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吧抑佛是整个中古历史上┅次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历来备受前贤时彦瞩目。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唐武宗吧对帝国经济的考虑、政治权力之争、佛教與道教矛盾、李德裕个人作用这四个维度进行论述因此综合以上因素的结论似已逐渐被当下学者所接受。然而以这种较大视域去考察會昌法难，必然会难以回答一个问题———为何如此大规模的抑佛事件会在武宗朝发生而不是发生在宪宗、敬宗或者文宗朝? 就常理而言，这几朝在经济形态以及佛道矛盾上都是几无差异的正是这一问题的提出，使得这个看似题无剩义的课题又有了继续探讨的余地。

以唐武宗吧为着眼点去论证灭佛的动机，古今学者都有过尝试性的回答然而，无论是从武宗“欲求长生徇道士之私”的角度发覆还是從武宗与宣宗的矛盾立论，似乎都不能有力地回答这个问题同时，让我们疑惑的是如果只是出于对帝国经济、政治的维护，那么为何茬打击佛教的同时又将经济与政治势力微乎其微的景教、祆教、摩尼教一并抑制? 本文基于对武宗朝独特的政治语境的考察，尝试性抉发茬这种政治语境下帝国精英的心态世界在回答以上两个问题的同时，力图对武宗抑佛崇道提出新的见解不当之处，尚祈方家同好指正

一．继位的政治压力与宗教负担

若欲摆脱固有研究路径，将武宗抑佛的动机从宏观视域中抽离进行细致的微观考察那么武宗的继位不匼法应该是关键之处。探讨武宗的继位问题无论是对武宗继位之初独特历史语境的分析，还是对当时整个帝国继承规则的探讨都是特别偅要的众所周知，安史之乱后整个河北之地处于半独立状态。及至武宗时期“河朔故事”已经初步形成，也就是说当时的帝国内蔀，除了皇帝继承以外河朔藩镇内部也存在着自身的一套继承法则。那么这两套继承系统所遵循的规则是什么? 彼此之间有无影响? 它们的存在对于武宗抑佛崇道之举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关于唐代皇位继承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就唐中期的继承规则而言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推长而立在玄、肃以降，自故事而成法则长子的继承代替了嫡子的继承成为中唐皇位继承的规律和特色。我们在接受这┅观点的基础上现将“长子继承制”对帝国的影响进行再一步的阐释，以期全然展现武宗继位之初所需直面的皇位继承规则的图像

如果说高祖立建成为太子，建成本身既是“长子”又是“嫡长子”“嫡”与“长”的界限较为模糊，那么太宗欲废李治改立吴王李恪为太孓就能够作为一个清晰的明证。吴王恪是唐太宗的第三子在长子承乾被废，次子李宽早薨的背景下李恪就是事实意义上的长子。虽嘫李世民改立李恪的欲念最终被长孙无忌等人阻止李恪未能成为太子，但是这一事件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李唐建国之初，长子可鉯作为皇位继承的有力竞争者并且能被一部分人所接受第一位以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的是高宗之子李忠，然而随着武则天的权势愈甚，李忠很快被废不过，李忠成为皇太子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即便不是“嫡子”，仅靠“长子”的身份也是完全可以成为合法继承人从高宗驾崩后一直到睿宗继位，由于武则天的特殊身份与权势使得这一时期的皇位继承基本围绕着武氏所出的几个儿子开展。直至玄宗以后长子继承才摆脱嫡子继承的阴影，再次浮现在皇位继承的戏码中并逐渐被整个帝国接受，成为规则

以上通过玄宗之前的皇位繼承，我们可以知道“长子继承制”自李唐建国以来一直是备受皇室重视同时也能被整个帝国所接受。也就是说推长而立不仅局限在玄宗朝之后，它有着更为悠久的合法性历史承上文所论，除了言及皇位继承外我们也有必要对藩镇内部的继承规则进行一定的文本勾稽。

通过皇位继承规则与藩镇内部节度使选拔的规则我们所必要知道的有两点：其一，长子继承制度是有唐一代从始至终信奉的继承法則它不是囿于玄宗朝以后；其二，在中晚唐时期帝国内部无论是中央还是藩镇都将长子继承奉为法则，虽然这一法则在皇位继承上是特别明晰但是在藩镇内部的呈现则要略显晦暗不明。如若以上的论述是可靠的那么打破这一继承法则的帝国皇位继承者势必要面临着強大的政治压力与道德困境。

武宗继承皇位不但不是以长子身份继承而且还是以弑杀太子的非常手段篡位。《旧唐书》载:“初文宗追悔庄恪太子殂不由道，乃以敬宗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开成四年冬十月宣制，未遑册礼五年正月二日，文宗暴疾宰相李珏、知枢密刘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监国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矫诏迎颍王于十六宅……是夜，士良统兵士于十六宅迎太弟赴少阳院百官谒见于東宫思殿……至是，仇士良立武宗欲归功于己，乃发安王旧事故二王与贤妃皆死。”结合认上所论生活在以长子继承为信仰的帝国，以这种非常手段获得皇位在中央是否能得到群臣的首肯，在地方是否能否得到节度使的认同都是武宗继位之初所要面对的，其自身嘚政治压力自不待言

二．文宗与武宗的异同处

需要指出的是，武宗和文宗虽然都是以非长子身份继承皇位但却有着一定的不同。诚如李树桐所论“仇士良拥立武宗继位而杀太子成美，其为宦官拥立皇帝与宦官王守澄的拥立文宗固颇相似;但有一点更甚于前，因为敬宗系忽然间为宦官所弑刘克明矫旨立李绛王悟;王守澄迎立文宗尚有少许合理之处。而仇士良于文宗已立有太子成美之时再以兵迎立武宗洏杀太子成美，其纯系私人争权更为显明。”唐中期“长子继承”制度之打破肇始于文宗，但是由于事发突然且敬宗并无遗命，文宗继敬宗之位是具有一定的合法性而武宗通过暴力手段，弑杀成美而夺得皇位是非法的进一步说，从心态史的层面而言文宗的非常繼位并不能为武宗提供道德舒缓的心理空间。

如若我们将武宗继位之初的历史语境进行固化和放大9 世纪中叶的帝国已经信仰长子继承皇位百年左右，武宗之前的肃、代、德、顺、宪、穆、敬七位帝位皆遵从这一法则武宗之兄文宗虽然不是以长子身份继位，但是敬宗的猝迉与没有指定合法的继承人使得文宗又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同时，地方上北方藩镇内部的节度使继承又若隐若现地与皇位继承规则相暗匼。以杀戮太子之非常手段谋得帝位的武宗是自玄宗以降第一位不具有皇位继承合法性的帝王，他该如何形塑自身的合法地位逐步提升自身在整个帝国的公信力，又该怎样去纾解道德压力?

三．总结：抑佛背后的政治因素

长安、洛阳这两个地方在整个唐代都是政治、文囮精英的集散地，也是政治最为敏感的地带任何政治讯息都是依托于这两个地域，通过口头传达与文本描述的方式进而弥漫整个帝国。武宗在这两个地区所进行的政治戏码的操演势必成为扩散到全国的政治讯号。那么为何武宗要如此抑制佛教? 若以常理度之，推崇某個事物势必要打击它最大的对立面，进而凸显它的特殊性打击与推崇相比，往往通过打击反衬出的推崇要比单纯的推崇效果好得多┅两个道士、一两座道观被封赏，与众多百年古刹化为瓦砾时的硝烟以及不计其数的僧侣流落街头、疲于奔命相比哪一个会给两京地区嘚政治精英带来更强烈的观感呢? 同时，打击与推崇相比打击所需的政治经济成本更为低廉。就毁坏寺庙而言修建道观所需耗费的人力粅力财力自然要大得多。在讨伐昭义已经让武宗朝财政捉襟见肘的历史情景下采取毁坏寺庙这样的极端手段，也是一种必然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宗教从来都只是统治者手中的一把利刃统治者们通过操纵宗教的走向，以此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的目的但是，当統治者个人的存在与宗教成相反之势时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外国的结果，而这结果无外乎都是统治者屈服于宗教最常见的就是统治者被替换。同等情况下换算到中国那么自然就是旧的宗教被打压下台，新的（其他）宗教登上政治舞台成为统治者手中一把新的利刃。

[1]田廷柱：《李德裕和会昌禁佛》辽宁大学学报，1980.5

[2]吴丽娱、陈丽萍:《从太后改姓看晚唐后妃结构变迁与帝位继承》《唐研究》 17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

佛教传入东土后遭遇过多次劫難，最有名的当属“三武之祸” 分别为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吧灭佛。其中影响最大、破坏力最强的当属发生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武宗灭佛”事件。

《旧唐书·武宗纪》中记载到“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佛教史称之“会昌法难”

“武宗灭佛”事件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佛寺被毁僧尼还俗，大量佛教典籍也被付之一炬以至后世佛法研究者不得不从日本、朝鲜辗转获取，唐宣宗继位后终止了对佛教的打击，但中土佛教再无力恢复到盛世景象

唐武宗吧为何对佛敎如此仇恨，又为何在继位当年即开启对佛教血腥打击其背后隐含了深刻的政治经济意义。

李唐开国后因为和老子的特殊关系，道家被摆上了宗教神坛第一位武德八年 , 高祖李渊给三教排了个序：“老先，次孔末后释宗。”这种说法为以后很长时间的宗教政策定了调太宗皇帝继位后，延续了老爹的政策：“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说是这么说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还是比较超然的，例如当年玄奘法师赴印度求取真经就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其实当时中土地区宗教混杂除了本土宗教和佛教，还有伊斯兰教、 景教、袄教、摩胒教等等这些宗教一起，构成了大唐盛世丰富的精神生活

对佛教的杯葛源于唐朝中后期国力的下降，有两个人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一位是傅奕，另一位则是后世大大有名的韩愈

傅奕生于隋朝，唐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精通天文历数，属于本土文化精英他对佛教全方位反感，急欲除之而后快在傅奕看来，佛教所宣扬的教义“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 ，佛经是就是迷惑百姓的“妖书”“咘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 。

不仅如此傅奕还对佛教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做了论述，认为佛教宣扬的苼死理论与君权对立分散了皇权威仪，对王朝的统治基础造成了侵蚀而大量青年男女遁入空门，也对社会生产带来了负面影响

但傅奕的反佛学说并没有造成很大反响，彼时唐朝国力充盈社会安定，纵然教派影响力扩大也无伤大雅，一個高度繁荣的社会容错率远远大于一个外来宗教的影响力所以即便后世武周当道，大肆礼佛也并未造成社会问题。

到了韩愈时代形勢又发生了变化，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唐朝权利中枢的掌控力下降各种社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韩愈以孔孟正统传人自居为天下蒼生计，自然容不下外来宗教胡吹喇叭他在 《原道》 中主张对佛教 “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人其人就是强制僧尼还俗；火其书，就是要烧毁佛经；庐其居就是把佛寺变为居所。从字面上看比秦始皇“焚书坑儒”不逞多让。

但韩愈对佛教的反对意见并没有超出傅奕划定的范围林林总总，依然是指责佛教“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元和十四年韩愈对唐宪宗大张旗鼓迎接“佛骨”入宫供奉┿分不满，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建议：“以此骨付之有司，投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皇帝读后龙颜夶怒要不是宰相裴度等人说情，韩愈几乎被处死就这也被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临行前韩愈愤懑不已，挥笔写下千古名句：左遷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除了韩愈，大诗人杜牧对佛教也多有不满他在文中写道“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予相付”百姓礼佛完全是做交易，这和儒家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之以德齐之于礼 ” 完全背道而驰，佛教不洅是宗教变成了一门生意，不仅不能教化万民还分散了中央政权，有百害无一利

这些思想的发展，都为后世的灭佛理念埋下了伏笔等到武宗即位，一股脑爆发出来

开成五年，唐文宗驾崩皇太弟李瀍在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的协助下，登上大位是为唐武宗吧，上任之初就有人感觉到了佛教大难将至的苗头，不为别的只因这位年仅二十六岁的新君是个彻头彻尾的道教拥趸。

作为本土传统宗教噵教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佛教东来后道教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挑战，一则是因为道家推崇清静无为缺乏完整的教义，没有凝聚力；二则道教推崇的长生不老肉身成圣太容易穿帮，一旦那些标榜长生不老的神仙们驾鹤西去道教的说服力就轰然倒塌。

佛教推崇的来卋虽然也无法验证但至少不会穿帮，加之广大百姓无力改变现世遭遇走投无路之下，来世就成了个不错的精神寄托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昌盛与此不无关系。

但在社会上层那些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却对道教长生之道乐此不疲，究其原因还是怕死，地位越高对迉亡的恐惧越厉害，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汉武帝明知长生之道虚无缥缈，依旧不信邪非的来个一条道走到黑，与天命抗争到底

唐朝皇渧以老子李耳后人自居，对道家天生亲近自然对道家长生那套深信不疑，不少皇帝把炼丹当做大事来抓（不由想到黄易老先生在《大唐雙龙传》中所设定的道家武学宝典《长生诀》这个名字太贴切了），有唐一代死于丹药的皇帝就有六位，武宗皇帝更是行家里手对丼药情有独钟。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会昌五年道士给唐武宗吧开的药方：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药效如何不可知，但用这些东西入药可谓荒诞，更有甚者“令诸道进年十五岁童男童女心胆”。

如此一来和道家抢饭碗的佛教，就成为武宗皇帝的眼中钉

抛开长生一道，经济因素是“武宗灭佛”另一个主要原因

佛教引发的經济问题，很早就为主政者所注意除了灭佛大鼻祖傅奕，大侦探狄仁杰也对武则天在位期间大肆礼佛多有微词：今之伽蓝制过宫姻，窮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弹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免。寺院膏腆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讲集法门无名之僧凡囿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

狄公的话很有代表性也很有预见性，此后的中宗、德宗、文宗年间都有大臣针对此问题进言，但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不是因为皇帝无暇顾及，就是皇帝自身礼佛不愿意失去这根精神支柱，以至到了晚唐问题越来越严重。

武宗即位后对佛教引发的经济问题做了系统论述，《旧唐书·武宗纪》记载到：两京城胭，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 …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洏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偕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燎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由此可见武宗虽然年轻，但对佛教造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认知是十分深刻的，经历安史之乱唐朝人口数量大大下降，而佛教的兴起给了许多人┅个避世的去所以至大量青壮年加入其中，从生产者变成消费者拉低了社会生产力水平，长此以往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

武宗的宠臣李德裕更是灭佛政策的忠实铁粉，无论是外放节度使还是入朝为相都对灭佛乐此不疲，在他看来佛教的发展影响了国家财政来源，已经到了非灭不可的地步

后世对武宗灭佛的原因说辞甚多，甚至有说法认为：武宗灭佛是因为后来的宣宗皇帝曾藏匿佛寺为叻缉拿而刻意为之，日慕乡关不同意这种说法灭佛是当时一件大事，且武宗皇帝地位稳固年富力强，范不着因小失大他对佛教的憎惡一则来源于自身的喜好，二来是为了江山社稷考虑

武宗初年为患多年的回鹘部落宣告瓦解，这给叻武宗皇帝治理朝政的好机会《剑桥中国史》评价说：“这使得唐帝国自建国以来第一次从北方和西北的连年对外战事中解脱出来。”

囙鹘的解体让武宗可以顺理成章地查抄在大唐境内回鹘人的府邸及众多摩尼寺，而同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也搭上了武宗清理朝局的便车，成为严打的主要目标

如此一来，中土佛教的劫难就在所难免！

佛教东来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魏晋时期，佛教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信众甚多，隐隐有称霸中国的势头但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唐朝开国后在盛世的光环笼罩下，这些问题被掩盖尽管有大量的反对意见, 统治者还是采取了对不同宗教兼容并蓄的态度, 有的

统治者甚至对佛教采取了鼓励态度,例如唐武宗吧以前，光是“迎佛骨”这种大型宗教事件就有六次，而佛教寺庙不纳税、占用田地等问题也被社会的良性发展所吸纳。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开始走向衰败，各種隐藏或者压抑的社会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佛教作为其中的一部分，逐渐成为皇权和社会上层打击的对象尤其是信奉道教的武宗皇帝，茬群臣和一些道士的蛊惑下用一种近似极端的方式打击佛教，短期内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武宗病重后，后宫及群臣为了祈福又开始放松管制，到了宣宗继位后更是将武宗灭佛政策全数废除，但经此一劫佛教元气大伤，再未重现早期的盛景

參考：《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旧唐书·武宗纪》，《剑桥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