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佛的佛家戒律都哪几戒要求日中一食,不摸钱,乞食

慧云法师:试论佛教音乐的发展慧云法师:试论佛教音乐的发展来龙去脉百家号中国佛教音乐是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佛教作为宗教,音乐作为艺术,佛教的传播是以音乐为一种媒介手段。佛教传入东土以后,其音乐风靡天下,而音乐的感染力和传播功能较之其他艺术更加强烈。同时,佛教音乐特有的韵味很吻合人们宗教膜拜和祈求幸福的心理。其音清新典雅,超凡脱俗,其韵幽远深长,唱者身心合一,物我两忘;闻者,胸襟豁然,神游情动,使人意念净化,于袅袅音声中细细体味人生真谛中国佛教音乐与古代印度佛教音乐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中国的佛教音乐同佛教学说一样,只是全部历史的“流”,至于它的“源”自然不在中国,而是在印度。一、印度佛教音乐印度佛教音乐相传是由大梵天所造,故又称为梵音或梵呗。梵,印度语,“梵览摩”之略称,译为清净。呗者,“呗匿”之略,又作“婆陟”。屈曲升降,能契于曲,为讽咏之声,是梵土之法曲,故名“梵呗”。呗又可译为“止断”、“止息”或“赞叹”,法事之初唱之,以止断外缘,止息内心方堪作法事。又其唱颂多赞佛德,故云赞叹。<<长阿含五阇泥沙经>>曰:“时梵童子告忉利天曰:其有音声,五种清净,乃名梵声。何等为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得满,五者其音遍周远闻,具此五者,乃名梵音。”又《萨婆多毗尼勒迦》卷六曰:“瓶沙王信佛法,往诣佛所,白佛言:世尊,诸外道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处呗诵,多得利养,眷属增长,愿世尊听诸比丘。佛言:听诸比丘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处呗诵说法。”相传佛在世时,有一比丘长得非常丑陋,但是声最好,其梵呗之声能感动人畜,所以称他为“呗比丘”;又因为他过去世曾在佛塔前供养金铃,感此妙声,故又称他为“铃声比丘”。有一次波斯匿王准备征讨鸯仇摩罗(无恼),一直追到佛陀住的一座精舍前,就在这时呗比丘在精舍里唱音乐,音声异妙,圆润响亮,士兵所骑的象马都停下来倾听,士兵也听得出了神,波斯匿王感到奇怪,所以去精舍佛前,问其原由。此故事载于《贤愚经-无恼指 缘品》。由以上可知,佛乐在古印度就相当盛行了。二、汉传佛教音乐佛教自东汉永平十年传入中国,中国人奉教者仅帝王宫室中少数人,外来的梵呗只有外国人掌握,如第一个来中国的竺法兰,曾在与道士的较量中“以大梵音叹佛功德,称扬三宝,这是在中国第一次听到梵呗。到了三国时,印度与西域的沙门、居士陆续来中国,形成以翻译经典为主,传授梵呗的却了了无几。《高僧传》卷十三曰:“自大教东流,乃译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语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音无授。”中国佛教音乐,最初起源于陈思王曹植的“渔山梵呗”。后又有支谦制作的“连句梵呗”。其余有康僧会造“泥洹梵呗”,帛尸梨窟多罗造的“高声梵呗”,支昙龠所作“六言梵呗”。(一)、渔山梵呗:产生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作者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十岁善文艺,私制转七声。擅长诗赋文章,是“建安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既精通音律又善于论著,喜欢读佛经。据《历代三宝记》卷五载:他曾参加以月支人支谦为首的《太子瑞应本起经》的翻译工作。渔山,又叫吾山,在山东东阿县西八里。曹植于太和三年被封为东阿王,相传他游览境内的渔山时,听到岩洞内有梵音的歌唱,便拟写音调。后人因曲调产生于渔山,故称之为“渔山梵呗”。《法华玄赞》卷四曰:“陈思王登渔山,闻岩岫诵经,清婉遒亮,远俗流响,遂拟其声,而制梵呗。”又《高僧传》卷十三曰:“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音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其中四十二契,便是四十二个曲调联奏。这种“渔山梵呗”已经出现与印度佛曲相异的形式,产生了华夏化的趋势。(二)、赞菩萨连句梵呗:简称“连句梵呗”,是支谦所作。支谦名越,号恭明,祖先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支族后裔。从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梵文,后又学梵书。“连句梵呗”制作时间与“渔山梵呗”时间相近,制于三国之吴。支谦初往洛阳,献帝末年避乱江南,授孙权。此人博学多才,精通天文、图谶,阴阳五行、音律、文学等,人称“智囊”。自黄武元年(222年)开始,到建兴二年(253年),三十年间主要从事译经活动。在此期间,又据《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的内容制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流行于江南一带。他这一创作对梵呗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三)、泥洹梵呗:是继前两种梵呗出现后第三次出现的梵呗,是由康居国康僧会在吴都建康传授的。因为内容出自《泥洹经》而得名。康僧会世居天竺,随父经商至中国,后出家为僧,于吴赤乌十年(247年)至建兴(建康),主要从事译经工作。《高僧传》卷一曰:泥洹梵呗“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四)、高声梵呗:是西晋末年西域僧帛尸梨密多罗来中国后一直住在建康的建初寺。此人性情孤傲,不学晋语。“曾作胡呗三契,梵音凌云,次诵咒数千言,声音高畅,颜容不改,既而挥涕收泪,神气自若。又授弟子觅历高声梵呗于今。”觅历遂成为当时江南梵呗高僧。“高声梵呗”的名称既不标志着内容和题材,又不标志体裁和形式,而表示这种梵呗的声腔特点。(五)、六言梵呗:是东晋时月支国支昙龠所作。支昙龠初住(苏州)虎丘山,东晋孝武帝初,住建业建初寺,特檀声法转读,后造“六言梵呗”,流行于当时。《高僧传》卷十三月载支昙龠“善转读,曾梦天神授其声法,觉因裁制新声,梵音清靡,四飞却转,反折还弄,虽复东阿先变,康会后造,始终循环,未有如龠之妙,后进传罗,莫匪其法,所制六言梵呗,传声于今后。”“六言梵呗”被后世的“清规”和《禅门日诵》采用和著录。中国的梵呗在初创时期,梵呗的作者及传授人中,除曹植之外,其余皆为西域人,他们都精通并使用梵文梵语,因为古代的西域各国,大多使用梵文梵语,只有呗调在传授时或制作时需要变为汉语,而音律曲调无一不是梵音,都不会使用中国的音律与曲调。所谓音律与曲调的梵汉区别,只是制作方法上的某些区别。印度原来统称歌咏十二部经,不管长行,偈颂都谓之呗,“天竺风俗,凡是歌咏法言,皆为呗。到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王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梵呗传来中国后,将歌咏长行别开为转读,呗专指歌咏赞偈而言,所以也叫赞呗。如慧皎所说:“东国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种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为乐,后赞于管弦,则称之以为呗。”又《法苑珠林》卷三十六《呗赞篇》,道世曰:“西方之有呗,犹东国之有赞,赞者从文以给音,呗者短偈以流颂,比其事义,名异实同。是故经言:以微妙音声赞同于佛德,斯之谓也。三、汉传佛教音乐的发展中国佛教音乐的发展是以“仪轨”的建立与发展为前提的。中国的佛教音乐是通过仪轨活动体现出来的。仪轨也是佛教音乐的摇篮,或者说佛教音乐是仪轨的附属物。“仪轨”一词,原指佛教密宗的念诵法,在中国则不论显教、密教泛指唱念仪式的转范。中国早期的唱仪轨常合编于“清规”之中,其内容是寺院及僧徒的一切生活起居,待人接物,人事关系,职及仪轨唱念诵经等等,后世则把生活起居、人事关系、僧职等项与诵经唱念的内容分开来,分别称为“清规”和“仪轨”。东晋时,在结合仪轨和梵呗方面,长安五级寺道安(314—385)始介人倡在“上经”、“上讲”、“布萨”等法事中都唱梵呗,制订了《僧尼轨范》三科,“一日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日日常六时行道饮食唱法,三日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至庐山慧远“躬为导首”,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揖广弘佛法的途径,“遂成永则”。自东晋确立了唱导制度,为后世的佛教音乐内容、目的、形式、场合的规范奠定了基础。自东晋起,中国人佛教开始呈现出南北分歧的趋势,南方是以建康为中心的江淮以南的东晋辖区,北方是以长安为中心五胡十六国的地盘。自“永嘉之乱”以后,北方的文人、学士和僧徒为避五胡之乱,陆续南徙,江南出现了一个研究和应用发挥佛教文化的热潮。较为突出的就是佛教乐舞的整理与创新;佛教仪轨与制度的创立;佛事活动轨范化的倡导。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的清规与仪轨全面建立的起点,而成为后世的轨范。南朝期间建立起来包括唱念在内的寺院生活全部内容的“清规”和面向社会的佛事仪轨“水陆”佛事及“忏法”,从性质上讲基本包括了后世以至当今佛事仪轨的部分内容和形式。而北朝佛教,各代帝王偏重于寺塔建筑、僧尼的管理及经典翻译讲说,僧徒则偏重于化学的研究和禅观的修行。两地比较,则形成了南华北质不同的佛教文化特点。南朝佛教音乐的兴盛发达与两个重要人物有密切关系,一是齐代萧子良,另外一个是梁代开国皇帝萧衍。萧子良是齐武帝这次子,封竟陵王,好古擅治文,曾撰《僧制》一卷,其内容既有生活起居,也有唱念内容。又撰《施食法》,是我国第一部施食佛事专著。自晋代到宋,建康等地梵呗流行日盛,梵呗高僧辈出,如建康白马寺的僧徒,颇有文才杂艺,尤其爱好唱诵,声音“响调优游,和雅哀亮”,“每清梵一举,辄道俗倾”。永明十年,萧子良发起整理传统音乐的创举,礼请了建康各寺梵呗名僧集结一起,对传统梵呗进行唱诵曲调的比较、勘误与校正。通过这次整理和校订,不仅恢复发传统梵呗,而且培养了一批梵呗高僧。逮宋齐之间,有昙迁、僧辨、太博文宣(即萧子良)等,并殷勤嗟咏,曲意音律,撰写集异同,斟酌科例,存于旧法。传统梵呗经过校勘整理后,辑为专集,萧子良为这个专集写了《梵呗序》,在对梵呗词曲校勘订正的基础上,又撰写了《转读记并释滞》一卷。另外一个对佛教音乐有卓越贡献的是梁代武帝萧衍。他不仅是当时的一个政治领袖,实际上他也是梁代的佛教领袖。梁武帝早年好学,博通史,草隶书法,尺牍文章、骑射战术、律吕音乐等都十分精通,在齐代时就已闻名于王侯、宫廷及上层文人,并富有韬略,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物,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梁武帝制定了有关的仪轨。曾梦一高僧建议他修设水陆大斋,普渡六道。于是梁武帝搜寻藏经,求得修设水陆斋会的方法,经三年撰成《水陆斋仪》,于润州(今镇江)金山寺举行“无遮大会”。《水陆斋仪》历经各代重修和增损,一直流传至今。梁武帝即位前,任南齐雍州刺史时,请僧为他的妻子郗氏撰制《梁皇忏法》十卷。武帝又是个孝子,在佛教道德方面非常重视孝慈,根据西晋月支国竺法护译的《盂兰盆经》,特为宗先亡制“盂兰盆斋”,开我国“盂兰盆会”佛事的先例。梁武帝同时又制作了许多佛教乐舞作品,以充实有关仪轨。《隋唐音乐志》载他亲制《善哉》、《神王》、《大乐》、《大观》、《天道》、《仙道》、《过恶》、《除湲水》、《断苦轮》十篇法乐,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北朝的佛教音乐多见于应用,而没有制作,音乐活动处于自流状态,但是佛教的乐舞活动十分兴盛。据杨衍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部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来入宣武门,向阊阖官前,受皇帝敬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天动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于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北朝虽然把佛教乐舞活动场面情景记录得真切,而表演曲目却大多未说明。梵呗是中国佛教最早的音乐,它虽源起于北,由于北方的动荡和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都不得不徙往江南,江南成了保存与弘传梵呗的基地。佛教史传,关于仪轨与音乐会的记载,总是南详北略,江南佛教不仅在佛学方面有所造诣,而且特别擅长佛教文化的开展,世称“礼乐佛法”。北方则单纯守一,对于音乐及唱念佛事则取现有而用之,北方的修治和应用少见于史传。另外南北朝唱导音乐颇为盛,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唱导是一种说唱兼有,声文并茂的讲演艺术。《高僧传》曰:“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唱导主要以歌唱事缘,杂引譬喻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唱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教,宣传法理,因为枯燥的义理宣传较难吸引听众,所以不得不在义理上加以艺术宣染夸张,自然就会取得较好的效果。《高僧传》记载一段唱导时的情景“混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布泪交零,证昔则如见往业,覆当军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南北朝唱导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僧辨等,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唱说之功,独步当世”。隋代统一全国,结束了二百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及其文化的顶峰时期。隋唐时期历代帝王及上层人士基本或大多数是佛教的信奉者,或是对佛教文化感兴趣者,他们都是佛教事业的支持者和佛教文化的传播者。在帝王中如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还有武则天,他们不论在寺院建设,经典翻译,佛教礼乐与文化的提倡,都做了很多贡献,对佛教及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自南北朝形式始,佛教乐从寺院走向宫廷和民间,佛教及其文化的确普及,使佛教音乐成为后世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重要组要成部分,到隋唐,其交流更为频繁与复杂。隋唐间的佛教音乐有三个来源,一是继承了南朝传统梵呗与法乐;二是从西域传入为数不少的佛曲,主要是器乐曲目;三是产生于我国的佛曲。由于佛事的增多和活动的频繁,需要相当数量的曲调充实其中。唐代吟唱佛曲,演奏佛乐的技艺达到很高水平,僧人中演奏、演唱名家辈出。唐德宗时的段本善就是艺僧中涌现出的高手。贞元年间,时称长安“宫中第一手”的著名琵琶演奏家康昆仑在东市彩楼演奏,其高超的技艺获得观众的倾倒。此时,一位盛装的女郎出现在西市彩楼上,她将康昆仑所弹的《羽调惊服》移入更难演奏的风香调中弹出,昆仑惊服,请拜为师,而这位女郎即是乔装的和尚段本善。六朝“唱导”的传教方式,在唐代演变为“俗讲”,所谓俗讲就是以通俗的方式宣讲佛教的义理和佛经故事。宣讲时常常连说带唱,描摹表演,很能吸引观众。道宣《续高僧传》记载宝严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臾坐没。”“士女观听,掷钱如雨。”从这史料中,足以看到俗讲的号召力。韩愈诗中“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呗螺闹宫庭”,生动地描绘了唐代佛乐的繁盛景况。佛教到了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佛乐的衰微定型期。与印度,西域等地的文化交流大大减少,佛教的发展开始走下坡路,佛教本身没落,佛教音乐也呈现出保守和维持局面的状况。唐代时的“俗讲”等讲唱文学是对庶民百姓的佛教思想普及和启蒙教育,那时的庶民百姓是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参与这些活动。到了宋代以后,百姓则直接参加佛事活动,很多寺院对百姓开,并与百姓共同从事佛活动。佛教音乐到宋以后,逐渐与民间调合流,并且普遍为各寺院采用。如民间曲调《挂金锁》、《望江南》、《柳含烟》、《山坡羊》、《浪淘沙》、《阿弥陀赞》、《虔诚献香花》、《回向偈》等佛曲演唱,并且延续至今。流传于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成都文殊院以及福建、江浙一带的寺院佛曲,都是承袭自元明以来的这些曲调。由于地方不同,各寺院的唱法又存在着不同差异。佛乐分赞、偈、咒、诵四类。赞,有称赞、祈祷、歌颂之意。赞同词为韵体,分多句、八句、六句、四句。如《戒定真香》、《佛宝赞》、《杨枝净水》等。偈,梵文唱词,指《回向偈》之类的唱品。“回向”是功德圆满,回向众生之意。《回向偈》有五字体和七字体之分,有八句复唱,也有四句复唱。咒,即咒文,梵音转读,可意会而不可解。分有韵咒和无韵咒。无韵咒节奏急起,木鱼单点伴击;有韵咒缓唱,通常用磬、铃、铛等乐器伴奏。唱诵是音乐性很强的韵体腔,主要作于早晚拜佛等。佛教音乐除了外,还有乐器伴奏部分。常见的有钟、鼓、磬、木鱼、铃、铛、铪等打击乐器,又称为法器。我国有的寺院还有箫、笛甚至弹拨类乐器随腔伴奏。以上介绍的是汉传佛教音乐之发展,下面再谈谈藏传的佛教音乐。四、藏传佛教音乐及其发展在藏传佛教的宗教仪式和法事活动中,音乐是很重要的一项,用来渲染宗教气氛、增强弘法的效果。纯粹的宗教音乐,包括法器乐、诵经咏唱调和“嘛呢”调几种。诵经咏唱调,是诵经时的根据不同内容、不同形式所转换不同的音调。纯粹的宗教音乐,由于受到内容束缚,只能按照宗教规范进行,显得有些古板、固定。而作为寺院音乐的另一组成部分----“道得儿”即佛殿乐,比起纯粹的宗教音乐来,却显得活泼典雅了许多。佛殿乐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随着历史的演变,逐渐形成了严格的、程式化的佛殿乐曲目,具有专门的乐队和训练有素的专职演奏员。这种音乐之所以被称为佛殿乐,是因为它是配合寺院内礼仪活动而产生,又仅限于为寺院活佛起居、迎送、在佛殿举盛大佛事活动时演奏。它的旋律优美舒缓,典雅肃穆,具有浓郁的宗教风格。那些形制各异、音色不同的演奏配合宗教仪典,既宣染庆典气氛,又给人以美的享受。藏传佛教的各寺院,都有自己的佛殿乐。拿甘肃省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拉卜楞寺来说,它不仅有自己独特优雅的佛殿乐,而且有一支训练有素、历史悠久的专职乐队。拉卜楞寺院的佛殿乐,诞生于该寺初创的公元十八世纪初期。当时,该寺的寺主-----地世嘉木样大活佛应青海和硕特前首旗河南蒙古亲王察罕丹津之请,从西藏东部返甘肃原籍时,连日途中的奔波劳顿使随从感到疲惫不堪,随从们生出了借演奏来消除旅途艰辛的想法,于是将这想法禀呈嘉木样大活。活沉思片刻,觉得连日行程确实使人乏马困,如能借奏乐调剂一下单调的旅途生活自然很好,便说道:“按佛规是不应奏乐的然而现在奏乐既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享受,又能消除连日行程之劳顿,你们奏乐好了。”于是,随员们煨 祈祷,叩谢活佛慈悲之恩。此后旅途中每到一营处,随员们便奏乐自乐。这规程从那时起就相沿成习,做为拉卜楞寺院的规矩保留下来。按惯例,活佛在寺院内进行的重大佛事活动,都有典雅的佛殿乐相伴随。祭祀朝拜,册尊典礼,开光大典,受贺摸顶……等仪式,都有不同的乐曲相伴、渲染,把气氛推向高峰。活佛在寺院的起居、迎送、更是离不开佛殿乐的伴随。清晨,传统的宗教曲《黎明晨曲》和着阳光、缓缓升起;入夜,《卧宿曲》飘飘渺渺,将喧嚣的尘世,带入浓重的宗教氛围之中……拉卜楞寺院佛殿乐的传统曲有五十余首已经失传有的已被淘汰,继承下来的已寥寥无几。目前常演奏的佛殿乐曲谱有:《姜怀优索》、《万年观》、《五台山》、《孝卡麻尔》、《喇嘛达夏》、《智布钦加居》、《仁钦恰尔帕》、《堆彭》、《巴华尔》、《投金千宝》等。佛殿音乐大都是在吸收丰富民间音乐营养和汉地佛教,其它兄弟民族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一首动听的佛教殿乐曲《桑达格劳》,是拉卜楞寺第四世嘉木样大活佛亲自创作的。这位风度高逸、雅好音乐的大活佛还先后创作了《阿玛来》、《玛霞》、《米拉格尔达》等一批优美的佛殿曲。这些乐曲节奏稳定,优美动听,易记上口,同时又合乎藏族民间歌曲的填词即兴发挥的特点,所以深受寺内外僧俗人民的喜爱,至今流传,盛唱不衰。佛殿乐除了揉进一些藏族民间歌曲、乐曲的风格外,还直接吸收了其它民族的音乐素材和内容。寺院中的传统曲目《万年观》,就是来自其他兄弟民族的宫庭音乐。据史料《承德避暑山庄清代宫廷、寺庙音乐》一书的记载,清咸丰十一年皇帝在避暑山庄住锡时,为他伺候吹打的乐曲中就有《万年观》。而佛殿乐中的另一曲目《日吾泽阿》,则是来自五台山寺庙的曲目,汉语译为《五台山》。据说拉卜楞寺第四世嘉木样四十三岁时,在北京朝雍和宫,谒见光绪皇帝,并顺路去山西朝五台山。在五台山他受到隆重的接待,乐队伴随着佛事礼仪所演奏出乐曲典雅、舒缓,使他倍受感染和启发。于是,他带回了一些乐谱。返寺后,他对原有的拉卜楞寺法乐队进行了调整和严格训练,亲自指导演奏,使寺院乐队发展很快。佛殿乐的最初演奏,仅以唢呐为主后来建立了具有多种乐器的法乐队。乐器的种类也有增加和调整。佛殿乐队的乐器一般分为:一、吹管乐器甲岭----唢呐柴岭----横笛雄岭----竖箫岗岭----人腿骨笛鹰骨笛雁骨笛杂岭----泥埙、陶埙筒----螺号、法螺筒钦----长号、大号二、弹拨乐器:毕旺----琵琶毕旺居吉巴----单弦琶或琴毕旺居松----三弦琵琶或琴毕旺居芝----多弦琵琶或琴札木年----弦子竹质口簧拉弦乐器中角琴札尼----牛角胡铜胡根卡三、打击乐器札额----腰鼓桑额----铜鼓九铃锣钹、铙 、铃 1止尔布(小铃铎、摇铃)札如---- 鼓、手摇鼓串铃、盘铃达玛如----拨浪鼓达玛----碗形鼓由于藏族乐谱的发明和乐队乐器种类的增加与调整,使佛殿乐的演奏形式,开始由分工的演奏形式所取代。在乐队中,以管子作为乐队的骨干乐器,因为它最适合担任主旋律的演奏,它忠于原曲,不加花点;笙吹出含有和声因素的音符,使乐曲显得活泼,明快;云锣则强调骨干音和强拍音;乐鼓和小钹一拍一音地配合着全曲。这种演奏形式,每件乐器都可独立表现,又能发挥音色的长处,使整个演奏显得丰满而浓厚,听起来相当和谐和整齐。目前,藏传佛教各寺院的乐队编制,大体与清朝宫廷的“中和清乐”编制相仿。各寺院乐队的演奏员,大多是属职业性的。演奏员都是由寺院统一挑出聪明、机智的青年僧用以师带徒的方法学习音乐知识和乐曲演奏。学成后,就职担任演奏员,而一些年迈的演奏员则逐渐退居。总之,从各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藏传佛殿乐,不仅是藏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为研究藏传佛教内涵,研究各民族文化交流史也都提供了宝贵资料。综上所述中国佛教徒自古以来就很重视佛教音乐,认为能达到“宣唱传理,开导众心”的目的。在集众行香时,可起到“静摄专抑”的作用。佛教音乐对于非佛教来说,同样可以欣赏,领略佛教文化深邃的含意,产生净化心灵的效果。——作者 慧云法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来龙去脉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翻阅古今奇闻异事,解读背后来龙去脉。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更多频道内容在这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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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寺苦行僧:比丘一辈子不碰金钱,那他们吃的食物从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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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道源寺,是国内一所戒律严明的尼众寺院。该寺院僧人全部为女性,僧团依止辽宁海城大悲寺修行,与大悲寺同为禅宗沩仰宗法脉。
据报道,海城道源寺与海城大悲寺一样,全体僧人持不捉金钱戒,僧人依照佛陀戒律终身不摸钱,不储蓄。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后,要外出“行脚”半个月左右,行脚途中托钵,只乞食物,不乞金钱。
道源寺僧团从2000年起开始行二时头陀,行脚乞食,至今已有15年历史。目前,道源寺僧团已经走过辽宁、河北、吉林、黑龙江等省份。图为执持锡杖,手捉香炉,身披霞光,行脚野外。
寺院无功德箱,不搞经营买卖。全体僧人日中一食,过午不食,每天睡4个小时,日打坐时间为“五支香”(禅宗术语:燃烧五支香的长度)。图为雨中行走。
日(农历八月十五)凌晨,辽宁省海城道源寺尼众从盘锦道场出发,于当日上午到达盘锦郑家,开始今年的二时头陀(行脚)。途经辽宁盘锦、沟帮子、凌海、葫芦岛、兴城、绥中,河北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等地,于9月22日(农历八月二十九)夜晚至北戴河火车站结束。历时十五天,总行程约六百多里。9月23日(农历八月三十)上午返回寺院。图为行脚路上,忽遇大风。
同为女人,僧与俗。
好奇的路人。
路上遇到被过往车辆碾死的众生,僧人用随身携带的方便铲将众生铲起,就近掩埋,以息其怨气,长养慈悲。
路遇信众顶礼。
沿途不住旅馆、不住人家,不住寺院,露宿野外。图为途中休息,路人围观。
路遇被弃的亡故小猪尸体,僧人们合力挖坑掩埋。
途中信众送来从刀下抢救回的众生,僧人为其做三皈依等放生仪轨,道源寺住持释妙融法师主法。
僧人们威仪具足,为众生进行三皈依等放生仪式。
帮助年长的僧人背起沉重的背包。
休息时打坐。
走过崎岖的小路。
过斋时间将到,僧人被分为多组,前往途经村中乞食。
过斋时间将到,僧人被分为多组,前往途经村中乞食。
60岁的道源寺住持释妙融法师带队前往村中乞食。
僧人分组,前往村中乞食。
与住持同组的僧人须手持锡杖,前往乞食。
依照佛制出家戒律,乞食时只乞食物,不乞金钱。村民布施米饭。
前往村民家乞食。
乞食归来,所有僧人将乞到的食物倒出,交给“净人”(由僧人指定帮助僧人办理特定事宜的居士)
乞食结束后,僧人们依照受持戒律的条数多少和受持戒律的时间长短,依次而坐,等待过斋。
“出食”:僧人们在过斋前先布施食物给鬼神等众生,以熄灭贪心,增长慈悲。
正式过斋前唱“供养文”,反省一天的修行是否对得起这一顿饮食。
僧人过斋。
过斋后,离开乞食地,找一僻静处进行短暂休息。
拿出睡具,在太阳下晾晒以去除潮气。
僧人诵经。
缝补破了的僧服,久而久之,僧服便成为“百衲衣”。
师父为弟子补衣服。
用针挑破脚上磨出的的水泡。
僧人在树下打坐。
捡起枯叶,画上漫画,写下法语。
行脚需要携带的佛门法器——锡杖。
寻找露宿地点。行脚在外,不住人家,不住旅店,露宿野外。
打着手电读经。
铺好睡袋,准备休息。
第二天,继续前行。
这才是真正的佛门中人!请给更多人看看!让我们为她们祈祷,因为她们一直在为我们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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