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南斯拉夫，算得上是东南欧一小霸。尤其是冷战中前期，它更是同时力抗美苏两强，并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
但这都是过去式了。苏东剧变后，前南斯拉夫分崩离析。到今天，这个昔日占地22万平方千米，总人口2200万的前社会主义第三强国，已经彻底不复存在。作为其主要继承人的塞尔维亚共和国，仅仅是一个地不到8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600万的内陆小国，完全不复当年“巴尔干之虎”的风采。
为什么南斯拉夫会沦落至此？这与美国的打压密不可分。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逐步在经济上打压南斯拉夫，并积极煽动南境内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为后来南斯拉夫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到90年代初，南斯拉夫正式分裂并陷入内战，美国为首的西方，又大力支持前南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势力，阻止塞尔维亚族势力掌控下的南斯拉夫中枢及政府军派平叛，最终导致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马其顿等前南加盟共和国的相继独立。
但这还不够。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北约强势空袭南联盟，逼其放弃对科索沃独立运动的干涉到2006年，南斯拉夫（当时已改名为塞尔维亚与黑山）的最后一个加盟共和国——黑山也独立而去，唯剩塞尔维亚蜗居内陆，国运滑入深渊！
好好一个当年仅次于中苏的社会主义第三大国，结果却被一分为八。南斯拉夫被美国收拾的够惨！
但当年却并非如此。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南斯拉夫算得上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跟美国关系相对最好的一个。当时西方不仅不整南斯拉夫，甚至还对它提供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援助。
可为什么“曾经的朋友”，后来却成为死敌，以至于要把它大卸八块呢？
这与东西方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冷战期间，南斯拉夫虽然也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与苏联的结构性地缘矛盾，使得苏南两国早在1948年就分道扬镳。
这对美国来说，当然是十分乐见的。本来，近东就是美苏欧洲争霸的一大焦点区域。
由于土耳其的加入，美国彻底封锁了黑海——地中海海上通道，苏联想要将影响力打入东地中海，唯有经巴尔干半岛陆路一途。而苏南的决裂，意味着苏联向东地中海拓展地缘影响力的战略通道被彻底堵死。
这种格局下，虽然南斯拉夫依然坚持红色意识形态。但美国依然乐意对它提供支持，让它才更有能力抵御苏联的压力。
但从80年代开始，情况逐渐改变。此时苏联败相渐显，威胁东地中海的能力不断下降。进入90年代后，苏联彻底崩溃，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加盟共和国独立，俄罗斯地缘势力范围大幅东缩，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衰退几近。
俄罗斯的衰落与东缩，使得南斯拉夫作为东西方近东区域战略缓冲，乃至阻遏俄罗斯南下东地中海的战略功能已经消失。这种情况下，其对美国以及西方的威胁就凸显出来。
美南之间的冲突，最直接明了意识形态冲突。南斯拉夫和苏联一样，都是红色国家。以前苏联在，西方基于地缘政治层面的考量，倒也可以对南加以绥靖甚至支持。但既然苏联已亡，西方就再无维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利益驱使。
只是，这里有个问题：即便美国要在苏东剧变的风口上趁热打铁，那干掉南共这个政权也就行了，干嘛非得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也给大卸八块不可呢？
这其实主要涉及到一个技术性问题。
在之前的《地缘政治：南斯拉夫系列》章节中，云石君曾做够分析：南斯拉夫国家地缘结构支离破碎，缺乏一个强大到足以压制四方的本部核心区。人文构成方面极端撕裂，前南斯拉夫2000多万人口，居然分成了五大主体民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诺文尼亚、马其顿、黑山），三大宗教信仰（天主教、伊斯兰教、东正教），三种官方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诺文尼亚语和马其顿语)。这其中没有一个族群可以占据绝对优势——就连相对优势都不没有（作为相对优势群体的东正教系——塞尔维亚人，在前南总人口中也不过占到30%多一点）。
地缘及人文结构的极端复杂，使得南斯拉夫存在强烈的天然分裂隐患。
为弥合这种分歧，南斯拉夫先是大力宣扬“泛斯拉夫主义”，希望通过对这个共同族群起源的宣扬，将现实中存在各种隔阂的各大族群凝合为一体。
只不过，由于这种共同族系关系实在太过久远，所以凝聚人心之效果并不明显。二战后，南斯拉改用红色意识形态，来构建国民一致认同。
红色意识形态以纵向的人的阶级属性作为敌我划分标准。超越了地缘、民族、宗教、语言乃至人种这些横向划分标准，具有更强普世性，进而以阶级为纽带，唤醒了南斯拉夫维系各族群的共同情感认知，打造出了一个难得的国民一致认同。
既然红色意识心态成为南斯拉夫维持国家凝聚力和民众共同认同的纽带，那随着红色意识形态的热度消退，以及美国对其之强势打压，南斯拉夫的共同国民情感认同也自然就不复存在。在失去了红色意识形态这根共同认知纽带后，民族、地缘、宗教等传统意识，就自然而然的各族群中卷土重来，进而造成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而反过来说，既然南斯拉夫的各类族群意识与红色意识形态针锋相对，那么美国要摧毁南共，自然也会从操弄族群意识复活的方向入手。
这就是美国要肢解南斯拉夫的原因。但单单于此，尚不足解释美国对南的全部打压行为。毕竟南共在1990年后就基本陷入瘫痪，红色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在这一段时间严重消退。
但美国对南斯拉夫的分裂并未就此停止。之后的前南解体与内战中，已经放弃了红色信仰的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它们在镇压地方独立势力的过程中，依然受到美国的强力干扰甚至到1999年，美国还组织北约，亲自上阵，以空袭的方式，阻止南联盟中央镇压科索沃地方独立势力——而这都是在前南红色意识形态失势之后发生的。美国此举只能证明：其肢解南斯拉夫，还有意识形态冲突之外的原因。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得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分析。
前文中云石君曾说过，冷战时期，美国是乐见一个强大的南斯拉夫出现的。
但美国这种支持，是基于冷战这个时代大背景，其目的是让南斯拉夫可以更有力的抗衡苏联。随着苏联解体，南斯拉夫的这个利用价值已经不复存在。相反，从冷战后的国际格局来看，一个完整强大的南斯拉夫，其对西方的威胁，就逐渐凸显出来：
首先是与西欧的冲突。在历史上，西欧与东欧一直有着尖锐的地缘政治冲突。最早时，反映为东罗马帝国跟西方天主教世界的冲突——这也引发了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决裂；而在近代，则是欧洲跟奥斯曼土耳其的冲突——反映到宗教层面，则是基督教世界跟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巴尔干半岛地处东西方各大地缘势力交汇，一直是争斗焦点。
到20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彻底衰落，俄罗斯也陷入中衰和蛰伏期（沙俄末期的衰败与苏联开国之初的战略蛰伏），西欧地缘势力在近东取得了优势。
如果欧系势力团结一心的话，这种时候完全可以趁机将巴尔干消化吸收了。但这时候的主要欧系势力——英法德意四大国内部矛盾不断激化，无暇顾及于此。
这间接促成了南斯拉夫国家崛起。在列强夹缝中，生生成长为巴尔干区域强国。
有了一定实力，南斯拉夫自然不愿意再做列强附庸，而是希望进一步在近东拓展地缘影响力。
这当然不为周边列强所容。但欧洲的内讧，奥斯曼帝国瓦解、俄罗斯地缘收缩，使得这三大强者都无暇顾及于此。而到二战后，虽然欧洲内讧结束，开始一体化整合（欧共体——欧盟），但苏联的强大威胁，以及南共上位的既成事实，使得它们也愿意南斯拉夫维持独立，甚至更强大点，以更好的抵御苏联在巴尔干方向的扩张。
但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俄罗斯地缘收缩，而伊斯兰世界依然支离破碎。相反，欧系势力内部已经整合到一定程度，正好可以趁机拿下巴尔干，将其消化吸收，从整体上增强欧系的地缘实力。
这样一来，统一的南斯拉夫，就成为欧系势力的眼中钉。作为巴尔干本土势力，即便南斯拉夫愿意融入欧洲，但其相对庞大的体量，决定了融入后的它，肯定会在欧盟体系内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这会削弱传统欧系强国的主导地位，甚至极端情况下，还会加剧欧盟分裂的风险。
欧系列强之所以觊觎巴尔干，是要通过对这个半岛的消化吸收，增强自己整体实力，而非将原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蛋糕分给巴尔干人。它们更不愿意有朝一日南斯拉夫来瓜分自己在欧盟体系内的话语权。
所以，欧系势力并不乐见一个强大的南斯拉夫，而更乐意先将南斯拉夫拆解成一个个独立的小国，再将其吸纳——这种整合方式对欧洲列强来说才是最合适的。
而对美国来说，除了照顾欧洲盟友的利益，作为全球霸主，美国也同样不乐见巴尔干半岛出现一个区域性强国。
美国的本土位于大西洋彼岸西半球，巴尔干半岛所在的东地中海，与美国地缘距离十分遥远，这严重削弱了美国对该区域的天然控制能力。但是东地中海对美国而言又非常关键。这里不仅有苏伊士运河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地中海）两个世界级地缘通道，而且以此为基，美国还能够同时对中东和俄罗斯施加压力——这些对美国维持全球霸权来说，有着极大的战略价值。
美国要确保对东地中海秩序的掌控，就有必要削弱当地本土势力。而南斯拉夫号称“巴尔干之虎”，这样一个强大本土势力，对美国是个不大不小的威胁。
所以美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地缘冲突。
这跟土耳其不同。虽然美国在东地中海的存在，一样限制了土耳其对东地中海的经营。不过土耳其在黑海方向直面苏联——俄罗斯，故它有必要借美国之力，来抵御俄罗斯的强势进逼。综合考虑，美国在东地中海的存在对土耳其利大于弊。
但南斯拉夫地处巴尔干半岛东南部，即便是在苏联时代，也仅仅是与苏联的东欧卫星国接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战略收缩，已无法再对南斯拉夫形成地缘威胁。相应的，南斯拉夫没有继续借重美国之需要，自然也没有接受美国掌控东地中海秩序的利益驱使。
所以美南之间，就会围绕东地中海，乃至近东的利益形成冲突。虽说美国实力远超南斯拉夫N个层级，但与东地中海地缘距离的十分遥远，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对当地的控制。这种情况下，美国最好就是把这只老虎给拆解掉。只要南斯拉夫分崩离析，巴尔干本土势力对美国之威胁，也就不复存在了。
基于这种逻辑，美国对南斯拉夫始终穷追猛打，直到把作为区域大国的南斯拉夫，彻底压制成现在的内陆小国塞尔维亚，美国才可以高枕无忧！
南斯拉夫解体后，巴尔干半岛又一次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但靠着西方的强大外力压制，该地区也实现了难能可贵的和平。
但这种外力维持的和平，天然缺乏稳定性。如果西方势力衰退，或者俄罗斯中兴，甚至于伊斯兰世界东山再起，巴尔干这个欧洲的火药桶，便可能被再一次点爆！到那时，这块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又会迎来新一轮的劫难？
那么，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宿命的悲剧轮回呢？在云石君看来，光凭巴尔干半岛一己之力，是绝无可能实现的。但如果中国的一路一带战略能够顺利普及于此，倒是有可能打破巴尔干半岛的传统地缘陷阱，为这块土地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和平与发展。
那么，中国一路一带会如何改变巴尔干半岛？关注微信公众号：云石，云石君下一节继续为您解读。
本文为云石地缘政治系列142章——南斯拉夫之第5部分。对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朋友，请用微信搜索公众号：云石，收看云石全部地缘政治系列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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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08-12-13 &匿名提问
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如何观察和研究当代世界的民族问题
　　如何观察和研究当代世界的民族问题，这是个 方法论问题。关于什么是民族问题，江总书记在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 等方面的关系。”总书记对民族问题“一个发展、三个关系”的论述，是全面的、完整的、深刻的。这个科学论断适合国内的民族问题，也同样适合我们研究世界民 族问题。
　　我认为，关于如何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有五个方面，即：从国际大环境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环境，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观察 和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这是观察和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方法论。
　　观察和研究当代世界的民族问题，也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来认识：
　　(一)从国际政治变化发展的大环境中观察和研究世界民族问题当 今世界的政治格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几个西方国家要主宰这个世界，要垄断这个世界，这是当今国际政治最重要的 一个特点。不合理的国际政治格局，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造成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紧张、矛盾、冲突的主要根源。正如江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世界的治与乱，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关系”。
　　早在20世纪初的时候，革命导师列宁就指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回顾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充分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政治格局发生过三次重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非正义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对殖民地的重新划分。其结果是“凡尔赛体系”——这一不平等的世界格局的形成。
　 　“一战”及“凡尔赛体系”所造成的结果是：第一，战争完全改变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战”使其他参战的列强，不是削弱了，就是消失了。美国在世界上 的主导作用开始显露；第二，这个体制对欧洲地图的重新绘制，是在许多当事国不能参加，或者是参加了也无权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不可能体现民族的因素和历史 的因素。在列强支配下所划分的新建和重组的国家边界，给这些国家留下了诸多的“民族碎片”和无穷的隐患。据统计，战后欧洲共有1681万人脱离了民族母体 而成为它国的少数民族。“凡尔赛体系”创建人之一劳合·乔治承认，在欧洲原来只有一个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新的边界确定之后，反而出现了几十个类似的问 题。现在，在原苏联、东欧地区出现的尖锐复杂的民族问题，就是这个体系留下的恶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发动的，是以非正义战争开始的，但战争的进程逐渐使正义战胜邪恶，最后以正义的胜利而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国际政治格局上，随着苏联所控制地区的各个国家相继实现了共产党执政的局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对抗已经将欧洲分成东、西两个地缘政治区域。东西方冷战历史开始了。
　 　两极格局给民族问题带来的影响是：一方面，广大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建立了一系列独立的民族国家。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另 一方面，有些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被美苏的霸权争夺所掩盖；同时，两极格局还制造了一些新的民族问题，为以后民族问题埋下了很多隐患。因此两极格局被打破 后，这些民族问题就一下子爆发出来，并且非常激烈、广泛和严重。
　　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被打破，世界出现 多极化发展的趋向。国际形势的发展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科技的迅速发展，经济向全球化方向发展，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更加强化，合作的倾向增强；同时，过去长 期受到两霸压制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束缚，在国际事务中可以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自主性增强了。二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打破了原有的平 衡，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实力、地位得到强化，加上美国经济连续几年的发展，经济实力也在增强，霸权主义膨胀。在国际关系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加倾 向于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以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国际事务中这两种倾向将长期并存，展开较量。
　 　1985年，邓小平根据新的国际形势，明确指出，“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治没有变”，列宁的理论没有过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战争的根源”的论 点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对列宁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捍卫和发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世界和平是根本对立的。它们要称霸世界、主宰世界，替代或剥夺各 国的主权，替代和剥夺他们作为主权国家在国际上应该享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及各种权利，企图建立一种世界任它宰割的“新秩序”。它们提出了自己并不遵守的所 谓“民主”、“人权”等口号，要推行“全球民主化”，要去保护别国的“人权”，这是霸权主义的政治纲领、政治宣言。在经济上，它们利用其经济实力推行“经 济一体化”，通过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控制和掠夺，有时还利用政治手段，进行经济敲诈。在军事上，进行疯狂的扩军备战，在政治和 经济手段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不惜使用武力入侵主权国家。
　　我们还要看到，国家的阶级性，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地 位。阶级性、意识形态不同，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看法和处理方式也不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平等观、人权观和民族观、宗教观是不一样的。资产阶 级的民族国家观把民族国家看作单一的主体民族缔造和拥有的国家，主张国内其他民族要放弃自身的民族特征而同化于主体民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原则把非主体民 族的成员作为独立的个人来看待，而无视他们的民族属性，因此仅仅侈谈他们的公民权利而拒绝承认他们的民族权利，诸如此类的观点，决定了他们在民族政策的制 定上所能达到的最大的限度。
　　就世界而言，一定的意识形态也对民族问题产生很大的影响。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占统 治地位的政治思潮。联系到人们所谈论的民族问题，自近代以来与民族问题相关的主要政治思潮分别有种族主义、同化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等。在种族主义思潮的 影响下，许多国家对一些种族和民族进行隔离和歧视，有时甚至不惜进行残酷的屠杀。当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吉卜赛人，所依据的就是种族主义的理论。同化 主义虽然比种族主义是一个进步，但实质上仍然是民族歧视，同样给后人留下了无法弥合的创伤。多元文化主义仍然与真正的民族平等有着很大的距离。
　 　现在特别要警惕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造的一个新的霸权主义理论——“新干涉主义”，即“人权高于主权”，美国宣称“国家主权不如人权重要”，“我 们不是为土地而战，而是为价值观念而战”，“必须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重要方面加以限制”等等，这种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的“炮舰政策”的翻版。根 据这种理论，他们可以对国际法进行粗暴的践踏，对伊拉克、南斯拉夫等主权国家公开进行武装干涉，对我国的内部事务进行指责。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世界民族问题上，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情况，对此，只有站在邓小平理论的高度，站在国际政治的高度上，对复杂的世界民族问题，才能有清醒的政治头脑。
　　（二）从国际经济发展的新环境中观察和研究当代的世界民族问题
　 　经济是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民族问题也离不开这个基础。一个国外学者曾说过，政治上获得自由但经济上受奴役的人民终究会失去所有的自由，而经济上获得自 由的人可以继续赢得政治上的独立。经济问题、利益问题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发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定性因素。正因为如此，经济问题始终是影响世界民 族问题的重要因素。
　　当代国际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经济全球化或经济国际化。今天的全球化一方面表现在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先进 性，将造福于人类，并为将来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它使落后国家和地区能够更多地接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取得更多的资金和机遇，可以在尽可能 短的时间内，缩短与先进国家的距离，具有社会进步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全球化对世界各国、各地区都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全球化是实力的竞争，发达国家在统 一的国际市场中，在资源、资金、信息、人才等主要生产要素方面占有优势，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方面，因此在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条件下，南北之间的矛 盾和磨擦点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有了资金和技术的主导地位，这是近代以来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产 物，但首先是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和掠夺的产物，包含着极大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性。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也是西方新经济殖民主 义向全球扩张的表现。这是在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最大的民族不平等，形成了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经济主线，是国际政治上的强权主义的经济基础。广大发展中 国家尽管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解放和独立，但是剥削与反剥削，控制与反控制，垄断与反垄断，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而且会更激烈。总的来 说，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实现了经济上的发展和独立，才能取得平等和自由。
　　（三）从民族与宗教的紧密联系中观察和研究当代的世界民族问题
　 　世界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历来就有着特殊的密切的关系。从民族方面看，目前全世界有20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宗教方面看，据统 计，在全世界的60亿人口中，大约有48亿人信仰宗教。其中：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有20多亿，伊斯兰教12亿，印度教8亿多，佛教3亿多。还有各种新的宗教 不断出现。有30来个国家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
　　民族与宗教的紧密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民族的宗教性与宗教的民族性问题。民族的宗教性问题
　 　自古以来，几乎找不到一个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世界上2000多个民族，有的民族全民信仰一种宗教；有的民族其成员信仰几种宗教；有的民族部分成员 信仰宗教。宗教以民族文化或者是民族亚文化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各民族社会生活中，以致在民族文化的区别的要素中，宗教往往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它与民族心理 素质、风俗习惯紧密相联。
　　民族与宗教的这种紧密的关系，使宗教自然会在各民族的政治生活及其对外关系中发挥其巨大的能量。在 宗教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相一致的时候，它往往能促进全民族和国家内部的团结，在两者不一致的情况下，宗教又常常会影响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触发民族之 间或国家之间的纷争。特别是在一些经济社会不发达的国家和民族，这个问题显得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宗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往往意味着一种无形而巨大的感染 力、向心力和凝聚力，容易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可以鼓舞人们的政治热情和斗争勇气，成为民族斗争中一种特殊的精神动力。无论是巴尔干地区，还是高加索 地区和中亚地区都是如此。
　　宗教的民族性问题
　　宗教的民族性是指它与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 相适应的方面。恩格斯说；“古代的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民族的社会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 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结构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宗教也就崩溃。”（《马恩全集》第19卷，333页）像现在的基督 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些超越个别民族和国家范围的世界宗教，都是建立在民族宗教的基础上，它们都是伴随着各个相应的帝国扩张而由民族宗教实现世界化的。宗 教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它包容着雕塑、绘画、建筑的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也包含着各种传统的价值、观念 及制度。尽管是同一种宗教，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譬如，中国的佛教与日本、韩国和泰国的佛教就不同。再如，中国佛教就 分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小乘（傣传）佛教，分别表现出了汉族、藏族和傣族等民族的文化特征。这就是宗教的民族性。
　　宗教与民族性的结合，有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殖民地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以宗教作为它们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大旗；另一方面，宗教也往往成为挑起纠纷，引发事端的重要原因。
　　（四）从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当中观察和研究当代的世界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是在解决社会总问题的过程中解决民族问题。反过来，必须解决好民族问题，才能有利于解决社会总问题。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我认为需要总结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第一，认真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史。
　 　为什么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垮台了，这和他们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有没有关系？为什么现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这个低潮和解决民族问题有没有关系？ 需要认真、冷静的思考，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解决好民族问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兴起，并逐步形成新的高潮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 认真总结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民族问题的重要影响。许 多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大的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是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反对封建主义，要求建 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和统一的国内市场。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是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亚非拉殖民地国家要求摆脱对宗主国政治、经济的依附关 系，到20世纪70年代，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是在两极格局终结，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国际形势下发生的。总 的来说，第一次、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是革命的、进步的。那么，如何评价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它的性质和国际社会的作用是什么？这需要很好的研究。这次民族 主义浪潮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独立意识很强。
　　（五）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观察和研究当代的世界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作为普遍的、世界性的社会现象，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的理论、学术观点、政策主张多如牛毛，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这些理论虽然不 乏有些合理成份，但是，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从总体上说，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前，它们都没有科学地解释民族问题的本质，没有指明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 路。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始终十分关注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进程。《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民族问题的 根本途径，是“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平等、团结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他们还根据 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不同的民族问题提出并实施不同的主张。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结合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五条原则：（1）“决不容许对任何民族实行任何哪怕是极轻微的压迫，决不容许任何一个民族享有任何特权”； （2）“要求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决的自由，即分离的自由”；（3）“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且要求无条件的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4）“要求广 泛的自治并实行区域自治，自治区域也应当根据民族特征来划分”；（5）大民族要以对自己的不平等来帮助少数民族实现事实上的平等。除了第二条适用于个别无 产阶级国家外，其他内容原则上适用于一切无产阶级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民 族理论和政策的基本框架。同时它的一些重要观点也日益被世界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亚非拉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所接受。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体现了无 产阶级的博大胸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体现了三条原则：高度重视、实事求是、博大胸怀。1950年，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访问之 前，在如何对待过去历史上存在的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问题时，毛主席、周总理说，你们这次到少数民族地区访问的时候，必须是以“赔礼道歉”和“还债心情” 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我们既然接受了整个国家这个“家业”，还能不接受旧政权欠下的债务吗？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动比喻，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和 勇气。
　　由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紧密联系，我们在认识世界民族问题的时候，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外，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它部分。我们还必须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及马克思 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等等，以指导我们的工作。 　　二、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表现特点及原因
　　当今世界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但最主要、 最基本的是以下几个矛盾：第一个是表现为相互激烈竞争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即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叫西西矛盾；第二个是表现为不平等的国际政治 经济关系，即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矛盾，叫南北矛盾；第三个是表现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叫东西 矛盾；还有一个矛盾就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世界民族问题贯穿于这几个矛盾过程的始终。我们要认识当代世界民族问题，必须要认识这个世界是民族的世界， 不是民族消亡的世界，民族的世界充满着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根据民族问题涉及的范围和影响的程度，我把世界民族问题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一）全球性的民族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侵害其他主权国家的民族利益，引起世界人民反强权、反掠夺的斗争，这是当代全球性民族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突出表现。公 元1500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以前基本上是东方冲击西方，亚洲冲击欧洲；在此以后则是西方冲击东方，欧洲冲击世界。1500年左右，随着 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通，西欧主要民族开始了对外殖民扩张。至20世纪初叶，世界已经被帝国主义瓜分完毕，在全球范围内，世界的各民族被划分为压迫民 族和被压迫民族两个部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世纪初世界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并对今天的世界民族问题仍存在重要的影响。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后，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严重失 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力骤然加大。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甚嚣尘上，发展中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斗争成为世界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 形式。具体包括两方面：
　　一是东西矛盾影响世界民族问题。
　　东西矛盾的核心是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秩 序，是世界和平问题。具体表现在民族问题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民族、宗教和领土问题推行霸权主义，由此构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社会制度、 意识形态、人权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矛盾与对抗。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就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西化”和“分化”。原苏联解体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加强了 对中亚、西亚、东欧地区的渗透、控制，不断挑起新的矛盾，甚至进行直接的武力干涉。而这些地区恰恰又是历史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十分集中的热点地带。
　 　1991年，在世界格局剧变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武装入侵伊拉克，关于这次战争的根本目的，一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炫耀武力，企图独霸世 界；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争夺石油资源。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科索沃问题为借口，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对南斯拉夫实行狂轰滥炸。在这两次战争 中，西方国家企图重新霸占世界的本质暴露无遗。
　　二是南北矛盾影响民族问题。
　　南北矛盾是围绕着不 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展开的，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和经济制裁，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贫困的根 源，是历史上列强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继续，包含着极大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性。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通过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和世 界货币基金组织等各种形式，使用“经济制裁”等手段，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无论是在联合国通过的决议，还是美国国会的决议，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 既表现在双边关系中，也体现在多边关系中。为什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难，谈了13年，这里面的主要问题是西方国家的阻挠，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起 来。美国对古巴、伊拉克、伊朗、南斯拉夫等国的制裁，给这些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二）地区性的民族问题
　 　地区性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泛民族主义方面。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在面对冷战后出现的庞大的西方霸权势力的压迫的情况下，企图通过“泛民族主 义”，团结弱小的民族国家，形成一股势力，以改变民族命运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如，在与西方对抗中产生的泛非主义，主张非洲和散居世界各地的的黑 人共同反对种族歧视、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世界黑种人的大团结。另一方面，是旧势力的代表企图重温过去封建帝国的美梦。
　　 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曾经生活在同一个帝国或国家的民族，要求恢复、复兴原来的历史曾存在过的帝国或国家，出现了一系列“泛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主要集中 在中东、巴尔干、西亚等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地区和非洲大陆。这些地区的一些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庞大的帝国，如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 沙皇俄国等。但是，泛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对比力量的失衡，使旧势力的代表企图恢复过去的封建帝国或者是法西斯帝国。如： 泛日耳曼主义主张所有操德语或日耳曼语的人全都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它曾经是希特勒纳粹政权推行侵略政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论工具。泛突厥主义，也 叫“奥斯曼主义”，妄图建立一个奥斯曼苏丹统治下的，囊括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阿尔泰的一切操突厥语的各民族的大帝国。这些民族主义，有的在我国的一些地区 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苏联、东欧剧变以后，该地区也出现了泛民族主义浪潮，影响着新独立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威胁着地区稳 定。如：罗马尼亚谋求同前苏联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实现合并和统一，同时还要求乌克兰归还1940年被苏联强行划过去的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地区；阿尔巴尼亚 则积极支持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从塞尔维亚分裂出来，以便它将这一地区（包括黑山和马其顿境内）的所有阿尔巴尼亚人全部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大阿尔巴尼亚 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则号召全世界的哈萨克人回归哈萨克人的“祖国”——哈萨克斯坦，从而改变本国的民族人口比例，使哈萨克人在哈萨克斯坦占主体地位。
　　地区性民族矛盾的另一种表现是，超越民族、种族界限，以同一宗教信仰为基础，谋求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表现为“宗教民族主义”。
　 　宗教民族主义在一些政教合一的宗教表现突出，泛伊斯兰主义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伊斯兰世界的民族问题。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是一种脱胎于泛 伊斯兰主义的极端形式，主张“一切回到伊斯兰，一切回到《古兰经》。”它反对世俗文明，提倡输出伊斯兰革命，号召各国的穆斯林起来反对世俗政权，解放“被 压迫”的穆斯林，蔑视既有的国际秩序，特别是以恐怖暴力作为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直接冲击世俗政权，在伊斯兰教国家内部造成动荡，也给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大 威胁，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民族关系，形成了诸多的热点问题。这种思潮也波及至我国部分地区，影响着我国部分地区的稳定。
　　（三）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
　　主要表现在大民族与小民族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个平等问题。
　　综观世界上一些多民族国家，那里的民族矛盾激化，除历史的原因和外部势力干预的因素外，这些国家在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所犯的错误，是重要的内部原因。
　 　原苏联、东欧等多民族国家的解体，除西方大国长期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外，这些国家在民族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是主要内因。在建国初期，苏联在列 宁的领导下，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联合各族人民，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后来苏联的民族政策开始逐渐背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的基本原则，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否定少数民族的特点，人为地加速推进民族同化进程，致使民族之间关系十分紧张。到六、七十年代，苏联进一步宣布自己“一 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从根本上不再承认民族问题的存在。而在实际政策中则大力推行大民族主义，人为地抹杀民族特点，严重挫伤了各民族人民的感情，为 日后民族问题的大爆发埋下了隐患。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民族政策上从“极左”转向“极右”，结果助长了民族分离主义。后来在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彻底否定共 产党、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中，长期受压抑的民族问题“突然”爆发出来，而长期以来对民族问题“视而不见”的苏联共产党人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现象也 束手无策，苏联便在一夜之间宣告解体。
　　前面提到，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必须在解决社会总问题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解 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社会总问题就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苏联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脱离了实际，过高地判断了社会发展阶段，形成了僵化的、变形的“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这种条件下，在解决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社会总问题上必然过于简化，犯“极左”的错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民族问题的发 展规律。相比之下，我们党提出了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在1992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上，江泽民总书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提出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并从5个方面论述了民族问题长期性的原因。这是我们正确认识 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依据。
　　外部势力的干预使一些国家的民族政策脱离实际，引发严重后果。这种情况在冷战结束以后的非洲尤 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为后盾，以经济援助为诱饵，插手非洲事务，推行“民主化”等，使非洲的边界冲突、部族仇杀、种族歧 视等问题十分突出。其中以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事件最令人震惊。日，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总统遭袭击同机遇难，由此引发了卢旺达胡图族人和图西 族人持续3个月的民族大仇杀，其后又引起布隆迪国内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的流血冲突。胡图和图西两个民族共居卢旺达和布隆迪，在这个国家是主体民族，在另一 个国家则是少数民族。由于两国执政者不能很好地处理民族关系，致使卢旺达和布隆迪自50年代以来分别发生过数次大的民族冲突，造成大批难民逃亡国外。由于 西方多党民主制风潮的影响、外部势力的插手，以及人满为患和经济停滞的冲击，使这次大仇杀的爆发成为必然。卢旺达的仇杀使50至100万人死亡，200多 万人逃往国外，200万人流离失所。而卢旺达全国才只有750万人口。
　　我们再看看西方国家的民族问题。
　　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是西方国家无法根除的社会顽症，西方一些国家的民族问题突出表现在移民问题上。
　 　自我标榜为“人权卫士”的西方各国，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这些国家不仅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推行种族主义和同化主义政策，为 民族问题播下了民族之间相互仇恨的种子，而且，自70年代以来实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尽管对于传统的民族政策是一个进步，然而，他们仍然没有脱离开各民 族、各种族之间相互“隔离”的阴影。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的问题仍然广泛地存在于当今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的移民史，始终充满着 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并与此伴随着种族问题和移民问题。其中，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当今世界比较典型的移民国家。这些国家都是殖民主义国家通过海外移 民，建立殖民统治后形成的。移民国家的民族问题主要有：一是外来移民与土著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二是外来移民之间的矛盾冲突。
　 　美国洛杉矶种族冲突是美国的民族问题的突出反映。1992年4月在美国洛杉矶爆发的种族冲突，是一种新老移民之间的冲突。在持续3天的暴力冲突中，整个 洛杉矶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全城陷入瘫痪和混乱之中。冲突的导火线是法院宣判残暴殴打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察无罪，但冲突却主要发生在黑人与亚裔美国人之间， 最终酿成近27年来美国最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许多黑人看来亚裔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从而引起黑人对亚裔人的不满和怨恨。但从根本上来 说是由于黑人长期以来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黑人问题在美国不仅是一种含有强烈的肤色歧视现象的种族问题，也是近代以来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最大的民 族问题。现在的美国宪法虽然取消了种族隔离制，黑人在法律上也拥有与白人平等的权利，但是黑人依然处于被歧视的不公正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黑 人在教育、就业领域里仍然受歧视和排挤，相对生活水平在下降。第二，与种族歧视、隔阂相关的暴力骚扰事件加剧着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近年来，三K党死灰 复燃，迫害黑人的暴力恐怖事件屡屡不绝。
　　在欧洲的西方国家中，民族成份相对单一，但是民族问题并不少。如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比利时的语言纠纷、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问题和加泰罗尼亚问题等，在这部分国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以上仅对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作了一个最简单的概括，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5个方面：
　　第一，殖民主义统治所遗留下来的积怨和问题，是当代世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
　　第二，冷战结束后，为过去在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掩盖下的民族问题的爆发提供了机遇。
　　第三，各国在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导致民族问题的内在原因。
　　第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当代世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国际政治根源。
　　第五，经济全球化中的南北问题，是当代世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国际经济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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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转型时期，基督教为信仰者提供终极关怀模式 基督教有作为宗教和作为文化的两个层面，宗教是基督教的本质层面，也是她的真正魅力所在。基督教作为宗教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的模式，她针对的是普遍的人性，因此她是没有国界的。基督教诞生于以色列国，但不到一个世纪，她就在欧洲立下了自己的脚跟；三个世纪以后，她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曾有不少学者探讨罗马帝国大量群众接受基督教的原因，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要到基督教的教义神学中去找，因为同一时期罗马帝国境内存在的宗教，不止基督教一种。最后基督教战胜其它宗教，是在于她独特的精神内核，即坚定的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和救赎论：神的位格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但并非独立的三元，其实体只有一个，即是一体，只有一神。翻开圣经可以看到，这位神是创世的神，是召唤亚伯拉罕的神，是引领摩西的神，是教训大卫的神，是赐所罗门以智慧的神，是垂听众先知呼求的神，是施行救赎和代人受过的神，是耶稣所体现的神，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召唤保罗的神，也是给与约翰以启示和异像的神，最终是要在新天新地与人同行的神。一神论为宇宙提供了理性的根基，满足了人心中最深的渴望。只有这样一位神，人类才能称其为父，信者才能从中得到心灵的慰抚。因此，在古代罗马帝国日益动荡不宁的现实中，她是当时人们能找到的最好归宿。同时，基督教与其它宗教最鲜明的区别，在于其救赎论，即圣子耶稣基督代人受死，替人赎罪的神学理论。圣经记载，耶稣本是无罪的圣子，为了救赎人类出离罪恶与死亡，经由童女玛利亚怀孕，降生来到人间，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人类的罪恶，因此才使人的罪蒙神赦免，得以与神和好。这在当时奢浮淫逸，罪恶滋长的古罗马社会，自然是一个最大的福音，尤其是对穷苦人来说，无疑是提供了超脱属世痛苦，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途径。中国有古语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寻求终极关怀的渴望是普世一致的，中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历史转型时期，伴随着旧有观念的式微和社会行为的失范。社会急剧变迁，使人茫然无从。旧有的价值观无法再维持下去，生活变得不可思议，难以捉摸和无法理解，导致人心理感受的紊乱。痛苦与欢乐并存，希望与焦虑共在。人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观，迫切需要一种安定感，保障感，救赎感和升华感，以期在变中寻找不变，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样，一部分人经过思考之后，选择了基督教作为自己终极关怀的模式，安身立命的基础，从而找到自己精神的根基。 基督教以彻底的终极精神，为我们时代提供了自己独特的信息。首先基督教是一神论，这与中国传统的未知论和无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从“未知生，焉知死”，“六合（即宇宙）之外，存而不论”，拒绝了对形而上之神的思考。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因此在士大夫中，多抱孔子这种未知论的态度，他们更看重的是现世生活和现实社会，失落了终极关怀。而下层民众由于在阶级社会中备受奴役和压迫时的心灵需要，他们只能在外来宗教佛教和本土宗教道教中寻求解脱。值得指出的是，道教虽是中国本土的宗教，但它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方术，倾向的是现世社会的直接延伸，因此它更适宜于作帝王和士大夫之安逸生活的陪衬物，而不适用于广大的劳苦大众。一些信仰道教的平民看重的只是道教的简化形式符咒，以求消灾免祸。相对道教而言，更多地赢得下层群众的是佛教，但这种效果的取得也源于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变形。作为觉者的佛陀释迦牟尼，被中国信者看成了宇宙的主神，而加以膜拜。这反映中国人渴望追求认识神，却走入了误区。 近现代中国在对宗教的看法上继承了古代的传统，并有所强化。五四运动时期科学民主口号的提出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表明了中国人对于现实社会的特殊关怀而完全拒绝对于终极的关怀。建国后，又开展了经常性的无神论教育，基督教被当作批判的对象，她被认为是与科学背道而驰的，是过时的有利于敌人的谬论。但这种观点并没有被实践所证实，相反，认为基督教与科学不矛盾的思想与日俱增。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人们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经历，逐渐认识到光有科学并不能消除人类的苦难，没有信仰和伦理制约的科学有时反而充当了害人的工具。痛苦的经验教会人们思考，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之梦不再存在，“理性次序”已经破产，人们终于认清了自己脚下的颤动的大地，又重新开始举目上苍。19世纪的尼采曾高喊“上帝死了”，但是，事实告诉人们，直到现在，上帝不仅没有死，反而有了更强大的生命力。黑格尔曾用正反合三阶段来归纳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基督教经过了中世纪的极盛期和近代的科学称霸基督教遭到某种排斥的时期，将进入基督教与科学及文化相融合的时期。近现代有很多举世闻名的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大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足以说明这一论点。 在当代中国社会，物质文明发展，制度文明有进步，但精神文明的进步相对落后。近年来，追逐物质的欲望日益增加，对精神的追求一再陷入低谷。这种现象是对文革年代对精神力量的过分夸大的反拨，但却走入了矫枉过正的另一个极端，需要再来一次反拨：过分夸大物质的作用，高喊“金钱万能”，而否定一切精神追求，必然使社会陷入分裂动乱，人心陷入空虚颓废，道德体系全面崩溃，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最终阻碍现代化转型的顺利实现。事实上，精神的力量从来也没有真正消失过。它虽然被迫不断地边缘化，但总是在顽强地坚守自己最后的阵地。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保持着对精神超越的追求。基督教的一神论，救赎论和对终极的关怀，与人们对精神超越的追求是一脉相承，交相辉映的。人们在基督教中，能完成自己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升华，并使之有根有基。作为以传福音直到地极为己任的基督教，在我们的时代将会遇到很多知音。 二 在转型时期，基督教为社会提供伦理和精神模式 首先必须肯定经济转型的正面意义，因为计划经济模式只能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市场经济克服了计划经济的种种缺点，它是现阶段取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佳模式。市场经济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公正，理性，求新，效率的价值观。但同时也应看到，市场经济也存在着缺陷，它往往激起人们的利己心，竞争心和贪心，导致腐败和各种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加增了人性中本来就有的恶的因素，同时又加剧了本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给社会带来种种不安定的因素。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1904年左右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他认为基督教的教义能够产生相应的伦理思想，而这种伦理思想又能推动世俗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市场经济，还必须建立在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基础之上，这种伦理对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起到规范作用。人们以忘我的职业劳动和节俭的生活态度来体现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和伦理，并且把劳动的成果理解为上帝对自己的恩惠，自己应该回报社会，并以感恩之心辛勤工作，而不是将劳动成果坐吃山空或挥霍殆尽。这种新教伦理形成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精神，促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韦伯的理论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的整合还需要爱的力量，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按照基督教教义，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而全人类都是我们的邻舍，因此我们要真诚地爱护，关心每一个人类弟兄，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教会通过自己以身作则，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互相帮助的社会风气。 三 为当代社会提供一种深度的人生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肤浅，流行和时尚为特点的大众文化日益壮大，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表现在：流行歌曲和麻将方兴未艾，荒谬迷信，胡编乱写的小说大量出现，并被搬上银屏，正统的史书倒少有电视剧制作人的问津。电视中娱乐节目和影视明星愈来愈多，层次愈来愈低。带有色情的娱乐场所和网站泛滥，毒品有蔓延之势。可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就这样，生活被简化为疯狂娱乐，人生退化为及时享受，生命沦落为盲目冲动，行为愈来愈短期化。所有这些表明在传统社会人生模式衰落后，社会整体的无所适从。 与此相反，基督教则提倡一种深度的人生模式。圣经称人为神的儿女，是神照自己的形象所造。整本圣经从头至尾宣示了人的被造，人的失落，人的苦难，人的被赎，人的回归这部人的历史，在人的历史背后响彻了神的召唤的声音。在博大精深的基督面前，你会感到宇宙的深邃，人生的神秘。你会用更严肃的眼光来面对自己，重新坚定自己的步伐。 基督教深度人生模式的基础建立在耶稣身上。耶稣既是神子，又是人子；既是人，又是神。他在世的事业表明了一个真正的人所应该走的道路，他的自我牺牲和舍己为人，救赎了信者，也感动了无数的人们，成为他们生活的榜样。 在社会转型时期，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时候，再次与同样古老而伟大的基督教相遇。两者都会有新鲜，独特，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将在交流中走向理解和融合，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文化，新的道德观念，新的社会风尚，新的精神风貌，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宁，稳定，崇高，繁荣，和谐，可持续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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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信仰问题涉入民族矛盾，增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民族性本来就包含着宗教性，假 如民族矛盾不限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还有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掺合其中，原本就复杂多端 的民族矛盾会变得更加复杂多端，增加了合理解决的难度。反之亦然，宗教问题若与民族问 题挂钩，也同样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如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佛教)与泰米尔人(印度教)的矛 盾，塞浦路斯的希族(东正教)与土族(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的情况。现今东西方 的矛盾，既有国家矛盾、民族矛盾，又有思想信仰上的矛盾(包括宗教和非宗教的价值观)。 东亚人强调由传统宗教和传统哲学所形成的“亚洲价值”，其特点是重社会、重和谐、重道 德，以此与“西方价值”(往往以“全球价值”的面貌出现)的重个人、重竞争、重利益相区 别，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经常如此强调。而西方有些人始终企图把西方的 价 值观全盘强加给亚洲人。更有甚者，美国政治学权威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 国际斗争的主题，将由意识形态和经济冲突转变为文明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与东方儒家和 伊斯 兰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人们批评亨廷顿的理论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是在苏联解体后企图为 美国寻找新的敌人。毫无疑问，亨廷顿的观点是在给东西方民族矛盾火上浇油，他有意夸大 思想信仰上的差别和文化传统的不同，特别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这当 然是错误的有害的，它加剧了东方人对西方人的反感，不利于东西方的和解。这是一个典型 的事例，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思想信仰问题，可以被某些人利用来强化民族的对立与冲突， 这是需要提高警惕的。一个民族有主体性的信仰，包括信仰宗教和信仰哲学，都是值得庆贺的，因为这意味着民族 的大多数有理想，有安身立命之所，社会生活有精神支柱。当然，这种主体性信仰也要随着 时代的前进而不断革新。反之，失掉了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它没有一定的精神方向，必然 人心散乱，道德沦丧。但是一个民族在热爱自己信仰的同时必须尊重其他民族的信仰，不把 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其他民族，只有这样，民族关系才能是和谐的正常的。一个人有自由选择 信仰的权利，一个民族也有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这是维护人权的重要理念。一个虔诚信教 的民族，民族感情往往表现为强烈的宗教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宗教问题必然牵动民族 问题，两者纠缠在一起，很难分得清楚。这就要求民族问题的处理者(国家或国际调停组织) ，既要有民族学的素养，又要有宗教学的学识，并且懂得民族精神生活的微妙和重要，从而 能够谨慎地细心地去解决问题。在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大多数不是教 徒，容易漠视、看轻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容易体察虔信宗教民族的情感世界， 所以社会要用极大的爱心关怀少数民族，要对宗教作同情的理解和认真的研 究。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就要影响民族关系，这是必然的。三、宗教成为民族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的意识，两相比较 ，民族比宗教具有更根本的性质。当民族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的时候，即使他们的宗教信仰不 同，也大致能够互相宽容，互相协调；当民族之间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各自不同的宗 教信仰之间也容易出现摩擦，即使同一宗教，也会因教派不同、理解不同，而呈现对立。民 族矛盾就其根本方面讲，乃是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如领土主权之争、市场财富之争、 控制与被控制之争，其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往往有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外部势力的 插手及内部掌权阶层的特殊考虑在起作用，有的是非分明，有的各有对错，不是简单可以了 断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常常采取宗教的形态；而许多 宗教冲突的发生，其深层原因在于民族实际利益的冲突。例如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在 宗教的旗帜下，罗马教皇以“圣战”的名义指挥十字军向欧洲东部及西亚北非进军，提出“ 援助东方的兄弟”，“向蛮族(指穆斯林)作战”，“登上赴圣墓(耶路撒冷)的征途”等口号 ，并且高呼“这是上帝所愿!”实际上，最深刻的动因是西欧封建领主垂涎东部的土地和财 富，以宗教为口号，进行侵略和掠夺。教皇乌尔班二世向法国人说“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 ，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们去拯救。你们蒙上帝赐给强大的武力，所以要毫不迟疑 地前往，这样不仅罪得赦免，而且将得到天国永不朽坏的荣耀”唐逸主编：《基督 教史》。，他用物质利益和宗教许诺双重手段诱惑臣民参加非正义的宗教战争。十 字军烧杀抢掠的所作所为，也充分证明，他们的东征并不是在为上帝传布福音，而是实行民 族压迫和剥削，以满足其贪欲。战争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然后欧洲人取得了地中海的控制 权，排走了拜占廷和穆斯林的势力，霸占了重要贸易港口。在当代社会，由于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精神的传布，不仅再没有发生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 流血战争，很少发生宗教之间的直接冲突，也很少见到一个民族以本族宗教对抗异族宗教相 号召。比较常见的是，在民族冲突或民族抵抗运动中，一个民族用宗教凝聚本族民众， 以对抗 外族力量。例如阿拉伯民族有人提倡泛伊斯兰主义，用以团结穆斯林世界，对抗西方的殖民 主义和霸权主义。在波黑战争中，穆斯林族则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加强内部的团结，其根本 目的在于争取和扩展本族的生存空间。四、发扬“和为贵”的东方文化精神，清除民族歧视，消解民族仇恨，实现民族和解，加强宗教对话随着国际经济走向一体化，随着技术的进步、交往的扩大，随着信息手段的发达，世界正在 变成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同时全球性的生态、人口、核扩散危机又威胁着全体 人类，人类不能不风雨同舟、兴衰与共，那种各扫自家门前雪和用战争手段称霸世界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必须学会友好相处、携手合作，方能克服危机，走出困境。但是国家、 族群、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然不断发生，隔膜、对立乃至仇恨的情绪仍然存在。这个世界 仍然是四分五裂，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可能。解决国际争端、民族矛盾和全球危机的物质手段 并不十分缺乏，目前国际社会最为欠缺的乃是一种真正代表全人类利益的人文主义哲学，它 以仁爱和谐为宗旨，能超出国家、地区、民族、宗教、集团的界域而为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 ，从而化解仇恨，消融残忍，促进族群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合作。我以为，中国儒家的仁学和主和的理念可以成为建立一种当代新人文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和 基础。孔子和儒家讲“仁者爱人”，主张“和为贵”和“和而不同”，认为人类是一个大家 庭，手足相连，痛痒相关，人本有仁爱之性，扩而充之，不仅可以爱家庭爱同族，也可以爱 人类爱万物。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 互仇中俱损。有了仁爱之心，便会帮助别人，理解和尊重别人，承认多样性的差异，实行“ 和而不同”，这便是恕道。《周易》讲“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也是这种精神。近代 中国思想家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通就是沟通、交往、理解、信任，打破种种偏 见、闭塞和障碍，这样才能推行仁爱之道。有了这种仁爱通和的哲学，就能克服民族歧视， 消融民族仇恨，推动民族和解，并且在信仰上承认多元，实行宽容。我觉得国际社会多年来 奉行的主流哲学是斗争哲学，以强凌弱，以邻为壑，迫人从己，以为这是生存竞争的规律， 许多人深信不疑。其实这是一种过时的哲学，必须加以改变，必须用仁爱通和的哲学来取代 ，否则整个人类的前途(包括所有民族的前途)是堪可忧虑的。首先，人们应当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要脱离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而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 在当代和未来尤其如此，这就是说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当今 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发展都是全球性的，发展得顺利，各国各民族都有利，出现严重 危机，各国各族都受损害。不仅发展中的各国各族依赖于全球经济、科技的发展和政治的和 平稳定，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也依赖于发展中各国各族的繁荣和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墨西哥的 货币危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与欧洲的经济衰退同样受到全世界人士的关切。再举例说明， 假如没有中国参加，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包 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合作。其次，同一地区相近或相邻的各国各族之间，也是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 就是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无论是经贸发展还是国家安全，没有民族和解与合作是没有保 证的。真正为本民族利益着想的人，必定是主张睦邻友好的人。煽动民族仇恨的人，表面上 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实际上是把本民族时刻置于敌对民族的威胁之下而不得安生，这是间 接的自损自害。如果没有民族和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会过上安宁幸福的日子，冤 家宜解不宜结，历史的纷争只能通过和谈、妥协、谅解来解决，而不能诉诸武力。正如中国 哲学家冯友兰所指出的，国际争端只能走“仇必和而解”(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话)的路，而不 能仇必仇到底，仇到底是没有出路的。第三，各民族必须学会在一个多样化文化的国内外环境中生活，善于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 上与各种类型的学说、主义、理念进行对话和交流，以平等的身份、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其他 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以文明的方式进行文化的交流。西方天主教旧传统是相当封闭和排它的 ，可是自60年代初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来，该教提倡“宗教对话”，与其他宗教或非宗 教团体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根据儒家主和的文化精神，倡导“文明的 对话”，以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这是值得赞赏的。许多民族矛盾就是由于价值观不 同引起的，而价值观是由信仰决定的，因此必须相互沟通理解，而相互沟通理解又必须通过 对话，像朋友一样交流，承认彼此各有真理，能够设身处地去体会对方的思想感情，这样自 然就会发现对方的特点和长处，也自然能够尊敬对方的信仰与文化，并且取人所长补己之短 ，相得而益彰。宗教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对话，宗教文化与非宗教文化的对话，应当大力提倡 ，认真进行，它是民族和解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世界应该既是多元的又是和谐的，在民族 关系上和宗教关系上都应如此，通过对话进行沟通是达到多元和谐的重要途径。 && &&〔提要〕解决国际争端、民族矛盾和全球危机的物质手段 并不十分缺乏，目前国际社会最为欠缺的乃是一种真正代表全人类利益的人文主义哲学，它 以仁爱和谐为宗旨，能超出国家、地区、民族、宗教、集团的界域而为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 ，从而化解仇恨，消融残忍，促进族群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合作。中国儒家的仁学和主和的 理念可以成为建立一种当代新人文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和基础。 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是多层面的，其中不可缺 少的一个层面便是思想信仰，它是这个民族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能够安顿心灵的地方。所 以对于多数民族来说，宗教信仰是神圣、崇高、不可亵渎的，必要时可以拿生命来保卫它。 在虔诚信教的民族那里，宗教信仰是其诸多民族性中最敏感最容易触动的神经感应器，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便会作出最迅速最强烈的反应。同时对于许多民族来说，宗教信仰不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宗教组织和宗教礼俗也支配或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家庭婚姻、人际往来和生老病死。所以民族问题向来是和宗教问题连 在一起的。一、民族矛盾成为当代世界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当代的国际争端和地区性冲突，基本上是由民族矛盾引起的。这里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西方 强势民族与东方和其他地区后起民族之间的矛盾，这就是霸权主义和 反霸权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由来已久，今后还会长期存在，解决的办法是强势民族转变霸 主意识，加强平等观念，后起民族增强实力，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对话；一种是地区性的民 族矛盾和冲突，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波黑地区的穆、克、塞各族之间的冲突，伊拉 克 和伊朗、科威特的冲突，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独联体中亚美尼亚与阿 塞 拜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等，其特点是土地相邻、利益相左、宿怨积累、互相排斥，解决的 办法只能是摈弃斗争哲学，实行民族和解，学会和平共处，做到利益共享；一种是某些国家 内部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如美国白人与黑人的矛盾，欧美白人与国内其他有色人种 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消除种族歧视，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事实上做到民族与种族一律 平等，和睦相处，亲如兄弟。二、宗教信仰问题涉入民族矛盾，增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民族性本来就包含着宗教性，假 如民族矛盾不限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还有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掺合其中，原本就复杂多端 的民族矛盾会变得更加复杂多端，增加了合理解决的难度。反之亦然，宗教问题若与民族问 题挂钩，也同样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如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佛教)与泰米尔人(印度教)的矛 盾，塞浦路斯的希族(东正教)与土族(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的情况。现今东西方 的矛盾，既有国家矛盾、民族矛盾，又有思想信仰上的矛盾(包括宗教和非宗教的价值观)。 东亚人强调由传统宗教和传统哲学所形成的“亚洲价值”，其特点是重社会、重和谐、重道 德，以此与“西方价值”(往往以“全球价值”的面貌出现)的重个人、重竞争、重利益相区 别，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经常如此强调。而西方有些人始终企图把西方的 价 值观全盘强加给亚洲人。更有甚者，美国政治学权威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 国际斗争的主题，将由意识形态和经济冲突转变为文明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与东方儒家和 伊斯 兰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人们批评亨廷顿的理论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是在苏联解体后企图为 美国寻找新的敌人。毫无疑问，亨廷顿的观点是在给东西方民族矛盾火上浇油，他有意夸大 思想信仰上的差别和文化传统的不同，特别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这当 然是错误的有害的，它加剧了东方人对西方人的反感，不利于东西方的和解。这是一个典型 的事例，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思想信仰问题，可以被某些人利用来强化民族的对立与冲突， 这是需要提高警惕的。一个民族有主体性的信仰，包括信仰宗教和信仰哲学，都是值得庆贺的，因为这意味着民族 的大多数有理想，有安身立命之所，社会生活有精神支柱。当然，这种主体性信仰也要随着 时代的前进而不断革新。反之，失掉了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它没有一定的精神方向，必然 人心散乱，道德沦丧。但是一个民族在热爱自己信仰的同时必须尊重其他民族的信仰，不把 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其他民族，只有这样，民族关系才能是和谐的正常的。一个人有自由选择 信仰的权利，一个民族也有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这是维护人权的重要理念。一个虔诚信教 的民族，民族感情往往表现为强烈的宗教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宗教问题必然牵动民族 问题，两者纠缠在一起，很难分得清楚。这就要求民族问题的处理者(国家或国际调停组织) ，既要有民族学的素养，又要有宗教学的学识，并且懂得民族精神生活的微妙和重要，从而 能够谨慎地细心地去解决问题。在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大多数不是教 徒，容易漠视、看轻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容易体察虔信宗教民族的情感世界， 所以社会要用极大的爱心关怀少数民族，要对宗教作同情的理解和认真的研 究。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就要影响民族关系，这是必然的。三、宗教成为民族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的意识，两相比较 ，民族比宗教具有更根本的性质。当民族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的时候，即使他们的宗教信仰不 同，也大致能够互相宽容，互相协调；当民族之间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各自不同的宗 教信仰之间也容易出现摩擦，即使同一宗教，也会因教派不同、理解不同，而呈现对立。民 族矛盾就其根本方面讲，乃是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如领土主权之争、市场财富之争、 控制与被控制之争，其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往往有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外部势力的 插手及内部掌权阶层的特殊考虑在起作用，有的是非分明，有的各有对错，不是简单可以了 断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常常采取宗教的形态；而许多 宗教冲突的发生，其深层原因在于民族实际利益的冲突。例如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在 宗教的旗帜下，罗马教皇以“圣战”的名义指挥十字军向欧洲东部及西亚北非进军，提出“ 援助东方的兄弟”，“向蛮族(指穆斯林)作战”，“登上赴圣墓(耶路撒冷)的征途”等口号 ，并且高呼“这是上帝所愿!”实际上，最深刻的动因是西欧封建领主垂涎东部的土地和财 富，以宗教为口号，进行侵略和掠夺。教皇乌尔班二世向法国人说“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 ，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们去拯救。你们蒙上帝赐给强大的武力，所以要毫不迟疑 地前往，这样不仅罪得赦免，而且将得到天国永不朽坏的荣耀”唐逸主编：《基督 教史》。，他用物质利益和宗教许诺双重手段诱惑臣民参加非正义的宗教战争。十 字军烧杀抢掠的所作所为，也充分证明，他们的东征并不是在为上帝传布福音，而是实行民 族压迫和剥削，以满足其贪欲。战争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然后欧洲人取得了地中海的控制 权，排走了拜占廷和穆斯林的势力，霸占了重要贸易港口。在当代社会，由于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精神的传布，不仅再没有发生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 流血战争，很少发生宗教之间的直接冲突，也很少见到一个民族以本族宗教对抗异族宗教相 号召。比较常见的是，在民族冲突或民族抵抗运动中，一个民族用宗教凝聚本族民众， 以对抗 外族力量。例如阿拉伯民族有人提倡泛伊斯兰主义，用以团结穆斯林世界，对抗西方的殖民 主义和霸权主义。在波黑战争中，穆斯林族则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加强内部的团结，其根本 目的在于争取和扩展本族的生存空间。四、发扬“和为贵”的东方文化精神，清除民族歧视，消解民族仇恨，实现民族和解，加强宗教对话随着国际经济走向一体化，随着技术的进步、交往的扩大，随着信息手段的发达，世界正在 变成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同时全球性的生态、人口、核扩散危机又威胁着全体 人类，人类不能不风雨同舟、兴衰与共，那种各扫自家门前雪和用战争手段称霸世界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必须学会友好相处、携手合作，方能克服危机，走出困境。但是国家、 族群、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然不断发生，隔膜、对立乃至仇恨的情绪仍然存在。这个世界 仍然是四分五裂，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可能。解决国际争端、民族矛盾和全球危机的物质手段 并不十分缺乏，目前国际社会最为欠缺的乃是一种真正代表全人类利益的人文主义哲学，它 以仁爱和谐为宗旨，能超出国家、地区、民族、宗教、集团的界域而为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 ，从而化解仇恨，消融残忍，促进族群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合作。我以为，中国儒家的仁学和主和的理念可以成为建立一种当代新人文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和 基础。孔子和儒家讲“仁者爱人”，主张“和为贵”和“和而不同”，认为人类是一个大家 庭，手足相连，痛痒相关，人本有仁爱之性，扩而充之，不仅可以爱家庭爱同族，也可以爱 人类爱万物。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 互仇中俱损。有了仁爱之心，便会帮助别人，理解和尊重别人，承认多样性的差异，实行“ 和而不同”，这便是恕道。《周易》讲“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也是这种精神。近代 中国思想家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通就是沟通、交往、理解、信任，打破种种偏 见、闭塞和障碍，这样才能推行仁爱之道。有了这种仁爱通和的哲学，就能克服民族歧视， 消融民族仇恨，推动民族和解，并且在信仰上承认多元，实行宽容。我觉得国际社会多年来 奉行的主流哲学是斗争哲学，以强凌弱，以邻为壑，迫人从己，以为这是生存竞争的规律， 许多人深信不疑。其实这是一种过时的哲学，必须加以改变，必须用仁爱通和的哲学来取代 ，否则整个人类的前途(包括所有民族的前途)是堪可忧虑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这是值得赞赏的。许多民族矛盾就是由于价值观不 同引起的，而价值观是由信仰决定的，因此必须相互沟通理解，而相互沟通理解又必须通过 对话，像朋友一样交流，承认彼此各有真理，能够设身处地去体会对方的思想感情，这样自 然就会发现对方的特点和长处，也自然能够尊敬对方的信仰与文化，并且取人所长补己之短 ，相得而益彰。宗教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对话，宗教文化与非宗教文化的对话，应当大力提倡 ，认真进行，它是民族和解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世界应该既是多元的又是和谐的，在民族 关系上和宗教关系上都应如此，通过对话进行沟通是达到多元和谐的重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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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虔诚信教的民族那里，宗教信仰是其诸多民族性中最敏感最容易触动的神经感应器，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便会作出最迅速最强烈的反应。同时对于许多民族来说，宗教信仰不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宗教组织和宗教礼俗也支配或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家庭婚姻、人际往来和生老病死。所以民族问题向来是和宗教问题连 在一起的。一、民族矛盾成为当代世界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当代的国际争端和地区性冲突，基本上是由民族矛盾引起的。这里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西方 强势民族与东方和其他地区后起民族之间的矛盾，这就是霸权主义和 反霸权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由来已久，今后还会长期存在，解决的办法是强势民族转变霸 主意识，加强平等观念，后起民族增强实力，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对话；一种是地区性的民 族矛盾和冲突，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波黑地区的穆、克、塞各族之间的冲突，伊拉 克 和伊朗、科威特的冲突，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独联体中亚美尼亚与阿 塞 拜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等，其特点是土地相邻、利益相左、宿怨积累、互相排斥，解决的 办法只能是摈弃斗争哲学，实行民族和解，学会和平共处，做到利益共享；一种是某些国家 内部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如美国白人与黑人的矛盾，欧美白人与国内其他有色人种 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消除种族歧视，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事实上做到民族与种族一律 平等，和睦相处，亲如兄弟。二、宗教信仰问题涉入民族矛盾，增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民族性本来就包含着宗教性，假 如民族矛盾不限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还有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掺合其中，原本就复杂多端 的民族矛盾会变得更加复杂多端，增加了合理解决的难度。反之亦然，宗教问题若与民族问 题挂钩，也同样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如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佛教)与泰米尔人(印度教)的矛 盾，塞浦路斯的希族(东正教)与土族(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的情况。现今东西方 的矛盾，既有国家矛盾、民族矛盾，又有思想信仰上的矛盾(包括宗教和非宗教的价值观)。 东亚人强调由传统宗教和传统哲学所形成的“亚洲价值”，其特点是重社会、重和谐、重道 德，以此与“西方价值”(往往以“全球价值”的面貌出现)的重个人、重竞争、重利益相区 别，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经常如此强调。而西方有些人始终企图把西方的 价 值观全盘强加给亚洲人。更有甚者，美国政治学权威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 国际斗争的主题，将由意识形态和经济冲突转变为文明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与东方儒家和 伊斯 兰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人们批评亨廷顿的理论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是在苏联解体后企图为 美国寻找新的敌人。毫无疑问，亨廷顿的观点是在给东西方民族矛盾火上浇油，他有意夸大 思想信仰上的差别和文化传统的不同，特别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这当 然是错误的有害的，它加剧了东方人对西方人的反感，不利于东西方的和解。这是一个典型 的事例，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思想信仰问题，可以被某些人利用来强化民族的对立与冲突， 这是需要提高警惕的。一个民族有主体性的信仰，包括信仰宗教和信仰哲学，都是值得庆贺的，因为这意味着民族 的大多数有理想，有安身立命之所，社会生活有精神支柱。当然，这种主体性信仰也要随着 时代的前进而不断革新。反之，失掉了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它没有一定的精神方向，必然 人心散乱，道德沦丧。但是一个民族在热爱自己信仰的同时必须尊重其他民族的信仰，不把 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其他民族，只有这样，民族关系才能是和谐的正常的。一个人有自由选择 信仰的权利，一个民族也有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这是维护人权的重要理念。一个虔诚信教 的民族，民族感情往往表现为强烈的宗教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宗教问题必然牵动民族 问题，两者纠缠在一起，很难分得清楚。这就要求民族问题的处理者(国家或国际调停组织) ，既要有民族学的素养，又要有宗教学的学识，并且懂得民族精神生活的微妙和重要，从而 能够谨慎地细心地去解决问题。在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大多数不是教 徒，容易漠视、看轻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容易体察虔信宗教民族的情感世界， 所以社会要用极大的爱心关怀少数民族，要对宗教作同情的理解和认真的研 究。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就要影响民族关系，这是必然的。三、宗教成为民族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的意识，两相比较 ，民族比宗教具有更根本的性质。当民族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的时候，即使他们的宗教信仰不 同，也大致能够互相宽容，互相协调；当民族之间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各自不同的宗 教信仰之间也容易出现摩擦，即使同一宗教，也会因教派不同、理解不同，而呈现对立。民 族矛盾就其根本方面讲，乃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