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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铜魂——东川建设者笔记
铜魂——东川建设者笔记
　　一、初出家门传说，秦始皇时，中国曾选派八百童男童女，乘船远渡重洋，去寻找长生不死的药，结果，这些金童玉女，再也没有回来。他们漂泊到一个离大陆很远很远的荒岛之上，开荒种地，繁衍生息。许多年后，他们逐渐成为东方一支具有中国文化、文字、文明痕迹和特征的强盛民族。四十几年前，我和我妻子，还有几百同乡，也是乘船离开万县到外地去的。我们的人生经历，与秦时金童玉女寻药的传说，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我们不是寻药，而是南下，漂泊到铜矿，为新中国采铜。那是上个世纪，六四年的初春，正值隆冬，严寒尚未消融，我们这些年轻人，已提早闻到春天的脚步。万县城里，传来好消息，云南东川矿务局来万招工，下达的计划指标是招三百人，其中搭配招女性百分之三十。东川是祖国的铜都。东川矿务局是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中央企业，工资高。云南，也是个美丽的地方，气候好，四季如春。同时，云南 是有色金属王国、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少数民族族别最多的省份，是古代传说 的女儿国。电影《五朵金花》阿鹏找对象这个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浪漫爱情故事，就发生在那里。当时，我们思想很单纯、很幼稚、很天真，把外部世界，想得异 常的美，甚至做着“淘金的梦”。对道路的坎坷，人生的艰辛，一点认识都没有。对去矿山工作，和从事矿工职业，并没有过多的置疑。一心想出去闯一闯。南唐李 后主（李煜）时代有诗曰：“男儿大丈夫，何以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心情。尤其现实的是，当时，万县和全国一样，正经历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折腾。工厂下马，单位精简人员，物资匮乏，城乡人民吃不饱肚子，因营养不良水肿死 了不少饥民，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凭证，特别是找工作难。东城公社、西城公社（后叫街道办事处）总人口十万，耍起的人不少。矿务局来招工的上年（六三年）， 铁路局来万县招工，走了一批人，全是壮年男子，不要女子。可以说，在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基本上是工作来找人，而人是不可择业的，找一份工作，要经过“政 审”，要由居委会推荐，家庭成份不好、个人表现不好，还不要。从事自己不理想的职业，虽说是人性的扭曲，是劳动的异化，但，为了生存，你得默默去接受。记得当年来万县招工的干部，住在西城二马路市委招待所内。有郝志嘉、任万堂、张人镇、程簪和另一个记不清名字的、后在十四冶工作的中年男人。郝志嘉，我们叫他老何（郝），四川开江人，五十年代初，由川北行署调东川，后在矿务局木工厂，跟我一个单位，一直搞劳资工作，与我关系相当好，八七年退 休，平时喜欢抽烟， 翌年因患严重的肺气肿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老郝为人善良，一生从事人事工作，可称矿务局的人事专家，六四年到东川的四川老乡，许多人都爱找他开玩笑，叫 他、骂他“人贩子”，他从不生气，相反乐呵呵的样子，与你更加亲热。任万堂，重庆巴县人，东川冶金工校的毕业生，学医的，骨外科医生，中年当了几年铜矿医院的院长，其妻龚莲英，也是六四年从自贡去东川的四川老乡，同在医院工作，夫妇俩退休后，在昆明繁华的闹市买房定居。张人镇，重庆人，先在矿务局搞人事工作，后提任，八十年代官至落雪矿矿长。程簪，云南大理的白族，昆明工学院肄业生，先后在因民矿三坑和矿机关工作，“文革”后因病去世。六四年矿务局招工，在万县市东、西城同时展开。我们由新桥分社（后叫居委会）通知到东城公社（办公地点万安大桥头的环城路口）大楼里开会，听东川招 工的干部介绍矿山情况，接着，又通知去专区医院三门诊部（原红十字会医院旧址、今仍恢复为万州区“红会”）体检。体检十分严格，象参军一样，全身脱光了衣 裤，裸体在室内小跑，可能是检查四肢有没有残疾。几年后，在东川听郝志嘉讲，万县招工体检，数肺结核病患者多，也由此淘汰了不少想去东川工作的人。这恐怕 与万县人，随地吐痰和不讲卫生的坏习惯不无关系。体检后，很快接到被矿务局招工录取的通知。为了沿途路上交通和吃住方便，到东川的三百人，决定分两批离开万县市。我们东城五个分社（新桥、三马路、环城 路、民主路、柑子园）通知过完春节先走，即正月初四就要启程。西城五个分社（电报路、二马路、西山路、高笋塘、陈家坝）随后，比我们晚走两天。要去矿务局，和我同住三马路天德门一条街，平时相互又认识的邻居，男的有袁大鸿、瞿联益、李正全、陈开叙、谭继龙（九十年代患喉癌病故，七十年代其 二妹嫁大鸿为妻），女的有陈泽兰（今生活于山西太原）、徐家莲、彭长蓉。同一个分社，住在陆家街那边、后来到东川才认识的老乡，男的有罗凤杰（我妻的二姐 史焕卿是其哥罗凤岐之妻），女的有叶迟秀、彭乐群。我们这批先离开万县去东川的年轻人，除民主路分社的刘纯碧，三马路分社的程永碧、周代清和我妻子史焕齐，是六三年刚从学校毕业的高中生外，大都是高小、 初中毕业生，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不超过三十，四四年至四六年出生的最多，顶多当数抗战胜利降生的一九四五年。一般都属于多子女、弟弟妹妹尚未成年的贫困 家庭。去东川的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刚满十八岁，由于父亲早逝，一个没有文化的母亲，拖着我们六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有年迈身体有病又无钱治疗的奶奶（长一个 良性大肿瘤在肚内长达十多年），艰难的走完了我的苦难童年。我高小毕业后，干了三年力气活（在母亲所在单位市土产杂货行仓库打包），后来读了一年的初中， 便辍学在家。六一年，通过幺姨爹刘开寿管库的关系，在钟鼓楼外贸站茶叶仓库，做临时工，干一天能挣八角钱，不干就没有钱，活计相当于当代“扁担”（重庆叫 “棒棒”、贵州叫“背篼”），即搬运工，叫干啥就干啥，特别能吃苦，身价最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廉价劳动力。东川来招工，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也悄然的改变了我们人生的命运，我们这些迷茫在社会最低层的无为青年，只有拥有了一份正式的、固定的工作后，才能看到前途，看到未来，看到造就自己成长的曙光。临行前，母亲魏芸卿带我去算命。算命先生说：“这娃儿在家没有出息，要走到外面去，走得越远越好。”我和母亲都信以为真，没啥可说，去云南东川是命中注定。于是，离家前，我心里暗下决心，云南工作再苦，也要坚持干下去，不混出个模样，决不返乡！离开家乡时，我们这批人，是中国一穷二白、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大多数人，光荣的穿着补丁重补丁的破旧衣服，还有穿象麻布一样的再生布衣服的。三马路 分社的田时弟，连一床破被子都没有，在北风刺骨的正月天，走上轮船时，穿的是一条破破烂烂的裤子，脚上穿的是一双草鞋。我随身携带的行李、衣物，比时弟好 不了多少。一床薄薄的被子，包棉絮的被单布，补了又补，连同从北京邮电部回来探亲的表姐魏明玉，给我买的毛巾、口缸，二姐张明华的男朋友送的一双军色浅口 胶鞋（时称解放鞋），和我脚上穿的一双母亲才买的新布鞋（买一双布鞋要花二元多钱，一般都嫌贵，买不起，多数家庭都是自己做，当时皮鞋八九块钱一双，更穿 不起，属奢侈品），总价值折合人民币，不超过十五元。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六日，阴历正月初四，是一个永远难忘，值得纪念的日子，万县港—杨家街口码头，人头攒动，热闹异常。东城赴云南东川铜矿参加工作的百多名 少男少女，在亲友的欢送下，就要离开家乡。我家除奶奶在陈家坝桥沟的姑妈张光珍（生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日，万县人称之为“姥姥”）家没有来外，可说全部 出动，弟弟（清明、清强）、妹妹（明惠）、二姐、母亲和我一生最要好的朋友（初中同学）程启明、聂仲麟，都来到长江边，与我送行。初出家门，“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反复叮嘱：“如果到东川后，天冷，夜间就不要脱衣服，要合身睡。睡觉时，床上没有垫的棉絮，就用薄被子，垫一半，盖一半。”这些话，到后来我们做了长辈时，才懂得和体会到母亲对儿女的疼爱及关心，那真是永远的、无微不至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那天，当溯江而上的轮船，徐徐驶离港口，船上离家的游子，岸边送别的亲友，都依依不舍，泪流满面。谁也没有 想到，这一别，有的人是一生，有的人是几十年，尤其对那些以后在云南、在东川扎根的老乡来说，他们的乡愁，那仅仅才是几代流落他乡之人，故事的开始……。二、奔赴铜矿六 四年二月十六日，我们先行的一百多名东城青年，乘船离开万县后，第二天到达陪都—重庆。谁也没有出过远门，也没有离开过父母的怀抱，重庆也是第一回来。矿 务局招工的，安排我们住在两路口公寓。两路口离菜园坝火车站很近，坐缆车下去一分钱，再上来两分钱（今已改为电梯，上下均为一元钱）。住两路口，就是为了 次日上火车方便。我的家乡万县，与重庆无与伦比。在重庆，“开洋荤”，平生头次坐缆车、电车（无轨的，今已淘汰），同时见到万县尚无的火车和宽银幕电影院（发眼镜戴 着看电影）。重庆是一座繁华而热闹的城市，宽阔无比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鳞次栉比的高楼，着实让我们这些多少有点“乡巴佬”气的万县土包子，拓开了眼 界。人不出门，身不贵。我父亲张光泉，五四年为合伙经营的共力生山货行出差，就来到重庆，因突发心脑血管疾病，年仅三十五岁就在此去世。重庆有父亲的亡 灵，从小就久仰这座高贵而文明的大城市。父亲去世十年后，我从小孩变成大人，来到这座城市，重庆给自己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不错”。重庆物价便宜，吃一碗味道鲜美的担担面，只花八分钱。记得大鸿、联益、正全我们几个一条街上长大的娃儿（重庆叫崽儿），第一次合伙在重庆下馆子，炒几个 菜，要一大碗汤，每人半斤粮票的大米饭，吃了算账，AA制分摊，每人才出两角多钱（今称此为“拼客”拼餐，故我等有中国拼客始祖之嫌）。在去东川铜矿的旅途上，矿务局招工的，按规定，给每个新工人，每天发一斤全国通用粮票和一元钱的生活费。一元钱除了吃饭，包括男娃儿抽烟之外，人人都还有节余。离开万县的第三天，从重庆乘坐成渝铁路线上的火车，到了四川隆昌县。当时，四川到云南的火车尚未开通，川黔、滇黔两条铁路正在修建，因此，我们在隆昌改乘汽车到东川，应该说是选择的一条捷径。当日，夜宿隆昌。离开万县的第四天，即夜宿隆昌的次日清晨，天下起毛毛雨凌，气候变得异常寒冷，手足也感觉僵冻，气温估计已降至摄氏零下。此时，我见从旅社走出来上车的 时弟，赤着脚走在冰冷的路上，很可怜，很造孽，于是忍痛割爱，将离家前别人送给我的那双军色浅口胶鞋拿出来，让他穿上。时弟当时很感激，因我们过去素不相 识。其实，我也穷，离家时随身除一床被子外，身无长物，只不过出门了，大家走到一起来了，穷帮穷，互相有个照应。4 d- W1 g6 h2 p1 I8 p是日，矿务局招工的，联系四辆装货的解放牌大卡车作代客车，将我们一百多名新工人，按原家住万县市东城公社新桥、三马路、民主路、环城路和柑子园（含一 马路）五个分社划分，各上到一辆车上，开往东川。我和大鸿，本是新桥分社的人，因报到时，被矿务局招工的，误写入三马路分社，而我俩又没有要求更正，于是 坐上了三马路分社那辆车。在三马路分社那辆车上，除小学同学王万秀、张世海外，新认识许多人。其中有跟世海一起，被指定为车上领队的史焕齐，和焕齐在万三中上高中的同学程永 碧。我与焕齐、永碧第一次见面，是在万县三马路东城粮管所（即大巷口处）办粮食关系时，我还对大鸿等几个伙伴私下低声说过：“看，这两个妹，也是去东川 的。”想不到，后来焕齐竟成为我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车上，还认识了张玉林、王久富、徐春生、潘文山（九一年患喉癌在万县病故，生前入基督教、在长航工作）、应明非、夏德权（初小同过班）、王克林等，日后都成为亲近的朋友。我们坐错车，车上认识更多的人，这便是大家通常说的，人生的一种缘分。试想，如果当年，我和大鸿没有被错划入三马路分社，到东川后就应随新桥分社的老 乡，分到十四冶建筑工地上当工人，浪迹四方。正是由于这一小小的错误，扳错道岔，致使我俩随三马路分社的老乡，分到因民矿山，结果由此改写了自己的人生， 以及经历。四辆代客车自隆昌启程，前前后后，奔驰在川黔公路之上。车上男男女女，用自己的行李卷当坐垫，紧紧围坐在有密封雨蓬的车厢里，忘却了冬日的严寒，有 说有笑，歌声飞扬。大家不时齐唱当时流行的电影《怒潮》、《红日》的插曲：“送君送到大路旁……”、“谁不说咱家乡好—得儿哟，依儿哟”，歌声从车厢内， 流在车尾，传向远方。去矿山，男同胞是“细粮”，女同胞是搭给矿务局的“粗粮”，也经常成为车厢内，大家用来调侃的笑料。尤其是春生，时不时在车厢内搞点 小恶作剧，并自诩“三天不害人，走路无精神”，也着实令人讨嫌。但，确实，当时我们这群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象一张白纸，生活无忧无虑，思想极其单纯，对 画出自己人生最美、最新的画，充满了信心和决心。是日，汽车经过四川泸州、纳溪、川南门户叙永，又过了川黔交界的赤水河，进入贵州境内，贵州高原下着大雪，而且雪越下越大，突然我们乘坐的那辆车， 在翻越白雪皑皑的金银山时，失控下滑，差点掉进万丈深渊，幸好靠悬崖的路边，有一块大石头挡住了车轮，我们三十多人幸免于难。其他几辆车的人，见此状都 说：“好险啦！三马路分社那车人，差点缴了购粮本（死亡的代名词）。旋即，四辆车都挂上防滑链，慢慢爬行，慢慢下山。即日，夜宿贵州毕节县。后来，听别人 讲，开我们那辆车的驾驶员吓坏了，当晚在旅店睡觉做噩梦，说梦话，还在讲白天差点翻车之事，我们三十多幸免于难的老乡，也是有惊无险，暗暗庆幸，心里齐 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离开万县的第五天，开往东川的四辆代客车，冒着雪花，从毕节开出。由于气温太低，公路上积雪都结成了冰凌。一路上，汽车小心翼翼行驶，不料后面有辆车还 是出现了险情。只见那辆车，在平坦的公路上，失控打横，整个车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完全改变了行驶的方向。路之滑，连防滑链都起不到作用。经向迎面过来 的汽车打听，前面的路更加难行。于是，四辆车不约而同，被迫就近就地停留下来。是日，后面的车，宿贵州赫章县，而我们乘坐的那辆车，因走在前，宿于贵州威 宁县。离开万县的第六天，恶劣的天气尚未好转，我们只好在威宁扎雪。后面宿赫章的车，举步维艰，也慢慢赶到威宁，与我们会合。威宁是贵州一个极其贫穷的 县，县城没有一幢像样的房屋，仅有一条窄小的街道，恰似四川的一个乡场（比四川的一个镇都比不上）。公路上，常见连裤子都没有穿的小孩，赤裸的在雪地里奔 跑。我们住在一个鸡毛小店，被子又脏又潮湿，而且虱子特别多。后来，大家常说威宁的虱子最厉害、最有名。看来也是，穷了不讲究，富了吃得好容易上火。真印 证了中国那句颇有哲理的老话：“穷生虱子，富生疮。”.离开万县的第七天，开往东川的四辆代客车，从威宁出发。天气开始晴朗，气温逐渐回升。积雪正在消融，道路没有那么滑了。几小时后，飞驰的汽车越过云贵交 界的杉木箐，到达云南曲靖地区管辖的会泽县境之者海。云南的海，其实就是高原的天然湖泊。不久，由者海到达会泽。会泽是一座历史名城，在滇东北地位仅次于昭通。明代曾划归四川管辖。清代是东川府治所在地，辖一县一厅，云铜京运铸钱币由此启程。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 二年），太平军首领石达开率部四万，多次攻打这里，后被东川知府黎新德领兵打退。护国运动后，独霸一方的云南王唐继尧，也出生于此，并从这里选送出国门， 公费留学日本。三五年五月四日，红军长征时，罗炳辉这位彝族出身的将军，与何长工、黄火青一起率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两千余人，占领过这里，并在此扩军。是日，到会泽较早，天尚未黑，我们徜徉在县城的大街上，踏着还未化尽的残雪，吃着独具滇东北特色的雪梨，品尝着老城的风土人情。但，我们没有见到昔日烽 火硝烟的残垣断壁，也未见到府治时期的繁盛景象。那关门闭户的店铺，三三两两行走的人群，茅屋、瓦屋袅袅升起的炊烟，使人油然感受到这座昔日火红、如今衰 败之古城的萧条和冷清。是日，夜宿古城。离开万县的第八天，开往东川的四辆代客车，从会泽出发，不一会到达东川新村。新村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八月二日曾遭七点五级大地震摧毁，故后名 新村。眼前的新村仍有些荒凉，一条没有硬化的街道，从头走到尾，不足五百米。零星的几处建筑，屈指可数。除红旗旅社、百货商店、服务大楼和一个小食店之 外，别无他景。矿务局机修厂已搬到新村，铁路东川支线正在由铁道兵部队施工修建。连接汤丹至新村的小江边，还是一座用二百八十八根木柱支撑起来的便桥。东 川市委、市府还在汤丹，没有搬到新村来。在新村吃完中午饭，四辆车又行驶二十三公里弯曲的盘山公路，沿途经浪田坝、马店、坪山、大坪地，终于平安顺利的到 达了铜矿之首府地汤丹菜园。是日，住在菜园矿务局第三招待所，等待分配。矿务局机关和我们住的三招，都建在汤丹叫菜园的弹丸之地上，方圆长宽广袤不足一平方公里，估计当时人口全局没有超过三千。没有街道，没有饭馆，有一个家 属开设的小食部，里面卖面条、饵块，两角钱一碗。云南十八怪，“粑粑叫饵块”，饵块是我们最早见到的一怪，随后，才陆续见到：吹火筒当烟袋、南瓜屋上晒、 草帽当锅盖、鸡蛋拴起卖、青菜叫苦菜、火车没有汽车快、姑娘叫老太、背起娃娃谈恋爱、草绳当裤带、这边下雨那边晒（后在昆明市内亲历过）、萝卜当作水果 卖、花生蚕豆数着卖、姑娘叼烟袋、火车最早通国外、蚂蚱能做下酒菜、四季衣服同穿戴、过桥米线人人爱（或“石头长到云天外”）等怪。矿务局有汤丹、落雪、因民、滥泥坪四大矿山，探明的铜矿蕴藏量汤丹居四矿之首。汤丹，四九年五月，新中国还未成立时，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 纵队第三支队二十三团解放了。汤丹，气候很好，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相当于印尼的万隆。随后，我们在汤丹安家，妻子在汤丹生活二十多年，我在汤丹生活十多 年，那已是后话。六四年我们到东川，汤丹六零年下马后，尚未恢复建设。我们住在菜园三招，听别人讲，矿务局办公大楼下面都是矿。三招对面围起来的那座花园，是一招， 又称专家招待所、小招待所。六二年以前，苏联专家就住在那里。那里经常举办舞会，局里专门挑选几个气质好、又漂亮的女同志，到汤丹工作，陪苏联专家跳舞。且比我们早来汤丹的川人不少。焕齐二哥史伯龄就是五零年从万县参军准备去朝鲜打美帝，后说他文化程度高，祖国建设需要人才，被川东军区留下来，调到 云南，辗转到了东川。据说当时东川没有公路，大家骑马进山，过小江是由赤裸身体的“水手”背过河的，一道进山的女同志，也未能幸免这样的“屈辱”。离开万县的第九天，接到通知，新桥分社、柑子园分社和环城路分社来的两车新工人，分到矿务局建安公司、井巷公司，单位就在汤丹。几天后，这些老乡随工地 到因民矿参加填平补缺的大会战。几个月后，他们划归十四冶，脱离了矿务局领导。“文革”时，十四冶转战大姚、杨林，万县老乡大多数离开东川，少数人留在了 矿务局。与此同时，我们三马路分社、民主路分社的两车新工人，分到因民矿山当工人。本来焕齐二哥伯龄已给局里分配新工人的负责同志说好，让焕齐留在汤丹，到干部学校去读书，毕业后当干部搞财务工作。但焕齐不愿一人中途留下，离开万县老 乡这个群体，后来跟我们一起去了因民矿山。在因民，焕齐只工作了两个月，便和民主路分社来的高中女同学纯碧一起，调到矿务局机关办企业小报《铜矿战讯》。 纯碧“文革”时，随白族丈夫李忠义调到贵州水钢，现夫妇俩已退休，定居水城。焕齐从事企业小报工作，在矿务局宣传部直到九二年一月调回万县。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分到因民矿工作的两车万县籍新工人，从汤丹出发，翻山越岭到达矿山。是日，我们成为中央企业东川矿务局的固定正式职工。六三年底至六四年初，从成都、重庆、万县、自贡、宜宾等城市到东川的川人，男男女女逾千人，一部分在矿务局，一部分在十四冶，这批人随后几十年，用青春作代价，为云南边疆的建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三、 乍到因民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矿务局报到后，从万县三马路分社、民主路分社到东川 铜矿参加工作的两车新工人，共六十人，分到因民矿。是日，汽车从汤丹菜园出发，途经大坪地、桃园坑口、黄水箐，翻越位于海拔三千二百二十五米的落雪矿二百 二选矿厂（中国海拔最高的选矿厂）修建地，"头顶蓝天，脚踏云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条醒目的、选厂标志性的标语，尚未诞生。车又经落雪矿卷草沟、老 来红、大荞地，行程六十余里、三个多小时，到达因民。因民被矿务局称为北部矿山，古名大水沟，与落雪矿（古名碌碌厂）毗连，海拔高度在二千四百米至二千九百米之间，地形为 一个" "字母样的沟壑状，它的"-"，东从三道水，西至小箐沟，再往下是牛厂坪，全长四点五公里，可由此再下到金沙江边。它的"|"，北从二坑、选厂开始，经一 千九（曾是矿机关办公大楼，因建筑面积而名）、油榨房，南到黑山矿机关、矿医务所止，全长三公里多，矿区面山、猴跳岩（俗称马掌子）、大劈槽（最高点名张 口硐）三山对峙，碧天一线，典型的"夹皮沟"。&.我们在油榨房下了车。矿人事科派昆明人毕正（我们用反语戏叫他"毕歪"），还有从选厂抽调的两个昆明小伙子（其中一个戴着近视眼镜），来接待我们。在油榨房，让我们落脚的单位是自营工程队（简称"自营队"，后又称"基建工区"），搞建筑施工的，他们为我们烧好了祛寒的红糖姜汤。和我们命运相同，已来了一个多月，并分在自营队当工人的成都籍老乡，有二十多人，也到我们下车的地方来迎接我们，并帮我们搬行李。天哪！一下车，我们面面相觑，六十人竟有三分之一，在哭泣，尤其是女娃儿，哭得特别伤心。大家被眼前的情景搞懵了，大有上当受骗之感觉。大家一看，油榨房，巴掌大，几处破破烂烂的旧平房，一座用四五根圆头木夹几根风水铁管铺就起来、没有栏杆的过沟桥，旁 边有一个看电影、文艺演出的简易俱乐部，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没有想到，远离父母和城市，漂泊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更没有想到，被称为中央企业、又是云南 省直辖市的矿务局、东川市，竟座落在如此艰苦、荒凉的深山沟。同时，一想到，今后，一个人的一生，将要在这样的环境生活一辈子，顿时心凉了半截。到因民矿山的开头几天，是组织学习，主要对新工人进行上岗之前的安全教育，并参观了井下。同时，矿里还向我们宣布：" 新工人三年不许结婚，否则开除工职"的土政策。几天后，开始分配，有十多个年龄稍大一点、体质又粗壮的老乡，被选到矿供应科当搬运工。又有分到矿行政科烧 锅炉的、选厂取样搞化验的、黑山矿机关托儿所当阿姨的。我与其他四十多个老乡，留在了自营队。自营队，是指矿里大工程，由局建安、井巷两个公司承担了，一些零星的、小的工程，由矿里自己干，故名"自营"。自营 队、在油榨房，有前后两排干打垒土墙、铺油毛毡的平顶房，是五十年代勘探时期修建的，一共十多间，每间约十二平方米，队里用木板钉成上下两层连腔铺，一间 屋住十二人。夜晚，我们想家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坐在床铺上，凄婉地唱着《异乡寒夜曲》："离别到这里，不知多少年，留恋的故乡，望了又望，眼前只是一 片渺茫和辽阔，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故乡的山河？静静的月，冷冷的风，明月向西落……"。我们用歌声，排遣漂泊游子对故乡、对亲人的无限思念。接着，在我们到达因民之后，六四年三月，从四川自贡招的新工人，也到达因民，有四十多人分到自营队，其余多数分在二 坑，少数分在一坑、三坑。有几个自贡女娃儿，在二坑井下打信号，改写了禁止女性在坑口井下当工人的历史。四月，广东横坑钨矿、鸡笼山矿援建东川的矿工，多 为五华、紫金两县人氏，到达因民，我们称他们为"老广"，自营队也分了几名已婚的"女老广"。五月，从保山军分区和七六二九部队下来的转业军人，到因民 后，全分到坑口，我们叫他们为"老转"。云南人和广东人，都叫我们六四年到东川的四川人为"耗子"，意指川人跟老鼠一样，聪明、精灵，而且钻得，全国各地 皆有。至此，因民矿号称三千职工，八百家属。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职工，吃食堂，住单身宿舍。云南人中，有藏、彝、回、白、纳西、土等少数民族，传闻藏 族最厉害，过去矿里打架，刀子把肚子里肠子都捅出来了，自己还步行走到医务所，接受治疗，没人去搀扶，因此，我们见了藏族，也望而生畏，尽量回避与之接 触，生怕藏族猫儿毛发了，脾气丑和不讲道理。因民矿是矿务局最早建成投产的矿山，六零年已开始试生产。由于东川建设贯彻"先生产，后生活"的指导方针，致使矿区职工生活条件差。矿山有的单位是三班作业，职工宿舍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很不方便。文化娱乐，除电影外，其他几乎为零。生活 枯燥，精神缺乏食粮。副食品供应，都靠外面输入，新鲜的蔬菜、水果和蛋禽鱼肉等食品，因采购困难，很难吃到，经常吃一些毫无营养的食品。海带、魔芋、花 豆、盐菜、洋芋等变成当家菜，吃不下去饭就用开水冲，于是许多人因此得了胃病。有的单位洗澡、喝开水，这些生活最基本的条件，都存在着问题。因此，可说矿 山是工资低、工作苦、生活单调、物价贵、消费高，样样占齐了，没一点值得留恋的地方。在三个月试用、半年转正定级期间，万县来的四五个老乡，因耐不住矿山的艰苦与寂寞，以种种理由，提出来不干了，要求退职，后来也果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走了。矿山的环境，的确对我们这批从城市来的青年，是一次考验，是一场挑战，要扎根下来，不容易。我当然不敢与退职回万县的老乡比，那个年代找到个工作，而且还是全民所有制单位，并非不是不容易，应是太太不容易。我 家境困难，弟妹的成长，还要靠我挣钱来帮助，矿山工作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不能当"逃兵"，让乡亲们笑话，给家人丢脸。基于此，注定了自己，咬咬牙， 在东川生活了二十七年，最后硬是很光彩的回到故里。六四年，是因民历史上最热闹的一年。因民矿为了提高生产能力，提出了进行"填平补缺"的大会战。十四冶在东川八千多人，除 新村、汤丹、滥泥坪、二百二、落雪等地的施工人员外，把主战场摆在了因民。 我们到因民不几天，分到十四冶的万县老乡，也赶到因民参加大会战。当时，一零二工地住三道水和选厂对面，安装队住一千九。逢星期天休息，我们都窜到工地去 找老乡玩，有时工地的老乡也到油榨房来找我们玩。就在这一来二去的交往中，矿务局、十四冶的老乡，有的谈起恋爱来，后来有几对成功，结了婚，十四冶离开东 川时，有对方跟着走的，也有对方留在矿务局的。因民夹皮沟，象一只与世隔绝、囚禁人生自由的鸟笼，一进入，就出不去，且笼内可去的地方有限、不多。油榨房，是因民最热闹的地方，相当于昆明的近日楼、成都的盐市口、重庆的解放碑，那有放电影的俱乐部、购物买烟酒茶的 商店、吃面条炒菜的饭馆、买菜缝衣的蔬菜店和缝纫店、打牌愉乐的茶馆，我们经常在茶馆里玩不用大小鬼的"自贡千分"，牌好了倒庄家的搏，赢了积分翻一倍。三道水，曾是一零二工地搭建的临时宿营地，粮店、油库、材料库、车站均设在那，后马掌子垮山塌方，并暴发泥石流，从此那里冲毁后变成废墟，再无人到那去了。&&&?3 H) a( A4 X0 N; J$ f因民老街，在选厂对面，紧靠二坑，那里有农民商店、菜市场、邮电所和一个用一二零、一三五照相机照相的私人照相室，我们每月都要到那里去给家里寄钱，有时也到那里去取家里寄来的包裹，同时，也曾到那照过黑白照片。一千九，曾是三坑、动力科等单位的驻地，那有一块四百平方米左右的水泥空地，被称为广场，后矿机关从黑山迁至那，慢慢成为因民政治、文化的中心，至在那修了篮球场、商店和隔日在那放露天电影之后，那便取代了油榨房的热闹。黑山，原矿机关所在地，医务所设在那，我们难得去那一次，因人年轻，不易生病。八十年代，矿机关又迁往那，粮店、中学也搬到那，还修了矿长等当官住的红砖楼，工人们幽默的称之为"大官楼"。总之，因民这个地方，呆久了，就象失去自由的人，渴望离开。因民自营队，是我们步入社会后，得到锻炼的第一座熔炉。六四年，来自成都、万县、自贡的一百多名青年，在队里安装、砌 碹、预制三个工段，从事铺轨、打混凝土、浇铸水泥预制件的笨重工作，有当安装工、车钳工、电工、木工、泥工、钢筋工、搬运工的，有管库、烧水、当炊事员 的。我和大鸿、绪林、福华、时弟、春生、显府等几个万县男娃儿，以及玉林、万秀、启兰几个万县女娃儿，分在备料组，当搬运。我们由年长七八岁、六零年从丽 江来东川工作的纳西族师傅杨正星（为人老实巴交、不善言辞，后在局工程公司退休，已故）带领，天天为打混凝土的小组背沙石、水泥。无论井上井下、刮风下 雨、打霜落雪，别的组混凝土打到那，我们的材料就背到那。尤其是几个十指纤纤、身体柔弱的女娃儿，凡男娃儿能干之事，她们照干不误，就连月经来那几天，也 没有提出来要求休息。几个女老乡的劳动、表现，常常赢得外单位人士的同情和赞誉。幸好后来，几个都交上好运，离开了自营队，玉林、万秀去学医，启兰去矿机 关打字当干部。我在自营队工作一年多，有两次劳动经历终身难忘。有一次，因公路中断，除女娃儿外，男娃儿每人要从油榨房公路边背一包 重五十公斤的纸袋水泥，一口气爬到马掌子山顶。完成这次任务，背一包水泥，要走一公里多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中途不能歇脚，因如果坚持不到底，一旦将水泥 抛到地上，就再也放不回肩上，即使放到肩上，你也站立不起来。后来，我终于挺直腰板，把一包水泥一口气背到了目的地。应该说，那是一次超越身体生理极限的 劳动，也是那个时代不讲条件、不计报酬、为社会主义建设拼命工作的例证。另一次，是我从备料组调到打混凝土小组去后，在二坑鹦哥架矿段浇灌溜井口。为了使整个工程的混凝土不间断，做到一次成 形，组长田海清（五十年代初从四川綦江到东川来的民工，后在局工程公司退休）带领我们连续工作三天两夜，大家回到宿舍时，全累趴了，个个美美的睡了两天， 休息了一周，才恢复了疲劳。说实话，那次劳动，我干的活，还不算重的，是站在一旁，用铁桶传递拌好的混凝土，而永章、柏泉、松贵、春林（后在局工程公司的 一次车祸中遇难）四个成都老乡，才是铜头铁臂的硬汉子，他们在三天两夜之中，用铁锨人工拌和混凝土二百多盘，每盘要来回拌和四次，按六盘一立方米、重两吨 计算，从他们手中经过的实物，按单次计算，总量足足有两百多吨。而今，当回首起这些往事，我们常对后生们讲，六四年自营队那拨年轻人的劳动干劲和热情，如 果放到现在，个个都要入党，人人都够当劳模。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不仅工作勤勤恳恳，能吃苦耐劳，而生活上也简朴得不得了。无论上班下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穿的都 是补巴衣服，屁股一大块、磕膝头两大块，肩头两块，手倒拐两块，浑身上下，全是补丁，以穿补巴衣服为荣。一年四季穿"劳保"的时间多，十几元一双的皮鞋根 本买不起。由于工资少，初为三十八元，后转正定级为四十四元四角陆分，还要给家里寄钱。大家都吃得俭省，男娃儿一顿八分钱饭、一角钱菜，就解决问题。肚子 里没有油水，经常装的是萝卜、白菜。盼到逢年过节，食堂加餐，才得多吃一点肉食，鱼和鸡鸭根本很少见到。抽烟买劣制燥辣的"天秤"牌，每包两角钱，连好一 点，价为两角八分一包的"金象"、"金沙江"烟，都买不起。一句话，生活质量低下。在思想，也相当禁锢。时任自营队的领导，是几个五九年从北满钢厂转业到东川的军官，北方人，比我们年长十四五岁。队长 唐凤和（黑黑的脸膛，妻子是五十年代中期部队开到成都去找对象时找的）、指导员胡应全（满脸络腮胡，大家背地叫他毛胡子，表情一贯严肃，一本正经，难得流 露笑容），都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干部。他们对我们实行正统的管理和教育，一周有五个晚上学习，阶级斗争天天讲。反修防修，改造世界观，防止资产阶级腐蚀，以 及学习马列、毛著，学大庆的"三老四言四个一样"等方方面面，成为当时对我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主旋律。我们这群阳光青年，生理上成熟了，心理上却十分稚嫩。个个都要求进步，不甘落后，有入团入党的愿望，但很难实现。大家 小心翼翼的工作和生活，生怕出差错、犯错误，但错误难免。记得刚到自营队，大鸿给父母写信时，顺便讲了新村板河口发生泥石流，冲走了几名筑路的铁道兵，后 传至万县几个老乡的家长，便写信到东川来问自己的孩子是否平安，结果被指导员胡应全知道，便以"散布不安心矿山工作"之由，开职工大会，对大鸿"唯他是 问"。六四年五月一日矿务局机关小报《铜矿战讯》创刊，万县两名六三年万三中高中毕业的女娃儿焕齐、纯碧，从因民矿机关托儿 所调汤丹办报。我和自贡老乡何俊朝被自营队领导指定为该报的通讯员。六五年初，我的处女作《我们的指导员》一文，变为铅字，在该小报发表，表扬自营队指导 员胡应全每天早晨到宿舍为我们这些单身职工打洗脸水的故事。这可说是我舞文弄墨最初露出的端倪。自营队是人才聚集的地方，油榨房是四川娃儿的发祥地。我们当然不安于从事简单劳动一辈子，总想改变打混凝土的命运。"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六五年下半年，为了多挣点钱，改变贫穷的面貌，我同许多老乡一样，选择了要求到坑口下井工作的岐路。孰知，接下来，自己 人生之路更加艰辛！九零年底，我因联系调万县办手续时档案中缺失刚参加工作填的那张登记表，而再度回到阔别二十五年的自营队（已改称为基 建工区），寂静的油榨房冷冷清清，已看不到昔日的喧闹。自营队更是人去物非，区长张登科（四川江津人，局冶金工校首届毕业生）对我说："六四年那拨人，只 剩苏永江（会泽人）了！"我从办公室尘封的纸堆中，查到了六四年用草二元纸油印的职工登记表，而登记我的那张表，在领导评语一栏里，清楚的写着："不安心 矿山工作"七字。是啊！正是那一缕不安心的原始基因，使我不甘墨守成规，敢于迈开昂首挺胸的步伐，去迎接未知的人生旅途！四、 井下岁月六五年下半年，时值“四清”运动后期，为能立竿见影的改变眼前的贫穷，每月能多挣点钱，我们二十几名四川老乡，有成都的、万县的、自贡的，在明知井下容易发生安全事故，容易患职业病（矽肺病）、工作又是三班倒的情况下，自愿申请从因民矿自营队调一坑，去充实井下第一线。当时，下井的诱惑是：下井三个月后，工资从二级工四十四元四角六分，升为三级工五十二元零二分。每天下井有津贴三角五 分、保健费三角（发票吃包子三个）、上深夜班再加夜班费两角。八个月发一双水鞋，一年发一套工作服，三年发一套棉衣裤。享受每月吃三斤肉、一斤白糖、五十 斤大米的待遇。可那知道，下井弊大于利。调到井下容易，调出井下就“难于上青天”。井下那一点点利益，往往要用承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痛苦去换取。调到一坑，开初还算幸运，分到三工区采矿一队打眼（俗称打中孔），同班有自贡老乡王南君（从自营队来的，一米七几的个 子，大家都叫他王大汉，“文革”后调回自贡）、成都老乡李德辉（小个子，智商高，人精明，我常诩称他是科学脑袋，因父亲在旧政府是军工，“四清”时遭受政 治歧视，从就读的矿务局干校肄业，贬到坑口当工人，“文革”后调回成都）为伴，日子倒也勉强过得去。我们三人朝夕相处，吃住上班，出去玩，逛商店，包括到“川人村”打牌，都在一起，天天形影不离。德辉比我和南君先到坑口，井下打眼技术已堪称娴熟。上班时，我和南君站在钻机旁，跟他学技术，当他的助手。德辉操作钻机，我们在他身边帮他换钻杆，扳螺丝。井下采矿打中孔，是最差劲的工种，又脏又累。当时，我们在面山矿段二十四号硐作业，工作面三十采（即第三十号采矿场） 已接近地表，岩石十分破碎，一钻就卡钻，一卡钻就要用短粗的钢钎拼命敲打，直打得钻机噗噗噗的叫了，然后才将钻杆慢慢退出来，方得松手。接着，又再次慢慢 将钻头推进钻孔中，磨呀，磨，试图穿过岩石破碎的断层。实在打不进去，也只得将未打完的钻孔极废，重新补打一眼。经常出现，卡钻时，在敲打中，当钻机突然 发出噗噗叫声时，钻机里起润滑作用的机油，又突然冒出来，喷你一身。因此，从硐里走出的采矿矿工，就象在垃圾堆里滚过的叫花子，脏得不得了。我们下井的那 套工作服，长年累月不洗涤、不更换，跟铁一样重，有点象古代驰骋疆场的铠甲，穿着冷，走着裎（云南话意为“羞人”），并感觉比别人低一等。每次上班，都要 鼓足勇气去换那套，脱也难、穿也难的工作服，否则 ，是下不了决心去上班的。在井下，每天上班要爬好多盘七八十度、悬吊在天井里的铁梯子，才能到达工作面（采场）。别人扛钻杆，拎油桶，背机头， 都能爬上去。我不行，我力气小。我每次上天井，除了拎一盏煤石灯（矿灯）外，都是空手。井下矿工常说：“啥子师傅？力气大就是师傅！”这是真理，井下工作 需要力气大。像我这样文弱之人，恐怕在井下干一辈子，也当不了师傅，因我力气太小。当然，我也不想当井下的师傅。在井下，安全问题，除了不可抗拒的事故外，只要自己小心谨慎，遇事不慌，机灵，反应快，一般说来，是可以避免的。有个搞掘进的矿工，将迎头一排炮的引线点完后，心慌了，撤离时腿发软，天井的铁梯爬不上去，结果活活的炸死在现场。在井下，患矽肺病的问题，也令人恐惧。我们下井时，已见不到五八年前下井的矿工了。五八年以前，井下打干眼，矿硐内布 满了高浓度的粉尘，有几千名矿工，为此付出了健康和生命的代价。五八年以后，井下不许打干眼，矿硐内粉尘浓度大大降低，只要戴口罩，工作三五年，一般不会 得病。但是，井下工作年限长了，还是照得病不误。后来，矿务局采用招收三年一轮换的亦工亦农，下井工作，就是想克服患矽肺病的问题。在井下，最使人头疼的是三班倒。一上夜班就头昏，觉也不好睡，胃口也不好。无奈之下，只有耍赖，装病，找医生开病假 条，说不去了。但是，夜班是客观存在的，躲过这次，躲不过下下次，不能次次都如法炮制，实在赖不过去了，硬着头皮，也得象征性的去上一两个班。可夜班太痛 苦了，别人吃饭，你睡觉，世界上的人都在睡觉，你却要去上班。生物钟被颠倒，生活规律被打乱。夜班，真叫人受不了。更糟糕、更倒霉的是，到坑口才几个月，南君、德辉和我，被突如其来的风浪，拆散了。那次夜班，连续三日只有我三人去上 班。由于井下停风、停水和岩石破碎、卡钻、眼难打等原因，我们离开采场，到山外烤火，其中有一天，还斗胆提前下班回宿舍。结果，我们成为众矢之的，队里、 工区天天开会点我们的名，说我们三人三天才打七米眼（中孔台班效率应在十四五米），是消极怠工，是偷懒，是磨社会主义洋工。从此，队里将我们一个战壕、同 舟共济的伙伴分开，三人各到一个班去上班，并将寝室分开，不许住在一起。自那以后，南君、德辉和我的见面，就只能是通过找医生开病假条，有时大家不约而同 的出现在“川人村”的牌桌上。经历了那次变故，给我心灵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不情愿住进了一间除了广东人，就是云南人的单身汉寝室。广东人地域性很 强，一般不与外省人多来往。云南人都来自农村，文化素质差，从不看书看报，也不谈人生和理想，上床便能呼呼大睡，从无忧愁与烦恼。我与他们不同，我的情感 世界比他们丰富得多，复杂得多。我有头脑，有思想。我总在为自己不幸的职业而苦恼，而失眠。因此，我与广东人也好，云南人也好，都没有共同的语言。无论上 班、下班，无论寝室、采场，我与他们都无活可说。与此同时，我也感觉到，自己的性格，从那时开始扭曲，抑郁了，患了“自闭症”，原来那种外向的性格，以及 乐观健谈的品质，已悄然改变和逐渐消退。十天，甚至半月，我和他们在一起，不说一句话。我不但变得内向，变是沉默寡言，而且内心中十分压抑，也倍感生活的 孤独。在井下，上班已成为我精神上最大的负担。无论白班、中班、夜班，班里起带头作用的广东人叶乃新、云南人孙太洪、彝族自 从光（三人后来死于七二年“七·二九”矿难），个个都是工作狂。他们一到采场（迎头），就把打眼作为一种乐趣，甚至是一种享受。眼越好打，越舍不得走。我 在暗无天日的地层，总找不到他们那样良好的感觉。他们打眼，总是不见下一班人来到迎头，不停机。可等我们从采场天井爬梯子下来，再走到盲井口坐罐笼，下到 六号硐时，经常是拉人上下班的电机车已开走。于是，在坐不着车的情况下，只能是提着煤石灯，拖着疲惫的身子，摇摇晃晃的硬走近三公里铁轨，再歇几歇气，吃 力的爬约三百米陡坡，才回到坑口宿舍。等脱衣，打水洗脸洗脚洗身子，吃完饭，再上床休息睡觉，一个班下来，要花去十二三个小时。就这样，矿工生涯无情的、 周而复始的，消费着人生的成本，蹉跎着一生最有价值的黄金岁月，我却无力回天。在井下，也遇到过危险。那天夜班，我和东川布卡人小普（亦工亦农）爬上采场，他在二分段，我在三分段，我俩各开一台钻 机，忽然，远处浅采（或者是掘进）放炮，冲击波将我的煤石灯震灭，并掉在地上。我捡起灯，用打火机拼命打火，可灯咀被泥沙睹住了，怎么也点不燃。我无奈又 无助，在黑暗中，不敢瞎摸，因钻机旁是一个深约六十米的大采空区，我们是在回采两个采空区之间的壁柱，一不小心掉下去，不但没命，恐怕连尸体也很难找到。 我知道自己所处的危险性，于是，只有乖乖的、静静的坐在工作面等待救援。我默默的祈祷，老天保佑。暗暗的伤心，世界上自己是最不幸的人。结果，几小时过 去，等来一个上夜班的机修工，他提着灯，象救星一样出现，呆若木鸡的我，在他的帮助下，终于安全脱险。应该说，在矿井，象这样的事故，是屡见不鲜，但下井 留给我们的恐井后遗症，却要延续几十年，至今做噩梦，还梦见不知又犯什么错误，被贬到井下上班，上班又遇类似熄灯那样的危险，待从惊骇中醒来，原来是一场 梦。在井下，真的想过，通过自残，或发生工伤，来逃避劳动，甚至摆脱矿工生涯，但总找不到恰如其分的机会和办法，也无法掌 握好自残的度，故始终没有如愿。南君曾伪装过一次，那天到采场后，他假装倒在迎头上，谎称被炮烟闷昏，结果，别人把他送回寝室休息，实际上只逃脱了当天的 劳动。在井下，如果不伤残，不生大病，是休想调离的。如何有效的保护自己，尽量减少进入矿井劳动的频率（次数），唯一的对 策，便是开病假条（有时自己伪造）耍病假。对耍病假造成的经济收入减少，我与德辉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大家常戏谑自嘲的说：“反正吃孬点，耍好点，和吃好 点，耍孬点，是一回事（一样的）。”显然，这是出于无奈，才以懒汉哲学来自慰。在井下，才工作七八个月，已尝尽矿工职业的苦头，自己后悔不该离开自营队。六六年二月五日二十三点十二分东川发生六点 五级地震，死亡三百多人，因民矿有强烈的震感。那天晚上，我正在六楼寝室尚未入睡，房屋出现较大的晃动，平生第一次感遇到大地的颤抖。地震后，下井更加提 心吊胆，生怕在矿井发生不测。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熬到参加工作满两周年，新工人有了探亲假。六六年四月份，一发工资，便找时任一坑坑长的王吉祥（湖 北人，大学生，在矿务局官至生产处处长，“文革”后调武汉大学任教）批探亲假，很快办好了一切手续，拿到了当时外出必须要有的路途证明，约了从滥泥坪十四 冶二建司一零五工地患脉管炎退职回家的老乡谭继龙一道，从汤丹出发，经昆明、贵阳（曾在我大姐家停留）、重庆（曾在继龙姐家停留），坐轮船回到久违的故乡 万县。到家后，才知道疼我爱我的奶奶刘玉章（生于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已于上年五月七日去世了，家里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一直瞒着我。而离家出走前， 未能见奶奶之事,岂料竟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在井下当矿工，使我亲历和体验了世界上最苦最坏职业的艰辛，虽然，那是我人生道路的最低谷，但我却要感激那段曲折坷坎的经历，是那段经历使我懂得珍惜以后比矿工更幸福的职业，同时，学会努力奋斗，刻苦读书和学习，并走出一条用知识来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五、 我的罗曼史我和妻子焕齐，同在长江边一座城市同年出生，并长大成人。但是，我们原在家乡素不相识，是六四年去云南参加工作的缘分，让我们在异域他乡的同一片蓝天下，牵手成为情人，成为相亲相爱的眷属。我们的爱情故事，应远溯到六四年元月，那是在万县三马路粮管所办粮食关系时，与气质可人、漂亮美丽的万三中高中毕业女生焕齐，第一次邂逅。在去云南东川的路途上，又同坐在一辆解放牌货车上，于是我们认识了。到因民矿山后，焕齐在那工作了两个月，便和同校同学纯碧（我们叫她大姐）调到汤丹矿务局机关，参与市委、矿务局党委创 刊机关报《铜矿战讯》（后改名《东川铜矿报》）。她在：“卧牛之地、日行千里”的铅印室，从事报纸宣传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九二年调回家乡万县，才 改行搞财务至退休。聪慧灵秀、有较高学历、又身居矿务局上层圈子的焕齐，是我们一道到东川去的女娃娃中，最优秀的姑娘、佼佼者，我与她比，相形见绌。焕齐，为什么选择我为伴侣？为什么嫁给我？这对世人、对我，都是一个谜！和焕齐第一次接触，即播下爱情的种子，是六五年国庆节。焕齐趁放假之机，从汤丹到因民来找万县老乡玩，当然也就是限于 在自营队的那几个女娃娃。那时，我已沦落到坑口，当了一名被世人瞧不起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井下矿工。矿工被别人贬称为巴斯（巴斯变为矿工的代名词，源 于苏联有个顿巴斯煤矿）。自当巴斯后，我就暗下决心，拒绝爱我之人爱，我也不去爱矿山周围的女娃娃，让当巴斯的苦果，由我一个人来品尝，避免对别人造成连 带的伤害。再说，如果回家乡找个对象，说不定我还能跳出苦海。如果，两人都在矿山，我又没有什么能耐和本事，连子孙后代都要围困在毫无出息的夹皮沟。这是 当时的真实想法，也是我最初的爱情观、婚姻观。但是，我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很快就以焕齐的出现和接触，告破了。那次焕齐到因民，独有情钟的到了我居住的 寝室，与我攀谈，并留下了愿与我接触和交往的空间。这也许是上帝同情我，派了一个女神来搭救我。以后，我听从了上帝的安排。六六年四月，我带着矿山职业的痛苦，第一次回家乡探亲，在路过汤丹时，遇见焕齐，她拜托我到家后，去看看她母亲，并告诉我，回矿山时，如果缺路费，写信告诉她，她给我寄。于是，我们爱情从这里萌芽，并有了以后情节上的发展。焕齐家住和平路（“文革”曾改名为东方红路）四十六号，我家住在三马路（“文革”曾改名为解放路）三百九十九号，上下 一条马路，相距不过十分钟。回万县后，我履行承诺，去看焕齐母亲，由于她母亲当时还在上班，到家后只见到还在读中学的弟弟伯周。随后，我又找到焕齐母亲上 班的胜利路（在邮电局对面）。原来，她母亲是一个杂货店的营业员，跟我一样，父亲因病去世多年。一个寡妇，每月工资仅十几元，拖着一窝咋子女（她家四姊 妹，我家六姊妹），实在是不容易。焕齐母亲年轻时很苦，到老来该享福的时候，又因积劳成疾，患了类风湿病，行动很不方便。了解这些情况后，已感到焕齐母亲 是一位值得同情、又很可怜的老人。的确，那次探亲，我很不好意思，因囊中羞涩，在返矿时，向焕齐发出了寄路费的求助信。很快，在两周之后，便在万县老 家，收到了焕齐寄来的五十元钱。如果是今天，五十元钱也许算不得啥，一天可挣二三个五十元。就是五百，甚至五千，在一天之内也挣过。可要知道，在那经济封 闭的年代，找钱很不容易，五十元钱是一个多月的工资，比现在拿一万、两万还难。在东川工作几十年，离开时存款不足千元。当时，那五十元钱，相当一个姑娘十 个月不吃肉，三年不买化妆品，才能节约出来。后来，我要还给她，她很生气，又执意不收，这份感情，害得我歉疚了焕齐一生。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开始有了一来一往的两地书。我向她汇报矿山生活的寂寞，个人前程的自悲和一些消极的人生感悟。她回信鼓励我，面对人生要乐观向上，面对前途要充满信心；并暗示我，不要为找不着女朋友而苦恼，要相信“有了梧桐树，不怕不歇凤凰！”我将她的关心和爱护，视为老乡之间的同情和真诚的友谊，不敢有非分之心。常言道，人贵有自知自明，我有几斤几两我清 楚。我与她差距太大，难以匹配。因此，在给她写信时，一定要把格调控制在非情书范围内，遣词造句慎之又慎，亲密字眼绝对不用。这样，一是避免为难她、伤害 她，二是避免别人嘲笑我自作多情，骂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基于此，我们严肃的书信往来，一直持续着，谁也不愿戳穿那层薄薄的窗户纸，轻易的向对方表白 那难以启齿、又异常害羞的爱，而彼此都将相爱深深的隐藏于内心。“文革”象山洪一样，在全国暴发。我们的爱情，也象种子一样，在土壤里等待发芽的温度和时机。六六年十二月，我们造反来到汤丹，观看红卫兵开会批判东川市委领导，我跟红卫兵大呼口号，喊破了嗓门。散会后，我找到 焕齐工作的铅印室，天很冷，她们在室内，一边烤着用贵阳泥巴炉子升起的、红红的焦炭火，一边在向字架上，归还被地震震落于地下的铅字。她见我来了，又见我 嗓子哑了，心疼极了，连忙用木炭烧红了，水放白糖给我喝，并对我说，这是听别人说的，一个能治疗嗓子嘶哑的偏方。我望着一个姑娘，面对钟爱的心上人，如此 细心的程度，以及呵护备至的神情，心里无比的感动，同时，也预感到，原以为不可能产生的爱情，有可能出现奇迹，有可能降生和来临。次年元月，我们去北京上访，回来后，东川群众组织成立的各种各样名称的战斗队，已分裂为两派。在汤丹，焕齐和纯碧加入 的市委机关的战斗队，是炮派观点，而我在矿山加入的赤卫队，又属与炮派对立的八派观点，但这丝毫未影响我与焕齐的正常交往，也并未因此发生争论。因为，莫 明其妙的“文革”，让我们都处于完全不理解，以及认识上的朦胧和肤浅。当然，也不乏有朋友、亲戚，甚至夫妻，在“文革”中，因观点不同，反目成仇，闹得不可开交。不过，善良的人民，大多出 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毛主席的话是真理，林彪曾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认为，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文革”，资本主义就要在中国 复辟，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话现在看来，有些问题。老人家还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邓小平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邓小平的观 点，对照毛主席的理论，就不难看出，那自称是唯物主义的理论，却表现为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人类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要进步的。社会主义，就未必灵验。 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包括国民党统治的台湾，都不可能再倒退到那茹毛饮血的时代。因此，对于过去毛主席等革命家的许多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到了应该置疑和动摇的时候了，也该用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认真的去想一想，不可迷信圣人、伟人，也不要人云亦云，必务分清是非，真伪。“文革”的六七年八月，东川两派发生第一次武斗，给我们爱情的碰撞带来了机遇。武斗时，焕齐到新村寻医问药，困在了市 委党校院内，回不了汤丹。而我则欲随矿山“援新”，幻想打进新村后，将焕齐救出。结果，事与愿违，才过小江桥，在绿茂塘大脑子山上便受伤，住进铜矿医院。 由于，下不了床，好友文山天天到医院陪我，并帮我端屎端尿。我与文山，日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九一年他因喉癌去世后，十多年来，我的梦中，经常浮现文山纠 缠的身影。受伤住院后，与焕齐同住一个寝室、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的大姐纯碧，也天天来看我，并将我每天流虚汗打湿的衣裤，拿去洗 得干干净净，让我感激不尽。大姐与焕齐，既是高中同学，又是最要好的朋友，她最清楚焕齐的心事，我们戳穿那层窗户纸，让爱情碰撞出火花，都全靠大姐牵线搭 桥。中国有句俗话：“无媒不成婚”。大姐是我们婚姻成功的红娘。东川第一次武斗，在 中央文革（全称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干预下，偃旗息鼓。焕齐回到汤丹，来医院看我，并买了新棉毛裤给我换上，还接替了大姐为我洗衣的事务。六七年十 月，在伤势尚未痊愈的情况下，时任因民矿一坑坑长的王吉祥，同意由文山护送我回万县老家养伤。与此同时，焕齐也请了第一次探亲假回万县，于是，我们三人一 道，经贵阳发电厂我大姐处，回到万县。在万县，我拄着双拐，由焕齐搀扶着，出入在公园、大街小巷，以及亲戚朋友家，无声的向社会公开了我们的恋爱关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是众多朋友，对我受伤后的安慰。住院时，老乡刘忠华，给我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 早在两千多年前，祖先老子就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哲学思想，阐述了祸福之间的辩证关系。果真，否极泰来，在我人生低谷，又加不幸灾难的时候，我 得到了自己钟情姑娘的爱，成为世界上最幸运的、最幸福的人。未来的老岳母，六六年回万县，已见过面。老人对我们的婚恋感到满意，并认为是门当户对。据老人讲，焕齐老家在万县长江 之滨的里牌溪外坝，史家原有祠堂和严格的辈分之分，祖上前清出过举人（因此那里曾名举安乡），是当地的旺族，也是大姓，爷爷、奶奶生八子一女，其父史封荫 （生于一九零七年一月十八日，卒于五六年十二月九日）是幺儿。幺房出老辈子，我有个姨爹，是“光”字辈，比焕齐小两辈，乡下七老八十的人，见焕齐都自称晚 辈。而对我家，老人也耳熟能详的讲，你爷爷张炳和（四川綦江人，生于一八七八年三月二日，卒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万县志》有相关的记载），是义字袍 哥万安社的掌旗大爷，生前坐阵涤尘茶馆，四八年病逝后，热闹得很，灵柩在家停放一个多月，三马路新桥至天德门，一条街用柏树枝与纸花装点，并扎多道彩门， 沿街摆宴，全天讨（请）流水席，连叫花子都来放火炮（鞭炮），出殡时，六十四人抬内外棺椁，绕城一周，才下葬。可说，丧事之隆重，在万县城，有口皆碑、家 喻户晓、空前绝后。那年，我与焕齐在万县，一口气愉快的与家里人，生活了五个多月，并养好了伤，躲过了东川“文革”发生的第二次武斗，于六八年二月，带着到东川来玩的焕齐弟弟史伯周，返回矿山。与此同时，焕齐与我的恋情、感情，亦与日俱增，相爱的程度，发展到一个更加亲密的阶段。六八年初，东川矿山在部队的管制下，生产仍处于未恢复正常，我除每月去因民领工资外，一直住在汤丹焕齐单位的单身宿 舍，并经常与工程团八连的万县老乡程绪林、成都老乡林文贵、陈松贵等，在一起打麻将。六八年七月，东川“文革”发生第三次武斗。一天，晚饭后，我们在汤丹 街上散步，遇见因民炮派头头任怀信、陈安玉等一伙人，他们将我带到菜园俱乐部门口，正准备教训我时，被在落雪矿炮派文艺宣传队的万县老乡杜云玖，上前解 围，才躲过了伤害。接着，任怀信等勒令我回因民去参加炮派，我佯装答应，便逃离了现场。随后，藏入焕齐二哥史伯龄老岳父张平东（河北乐亭人，三九年入党的 抗战老干部，原铜矿医院院长、当时已离休，在北方探亲）家，直到武斗结束。焕齐二哥是汤丹一单位的小当权派，“文革”期间，领导干部都不敢公开参加和支持那一派，如果参加和支持那派，就会被扣 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帽子，遭来不必要的麻烦。“文革”的怪现象相当多，群众对着毛主席画像，在家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剃头（理发），坐车，吃饭，都要 起立，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理发员才为你服务，驾驶员才为你开车，餐馆服务员才上饭菜叫你动嘴吃。武斗中，炮派在菜园球场上下操，只听见：“立正—毛 主席万岁！向左转—不怕牺牲！向后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操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这是武斗练兵时，大家一边下操，一边齐喊口号的场景。 商品、证件、邮票、车船票、购物券、路条、假条、证明、结婚证、文书、信函、文件等等，都印有毛主席语录，全国把毛主席当神来崇拜，对毛主席表现出空前的 愚忠。连退休了的老人，都组织起来跳“忠”字舞。六八年九月，撤离东川矿山的八派群众聚集在昆明。那时，祸国殃民、愚弄百姓的“文革”，把中国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 沿。昆明街上，到处买不到吃的，每天卖米线卖很短的时间，还要排长队，才能吃到。日用品紧缺，买什么都要票证，洗衣服买不到肥皂和洗衣粉。香烟在商店见不 到，只有用高价，在黑市买没有商标的白壳子烟。四人帮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以及，越 穷越光荣的理论，就是这一时期出笼的。六八年十月，在两派矛盾尚处激烈之际，由部队压阵，强行成立矿务局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在昆明的东川八派返回矿山， 住在汤丹东一中学生的教室。许多万县老乡，就是那次出去，在外面，与自己的恋人，成双成对的结了婚。这样，六四年到云南去的四川人，在东川建立了家庭，并 很快有了爱情的结晶。六九年初，东川随全省形势搞“划线站队”。“文革”中，参加炮派被视为站错队，矿务局近四千人，因站错队遭受皮肉之 苦，其中，打死、逼死三十八人，致伤残四百七十二人。此时，焕齐调市革委会办《东川报》，我钻到因民矿成立的北部矿山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管生活，管后 勤。同到宣传队当演员、搞乐器、管后勤的还有成都老乡王永章、李锦茂、李明光、耿克勇，万县老乡王久富、袁大鸿、刘忠华、张兴和，自贡老乡余文厚。宣传队 历时六个多月，到处演出，走州吃州，走县吃县，遍及矿山、部队、地方各单位。六九年七月，局里同意我调新村矿务局机修厂（时任机修厂革委会主任何绍武也同意接受），与焕齐在同一地区工作。但，当局革委会办事组组长陈湘其（湖南人）将调令开给我，我拿到因民去办手续时，却遭陈木烟抵制。木烟伪装肝硬化，声称最多活三年，被誉为活着的焦裕禄，身上又披挂着云南活学活用毛著标兵的革命光环，并提任为矿革委 会副主任。他红其一世（时），目空一切，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连军代表也让他几分。我一个小老百姓，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无奈只有忍气吞声。木烟是刀俎，我 是鱼肉，只有任其宰割。木烟记我们揭露他装病、弄虚作假之前仇，借机报复打击，我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于是，放弃调动，请第二次探亲假，先回到万县。随 后，焕齐也放弃市革委会工作，请第二次探亲假，回到万县与我结婚。我们结婚没有惊动单位，回万县后，托我一生最好的朋友程启明在新华书店开了俩人的证明，拿到西城街道办事处扯结婚证。我们送给工作人员一包喜糖，交了一元钱的工本费，领到盖有万县市革委会办事组印章的西字第三四八号结婚证，落款处的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那时的结婚证，是一张变形八开七十克的印刷纸，正面套红，左上方印有毛主席头像，右上方印有一段毛主席语录，写着：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书写正文的版面中间，用斗大的红色隶书“忠”字为底纹，意味结婚的男女双方要忠于 毛主席。背面铅印有楷书：“提倡俭朴办婚事”等文字的提示。从街道办事处扯结婚证出来，连结婚照都没有照。至今保存下来的是六八年元月，即焕齐第一次回万县探亲，我回万县养伤时，我们在二马路京剧院旁的庐山照相馆，花二角八分钱，照的一张一寸的黑白照，两个人头、三张照片，是今见证我们结婚，唯一的图像资料及纪念品。&; O8 \! n) ~& }5 z0 l1 k我们结婚进入“围城”，很穷，很低调，没有新衣，没有嫁妆，没有仪式，没有音乐，没有歌声，没有喧闹，没有布置新房， 是世界上最简单、最节约、最俭朴、最静悄悄的婚礼。家里用当月的肉票，由弟弟他们半夜到沙河子街上排队，买二折一的猪头肉，办了两桌酒席，请至亲好友吃顿 饭，就算办了喜事。当年参加吃饭的有焕齐的妈妈、舅舅和舅妈，我家姨爹和姨妈、初中同学（朋友）启明、仲麟，以及东川回万县探亲的老乡大鸿、联益，总人数 在二十人以下。收到的全部礼物、也算最贵重的礼物，有玻板一块、塑料泡沫拖鞋两双（是启明在万县地区百货站开后门买的），总价值折合人民币没有超过七元 钱。&. b9 g1 @9 i% ~. I/ ^+ n我们结婚时，正是中国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人们在物质、文化方面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贫困时期。当时，有人曾以民谣 形式，编出女方择偶的奢望为：一套家具，二老归天（亦说“二老健在”，好带孙孙），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四季衣服，文武（谐音 “五”）双全，六亲不认，七十元工资，八面玲珑，酒（谐音“九”）烟不沾，十分听话（还要经掐）。充分表达了国人，尤其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和妻子，均属鸡，两只鸡咯咯，磕磕碰碰，从六九年逆境中，相濡以沫，走到今天，经历了三十七个多春秋，实在是不容 易。我们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夫妻间，血脉相通，命运相连。人们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照此推论，百日夫妻应是万日恩。我们万日以上的夫妻，可 说，恩比天高，比海深，比山顶洞人还要久远，比父母兄弟姐妹还亲近，与疼爱儿女、子孙的感情相等。我们爱情的公式，是1+1=1。家庭的公式，是1+1=4。结婚不久，有了女儿和儿子。是爱情架起了改变我人生的第一座桥梁，婚后，一年多，我以照顾夫妻两地分居、女方身体不适于来矿山为由，从因民调离到矿务局机关。六、工厂岁月人生的低谷，以及那些倒霉的日子总算过去，新的生活、新的灿烂笑容，向我走来。二十五岁那年，以照顾夫妻关系为由，从工作 七年多的矿山，如愿以偿的调到汤丹，而且在离家很近的木工厂工作。自此，由地下转移到地上，由矿山转移到矿山指挥机关所在地，陡然，人格也提高了一等。同 时，与三班作业、矽肺病威胁、井下危险、矿工职业的思想痛苦，永远的说：“拜拜（再见）！”更庆幸的是，终于实现了能穿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堂堂正正、理 直气壮、昂首挺胸、行走在路上的最大心愿。汤丹，古名老厂。在汤丹有规模的采铜，可远溯到明代由四川管辖之时。考证汤丹地名的由来，与采铜也不无关系。传说原老 厂炼出来的铜，颜色带黑，至清康熙年间，从内地来了一批技工，指导用米泔水浸泼于炼出来的铜上，结果铜色由黑变红，厂民才知“以汤沃之，其色始丹”。随 后，为纪念此项新技术的应用，厂民将老厂，更名为汤丹厂。汤丹位于乌蒙山脉海拔二千三百多米的山上，气候温和，为东川立体气候“冷、温、热”之温带，无蚊 蝇、蟑螂、蚂蚁之害，肉油存放几年，不会哈喇；但气候干燥，初来乍到的人，会感觉嘴唇开裂，需不断的喝水，衣服洗完后，一晾便干，金属不会生锈，大米不会 发霉、生虫。与新村、落雪比较，可用“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来形容，各地的气温差异。汤丹是矿务局首脑机关地，也是东川市第二大居民点，城乡有四万多 人，矿务局职工约五千多人，人口仅次于新村。汤丹有菜园、大坪地两大片区，房屋依地势起伏，沿“之”字形公路，错落有致的建造。菜园，曾是市委机关所在 地。大坪地，曾是市府机关所在地，亦是商贸最热闹的地方，周围农民赶“百日街”（百日场），一条宽约十米、长约三百米的街道上，文具、百货、五金、棉布、 副食、蔬菜、肉食、饮食、照相、钟表、银行、邮局、书店等，各行各业，一应俱全。入夜，凌空鸟瞰汤丹，万家灯光摇曳，象一颗颗辉煌灿烂的星座，连成一片， 景色格外迷人，难怪有人暗地里与重庆媲美，在《云南—可爱的地方》一书中的三百三十一页，僭称汤丹为“山城”。我小家陋巢，筑在汤丹菜园方寸之地上，妻子局里上班，出门便到。我到木工厂上班，则要沿公路行走十五分钟才到。到厂上 班的第一天，管生产的副厂长吴思聪（宣威人），见我人品端庄、不俗，精精灵灵的样子，估计是个能干之人，便把我从制材车间（亦称一车间）抬大木头的人群 中，挑出来，分到厂里的要害部门，即至关厂里出材率、经济效益，而且是技术性最强的锉锯室工作，让我跟原在这个厂的四川富顺老乡黄显声（后与我成为莫逆之 交的朋友，矿务局破产前、樊家庆任局长时代，曾任木工厂最后一任厂长兼书记）学锉锯。我到木工厂时，适逢书记张文才（重庆人）、厂长李兴堂（河南人，曾任局供应处副处长，离休后于八十年代在家乡去世）、 副厂长申久昌（离休后于九十年代在东川去世）、人事（劳资）干部郝志嘉（六四年曾到万县招工）等，接管十四冶的厂房和遗留下来的三十多名职工。六四年从四 川来的老乡，留在厂里的有自贡的曹金生、张文淑（女）和富顺的显声。原在厂里的万县老乡张成民，听说已调走。十四冶留下来的干部，除副厂长吴思聪外，仅有 广东人黄洁光（女），后她在厂里搞统计，其女儿韩维琴，与我女儿亚英一道成长，是中学时代—东一中的同班同学，也是要好的朋友，多年来，虽生活在不同的城 市，但一直保持有联系。随后，木工厂从各单位抽调干部，有陈树桢、郭玉环、俞可贞、吕开琛、徐昌兴、余志学、李志斌、周贤江、陈延年、孙可 信、张万友、盛传友、张惠芳、叶心等。又从工程团八连，小江农场、总库、汤丹留守处等单位抽调工人，加上招收职工子女、下乡知青，全厂职工人数达到一百六 十百多人。木工厂始建于五三年三月，位于汤丹菜园至大坪地之间的公路边，与局运输队、工程团（后称工程公司）机械站毗邻，厂址处 地名曰深沟，厂房占地四万六千六百多平方米，七一年上半年从十四冶划归矿务局，属矿务局供销处领导，有制材、机木、机修三个以次排序命名的车间，主要承担 局属各单位所需木材成品、半成品、木制品的任务。每年，厂里加工从武定、禄劝等地林区，运出来的青松原木，以及少量的嗑松原木、栗木，生产能力在一万立方 米左右，岁可上缴利润十万多元。木工厂有两台带跑车的大带锯、两台手工操作的小带锯，我所在的锉锯室就负责这四台带锯的锯条供给。锉锯室初有显声、余 兆喜（后离厂回十四冶去大姚）和我，后来了罗家本、庞远龙（两人为小江农场工人），加上又增加陈敏、张黎（女）、裴飞（后调昆明）三个职工子女和工程团八 连来的邓凤英（昆明人，三七年四月生，曾在矿务局总机室任过接话员，其丈夫刘志，哈尔滨人，是汤丹勘探公司三一四队队长，我和显声叫她老邓，几个年轻娃娃 叫她邓奶奶，八四年退休后定居昆明），人员到了鼎盛时期。一根经开齿、磨头、接头、辊压、平整、锉齿、压料、再锉齿等多道工序修好的锯条，一般用一小时之 后，就要换下来，重锉和修整。锯条不能久用，用久了金属产生疲劳，容易裂口。我在木工厂，每天周而复始的从事这项工作，长达十年之久。当然，锉锯这个职 业，与矿工比较，简直可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在矿山上班，是消极怠工，度日如年；在木工厂上班，是积极肯干，总感觉工作时间过得太快，尽是到下班了，还不想 离开现场。为啥有这样的差异？打一个比方，就象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六一、六二、六三年），饿过饭的人，更加珍惜粮食一样，对于一个下过井的矿工，自然更懂 得看重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新岗位—木工厂锉锯。可说，到木工厂后，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晓得刻苦钻研技术，晓得政治上要求上进。因此，在厂多年，无论工作表现、技 术水平，均能得到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认可。记得七七年，矿务局按“政治表现、工作能力、技术高低、贡献大小”十六字为标准，给百分之四十的职工升工资，全厂 一百多人，由技术员根据工种、工资等级，出题考试，后仅有三人及格，我在其中。当时，我参加三级工考晋升四级工，画一个机器零件图、一个锉锯机草图，并回 答如何修好带锯条的相关原理，结果，我超常发挥，惊呆了那些有出题资格、但不懂锉锯技术的外行。后由于僧多粥少，比我早参加工作的同事，和我工资一样多， 和我一道参加工作的同事，工资均比我低，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负担重，因此，最后工资没有升着，空欢喜了一场。木工厂一百六十多号人，学历最高是医生叶心（大专，三一年五月出生的杭州人），和另一名曾读过大学，但错划为有右派言 论的土建技术员陈延年（四川人）。除此之外，大学生为零、文人为零。正是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结构下，我那点“文革”写大字报、大标语练出来的本事， 一到厂就被领导发现，并拖出来滥竽充数，加以利用。厂里没有专职宣传干部，成立厂工会时，推选我为委员，负责宣传。从此，凡上级开宣传会、办新闻写作培训 班等类事务，都叫我去代理（参加）。出黑板报、写开会的横标、写大幅标语、给报社写稿，这些事，多年来，一直由我兼揽。我在许多同事眼里，既是一名锉据 工，又是厂里半个文人。为了与这半个文人匹配，做到名副其实，我从微薄的工资中，抽出省吃俭用之钱，购买一些书籍，订阅《人民文学》、《世界文学》、《收 获》、《小说月报》、《小说月刊》等刊物，来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在厂十多年，我不断的学习新闻、记叙文、应用文、说明文，以及议论 文的写作，慢慢的懂得立论、论点、论据、论证的写作技巧和表现手法，不时的在小报上发表一些豆腐干块块，让人见笑。然而，正是这些最初的、细小的原始积 累，成为日后能进入大学深造，不可忽视的基础和资本。七十年代的木工厂，是新中国的一块净土，厂风淳朴。从文才当书记开始，厂纪严明，公家的东西出厂门，必有交过费的出门 条。领导也身体力行，不谋私利，廉洁奉公，不搞特殊，不占公家小便宜，确实象社会上评价的那样，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两袖清风（后来，×××时代的干部，见 钱就弄）。干部星期六，还到车间参加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工人师傅也很善良，很听话，不管社会生产力好低，人民生活水平好差，干活任劳任怨，不计报酬， 每天噗嗤噗嗤、咔哧咔哧，劈木头、断木头，机器运转的交响曲，照样在车间，正常回响。在小江，厂里有种田的副业，春季里播种插秧，秋季里割谷和收获花生、胡豆（云南叫蚕豆），再加上绿化厂区的苹果树，摘下累累果实，一同分到每个职工手里的时候，喜悦、和谐充满了大家愉快的生活中。在厂十余年，世道太平，职工来自各单位，“文革”中没有厉害冲突，没有恩恩怨怨，没有派性的后遗症和影响，也没见过打架斗殴，没发生过恶性的治安案件，随时都呈现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在矿务局，也算是环境宽松少有的单位。厂领导文才，与我是老乡，比我长十几岁，也生长在长江边，据他讲，解放初期在重庆搞印刷，接触过铅字，是文化工人，到 东川后，干木活起家，人家一直叫他小木匠。但，我从不去巴结文才。因君子有君子，做人的准则。我最讨厌和瞧不起那些，点头哈腰、吹吹拍拍、捧上压下的哈巴 狗，以及那些吃吃喝喝、请客送礼、拉拉扯扯、收买人心、讨好上司的小人。人活着，就要有点骨气，为什么要做出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去出卖自己的灵魂！凭自 己劳动、凭自己本事吃饭，特别光荣。文才，以及后来的宋立刚、苏木崇（广东人）两任书记，都没有给我什么好处，连一个加入“中共”的愿望，都是后来在供销 处党办工作时，才予解决。木工厂十几年没有发展过一个党员，那时的入党条件、标准，要求得非常高，工人起码要成为全厂数一数二，最优秀的人物后，几乎要达 到了劳模的程度，才有入党的可能性。难怪当时流传，入党可做官（也只有入党后，才能提干和做官）。七四年，正直一生，多少有点“马列”的文才，人到中年，交上好运，终于碰到下山、离开东川、调昆明、去国防工办工作的 好机遇。临行前，文才与我道别，言谈中，得知走后最揪心的事，是儿子张斌在因民矿一坑井下工作，这次不能同调。文才说，自己唯一的希望，是今后儿子能调离 井下，供销处这边已同意接受张斌，苦于矿山，根据矿务局的规定，为稳定矿山队伍，特别儿子又是处在一线的井下工人，矿山根本不同意放人。我想，文才的心情，是所有天下作父母亲的心情，是人之常情的后顾之忧。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伸出相助的手，人家会记住 一辈子。七三年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妻子焕齐生老二，是厂里老郝（志嘉），找医院开货车的黄师傅，帮我卖了两只鸡和几百个鸡蛋，才度过了难关，我打心眼里 感激老郝，一辈子难忘。基于此，我当即斗胆的对文才很有把握的说，你放心去昆明工作，你儿子的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想法帮你把这事办好。正好，我小学的同 学万秀的丈夫高寿仁（白族，丽江人，矿务局技工学校毕业生，因民官至副矿长，后我在供销处党办工作时，他在处的化工厂当书记），是张斌的领导，在一坑是一 把手，我写了封信，求他放人，加上原本我们都有很深的交情，果然，几个月后，兑现了我向文才走时的承诺，等文才回汤丹深沟木工厂搬家时，已实现了儿子调离 井下，到处属的总库担任保卫工作的愿望，直到我九一年离开东川，每次见到文才儿子张斌（后转为干部），他都表现出，对我怀着一片感激之情，并亲切的叫我张 叔叔。人生的旅途，矿山是 第一站，木工厂是第二站。对木工厂最难忘的印象，是那些和我结伴走过这段经历的工人师傅们，我熟他们每一个人的音容相貌，甚至还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我知 道木工厂的工人，最喜欢烤火，进厂的大门口，就是一车间大带锯组、小带锯组、装卸乙组的抽烟室，一年四季，不管春夏秋冬，天晴落雨，气候冷热，上班先来的 人，清晨一到厂，便用木材的边角废料，把室内的炉火点得旺旺的，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侃天说地，吹牛，摆龙门阵，讲笑话，也有人打扑克，下象棋，于是， 到八点多钟，机器开起，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了。我常想，木工厂的炉火，是人气旺盛的象征，它给工人师傅带来温暖，增强了人与人之间融合在一起的凝聚力， 也是木工厂得天独厚、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一种享受。没有了火，厂里就没有了生气。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近木工厂者就近干木活。七十年代，在木工厂，由于业余时间不好打发，做其他有报酬、有收入的二职 业，又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属政治问题，不允许，不合法，名声也不好听，于是，便无师自通的摸索，学会干一些简单的木活，试着给自家，或帮他人做柜子、箱 子、板凳。那时，男的学木工，女的学裁缝，相当流行。尤其是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取消了晚上单位要开会学习的桎梏，业余时间由自己自由支配，别人喜 欢打牌消遣，我除周末看电影外，就安排投入一些时间干木活。一次，在给自家做一个四人坐布衣沙发的同时，在地上蹲久了，不幸诱发痔疮，后来病情不断加重， 连每天走路的行动，都受到影响，经常只有卧床休息，从此，印证了“有痔无劳”的病谚。我也曾多次到铜矿医院，找女医生李宝琳（云南昆明人）医生，用“枯 痔”的方法，打针治疗，但不顶用，事后反复大，收益甚微。一度，我坚持有痔不作手术，与痔和平共处的错误理念，结果受痔折磨，苦不堪言，痛苦的与痔斗争了 近二十年。最后，调回万县后，九五年十月听从地区医院一位多年与痔患病人打交道，并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王绍槐医生（当时已退休）的劝告，严格说是忠告。他 告诉我，你如果放弃，不作手术，将要遗憾一辈子。之后，由地区医院三门诊部痔瘘科一位德高望重、德艺双馨的黄孟芝医生（女），分三次，给我作手术，切除了 痔症，两个月后，我健康、安全的走出医院，再没有复发过。因此，我想告诉后来的人，有痔千万不要拖，有痔必用手术切除治疗，否则别无他径。到木工厂后，即七二年秋，女儿亚英两岁时，由奶奶魏芸卿将女儿从万县送到东川，我请假到塘子车站去接。女儿和奶奶到汤 丹后，时值纯碧大姐调贵州水钢，我家便从原几平方米、冬冷夏热的水泥小屋，搬到她那间约十六平方米的楼板房内，至少比原小屋大一些，可多放一张床，这样缓 解了母亲和女儿同时来居住的困难。奶奶走后，将女儿送局机关幼儿院，女儿开初几天不习惯，哭闹了几天，后慢慢的适应了这种从新中国开始的养儿育女的新方 式。接着，女儿的舅舅伯周到我们东川来躲避山上下乡。当时，中国受“文革”折腾，经济和建设已到崩溃的边沿。日益增长的中 国人口，与成长起来的众多学生，要工作、要就业的矛盾上升，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似乎到处都找不到，这代年轻人生存的容身之地。基于此，毛泽东，这位农民 出身的人民领袖，也苦于黔驴技穷，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便不惜牺牲和耽误这代年轻人，接受文化、科学知识，以及正当年华、好好学习的机会，作 为代价，贸然发出“知识青年应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还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毛老人家的话是“圣旨”，谁 都要坚决执行。其实不然，知青到农村，则不说千家万户父母的担忧，以及和谐、完整的家庭分裂带来的痛苦，单单就城里人，到农村去，与农民争地，每年国家财 政要拿出钱来补贴，加重了国家和农民的负担，造成农业生态失衡。从这一点来看，上山下乡的决策，经历史的检验，予认为是欠妥的。说实话，“文革”这十年， 多亏七亿农民没有放弃劳动，是农民生产的粮食、庄稼支撑，养活了八亿中国人民，使新中国艰难的走过了那段衣食不保的苦难里程。小舅舅伯周来东川后，便到汤丹桃园坑口捡矿石，每天可挣一点钱，后来户口通过焕齐在万县的亲戚帮忙，迁到东川，又适逢 勘探队技校到汤丹镇招生，在镇长郭三甲、二哥伯龄（时任镇办公室主任、团委书记）的帮助下，他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被录取入学，后在楚雄读了三年书，出来在地 质队找到一份工作，粉碎了“四人帮”后，又参加“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以当地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大学的重点院校—西南交通大学地质系物探专业学 习。在木工厂，计划生育尚处在提倡阶段，没有立法，没有强制性措施。一般城里人，从经济状况考虑，一个家庭不用“计划”， 差不多也只有两个孩子，但多生不受罚。七三年十月十六晚，正准备洗脚睡觉，身怀有孕的妻子，突然发作，要分娩，我们立即赶到铜矿医院妇产科，十七日零时四 十分，医生把我叫进产房，亲眼目睹妻子在产床上顺产一子，重六斤，取名亚。者，高大也，比高大差一点，仅次于高大，这是父母对下一代的希望。事后，由于无 奶水，又无喂养经验，婴儿满月枯瘦如柴。接着越养越瘦，天天哭闹，三月不已，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至此，发誓不让妻子再生育，免得享受“多子多 福”的折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有把母亲从万县叫来相助。母亲来后，用米舂浆给儿子吃，逐渐喂养趋于正常。翌年初，儿子半岁，一天，母亲因疲劳和饥 饿，突然发生低血糖休克，送到医院，输液，喝了杯糖水，第二天就康复了。老人担心客羁他乡有意外，执意要回老家，我和妻子留不住，只好同意举家陪母亲回万 县。之后，将女儿寄养在婆婆家，由大舅史别生（三七年三月四日生于万县举安乡里牌溪水坪老屋，卒于零四年一月六日）监护；儿子寄养在奶奶家，由二姨奶魏芸 芳监护。两个孩子，每月在万县的生活费约六十多元，我和妻子每月的工资收入，支出孩子的抚养费后，只剩下三十多元，仅能维持最低生活。入不敷出，捉襟见肘 的经济状况，常常狼狈得抽不起烟，贫困压得人抬不起头，喘不过气来。想吃、想穿，都没有钱去买。回几趟老家，钱都丢在轮船、火车轮子上了，同时，还欠一屁 股账。至今，发牢骚，还说年轻时想吃没钱，老来有钱，又吃不下了。的确，这是人生的矛盾，也是人生的悲哀。七三年十二月的一天，有幸在汤丹菜园见到著名美籍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袁家骝博士。吴健雄是军阀吴佩孚之女，袁家骝是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孙。佩孚长得啥样？健雄是否象父亲？不得而知。然而，家骝活灵活现，神妨我们熟悉的，解放初期经常见到的，胖墩墩的、大脑壳银元上的袁 世凯头像。那天，吴袁夫妇俩，从昆明来，准备去二百二，参观三一一，结果被“天气不好，怕年近六旬的两位老人到了海拔三千二百多米的高度受不了（实际是不 想让她们去参观的借口）的谎言”挡驾，滞留汤丹。随后应邀从小招待所出来，到俱乐部去给矿务局机关工作人员作报告。当时，中美关系历经多年冷战后刚刚解冻 不久（原美国被称为美帝，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政治、经济尚处在不对外开放时期，旅游业是一块还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城市的街道上很少见到从国外的来 人，一旦有国外人踏上中国的国土，都戒备森严，保卫人员倾巢出动、前呼后拥，名曰为了安全，实际上是怕暴露阴暗面。据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人员讲，吴袁夫妇 也不例外，他们活动范围是受限的，只能在小招待所到俱乐部这几十米距离之间，不能乱窜乱逛。当然，要说起汤丹的阴暗面，一是职工住房条件差，家里没有卫生 间和厨房，因此到处都乱七八糟的搭一些煮饭堆柴炭的棚棚，矿区环境很不美观；二是街上经常能见到几个从不洗涤、蓬头垢面在垃圾堆、馆子捡吃的和舔盘子的农 民乞丐，很脏社会主义国家的班子（四川话，即很出丑、很丢脸的意思）。最后，听说吴袁夫妇只到了汤丹就打道回府了。位于矿区海拔最高的二百二山顶上的三一一，“文革”期间怕冲击，有一炮兵连驻守，很神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保密单 位？在东川工作多年，一直不得而知。事隔三十多年，即二零零五年四月，我在新村参加川人第二故乡行聚会时，向六四年到东川去的万县老乡蒋兴菊的丈夫袁余奎 （贵州赤水人，研究员，六一年北大毕业的研究生，原在三一一工作，现退休后居住北京）打听，才揭开了三一一的庐山真面目。原来，三一一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 研究所（七四年后改名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一个观察站，内部称云南站，对外以工程编号称三一一（311），主要从事生命起源、物质结构、天体演化三大基础科 学研究，任务是观测来自宇宙深处的射线。因研究物质结构时，用同样的探测面积，在海拔越高的地方，强度越大，数量上收效就越高一些，所以，从六一年开始， 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经冶金部的有关同志介绍，把观察站设在了东川的落雪矿稀矿山（后迁二百二）。三一一有一套（密封的）名曰大型云雾室一组的设备，当 时，在世界上可称是第一流的。七二年用这台设备观测（记录）到一个比分子、原子、原子核、中子、子子还要小的物质—重质量荷电离子，引起国际同行的极大关 注，当然也是七三年吴袁夫妇，在张文裕所长陪同下，专程到云南、到东川来的原因，但不料吃了闭门羹。三一一于八六年撤销，发现“离子”的成果，八七年曾获 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三等奖。七五年，汤丹菜园矿务局办公大楼旁，将一幢五十年代修建的两层楼油毛毡家属房拆毁后，修建了一幢两个单元四层楼、能住 三十二户人的砖混结构楼房，工程刚竣工，我和测量队自贡老乡陈世君、东一中政治老师刘昌敏（云南富源人，生于四四年四月，后官局教育处党委书记），冒天之 大不韪，再次拿出“文革”毛主席提倡的“造反有理”精神，先下手为强，连夜抢占了靠开水房这边二楼的三套房，每套房一室一厅一厨，居住面积约二十四平方米 左右，并将部分家具及床铺搬进去，窗子安了铁栏杆，门安上了暗锁。随后，其他想改善住房条件的家庭，不管是那个单位、只要是矿务局系统的双身职工，闻风而 动，也如法炮制，把余下的房屋，全部占领。此事，不言而喻，必然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