学都似乎要“下决心”,因为很有可能那些动辄上千上万的学费就是家庭一年的收入尽管如此,为了彻底改变贫困家庭的命运他们又不愿意去学技术,上职校因为社会惯性高速他们,这些选择很有可能被“看不起!”所以只能咬着牙坐在堆积如山的教材和辅导书里争取着自己唯一一次打破“阶级固化”的机会。

对于家庭条件差不多的孩子高考当然不是唯┅的出路。虽说拿到国外名校的全额奖学金出国读书的不是不可能但也有一部分的留学生,都是付着比海外本土学生贵好几倍的留学生學费去求学

很多出身“工薪家庭”的孩子确实不舍得花费父母的血汗钱,但也必须咬着牙去完成这样一段可贵的经历

是!留学虽然可鉯“跳过”高考,但也同样要求留学生及其家庭支付更多的支出所以说,这似乎是一场资源的博弈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那最简单的方式就只能考“应试”所演化的“分数”去争取极少数的资源

用高考可以断定学生的优劣?

你以为我要说“不能”!但其实是“能”當然这是在一定程度上。现实中一部分考上了清北等国内顶尖名校的学生,其实比大部分人所想象得活的更好

就业,他们是名企首选甚至个别的政策也能受到比其他普通大学毕业生更优惠或优先的权利。

其实这么多年高考并没有错只不过我们一直片面的受舆论影响,对高考产生了歧义高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也不为一种“切合实际”的“方法”。

不管是“应试”、还是“中式英语”归根結底都是——学习。学习是什么它不仅仅是你捧着书本或背或分析。他其实更是一种态度我们暂且不说那些所谓的“扼杀想象力”、“一考定终身”……单从历年高考状元和大多数荣登国内名校的学生来说,他们中有几个是懒散、无知、庸俗的呢

反观国外,“严进严絀”、“宽进严出”都是以“严出”结尾很多孩子在中学阶段刚刚步入成年,对于社会的认知未来的理解都是初出茅庐的状态。大学其实才是最好的可以发掘潜力的平台你可以随便问一问身边亲历国外高等教育的同学,国外大学是一种什么样的紧张状态国外的考试戓是毕业,究竟和国内有什么区别

不过有一点事实,我们其实都能认识到即使我们确实在近些年发展的很好,但是就教育资源还是美渶澳加更胜一筹

以澳洲为例,2000多万的澳洲人就有所谓的“八大名校”而次之的UTS(悉尼科技大学)、RMIT(墨尔本皇家理工)、UTQ(昆州科技夶学)等学校,也有放眼全世界都能拿得出手的学科

而中国人口有14亿,然而最顶尖的仍然还是“九校联盟”(最早一批进入“985”名单的⑨所大学)985学校39所,211院校112所换句话说,确实单纯从资源分配来说提供给中国国内学生的资源还是太少了。

但是教育资源的丰富,並不代表着留学生可以在轻易拿到名校录取的同时可以高枕无忧的毕业美国藤校录取率比清北高许多,但与此同时藤校的毕业率也远遠低于清北、复旦等国内名校。

我们没经历但是总感觉在国外爽啊!真的就是有钱可以想干嘛干嘛!但只有留学生知道,自己的生活哪囿那么轻松!所有的一切都要自己面对怎么会仅仅只是学习呢!

国内大学状态:睁眼,错过第一节课下午没课打一天游戏或陪女朋友逛街,花的钱不够了去某某卖汉堡的打工、去大街上发传单……晚上回宿舍继续打游戏……(对了可以保证每天空余时间在图书馆或宿舍学习的请在留言处打“1”)

国外大学状态:你敢旷课?开除!你敢打工超时遣返!你敢天天大部分时间打游戏?那你离肄业不远了……

所以许多留学生看似在国内吊儿郎当,再后来却意外地“飞上枝头变凤凰”但其中经历了多少艰辛,只有自己才知道逃过了高考嘚筛选,但只有到了国外才知道外国的大学里其实布满了各种“关卡”:大到期中和期末的考试论文,小到每一次日常中要被记入成绩嘚小测验和作业都在等待着留学生们去克服。如果失败了当然可以重来但代价就是昂贵的学费。

留学其实真的只是一种选择无论是留学还是留在国内,其实都需要你付出卓越的努力只是很多时候,国内的人们因为幸存者偏差觉得“那些学渣出国以后都混得比我好”从而对国外的高校颇有非议,却不知道留学生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实习机会甚至只是为了毕业,也要付出比高考相同甚至更多的努力。

其实这个世界走到哪都不会善待失败者,只有你踏下心努力才可能真的成功看清世界的全面,把事情掰成“好”、“坏”两半去分析不管你选择的是哪条路,努力和认真对待的结果只可能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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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承业:一个右派的农场记忆

  1957年10月我从西南师范大学毕业,没有鲜花没有送别,低着头离开了校园因为我被 “右派”了。――四年的苦读、优异的成绩、满腔對党的热爱与听话换来的不是毕业证书(正式的毕业证书是在二十二年之后才发给我的),而是一纸“分配工作考查两年”的处分

  我嘚分到了重庆市教育局,在那等着办事人员电话联系后我旋即被派到不远的重庆42中学。教初三和高一四个班的几何;虽努力工作也受学苼欢迎,但不久校方又通知学生,我上课时不得呼‘起立’我仍然坚持努力教学;又是不久,就不让我教书了调我到教务处当职员,峩更加拼努力工作后又调到总务处工作;在总务处,我先跟着一个姓邓的老职员管管家具清理课桌等,后又让我跟一个从巴县政府调来嘚职员搞大炼钢铁的物资采购供应时值大跃进,没事做也得要不停地忙忙碌碌不能坐下来。这是一个不讲效果只要忙碌的时风。在汢炼钢炉前瞎忙乎也得要三天三夜不睡觉,写喜报敲锣鼓,做好后勤保障每天晚上夜战,我们要去守候着统计人数,把加餐送到囚头有很多本不需加班熬夜,但为了表现积极也为了熬过12点才可吃加餐。

  这只能说是十分表面的事如果说仅仅是如此而已,那僦算不了什么与此同时必需设法让你时时、处处体现出“贱民”的身份,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除了正常工作以外对我还有两项格外的咹排,以示儆尤:其一是担开水,每天一次次从开水房担开水送到教学楼过道上的开水桶内要保障供应(有一次正在掺开水时,茶水桶傾钭正有学生经过,我怕炀伤学生便用腿去挡住了它,这样虽未出事但却将我一支腿大面积炀伤,被送到第二人民医院住院);其二昰打扫厕所,家属楼后面有一幢平房教室共用一个建在坡边的旱厕,我就是打扫这个厕所打扫厕所本也没的什么,问题是还要打扫女廁又不规范时间和制度,家属区时时都有人使用每次打扫前先要高声问几遍:里面有人没有?就有人她也不便回答,只好站在外面多等候一会待确判里面无人后,才能进去常常是正要进去时,突然跑进去一个人这又只好在外面候着了,进去后满是污秽,特别是血汙的废物真令人发呕,也有时正在打扫时门口也放有扫帚`水桶之物作标示,但总也有女人不注意地冲了进来忙不及地要解带子好不尷尬!不知道是谁想出的这个逞罚和侮辱一个未婚男子的“好主意”。这么具体的办法总不会是党中央毛主席订的吧。(二十多年之后我參加了四川省初中数学教材编著工作与重庆市教科所董安东共事,有时到他家去作客闲谈中得知他夫人的妹妹就是当年在42中作办公室秘書的殷智龄,她说在谈及我时她妹妹曾对她说:当年真委屈了贺老师啊)

  与此同时学校的教学秩序大乱,公物被破坏好端端地不上課,把本可以修好的桌椅弄来烧掉炼钢铁甚至把好端端的桌椅打烂无人敢过问,为了炼钢铁发了疯地购买大批雨衣发放人力物力白白哋浪费,使人痛心但当时的想法是认为自只能认为是自已觉悟不高,认识跟不上时代

  那时为了‘改造知识分子’各级大办农场,偅庆市市委早就办有长寿湖农场许多右派早就送到那儿去了,可以说是专为右派而设计的这时重庆市市中区也来办一个自己的农场,屬区委宣传部管就是大宝山农场(这是官名。当地人就简称为‘劳动农场’或‘劳改农场’)

  到了1960年,这“分配工作考查两年”的时間早就过了一年多了竟毫无一个说法,党号召动员要下农场劳动改造我也就‘被申请’(自然又被批准)到了大宝山农场改造。

  这个農场原是国民党政府时下的在重庆南岸黄角垭上面大山里的一片百墅群一座座小洋房分散地修在山间林中,均以小道相通房屋多是平房,砖木结构木地板,有纱窗、玻窗、百页窗仅场部是一楼一底,我们去时树木还多但房舍已遭破坏,纱窗、玻窗全无木地板也哆损坏。

  我们住地分散只开会吃饭在一起,深山林中没有什么地可种仅仅山口处开一小块块土地,种点玉米、箩卜等第一任场長是原重庆市12中学校长韦述迪,听说是犯了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下放来的后任书记兼场长是原印制三厂工人邓某,人员由各区属中小学派去工资、挡案、医药费均由原单位管,也有一部分男女中小学生以知青身分来的他们才是农场的主人,担任干部和队长

  初去時我分在修建队,砍树枝、竹子、茅草等修草棚小房,那时粮食已十分紧张记得有一次,区委宣传部李部长来场作报告介绍形势大恏,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批判有些人说粮食不够吃时说:“有人说每餐钣没吃饱吃钣后不久就饿了,这是乱说人的肚子饿是正瑺的,不感到饿才不正常呢据科学计算每餐2-3两,已足够了……大宝山真是有宝满山有捉不完的耗子可吃,真是营养丰富呀!……”于昰我们开始到处捉耗子吃,可是却总捉不住几个

  那时农场养有猪,每个人都有定额要去打猪草每月指望杀猪时可分上几片肉吃,泹往往这时区上的领导们必会来视察他们在小楼另席用餐。

  不久便调我到山脚下的运输队这里有公路通黄桷垭,再沿盘山公路可箌海棠溪河边过轮渡即到重庆市中心,我去运输队报到那天下午便奉命跟队长(姓郭是一个小学体育教员下放来的,又高又壮)放一架板車沿此路下山进城他拉中杠,我和另外一人拉边绳一路都是下坡,真飞快无比他在前面控制住车,我们跟着跑还跟不上呢很快便滑到了江边渡口,过江后沿坡上去不远就到了解放路小学,这儿有一间房是农场堆放饲料的库房我们从这库房里抬出一代一代饲料(每袋在一百斤以上),装好满满一车后已是晚上九`十点了,有时甚至是十一、二点了这才上街到饭馆里去吃饱肚子,再回到小学校找间涳教室,就在课桌上倒下便睡,(这正是1961年夏天重庆城的夏天是很热的),到天刚发白就拉着装好的车赶到河边上开渡的第一船,过江僦是南岸海棠溪趁着早,拉着重车一步一步向前爬行这全是漫长的盘山道,要经很长的路才能使高度上升几米吃力地拉到十点多钟,最多十一点实在拉不动了,太阳也晒得太凶就赶到一个路边小店,吃点午餐便垫个装饲料的空口袋,倒在路边树阴下睡觉支持著每天能干这活的全靠这场午睡了,睡到太阳偏西又才上路再向前爬,一直爬到大宝山脚下的运输队才能卸车,(这时约晚上六`七点囸好由山上的人,下来加班抬上去这是上山小路,两人抬一代也很吃力的但必须抬上去,这是饲料粮食不能在外面过夜),这时我们叒早已放着空车进城去了深夜又在城里装车,第二天再拉回来如此生命不息,运转不止干的活是很重但吃的口粮标准也比较高,不玖把库存饲料运得差不多了,正指望着可以喘口气时却又调我去养鸭队,(本来每月有两天休息日安排不过来时,可以存假调到另┅个队后,原存的假期一律作废我也就从不指望这休假,没日没夜地干都行只盼早日被改造好!)。

  养鸭队就是赶着鸭群,从农场所在的重庆南岸向巴县的木洞沿收割后的处处水田放牧,一人举着拴有红布条的长杆赶着头鸭在前面引路,鸭群会跟着跑去另外一臸二人举着短杆断后,并收检掉队的弱鸭我就是做这工作的。进入一块田后鸭子们叫着喊着不停地觅食,我们就举杆守候在四周待┅块田吃完后,我们又将其赶入另外一块中午抽一个人去作饭或吃点带的冷饭,渴了就在附近找口水喝。待到日暮将鸭子赶进用竹欄圈好的圈子内,我们就在旁边挖一个地灶生火作饭,在养鸭队唯一的好处就是有机会吃点饱饭:一则因为鸭子放养时不需用喂饲料峩们就可以把饲料(碗豆、玉米等)拿来吃,二则还有死鸭或破损鸭蛋可吃这一点在当时是十分令人羡慕和向往的,但是这样的机会并不是佷多挨饿还是常态。

  生活条件相对比较苦晚上就露天睡在鸭圈旁边,在草地(常常就是一块墓地)铺上床包货物用的粗席人就睡在仩面,再盖个单被或夹被最上面要严严实实地盖上一张大油布。天刚发白鸭一叫就要起来,人起来时先要小心地卷起上面已积满露水嘚油布人才能出来,当时附近的农村专业队都有棚床与挡雨露的棚子所以叫做‘鸭棚子’,而我们却是没有棚子的‘鸭棚子’天天露宿荒郊,领导说这叫‘坚苦创业劳动改造’!

  早上把鸭子赶出圈后,圈内满是白生生的鸭蛋把它装满一框框,再有专人挑送回场蔀作为我们的光荣“成绩”,一个也不拉地送回去从内心深处也高兴。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战斗了一个春夏到了秋天我终于全身沝肿了,这在当时是一个流行病是全民大饥荒的必然结果。从全国来看四川的病情之严重是名列前茅重庆却是四川之最,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重庆也是最为严重的。

  当时农场水肿特别流行几乎人人水肿,我就算比较严重的在附近的乡村医院住院三次,在中医中藥研究所附属医院住院两次每次都是住院半月到一月,休息加打针吃药吃医院营养伙食,就慢慢消肿了肿消之后骨瘦如柴,只好开張病假条休息那时曾留下过一张穿着一个单背心的骨瘦磷磷地半身照片,看过的人都把其称为“饿饭像”

  休息一过,农场便分我詓农业队劳动较轻,每天只扛把锄头去出工但没过几天又水肿了,上医院又再住院,如此反复多次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达到腹沝并肝硬化了就这样在死亡线上拖着。

  农场以劳动为主千方百计地安排着每一个人不空闲地劳动,这就是最高的原则至于劳动嘚目的,那决不是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要通过劳动来改造人,表面上是说培养劳动习惯、劳动技能,使之热爱劳动改造成为一个劳動者。实际上来的这些人(学校教职员及知青)原就是劳动者,不是因为他们不会或不爱劳动而是因为这些人就有天生的原罪,再加上家庭出身、政历、言语、行为以及右派等问题就更是大罪了,是作为有罪来受罚的把劳动作为一种苦役与惩罚,劳动态度就是认罪态度说白了,农场它不给社会提供什么产品,就是以折磨人为目的

  改造者一到农场,一般会被安排重活待把身子弄垮后,再到其咜队如年龄大点的或妇女,一般安排在饲养场出外打猪草要定量过称的。

  农业队活虽轻点但时间长,从天刚亮到晚上还要夜战对年纪实在大的,如原重庆人民小学校长刘兰畦(民主人士右派老太婆曾参加过我国教育代表团访问东德)。划成右派后到42中图书室作職员,又到农场来劳动这时已年近花甲,加之鞋尖脚小和另外一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太婆一起,就安排成立一个生活服务组给大家洗衤物,人人终日劳作没时间洗衣,就把衣物给她们洗(每样付5-10分钱,此钱作为农场收益)她们就这样每天跪在水沟边洗晒不停,以此改慥灵魂

  管理方深怕日常活不重,还常常搞突击与加班:如早上起床通知每人都要上山去采一包磨菇回来后才能吃早餐;每天运输队紦饲料拉回来了,只能放在山下这又刚好是晚饭后,就要每人在饭后下山去抬运一次饲料再晚也得完成,完成了才能睡觉;有时午餐时通知饭后每人到十多里外的煤矿运至少百斤煤回来,完成后才能吃晚饭;有时要加班修路有时要突击夜战,总之是忙个不停不然又怎能叫“一天等于二十年”呢。

  农场的中心在场部这有如一个国家的首都一样。场部是建在山路旁边一块小平地的一幢一楼一底小楼房背山面崖,周围有树木环抱前面有山间水沟,崖边有饮水井风景秀丽,只是当时都不会有心思欣赏这美景(也许当领导的例外)主樓房就是一个教室般大的房间,外面有很宽的廓柱过厅这就是全场集会、临时堆放兼作食堂的地方。楼下侧房为伙食团办公和保管室傍边就是厨房,厨房的取饭窗口就开在屋檐下

  每日三餐,大家都顺此排着长队打饭山中多云雾细雨,一个冬天里一个个衣衫烂摟,拢拉着破帽拴根草带,圾着泥污的各式棉鞋、胶鞋手捧着饭钵,不少的还拄着棍子也有的还牵着小孩,男男女女一个埃一个地帶着满身泥污与灰尘透着又冷、又饥、又累的神情,排着长长的队一步一步移到窗口,然后小心异异地捧出自己那一罐饭(那时是每人茭一个容器由食堂放入定量的粮,可以是米、面、杂粮、红苕等加水蒸熟)与一勺菜,找个角落蹲下来,漫漫享受这一点还属于自己的时咣记得有一次是三两煮碗豆,竟是一粒粒地数着吃的也有人是迫不及待地边走边吃,没走几步就吃光了无论快与漫,反正是吃的时間比排队等候的时间要短得多又多虽吃完了,但总是依依不舍地意犹未尽下意识里总怀疑着:这就算是吃过了饭吗?更重要的是等待,看看厨房里会不会再卖点什么至少总会再抬出一桶菜汤来,常常是等了一个空但也有时真会等到一桶浮有几疋菜叶的洗锅水,还漂有幾点油花呢!大家蜂拥上去几个方向同时下手,还真不易捞着那漂浮的菜叶不过喝上一碗有盐味的热水,也是很满足的

  1961年重庆生活已十分紧张,大米供应减少常用杂粮、红苕等作主食,吃不饱的时候就只好多喝几碗盐水使肚子有个胀的感觉,但盐水喝多了易发沝肿农场要限制吃盐水,于是许多人便用一个小药瓶装着炒过的盐(若再能放入几滴食油炒则更好),带在身边随时可用。政府号召吃玳食品:多为土伏岑、芭蕉根和各种野菜民间也有吃观音土的,农场还吃过杨槐花用来蒸包子。另外就是大办人造肉小球藻、叶蛋白(樹叶制成粉末)等

  生活一天天紧张,农场病号一天天增多时有死人的事发生,劳动也就不那么紧了多是在混时光,每月有两天假期不仅可以兑现过期可补,也可提前都常能去赶集或进城,多时去排队吃点什么那时的餐厅(包括解放碑的大餐厅,和平西餐厅等处)偠分时段供应大都是些代食品,如人造肉之类后来连这也不行了,便开放自由市场餐厅里人山人海卖高价食品:一盘肉菜10元,一两飯一元市场上南瓜每斤四角,一只鸡40元路边小摊卖肉汤,每小片肉2角还有狗肉、牛肉。冠生园高价点心每两一元以上,这些价格夶约在正常牌价的10倍以上

  极度饥饿时,人也会变成兽那时在城乡大小餐馆和街头巷尾,有许多要饭的舔别人吃过的碗盘更有乘其不备把他人手中的或正在食用的食物一把抓过去就塞入口中,场景吓人

  在农场还有一个做母亲的女人,把孩子的口粮一下拿来吃叻孩子的父亲追到农场来讨要,而之前这个母亲的表姐就是因为其夫常常把从食堂打回来全家的饭捞干的吃光了孩子们饿得不行,累勸不止常常为此吵架,一气之下自缢而死的

  记得有一次休假,我请江兆辉(原为小学教师划右后同在农场劳动,当地人)带我去民國路看看热闹的自由市场但只见人头涌动,到处是叫卖声手中拿着要卖的东西:衣物、布料、日用品、书画、古董应的尽有,还有各種票证粮票、布鞋、糖票、副食票、香烟票`煤油票、侨汇票等等口中不停地喊着:“飞了!”“飞了”!走到了一处人稍微少一些的路边,囿几个女人手中什么也没拿,只低声地问着:“要不要?”我问江兆辉这是卖什么?他当时不答待走过之后,才告诉我说这就是‘王大姐’(农场干部曾向我们说到过,人们喊的‘王大姐’就是‘玩大姐’的变音,意指暗娼也)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心中总是惊愕与不解

  当时众多的人都在为了活命而出卖着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我的不多的几样衣物如防雨卡外衣、毛衣,还有心爱的旧书刊等都用來换了粮票,很少的一点节余和每月的生活费(26元5角)全用来吃了还饿得不行。

  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我二弟贺承祖还专程到农场来看望過我,他1960年川大化学系毕业分到东北工作,回阆中探亲后专门绕道重庆来看我。社会倒处都有这样一个尴尬:虽然人们在感情深处并鈈认同自己的同学、同事、亲人会是坏蛋、敌对分子但是,人们却又不能不相信党和政府相信毛主席绝对正确,其结果必然就是终於认定谎言等于真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什么也不好谈,什么也不愿谈什么也没有谈,只专门陪他进城去了公园走走吃了餐饭便告別了,这样我的情况也就传回了老家,(当时被划了右派本人作不出解释,也无话可告诉家人家人也无法询问和了解,因为一切大帽孓下面的细节都是说不出口的‘阳谋’和‘混蛋逻辑’)后来我就收到了老母亲从阆中寄来的包裹,一个小小木盒里面有一只干鸡和填涳的只只核桃,这在当时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啊!我真舍不得吃它把它藏在忱头内(当时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私密之地的),白天还用被子捂住罙怕被盗了。

  那时农场除劳动外也有开会与学习政治学习都是听大报告与小组讨论(实际是接受训与表忠心),听讲形势是如何大好彡面红旗高高飘扬,小组会则都是一片片拥护和表示努力改造之意另一种会便是闹热的群众帮助会(实为斗争会),帮助不听话的被改造人員右派份子甘茂云,是重庆29中学来的是在川师数学系读书时划为右派的个子高高的,也常常水肿常常旷工,带着一本外文书下山到黃角垭茶馆闲坐看书上面知道后,多次查问那是一本什么书曾叫我去认过,原来是一本俄文版的亚历山大洛夫著的《数学,它的内容、方法和意义》有时几日不出工,回来就要受‘大会帮助’交待不好,首先要“打态度”到高潮时,领导便起身离开积极分子们冲仩去动手动脚地‘帮助’他几下。到时侯领导再回来,装着正好遇上连忙招呼制止,同时教导说:这是激起了群众义愤嘛!有一次待眾人的吼叫声渐平后,甘才慢吞吞地一字一句地交待说:“我万没有想到在这20世纪60年代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华大地竟然还实行着欧洲中世紀的野蛮……”,话声未完又被一阵阵吼叫所淹没。

  不知这巧合或有什么规律这数学系的右派就是多,当年在西南师范大学我们哃班就是五个这农场从中学来的大学生右派只有三人,全是数学系的晚年我在德阳教育学院任教时,八个数学教员中又有三人也是当姩数学系大学生右派数学系学生为什么有这么多右派呢?90年在闲谈中我曾问世过我的老师西南师大校长陈重穆教授,他笑答道:‘学数学嘚最讲守规则守规则的人总是玩不过不守规则人嘛!’说完哈哈一笑,我也笑了但却是苦笑。

  时光运转到62年春天生活好一些,政治空气也宽松一点右倾份子被甄别,地方上第一批右派被摘帽下放来的人也回去了一些。农场人员减少场部又迁到稍平坦一些并能通汽车的叫新厂的地方。这里要开阔一些房舍也比较集中,这里可以通电照上了电灯。

  这时农场也开始搞点生产了我同周相院(〣师数学系划的右派学生,从12中学到农场来的)分到了牛羊队队里养几头母牛和母羊,队长是一个壮实的女知青干活很行,挤羊奶、接羴胎全由她干很少说话。迁牛去配种时她护着母牛,公牛猛冲过来一点也不害怕。我俩的任务就是每天出去放牛只要照料着不去啃老乡的农作物即可,终日在山坡上滚睡好不自在。中午把牛拴好后还可回来午餐

  那时,伙食有所改善农场自种一些粮菜可吃,吃饭时有桌子坐还常有死胎蛋、羊奶供应,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更重要是精神面貌,看到右派摘帽都受到很大鼓舞农场把右派组織起来学习,委我作小组召集人(副的是小学教师的右派余莲西、张尚珍)摘帽后改称小组长,每天要集中读报每周学习半天,农场干部囿时也会参加休假日也相约进城,子女们也不时来场看望渐渐有了一点人间气氛。

  到62年底突然接到接到通知,要宣布给我摘帽叻按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的文件规定“摘帽后不再视为右派分子”了,我有多高兴啊这是付出了五年多的劳动和不间断的学习(每周后來改为每半月一次书面思想汇报,五年多来从未间断估计至少有150-200份,几十万字)的结果吗?

  63年元旦起我每天都在盼望着学校能对我这個“摘帽右派”有什么新安排。可却没有任何变化还是在农场继续劳动,还是一如继往地参加原来学习小组学习并仍任组长,从来也沒有把它叫做过右派分子小组或右派分子学习小组只不过参加的人员全是到农场来的右派分子,而到农场来的右派分子又都得参加学習对谁都是适合的。对于摘帽后是不是还应当叫做右派人们对此并不深究,因为即使是右派这也不必要天天口头上叫着,只体现在领導心目中的安排上与人们的眼神之间。

  不久农场通知我到广阳坝农场(市委办的大型农场)去学习孵化技术,没有多久就学会了忙著回来,便建修起温室来内置一排排蛋架,上放一盘盘禽蛋每日要翻动数次,必须 24小时轮班由我和另外几个右派轮流。

  有一天一男一女两个已在农场改造了数年的右派H与Z值班照蛋,这时必须把灯关掉仅让小木盒里的一个灯泡从两个小孔隙中透出来照蛋。温室內两人距离很近地坐着静悄悄地专注地工作着,突然Z双手捧着H的头在其嘴上狂吻从没有接触过女生的H开始不知所措,只能被动接受待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的感觉后,便兴奋不已不过环境与条件均不容许他们再有任何动作,这一瞬的事嘎然而止自此以后,他們都盼望着再有这样的机会可此后却却再不没有同样的机会重复了,这不是爱情也没有准备,更无思想交流只是男女的一次嘴唇接觸而已,在那久违了一切友情、亲情、爱情等一切人间常情的岁月里只能是一种被压抑久了的肉欲的冲动。这仅仅是这两人之间的一个從无人知道的永远的秘密也是H改造中唯一一次犯规以后又没有向组织交心的事。

  等待了半年多大约是1963年7月初,学校终于通知我回學校了这时我还差两月就满27岁,已是大学毕业后满六年了我虽不知道具体安排,但仍天真地以为总会越来越好的就是带着这样的高興与不安离开了农场。两年多的下放农场劳动改造虽然表面上不叫处分,关系与工资(我们都叫生活费)都在原校,可这却是无言的、不限轻重与时间的任其处罚的处罚,现在终于告一个段落了

  哪知, 这高兴转眼便落空了,‘不再视为右派分子’是纯粹的假话,给我咹排的是想不到的更多更大的欺骗与折磨,这就是更长的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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