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鸦片战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是“伪命题”吗？
鸦片战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是“伪命题”吗？
最近，凤凰网策划了一个冠以惊人标题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专题论坛：《“半殖民地”伪命题：谁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崩溃的罪魁祸首？》导语开头即直指中国国内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基本观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按照教科书所述：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放开表意不清的‘封建或半封建国家’的概念，仅从‘半殖民地’这句话，也同样存在争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仍存在自主的政府，外交并未拱手相让，军事完全独立，经济上虽然根据几次条约规定了海关税率，但其他内陆税收仍属于清政府所有。”导语用这种完全缺乏中国近现代史常识的言论企图推翻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观点，令人惊讶。
所谓“半殖民地”，是指一个国家领土和主权受到破坏的状态，这是判断一个国家社会性质的重要标准。完全丧失领土和主权的国家，被称为殖民地；部分丧失主权和领土的国家被称为“半殖民地”，只要稍有世界近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导语作者以鸦片战争后“中国仍存在自主的政府”、“外交并未拱手相让”、“军事完全独立”、“经济上虽然根据几次条约规定了海关税率，但其他内陆税收仍属于清政府所有”这几条理由来断言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是个伪命题，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大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主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最基本的论据是：一、作为中国神圣领土一部分的香港被割让，中国领土不再完整；二、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取得了领事裁判权，中国的司法主权受到破坏；三、中国的海关税则需要与列强“协定关税”，中国丧失了海关主权。一个丧失了司法、关税主权完整性的清政府，怎么能简单地以“自主的政府”一笔轻轻带过？如果清政府丧失了军事、外交主权，那么，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就不是半殖民地，而是殖民地了。导语作者显然无法否认清政府丧失关税主权的事实，却以内地关税主权仍在清政府手中为由，否认“半殖民地”这一概念，这样的强词夺理，只能说明作者缺乏起码的学养。
有些读者以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在关税税率上也要与其他国家谈判，不能以“协定关税”作为“半殖民地”的立论根据。一个主权国家加入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是一个国家主动让与部分主权，而享有该组织和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所有参加这一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的国家必须共同遵守。如果主权国家认为这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不符合本国利益，可以宣布退出。这是近代国际法的常识。但是，在近代中国的所谓“协定关税”，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中国修改关税税则，需要与列强协商制定，如果列强不同意，中国政府单方面无权修改；二、片面最惠国待遇，即中国政府给与任一国家在贸易等等方面的优惠待遇，其他国家无须再与中国政府通过谈判签约，自动取得这些优惠待遇。在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约束下，中国政府与任何一个国家达成的修改关税的承诺或条款，实际上都是无效的。所以，鸦片战争以后的协定关税，与我国现在与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进行关税和贸易的谈判，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为了争取关税自主权，中国人民与列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
为了说明“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崩溃的罪魁祸首”是清政府，而不是由于“半殖民地”造成的，专栏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说明无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都没能“轰”开中国的经济大门，中国依然保持着贸易出超的地位。真正造成中国经济崩溃的是清政府为筹措镇压太平军军费的开征的厘金，中国土产因厘金沉重而失去了与洋货的竞争力。这样一种偏执一端、似是而非的论述，完全歪曲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经济的崩溃过程。
毫无疑问，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是在生产技术、组织等方面，已经落后于经过工业革命的欧洲；人口激增和人多地少的矛盾，清政府的腐朽和地租、高利贷的剥削，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鸦片战争以前，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出超，对于传统经济体系中的内在矛盾客观上有着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由于英国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进行鸦片走私，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除了对中国人生命健康造成危害之外，在经济方面首先引起了通货匮乏、市场萎缩。林则徐曾向苏州、汉口等地商人调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其次是银贵钱贱。清代银钱并用，正常比价银一两兑钱一千文，由于白银大量外流，到19世纪以后，银价不断攀升，到鸦片战争爆发前，银价已经上涨到一千六七百文。由鸦片走私而造成的银价剧烈波动，使传统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老百姓平时交易用钱，清政府赋税征银，银价上涨意味着老百姓的赋税负担无形加重。食盐等大宗商品交易用白银结算，零售市场则只能用钱计价，银价高企，食盐等大宗商品销路受到严重影响，当时最富有的盐商和从事对外贸易的行商无不亏折累累，陷于破产境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鸦片贸易摧残下传统经济濒于崩溃的困境。
由此可见，清政府实行严厉的禁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挽救经济的崩溃。但是，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经济崩溃也就势不可免了。首先，银价继续高涨，战后第三年，银价就攀升到二千三百多文，几乎是战前三十多年升幅的总和，民众的赋税负担空前沉重。曾国藩说，“朝廷自守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鸦片战争的军费和赔款也大量的摊派到民众头上。鸦片走私的猖獗，使国内的商业贸易更加萧条。对外贸易重心由广州转到上海，原来由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的陆路运输工人大批失业。天灾人祸，迫使民众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追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崩溃的“罪魁祸首”，怎么能够把英国对华进行鸦片走私、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束之高阁，而完全归诸于清政府开征厘金呢？
关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结论，是中国两三代史学界经过大半个世纪反复论证的定论。中国人民在近代进行的反侵略斗争，就是要改变半殖民地的地位，恢复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要论证这是个“伪命题”，撇开列强军事、经济侵略的罪责，且不说在政治上多么荒谬，至少也要对前辈学者的学术研究作出起码认真像样的回应。在重大学术问题上，信口雌黄，耸人耳目，其心可诛！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鸦片战争_百度知道
寻求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和英国有关这一段时间各种事情的记录材料（的网站）
我要的是原是材料、一手材料，楼下的那三位答非所问
我有更好的答案
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我们国家又吃亏了！
这个问题有点深奥
同学你不觉得要找寻“原始资料”“一手资料”寄希望于网站 本身就是一件愚昧的行为吗？人家给了你资料应该心存感激，不要妄想会有不劳而获的“一手资料”！！！！！！你的问题补充简直让学历史的人感到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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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和中国
让我们看一幅中华帝国晚期鸦片吸食者的照片。
在这张有代表性的照片中，两个男子斜靠在一张长榻上，身上裹着有衬里的提花丝织长袍。其中一个男子把手臂搭在一个年轻女子的肩上，这个年轻女子斜靠在他的上半身（看起来有点儿不自然——或许是有吸食者在盯着她看，或许是因为正在照相的缘故）。两个男子头靠着床头板，眼神向下越过长榻盯着照相机，眼睛半眯着，面无表情。（还碰巧其中一个吸食者手中令人费解地抓着一只玩具狗。）即使在今天，合成鸦片制剂使得鸦片看起来毒性不那么大了，在布拉塞（George·Brassa，本名Gyula·Halász，在巴黎成名的匈牙利摄影大师。——译者）拍摄巴黎先锋派把鸦片重新包装为放荡不羁的高雅之物几十年之后，这一景象依然让人感到有些不适，比一对高加索醉鬼的照片更让人感到不舒服，尽管这两个吸食鸦片的人显然生活优裕，看起来也不是有太大的鸦片烟瘾。也许，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躺着吸食毒品显得非常颓废堕落，仰卧的姿势十分猥琐龌龊。吸食者用吸了毒的阴沉眼神（我们这样想象）平视着我们，好像在向我们示威：“我们是故意而且高兴地吸食鸦片来毁灭自己，你们想怎么样？”
不管我们的政治多么自由，我们仍然会对鸦片抱持成见，这种成见中既有道德的因素，也有科学的因素，它是从一百年前就在西方（也包括中国）开始形成的，这种成见把吸食鸦片看作是社会渣滓或专干坏事的人所乐意干的恶行。
不过，除了对于吸食鸦片进行谴责外，还要看到，吸食鸦片是个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这就是19世纪的广泛争论，先是西方传教士和医学界的观点，然后是中国政府决定谴责中国存在的吸食鸦片的风习，把它看作是病态的、不正常的——是中国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人们思想意志上的民族病。
19世纪40年代初，中英两个国家进行了一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鸦片扮演了改变两个国家形象的非凡角色。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中国，鸦片一开始都只是一种外来的药品（在英国是土耳其药品，在中国是印度药品），先是在19世纪引种，然后在该世纪末又作为外来毒品被坚决拒之门外。
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在一般大众眼里，还是在医药专家眼里，鸦片除了能缓解疼痛之外，大家对它并没有其他共同的看法。
它比酒精的害处是大还是小？它会使使用者变得粗野没人性吗？它会使人的肺变黑、会像吃了鸦片的蛆虫那样爬吗？没有人能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
“随着烟毒流入内地，烟祸遍及各地……沉湎于鸦片者是在浪掷生命”，清末一个名叫张昌甲的鸦片吸食者在用若干页篇幅对吸食鸦片进行评论前悲叹道：“鸦片实为世间不可少之物。”[参见马克梦敏锐而详尽的著作《财神退位：19世纪中国的鸦片吸食》.第193-201页。(张昌甲话见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册，第770页。一一译者) ]
鸦片吸食者给人的形象通常是萎靡不振，整日昏昏欲睡。对许多人〔包括托马斯o德o昆西（Thomas·De·Quincey），他在鸦片酊的支撑下，夜里在伦敦的街头游走。〕来说，鸦片是兴奋剂。中国的劳苦大众靠着在中午休息时抽几口鸦片，来恢复体力和精力去从事繁重的劳动。19世纪末，一个牧师注意到，这些人“简直就是靠鸦片活着，鸦片就是他们的酒肉。”[参见马克梦敏锐而详尽的著作《财神退位：19世纪中国的鸦片吸食》.第193-201页。(张昌甲话见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册，第97页。一一译者)]
维多利亚沼泽（Victorian Fens）中的情形与此没有什么不同：“一个要做苦工的男人开始工作前先服用（鸦片）丸子。”
19世纪中叶的一个观察者写道：“很多人都往啤酒里放点儿鸦片，要不他们决不喝啤酒。”[弗吉尼亚·白立芝:(鸦片和人民: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的鸦片制剂应用和毒品控制).第40页。这是一部关于近代英国鸦片使用情况的信息丰富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史著作。]
关于鸦片的作用更令人困惑的是，1840—1842年间在中国的英国军队指挥官注意到，清军士兵经常在准备作战时先要饱吸一通鸦片，结果，鸦片使一些士兵镇静下来，使一些士兵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兴奋起来，还使另外一些士兵昏昏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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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今天，在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医学发展之后，鸦片对人类体质的影响还有许多未知之处。不论是采用吃的方式、饮的方式还是吸的方式，鸦片的基本作用都是一样的：它令人产生幻觉的成分是吗啡，这是一种脂溶性生物碱，它被血液吸收，（根据准备的力度、服用的途径和个人的感受性不同，在几秒钟或几分钟内）揿动细胞中的开关——类鸦片活性肽受体。一旦揿动，其中的一个开关——μ受体——就会减缓掌管疼痛感的神经末梢的化学传感器的释放。吗啡产生的痛感缺失以及其他的许多相似物，例如海洛因，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能在几分钟内解除巨大的痛苦。
鸦片远远不是仅能够使痛感消失，因为它进入血液，到达肠道，减慢肠道的蠕动，止住腹泻和痢疾。它通过抑制咳嗽中枢，产生镇咳作用。或许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它能促进多巴胺的释放，多巴胺是使大脑产生愉悦情绪的荷尔蒙。简而言之，鸦片能使我们精神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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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毒品一样，鸦片也有其不受欢迎的消极作用。
它的一个缺点是它会引起反胃恶心（这是在40%服用吗啡的病人中引起的反应）。[朗格编:《药理学》，第595页。]如果服用它是为了缓解痛苦而不是治疗腹泻，它会导致便秘。
它最大的直接的缺点，是它会减慢甚至是停止大脑中控制呼吸的中枢，因此，使用过量的话，它会令人窒息而死。由于过量服用鸦片的人一般都死得很安静，很久以来，鸦片是缺乏勇气的人自杀时所依靠的良友，是暗杀者的好助手。
此外，多巴胺能使人增强满足感，也能增强其他的、不那么令人愉悦的感觉。它能加强、放大对恐惧和危险的感知，因而也是导致妄想狂、猜疑症和精神分裂症的药剂——德o昆西的幻觉症就是这样产生的。（德o昆西常年吸食鸦片，出版有《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书中描述的东方景象就是他的幻觉。——译者）
鸦片的最后一个缺点（像许多由多巴胺产生的反应，即被由它产生的愉悦感所控制一样），是它诱使人渴望从头开始重新体验整个过程。如果没有外界物质如鸦片的刺激，类鸦片活性肽和多巴胺受体就会以毫不被注意的平衡状态安静地存在于我们的体内。然而，一旦一个受体受到刺激，这个受体就会变得不再敏感，就会失去平衡，就会要求经常性的、或许还是持续增加的那个刺激物的供应。如果体内的神经系统平衡和化学平衡要依靠体外的药物来维持，供应的突然中断将会带来不良反应症状——发抖、疲惫、发热、起鸡皮疙瘩〔goose-pimples，这是“coldturky”（突然戒毒法）这个说法的来源〕、恶心、腹泻、失眠——这些症状只有靠醒酒液才能缓解。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中，鸦片的历史形象几乎与它的化学作用一样多姿多样。对欧洲人来说（他们从17世纪初开始买卖鸦片），它首先是提供了一条通往中国市场的道路（“鸦片交易看起来有鸦片的特性，”一个金盆洗手的鸦片贩子回忆说，“它们传达了一种平和的心境，出售鸦片时付百分之三的佣金，得到百分之一的利润，没有坏账！”）；其次，它又赋予了把中国从吸食鸦片的不良嗜好中解救出来的道德正当性（“所有的中国人都多多少少道德感不强，”1842年后一个英国传教士解释说，“这正像你在任何一个不信上帝的国家中期望发现的情形一样。不过，对于吸食鸦片的人，情况就更糟。”）。[马克梦：《财神退位：19世纪中国的鸦片吸食》.第79、75页。]大概在1870年前后，西方反对中国吸食鸦片的风习的因素中，又加入了其他的旧偏见，形成了“黄祸”论（Yellow Peril）。按照“黄祸”论的逻辑，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喜欢鸦片，摧毁了他们身上正常的人体反应的任何可能：这是“一种癖好”，一个“潜在的巫师”，使他们成为高深莫测的没有道德感的、愚昧仇外的吸毒大军，用来对西方进行报复。[萨沙·奥巴什：《帝国主义英国的种队、法律和“中国之谜”》，第146页。]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鸦片带给了他们吸食上瘾的危险，但也带给了他们很多好处：包括利润，解除了不太重的或慢性的病痛，获得了毒品造成的幻觉、甚至是美感的享受。因而，到19世纪末，即使是鸦片的形象已经彻底变成为只是被诡计多端的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外来毒品之后，对鸦片的这种看法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对西方的愤恨很容易就退而变成对自己的厌恶：民族主义道德恐慌的潜台词是，英国人是给我们带来了鸦片，但这是我们自己吸食上瘾的。
1839年，在导致了与英国的战争的禁烟运动前夕，中国主张严禁鸦片的人——包括态度坚决的林则徐——以肯定的语气谴责烟毒，说“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鸦片戕害生命，将使我中华之人尽沦为虫豸犬豕”。[引白埃德加.霍尔特:(对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第78页。(前一句引文的原文见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 .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884页。)]但愿事情是如此简单。
鸦片最初是从边界含混的“西域”（包括古希腊、古罗马、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引进中华帝国的舶来品，中国文献（一本医学手册）对鸦片的最早记载在8世纪上半叶。
它可吃可饮，有多种不同的服用方法（磨碎，煮熟，加蜂蜜，泡茶，与生姜、人参、甘草、醋、乌梅、米粉、冬虫夏草混合使用），可用来缓解各种病痛（腹泻和痢疾、关节炎、糖尿病、疟疾、慢性咳嗽、体质虚弱）。
到11世纪，人们认识到它不仅能治病，还能给人带来愉悦。“便口利喉，调肺养胃。”一个心满意足的鸦片吸食者注意到鸦片的作用，“饮之一杯，失笑欣然。” 大约四百年后的一本宫廷编年史著作中详细说明道：“鸦片状若没药（又名“末药”，是橄榄科植物地丁树或哈地丁树的干燥树脂，可作药用。——译者）而深黄，柔韧若牛胶焉，味辛，大热，有毒……方士、房中、御女之术多用之……其价与黄金等。”鸦片被认为能控制射精，据性学理论说，控制射精能使男子回精补脑。在中国明代（），添加了鸦片的壮阳药风行一时——这可能是明代皇帝死亡率高（明代总共十六个皇帝中，十一个皇帝没有活过他们的四十岁生日）的原因。1958年，作为彻底根除中国毒品最后冲刺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建政不久的共产党政府发掘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患忧郁症的万历皇帝（尽管他活得很长）的陵墓，发现他的骨殖中含有吗啡。大胆的明宫厨子甚至尝试着用旺火炒吗啡，把罂粟籽精加工成凝乳，用它来代替豆腐。鸦片是明朝灵丹妙药“大金丹”（用于治疗牙痛、跌打损伤和房事不举）的主要成分之一，在这味药中，鸦片与牛黄、珍珠、冰片、麝香、犀牛角、羚羊角、儿茶、朱砂、琥珀、沉香、木香、白檀以及其他药材合在一起用，这些药材要先用金箔包上，然后碾碎，和上人乳捏成丸，最后用梨汁送服。（据药学手册，一次服用一丸。）
还有另外一种舶来品——从新大陆引进的烟草——也导致了吸食鸦片。
烟草是在年间的某一时间点上引进中国的（与花生、甘薯和玉米差不多同时），到17世纪中叶，吸烟之风已经蔓延到全帝国。
1644年清朝建立后，把吸烟作为“其罪甚于箭术之荒疏”而予以严禁：吸烟者和卖烟者会被罚款、鞭笞以至砍头。 但是到了1726年左右，清政府不再把吸烟当做是坏事，因为京城外已经遍植烟草了。18世纪早期，一个新奇的发现通过来往于中国和爪哇的商船从爪哇传到中国，这就是：如果先把烟草在鸦片的浆汁（主要是葡萄牙货）中浸泡过，吸起来感觉会更好。这个新发现的第一站是清政府新征服的台湾，然后从台湾传到大陆沿海，再传到内地。
正是吸烟的方法教会中国消费者吸食鸦片的方法。吸烟是社交性的，讲究技术，有很高的鉴赏性（要用玉、象牙和龟壳为材料并饰以雕刻、镶嵌以珠宝的烟具，用银制灯具加热调制鸦片，吸食者要躺靠在漂亮的红檀木长榻上）。
比起吃鸦片和喝鸦片来，吸鸦片对人的生命威胁也小：大约80%—90%的吗啡通过烟具冒出的或人呼出的烟散发掉了。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形成了自己的鸦片文化：它成了饭后的时髦享受，（妓女）卖唱生意场上的主要润滑剂，所有有脸面的人待客时的必备之物，皇帝及其家人在皇室生活中减轻压力时最喜欢用的东西。鸦片烟馆可能会是有益健康的地方，甚至是豪华奢侈的地方，远不是狄更斯笔下那种老套的“罪恶之窝”（den-of-vice，指妓院）（像惊诧不已的毛姆在1922年——中国鸦片毒患最严重的时候——说的那样，鸦片烟馆像是个“温馨的啤酒馆”），在这里，一帮臭味相投的朋友可以喝着茶、吃着中式小点心，享受一两锅文明烟。
19世纪初的某个时候，吸鸦片的人开始不再吸在鸦片浆汁中泡过的烟——或许是因为纯鸦片价钱更贵，因而表示更有社会地位。大约在这个时候，拜英印（它在1793年建立了鸦片制造垄断制度）勤勉的统治者实施的质量控制之赐，鸦片的供应也变得更为可靠，鸦片里也不再常常被掺杂进诸如马粪、沙子等类的脏东西。吸食鸦片堪称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完美的烧钱方式，它的每一个步骤都要花费不少时间，要精心操作，花钱很多：要购置精致的烟具，要学习复杂的熬制和吸食方法（把黑色的鸦片丸烤软成胶状，塞进烟枪顶部的烟锅里，然后慢慢地、稳稳地吸，把气态的吗啡从鸦片里吸出来吸进肚子里），然后享受麻醉带来的飘飘欲仙的瞌睡。最好的家庭会更进一步，会雇佣一个鸦片师傅为他们准备好，以炫耀他们的富裕。
这个帝国对鸦片的迷恋，可以从其为吸食鸦片制造的精美的器具中，从酷爱鸦片的人为他们所追求的这个甜蜜蜜的东西谱写的歌词中，或从赤裸裸的统计数据中看出来。1780年，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轮船只靠运一船鸦片到广州还做不到既不赚也不赔。到1839年，鸦片的年进口量已经达到4万箱。
关于鸦片在18、19世纪的中国站稳了脚跟这一事实，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从1729年以来，它一直是非法的。不过，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它成为有声望的走私货，被这个帝国中最好的（也有一些是最坏的）人买卖和珍视。
当代中国对鸦片的立场，则把它看成是邪恶的外国人强加给中国无助无辜者的道德毒品。事实的真相是，它是双方费心劳神、互相勾结的产物。
18世纪末英国人进入这个行当时，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只是在提供一种服务，是在满足一种需求，而不是在创造一种需求。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人，尽力将其作为东方最为高尚体面的行当来呈现给国内的民众。渣颠热情地向埃塞克斯郡（Essex）的一个朋友建议说，投资鸦片贸易，是“我所知道的最安全、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 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英国地区名。——译者）应该也是这样看的。对于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职员来说，鸦片贸易是不用他们插手又能获得稳定收入的生意，他们仅仅是作为在加尔各答的政府机构（Government House in Calcutta），只需要负责监管鸦片的贸易，让英国和印度的私商把鸦片出售给中国的鸦片销售商，再由中国的销售商运到中国的沿海和内地去销售，完成这个肮脏的生意。1839年的一段文字就此总结道：
从鸦片贸易上，多年来东印度公司获得巨额收入，英国政府和英国国家也在政治上和财政上获得无法计数的好处。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差额有利于英国，这……直接支撑了英国在东方广大地区的统治机构……而且不用使印度变得贫困，就给英国带来每年六百万英镑的好处。
然而，近距离地看，鸦片贸易比英国那些主要的鸦片贸易支持者所说的看起来要更为声名狼藉。渣颠和马地臣这两个在广州从事鸦片贸易的元老（也是19世纪30年代主要的主张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贩子），原本就不是绅士，不管他们是如何地努力要把他们赚的钱漂白。渣颠1784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农场，9岁时失去父亲，十几岁时，他在哥哥的帮助下，才勉强通过了爱丁堡医科学校的考试。他是在商船上当医生住舱底、疗创伤的过程中了解到东印度贸易的，虽然他得到的报酬不多（每月10英镑），但是这份工作的一个额外好处是有兼职做买卖的机会——船上的高级职员被允许买卖两吨他们自己的货物。渣颠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机会。在第二次随船出航时，他失去了40英镑薪金，因为那艘船先是在广州遇到一场台风受到损坏，然后又受到一艘法国军舰的袭击，之后他成了战俘，那艘船及船上的官货全丢了。然而，他还是靠卖掉他自己的货物赚了大约175英镑，他的这批货物是他很聪明地通过另一艘商船从孟买运回英国的。到1818年，他已经跃升到管理层，被提名为印度一家私人贸易公司的代理人，翌年，他移居到广州从事鸦片贸易。
马地臣成为私营商人的路程要顺利得多：他的家庭的商业影响使得他在十九岁从爱丁堡大学刚一毕业就成了东印度公司的签约学徒，他刚到亚洲时，似乎还没有认真考虑从事鸦片贸易的决定。年二十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翻了一番。尽管从事鸦片贸易绝不是一种纯粹的伦理选择，但英国商人进入鸦片贸易，也不是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是把中华帝国变成毒品奴隶的精心设计的阴谋，而是对其他英国输华商品（钟、表、皮货）销售衰退的一种贪婪的、务实的反应。“鸦片就像黄金一样，”马地臣的第一个商业伙伴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在1818年写道，“我可随时卖出。” 即使下面的说法也不是真实的：19世纪开头几十年间清政府飘忽不定，又不间断地进行的禁烟运动，加上印度鸦片投机取巧过量生产，鸦片贸易的利润忽高忽低，变化不定。1825年与渣颠成功合伙之前，由于过度扩张，马地臣在广州曾经两次面临破产，只有另外一次，鸦片价格毫无征兆地大幅度下降，他大胆地把鸦片贸易推进到东部沿海地区，这才得救。
另外，从事鸦片贸易还面临着身体受伤的风险：一次，渣颠在广州城门口呈递禀帖（所有在广州外国人的正式书信都要经由城门呈递）时，可能由于不小心，头被重重地撞了一下，为他赢得了“铁头老鼠”的中国绰号。不论是渣颠还是马地臣，都太急于赚钱了，他们根本没空装模作样像个彬彬君子那样去做投机生意：渣颠在他的办公室里只放了一把椅子——这把椅子是他自己坐的——以防访客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浪费他的时间。但是一等他发了财，他似乎就忘记了这一切，摇身一变成了维护鸦片贸易稳定安全的热心宣传家，称鸦片贸易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最安全的生意”。（渣颠说这话是在1840年，在此前的两年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公开在外国商馆前处死走私鸦片的中国人，监禁英国在广州的鸦片商人，捣毁他们的库存鸦片，把他们从大陆驱逐到荒凉的香港岛上。）
尽管如此，贩卖鸦片赚的钱最后的确把他们变成了绅士：第一个是渣颠，他1839年回到伦敦，为议会充当发动侵华战争的军事顾问，之后于1841年毫无争议地成了下议院议员。［事实上，他并没有成功地平息所有对他过去历史的质疑。“噢，那是个可怕的人！”英国首相迪斯累利（Disraeli）1845年有点儿戏剧化地描述他说，“一个苏格兰人，比克罗萨斯王（Croesus）还富有，是个吸毒先生，刚从广州回来，每个口袋里都装了贩卖鸦片赚的100万英镑，他谴责腐败，咆哮着要求自由贸易。”］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签订一年后，渣颠死于肺水肿，他死时把他的议员席位和公司的董事职位一并留给了马地臣，马地臣立即从鸦片贸易中金盆洗手，花了50万英镑购买了路易斯的赫波利蒂安岛（the Hebridean island ofLewis），把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个从事正当工作的苏格兰地主。这个大人物的雪白半身雕像从路易斯的斯托诺韦城堡（Stornoway Castle）的草地上傲慢地眺望着大西洋，雕像下面的铭文（他的妻子所作）真实地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是上帝之子，毫无疑问生活在圣灵的影响之下：“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马太福音，25:21）……（他）长期住在广州和澳门，是著名的怡和洋行（House ofJardine, Marheson & Co.）创建者之一。在他与马地臣先生合作时期，怡和洋行因其讲道义、正直诚实和允许所有人在东亚地区自由使用它的名义这一慷慨义举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鸦片贸易还努力从其与传教士传教活动的合作中给自己脸上贴金，鸦片贸易和传教活动互相依赖——鸦片商人依赖上帝的人的语言技能，后者则依赖前者提供的沿海北上的航道。（当然，1842年后，传教士们可以利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的侵略权益了。）在某些最为成功的鸦片贩子心中，在毒品和信仰之间看起来几乎没有矛盾之感，一个虔诚信教的毒品贩子因义士（James Innes）在冒着危险沿海岸北上贩毒途中的日日记中写道：“正忙着销售，没有时间读《圣经》。” 没有哪一个人比郭士立能更好地体现出这种结合。郭士立是波美拉尼亚传教士，后来成为英国占领中国的间谍（他的一个姻表亲描述他的形象是“五短身材……眼露凶光”），他喜欢把为鸦片利益而奔忙作为自己的职业，这一职业使他的生活多姿多彩，有利可图（只是时间不太长：在发现被教民大规模诈骗后，他因失望而于1851年去世，这时《南京条约》签订刚过9年）。 1832年，渣颠在第一封请他入伙的信中写道：
尽管我们真诚地希望，你无论如何都不要因为显得对被很多人看作不道德的鸦片贸易感兴趣而损害你计划中的宏伟目标，但是这种贸易绝对有必要给予任何船只公道的机会……鸦片贸易之旅赚的钱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给你一笔钱用于你进一步推进计划中的宏伟目标，对于你的成功我们也深感兴趣。
他们的分歧圆满解决，因为在郭士立自己的心中，事情真的十分简单——经商（不管用什么手段）和传教密切相伴。“我们的商业关系，”他在1832年一篇有影响的关于中国的报道中欺骗英国读者说，“目前建立在保证沿海贸易持续进行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这最终会带来福音的传播，对此，很多扇门已经打开了。”郭士立善于自欺，精通中国东南地区的方言（在这点上，当地人误把他当作是土生土长的“汉人之子”），他有太多的翻译工作要做，以至于他都忙不过来。“郭士立为我当三天翻译，我会给他1000块钱。”因义士在他的福建之行时感叹道。 郭士立的沿海之旅，给了他一个接触到潜在的信教者的机会，他对他们发表讲演——他当时的心情驱使他这样做——讲他们可怕的赌博、偶像崇拜、自高自大、吸食鸦片等等。据郭士立说，他的《圣经》小册子随着鸦片箱上了岸，找到了许多“热切的、感恩的读者”（尽管这些珍贵的纸张实际上干什么用了——或许是糊墙上的洞了，或许是干别的什么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再者，他更擅长做翻译和传教以外的工作：当6艘中国官船试图阻止中国鸦片贩子的小船靠近怡和洋行的趸船时，“郭士立博士穿上他最好的衣服……拜访了他们……他要求他们立刻离开，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再在我们附近停泊，我们会灭掉他们。他们立刻就走了，说他们是由于天黑看不清，误停泊在了那儿，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对于那些处于鸦片贸易第一线的人——欧洲鸦片趸船的船长和中国的批发商——来说，这个行当交织着魅力、利益和冒险。到19世纪20年代，对鸦片贸易的严厉海禁措施催生了灵巧敏捷的鸦片飞剪船，它有能力抗击印度洋的季风，航速快得多，因而淘汰了印度大商船（Indiaman，为与印度及东印度群岛进行贸易而设计制造的一种大商船。——译者）：“这种飞剪船就像刀子一样切开船头的海水，有……耙子似的桅杆和尖尖的船头，行驶起来就像飞奔中的灰狗的头。”鸦片船的船长薪酬很高，因为他们在航行中要负责记数已用的时间，要监视那些有可能哗变的船员，要和海盗作战。暴力冲突在所难免：有来自于清政府兵船的，有来自于海匪的，有来自于自己的船员的。当地的海盗（中国人称之为“海贼”）是最大的威胁——从一旦有机会就捎带着干些小打小闹抢劫勾当的小渔船，到由多艘船组成的专业海盗队伍。1804年，葡萄牙控制的澳门差点儿被由70艘船组成的强大海盗船队攻占。在他们手中，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作武器：首先当然是传统的火器，另外还有恶臭弹（内装火药和白酒的瓦罐），点着后扔向商船，用它产生的烟弄瞎商船上人的眼睛。海盗们的生存状况极其恶劣（船上老鼠成群，是“他们有意养来……作美味来吃的”，一个犯人回忆说）和一旦被捕必死无疑的结果，使得他们对俘虏凶狠残暴：死于1795年的一个船长曾被裸体捆绑在甲板上好几天，只偶尔给他一点儿水和米饭。但这并不是针对异族施加的暴行，对沿海地区当地人的处置更为暴虐。一个中国兵船的船长被抓后，还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肠子就被切开，心被掏出来，然后被泡在酒里吃掉了”。
但是，19世纪早期的外国商人在鸦片贸易过程中只起部分作用，把鸦片分送到大陆内地的工作由中国本国的——汉人、满人、穆斯林——走私贩子来做。飞剪船只需驶到从香港到广州三分之一路程的伶仃洋，这是个没有什么明显特征的小岛，在那里，他们把货物卸到已经因过时而被淘汰了的大船上，这些大船权且当作浮动的仓库，然后，又细又长的中国走私船——以“蜈蚣”、“快蟹”或“扒龙”之名而在鸦片贸易圈内闻名，每艘船由20到70名全副武装的人操纵——驶到大船旁边，装上鸦片，完成在广州商馆购买的订单。从这里，鸦片进入输往全帝国的流通系统：或夹在不违法货物的发货单里，或用布匹遮盖住，或藏匿在棺材里，沿着南部沿海细窄的水道运进广州城。在每一个环节，都得买通当地的有关人员：有经纪人、信使和到欧洲商船上（鉴定银币真假）并由欧洲人付费的“货币鉴定人”，有制造扒龙船的态度粗暴的蛋民，有把鸦片运上岸的走私分子，有广州的掮客，有鸦片烟馆、饭馆、茶馆和妓院的老板们。
鸦片贸易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很乐意这样做，即使他们周围到处是鸦片走私活动，他们也佯装看不见。马地臣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合作伙伴说得好，他不无挖苦地质疑代理商的鸦片飞剪船“是否有过做这种买卖的经历。欧洲人操纵的商船一出现就自己发出警报，告诉每一个人他们的到来……只要设想一下中国人用中国式平底帆船在英国沿海进行茶叶走私活动就可以了”。通常，所有需要卸下鸦片的交易都要花点现钱，有时还会有一点故弄玄虚的蒙骗。如果鸦片代销商运气好的话，相关官员只对每箱鸦片收取规定数额的贿赂，不会额外索贿——就像是应该征税的商品，好像鸦片不过是跟棉花、糖浆一样的正常货物。如果他运气不够好，他就会受到一通训话，先讲鸦片走私的祸害，或者宣读皇帝最近关于鸦片走私的谕旨，然后才允许他交上贿赂。但是默许——因为利益由此而来——似乎是基本的规则：1832年，东印度公司进行了一次探索性的沿中国海岸北上贸易之旅，一路上受到刁难，就是因为这艘船“阿美士德勋爵号”忘记了携带鸦片。
当从飞剪船上安全地卸下货物，准备返回印度的时候——也只有当这种时候——1830年代中期一个冷嘲热讽的观察者注意到，清政府的船只最后会上演一场虚张声势的追击：“会看到二三十艘中国兵船慢慢地划……向他们……决不会近到炮弹的射程之内，有时为了开玩笑，如果一只飞剪船为了让他们追上而停止航行，他们决不会接受这种邀请，而是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然后会向全国发布一个声明，声称‘我天朝兵船拼力死战，番鬼逃遁，其受创甚重，谅其不敢再来我海岸。’”因此，19世纪30年代一个美国商人总结说：“我们用极为冷酷的态度追求邪恶的目标，照料我们的生意，拖拉我们的船只，散步，享受美食，所以，那些年日子过得要多愉快就有多愉快。”
从它的南边入口，广州的鸦片一路杀到帝国的最北边：通过小毒贩的货担和家养骆驼的背，通过山西和陕西商人的商队转运到新疆，通过赴京参加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的考生行李带入北京。几乎在皇帝的臣民所到之处，只要能省出点钱，他们就随身携带鸦片。1793年，约翰·巴罗（John Barrow，又译“吧龙”。——译者）——第一个英国赴华使团的贡物总管——注意到，鸦片的价格使得它的吸食者只限于“有钱人”。 到1820年代，瘾君子已经渗透到全社会。“富民开始矣，”东南地区的一个读书人回忆那个年代说，“而贫民效尤矣。” 19世纪中国鸦片市场的规模和多样性可以通过对这种毒品称呼的多样化体现出来：“鸦片”（至少早在明代就创造出来的外来词）是目前使用的名字，直译成英文是“乌鸦切片儿”（“crow slices”）——大概指成品鸦片是黑色的。不过，在译为“鸦片”之前，已经使用过的称呼先后有“底也伽”（大概是对希腊蜜一样甜的opiate的简单翻译）、“罂粟”（因为罂粟的籽像米粒）、“米囊”和“乌香”。在整个19世纪，“鸦片”和许多其他的称呼并存：阿芙蓉、大土或小土、洋土、洋烟、洋药。顺便说一下，“洋”这个称谓并不意味着害怕或不信任外来的东西，而是表示对昂贵的不易得到的外来事物的彻头彻尾的狂热喜欢。“今……以外洋之物是尚，”19世纪中叶的一个文人写道，“曰洋铜，曰洋瓷，曰洋漆，曰洋锦，曰洋布……遽数之不能终其物。”
到鸦片战争时，中华帝国不只是进口和普及这种值钱的外国货，它还大量生产。（然而，尽管土产鸦片由于价格便宜而受欢迎，但由于外国鸦片的巨大影响力，土产鸦片一直是外国鸦片的可怜的伴生品。）在易于种植的地方（特别是中国西南部地区，但也包括东部沿海地区，以及西北的陕西、甘肃和新疆），它是一种神奇的农作物：销路很好，年复一年地与棉花、豆类、玉米和水稻一起种植在同一片土地上。这种植物的几乎每一部分都有用场：汁液用来制造生鸦片，叶子用作蔬菜，茎用作燃料，籽用来榨油。对于1830年代的南方农民来说，种植鸦片的收入是种植水稻的十倍。到鸦片战争时，鸦片贸易已经遍及全国：吸食（在繁华的东南部地区城市里吸食鸦片成风）、运输、种植（从南方云南的荒僻山区到北方的新疆，遍及西部边疆地区）。
鸦片顽固地拒绝消失：当政府采取措施严禁鸦片，把南部、东部沿海地区的鸦片吸食者和鸦片贩子流放到新疆边疆地区时，这些人就把这一恶习带到了西北。如果西南省份例如云南的本土鸦片种植减少了，中国官员预料沿海地区的进口量就会增加，以填补空出来的市场空间。1835年，官员们乐观地宣称罂粟在中国东部的浙江省已经被铲除；5年后，进一步的调查显示，政府的经办人员只是砍掉了罂粟的上半截，而粗心大意地没有连根拔掉。就在同一年，有34个农民武力反抗派去铲除他们种植的罂粟的官员。
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某个干冷、明媚的春日，一个皇子正坐在书房里研读历史著作。他又烦又倦，便唤他的仆从给他敬烟。“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他感叹道，“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乐则乐矣。”很快他就有了诗思：“目端萦竹雾，鼻观度兰芬。吐纳香偏馥，升沉意颇殷。凝时疑海澨，霭处出山云。”
1820年，这个皇子自己成了中国的皇帝，这就是道光皇帝（年）。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主持了禁烟运动，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事与愿违的鸦片战争。在战争的前几年间，道光帝——据一则谣言说——甚至处死了他自己一个戒不了烟癖的儿子。在那40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吸食鸦片从一个懒散的皇太子可以接受的减压活动变成了危险的灾祸？
毫无疑问，在1830年代末禁烟之前的100多年里，朝廷就一直为鸦片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从1729年颁布第一个禁令就开始了，当时，雍正皇帝（年）震惊地发现“无赖棍徒勾引良家子弟以此（吸食鸦片）射利……少年子弟堕其术中，或服吸日久而轻生，或家业消尽而为盗，各种贻害，实非浅鲜”。
雍正帝的用词很是有力——但是此后的60年里，却似乎并没有做什么，吸者照吸，卖者照卖：任何一个头上长着脑袋的人都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他吸的、卖的鸦片是合法的药品，不是非法的消遣品；或者仅贿赂一下有关方面即可。从1773年到18世纪结束，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增长了4倍多。 1796年重申了1729年的禁令，同样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只是使得鸦片贩子们把买卖沿着海岸伸展得范围更大，不再仅仅是在广州公然买卖。鸦片是个生意兴隆的行业：19世纪初期，鸦片的需求量和供量应都增加了，价格也提高了——这是对地方官员谋取私利的公开引诱。1799年，已经被重申过的禁令再一次被重申，提醒公众鸦片“性最酷烈，气味恶臭可厌” 。年间，朝廷继续采取了一些惩罚措施：颁布了一道新的禁令，规定犯禁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这是对太监和仆役的特殊刑罚——发配到极寒的东北终身为奴。到1839年，鸦片进口较之19世纪初可能已经增加了10倍。
清政府在对吸食鸦片推行强硬路线上困难重重，这很容易理解：看起来没有人会同意吸食鸦片是个严重的问题，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个问题。尽管从1830年代以降，呼吁朝廷禁烟的声音不断高涨，但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在中国方面还是在西方方面，关于鸦片的恶果，不论是它对人们身体的影响，在中国使用的程度，还是它的大量使用抑或是嗜食，达成的共识并不多。不过，对鸦片贸易的谴责在中西双方都是一浪高过一浪。1836年，广州地方政府发布的一份告示中写道：“鸦片烟有如鸩毒。”美国人办的《中国丛报》与此意见相同，说吸食鸦片“结果只有死路一条”，“这种恶习如果……继续下去……与鸦片对瘾君子的奴役相比，世界上其他的奴役就算不上是奴役了”。同样地，中西双方也都有为鸦片进行辩护的人：“如果一直十分节制地吸食鸦片，”鸦片战争期间，一个英国人观察到，“它绝不会对人的身体有害，而是恰恰相反，会引起兴奋感和舒适感，简单说，它对吸食者的害处，不比喝一点儿红酒对我们的害处更大。” 18世纪末的一个中国绅士建议说，在阴郁难受的阴雨天吸食鸦片，会“精神焕发，头目清利……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
19世纪后来的外国观察者则宣传鸦片对吸食者身体的伤害：他们会有“红肿的眼睛，憔悴的面容”，皮肤呈现出“玻璃一样奇怪的光亮，一看就知道是吸食鸦片的人”。 1839年，一个满洲皇室亲王回应道：“受其害者，类皆沉溺不返，几同毒药害人，迨至骨立形销，等于残废。” 但是另外一些人则强烈反对鸦片对民众普遍有负面作用的说法。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商人亨特［William Hunter，年为美商旗昌洋行的合伙人，汉学家，号称中国通，著有《广州番鬼录》（The “Fan Kwae” atCanton）。——译者］说：“鸦片即使有负面的作用，也极少看到有哪一个人因为吸食鸦片而受到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伤害。没有证据表明鸦片的滥用……这是显然的……吸食鸦片是个习惯，就像我们饮葡萄酒一样，只要适量，就没问题。”
这种对鸦片是否有危害性的模糊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医学不发达的反映：鸦片“颗粒直接地、局部地影响于肺神经”。一个名叫当肯·麦克佛森（Duncan McPherson）的英国军医——他曾经历了与中国的战争——满怀信心地推测说：“会保卫肺神经系统抵抗疾病”。但是，19世纪中国对鸦片采取强硬路线根本上是困难的，因为鸦片的应用无处不在：是止痉挛的药、镇痛剂、止咳药、退烧药和食欲抑制药。几百年来，鸦片都一直是折磨中华帝国民众的很多常见疾病的缓解剂：腹泻、发烧、疼痛、饥饿、疲劳。既然中国不产阿司匹林（这种情形至少一直持续到1934年，尽管早在1890年代它就已经进行商业生产了），“鸦片就是我们的药，我们只有这种药”。一个在国民政府（）军队当过兵的人解释说。 “没有哪种病是不用鸦片治的，”麦克佛森以其亲身经历报道说，“我们也不知道有哪种东西可以代替它。”
对中国鸦片问题的性质或使用程度也没有一致的看法。自从鸦片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对吸食鸦片人数的可靠估计就不大可能了。在整个19世纪，对吸食鸦片人数的估计从占总人口的0.35%到5%再到60%。 在这些模糊不清的数据后面隐藏着其他的问题：所有这些吸食者一共消费了多少鸦片？吸食多少可被看作是偶然吸食、适量吸食、习惯吸食、危险吸食？吸食者是不是不断地增加每次的吸食量？反对鸦片的人士——包括中国的和西方的——把鸦片描绘成它一定会使吸食者成为它的奴隶，迫使他们天天去找更多的钱来支付这个毁人身家的嗜好。1837年《中国丛报》上登载的一组影响巨大的图画描绘了一个鸦片吸食者的生活周期：从享有超级特权的年轻富贵公子沦为憔悴不堪的瘾君子，老婆孩子陷入恶劣艰辛的生活之中，去挣钱买他须臾不能离的毒品。但是也有与这种毁灭性的景象相反的例子：有传闻说一个完全可信赖的经纪人超量吸食鸦片，一个积极倡导改革的官员碰巧也是个瘾君子和妓院的常客。与酗酒的“邪恶后果”相比较，有些人发现鸦片的危害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吸食鸦片“基本上是很节制的”。没有人能确定一次吸食多少量是标准的：19世纪中期一次吸食的量从4克到25克甚至更多。 清帝国的臣民有和欧洲人喝酒、吸烟一样多的理由吸食鸦片：为了炫耀，为了社交，为了缓解烦躁和痛苦。有的人吸丢了性命，吸光了财产；有的人一次都没吸完就呛回去再也不吸了；还有的人只是每日餐后才吸一吸。
有清一代一直试图对鸦片有所作为，其唯一担忧的是社会控制问题。所有毒品都有使政府当局焦头烂额的共同特性：它不仅会极大地占用生产资金和生产时间，更要命的是，它会使人们内心的自律松懈，会消解维持人们行为规范的约束感。政府当局对享乐主义的鸦片文化引发的社会稳定的威胁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体现在鸦片战争前一个世纪里关于鸦片问题的每一个官方声明中。1729年颁布的第一个惩罚贩卖鸦片的法令，是“照邪教惑众律”治罪的。 因此，鸦片的危害不是被认定为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即担心社会秩序可能会出问题。1799年一道谕旨悲叹道：“从前市井无赖之徒，私藏服食，乃近日侍卫官员等颇有食之者，甚属可恶，沉湎荒淫，自趋死路。”
11年后，当在紫禁城内发现了6盒鸦片时，皇帝勃然大怒。他严厉批评说，鸦片使吸食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他像是想起了它的危害，又补充说，“久之遂致戕贼躯命”，然后回到他的主题，“大为风俗人心之害”。大约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开始用理性的医学上的理由谴责鸦片，但依然是先表示鸦片对社会风尚的影响的担忧，然后才对鸦片摧残人的身体表示关心。一个医生谴责吸食鸦片是“今世之丧家败德者”喜爱的“恶嗜”，开始搜集戒烟药方。
鸦片泛滥对政治稳定的威胁，由于政府的财政困扰而进一步加剧。到19世纪的前几十年间——这也是鸦片消费增长的几十年——中华帝国看起来出现了严重的银荒，这对经济的顺利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税收和军饷用的都是银子。如果银子少了，相对于小额的日常交易使用的铜钱，银子就会变贵，纳税的民众就会受到榨取，他们就会愤怒，于是就导致了流民、暴动和骚乱：年间发生了110起群体性抗议事件，完全是由于银价的上涨导致的。与此同时，政府发现它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军队和公共工程，而军队和公共工程是用来控制普遍的不满情绪的，结果便是风起云涌的社会反抗活动。“开辟以来，”1840年一个官员抱怨说，“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 当代的观察和间接证据将其归咎于鸦片。在年间，鸦片的进口激增了10倍，从每年3159箱增加到每年40200箱。同时，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则一反往常，进入赤字时代：年间，约有2600万美元流入中国；而年间，则约有3800万美元流出中国。观察者大受震动，他们猜测中国的财富缩水一半——实际上，大概缩水19%。到19世纪的第三和第四个十年，鸦片似乎突然到处都是了——遍布中国的东西南北和中部地区，广东（鸦片主要是从这个省进入中国的，位于中国最南部）是中国白银外流的最大出口。鸦片的消费，使得经济发展停滞，环境资源枯竭，人口过剩，军队战斗力下降，社会秩序出现动荡恰恰是在晚清林林总总的弊病的原因被触摸到的时候增加了。
尽管如此，也很难说鸦片应对银荒负完全责任。直到1852年之前，中国每年进口鸦片的总值也从未超过800万英镑。而之后的40年中，除了4年外，鸦片进口总值每年都超过了这一数额，有时接近1060万英镑。而且，到1855年左右，白银岁入经历了一个减少阶段——这是与清政府执政效率降低相伴的——之后，本世纪的后半叶，金银供应又逐渐增加（尽管有鸦片消费的增长），使得清王朝得以捱过太平天国起义这次大规模的国内危机。从1856年到1886年，中国经济回暖，有大约69100美元流回到中国。 如果鸦片真的是19世纪上半叶出现银荒的元凶，那么，1842年后鸦片进口飙升之后，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继续出现赤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超越英—印—中这个贸易三角，看一看南美独立运动对全球白银供应的影响。
很奇怪——因为清朝当时正忙于维护自己的安全和主权——清朝长期以来允许自己依赖外国的白银供应：通过中国在菲律宾的贸易，或通过对欧洲的出口贸易，来从南美洲进口白银。在1829年之前的40年中，墨西哥生产了全世界大约80%的白银和黄金。但是，与1790年代相比，据估计，1810年代和1820年代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导致全世界白银产量减少了56.6%。考虑到中国由于对外来白银的需求而卷入到了全球经济之中，拉丁美洲白银供应量的锐减势必会对它产生显著的影响。首先，它使得英国用于购买中国茶叶和生丝的白银量减少，相应地，中国茶、丝的出口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只能是缓慢增长。其次，英国商人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求助于鸦片，而不是供不应求的白银，以换取他们要购买的茶叶和生丝。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固然鸦片进口肯定对中国的白银储备有影响，但是，如果鸦片进口的这第一个繁荣期不是碰巧与世界白银供应的严重萎缩撞到了一起，鸦片进口对银荒的影响就不会如是之严重。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就很可能继续按照惯常的方式为其鸦片的风行埋单，即用茶叶和生丝。换句话说，并不仅仅是鸦片贸易导致了清朝中国的财政不稳，还因为全球性的白银生产和流通问题。
不过，不管是对还是错，到1830年代末，鸦片开始被看作这个帝国所有麻烦问题的替罪羊。朝廷里两派势力——一派是忧心忡忡、焦躁不安的皇帝，一派是有抱负的道德说教者小集团——进一步不幸的冲突，导致了1839年与英国的对抗。
Julia Lovell：The Opium War -Picador 2011
（英）蓝诗玲著. 鸦片战争 药·梦·国族构建.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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